我会说佛教是理解世界的一种观点，而且是一种相当深奥的观点。但我不会说佛教所说的真理是惟一的真理，那样太自大了

　　本刊记者  施雨华

　　宗萨蒋扬钦哲仁波切显然和一般人印象中的佛教上师有些不同。他被认为是最具现代气息的佛教导师。他的弘法风格鲜明大胆、独树一帜。他喜欢开玩笑，极富幽默感，“讽刺的是”几乎是他的惯用语。他不排斥科技，甚至在法会或日常课诵中使用iPad。他当过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的顾问，后来自己也成了两部电影的导演。和他电影中的小喇嘛一样，他总不错过4年一届的世界杯。

　　1961年，他出生在不丹一个拥有众多伟大上师的佛教家族，7岁那年，他被认证为19世纪西藏最伟大的佛教上师、不分教派(“利美”)运动主要领导者蒋扬钦哲旺波的第三世转世，很小的时候就被引向藏传佛教的许多伟大导师。“仁波切”即是藏人对转世修行者的一种尊称。

　　藏传佛教有极其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方法。宗萨钦哲仁波切回忆，他们这一代成长时，老一代总训斥他们：你们这些小家伙太懒散了；你们这些小家伙太幸运了；你们这些小家伙不够努力。他就想：不够努力是什么意思？我们凌晨两点起床，非常早就入睡。我们没有节日，没有周末，每周没有间歇，每月没有休假，没有父母探望，没有其他孩子做伴。甚至吃饭、睡觉时都有老师在旁边讲佛陀的故事。这叫不够努力？

　　对年轻的祖古(“转世活佛”)或仁波切来说，最重要的训练之一是快速阅读(指发出声音的念诵)。因为口耳相传是藏传佛教保持传承的重要方法，如果想使传承可以延续，仁波切们需要大量诵读：经文、咒语、仪轨。如果不能快速阅读就不可能完成。光是学这个就要5年时间，这个时候，普通孩子多半在学习语文、数学、科学。

　　现在，训练方法完全变了。面对新一代修行者时，宗萨钦哲仁波切的心境，有点像当年的老一代，“和我们相比他们太容易了。他们有那么多玩具、那么多假日，他们的父母会提出‘我们家仁波切需要这个需要那个’。他们还看电视，怎么都行，你明白吗？我不会说变糟了，我不知道，但变化是确定无疑的。”

　　而回想起自己的导师们时，宗萨钦哲仁波切满怀感激：“我现在50岁，我希望能倒回25年。那时我还不懂得好好珍惜他们。如果回到过去，有那么多事可以做。比如，我希望25年前我有台录音机，或者摄像机。但你知道当时并没有。”

　　如今，他在不丹和印度建立了多所佛学院。他监督的悉达多本愿佛学会在全世界有6个教学及修行中心。同时他还负责钦哲、莲心两个非营利基金会。自2010年起，仁波切发起“84000”佛典传译计划。这是一项长期的全球行动，目标是将浩瀚的佛教典籍翻译为现代语言，让全世界共享。

　　在世界各地讲授佛法，自然要经常使用英语——这次的采访就是用英语进行的。但宗萨钦哲仁波切说，他并没怎么学过英语，最多不超过半年。有中国朋友建议他学汉语，他非常有兴趣，“但在我这个年纪，不得不学4000个词太令人气馁了。”他说他喜欢北京人的腔调，如果真想说，会试着学一点北京话。

　　在他看来，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和那些新加坡人、香港人或台湾人——他们都宣称有志于成为佛教徒——有相当差异。许多时候他似乎更喜欢大陆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包袱，就像空白的画布。而在新加坡那样的地方，对佛教已经有先入之见，人们在向上师求教前头脑里也许已经有自己的答案了。

　　目前，他已经有4部著作译成中文。其中《正见：佛陀的证悟》试图用最简单的语言说明佛教与其他宗教有何不同，佛的“四法印”(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如何理解。《佛教的见地与修道》则是深入浅出、精简全面的佛教通论。另外两本是《人间是剧场》、《朝圣：到印度圣地做什么》。

　　宗萨钦哲仁波切和电影结缘还是在英国读硕士时。“当时贝托鲁奇正打算拍电影《小活佛》，想要一些哲学上的建议。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刚好遇到他，告诉他有个喇嘛喜欢电影，他们联系上了我。在现场我见到了中国最好的演员之一：英若诚。”

　　后来，他去纽约电影学院读了电影专业。他导演的两部佛教主题电影朴素而耐人寻味。《高山上的世界杯》说的是小喇嘛为看世界杯费尽周折的故事。《旅行者与魔法师》则讲述一心去美国开始新生活的不丹年轻人如何在路途中改变了心境。第3部《VARA》(“Vara”梵文中意为加持、恩惠)目前正在进行。

　　我们问他，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宗教传承的使命，他原本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人。他说，他出生在一个宗教家庭，没有很多东西可以参照。不过他也许不介意成为另一个人，比如“一个有特色的经济学家”。

　　佛教是现代的、民主的

　　人物周刊：佛学是真理还是对世界的一种见解？

　　仁波切：如同所有的思想路径或体系，佛教对整个世界，以及个人世界——我们自己，有一种独有的见解。因为说到底是自我“创造”了整个世界。禅宗有个说法：学佛是为了了解自我，而了解自我是为了明白自我并不存在。以此为背景，我会说佛教对自我和世界的真相是什么有相当复杂的分析和见解。如果你检视佛教的教法，比如关于无常的教导，关于缘起的教导，你可以分析，甚至带一些怀疑的态度，判断它们是不是正确的。我会说佛教是理解世界的一种观点，而且是一种相当深奥的观点。我不会说佛教所说的真理是惟一的真理。那么说太自大了。作为一个佛教徒，我认为佛教所说的真理针对的是个体性体验。就我而言它是足够的、令人满意的。

　　人物周刊：我们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佛教徒？

　　仁波切：我可能会问，你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社会主义者？这有点类似。社会主义哲学很好，它是以人为本的。但社会主义者可能很多变，有人也许表现得像是很好的社会主义者，事实上却是资产阶级甚至真正的资本家。所以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徒是很困难的。

　　佛教真的相当复杂，你不可能弄出一本小册子，说这就是佛教徒行为举止的守则。甚至我自己，尽管已成为佛教徒50年了，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正的佛教徒。一个佛教徒可能表现得非常有道德、温和、平静等等。如果我受到考验，例如被强迫不能吃午餐或晚餐，我想我会发脾气的。但发脾气并不必然意味着你不是佛教徒。按传统，你可以从皈依与否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佛教徒。但也可以说，如果你接受四法印，至少在智性上，你可以说你是佛教徒。

　　我今天刚跟人谈到，在大乘佛教中，特别是在中国，你们尊崇伟大的禅宗大师，也尊崇济公这样的人。这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禅宗大师们容貌美好，非常安详，而济公是个醉鬼对吗？没有谁说，“这不是佛教徒。”这显示出智慧总是超越二元判断的。如果你要定义何为佛教徒，这似乎是惟一的方式。

　　人物周刊：相比佛教，基督教近些年在中国发展得很快，对此您怎么看？

　　仁波切：我当然赞成信仰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不只是他们的精神道路，也包括生活方式。但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心灵，没有心灵我们的肉体就与尸体无异。精神道路是心理性的，和你的精神——如果你喜欢神学词汇——灵魂有关。如果中国人真在探寻精神道路，而且在这种探寻中找到了基督教，那很好。如果他们所找到的答案是伊斯兰教，也很好。但如果一个人没去探寻，被强加了一条道路，或是被恩惠和贿赂暗中旁敲侧击，我就会有疑虑了。选择精神道路就像堕入爱河，如果你选择一种宗教是因为金钱等等，那这就像娶一个妻子或嫁一个丈夫是因为对方富有。这不是发自内心的。只要人们真诚探寻，他们选择任何道路都是好的。

　　人物周刊：在《正见》中，您说佛教比基督教更平等更现代。为什么这么说？

　　仁波切：佛陀说过，“你是你自己的导师，无人在你之上。”佛陀还说过，“请来了解。”他没说，“请来加入。”他说他的教导必须受到检查和分析，他的道路不应该只是在字面意义上被接受，他鼓励这样的分析。他说不应该有指定的领导者创建和强迫推行规则，拥有权力的是僧伽(僧侣团体)。这就是民主。

　　佛陀教导说，时间是相对的，外在的全能的造物主并不真正存在。他说每个人都有基本的人类良善，都有觉悟的潜能。这种潜能必须从内部发现或唤醒，不靠任何人给予。你也无须向某个人乞求觉悟。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佛教是相当现代和平等的。另外，佛陀的教导，例如四圣谛或四法印，如果你细看一下，它确实并不受限于地域或文化。诸行无常这个事实并非只在印度是真的，在中国和欧洲也是如此。因此，它是非常客观的，真的不是说某种神秘的东西。如果你深入观察，佛教和现代思想更为协调。

　　佛教徒怎么看普世价值

　　人物周刊：在中国，近来我们经常谈到自由、平等和民主。对佛教徒，一般人所说的普世价值意味着什么？他们应该怎么看这些价值？

　　仁波切：普世价值，像爱、仁慈、怜悯、创造力和自由是非常重要的。但佛教徒谈到自由时，也许更重要的是内在自由。一旦一个人由内在获得自由，他就永远自由了。事实上这种自由是佛教教授了那么多年的核心主题。

　　中国和印度，一度出现过一些大思想家和智者——我们的祖先中有佛陀、孔子、老子、庄子，他们如此智慧。在我看来，佛陀的缘起观对现代中国和印度都非常有益，而中国人和印度人却正在忘记它。在西方人们是非常独立的，缘起的观念对他们而言是很新的，但它在这里已经存在3000年了。

　　这和时事很有关系。比如说环境，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的物质灾难。国家正在实现所谓的“富有”，但仅仅是物质上的富有。人们忘记了一切都是相互关联的。我们砍了树做报纸。若干年后或者一代人后，我们的孩子会苦于空气污染。我觉得像印度和中国应该在幼儿园阶段就引入缘起哲学，让孩子们明白任何事都有后果。你所用的纸有后果，印度或亚马逊很多树被砍，就是为了制造这些纸。如果能给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我们就能在10年、20年、30年内提高人们的意识。

　　我们甚至不需要老师们说这是佛教所教导的，这无关紧要。一旦他们理解了那些原理，爱和怜悯自然会生发。就像我们说，爱你的邻居。当我们爱自己的邻居时，这不应该只是一种宗教行为，而应该是常识性的行为。我们做某些事是因为我们知道它起作用。

　　人物周刊：在《正见》中您说，“即使从非常实用性的角度来看，以心灵为目标的物质主义，比起纯粹为物质的物质主义，更具有长远的利益。”您能否举个例子说明什么是“以心灵为目标的物质主义”？它为什么比为物质的物质主义更具有长远利益？

　　仁波切：一般来说，这个世界的人，尤其是现代世界的人，对自己心灵的思考是不够的。我们自私、自我中心，可是我们没有深思过自己的心灵。而且即使想到了心灵也总和物质的东西联系起来。比如，怎么让自己快乐？我需要买一辆车，那会让我快乐。这和物质有关。但如果我们去森林里散步，我们不是去占有森林，我们不会把森林搬回家，你只是在森林里散步，就能以比买车少得多的努力获得持久得多的快乐。这就是我要说的：沉思。我说的甚至不是精神修行，只是自省而已。现代世界的人缺乏自省。比如愤怒时我们发泄出来，而不是想想愤怒本身是怎么回事。

生命无常不是个坏消息

　　人物周刊：我们怎么能够在认识到生命无常之后却不陷入悲观？

　　仁波切：很多时候人们将无常理解为否定和悲观的，仿佛它是个坏消息。然而，对无常的理解未必非得是悲观的。正因为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才有希望和改善的机会，有努力工作、心怀抱负的理由。如果事物不是无常的，你在一个悲惨的处境中，就会一直陷在那里。比如说今天你很沮丧，多亏了无常，你才有机会从沮丧的处境中摆脱出来。此外，明白生命多么无常，的确有助于我们感恩。忘记无常时，我们倾向于把事情看得理所当然。就像我经常说的，我们购物时，就像自己还要再活1000年似的。由于每个人都这么做，我们因过度而破坏了世界。我们买了太多不必要的东西，做了太多不必要的事。我们那么做是因为有点忘记生命的暂时性了。

　　人物周刊：接受无常，虚妄的期待、失望会消失，但并不能改变无常本身，改变的只是心境。心境改变是否也可能源于自欺，怎么区分觉悟和自欺？区分两者是有分别心吗？

　　仁波切：这个问题有点难。觉悟与对真理的绝对认识有关，和自欺完全是两回事。在相对层面上说无常无法改变是对的。诸行无常，这是事实。所有已降世的生命都注定死亡，这也是事实。然而，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些只是相对结论。这对常人可能稍微有一点难以理解：瑜伽修行者或禅修者超越时间、空间和各种对无常和恒常的区分。所以一旦达到那个层次，无常只是相对真理，一个人甚至可以超越无常。我想这就是佛教徒试图达到的境界。

　　人物周刊：您说真正的空性觉知一切事物。根据进化论，人是动物进化而来的，不同的是人具有意识，能觉知。在人这个物种出现前世界本性是不被觉知的吗？有觉知者的世界和没有觉知者的世界，本性是相同的吗？

　　仁波切：我们必须界定我们说的“觉知”是什么。可能动物没有跟人一样的觉知，但它们确实有觉知。在某些宗教中，允许杀死、食用鱼和兽类这样的物种，因为它们被认为是作为人类的食物而创造的。在佛教中完全不是这样。动物可能不会上大学不会读文学，它们没有那种觉知，但它们的确有一些觉知。它们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母亲，它们能分辨出某些危险，试着避免伤痛。它们可能不知道当一柄锋利的刀伸向脖子时，意味着它们生命的终结，但在许多方面我们人类何尝不是如此。空气和水中飘浮着大量辐射和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毒的东西——有一天我们会意识到它们有毒。所以觉知是个宽泛的词语，是我们要细想的。

　　人物周刊：以佛教的因缘论来看，人有自由意志吗？

　　仁波切：人类确实有自由意志，同时他们又没有。就像这样：在你煮一个鸡蛋前，你有自由意志，你知道你有煮、不煮或煮到一半熟的自由。但一旦你煮到90%，除非你是圣人，再想扭转就很难了。所以我必须谨慎回答。我们什么时候说人有自由意志？可以说我们在一开始有选择的自由吗？是的。我们在当中还有选择的自由吗？也许有。即将结束时我们还有选择的自由吗？也许没有。

　　我不介意成为经济学家

　　人物周刊：据我所知您谈过恋爱，但没有结婚也没有出家。这和一般理解的佛教徒有些不同？

　　仁波切：是有所不同，有时会令人困惑，但基本上这取决于你想不想受出家戒。如果受了出家戒，你当然不被允许结婚。午餐后进食或触碰黄金都是不允许的。在缅甸、斯里兰卡和泰国，戒律系统可能是最完备的。在西藏因为密宗的学习和修行，现在不是每个人都会出家。我总是觉得出家不容易，结婚也很难。(大笑)所以我有点悬而未决，而且也许会保持这样的状态。最后我也许会结婚，也许会成为僧侣，这可说不准。

　　人物周刊：您是否已经做到没有机心？

　　仁波切：这真是一个好问题。许多时候，我清楚自己有机心。但多数时候是我有机心，而我没有意识到。我以无私、善良、慈悲开始做某事，但自私悄悄混进来，已经为机心画好了蓝图。

　　人物周刊：《高山上的世界杯》中，老喇嘛怀有深切的乡愁，对修道者来说，乡愁是不是一种执著？您有乡愁吗？您把何处视为故乡？

　　仁波切：有。我出生在不丹，是不丹公民。我真的关心不丹人的幸福，关心不丹的年轻人。但文化上我非常醉心于或者说敬畏印度。这儿有300种不同的活的语言，有诗歌，有3000年历史的舞蹈和音乐，这些都令我着迷。所以文化上说，在印度我感觉很自在。或许这也因为我是佛教徒，佛陀可以说是一个印度人。除此之外，我越来越少有“在家”的感觉。世界变得这么小，你可以在香港喝到新西兰的猕猴桃汁，基本上你想买什么就可以买到什么。任何你在纽约能得到的，在香港也能得到，商店看上去都一个样。遗憾的是，它们都努力变得一样。

　　人物周刊：您对死亡还有恐惧吗？

　　仁波切：非常恐惧。也许使我保持成为一个不那么糟的佛教徒的，就只有这件事(对死亡的恐惧)。而死亡的不确定性甚至更糟。

　　人物周刊：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没有宗教传承使命，自己原本可能成为另一个人？

　　仁波切：自我从母体降生，我就在一个宗教家庭生活。所以，我没有太多参照点。实际上，我近来在和一个朋友谈论经济，我想我不介意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不过，我会努力成为一个“有特色的经济学家”——一个有宏大的或者更健康的动机的经济学家。可能我也愿意出生在非洲某个地方，我听说那里的男人会为自己化妆，取悦女人，我挺喜欢在自己身上画点什么的。

　　
(采访执行人：Florence Koh ,Thirty Sun；翻译校对：Amelia chow,Liz cao ,Tony wen；摄影：Pawo Choyning Dorji，《穿越》记者吴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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