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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杂病:张仲景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概述  张仲景名机,被人称为医圣。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另说河南南阳市)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死于建安末年(约公元215~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乱世立志  

  东汉末年,我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临床医学家张仲景。他不仅有丰富的临床经验,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也笃实好学,博览群书,并且酷爱医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余每览越人人虢之诊,望齐侯之色,未尝不慨然叹其才秀也。”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当时社会,政治黑暗,朝政腐败。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兵祸绵延,到处都是战乱,黎民百姓饱受战乱之灾,加上疫病流行,很多人死于非命,真是

  “生灵涂炭,横尸遍野”,惨不忍睹。而官府衙门不想办法解救,却在一味地争权夺势,发动战争,欺压百姓。这使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公元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

  张伯祖当时是一位有名的医家。他性格沉稳,生活简朴,对医学刻苦钻研。每次给病人看病、开方,都十分精心,深思熟虑。经他治疗过的病人,十有八九都能痊愈,他很受百姓尊重。张仲景跟他学医非常用心,无论是外出诊病、抄方抓药,还是上山采药、回家炮制,从不怕苦不怕累。张伯祖非常喜欢这个学生,把自己毕生行医积累的丰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给他。比张仲景年长的一个同乡何颙对他颇为了解,曾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意思是说张仲景才思过人,善思好学,聪明稳重,但是没有做官的气质和风采,不宜做官。只要专心学医,将来一定能成为有名的医家。何颙的话更加坚定了张仲景学医的信心,从此他学习更加刻苦。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当时的人称赞他“其识用精微过其师”。

  张仲景提倡“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

  他曾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其中《素问》对他的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又说“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张仲景根据自己的实践对这个理论作了发展。他认为伤寒是一切热病的总名称,也就是一切因为外感而引起的疾病,都可以叫做“伤寒”。他还对前人留下来的“辨证论治”的治病原则,认真地加以研究,从而提出了“六经论伤寒”的新见解。

  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甚至民间验方也尽力搜集。他对民间喜用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

  为了更好地开阔眼界,“博采众方”,和同行交流经验,张仲景到了繁华的都城洛阳一带行医。当时文学史上号称“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瑒、刘桢)之一的王粲(字仲宣),是“七子”中成就最高的作家、诗人。他和张仲景交往密切。在接触中,张仲景凭自己多年的医疗经验,渐渐发现这位仅有二十几岁的作家隐藏着可怕的“疠疾”的病源。有一天,他对王粲说:“你已经患病了,应该及早治疗。如若不然,到了四十岁,眉毛就会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会死去现在服五石汤,还可挽救。”可是王粲听了很不高兴,自认文雅、高贵,身体又没什么不舒服,便不听他的话,更不吃药。过了几天,张仲景又见到王粲,就问他:“吃药没有?”王粲骗他说:“已经吃了。”张仲景认真观察一下他的神色,摇摇头,严肃而又深情地对王粲说:“你并没有吃药,你的神色跟往时一般。你为什么讳疾忌医,把自己的生命看得这样轻呢?”王粲始终不信张仲景的话,二十年后眉毛果然慢慢地脱落,眉毛脱落后半年就死了。

  张仲景热爱医药专业,很重视临床实践,时时“平脉辨证”,认真总结自己的临床经验。相传张仲景五十岁左右,曾在长沙做太守。当时,他还时刻不忘自己的临床实践,时刻不忘救治人民的疾苦。但他毕竟是个大官,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入民宅,又不能随便接近普通老百姓。这怎么办呢?他想出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群众进来。他堂堂正正地坐在大堂之上,挨个地仔细给群众治病。时间久了,形成惯例。每逢初一、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就聚集了许多来自各方的病人等候看病。为纪念张仲景,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病人看病的医生,通称“坐堂”,那医生就叫“坐堂医生”。

  那时,张仲景虽然当官,但并不热衷于官位。不久,他“见朝政日非”,叹息地对人说:“君疾可愈,国病难医。”遂挂冠遁去陷于少室山(《得汉医学丛书·丛桂偶记》),专门总结经验,搞医学著作。

  经过几十年的奋斗,张仲景收集了大量资料,包括他个人在临床实践中的经验,写出了《伤寒杂病论》十六卷(又名《伤寒卒病论》)。这部著作在公元二O五年左右写成而“大行于世”。到了晋代,名医王叔和加以整理。到了宋代,才渐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金匮要略》就是该书的杂病部分。
独创医术  古代封建社会,迷信巫术盛行,巫婆和妖道乘势兴起,坑害百姓,骗取钱财。不少贫苦人家有人得病,就请巫婆和妖道降妖捉怪,用符水治病,结果无辜地被病魔夺去了生命,落得人财两空。张仲景对这些巫医、妖道非常痛恨。每次遇到他们装神弄鬼,误人性命,他就出面干预,理直气壮地和他们争辩,并用医疗实效来驳斥巫术迷信,奉劝人们相信医术。

  有一次,他遇见一个妇女,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总是疑神疑鬼。病人家属听信巫婆的欺骗,以为这是“鬼怪缠身”,要请巫婆为她“驱邪”。张仲景观察了病人的气色和病态,又询问了病人的有关情况,然后对病人家属说:

  “她根本不是什么鬼怪缠身,而是‘热血入室’,是受了较大刺激造成的。她的病完全可以治好。真正的鬼怪是那些可恶的巫婆,她们是 ‘活鬼’,千万不能让她们缠住病人,否则病人会有性命危险。”在征得病人家属同意后,他研究了治疗方法,为病人扎了几针。几天后,那妇女的病慢慢好起来,疑鬼疑神的症状也消失了。张仲景又为她治疗了一段时间就痊愈了。从此,一些穷人生了病,便不再相信巫医的鬼话,而是找张仲景治病。张仲景解救了许多穷苦人。

  为了使更多的病人能从巫术迷信中解脱出来,早日康复,张仲景刻苦探索,创立了许多新的医疗方法。一次,有个病人大便干结,排不出,吃不下饭,很虚弱。张仲景仔细做了检查,确认是高热引起的一种便秘症。当时碰到便秘,一般是让病人服用泻火的药。但是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如果服用泻药,他会经受不住。但不用泻药,大便不通,热邪无法排除。怎么办呢?张仲景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做一种新的尝试:他取来一些蜂蜜并将它煎干,捏成细细的长条,制成“药锭”,慢慢地塞进病人的肛门。“药锭”进入肠道后,很快溶化,干结的大便被溶开,一会儿就排了下来。大便畅通,热邪排出体外,病人的病情立刻有了好转。这就是我国医学史上最早使用的肛门栓剂通便法。这种方法和原理至今还被临床采用,并拓展到其他一些疾病的治疗。

  还有一次,张仲景外出,见许多人围着一个躺在地上的人叹息,有几个妇女在悲惨地啼哭。他一打听,知道那人因家里穷得活不下去就上吊自杀,被人们发现救下来时已经不能动弹了。张仲景得知距上吊的时间不太长,便赶紧吩咐把那人放在床板上,拉过棉被为他保暖。同时叫了两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蹲在那人的旁边,一面按摩胸部,一面拿起双臂,一起一落地进行活动。张仲景自己则叉开双脚,蹲在床板上,用手掌抵住那人的腰部和腹部,随着手臂一起一落的动作,一松一压。不到半个时辰,那人竟然有了微弱的呼吸。张仲景关照大家不要停止动作,继续做下去。又过了一会儿,那人终于清醒过来。这就是现在在急救中广泛使用的人工呼吸。

  “辨证施治”也叫“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专业术语。它是说,首先要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

  中医看病,都非常重视“辨证施治”。但在张仲景之前,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一套临床方法。张仲景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才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

  有一次,两个病人同时来找张仲景看病,都说头痛、发烧、咳嗽、鼻塞。经过询问,原来二人都淋了一场大雨。张仲景给他们切了脉,确诊为感冒,并给他们各开了剂量相同的麻黄汤,发汗解热。

  第二天,一个病人的家属早早就跑来找张仲景,说病人服了药以后,出了一身大汗,但头痛得比昨天更厉害了。张仲景听后很纳闷儿,以为自己诊断出了差错,赶紧跑到另一个病人家里去探望。病人说服了药后出了一身汗,病好了一大半。张仲景更觉得奇怪,为什么同样的病,服相同的药,疗效却不一样呢?他仔细回忆昨天诊治时的情景,猛然想起在给第一个病人切脉时,病人手腕上有汗,脉也较弱,而第二个病人手腕上却无汗,他在诊断时忽略了这些差异。

  病人本来就有汗,再服下发汗的药,不就更加虚弱了吗?这样不但治不好病,反而会使病情加重。于是他立即改变治疗方法,给病人重新开方抓药,结果病人的病情很快便好转了。

  这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同样是感冒,表症不同,治疗方法也不应相同。他认为各种治疗方法,需要医生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不能一成不变。

  张仲景系统地总结了“辨证施治”,他的医术大大提高,技艺超群。张仲景行医到过很多城市,接触过许多政治家和文学家,这些人对张仲景都很敬重。建安年间一位有名的诗人,在朝廷作过侍中 (一种官职),名叫王仲宣,与张仲景有较深的交往。张仲景与他接触几次后,就辨出他身上潜伏着一种名叫“病疾”(麻疯病)的病原。张仲景对他说:“你身上有一种病,得早点医治,要不然到40岁时会脱眉毛,脱眉至半年,将会有生命危险。我劝你还是先服几剂五石汤。”当时王仲宣才二十几岁。患有“病疾”在那时是非常危险的,也被认为是很丢脸的事。所以张仲景不说出病名,只说出症状。王仲宣听懂了他的意思,但以为是吓唬自己,便没有听张仲景的劝告。不久二人再次相见,张仲景问王仲宣:“你服过五石汤了吗?”王仲宣有些反感地说:“服过了。”张仲景仔细观察了他的气色说:“不像,看你的气色,肯定没有服过。为什么你不听从医生的劝告,而轻视自己的生命呢?我劝你还是赶快服些吧,不然就麻烦啦!”可王仲宣还是不信,未按张仲景说的做。果然20年后,王仲宣开始脱眉,脱眉到第187天,便不治身亡。可惜这位极有才华的文学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撰写医书  尽管张仲景从小就厌恶官场,轻视仕途。但由于他父亲曾在朝廷做过官,对参加科举考试,以谋得一官半职很是看重,就要张仲景参加考试。古时的人以不忠不孝为最大耻辱,尽管张仲景很不情愿,但也不愿违背父命,落一个不孝之子的名声。因此在灵帝时(约公元168~188年),举孝廉,进入官场。在建安年间(公元196~219年),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但他仍用自己的医术,为百姓解除病痛。在封建时代,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择定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端端正正地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他让衙役贴出安民告示,告诉老百姓这一消息。他的举动在当地产生了强烈的震动,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对张仲景更加拥戴。时间久了便形成了惯例。每逢农历初一和十五的日子,他的衙门前便聚集了来自各方求医看病的群众,甚至有些人带着行李远道而来。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张仲景看到百姓对他非常信任,在医术上更加精益求精,不断探索。他大量采集民间验方,进行认真研究。有时甚至不畏路途遥远,拜师取经。有一次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他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对“王神仙”在药性、医道各方面的独到之处都用心学习研究,获益很大。

  虽然张仲景的医术非常高超,但有些病他也不能医治。俗话说,“大兵之后,必有灾年”。东汉末年,战乱频繁,不断的战争导致瘟疫流行。建安年间,瘟疫大流行,前后达5次之多,使很多人丧生,一些市镇变成了空城,其中尤以死于伤寒病的人最多。如张仲景的家族,原来有200多人,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以来,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死了三分之二,其中有十分之七是死于伤寒病。一些庸医便趁火打劫,不给病人认真诊脉,

  “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和病人相对片刻,便开方抓药,只知道赚昧心钱。更多的人,虽师承名医,却不思进取,因循守旧,不精心研究医方、医术,以解救百姓的病痛,而是竞相追逐权势荣耀,忘记了自己的本分。张仲景对这些人非常气愤,痛加斥责,他决心要控制瘟疫的流行,根治伤寒病。从此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刻苦研读《素问》、《灵枢》、《八十一难》、 《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继承《内经》等古典医籍的基本理论,广泛借鉴其他医家的治疗方法,结合个人临床诊断经验,研究治疗伤寒杂病的方法,并于建安十年 (公元205年)开始着手撰写《伤寒杂病论》。

  这时候,东汉王朝四分五裂,张仲景官不能做,家也难回。于是他就到岭南隐居,专心研究医学,撰写医书。到建安十五年,终于写成了划时代的临床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共十六卷。经后人整理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杂病论》系统地概括了“辨证施治”的理论,为我国中医病因学说和方剂学说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该书被奉为“方书之祖”,张仲景也被誉为“经方大师”。

  张仲景写成该书后仍专心研究医学,直到与世长辞。晋武帝司马炎统一天下后的公元285年,张仲景的遗体才被后人运回故乡安葬,并在南阳修建了医圣祠和仲景墓。
张仲景的故事  

  南阳张仲景是东汉时候的一位名医。他不仅治学态度严谨,而且医德高尚,一生为民医病,深受老百姓爱戴。人们尊称他为医圣,在南阳城东关修座“医圣祠”来纪念他。民间还流传许多他的故事。

  襄阳访医

  张仲景年轻的时候,在医学上就有了名望。但他仍勤奋好学,四处查访名基,登门求教。

  这一年,张仲景的弟弟,要出外做生意,临行时说:“哥哥,我这次要出远门,你给我看看,日后有没有大症候!”

  哥哥给弟弟抚了抚脉,说:“明年只怕你要长个搭背疮!”

  弟弟惊讶道:“哎呀!常听你说,疮怕有名,病怕无名,长个塔背疮,我眼看不见,手摸不着,怎么治呀?”

  张仲景说:“不要怕!我给你开个药单,到时候,服了这付药,把疮挪到屁股的软肉上好了。日后谁识得搭背疮,就叫谁医治。谁治好了,要给我来个信。”弟弟放心地走了。

  张仲景的弟弟到湖北做了一年生意。第二年在襄阳,一天突然觉得脊背上疼痛,忙照哥哥开的药单取付药吃了。不几日,疮真的从屁股上发了。他求遍襄阳的郎中,这个说是子,那个说是毒疮,都不识得,后来,同济药堂有个名医“王神仙”,他看后笑了笑,说:

  “这原是个搭背疮嘛!是谁把它挪到屁股上啦?”

  回答:“是我哥哥挪的”。

  王神仙说:“他既然能挪,一定能治啦!”

  张仲景的弟弟说:“他远在南阳,远水不解近渴。还望先生劳神治治吧!”

  王神仙当下开了药方。张仲景的弟弟吃了药,又贴了几张膏药,不多久,疮就好了,他随即给哥哥写了封信。张仲景接到书信,十分高兴,立即准备盘费,打点好行装,步行奔襄阳而来。

  这天一清早,襄阳同济药堂的大门前,站着一位身背行李、手拿雨伞的年轻后生,他向管家的央求说:“我从河南来,生活没有着落,请贵店收留我当伙计吧!”

  王神仙闻声从药店走出来。他见后生年轻利落,就说:“好吧!我这里缺人,就收你当个炮制药材的伙计吧!”这个后生,就是张仲景。

  从此,张仲景就在同济药堂住下来。他聪明好学,药理纯熟,不但熟悉各种中草药的性能,而且炮制药材,干得又快又好,没几天,就被王神仙替换至药铺当司药。他管司药,又管看病,店里的人有个头疼发热,也来找他诊治,大伙都称赞他是二先生!

  王神仙看二先生确有两手哩,就让他做自己的帮手。王神仙抚脉看病,他抄药单;王神仙遇着疑难病症,抚了脉再叫他摸摸,好叫他明了病在哪里,怎样医治。张仲景把这些医理深深地记在心上,写在本子上,就这样度过了一年。

  这天,一个骑的老者,匆匆来到药店,说他儿子得了急症候,请上王神仙去了。

  约摸半个时辰,老者拿回个药方,来到药店取药。张仲景见药方内有毒药藤黄,知道病人肚内有虫,这味药是治虫的。但又见藤黄只开了五钱,就迟疑了一下,随后抓了药叫带走了。不一会,王神仙回来了。他下了驴,就要到后院歇息。张仲景忙走上前道:“先生慢走!病人很快还要来请的!”

  王神仙惊奇道:“病人好啦,还来做什么?”

  张仲景说“恕学生直言。藤黄能毒死人体内的虫,便要一两的量才行。先生只开五钱,只能把虫毒昏,等它返醒过来,会更凶恶。再用药也不灵了,只怕病人还有性命危险哩!”

  王神仙听了,正在半年半疑,忽然那老者跟头流水地跑来,呼叫道:“王先生!不得了啦!我儿疼得死去活来,你快去看看吧!”

  王神仙顿时慌了手脚,急得额上直冒冷汗,在店里左转右转不敢去。张仲景看了,笑着上前道:“先后,不管是吉是凶,学生冒昧,情愿替先生去一趟!”当下骑着毛驴走了。

  这时候,病人疼得在地上直打滚。张仲景一看就知道是虫在作怪。只见他不慌不忙,掏出三寸银针,叫病人脱人衣服,看准穴位,捻动手指,照着虫的头部刺了进去。

  虫头被刺中,死命的挣扎。只听病人疼得哎哟一声,昏了过去。老者一看大惊失色。

  张仲景却呵呵笑着说:“别害怕,虫已经被刺死了!”说罢病人呻吟两声,醒了过来。

  张仲景又开付泻药,让病人吃下。顷刻,一根尽把长的大虫被排泄出来,病人完全好了。

  王神仙知道后,又惊又喜,问道:“二先生,你到底是什么人?”张仲景说:“我姓张名机字仲景,到这里拜师学医来啦!”

  王神仙说:“哎哟哟,可不敢当!”立刻摆宴款待。

  后来张仲景回到南阳,两人还相互交往,成了医学上的好朋友。

  对病下药

  张仲景在医学上出了名,还虚心地为同行医病,不失时机地向别的郎中学习。

  从前,一些郎中们,只把医术传给自己的子孙,一般都不外传。那时南阳有个名医叫沈槐,已经七十多岁了,还没有子女。他整天惆怅后继无人,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慢慢忧虑成病了。

  当地的郎中们,来给沈槐看病,都缩一头。老先生的病谁也看不好。越来越重了。张仲景知道后,就奔沈槐家来。

  张仲景察看了病情,确诊是忧虑成疾,马上开了一个药方,用五谷杂粮面各一年,卵成蛋蛋,外边涂上珠砂,叫病人一顿食用。

  沈槐知道了,心里不觉好笑!他命家人把那五谷杂粮面做成的药丸,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指着这药丸把张仲景奚落一番。

  亲戚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见过五谷杂粮能医病?笑话!笑话!”

  朋友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谁一顿能吃五斤面,真滑稽!滑稽!”

  同行的郎中来看他时,他笑着说:“看!这是张仲景给我开的药方。我看几十年病,听就没听说过,嘻嘻!嘻嘻!”他一心只想这件事可笑,忧心多虑的事全抛脑后了,不知不觉地病就好了。

  这时,张仲景来拜访他,说:“恭喜先生的病好了!学生斗胆在鲁班门前耍锛了。”沈槐一听恍然大悟,又佩服、又惭愧。张仲景接着又说:“先生,我们做郎中的,就是为了给百姓造福,祛病延年,先生无子女,我们这些年青人不都是你的子女吗?何愁后继无人?”

  沈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内心十分感动。从此,就把自己的医述全部传授给了张仲景和其他年轻的郎中。

  巧"治"府台

  东汉年间,南阳有个府台,他干了很多坏事,人们气恨他,巴不得找个出气的机会。

  这年,府台的女儿有病了,一连几个月,遍求名医,也治不好病。这天,府台派家人去请张仲景,来给女儿看病。那阵子,伤寒病正游行,张仲景每天早出晚归,到乡下给老百姓医病,只有儿子在家。他们就把张仲景的儿子请了去。

  张仲景的儿子常年随他学医,也是个知名的郎中。他来到府衙,询问了小组的病情,府台夫人没张咀,泪就先落下来:“唉呀!她面黄肌瘦,茶饭不进,还不住歇地呕吐呢!”说着说叫女儿诊脉。

  那时候,年轻郎中给女子看病是不能见面的。所以只好从帘帏中牵出一根红线,一头拴在小姐的中指上,一头让张仲景的儿子拉着,放在耳朵边静听。他仔细听了好久,心里不觉好笑:哈哈!就这病竟没人看得出吗?

  原来府台的女儿是怀孕啦!可他并不知道“病人”还是个没出阁的姑娘,就高声朝着府台说:“恭喜大人!小姐没有啥病呀,他是喜脉!你快要当外爷了!”

  府台一听气得浑身乱颤,嚎叫道:“混帐东西!纯是一派胡言,快把他赶出去!”家人一拥而上,把他痛打一顿,赶出了府门。

  晚上,张仲景回来听了,心里十分气愤,他问儿子:“你果是看得真?”

  儿子说:“确确实实是怀孕,已经六、七个月啦!”

  张仲景沉吟了一下,说“这个府台,干尽了坏事,明天找他出气去!”

  第二天,张仲景吆喝着邻居,带着礼品,来到府衙,正赶上全城绅士和名流在那里议事。张仲景见府台施一礼,说:“不肖之子医理不明,口出不逊之言,望大人海函!今天,一来赔礼道歉,二来我要亲自给令爱诊脉医病!”

  府台一听大喜,忙说:“贱女区区小痒,何劳先生大驾呀!”说着就要设宴款待。

  张仲景说:“还是先给令爱诊病要紧。”府台忙叫佣人把女儿请出来。

  张仲景观那女子气色,早已明白了几分。暗用右的小姆指甲剜了一点药,藏在宽大的袖中,然后端坐给小组抚脉。

  张仲景一抚脉,果然此妇向孕六七个月啦!就对病人说:“张开嘴巴,看看舌态!”小姐刚张开嘴,他就弹动右手小姆指,把药弹进小姐嘴中,又叫端来开水,小小姐喝了。张仲景这才笑呵呵地对府台说:“药到病除,送令爱到耳房观察,一会儿说会好的。”

  府台十分感激,摆上酒宴招待。他刚端起要敬张仲景酒,耳房边传来了小姐的呻吟声,府台有诧异,张仲景说:“这是药力到了,你放心,令爱顷刻就会痊愈的!”

  话音未落,只听哇哇的婴儿哭声从耳房传来。府台和夫人猛地惊呆了,一时羞得面红耳赤,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那些绅士名流也惊奇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交头接耳暗暗发笑。

  张仲景拍案而起,哈哈大笑,指着府台说:“现已真相大白你们口口声礼义廉耻,干的却是男盗女娼呵!”府台和夫人听了,气得晕了过去。张仲景为百姓们出了气,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坐堂先生

  张仲景做了长沙太守后,坚持为百姓治病.按当时的规定,作官的不能随意接近百姓他想出一个办法,每月初一,十五两天打开衙门.坐在大堂上接诊.为了纪念张仲景,后人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称为"坐堂先生".
后世影响  现在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目前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张仲景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是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先师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后世中药临床学的理论基础.

  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拿手绝活儿”,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才能做到药到病除。也可以说,整部《伤寒杂病论》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症”,就是医生误治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同时,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公元168一188年)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 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涨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他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

  《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凤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操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恼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涨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目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郡涅阳县(今河南省南阳县)人,为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他的医学著作《伤寒杂病论》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张仲景生活的东汉未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动荡的时代。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外戚与宦官相互争斗残杀的“党锢之祸”。军阀、豪强也为争霸中原而大动干戈。农民起义的烽火更是此起彼伏。一时里战乱频仍。百姓为避战乱而相继逃亡,流离失所者不下数百万。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挟汉献帝及洛阳地区百万居民西迁长安,洛阳所有宫殿、民房都被焚毁,方圆二百里内尽为焦土,百姓死于流离途中者不可胜数。

  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其中尤以东汉灵帝(168一188)时的公元171年、173年、179年、182年、185年等几次的疾病流行规模最大。 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二百余人。自从建安初年以来,不到十年,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

  面对瘟疫的肆虐,涨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将百姓推入水深火热之中。对此,张仲景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他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

  《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法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其它旧病)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伤寒杂病论》的体例是以六经统病证,周详而实用。除介绍各经病证的典型特点外,还叙及一些非典型的症情。例如发热、恶寒、头项强痛,脉浮,属表证,为太阳病。但同是太阳病,又分有汗无汗,脉缓脉急之别。其中有汗、脉浮缓者属太阳病中凤的桂枝汤证;无汗、脉浮紧者,属太阳病伤寒的麻黄汤证;无汗、脉紧而增烦操者,又属大青龙汤证。这样精细的辨证及选方用药法则,使医家可执简驭繁,应付各类复杂的证候都能稳操胜券。除了辨证论治的原性之外,张仲景还提出了辨证的灵活性,以应付一些较为特殊的情况。如“舍脉从证”和舍证从脉”的诊断方法。即辨证必须有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前提,如果出现脉、证不符的情况,就应该根据病情实际,认真分析,摒除假象或次要矛盾,以抓住证情本质,或舍脉从证,或舍证从脉。阳证见阴脉、表证见沉脉。和证实脉虚,其实质都是证有余而脉不足,即当舍证从脉而救里;而阴证见阳脉,提示病邪有向表趋势,里证见浮脉,多提示表证未尽解;证虚脉实,则宜舍脉从证。脉、证取舍的要点是从“虚”字着眼,即实脉虚从脉,证虚脉实从证。这无疑为医者理清临床上乱麻一般的复杂症情,提供了可供遵循的纲要性条例。

  对于治则和方药,《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提出的治则以整体观念为指导,调整阴阳,扶正驱邪,还有汗、吐、下、和、温、清、消、补诸法。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例如桂枝与芍药配伍,若用量相同(各三两),即为桂枝汤;若加桂枝三两,则可治奔豚气上冲,若倍芍药,即成治疗腹中急痛的小建中汤。若桂枝汤加附子、葛根、人参、大黄、茯苓等则可衍化出几十个方剂。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尤其是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其中许多著名方剂在现代人民卫生保健中仍然发挥着巨大作用,例如:治疗乙型恼炎的白虎汤,治疗肺炎的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治疗急、慢性阑尾炎的大黄丹皮汤,治疗胆道蛔虫的乌梅丸,治疗痢疾的白头翁汤,治疗急性黄疽型肝炎的茵陈蒿汤,治疗心律不齐的炙甘草汤,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括萎薤白白酒汤等,都是临床中常用的良方。另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

  《伤寒杂病论》奠定了张仲景在中医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专著的科学价值越来越显露出来,成为后世从医者人人必读的重要医籍。。涨仲景也因对医学的杰出贡献被后人称为“医圣”。清代医家张志聪说过:“不明四书者不可以为儒,不明本论(《伤寒论》)者不可以为医。”后该书流传海外,亦颇受国外医学界推崇,成为研读的重要典籍。据不完全统计,由晋代至今,整理、注释、研究《伤寒杂病论》的中外学者记逾千家。邻国日本自康平年间(相当于我国宋朝)以来,研究《伤寒论》的学者也有近二百家。此外,朝鲜、越南、印尼、新加坡、蒙古等国的医学发展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影响及推动。目前,《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是我国中医院校开设的主要基础课程之一。

  据史书记载,张仲景的著述除《伤寒杂病论》外,还有《辨伤寒》十卷,《评病药方》一卷,《疗妇人方》二卷,《五藏论》一卷,《口齿论》一卷,可惜都早已散失不存。然而仅此一部《伤寒杂病论》的杰出贡献,也足以使张仲景成为海内外景仰的世界医学伟人。

  张仲景高尚的医德和医学上的贡献, 使他在中国医学史上享有殊荣. 汉代以后, 研讨伤寒杂病论的论著超过五百家, 张仲景的声誉远远超越了国界, 特别是在日本,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 影响很大. 今天日本的汉方处方和成药制剂中, 大部分仍是张仲景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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