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因在其正文部分收录上百英文缩写而遭遇“违法”指控。发起此事的学者们认为自己在捍卫汉语的纯洁，在他们看来西文字母出现在汉语词典是对母语文明的某种背叛，甚至涉及文化安全；但在另一方眼中，选录西文缩写只是对当下语言现实的面对与承认，这样的规模和形式根本不足以撼动汉语的根基，对此无需大惊小怪。

　　无论此次事件结果如何，汉语在当下确实处于某种更为复杂的“危机”之中。首先，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语言来势汹汹，新词令人应接不暇。其次，在中国的教育系统中，对英文的重视程度远远超过中文；同时，国人对于作为当代汉语根源文化的古汉语早已荒废。再次，港台地区流行文化也带来了对汉语文字的新的冲击。

　　中国的汉语言文字，的确处于自一百多年前的清末民初以来的又一次大变革的浪潮之中。

　　回首前尘，清末民初以西方和日本先进文化的进入对传统汉语言文化的开始了第一波的冲击。1919年“五四运动”文言文改白话文的变革应属第二波。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地区推行简体字的改革应属第三波？几乎每一个经济和社会的变革，都给数千年历史的汉语言文字留下自己的印记。

　　但这一切似乎不可避免。一个开放的国家，处于网络时代，文化相互融入是必定会发生的现实，而语言变化是最明显的表征。对于母语的保护可以有相关的政策倾斜，对于一本母语词典是否可以出现外语也可制定法规。毕竟，汉语词典的编纂是我们民族语言文化的大事，应该采取最为严谨的治学态度。更重要的是，在日常语境中，应该以更加包容和开放的心态去看待新语言与母语的相互影响，而非简单的拒斥。一些已被人熟知的外文缩写没必要硬译为中文，而一些新涌现的网络语言因其切中时代气质的精准表达也会为汉语增添新的色彩，另外那些无意义、空洞的新辞藻随着时间流逝最终自然会被淘洗。时间才是验证一个词语生命力的法官。

　　对于母语的保卫，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它的文明，面对它的现实，以及以包容心态看待它的变化。

　　一本词典引发的检举

　　一本汉语词典收录了数百个英文缩略词，从而引发了多名学者关于汉语纯洁及文化安全的担忧

　　本刊记者/唐磊  文/王钇淼

　　三个印着“商务印书馆”字样的绿色购物袋摆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接待室门外的地上，其中两袋都装着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他们也开始行动了。”李敏生看到三个袋子后脱口而出。

　　9月3日下午，“百余学者举报《现代汉语词典》违法”的核心人物李敏生等人再次来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补交检举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材料。保安用拖车将三个袋子拖走不到一分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国家版权局、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办公室联合举报中心的3号接待员再次到接待室，听取并接收了李敏生等人补交的检举材料。

　　“最有成效就是NBA改为美职联”

　　2012年6月，有记者参加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座谈会后给傅振国打电话说，《现代汉语词典》又把美职篮改为NBA了，问傅有何看法。傅振国回答说，挺好的，为大家提供便利。

　　傅振国退休前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2009年，爱好摄影的傅振国买了一本摄影杂志，他发现里面的文章夹杂着大量的直接用英文标写的人名、地名。“我想会不会过几十年，汉语成了汉英混杂的语言。”傅振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后来我很喜欢的一本杂志很多文章中外国公司等也没有翻译，这又加深对我的刺激。如果这种现象不加以制止，过几十年后英汉混杂的程度会越来越严重。”

　　从2009年起，傅振国开始不断写文章呼吁“保卫汉语”。傅振国将文章寄到教育部等单位，“教育部部长亲自给我打电话说，傅振国同志，你的信我看了，非常感动，我把你的信转给国家语委了。”傅振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当年也找我谈过话，他们表态要解决这些问题，但之后又没有音讯了。”

　　2010年2月28日，两会前夕，傅振国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建国写信，反映汉英混杂的问题。李建国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就此事开座谈会，但会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一周后，傅振国又给几位国家领导写信，3天后，就出乎意料得到批示。2010年4月开始，中央电视台在涉及NBA、CBA、F1等运动的各档节目中都改变了称谓，用美职篮、中职篮、一级方程式等中文代替。“最有成效就是央视5套把NBA改为美职篮。但除了这个之外就没有任何有成效的回应了。”傅振国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很快，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出版发行的各种新闻在2012年7月陆续见诸媒体。

　　“有一天，我在央视新闻等节目中看到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的发言说，过去媒体有的写NBA，有的写美职篮，完全不统一，现在有了字典(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是一个规范，以后可以叫NBA，不要拗口说美职篮。”北京社科院研究院王文元最近十多年的主要研究都集中在汉字，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于殿利为什么会觉得说中国话(美职篮)拗口。我深深受到了刺激。”

　　7月17日，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修订主持人之一的中国社科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主任谭景春曾对《中国之声》表示，美国职业篮球联赛，收录的是英文简称NBA，而不是中文简称美职篮，是因为“NBA它比较通行，美职篮听着也别扭，所以(NBA)就收进来了，这个有争议是没问题的，但是还是得尊重语言实际，尊重规律尊重事实”。

　　11次会议研究检举

　　王文元让妻子到西单图书大厦买了一本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一看不得了了，我怒不可遏。词典修订团队里的很多成员，我们很熟，我本来想打电话质问，但觉得吵起来就不好了。”王文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第1750页到1755页中，收录了如BBS、AV、FAX、GDP、IMAX、UFO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在该词典的《总目》中标明，词典正文是从第1页到第1755页。这些词被放在词典正文中，而不是放在1757页开始、并用粉色纸张印刷区分的附录中。在王文元、傅振国等人看来，这是无法接受的。

　　“这些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没跟其他汉字放在一起，是因为找不到逻辑关系，而放在正文最后。”北京社科院研究员王文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文化有安全的问题，再国际化，也不能把自己的文字搞乱。”

　　王文元查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后，觉得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有违法嫌疑。他开始和身边志在研究汉字的朋友联系，希望将此情况向上级部门反映。研究汉字几十年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敏生很快响应，并成为后来“百余学者举报《现代汉语词典》违法”的领军人物。

　　在李敏生研究汉字的朋友中，有一名来自湖南的退休中学英语老师罗业健。75岁的罗业健经常去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反映自己发现的不规范使用汉语的情况，工作人员向他介绍了傅振国。李敏生、王文元等人第一次商讨对策时，罗业健请傅振国一同前往，这些人成为“百余学者举报《现代汉语词典》违法”十余人核心团队的成员，负责组织开会、送检举信等工作。

　　一个月内，大家开了11次会议，多则二三十人参加，少则十几个人。会议主要学习研究国家相关法规、通知，并研究了法国、俄罗斯、印尼、尼泊尔等11个国家对保护本国语言文字的相关规定。

　　“以前鲁迅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包括以前有人说计算机宣告汉字的灭亡，那些再怎么错都是只个理论、口号。但是《现代汉语词典》是实践和行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李敏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以前的版本，也收入了西文字母词语，但没有引起我们足够重视。”

　　会议商定，联名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并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举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正文收录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出版管理条例》(国务院第594号令)、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规范出版物文字使用的通知》等法规。

　　联名检举

　　8月27日，200余人参加的第12次会议在中国社科院召开。“只要是热爱汉字，保护汉字的人都可以参加。”罗业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参加这次大会的多是响应李敏生等人号召的专家学者，也有听说此事特意赶来的。李敏生说，只要发出邀请，没有拒绝来参加的。

　　会上，很多人还提出了关于汉语保护的其他意见，最终决定此次检举信只针对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按会议要求，每个人签名检举信时要包括签名、联系方式、工作单位等信息。但收上来的签名检举信很多不符合规范，最终只选择其中120个信息齐全的采用。

　　8月28日，李敏生、王文元、罗业健送检举信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傅振国、宇文永权、陈淑红送检举信到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

　　“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综合处副处长接待我们，我不想搞得太严肃，就说‘第6版汉语词典出来了，里面收录了一些字母词，有一批老的学者对这事有些意见，派我们几个代表送给你们’。副处长说马上跟领导反映。”傅振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真的没想到这次会以这么严肃的形式(送检举信)，我之前是建议的是成立一个高效的翻译委员会，一有外来语就马上翻译成中文，供给大家使用。国家制定一个规范，比如‘X光’要保留，国家要规定保留，就可以保留字母词。这些老学者啊，对于汉字是非常的执着，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这可是非常可贵。”

　　经媒体报道，“百余学者举报《现代汉语词典》违法”引起热议。商务印书馆总编室主任刘祚臣对媒体表示，国务院办公厅的秘书局2010年出台一个文件，其中规定，对于国家权威机构，编写的汉语词典中收录的字母词，已有对应汉语译名的，可以使用汉语译名，没有对应的则完全可以收录。

　　第6版修订主持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江蓝生对人民网表示：“《现代汉语词典》在附编加上西文字母开头的字母词根本不违法。李敏生等同志的举报概念混乱、逻辑混乱，对国家的法律条文断章取义，这不是一个学者所应取的态度。”

出于回应，李敏生等人写了第二封检举信，于9月3日下午送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

　　王文元曾想过到法院起诉商务印书馆，他到东城区中级人民法院咨询，接待员说不受理。“接待员赞同我的观点，但他告诉我，这种情况是先告知主管部门，如果主管部门不管，就先告主管部门。”王文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江蓝生说，在不必要时尽量少使用西文字母开头词，我觉得是客观的。随着国际化深入，势必有更多的英语缩略词等进入，这点我完全承认。我们不反对国际化和吸收西方语言有价值的词汇特别是科技词汇。我们说 NBA是可以的，但不能入词典。”


“保卫”汉语？

　担心字母词汇威胁了汉语纯洁性的背后，更迫切的，是怎样在既定规范与现实使用的张力中，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使汉语保持独立而健康的发展

　　本刊记者/杨正莲  文/张郡

　　曾被认为是第一部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的《现代汉语词典》(下称“现汉”)，在历时5年的最新修订之后，却被举报为“违法”。举报者言辞激烈，称其“从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这一根本搞乱汉语汉字”“这是汉字拉丁化百年以来对汉字的最严重的破坏，这是一场历史空前的汉字大动乱”“这是一场自毁长城的文化内乱，是中国文化空前的大灾难”“中华汉字文化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等等。

　　引火上身的，是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第6版“现汉”收录了“NBA”等239个英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这让中国辞书学会会长、“现汉”第6版修订主持人之一江蓝生哭笑不得，她对于这样的指控很不理解：“一部词典收录了239条字母词就威胁到我们的汉字文化，就让我们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那我们的汉字文化也太脆弱了。”

　　不过，所有人都清楚，争端背后是对汉语现状的担忧。“别看他们表面上观点非常对立，实际上是出于同一种焦虑，对汉语现状的焦虑，只是焦虑的方向不一样。”《外语研究》主编杨晓荣虽然在南京工作，但她对这场发端于北京的争论非常关注，她认为：“收新词的人，怕跟不上现代汉语的变化；而另一种担心则相反，怕杂七杂八的东西多了，会污染汉语。”

　　外来语真的会污染汉语吗？在眼下这个文化交流和碰撞频繁的时代，语言作为一种沟通交流工具，又该如何适应时代，在“求变”与“规范”的张力中，保持独立而健康的发展？

　　字母词“入侵”

　　江蓝生怎么也想不到，从1978年正式出版至今已有34个年头的“现汉”，居然在她手上落下个“违法”的名声。

　　8月27日，100多名专家、学者举行了一场“保卫汉语学术研讨会”，会上通过了一份检举信，并由与会者分别签名。这份检举信认为，《现汉》第6版收录了239条英语缩略语在内容上违反了法律和法规。次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和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傅振国带头，分别将检举信送到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

　　在举报方看来，这个问题是涉及到我国文字安全、文化安全和中华民族文字尊严的问题。他们担心，现在把239个英文词放在汉语词典正文里，有朝一日也会把法文词、德文词、日文词收入汉语词典，汉语词典将成为“一语双文”“一语三文”甚至“一语四文”，长此以往，汉语汉字的尊严在哪里？我国民族语言文字的安全性在哪里？还能不能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此言一出，舆论哗然。“违不违法，我觉得还没到那种程度，没到那个层面上。”9月3日上午，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高永伟在电话中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高永伟的研究方向是现代英语、双语辞书编纂、词典编纂史，曾经参加过《英汉大词典》《朗文袖珍成语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6版)《英汉汉英袖珍词典》、《当代英语新词语词典》等多部词典的编撰工作。“你去翻词典，‘现汉’第5版就有字母词了，为什么那个时候没有指出来？”

　　事实上，从1978年第1版开始，“现汉”已经收录有字母词，其中有国产的“阿Q”，外来词“三K党”等，维生素的名称最初是维生素甲、乙……但天干地支不够用，最后还是称为维生素A、B……K等，不过，纯粹以西文字母开头的单词由于无法排序，还是没有开禁，“X光”虽然早在1903年就进了当时的词典《新尔雅》，在这一版“现汉”里还是被写作“爱克斯光”。

　　1978年这一版“现汉”最终收录的夹带字母于中尾部的词语有11条词；1996年第3版中，已正式有“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这一名目，收词数目为39条，只不过，当时算作词典附录；但2001年商务印出馆出版的《新华词典》中，已经将所收录的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算作正文的一部分，在末尾单列，共有87条；早两年前出版的《辞海》，也以同样的方式收录了126个字母开头的词语。

　　从数量上看，是11到239，而且收录了以字母开头的词语；从地位上看，是从附录转为正文末尾，似乎会有字母词正在“入侵”中国汉语系统的感觉，但在高永伟看来，字母词的大量使用，只是体现了语言使用的从简趋势，尤其是在网络化、数码化的现代社会，许多英文缩略词，翻译成汉语很长，又不易理解，与此同时，还有许多是汉语自行发展出的首字母缩写词语，比如GB(国家标准)，RMB(人民币)等。

　　“很多我们是作为附录处理的，表明这是一个过渡，有些词汇可能就是语言的过客，流行一段时间后可能就会消失。”高永伟认为，这类词出现在汉语中，看起来显得不伦不类，“但从词汇量来讲，它丰富了我们的语言，填补了我们的需要。”

　　高永伟的这种观点与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看法不谋而和。吕先生提倡，在对待新生语的入境或产生时，应抱着“宁滥勿缺”的态度。

　　语言是很民主的东西

　　得知百名专家联名举报“现汉”违法时，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字学教授张豫峰正在云南参加中国语言学会，但在这个上百名业内学者头脑风暴的专业盛会上，并没有人提及此事，张豫峰本人也觉得举报“有点大惊小怪”。

　　“在任何语言的历史发展中，外来词都占了很大比例。”9月3日晚，刚刚从云南回到上海的张豫峰在电话中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语言，要承认客观事实，词典就应该科学地对待这些高频使用的外来词。“词汇是不同文化碰撞和语言碰撞中最活跃的因素，两种词汇一交叉，就会产生大量借词。”她说，这用不着大惊小怪。

　　英语曾和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凯尔特语、西班牙语等发生过接触和碰撞，现代英语中的外来词占词语总量的50%以上；日语更是“拿来主义”的典范，大量词汇来自中文，还有一些源于英语，一个普通日本人的语汇中至少有3%是外来词。

　　汉语也无法独善其身。从先秦开始，匈奴语、突厥语、鲜卑语、蒙古语、阿拉伯语等周边地区的语言，就不断地与汉语发生交叉和感染；东汉到五代时期大规模的佛经翻译工作，更将中亚的各种语言带入汉语；鸦片战争后，欧美各国的科学文化陆续进入中国，也带来了大量以英语为主的现代印欧词汇，随着众多寻求救国之道的中国知识分子东渡日本，大量日语词汇也开始进入汉语。

　　因此，许多今天习以为常的词语，并非是中国土著出身。比如，葡萄、胭脂、琵琶、狮子、豆蔻、菩萨、塔……

　　比较有趣的是“胡”。这个字本为匈奴人的自称，进入汉语后用来泛指北方和西方的非中原民族，如匈奴、波斯等，后来成为非常活跃的构词语素。比如，对于来自这些地区的物产，多用“胡”组词，胡萝卜、胡琴、胡桃、胡蜂、胡椒等都是如此；匈奴民风彪悍，汉初不断南下袭扰中原，老百姓对匈奴既怕又恨，还带着一丝鄙夷，于是又引申出“蛮不讲理、随性而来”的修饰义，产生了一大批带有这种感情倾向的词语，如：胡闹、胡来、胡说八道、胡搅蛮缠、胡作非为、胡言乱语，等等。

　　只不过，旧时的外来词进入汉语时，大多经过了“汉化”过程，有意无意地按汉族心理和习惯改造，使之成为符合汉语习惯的词，北师大教授朱瑞平形容这是“用水磨功改造”，因此，“国人几乎不觉其‘外’”。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主任石定栩则认为，语言是很民主的东西，人民觉得什么好，就会用什么，不会以任何专家学者的意志为转移，“但完全可以用中文表达的东西，一定要写成英文，那也没意思。”石定栩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英语已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不能因此认为，汉语已经丧失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中国的小学和幼儿园教育还是以汉语为主。

　　不过，北师大教授朱瑞平提醒，汉英夹杂日益盛行，确实在某种程度上给一些人的理解和运用设置障碍，“语言文字是具有系统性的，要便于使用，GDP、MPI，多少中国人懂？翻译成汉语后多少人不懂？在使用过程中，要全面考虑。直接说NBA，还是有些人不知道，我们的视点不能只是城市里一些时髦人，或只面向一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国更多的人不是这些精英阶层。”

　　《外语研究》主编杨晓荣从一开始就很关注“现汉”是否违法之争，从提倡语言规范的角度来讲，她非常认可这种努力，这是保持民族语言有力量有尊严主流化的一种表现，但她丝毫不担心，汉语会因此被污染。

　　“要相信汉语本身有能力自我净化，”她说，“生动流变的语言本身就有一种通过使用来选择和淘汰的能力，新词进入必然会经过这个检验过程，既定规范和现实使用之间存在张力，才说明语言是活的，而且活得清醒。”

　　汉语不乐观

　　当然，举报方坦言，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并非是简单的收录西文开头单词一事。

　　8月29日上午做客人民网时，举报方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敏生表示：“我们根本目的是继承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卫我们中华文化的根本——汉语汉字。”

　　字母词被收录词典的背后，是外来词大量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随着新技术、新事物、新概念不断产生和引进，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并覆盖了科技、通信、经济、教育、医疗、娱乐等各个领域，其中很多正在或者己经成为常用词语，如GDP、CT、KTV、ATM机等。

　　让举报方有些反感的，大概是这些词语在经过音译或意译进入正式有汉语系统的消化之前，就被“生吞活剥”地用上了。

　　“直接使用字母词有很多原因，主要是英语在全球影响力最大，通过英美国家的科技实力、文化影响来传播的词语特别多，有权威性、优越性的东西自然会被快速传播。”高永伟认为，必须要看到，在各种语言接触日益频繁的状况下，汉语尚未取得输出国的地位，“原因很多，历史原因，国力原因，语言的局限性等等。”

　　同时，在急剧变革的社会转型期，大量涌入的新词迎合了人们求新、求变的心理，语言使用者在表达过程中也喜欢追求一种新鲜的语言力量，“语不惊人死不休”。《外语研究》主编杨晓荣将这种现象归结为年轻人的亚文化心理，“为了表现一种区别于主流的语言色彩”。

　　另一股推动力，或许来自政府。

　　1984年，英语以第三大主科地位进驻高考，开启了英语的学校教育之路；1986年，职称评定也与外语水平联系起来，科教文卫各行各业的专业技术人员参与评定职称必须通过外语水平测定，于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中国兴起了建国后的第一次英语学习热潮。这股热潮始终没有退去，如今已发展到学习英语从小学开始，从幼儿园开始，甚至从胎教开始。

　　“我磕foot了。”

　　“是左foot还是右foot?”

　　“左foot。”

　　这是一位媒体编辑亲耳听到的亲戚与他5岁孩子的现实对话。这位家长要求孩子，在可以用英语表达的时候，不能使用汉语，希望以此锻炼孩子的英语水平。这位媒体编辑因此而担忧，“词典收录几个字母词就大惊小怪，那我们生活中真实发生的这些现实例子，是不是对汉语造成了更大的威胁？”

　　复旦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副院长高永伟也认为，相比于对词典收录字母词的苛责，国内对英语教育的重视程度确实有些过火，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主任石定栩也表示应该重视这种现象，因为“结果很可能是什么语言都不会，英语和汉语都学不好”。

　　对汉语水平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贺阳组织学生对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319名学生进行了一项大学生汉语文学应用能力测试，结果显示，在语言文字能力上，30%的学生不及格，68%的学生得分在70分以下，其中有超过六成的受访者坦言，自己“词语储备不够，经常感觉词穷”，将近三成在“词语的使用、搭配”中感觉困难等。

对于汉语应用能力的危机，超过一半的受调查者将其归因于“很多人重视外语学习，轻视汉语学习”，另有超过四成的人认为，“现在人喜欢解构汉语，稀奇古怪的词语层出不穷”。

　　同年11月25日起，傅振国在人民网博客上发表“保卫汉语”系列博文，这些文章引发热议，并受到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国家语委、教育部语言司领导的重视与肯定。三年后，傅也成为此次举报“现汉”违法的带头人之一。

　　香港理工大学中文及双语学系教授蒋严认为，无论从何种角度说，如此多专家关心语言问题是好事。“不管他们是不是做这方面工作，不管他们提的意见从专业人士的角度来说是不是合理，总之大家都在关心这个事情。”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这是文化层面的问题，应该多方讨论，讨论越多，越说明：语文很重要。”

圣人的苦役：《现代汉语词典》56年

　　作为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现代汉语词典，也是近30多年来现代各类汉语词典的母典，“现汉”自1978年第一版以来，已印刷440余次，发行5000余万册，然而，“现汉”的整个编撰历程，事实上几乎贯穿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所有历史。这个历程，始终命运多舛，还曾被迫中止，即便已经收录的词条、义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主动或被迫进行着不断的更改

　　本刊特约撰稿/郭凌鹤

　　地上的纸箱里堆着过期的杂志和报纸，折叠椅和木凳依然是上世纪90年代的朴素式样，中国几乎人手一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就诞生在这里——北京建国门内大街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办公室。

　　韩敬体掏出钥匙，打开古旧的铁皮档案柜，颤巍巍地捧出几本青灰色封皮、微黄色内页《现代汉语词典》：“这些词典都是按照时间顺序排列好的，别弄乱了。”鲜红封皮的第六版“现汉”被小心翼翼地排在最后一位。72岁的他曾是词典编辑室的主任，亦是唯一见证《现汉》五次修订的元老级人物。

　　作为中国第一部规范性现代汉语词典，也是近30多年来现代各类汉语词典的母典，“现汉”自1978年第一版问世以来，已印刷440余次，发行5000余万册，然而，“现汉”的整个编撰历程，事实上几乎贯穿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所有历史。这个历程，始终命运多舛，还曾被迫中止，即便已经收录的词条、义项，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主动或被迫进行着不断的更改。

　　“出版家陈原先生曾经说过，编词典的工作不是人干的，它是圣人干的。”韩敬体说，“所以，我们干的就是‘圣人的苦役’。”

　　人工整理100万张卡片资料

　　韩敬体第一次接触到《现代汉语词典》是1963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这本词典外面看不到，只有在学校文史楼的图书馆里才有，因为那只是1960年出版的以征求意见为目的的试印本。

　　编纂《现代汉语词典》的提议是在1955年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由时任语言所所长罗常培和副所长吕叔湘共同提出的，提议很快立项，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语言所身上。

　　这是一桩紧迫而繁重的任务，可谓“争分夺秒”。1956年7月，词典编辑室正式成立，汇集了新华辞书社、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和语言所三股编辑力量，吕叔湘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

　　有了人，“料”却不够。当时，语言所虽然有1949年时接收的几百万张卡片资料，却都是古汉语资料，现代汉语资料只有新华辞书社收集的30多万张卡片，对于编写一部中型现代汉语词典来说，显然是杯水车薪。

　　于是，安排一个组员拟定编写规则后，其余人员全部投入到收集资料的工作中。当时的资料收集是纯手工活，主要的依据是《毛泽东选集》《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白话出版物，以及《中国人民文学丛书》，工作人员首先把《毛泽东选集》中把所有的词都收下来，连“我”“也”这样的通用字亦不放过，详细地抄到卡片上后，再根据使用频率等因素整理出70多万张卡片，加上原有的30多万张卡片，累计出100多万张卡片资料。

　　这项工作费时一年半，直到1958年6月，编写工作才正式开始。为了尽快完成，所有编写人员日以继夜，各编辑室夜夜灯火通明，有的人干脆住进了办公室。

　　吕叔湘的弟子、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主持人江蓝生曾转录过吕叔湘1958年12月10日的日记：“看一个‘成’字(指这个字头的所有条目)，平均一小时20条，不可算慢，但是这样也只能一天200条，还是赶不上，奈何！！”

　　吕叔湘要求所有词条都要根据时代含义重新编写。曾有一位资深编辑在编写某个词条时，没有逐条分析300多张语料卡片，而是直接参照现成的字典编出释义，被吕叔湘一眼发现，严词批评直至痛哭流涕。

　　为了交流便利，吕叔湘把办公室设在众编辑室中间。编写工作枯燥琐碎，戴着黑框眼镜、瘦削如竹片的吕叔湘便常给编辑们讲笑话打气，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编辑们一起做团体操，互相鼓励。

　　经过反复审阅和修改，1960年，由商务印书馆和京华印书局印制的试印本被送至教育部推荐的149所大中学校征求意见，这正是韩敬体在北大图书室读到的第一本“现汉”。试印本虽字号略小、纸张粗糙，但已让韩敬体这样的年轻人感到欣喜。

　　1961年，吕叔湘调离词典室，丁声树接任，继续加工“现汉”定稿。此时，各方意见已经返回，需甄别审读。在寒如冰窟的端王府办公室里，大家穿着棉衣、棉裤，戴着围巾、帽子，“全副武装”地看稿，最后把关的丁声树成了最累的人，除了看稿，他偶尔还得亲自撰写样稿，几乎从未休息过。时任语言所总支书记、“现汉”审订委员之一的石明远先生常常在星期天路遇丁声树赶往办公室，劝他休息，丁声树总是敷衍说：“我就是来写封信。”

　　“词典修订谁说了算”

　　出生于河南商丘柘城县的韩敬体曾是县里小有名气的“文学青年”，高一时就在《柘城报》上发表过连载日记体的文章，不料遭到批判，被扣上“用鲁迅《狂人日记》的笔法猖狂进攻”的帽子，有关老师和编辑还被打成“右派”。

　　韩敬体因此意识到，“文学创作有一定政治危险性”，从此隐藏锋芒，1959年8月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录取通知书后，他决定，不再涉足文学创作，专注语言学研究。他深受语言学家王力的重视和影响，并担任王力《古代汉语》《中国语言学史》《清代古音学》几门课程的课代表，在音韵、训诂等领域都有了一定的基础。

　　韩敬体没想到，从事语言学工作，一样有“政治危险性”。

　　1964年7月，韩敬体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语言所，“四清”运动已在全部展开，三个月后，语言所的工作人员被先后派放到山东海阳县、江西丰城搞“四清”。一年多后，“文革”开始，“现汉”的编撰工作长久地被搁置下来。

　　1970年，韩敬体和一些知识分子被下放到河南息县，吕叔湘当了食堂会计。丁声树和钱钟书一起烧锅炉，添煤是个技术活儿，丁声树起初连一锅水也烧不开，常被大家戏称“丁不开”，慢慢学习后，烧水常开，大家便改称“丁老开”。

　　韩敬体当红卫兵时曾跟风批判过丁声树，在息县，他刚好与丁声树是大通铺上的“邻居”。丁声树从未对这个批斗过他的年轻人有丝毫怨念。他随身携带多种书籍，常在睡前和韩敬体探讨学术问题。与丁声树打过交道后，韩敬体对丁声树的认识加深了：“丁先生非常博学，对于基础研究非常重视。”韩敬体回忆，丁声树对“二十四史”、《说文解字》《康熙字典》等信手拈来，令人惊叹。

　　1972年，国务院指示《现代汉语词典》重启修订工作，下放“五七干校”的编辑人员得以回到北京，在一间临时办公室冒着酷暑开始了“赤膊大战”。一年之后，1973年5月，商务印书馆利用“试用本”的原有纸型印了三万册16开本的《现代汉语词典》，内部发行。同年9月，又内部发行了缩印的32开本，但有许多读者知悉后要求购买，将“现汉”正式出版发行的呼声越来越高。

　　可惜，“现汉”的正式出版历程并未就此开启。1974年，姚文元抓住一篇批判“现汉”的文章下了一道批示：“此件反映的情况很突出“，指名要迟群“阅后转科教组”，由此引发了对《现代汉语词典》的围剿。

　　矛头对准的是“封资修词汇”，声称要把它们“赶出词典”。如“王道”一词，被认为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王道乐土”的鼓吹，用孔孟之道给鬼子的侵略行径张目；“沙发”则是资产阶级产物，“圣人”“克己复礼”等更是“尊儒反法、吹捧孔老二”，“反动透顶”。

　　词典编纂者们噤若寒蝉、反复自我检讨，提出“要把无产阶级专政落实到每一个词条”。但这谈何容易，即便“洋葱”一词，原释义“一种可供食用的植物”，因被斥为“客观主义”，也要加上“它具有叶焦根烂心不死的特点”，以警示读者“那些走资派正如洋葱一样‘人还在，心不死’，回潮复辟，势在必然”，等等。

　　姚文元批示对这批“大毒草现汉”封存、销毁，同时对有关人员进行批判。

　　公然抗命显然不可能，自称为“商务印书馆行走”的出版人陈原想出了一个奇妙的回应：“现在找销毁的厂子也不容易，要排队的。就先搁着吧。”于是，这批已经印好的《现代汉语词典》就被悄悄地封存在商务印书馆北京西郊库房里。

　　“后来想想，陈原的处理办法真是太有智慧了。”韩敬体感叹说。人们常说编辑是图书的“助产士”，而商务印书馆不仅“助产”，还为“现汉”保了胎。

　　1975年，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召开座谈会，责成语言所继续修订“现汉”，并成立“三结合修订组”，煤矿矿工、工厂工人和军人都参与到词典修订工作中，以便形成“开门编词典”的局面。

　　此时，韩敬体已任语文组组长，在编撰修订工作中不得不面对许多啼笑皆非的讨论。譬如，一位工人师傅坚持“狗”必须加一个义项“特务”，理由是《红灯记》里有句台词“门外有狗”；另一位工人师傅则认为“助教”并不是高校才有，他以亲身经历为证——小学时，女老师生孩子，他帮忙代课，也是“助教”。

　　词典室领导小组名义上由丁声树任审订组(当时叫看稿组)一把手，但工人师傅提出“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词典修订谁说了算”的问题，面对种种纷争，丁声树不得不“打太极”，有意地把定稿工作进度拖得极为缓慢，直至“文革”后的1977年年底，修订工作才全部结束。

　　一个有些反讽的结果是：参加“三结合”的矿工师傅们，由于无法说清文革时在北京到底干了什么，回到陕西后，有的竟然遭到原煤矿的批判。

　　“很多词汇自己就能把关了”

　　30多年后，韩敬体摊开一本浅黄色封皮的《现代汉语词典》，戴上老花镜，翻到读音“bo”的一页，指着“博爱”一词，向《中国新闻周刊》一字一句地念道：“博爱，对人类普遍的爱，是剥削阶级用来掩盖矛盾、麻痹被剥削阶级的斗争意志的口号。”

　　这是1978年版“现汉”，亦是正式“现汉”的第一版。

　　“文革”虽已结束，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模式仍然散落在词典各处，比如，“自由”一词的解释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随自己意志活动不受限制的权利。在阶级社会里，被剥削阶级不可能有真正的自由”；而“大跃进”则被定义为：“1958年在毛主席亲自制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在工业、农业等各方面出现的飞跃发展。”

　　编辑们极力消除过去时代的痕迹，但克服惯性思维并非易事，1978年调入语言所工作的晁继周清楚地记得，1980年至1983年间修订第2版时，大家一致同意，将“走资派”这个词从词典中删除，但在讨论“人民公社”时却发生了争议，一方意见认为农村正在进行农村体制改革，包产到户的形式已经出现，“人民公社”理应删除。另一方则认为人民公社客观上还存在，该词汇有存在的必要，最终还是选择了保守处理，直到1996年才正式删除。

　　社会生活逐步进入正轨，但作为中国日常用词标准的“现汉”的编撰和修订工作却没有一帆风顺。1999年，第4版修订时，一本《规范还是误导，修订还是修正——〈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问题展列与评论》的内部资料正在流传，日后还公开发表，文中抨击第3版“现汉”推行“中性”，“走上邪路”“虚无主义”“资产阶级思想”……比如：“修订本第590页塞进了使人见而切齿的‘极权’条目，释义及示例更是令人怒不可遏。”   

　　作为第3、4、5版的修订主持人之一，韩敬体也和同事们写了不少反驳文章，笔墨官司一直打到当时的“三讲”办公室，但“现汉”并未受到任何来自官方的批评。

　　情况就是这样在渐渐改变。2005年，“现汉”第5版面世，突破了以往以深绿、蓝黑等冷色调为主的封面设计风格，使用了大胆抢眼的红色，似乎也预示着打破以往的禁锢。“按揭”“打的”“酷”等有新时代特色的名词，以及“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反映国家发展指导思想的词语，都被收录。

　　“社会环境是越来越宽松了。以前总想着要‘有关部门’审定，现在编者有了更高的自由度，很多词汇自己就可以‘把关’了。”韩敬体说。退休之后，他被语言所返聘为专家，由于年事已高，不再主持，只是参与修订。

　　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的修订看起来比以前几次都要“宽松”，却并不“轻松”。既然可以自己把关，以什么样的原则把关就显得尤为重要。认为“剩男”“剩女”中“包含歧视意义”，编著者把它们关在了“现汉”大门外，而“同志”作为“同性恋者”代称的义项，也因为“内涵和价值取向有问题”没有收录。

　　电脑软件“语料库”已经得到了系统而全面的使用，电脑24小时监控网络，智能地根据词频来挑选，需要人工制作一百万张卡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但人力仍然是必需的。“语料库选取的内容往往不够稳定，不能取得均衡意义上的目标词汇”，作为第6版“现汉”修订主持人，中国辞书学会会长江蓝生曾解释说，修订人员需要在新闻、书籍中寻找用义和规律，不断讨论、征集意见。

　　韩敬体和众多老学者依然保持着“老式”的习惯，每天看电视、书报，记下发现的新词和思考。“比如‘空穴来风’‘差强人意’这些成语，在现代已经有了新的演绎，是尊重他们的流变还是维持原义，是有待观察的。”他的笔记本上涂得密密麻麻，“又比如‘花园’，现在在房地产商的命名影响下，有了‘豪宅’的意思，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花园。”

　　“现汉”第6版已不复当年一抢而空的盛况，但销量依然可观。上市42天时，中文图书市场零售数据跟踪显示，在地面书店途径已销售53845本，尚不包括所有中小型民营书店，上市50天后，当当网显示该书已“缺货”。

　　“这本词典还是挺‘潮’的，”出生于1985年的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徐小旋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寿司’‘通勤’这样的日式潮语都有收录，不过感觉编写者还是偏保守了点，‘萌’‘吐槽”已经非常流行了，还没有收进去。”

　　除了读者的挑刺儿，编者们还不得不面对学界的质疑。因收入“NBA”等239个以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2012年8月底，“现汉”第6版遭到百余位专家学者的“联名抵制”。

　　江蓝生果断回应：“字母词的产生有必然性和合理性，汉语不会因为字母词的产生而灭亡，应该对汉字文化有足够的自信。”

　　“世界上没有一部没有遗憾的词典，或多或少都有遗憾，但我们不能因此原谅自己，只能谨慎小心，尽量减少遗憾。”江蓝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出版座谈会上的这段发言，或可以作为“现汉”56年历程以及诸多争议的一个注解。

　　而韩敬体则乐观地展望：“也许未来有一天，‘现汉’做成了一个可以在电脑、手机上更新的软件，什么词条更新了，只需要升级一下就好。这也是后面的年轻人要努力的事。”

　　圣人的苦役，还在继续。

　　语言的“形体污染”

　　是一种怎样的“不纯洁”？

　　在一个开放的国家，它的文化与语言必定越发呈现出一种“杂交”的特质，对母语文化的纯洁性担忧可以理解，但应该更抱持包容与宽容的态度

　　文/徐贲

　　据报道，百余名学者联名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国家语言文字委员会举报，称商务印书馆今年出版的第6版《现代汉语词典》收录“NBA”等239个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违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国务院 《出版管理条例》等法规。实际上大部分的西文字母词都是缩略词或字母词，像NBA、GDP、CPI、WTO等。这类“词”又叫做“首字母压缩词”，虽然读出声是汉语拼音的发音，但“看起来不像汉字”，所以“不汉不英”，被当作是对汉语的污染和侵蚀。

　　也就在几天后，全国人大办公厅新闻局局长何绍仁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去职的人大代表包括因病去世的“南京机电EER研究中心质量专务研究员及高级工程师孟献忠”，何绍仁提到的“EER”(Equal Error Rate，“相等错误率”)就是一个首字母压缩词。如果百名学者的举报成功，像何局长这样嘴上说说也许还没有问题，但记者报道一旦写成文字，便已可能“违法”。那么到底又该追究谁的责任呢？

　　像这类尴尬的事情，或者不准使用西文字母词的规定到底能否令行禁止，也许举报人并没有仔细想过。然而，在今天这个信息发达、国际文化交流频繁、教育程度普遍提高的全球化时代，以消灭文字的“形体污染”为主要目标的语言纯洁主义到底有没有必要呢？

　　在语言纯洁主义中，针对文字形体的排斥是比较特殊的。拉丁字母出现在方块汉字中，很是惹眼，看上去就是一个异类，因此被判定是“汉字拉丁化百年以来对汉字最严重的破坏”。其实，就算首字母压缩词对汉字是一种污染，那也是最微不足道的，如果连这个都经受不起，那汉语一定是世界上最衰弱的语言。这是因为，绝大部分的首字母压缩词都是专用名词，指称而已，对语言思维的影响甚微。如果每次使用都把专用名称刻意翻译出来，反而会使语言表达臃肿呆滞、死气沉沉。而用许多字说一个简单意思的那种罗嗦和装腔作势，恰恰是对语言的一种更大的实质污染。许多套话、空话就是这一类的污染。

　　首字母压缩词应该个案处理，不能设下僵硬的统一规定。有的首字母压缩词就连原来语言中的人也说不清是什么意思，又怎么翻译呢？例如由美国人发明出的iPod，美国人自己也不清楚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i，有的说是指互联网(internet)，有的说是苹果产品设计师Jonathan Ive的姓的首字母。至于pod，人们一般同意是指“便携数据库”(Portable Open Database)的意思。那么这两个部分合起来又该如何翻译呢？

　　世界上有多种不同的语言纯洁主义，从目的上看，有为推进语言民主的(大众语言、口语化或白话)，有为统一规范的(从便于统治的“书同文、行同伦”到盛气凌人的“不说普通话的都是王八蛋”)，有文化防御性的(防止外来观念入侵)。从语言层次上看，有着重于词汇的(外来词)、有关于正确拼写或书写的、有关于句法的(如汉语的欧化)、有关于发音的(针对方言读音)。无论是什么样的，基本上都有一个实用的目的。至于仅仅为了“不好看”的审美目的，为了消灭看上去“碍眼”的西语字母，甚至不惜以表达麻烦为代价的，这还是比较新鲜的。

　　“不英不汉”是目前反对拉丁字母首字母压缩词的主要理由，仅仅因为“不伦不类”就排斥，那是非理性的，这是一种原始古老的禁忌心理的残余。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在《纯洁与危险》中对此有经典的分析，古代以色列人不吃猪肉，是因为猪在他们的分类法中地位很模糊。动物分成两大类，要么是反刍的，要么是有蹄的，猪不反刍却有蹄子，这对他们的范畴分类构成了挑战，所以受到排斥。另外具有“杂交”特点的动物也是一样，如蟹类，它们和陆地动物一样有脚，但又生活在水里。再比如昆虫，也有脚，像陆地动物，但生活在空中。这些动物都不讨人喜欢，因为它们都违背了上帝创造世界时所立下的分类规则。

今天的世界正在朝着与它被创造出来的样子不同的方向变化和发展，许多“纯洁”的观念都已经被不断涌现的“不伦不类”的新事物所颠覆，语言和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杂交”，这些发展是从包容和接受不伦不类开始的。对语言和文化的发展来说，不伦不类早已不应该再是禁忌和排斥的正当理由。语言保护主义的“纯洁”观是一种文化封闭心态的产物，但往往又是弱势文化的一种下意识的忧虑和自我保护手段。下意识的忧虑有它自己的合理性，但它提出的是伪问题，既不能从逻辑的理由来加以防止，也无法用武断的方法来得到解决。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