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宗万-本草考证
一、考证本草，联系实际，搞清了一批混乱多年的中药品种众所周知，中药的应用具有数千年悠久历史，历代药物品种随着祖国医学的不断演进而有很大的发展和变化。而且我国幅员广阔，人口众多，各地对于药物认识的程度有所不同，使用习惯和名称也不一致，因而就产生了异物同名、同物异名等混乱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自有其历史根源和客观因素，是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但是，面对这些复杂的品种问题，如果对情况不掌握不分析，不积极设法解决，并从而得出不正确的解答，就会直接影响药材生产的质量和中医的临床疗效。从历史上看，每隔一段时期就会涌现出一位或几位澄清中药品种混乱的著名中医药专家。从解放以来的情况看，中药材名实不符的混乱现象较之历史上更为严重。同一品名的药材，在全国各个不同地区往往有数个或者十数个，甚至更多的不同品种，它们之间从植物亲缘关系方面来说，有的是彼此互相接近的，有的却是非常疏远，甚至根本科属不同，毫不相关。这样，就难以从药效上保证达到处方用药的要求和在生产上指导正品药材的采集与栽培。因此，研究中药材复杂品种并进而澄清混乱现象，是中医药工作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谢宗万在几十年的研究生涯中，一直紧紧抓住这一研究课题，长期致力于生药学与本草学研究，倾注了大量的研究精力，遵依中医药传统理论，深入挖掘整理历代本草文献，紧密结合当前用药实际，考证澄清了近２００种历史上长期混淆不清的中药品种，为国家药典的修订，《中华本草》的编纂及中药材生产经销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这是谢宗万学术研究工作中最大的成就和精华。
谢宗万在解决中药材复杂品种疑难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有益成果。例如：“中药
白前和
白薇，本来是两种药性、疗效互不相同的药物，均为中医临床所常用。但历代本草对其品种、性状描述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在全国各地异物同名品种达数十种之多，最为严重的问题是将二者颠倒错用。即不同地区以白前误称白薇，以白薇误作白前。其他张冠李戴、冒名顶替的情况则更多。针对这样典型的混乱品种，谢宗万首先从历代本草考证上入手，根据唐《新修本草》记载，抓住白前与白薇在生态习性上的不同这一关键，亲自深入二者的主产区进行调查采集，终于发现生在江边或溪滩的是白前，生长在山地的是白薇。而且针对历代本草上从来就有两种白前的记述，谢宗万在系统考证方面和实物鉴定的基础上，将叶似
柳叶者命名为“柳叶白前”，将叶似
芫花者命名为“芫花叶白前”。实地调查研究中并发现，白薇亦有直立与蔓生之别。同时还提出区别白前与白薇的商品名称和术语，应以“鹅管白前”、“
龙胆白薇”、“软白前”、“硬白薇”、“空白前”、“实白薇”的称谓为正，反之为误。由此，历史上这一长期悬而未决的复杂难题，就这样通过本草考证、实际调查、分类鉴定和性状鉴别而顺利地得到解决。谢宗万的这一研究结果，早已得到国家药典的认可，同时还纠正了过去外国学者对白前基原考证的一些错误。
又如：功劳叶是一味临床常用中药，用作滋阴益肺，兼补肝肾。主治肺劳失血、骨蒸潮热、腰膝酸软、
耳鸣头晕、
心悸等证。而商品功劳叶却有两种。其一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应用的冬青科枸骨之叶；其二是在广东、广西、福建、江西、贵州及浙江部分地区使用的
小檗科
十大功劳属植物的叶。这种异物同名问题，早在５０年代就引起中药界人士的注意，但多年来，未能形成统一的看法。有人认为
枸骨叶用为功劳叶是误用，功劳叶应用以小檗科十大功劳属植物的叶为正品；有人则提出枸骨与功劳叶确为二物，但何以大部分市售品以枸骨代十大功劳，尚需进一步研究。７０年代末，谢宗万对此问题从本草考证和基原调查方面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工作。通过对《本经逢原》和《本草纲目拾遗》有关论述的认真分析，终于澄清了最早药用功劳叶的正品就是冬青科的枸骨叶，而不是现代植物分类学上所述的小檗科的十大功劳；后来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所记载的十大功劳才是小檗科的十大功劳ＭａｈｏｎｉａｂｅａｌｅｉＣａｒｒ．和狭叶十大功劳Ｍ．ｆｏｒｔｕｎｅｉ（Ｌｉｎｄｌ．)Ｆｅｄｄｅ；并提出由于冬青科枸骨叶与小檗科十大功劳这两种异物同名品种早在清代就已形成，后者的命名虽比前者为晚，但考虑到在植物学方面已对小檗科Ｍａｈｏｎｉａ译第一卷１３２名为十大功劳属，可以保留不必更改，而冬青科十大功劳早有它的正名“枸骨”，故药材名称可直接按现时习惯沿用“功劳叶”之名作为其药材商品名称和处方用名，以资区别。由于这两类异物同名品种，实际功能主治不同，必须鉴别清楚。
再如：
威灵仙为中医常用治疗风湿痹痛的药物，具有祛风除湿、通络止痛的功效。但究竟什么是药用威灵仙正品，多年来学者意见不一。有认为是
毛茛科
铁线莲属植物（《中国药典》)。
但一般学者认为其药用历史较短，只是从清代《植物名实图考》才正式收载。另有人认为
玄参科
草本威灵仙是宋代《证类本草》中收载的威灵仙，认为其药用历史悠久，应作正品。但此种现代在少数地区只作草药“冷草”或“斩龙剑”等应用而不作威灵仙。北方地区亦有认为，
百合科
菝葜属
铁丝灵仙是该地区传统药用的威灵仙等等，诸说纷纭。鉴于这种情况，谢宗万运用文献学方法，结合当前用药实际，对威灵仙的药用历史渊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通过研究考证，证明：（１)威灵仙之名最早见于南北朝时代的《集验方》，其后《唐本图经》收载之。威灵仙药用的发源地是中国而不是新罗（今朝鲜)。（２)毛茛科铁线莲属植物是历史上最早使用的威灵仙，自元、明以来，相传以“铁脚威灵仙”为佳，亦即以根外皮深黑色者为正品。现对《中国药典》所收的三种正品威灵仙均属“铁脚威灵仙”类型。说明《中国药典》收载这三个品种是有本草学依据。（３)玄参科草本威灵仙是宋代药用威灵仙的主要品种之一，直到清代仍有应用，但现代只作草药“冷草”或“斩龙剑”入药，不作威灵仙用。这是中药品种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发生变化的一种反映。（４)百合科菝葜属铁丝灵仙入药用始于清代，可视为北方地区的习惯用药，但不得混称“铁脚威灵仙”。（５)菊科显脉
旋复花根和云南
兔儿风根，分别为《滇南本草》和《玉龙本草标本图影》中的威灵仙，是云南地区的习惯用药。（６)《救荒本草》中所载威灵仙品种不太明确，参照文图似为玄参科草本威灵仙和菊科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属植物兼而有之，但该属植物迄今未发现有同威灵仙相混的现象。（７)自宋代以后，威灵仙不断出现伪品与混杂品。《枫窗小牍》载，
藁本一度是威灵仙的伪品。此外，《本草纲目》记载，与铁脚威灵仙“须根一样，但色或黄或白，皆不可用”。可能是指同属植物
铜脚威灵仙而言，也可能还有其他根皮色浅的种类。
现今有应用而不验的情况，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今日所用之品种与古方所载之品名实不符，因此必须重视古方药材品种与入药部分的变化。对此，谢宗万提出：（一)一般医方中药物，一律以正品入药，特殊情况，可灵活变通使用地区习用品种中药品种繁多，异物同名现象复杂，为确保医方固有的疗效，一般方中所用之药，应一律以正品配方。例如《
伤寒论》治热痢下重的“
白头翁汤”中的白头翁，全国都必须使用《中国药典》规定的毛茛科白头翁Ｐｕｌｓａｔｉｌｌ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Ｂｕｎｇｅ)Ｒｅｇｅｌ的根。中药
木通在临床作用上，有特殊情况。四川地区历来习惯使用毛茛科的
川木通，即
小木通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ａｒｍａｎ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或绣球第一卷１３３藤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ｍｏｎｔａｎａＢｕｃｈ．Ｈａｍ．，东北地区历来习惯使用马
兜铃科的
关木通，即东北
马兜铃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ｍａｎｓｈｕｒｉｅｎｓｉｓＫｏｍ．的藤茎。如处方只写“木通”二字，而未标明哪种木通时，则可按该地区习惯用药灵活付给。
金钱草有多种，全国各地用药习惯颇不相同。四川地区习惯以
报春花科的过路黄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Ｈａｎｃｅ为金钱草；两广地区习惯以豆科的
广金钱草Ｄｅｓｍｏｄｉｕｍｓｔｙｒａｃｉｆｏｌｉｕｍ（Ｏｓｂｅｃｋ)Ｍｅｒｒ．为金钱草；江苏、上海一带习惯以唇形科
活血丹（
连钱草)Ｇｌｅｃｈｏｍａｌｏｎｇｉｔｕｂａ（Ｎａｋａｉ)Ｋｕｐｒ．为金钱草；江西地区习惯以伞形科的
天胡荽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ｓｉｂｔｈｏｒｐｉｏｉｄｅｓＬａｍ．或破铜钱ＨｙｄｒｏｃｏｔｙｌｅｓｉｂｔｈｏｒｐｉｏｉｄｅｓＬａｍ．ｖａｒ．ｂａｔｒａｃｈｉｕｍ（Ｈａｎｃｅ)Ｈａｎｄ．－Ｍａｚｚ．为金钱草。
在《中国药典》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尊重各地多年用药经验是必要的。如此则符合他们处方用药的旨意。但这些品种也至少应该在“地方药品标准”规定范围之内才行。在一定范围之内灵活变通是可行的，但绝不能漫无边际。
（二)古代医方，因时代不同，品种变迁，应按当时品种入药中医药有悠久的历史，自汉魏六朝以来，在迄于今的两千余年之中，同一药品，其品种有一贯延续不变者，也有随不同时代而发生品种变迁者。为欲确保原方固有的疗效，自然在药物方面，就要求按当时实际品种入药，务使名实相符。例如《乾坤秘韫》中治疗脾劳
黄疸的如圣丸，和危亦林《得效方》治妇人血崩中的
草血竭，都不是《滇南本草》所载蓼科草血竭ＰｏｌｙｇｏｎｕｍｐａｌｅｃｅｕｍＷａｌｌ．的根茎；而应是
大戟科的
地锦草ＥｕｐｈｏｒｂｉａｈｕｍｉｆｕｓａＷｉｌｌｄ．的全草；戴原礼《证治要诀》治大肠泻血，杨清叟《外科方》治
痈肿背疮和危氏《得效方》治金疮出血与恶疮见血方中的
血见愁，也是这种
地锦草，而不是
茜草科的茜草Ｒｕｂｉａ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Ｌ．或其他。唐容川《
血证论》诸方中所用的血藤，是四川所产的
大血藤科（或木通科)大血藤Ｓａｒｇｅｎｔｏｄｏｘａｃｕｎｅａｔａ（Ｏｌｉｖ．)Ｒｅｈｄ．ｅｔＷｉｌｓ．的藤茎。
（三)“新兴品种”可以取代古方中原相应同名品种鉴于“新兴品种”是在长期临床中由异物同名品中择优选拔而来的新兴优良药材品种，因此古方中所用药物品种，既可以使用原品种，也可以使用“新兴品种”代替之。例如《痧胀玉衡》“
降香桃香散”中所用降香，既可使用
芸香科山油
柑Ａｃｒｏｎｙｎｃｈｉａｐｅｄｕｎｃｕｌａｔａ（Ｌ．)Ｍｉｑ．树干的干燥心材，亦可使用现时《中国药典》收载的豆科植物降香檀ＤａｌｂｅｒｇｉａｏｄｏｒｉｆｅｒａＴ．Ｃｈｅｎ的心材。又如《太平圣惠方》中的
巴戟散，尽管宋代巴戟天有异物同名品存在，但均可以巴戟天的新兴品种———茜草科植物广巴戟Ｍｏｒｉｎｄ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的根取代之。这就和药用
连翘，木樨科连翘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Ｔｈｕｎｂ．)Ｖａｈｌ可以取代古方中连翘———
金丝桃科的黄海棠（湖南连翘)ＨｙｐｅｒｉｃｕｍａｓｃｙｒｏｎＬ．一样。
（四)异物同名品视其在医方中的效能，决定其品种
青蒿在古代原名草蒿，植物来源有两种，但晋代葛洪《肘后备急方》中治疟病方所用绞汁治疟的青蒿，根据其截疟的功效，应为菊科植物
黄花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ｎｎｕａＬ．而不是香蒿ＡｒｔｅｍｉｓｉａａｐｉａｃｅａＨａｎｃｅ。
神仙对坐草在国内亦有多种，《百草镜》治黄疸初起，又治脱力虚黄方用神仙对坐草、三叶白、荷包草、
平地木、
茵陈各三钱。根据其效能，并参考其他有关资料，可以断定方中之神仙对第一卷１３４坐草，应为报春花科过路黄ＬｙｓｉｍａｃｈｉａｃｈｒｉｓｔｉｎａｅＨａｎｃｅ的全草。
苍术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ｌａｎｃｅａ（Ｔｈｕｎｂ．)ＤＣ．和
白术Ａ．ｍａｃｒｏｃｅｐｈａｌａＫｏｉｄｚ．在古代统称为术。如古方只写术，而不明确何种时，则可按方义效用区别之。白术辛苦甘温，为补脾要药，功能健脾燥湿，固表止汗。苍术苦温辛烈，为运脾要药，功能芳香化浊，燥湿止痛。在实际应用上，由脾虚而生湿者用白术，因湿盛而发生脾虚者，则用苍术。如《外台秘要》“头忽
眩晕”方之“术”，应为白术。《肘后方》“腹中虚冷”方中之“术”，应为苍术。
（五)不同时代，药物入药部分的变迁，应予重视古代主流本草，包括《新修本草》、《本草图经》、《证类本草》、《本草纲目》、《本草原始》等，从唐代到明代的本草及医方中所载的
郁金都是
姜黄属植物
姜黄ＣｕｒｃｕｍａｌｏｎｇａＬ．的根茎。而现时是以姜黄属多种植物的块根为郁金，有据可考者始自清代。故明代以前医方中所用郁金，以现时药用姜黄的根茎当之，最为适宜。以ＣｕｒｃｕｍａｌｏｎｇａＬ．的根茎，从郁金转而作姜黄使用，有明确记载的始于《植物名实图考》，并沿用迄今为《中国药典》所载。故清代以后医方中的姜黄，以其根茎当之，也是有根据的。又如宋代以前药用的
枳实为芸香科
枸橘的成熟果实，而宋代以后药用枳实主要为
酸橙枳实的幼果。
谢宗万的这些见解已经得到全国许多中医药同行们的首肯。
二、澄清混乱，拨乱反正，提出了一套具体可行的途径和措施中药混乱品种，不但危害人民身体健康，而且劳民伤财。每年因此而报损的中药材数字十分惊人，有些还要造成地区药材经营部门之间的仓库积压、退货换货、往返运输等扯皮现象，给社会主义经济带来不应有的损失。同时，混乱品种还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由于长期混乱，以讹传讹，致使不少青年药工人员信假为真，是非颠倒，这对中药行业培养接班人，中医药事业长期健康地发展都是极其有害的。研究中药复杂品种，就是要想方设法，弄清它们的历史渊源，还它们的本来面貌，从而正本清源，澄清混乱，去伪存真，拨乱反正。为发展正品药材生产、合理利用药物资源、保证人民用药的安全和有效而服务。
在谢宗万几十年的中药品种研究生涯中，除了亲自考证厘定近２００种中药混乱品种外，为了彻底扭转中药材长期混乱的局面，他在多年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分析探明了中药混乱品种的由来与形成混乱的原因，以及中药混乱品种在历史和当前的多种表现形式，提出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治乱途径和措施。
１．调查鉴定是搞清中药品种的首要步骤。如品种不明，来源不清，
盲目地光凭一个未经鉴定和证实的“药名”去按“名”用药，若名实不符，那将是十分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故应在实地调查采集的基础上，首先搞清它的来源，以便准确鉴定中草药的科、属和种名。就弄清品种这一点而言，对决定中药的真伪能起到十分关键作用。如非正品药材，则其调查内容还应该包括这种药物在当地使用的历史，及其临床实际疗效，有无毒副作用等等。当然，作伪的情况，比较复杂。例如番
红花，即使植物来源正确，但如以提取过有效成分的药材重新染色后加以出售，亦当以伪品论处。
２．本草考证：鉴于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和对疾病作斗争中所积累的丰富的经第一卷１３５验已被载于历代本草之中，如果我们从中搞清历代医药学家传统应用药材的正品，那么我们就能从中正确地继承前人的这种经历长时期无数人临床实践考验的、非常珍贵的传统用药经验，使“古为今用”。这对保证医疗效果和进一步深入研究发扬都有其重要意义。
把中药的调查鉴定和本草考证结合起来，就能科学地阐明什么是传统的药用品种，就能从复杂的异物同名品种中区分出来哪个是经受过长期历史考验的传统的药用正品，哪一些是历史上的地区用药，哪一些是后来的混杂品。由于历史在前进，某些中药的品种也是随着历史的演进而逐渐有所变迁，我们要搞清这种历史上所发生的变化，如实反映这个史实，阐明所研究的那种中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处的地位，这样，才有利于从中药名称上正确的加以区别对待，避免张冠李戴。这对解决中药的异物同名问题，大有裨益。
然而本草考证并非万能，限于古代历史和技术条件，历代本草对药物的形态记载，往往非常简单，有不少品种很难通过本草考证的办法立出确切的结论，还需要利用其他手段加以综合研究解决。
３．实验研究：采用现代科学方法，特别是采用理化方法和药理手段，对中药复杂品种从药材质量上进行检验评价，是卓有成效的。中药的有效成分，是对人体起治疗作用的物质基础。凡是已经明确有效成分的中药，可以通过有效成分的含量测定来衡量药材的真伪优劣。如果这种成分能发生荧光现象，还可以通过测定荧光强度来加以质量评定。如果这种中药有效成分现在还未明了，则可以适当选择与能反映中医主要疗效相应的有关药理指标，通过动物试验来进行比较。当然，在试验中结合中医辨证分型、制造相应的动物病理模型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如此，将需要解决的混乱品种分别通过在动物体上对几个关键指标的研究比较，往往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由于动物试验和将来最终用于人体的结果是否能够保持一致，还有待于今后临床实践的证明。
但这些实验研究数据和资料，对进一步提供临床验证是十分可贵的和不可缺少的。
在评价中药质量优劣时，如果本草记载与现代研究发生矛盾时，则应以现代科学依据为主。例如李时珍在讨论杜
细辛时说：“按《土宿本草》云：杜细辛叶圆如马蹄紫背者良，江南、荆、湖、川、陕、闽、广俱有之。”现据研究表明，紫背细辛含有大量的致癌物质———
黄樟醚。根据这个研究的情况，紫背细辛就不宜入药了。因而本草关于杜细辛以“紫背者良”的说法，就不能作为正确的依据。这就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４．临床验证：把好的正品药材按中医处方用药的意旨恰当地用到病人身上，使之发挥最佳的治疗效果，这是医家用药的最终目的。中医治鱼骨鲠喉，一向使用威灵仙，但中药威灵仙是个复杂品种，什么是正品威灵仙还存在着争议。是否可以通过有无这种实际疗效来进行检验呢？当然鱼骨鲠喉，只是检验指标之一，应该还有其他相应的指标相辅而行，方为可靠。又如
贯众，品种极为复杂，市售品不下５０余种，很多地方用来煎汤预防流感，有的有效，有的无效。何者疗效最佳，各地不妨加以比较和总结。具体进行各种之间的预防效果比较是有着一定困难的，如结合体外抗流感病毒的实验研究来进行，还是可行的。
有人在使用
山豆根的复方中就曾发现中毒现象，最后总结出来是山豆根的品种和剂量问题（山豆根剂量如超过９克，即产生中毒症状)。这就说明虽然使用复方，如果单味药存在问题，在一定的情况下，照样能够把问题反映出来。如服用含有
赤小豆的复方而发现有毒蛋白中毒反应时，那就得首先怀疑是不是由于错服了赤小豆混乱品种“
相思子”的缘故。但如某药不存在毒副作用，亦无显著生理活性时，则在复方中的呈现，往往难以被揭露。
具实正名：研究中药复杂品种，在通过调查鉴定、本草考证、实验研究、临床验证等一系列的研究，或其中某几项研究之后，肯定对这些品种的本来面目和来龙去脉等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这样，就应该对正品加以肯定，对副品加以说明，对名实不符的混乱种要根据它们本身的具体不同性质区别对待。重要的一条，是首先要恢复它们的本来面貌。
按照它们本来固有的药名去处方入药。如此，就能避免因异物同名而造成的混淆错用。
这个办法，自古就有了。例如《大观本草》的校刊者艾晟引陈承《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细辛条谓：“谨案细辛非华阴者不得为细辛用。若杜蘅之类，自应依本性于用尔。”这说明他对“杜蘅乱细辛”的处理办法是杜衡只能叫“杜衡”，按杜衡本身具有的药性去用药。但不得混称细辛。这就是具实正名，依本性于用。这样做，名实相符，实事求是。中药混乱品种除伪品不具药效者应严格取缔外，很多异物同名品可按这条原则处理。从名称上明确地把它们区别开来，使名实相符，各自依本性使用，则彼此相互混淆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６．大力发展“道地药材”的生产：“道地药材”出自《
牡丹亭·药》：“好道地药材”；《本草品汇精要》也称“道地”。《增订伪药条辨》例言说：“诸药有天
生地产之正所，则为道地正品。”《本草从新》则称“地道”。陈仁山《药材出产辨》序称“药非地道，虽对症必无功，则选如不选，用如不用”。由此可知，无论是“道地”，或者是“地道”，说法虽有不同，但中药界人士谁都知道它们的含义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正品优质药材的同义词。很多道地药材，往往是重要的中药种类。它们在全国药材中享有崇高的信誉。例如五加科的
三七，以产于云南和广西者为道地，可谓名闻中外。曾经有一个时期货源紧张，供不应求，则商品中
藤三七、水三七、
姜三七等应运而生，有直接冒名顶替者。后来正品三七生产多了，次品、混杂品等也就逐渐销声匿迹。
三、勤于实践，勇于创新，首创中药品种理论新观点祖国的医药学源远流长。大量事实均可说明，我们的祖先就是在寻找食物充饥的过程中，逐步了解到催吐、泻下、止痛、兴奋等有关药物知识。诸多正反经验，循环往复，从而使先民们在实践中悟出了防治疾病的药物功效。“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虽然难以考据，但说明了药物的四气五味和有毒无毒等知识都是从大量实践中通过总结概括而得到的。
这就是中药性味理论的萌芽阶段。也就是这种药性理论经过长期的验证和补充，至今已成为中药理论的核心，它与中医理论密不可分，为中医药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众所周知，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和指导实践。这是因为理论形成的基本过程是经过思维的作用，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将大量杂乱无章的资料上升为系统的具有逻辑性的知识体系，亦即引出其固有的最本质的特点，并加以概括而形成科学概念之故。
因此，理论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它必然要为指导实践和预见未来而发挥作用。为此，在当前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对生产力起重要作用的时代，更不能忽视理论对科技事业发展的指导意义。
中医药学之所以在世界传统医药学中独树一帜，能逐步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关键就在于它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因而也就形成了我国独有的中医药特色。
随着中医事业的蓬勃发展，中药的生产与应用也在不断地发展。然而长期以来中药理论却停滞不前，总是局限于药性理论范围之内而未能越雷池一步，更谈不上有什么新的理论突破。这种理论落后于实践的形势，也不能适应中药研究、生产的发展。有鉴于此，谢宗万在近十余年来，结合他本人的专业所长，于几十年中药品种调查研究实践的基础上，着重从中药品种方面探讨了发展中药理论的可能性，因而提出了１０个有关中药品种理论的新观点。现将这１０条理论的内容摘要介绍如下：（一)药材品种延续论中药品种代代相传，就是中药品种的延续。如
人参、
当归、
黄芪、
地黄等，历二千年的药用历史，至今仍延续不衰，能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关键在于其具有确切的疗效。
早期本草所载某些品种其不为后人所用，甚至不为人知，因而不能被延续使用，其原因有三：（１)由于本身疗效欠佳，缺乏实际医疗价值而被淘汰；（２)虽然具有一定的疗效，但并不十分突出，且分布不广，难以采得者，也在淘汰之列；（３)由于早期本草对药物形态描述过于简略，或完全无描述，以致后来逐渐失传，形成知名而不知物。关于这一部分品种，凡本草载有独特疗效者，有进一步考证发掘之必要，如坐拿草等。
中期及晚期近期形成的新品种和新兴优质品种，则又会在尔后时期不断地得到延续和相应的发展。
中医中药有着几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整个中药继承与发展中，药材品种的延续起到了绝对主导作用。
（二)药材品种变异论明代医学家李时珍说：“古今药物兴废不同。”实际上是说古今所用药物品种是有变化的。
清代名医徐大椿《医学源流论》把“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著，而本草载其功用凿凿者，今依方施用，竟有应与不应”的现象，归结为“药性变迁论”。谢宗万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种类之异”、“名实之讹”，亦即品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而药性亦随之而变。于是将这类性质的问题归结为“药材品种变异论”，或称“药材品种变迁论”。其发生变化的情况，主要表现为：１．时代变迁，品种变异。这就是说中药品种在历代本草的不同时期，时而发生变化。如《唐本草》以前的本草中和以后《本草纲目》中收载的
通草是木通科植物木通Ａｋｅｂｉａｑｕｉｎ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Ｄｅｃｎｅ．和现代五加科通草Ｔｅｔｒａｐａｎａｘ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ｕｓ（Ｈｏｏｋ．)Ｋ．Ｋｏｃｈ不同。
２．地区习用，异物同名。不同地区将一些药物来源不同，成分、疗效各异的药物同叫一个药名，同作一种药使用，如将菊科的草本植物兰草和唇形科的植物毛叶地瓜儿苗同作
泽兰使用等。
３．就地取材，貌似实异。由于药材供求矛盾的普遍存在，
当道地药材不能满足供应，往往在“就地取材”或“就近取材”时，很容易发生将原植物或药材“貌似实异”的一些品种拿来充顶，如以假万寿竹的根茎充
黄精。
４．弄虚作假，以伪乱真。越是稀少珍贵的药材，人为的“弄虚作假，以伪乱真”非法谋取暴利的情况就越是严重，三七用
莪术刻制，
冬虫夏草用
地蚕的根茎冒充，
天麻用
马铃薯、
紫茉莉、大丽花根、
菊芋、芭
蕉芋、
天花粉、赤根、
慈姑等作伪，“只求己利，不惜人害”。
品种变迁，有时变坏，有时也有变好的一面，如巴戟天、
广防己、酸橙
枳壳、新疆
紫草等“新兴品种”的形成，则是不可忽视的。
从整个历史时期品种变迁的结果来看，好的变化终究会得到承认，也逐渐独立为新的正品得以长期延续流传。坏的变异，则多数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一旦被揭露，就会当做伪品被取缔或作混乱品种来处理。
药材品种的变异，既然有双向性，我们就可以设法根据品种变异的规律，严格控制其变异方向，使其向新兴优质品种发展，坚决防止制造新的混乱。
系统分析和掌握中药品种在历代本草中变迁与发展的规律，有利于对中药药用历史渊源的全面正确了解，防止在品种问题上作片面的论断。
研究药材品种变异，所以有其重要性，还在于整个中药品种发展史是处于药材品种的延续和变异二者相互交织之中。
（三)药材“新兴品种”优选论“新兴品种”一词是谢宗万于１９８２年提出来的有关新品种方面的一个新概念。凡一种药材，在前代本草中没有记载过，而是新近兴起，与某种传统中药的正品在药名上有一定的联系，在生物来源上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也可能截然不同，但在药材质量或功能主治方面一般认为与之基本等同或较之更优者，即称之为“新兴品种”。这个“兴”字有兴起、勃兴的意思，代表正确和具有新生活力的含义。概括言之，“新兴品种”即新兴优良药材品种的简称，是正品中药新的泉源。例如中药紫草，传统正品为紫草科紫草属植物紫草ＬｉｔｈｏｓｐｅｒｍｕｍｅｒｙｔｈｒｏｒｒｈｉｚｏｎＳｉｅｂ．第一卷１４０ｅｔＺｕｃｃ．的根。而近代则在新疆地区发现同科软紫草属植物
新疆紫草（软紫草)Ａｒｎｅｂｉａｅｕｃｈｒｏｍａ（Ｒｏｙｌｅ)Ｊｏｈｎｓｔ．的根，其质量较传统正品紫草更优，药典已经收载，行销全国。则此新疆紫草就属于“新兴品种”的范畴。类此，伞形科
阿魏属植物新疆阿魏Ｆｅｒｕｌａｓｉｎ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Ｋ．Ｍ．Ｓｈｅｎ其茎中分泌的油胶树脂为中药阿魏的“新兴品种”。这一“新兴品种”的发现，减少了药材经营部门对阿魏的大量进口，从而为国家节约了不少的外汇。
历史上呈现的“新兴品种”如宋代有枳壳、枳实Ｃｉｔｒｕｓ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Ｌ．，连翘Ｆｏｒｓｙｔｈｉａｓｕｓｐｅｎｓａ（Ｔｈｕｎｂ．)Ｖａｈｌ，宁夏
枸杞ＬｙｃｉｕｍｂａｒｂａｒｕｍＬ．。晚近呈现的新兴品种有广防己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ｆａｎｇｃｈｉＹ．Ｃ．ＷｕｅｘＬ．Ｄ．ＣｈｏｕｅｔＳ．Ｍ．Ｈｗａｎｇ．，巴戟天Ｍｏｒｉｎｄａ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Ｈｏｗ等。它们之所以在不同时代形成中药的“新兴品种”，主要是在药材质量上和功能、主治上经过长时期的临床考验和优选，并得到公认的结果。
因此，“新兴品种”是继传统药用正品之后，通过较长时间临床实践的考验，在该药材多来源品种包括异物同名品中选拔出来的一种优质品种，或通过现代科学研究从其近缘品种中新开发出来的又一优质品种。
药材“新兴品种”在今后科研工作和临床应用中还会继续不断地涌现。
（四)药材基原（品种)的单一性与有限多原论中药材基原，中国药典就有一原、二原、三原和多原之别。一原者即单一性种类，数目最多，此处将二原以上（含二原)者统统归隶于中药材基原的有限多原性，中药材基原的多原性自古有之。《新修本草》注云：“
蓝实有三种。”《本草拾遗》云：“
三棱总有三、四种。”《本草图经》、《证类本草》一药数图者甚多，
柴胡有５图，黄精有１０图，《中国药典》所收４４２种中药材，其中多原药约占总数的２７６％。
多原性药材的主要特点之一，是
一味药品种之间，功能、主治极为相似，保证临床应用安全有效，客观标准是药物质量符合规定要求。例如
秦皮必须是木樨科属中树皮水浸液具有荧光现象者，凡无荧光现象者就一律不得作秦皮使用。黄精则甜的可用，苦的不可用。柴胡属的大叶柴胡有毒，不可用。
钩藤在生物碱含量方面还规定，含量高的品种为合格，低者不得使用。
诸如此类，对有关品种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是符合用药“安全有效”的。这就是在多原性品种之前加“有限”二字的深切含义和宗旨。
有限多原性药材的形成：（１)相近的植（动)物亲缘关系；（２)合格的形、色、气、味；（３)相同的较高含量的有效成分；（４)极为相似的中药疗效。
中药材多原性品种的发展，实际上也是新药研究内容之一，是大有可为的。在中药系统研究的过程中，原先为单一品种的药材，有可能增添一些近缘品种，形成有限多原性药材，但也有可能从原来的有限多原性品种中发现新成分、新疗效，则转而分化出少数品种来，使之摆脱原药名而另立新品，另起新名。这就是有限多原性品种转而分化出新的单一性品种的可能性，对中药的研究与发展也是一种新贡献。
（五)解决中药品种“异物同名”问题的关键在于“统一药名”论所谓“异物同名”就是药物来源不同，成分、疗效各异，但在不同地区却同叫一个药名而当一种中药使用者。例如丽江山慈姑的鳞茎，在云南有混称为土
贝母的，曾冒名贝母或
土贝母使第一卷１４１用。华东地区曾发现以
萱草属植物的根冒名顶替
藜芦使用，而均使患者发生中毒与失明的事故，这是由于“异物同名”的原因。接着就是“冒名顶替”、“张冠李戴”，必然造成品种混乱。所以中药的“异物同名”是构成中药混乱品种重要因素之一。
中药“异物同名”，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序列中专门设有“药名同异”一节，对五物同名，四物同名，三物同名，二物同名等，有详细记载，可见“异物同名”问题是自古有之，于今为烈，现在中药贯众、白头翁、
厚朴、
杜仲、
紫花地丁、
透骨草等其异物同名品均有数十种之多。问题的产生，既然是出在药名的混乱上，则问题的解决就应从药名的统一着手来考虑。所以“统一药名”问题亟待解决。
（六)优良品种遗传基因是形成“道地药材”的内在因素论药材的好坏，首先与生物“种”有直接关系。例如黄芪就有很多种，但以蒙古黄芪为上品。
大黄也有很多种，驰名中外的西宁大黄和凉州大黄的来源是蓼科大黄属掌叶组的掌叶大黄和唐古特大黄（鸡爪大黄)；非掌叶组的华北大黄、
河套大黄等即使将其移栽到与掌叶大黄相同的生态环境中，亦绝对成不了大黄的道地药材，就是由于“种”这个重要的内在因素决定的。栽培的药材，即使是同一种，还有种下品种等问题。例如
菊花，商品就有亳菊、滁菊、怀菊、川菊、杭菊之别。它们在药材性状上各具特色。在有效成分含量上亦互有差异，而且都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就是遗传基因在起作用。又如怀地黄，在河南旧怀庆府地区（同焦作市所辖诸市、县)就有白状元、金状元、北京一号等品种，分别有个头大、产量高、梓醇含量高、抗旱、抗涝和抵抗病虫害的能力强等优点。当归则以“寸金头”，宣
木瓜则以“
芝麻点”，天麻则以“水红杆天麻”等品种为佳。
遗传因素这个内在因素，因为它在生物体内还控制着有效成分的合成，故药材质量也受它的影响。这一点对道地药材来说，无论如何是不可忽视的。为此，可以认为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和优良的栽培加工技术，对道地药材的形成虽然是重要的外在因素，但优良品种遗传基因则是形成“道地药材”的内在因素，二者缺一都不可。
（七)解决伪劣混乱品种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发展“道地药材”论伪劣混乱品种问题发生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主要根源在于药源不足，供求矛盾紧张，特别是稀有珍贵药材，尤其如此。为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在于发展道地药材。当然，这种发展生产必须强调的是有计划地按需要进行，绝不要无计划地超量生产。否则会造成药价大起大落和挫伤药农种药的积极性，不可不加注意。
（八)品种相近性效相似论中药品种，直接与药性和临床疗效有关。以植物性中药而言，品种相近，是指同科同属，甚至必须是同组、同系的药用植物，这些植物在系统发育中亲缘关系相近，它们在植物形态和药材性状上有较多相似之处。它们所含的活性成分（次生代谢产物)类型也有基本相同或相似，惟含量高低参差不齐。这是根据植物化学分类学关于“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类群，具有相似的化学成分”的观点和无数已经证实了事实归纳出来的一条自然规律。由于一定的活性成分对人体生理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因此，说它们性味功效相似，自然也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例如
黄连为毛茛科黄连属植物，
味连Ｃｏｐｔ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峨眉野连Ｃ．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Ｃｈｅｎ)Ｃ．Ｙ．第一卷１４２Ｃｈｅｎｇ，三角叶黄连（雅连)Ｃ．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Ｃ．Ｙ．ＣｈｅｎｇｅｔＨｓｉａｏ，云连Ｃ．ｔｅｅｔａＷａｌｌ．，甚至于日本产的日本黄连Ｃ．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Ｍａｋｉｎｏ，亦都含有
小檗碱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黄连碱ｃｏｐｔｉｓｉｎｅ和甲基黄连碱ｗｏｒｅｎｉｎｅ，均性味苦寒，能清热燥湿，泻心火，解热毒，用于细菌性及
阿米巴痢疾，急性胃肠炎，热性病高热，目赤肿痛，痈
疖疮疡等。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在植物界和动物界几乎都有其规律性。
这一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就在于能指导对中药新品种、新原料和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如寻找
黄芩类新资源，就必须在黄芩属黄芩亚属顶序黄芩组狭叶黄芩亚组的黄芩系丽江黄芩系中的一些粗根类型的各类中去寻找，则事半而功倍。
（九)品种虽同，在一定条件下，性效可变论每一种药材，均有其固有的药性与功效。只有当这个生物种在一定条件影响下，方能改变其原有药效。能影响药材性效改变的条件有：（１)药用部分不同，性效不同，
麻黄茎发汗，根止汗；（２)采收季节不同，疗效高低有别，如
赤芍根，在北方四月末、五月初显蕾期
芍药甙含量最多；（３)生态环境不同，特别是寄生植物，直接受寄主的影响，寄主不同，寄生的性效亦随之而变（如
桑寄生与
马桑寄生)；（４)加工炮制方法不同，可使性效发生质的变化。如
生姜、
干姜、
炮姜、
姜炭性效全不相同，
乌头与
附子性效差别更大；（５)贮藏时间条件不同，药效有变。如
陈皮不宜用新，贯众（粗茎鳞毛蕨)贮藏一年以上则失效；（６)剂型、服法不同，药效产生变化，如
瓜蒂散用散剂方能起催吐作用，但如改作汤剂则无效。此外，剂量的大小，也能对疗效产生影响，由此可知，品种虽同，功效可变的情况相当复杂，但其中对提高疗效的因素或产生新的功效的因素应值得重视，并应不失时机地加以很好地利用，则不啻增加一批疗效好的新的中药品种。
（十)研究中药品种，立足本国，放眼世界论研究品种的实际疗效，除重视国内的经验外，还要放眼世界。凡是好的东西，无论是中国的，外国的，都要拿来为我们所用，学术上有不同观点，要探讨其究竟，哪个观点正确，就采用哪个观点，有必要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加以研究核实，使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例如关苍术Ａｔｒａｃｔｙｌｏｄｅｓ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Ｋｌｉｄｚ．ｅｘＫｉｔａｍ．，中国和日本、朝鲜均有分布和应用，在中国东北地区作苍术应用，而在日本、朝鲜则作白术应用。日本文献已提出关苍术接近白术成分的科学依据，我们就应该从化学、药理与临床各方面进行全面研究，以利澄清与合理利用。
伞形科
珊瑚菜ＧｌｅｈｎｉａｌｉｔｔｏｒａｌｉｓＦｒ．Ｓｃｈｍｉｄｔ的根，我国从清代起就作北
沙参使用，但在日本称“滨
防风”，长期在日本和朝鲜作防风的代用品。考证我国古代本草，珊瑚菜可能为防风类
石防风的一种，为此，珊瑚菜的实际功效是
北沙参类，还是防风类，值得进一步探讨与研究。
木通科木通Ａｋｅｂｉａｑｕｉｎ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Ｄｅｃｎｅ．为我国历代本草传统用木通，但现时国内反而未作木通应用。日本学者研究其化学成分与药理作用，阐明了木通利水的机理。《第十改正日本药局方》收载的木通即为此种，我国药典更应该收载。
总之，不立足本国，则基础不牢，不放眼世界，则眼界不宽，立足本国，放眼世界，目的一致，都是使之更好地结合我国国情的基础上为我所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古代早有明训。
四、鉴定中药，重视继承，提出系统整理
中药材传统经验鉴别精华的新设想谢宗万认为，鉴于中药品种真伪优劣的复杂性，故在鉴定中药时要针对不同情况，有时需要四大鉴别法（基原鉴别、性状鉴别、显微鉴别与理化鉴别)共
同使用，但在多数情况下可能只需其中一、两项的配合就能解决问题。他认为四大鉴别法中在实际工作上最普遍应用的是药材性状的传统经验鉴别法，它独具多快好省的特点，故在当前的形势下应该认真加以总结整理提高。
中药传统经验鉴别法是中药行业鉴别中药材真伪优劣方面长期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主要根据药材的外观性状（形、色、气、味)，直接利用感官，即用看、摸、闻、尝等方法，必要时加用水试法与火试法来达到鉴定的目的。这主要是由于生物种遗传因素而形成，使各种动、植物药品都有其特定的外观性状及某些特性。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中药师，不但通过外观性状观察就能鉴别真伪，而且有时还能指出它的产地，是野生品或是栽培品，对生长的年限也能作出大致的估计，以及药材何者为优何者为劣等。他们在经验鉴别方面确有独到之处，是十分宝贵的。
例如形容野山人参：“芦长碗密
枣核，紧皮细纹
珍珠须”；形容三七：“乳钆、丁头、
铜皮、铁骨、菊花心”；形容天麻：“鹦哥嘴，扁圆体，点轮环，圆盘底”；形容
海马：“马头蛇尾瓦楞身”……这些都是经验鉴别精华之所在，他对此十分重视。传统经验鉴别通过直观鉴定，方法简便，重点突出，能迅速得出可靠的结果，在实际工作中，尤其是在基层中药房、药店、药材仓库及药材收购站等部门应用最为广泛。谢宗万在进行中药品种的研究考证及中药材的实际调查时，都非常重视学习和继承各地药工、药农的传统鉴别经验。他的特点是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并善于把第一卷１４４传统经验与生药学及植物分类学的知识有机地结合起来，能把分散的点滴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在他的多年中药品种鉴定工作中能将传统鉴别经验运用自如，触类旁通，可谓慧眼独具，堪称一绝，成为他中药鉴别的基本功。长期以来，谢宗万除了完成本职的科研工作外，还利用自己的特长，为院、所内其他科研课题的顺利完成做了大量中药材品种的鉴定工作，同时从全国各地慕名而来求其鉴别中药真伪优劣者更是难以计数。
谢宗万认为，传统鉴别经验除了它的优势之外，有很多经验还比较零散，对同一种药材各有各的绝活儿，尚未集中整理；另一方面，由于直观的局限性，有些经验还不很完善，不是任何问题都能解决。因而就需要去粗取精，取长补短，把它与现代科学鉴别方法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进一步提高对药材的鉴定水平。如全草类药材就应该与植物分类学结合起来，可对原植物基原作准确鉴定。对经验鉴别术语要从植物解剖学的观点来加以诠释。已经破碎的药材则要与现代生药学方法结合，用显微鉴定与理化鉴定技术加以辅助配合。谢宗万本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大致体现在他的专著《中药材品种论述》一书中。
鉴于传统经验鉴别法具有悠久的历史，迄今为止，却尚未见有系统总结整理的材料。但同时随着岁月的流失，掌握丰富经验的中药师傅们已日渐其少，能写能讲者更是不多。因此迅速抢救这笔宝贵的药学知识遗产，确实是十分重要的。为此，谢宗万根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关于采取紧急措施做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的决定》的指示精神，认为中药材鉴别领域内，作为第一步，首先总结整理出一部《中药材传统鉴别经验精华》是当务之急，然后在此基础上，中西结合，土洋并举，从而进一步提高中药材的鉴定水平。这个光荣的重担自然就落到师承制中我们年轻一代继承者的肩上。
一、实地调查摸清情况１．植物形态与采收季节：古人对药物或其原植物形态的记述往往是比较简单的。但有时却非常扼要，常常一两句话正是说到关键之处，很能解决问题。如《本草纲目拾遗》记载石打穿治黄疸，并引蒋仪《药镜拾遗赋》云：“滚咽膈之痰，平
翻胃之哕，石打穿识得者谁。注，
噎膈翻胃，从来医者病者群相畏惧，以为不治之症，余得此剂，十投九效，不啻如饥荒之粟，隆冬之裘也。乃作歌以志之。歌曰：谁人识得石打穿，绿叶深纹锯齿边，阔不盈寸长更倍，圆茎枝抱起相连，秋发黄花细瓣五，结实扁小针刺攒，宿根生本三尺许，子发春苗随弟肩，大叶中间夹小叶，层层对比相新鲜。
味苦辛平入
肺脏，穿肠穿胃能攻坚。采掇茎叶捣汁用，蔗浆白酒佐使全。噎膈饮之痰立化，津咽平复功最先。世眼愚蒙知者少，岐黄不识名浪传。
丹砂句漏葛仙事，余爱养生著数言。”这一段记载既生动地描写了石打穿的植物形态，而又说明它有治噎膈翻胃之功，用现代医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有治
食管癌和
胃癌之效。从上述诗歌对药材所描绘的形态特征，完全可以准确地考订这种石打穿就是蔷薇科植物龙芽草（
仙鹤草)ＡｇｒｉｍｏｎｉａｐｉｌｏｓａＬｅｄｅｂ．，现在日本学者（佐藤氏１９７９年在《汉方研究》上报道)已从药理、临床方面证实仙鹤草有抗癌之效。对仙鹤草作了抗肿瘤作用的初步研究，认为它对较广的瘤株有较好的抑制作用。其实我国清代医家早就有用仙鹤草治疗癌症的记载，这真是了不起的贡献。我们从形态描述的特征完全可以考证其品种，并进一步发掘其疗效。这就是本草考证能对继承发扬祖国医药遗产作出贡献的实例。
２．药材特征，形色气味：古人早就知道，鉴别药材，形、色、气、味，至关重要。例如大黄有多种，为区别大黄质量的好坏，就必须注意药材的性状特征。《本草图经》载：“大黄生河西山谷及陇西，今蜀川、河东、陕西、州郡皆有之，以蜀川锦文者佳。”“锦文”这二字，说出了正品大黄与其他同属植物在药材性状上的区别。所谓“锦文”是指大黄商品药材（去皮)表面往往可见灰白色网状薄壁组织与棕红色的射线交错而成的菱形（斜方形)纹理，以及暗红橙色的放射状涡纹（习称星点，即异型维管束)。这种锦文大黄，无疑是指药用大黄Ｒｈｅｕｍ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ｅＢａｉｌｌ．和掌叶大黄Ｒ．ｐａｌｍａｔｕｍＬ．而言。而
山大黄（华北大黄)、藏边大黄、河套大黄等全无锦文。由此“锦文”特征，即能考定其品种。
玄参，《证类本草》引《开宝本草》注云：“根生青白，干则紫黑。”虽寥寥数字，但它却说出了第一卷１４７玄参科玄参的根鲜品和干燥后在药材颜色上的变化，玄参科植物就是有这种特点。
药材品种不同，气味各异。有些药材具有特殊的气味，可供鉴别真伪的依据。例如阿魏，苏敬说“体性极臭”。李时珍解释说：“夷人自称曰阿，此物极臭，阿之所畏也。”这说明了阿魏具有特殊的臭气，有经验的药师不须视物，只闻其臭就可断定其为阿魏而无疑。
马
槟榔以核仁入药。《本草纲目》引陆玑之言曰：“凡嚼之者，以冷水一口送下，其甜如蜜。”这就说出了鉴别
马槟榔真伪的要害。当然，其同属植物的核仁亦有此特点，凡具有此特点之同属植物，其药性疗效基本相同。
３．形成与加工：某些异物同名品虽然名称相同，但其形成与加工则迥然有别，核诸本草，便可分辨。例如，“
竹黄”就有异物同名品的存在，《本草纲目》的竹黄，实际上是宋《开宝本草》的
天竺黄，亦即《本草衍义》中的
天竹黄。李时珍曰：“按吴僧赞宁云，竹黄生南海镛竹中，此竹极大，又名天竹，其内有黄，可以疗疾。”《中药大辞典》载，竹黄为禾本科植物
青皮竹ＢａｍｂｕｓａｔｅｘｔｉｌｉｓＭｃＣｌｕｒｅ等，因被寄生的竹黄蜂咬洞后而于竹节间贮积的伤流液，经干涸凝结而成的块状物质。一般于冬季采收，砍取竹干，剖取竹黄晾干。本品自然产出者很少，大多采用以火烧竹的方法，使竹受暴热后，
竹沥溢在节间凝固而成，然后剖取晾干。药材为不规则多角形的块状或片状物。表面乳白色、灰白色或灰蓝色相杂，质轻、松脆，易于破碎。断而光亮，稍显粉性。
触之有滑感。吸水力强，置水中有气泡产生。味甘，有凉感，舔之粘舌。主产云南、广东、广西等地。功能清热豁痰，凉血定惊。用于热病
神昏谵妄，中风痰迷不语，小儿惊风
抽搐，
癫痫等。
上海有一种人工合成品，与天然产者有别。
４．产地分布：植物的品种和地理分布有着密切的关联，在古代易地引种栽培这项工作很少有人去做。因此，药材的产地具有和植物分布相关的传统性。仍以芫花为例说明之。
《史记·仓公传》：“汉太仓公淳于意治临淄女子薄吾蛲瘕……意饮以芫花一撮，即出蛲虫数升，病遂愈。”这是１６００年以前用芫花治病的记载。这段话对芫花没有形态方面的描述，究竟是紫色的芫花，还是黄色的芫花，从文字上丝毫看不出来，然而仔细推敲，却仍有线索可寻。淳于意是山东人，临淄亦在山东境，联系当前所了解到的芫花地理分布情况，山东芫花只有开紫花的一种，根本没有
黄芫花的生产。此处所用芫花，当系指前者而言，他还说芫花有驱蛲作用，这又值得今后进一步研究。
《证类本草》上的绛州芫花，日本学者中尾万三曾经考证过，认为是
瑞香科三歧
荛花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ｔｒｉｃｈｏｔｏｍａＭａｋｉｎｏ的花头。但如踏踏实实的实际调查一下，一接触实际，就会发现问题，谢宗万收集了山西十几个县的芫花标本，包括绛州（即今山西新绛县)在内，全是河蒴荛花ＷｉｋｓｔｒｏｅｍｉａｃｈａｍａｅｄａｐｈｎｅＭｅｉｓｎ．的花头。反复考证和调查，他认为三歧荛花分布于日本而中国不产。因此，可以肯定“绛州芫花”即河蒴荛花，而非三歧荛花。
产地对考证中药品种有重要意义的例子很多。又如
无漏子，《纲目》别名波斯枣、
海枣，也称凤尾蕉，《开宝本草》称千年枣，《辍耕录》称万年枣，《一统志》称万岁枣。
考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云：“波斯枣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窟莽树。”元《辍耕录》记载：“其树高可五、六丈，围约三、四寻（八尺曰寻)，挺直如矢，无他柯干，顶上才生枝叶，若棕榈状，皮如龙鳞，叶如凤尾，实如枣而加大……”。《本草图经》曰：“味极甘，似北地天蒸枣，而其核全别，两头不尖，双卷而圆。”《本草纲目》曰：“形如
蚕蛹。”按此与６０年代进口的伊拉克枣（椰枣、枣椰)ＰｈｏｅｎｉｘｄａｃｔｙｌｉｆｅｒａＬ．、Ｐ．ｓｙｌｖｅｓｔｒｉｓＲｏｘｂ第一卷１４８（棕榈科)为一致。波斯即今之伊朗，伊拉克即古之大食国，均属阿拉伯国家，盛产此枣。
近人有以苏铁子为漏子者，可能系因苏铁子亦称凤尾蕉，因而混淆之故。
考证本草，对产地的认识，也不能过于机械，否则也会出错，如前述之煤参，赵学敏谓产于华山，有人机械地以
华山参（茄科)当之，那就搞错了实质。因华山参干后并不变黑，怎能称做煤参呢？玄参科的黑洋参不仅产于陕西太白，其实华山也有分布。所以在考证时必须灵活掌握。
在考证产地的时候，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同一地名，朝代不同，其实际所指的地方，可能也有所不同，亦即有异地同名的问题存在。如梁山，在地理上山东有梁山泊，山西有吕梁山等等亦均简称梁山，究属何指，要看当时朝代而定。
《证类本草》上的药名，如系多品种者，往往在药名之前冠以地名，以示区分。常常从药名中看到“军”这个字，如宁化军威灵仙、岢岚军细辛、成德军
葶苈、无为军
五加皮、永康军黄精、信阳军
草龙胆、高邮军
槐实、威胜军人参、荆门军萆、兴化军防己等等。这里的“军”，是指宋代地方行政区划名，计有两种：一与府、州同级，隶属于路；一与县同级，隶属于府、州。关于古代的“××军”，相当于现代的什么地方，属于哪个省等问题，可以通过查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或宋史（志·地理)等文献查得之。按唐代早就于设兵戍守之地设置“军”，唐代的“军”在《旧唐书》和《新唐书》（志·地理)中有详细说明。
５．生态习性：有些品种，其植物形态或生药形态相似，本草文献描述简单而不能从形态的描写考定其品种者，应注意其生态习性的叙述，例如白前、白薇商品极为混乱，异物同名品种有２０余种，其疗效不同，且有颠倒错用的现象，情况极为严重。查本草对其形态描述，极为简单，仅谓“根如
牛膝，或如细辛……”，很难理解与分辨，故长期以来，对孰为正品，各家见解不一诸说纷纭，莫衷一是，毫无定论，其混乱现象严重，自属必然。
关于确定白前、白薇正品的问题，其关键之处在于调查其生态习性。
６．名称：药材的命名，总是富有一定含义的，适当的推敲中药的命名，如正名、土名、别名等，对考证品种有时会有一定的帮助。
如“紫花地丁”，《本草纲目》释名箭头草、独行虎、
羊角子及米布袋。按米布袋显然指豆科米口袋属Ｇｕｅｌｄｅｎｓｔａｅｄａｔｉａ（Ａｍｂｌｙｔｒｏｐｉｓ)的植物，而箭头草则为堇菜科堇菜属Ｖｉｏｌａ植物。故《本草纲目》的紫花地丁从名称上看，就能看出至少包括上述两个不同的品种。
又如败
酱草，商品药材甚为混乱，有
败酱科的，有菊科的，还有十字花科的等等，究竟什么是败酱的正品呢？陶弘景早就解释过“根作陈败豆酱气，故以为名”。依据药材命名的含义，就可断定败酱科败酱属Ｐａｔｒｉｎｉａ的败酱（黄花败酱与白花败酱)是传统药用的败酱，而其他则均为混淆品种。
《本草拾遗》载有
刺蜜。陈藏器说：“交河沙中有草，头上有毛，毛中生蜜，胡人名为给勃罗。”李时珍说：“按李延寿北史云：‘高昌有草，名羊刺，其上生蜜，味甚甘美。又梁四公子记云，高昌贡刺蜜’。杰公云，‘南平城羊刺无叶，其蜜色白而味甘……高昌即交河，在西番’”。这实际上就是产于新疆和内蒙古的豆科植物骆驼刺ＡｌｈａｇｉｐｓｅｕｄａｌｈａｇｉＤｅｓｖ，北史称之为羊刺蜜，新疆地区称骆驼
刺糖，简称刺糖。此植物为有刺落叶灌木，针刺密生，炎夏叶上分泌黄白色发粘糖汁，凝成小颗粒，即刺糖。当地群众于夏季将布或纸铺地上，用棍敲打枝叶，糖粒便脱落，然后去净枝叶杂质，即为刺蜜。对此植物以刺蜜之名，最为恰当。因而从刺蜜之名考证其原植物，虽然是唐代记载的药物，亦能准确考订其学名。
又《本草拾遗》另有木蜜，《证类本草》与《本草纲目》均有转载，但那是指产于南方的
鼠李科植物枳ＨｏｖｅｎｉａｄｕｌｃｉｓＴｈｕｎｂ．，又名拐枣、鸡距子、鸡爪子，是其果梗肥厚扭曲象形之词。与豆科的刺蜜迥异，不可混淆。
值得注意的是，现时有一些植物文献上的名称与本草上的同名药物，名实不符。如
马先蒿，《纲目》曰：“七月开花，似胡
麻花而紫赤，八月生角，似小豆角，锐而长。”按此记载与现时紫葳科之
角蒿Ｉｎｃａｒｖｉｌｌｅ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ａｍ．（羊角透骨草)相符，《植物名实图考》上的马先蒿也是角蒿。
而与《种子植物名称》、《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上记载以玄参科Ｐｅｄｉｃｕｌａｒｉｓ为马先蒿属植物不同。像这样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予以澄清。
７．古代实物的依据：实物标本鉴定是确定品种最有力的凭证，古代留下来而保存至今的标本甚为难见，如有之，则极为珍贵。
中国药物早在唐代就传入日本，日本正仓院（盛放日本圣武天皇遗物的官库)至今还很好地保存着我国唐代传去的一些药材实物标本，这对研究唐《新修本草》所收载的有关药物品种，无疑具有相当的权威性。
我国于７０年代从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的发掘中，鉴定出出土的汉代药物有
茅香、
高良姜、
桂皮、
花椒、
辛夷、藁本、姜、杜衡和
佩兰９种。另外，从河北藁城商代遗址出土的有
桃仁、郁李等，西安南效出土窖藏的唐代石药有石英、
云母、金屑、
钟乳、丹砂以及动物药珊瑚等；福建泉州从宋代古沉船中找到了
沉香、
胡椒、
龙涎香、
朱砂、
水银、
玳瑁、
降真香等，以及云南大理出土的
琥珀、珍珠等药物。上述出土或出水的药物是研究古代药材品种的最好实物见证。
现在我国故宫博物院内也还保存着一部分清代使用的药物标本，这对研究清代用药品种很有价值。谢宗万在６０年代曾亲见其所保存的中药威灵仙，不是毛茛科铁线莲属威灵仙，而是百合科植物短梗菝葜（黑刺菝葜)ＳｍｉｌａｘＳｃｏｂｉｎｉｃａｕｌｉｓＣ．Ｈ．Ｗｒｉｇｈｔ，与现时华北地区使用的铁丝灵仙相当，这对查考铁丝灵仙的药用历史是有帮助的。
８．用药历史：好的药材，在人民心目中一定拥有威信，其流传必然久远；相反，伪劣药材即使能够蒙混一时，但一定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而不能维持长久，迟早总要被淘汰的。因此，对异物同名品，特别是地方习惯用药，要认真调查它在当地的应用历史、名称混淆的原因、医药人员对其药性疗效的认识以及群众的反映等等。倘其应用历史悠久，疗效确切可靠，又受广大群众欢迎，即使与本草描述不合，则必然是一种新发展的好药材，可作为新兴品种来处理。但时间的长久与否，只是作为参考的一个因素，因为长期错乱而一直没有获得纠正的，为数也不少，如以
苜蓿充黄芪，宋代即有之，于今依然如故，然绝不能因此而认为合法。如果用药历史短浅，或新近出现的“新异品种”，在搞清它的真正面目之后，必须还它的本来面貌，该否定的就应坚决否定。
９．实际疗效：品种考证的主要目的，在于做到名实相符。其实质就是有利于达到预期的用药效果。古本草中的女委有两种，一出《神农本草经》，一出唐《新修本草》，二者疗效不同。
李时珍从疗效考虑，认为“古方治伤寒风虚用女委者，即
萎蕤也”。亦即认定《神农本草经》之女委即
玉竹。并谓治泄痢之女委（指唐《新修本草》新增品种)乃蔓草。现时植物文献中的女委通常订名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ａｐｉｉｆｏｌｉａＤＣ．（毛茛科)，系指后者，而非《神农本草经》的女委。这是应该明确而不能混淆的。从药物实际疗效的不同来考证前人本草中论述的品种，从而区别异物同名品，这种方法，自古就有，现在仍很适用。可是现在植物文献中的不少植物名称往往与古本草药物第一卷１５０的名称不尽符合，这些问题有待今后逐步解决。
二、钻研文献认真分析１．系统查阅，重视原文：既是中药材品种的本草考证，则对药品在历代本草中的记述一定要系统查阅，广为摘录。凡是重要的本草，都要一一查看，而且还要对有关记载进行逐字逐句的核对。遇有出入之处，都要一一记录，写成卡片，容后分析。
本草在论述某种药材时，往往对古文献包括经、史、子、集的有关部分资料都有所转引。必要时，要核对原文，尽量避免引证中的错误。经过多方面认真的由远而近、从古及今的系统查阅，则可以比较全面地了解历代药物品种的变迁，从而可以帮助分析何者药用历史最为悠久，何者为药用主流品种，何者为晚出混杂品种，如此，则可以画出该药的本草系统图。倘若不掌握系统的本草资料，这就难以对此作出全面的分析。
历代本草种类众多，卷帙浩繁，查阅时应该注意掌握重点。对于宋代以前就有记载的药物品种，应以《证类本草》、《大观》或《政和》为核心，旁及其他。《证类本草》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保存了宋代以前重要本草有关记载的精华，而且还保存了《本草图经》的药图。这部书的优点还在于它忠实于古本草的原文。因此，它是中药品种本草考证的最重要文献。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这部书较《证类本草》为晚出，所收药物品种，远较《证类本草》为多。它是集１６世纪以前本草大成的杰出著作，当然更是必读之书。但是它在引用前人有关记述方面，对原文时有改动，为该书美中不足之处。因此，凡是《证类》与《纲目》在引用古文献方面如有出入时，应以《证类》为准；这一点是应该值得提请注意的。
引用文献，应尽量引用第一手原始文献，以保证准确。鉴于不少古本草由于历遭兵燹灾厄或保存不善已经亡佚，不得已而求之于第二手材料是可取的。至于第三手材料，则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在长期手抄版刻的过程，脱漏错讹更为多见，则其准确程度就非常难说了。
做文献考证工作的，一定要重视这个问题。
２．旁证材料，不可忽视：正面材料的重要性，尽人皆知，但旁证材料的重要性，则往往被人忽视。就某些品种来说，如果正面材料在考证说理方面还不够充分的情况下，则旁证材料就特别有用。所谓“旁证材料”，是指在论述其他药材形态时，顺便以本药材作比较，这就有利于本品的品种考证。例如刘
寄奴品种特别复杂，有菊科的奇蒿、红陈艾，有玄参科的阴行草，还有金丝桃科的多种植物等。《证类本草》在“
马兰”条下说：“又山兰生山侧，似刘寄奴。”此处虽然是描述的山兰，但却以刘寄奴相比，不言而喻，这里所用的刘寄奴，其形态就必然是像山兰的植物，那就是指的奇蒿了。此处以山兰比刘寄奴，就是一个有力的旁证。又如中药泽兰品种有菊科的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属植物，也有唇形科
地笋属Ｌｙｃｏｐｕｓ的植物，《证类本草》在“马兰”条下说：“马兰……生泽旁如泽兰。”此处泽兰是指菊科Ｅｕｐａｔｏｒｉｕｍ属植物，而在另条“地笋”条下说：“作蔬菜食甚佳，即泽兰根也。”则又是指地笋，即地瓜儿苗，在当时为中药泽兰。也就是说《证类本草》上的泽兰有两种。旁证材料说明了这个问题。
对正面材料的搜集和分析往往是比较容易的，而旁证材料的搜集往往要费很多气力，不但要博览群书，而且要着重平时资料的积累，要做分类卡片，否则，不可能做到信手拈来和得心应手。
全部凭信正面材料而不广泛搜集旁证材料，往往考证的结果有错误的可能。例如
荆芥，《神农本草经》未见荆芥名，但载有假苏，吴普始称假苏一名荆芥，但是否可靠呢？从《证类本草》“成州假苏”及“岳州假苏”图，可作旁证，假苏即荆芥（ＳｃｈｉｚｏｎｅｐｅｔａｔｅｎｕｉｆｏｌｉａＢｒｉｑ．)。
３．时代背景，应加分析：不了解文献编著的时代背景，就不能深刻领会其实质内容。例如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在论述某些药材的产地时，经常说“生近道”，那么这里说的近道，究竟是指哪些地方而言？这就应该加以分析。陶弘景是南北朝时梁人，梁都建康，即今南京。故陶氏所说的近道，是指今江苏、浙江、安徽等地。这些地方靠近南京，“近道”当指京都附近地区之意。另说，陶弘景隐居于茅山而著书，隐居所称近道，是指江苏地区。此说与前说的解释，在结论方面基本一致。
又如在分析《履岩本草》所载药物品种时，首先应了解这部书的性质。它是南宋时王介写的一部关于浙江临安（即今杭州)一带的民间草药书，与一般综合性本草有别。例如该书载有
土人参，观其图形，结合浙江药材分布情况，可以认为它相当于伞形科植物明
党参（粉沙参)ＣｈａｎｇｉｕｍｓｍｙｒｎｉｏｉｄｅｓＷｏｌｆｆ，如果不了解这部书的性质，单靠药图，是难以考订其品种的。
４．分类位置，适当推敲：中药云母，现时商品有矿物类者，亦有动物类者〔螺蝾厣（
甲香)及
海月（窗贝壳)均称云母石〕，究竟何者为正品呢？按《名医别录》曰：“云母生太山山谷。”陶弘景曰：“云母有八种，向日视之，然青白多黑者名云母……”，苏颂《本草图经》曰：“云母生土石间，作片成层可析，明滑光白者为上……并谓江南生者多青黑，不堪入药。”又按方书用云母者皆以白泽者为贵。《本草纲目》将云母列入玉类。可见传统药用的云母，均为矿物类，具以
白云母为佳。动物类异物同名品均系伪品。
中药
浮海石亦有矿物类与动物类、藻类之分。《本草纲目》收
浮石于石类，释名海石与水花。显然亦以矿物类者为真。
５．重视药图，考察版本：在考证本草药物基原的工作中，本草药图的考察，一般能起到辅佐参考作用，但如在文字表达不完备时，则药图就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宋代苏颂《本草图经》序云：“昔唐永徽中，删定本草之外，复有图经，相辅而行，图以载其形色，经以释其同异，而明皇御制，又有天宝单方药图，皆所以叙物真滥。使人易知，原诊处方，有所依据。”清代黄宫绣《本草求真》药图（乾隆本)之首记曰：“遐方异物，按图可索。”即古人认为药图有帮助辨药真伪和可以“按图索骥”之功。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在讨论大血藤时说：“按
过山龙俗名甚多，不图其形，无从审其是否……”。显然，附有药图的本草，较之没有附图而只有文字描述的本草，对药物品种考证的结果来说，能帮助分析，使之具有更高的精确性。但如一书由于多次翻刻，其图版亦因之而有所变动的话，则在考证时应以原版或初版为准，否则，结果是不可靠的，甚至是错误的。例如查考《本草纲目》的药图，就应该以金陵胡承龙本为准，江西夏良心本亦属金陵本系统，在看不到金陵本的情况下，亦可代用。但古临钱蔚起本（武林钱衙藏版，杭州本)和合肥张绍棠本则多有篡改，不足为据。
在分析研究药图时，要运用植物分类学的知识，掌握植物种的特点，方能敏锐地看出药图的特征。例如旋复花有多种，花序的大小，多少，叶基的形状都对分种密切攸关，审图时就要留心这些特点，而后才能从图上考订其品种。
在文图对照时，引用《本草纲目》有关文字，应以近年来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本草纲目》校点本为准。
考证中药品种，现时国内有图可供参考的几部重要本草有《证类本草》、《大观本草》或《政和本草》、《履岩本草》、《救荒本草》、《本草纲目》、《本草原始》、《植物名实图考》等。
考证药图，须要留心版本的重要性已如前述。在阅读正文时，如有机会得见善本，最为理想。清末张之洞《轩语·语学篇》“读书宜求善本”条云：“善本非纸白版新之谓，谓其为前辈通人用古刻数本，精校细勘会刊，不讹不阙之本也。此有一简易之法，初学购书，但看序跋，是本朝校刻，卷属附有校勘记，而密行细字，写刻精工者即佳。”又云：“善本之义有三：一足本（无阙卷，未删削)，二、精本（一、精校，一、精注)，三、旧本（一、旧刻，一、旧抄)。”其所以强调善本，主要是清代学者针对着明人妄改古书的弊害，特别讲求精心勘对，纠正俗本的讹谬。考证本草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力求善本，也是必要的。
６．特产药材，查考方志：地方志，简称方志。是记述地方情况的史志。它有全国性的总志和地方志的州郡府县志两类。我国方志起源很早，如《书·禹贡》记载方域、山川、土质、物质、贡献；《山海经》记载山川、形势、土性、怪异、古迹和道里之远近，物产之大概。皆具有总的性质。
地方性的方志，以省为单位的常称“通志”，以县为单位的常称县志。方志分门别类，取材丰富，不但为研究历史及地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对研究动物、植物、矿产、药材均有参考价值。方志中的科技篇，就记载有医药的史料。我国古代医药学家早就重视利用方志来搜集和考证药物的起源、产地、品种、质量、栽植等。
李时珍本人在撰写《本草纲目》时引用参考的经史书目达到４４０家（种)之多，其中方志类在３５家（种)以上。赵学敏在撰写《本草纲目拾遗》时所参考引用的方志又大量增加，各省、州、府、县志合计有９１种。可见地方志对考证中药材品种，特别是当地特产中药和道地药材（地道药材)有重要参考价值。
７．语言文字，剖析深透：我国古代语言文字之学，古人称之为“小学”。本包括字形、字音、字义之学。我们但称语言文字，而音韵、训诂已在其中。所谓训诂，是指我国古代的一种词义解释的工作。即用易懂的、众所周知的语言来解释难懂的或只有少数人能懂的语言，以当代语言解释前代语言，以标准语解释方言，以常用词解释生僻词，都是训诂的内容。把文字、音韵、训诂弄清楚，剖析深透，是整理本草文献和品种考证的基本功。
《尔雅》和《说文解字》是本草考证常用的两部古代主要辞书。《尔雅》的作者不可考，大约此书先秦已有，经过许多人的增补，最后成书于汉代。书名《尔雅》，尔近也，雅，正也，就是取其“近乎正”的含义。“正”也含有正字义、正事物之名的意思。《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是我国古代流传至今最为完整的和最早的一部字典，为东汉人许慎所作。有许多汉字的古义早已失传，幸赖《说文》的解说得以保存下来。这对于阅读、解释和印证古籍，都有很大的帮助，而且他对于动物、植物、矿物、医学以及天文、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也非常广博和精深。总之，这两部书都是我国古代的百科性辞书，在考证古代药名字义方面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由于本草中收载的药物还有少数外来药，其药名有的就与外国语言文字有关。命名如“
没药”，就是Ｍｕｒｒｈａ直接译音。基原植物为
橄榄科植物没药树ＣｏｍｍｉｐｈｏｒａｍｏｌｍｏｌＥｎｇｅｌ．（Ｃ．ｍｙｒｒｈａＨｏｌｍｅｓ)茎干皮部渗出的油胶树脂。其种名“ｍｙｒｒｈａ”和“ｍｕｒｒｈａ”相一致，又
鸢尾科的
番红花，《本草纲目》释名“洎夫蓝”、“撒法郎”，显然为其英文名“Ｓａｆｆｒｏｎ”的译音。再如
安息香，梵书称之为“拙贝罗香”。“贝罗”二字可能与英名Ｂｅｎａｏｉｎ有关，其拉丁学名Ｓｔｙｒａｘｂｅｎ－ｚｏｉｎＤｒｙａｎｄｅｒ的种名亦取之于Ｂｅｎｚｏｉｎ。
《本草纲目》卷三十果部收有“
阿月浑子”一种，本品始载于《本草拾遗》，又名胡
榛子，《海药本草》叫无名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自《本草拾遗》的木部移入果部，并入《海药》
无名木皮。陈藏器曰：阿月浑子生西国。李王旬《海药本草》曰：“按徐表南州记云：无名木生岭南山谷，其实状如榛子，号无名子，波斯家呼为阿月浑子也。”由此可知，“阿月浑”为波斯古名，谢宗万在１９７５年到伊朗访问时，伊朗人以其种子待客，就和我国以花生米招待客人一样，但他们称此为“必思他”。实际上为其属名Ｐｉｓｔａｃｉａ的译音，其英文名为Ｐｉｓｔａｃｈｉｏ，《本草品汇精要》有形态等描述：“必思答即必思忒也。出回回田中，树高一二丈，叶如杏，其实如桃李，去肉取核仁作果食之。”把实地考察与文献考证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古本草被当作几个药的阿月浑子、无名子、必思答，实际是同一植物（漆树科无名子ＰｉｓｔａｃｉａｖｅｒａＬ．)的果实。以其壳内的种子供食用或入药，现代则通称之为“开心果”。
三、普遍联系重点突破本草考证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每一种药有每一种药的具体不同情况，各有各的问题存在，应灵活地针对存在的问题找重点，抓关键，进行考证。这就要对问题的本质进行精细的分析，才能打中要害，一针见血。但考证时还要注意重点与一般相结合，片面孤立地分析问题，有时会导致错误。例如有人考证上党人参的原植物，片面的从现代山西上党不出人参而只出党参的简单事实来推断古代的上党人参不是五加科的人参，而为
桔梗科的党参。这显然是错误的。《证类本草》“潞州人参”图确为四桠五叶，与东北人参为一致。其所以现时不产，可能是因为当时所在地的森林因为人烟繁密的关系而被破坏，不适宜于人参的生长，因而绝迹，是一时环境变迁的影响。现在已经知道，山西中条山、新绛一带移植人参早已成功，由此亦可反证只要条件适合，人参是可以在山西生长的。因此，古代上党产人参是完全可能的，四桠五叶的人参图，正说明它是五加科人参，而不能作桔梗科党参来理解。
普遍联系，全面看问题，重点突破，是本草考证的一条基本经验。
四、说理充分结论公允本草考证必须首先在现实调查的基础上，以实物观察为依据，以历代本草文献记载为印证，佐以药图考察，结合现代科学知识如植物分类学、生药学、动物学、矿物学、天然药物化学、
药理学等，还要同自然地理、时代背景、用药历史、实际临床疗效等进行普遍联系，全面综合考虑，认真分析，慎重地找要害抓关键，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恰如其分地做出公允的结论。对何者是传统药用正品，经过考证，有的可以确定种名，有的只能确定到属，而不能肯定其种，这就要区分不同情况，酌情处理。在确定这些种类名称时，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尊重客观，说理充分，以理服人。当有一部分由于本草描述过分简单，又没有药图参考和实物依据时，对这些一时难以考证解决的疑难种类，千万不要急于轻率地下结论，切不可主观地妄加臆断。同时要考虑到药物品种是伴随时代的变迁而有所变化的。药物的种类也在不断地增加，从历史发展观点来说，每个时代都会有“新兴品种”和“新增品种”的出现。如
石竹科的
银柴胡就是最先依附于伞形科的柴胡，而后才独立出来的。像这样的实例，屡见不鲜。因此，要根据实际情况，该第一卷１５４肯定的就要明确给予肯定，该否定的也要坚决否定，不能模棱两可。如以
苜蓿根混黄芪，就要揭露它是伪品，要坚决取缔。对一时难下结论的种类，要进一步进行工作，如分析它的成分，研究它的药理作用和疗效等，在搞清它的真实面貌以后再下结论，如纵非传统药用品种，但尚可加以利用的就设法予以合理利用，可是药名绝不应该与原有品种的名称相混淆，不能再冒名顶替，张冠李戴，要适当的改变药名，最好是还它的本来面貌，以其自身的原名入药，才是比较妥善的切合实际的办法。如其真实面貌尚未搞清，可作“存疑”处理，留待日后或后人继续研究解决。
考证本草药物品种，在没有充分依据的情况下，说话一定注意留有余地。否则，结论下错了，反而会贻误后人。例如《救荒本草》所载的细叶沙参，前人多考订为桔梗科的Ｗａｈｌｅｎｂｅｒｇｉａｍａｒｇｉｎａｔａ（Ｔｈｕｕｂ．)Ａ．ＤＣ．。据考证，它是《滇南本草》的蓝花参而非《救荒本草》的细叶沙参，该品应以蓝花参为正名。因此，中药材品种本草考证的另一个作用，就在于可以逐步的统一药材名称，这对今后正确地使用药物和传授继承药学知识，在广泛地区进行经验交流以便于药政上的统一管理等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通过本草文献进行中药品种的考证，也许考证的本人没有直接进行实际试验，然而考证的依据确是牢固地建筑在千百年来临床实践经验的基础之上的，因而有重大的临床指导价值。
何况中医处方从来就是在辨证论治的原则下，结合本草著作中所载有关中药的药性主治来遣方用药的，如果药物与本草书中所记载的名实不符，亦即不按中医处方的意旨而调配药物，则难以获得预期的医疗效果。所以考证本草，并正确地按本草文献用药，是保证中医医疗效果的重要措施之一。否则，脱离本草和违背中医临床用药的意旨，就谈不上中医中药的研究，因而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五、掌握标准确定正品本草考证能反映历代本草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使用的中药品种情况，也能反映出中药品种在历代本草中的历史渊源和演变经过，能对中药材正品和正名的确定，提供有力的文献依据，从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什么是衡量中药正品的标准？正品药材，对中药的品种、采制、药用部分均有一定的要求，数者均符合要求的，则称之为正品。此处仅就品种而论，凡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均可视为药材的正品。
１．历代本草中代代相传，疗效确切，迄今未作改变的传统药用品种。如当归Ａｎｇｅｌｉｃａ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ｌｉｖ．)Ｄｉｅｌｓ，毫无疑义，是该药的正品。
２．药材来源、形态和疗效符合本草文献记载，纵非单一品种，但药材基原亲缘关系相近，有效成分、药理作用相似，能在临床上取得同样良好医疗效果的多品种中药。如大黄中的掌叶大黄、鸡爪大黄和药用大黄，均同时并列为大黄的正品。
３．实践证明（包括科学实验和临床验证)是中药材异物同名品当中的后起之秀，亦即历史上的“新兴品种”或当代中药中的“新兴品种”。如酸橙枳壳和酸橙枳实，从宋代起即取早期枸橘而代之，认为是枳壳、枳实中的佳品，成为历史上的“新兴品种”；新疆紫草（软紫草)是药用紫草中的佳品，是当代药用紫草的“新兴品种”，它与传统药用的紫草（硬紫草)同时并列为紫草的正品。
第一卷１５５４．现时公认的道地药材（地道药材)，均可视为该药的正品。如河南的怀庆地黄、浙江的
延胡索等。
５．《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所规定收载的中药品种。
有人提出，是不是最早的本草中收载的品种都是现在中药里的正品？其实不然，问题没有那么简单，事物是复杂的，是发展的。古人的经验应该尊重，但不免有它的局限性。因此，不能说愈古愈好，越古越正确。在中药领域里，“后起之秀”、“后来居上”的情况是不少的。结合当前客观实际，考古而不泥于古，这是在作考证结论时必须给予十分重视的一个问题。谢宗万认为，本草考证是有着丰富的内容和现实意义的。本草考证能够根据中医用药传统精神，多快好省地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特别在解决当前的中药材混乱品种问题中能起到显著的作用，它不是为考证而考证，主要的是使“古为今用”，要在药材方面，起到树立正品，确定正名及发掘、开发利用祖国药物资源的作用。在医疗方面，能起到有利于继承古人用药经验的作用。为进一步的发扬、研究、提高，打下了可靠的基础。古方药物的品种考证，不但有利于医方的发掘与继承，而且还为新药研究开发开辟道路。因此，本草考证它不但在实际应用上有很高的价值，而且还能搞清历代本草中药物名实变迁和“有名未用”药物的隐现沿革，从而掌握药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品种变化与发展规律，在学术上的价值，更是难以估量的。
本草考证一、通草与木通的本草考证１．《新修本草》以前的通草和《本草纲目》的通草是木通科木通：《神农本草经》曰：“通草味辛平，主去恶虫除脾
胃寒热，通利九窍血脉关节，令人不忘，一名附支，生山谷。”吴普曰：“通草，一名丁翁，一名附支，神农黄帝辛，雷公苦，生石城山谷。叶青蔓延，止汁，自正月采。”《名医别录》曰：“一名丁翁，生石城及山阴，正月采枝，阴干。”《新修本草》注云：“此物大者径三寸，每节有二、三枝，枝头有五叶，其子长三、四寸，核黑穰白，食之甘美。”以上所述之通草，实际上是指木通科木通Ａｋｅｂｉａｑｕｉｎ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Ｄｅｃｎｅ．而言。也就是说《新修本草》以前本草中收载的通草是木通科木通。
宋《图经本草》和《证类本草》的通草，品种复杂，木通科木通和五加科通脱木等均混称通草。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已感到宋本草将通草与木通混注为一，名实相乱的做法欠妥，遂将二者分条并列，他明明知道明代当时所有的通草乃是古代的通脱木，并非木通，但在编著《本草纲目》时，却仍按古本草旧例将木通科木通冠以通草之名。
２．以五加科通脱木为通草的文献记载：就本草而言，以五加科通脱木为通草，始自唐代的《本草拾遗》。陈藏器云：“通脱木……生山侧，叶似
蓖麻，心中有瓢，轻白可爱，女工取以饰物。”《尔雅》云：“离南，活脱也……今似亦名通草。”其实早在秦汉时代在《山海经》中就有关于通脱木的记载。郭璞注《山海经》云：“寇脱，茎中有瓢正白。”宋《本草图经》附有通脱木图一幅，正是指五加科通脱木Ｔｅｔｒａｐａｎａｘｐａｐｙｒｉｆｅｒｕｓ（Ｈｏｏｋ．)Ｋ．Ｋｏｃｈ与现时所用之大通草（空心通草)相第一卷１５６符。明代陈嘉谟释其名曰：“白瓢中藏，脱木得之，故名通脱。”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一改《新修本草》以前旧例，在通脱木条，以“通草”为正名；在木通条，以“木通”为正名；明确将通草与木通分开。李时珍说：“今之通草，乃古之通脱木也。”则说明在明代通用的通草就是五加科通脱木的茎髓。清代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所载的通草，虽有异物同名品存在，考其主要品种仍指五加科通脱木。
３．《食性本草》、《汤液本草》、《本草品汇精要》中的木通是木通科植物：为改变通草与木通在本草中的名实混淆情况，五代南唐陈士良《食性本草》首改通草为木通。元代王好古《汤液本草》和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在木通条以木通为药名，其所述均为木通科植物。
《本草品汇精要》对木通的记载是将《本草图经》对通草记载的移植。其中有几句话很值得研究，“每节有二三枝，枝头出五叶，颇类
石韦，又似芍药三叶相对。”“颇类石韦”这几个字，在原《新修本草》注中是没有的，而是宋《本草图经》对《新修本草》的补充，就是这四个字，已看出在所用品种上又发生了变化。掌状复叶，小叶五枚，叶似石韦，结实如小木瓜者，很可能是指木通科植物
野木瓜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ＤＣ．，而“又似芍药，三叶相对”，“夏秋开紫花，亦有白花者，结实如小木瓜”者，有可能指木通科
鹰爪枫ＨｏｌｂｏｅｌｌｉａｃｏｒｉａｃｅａＤｅｉｌｓ或其同属植物的藤茎。看来现时云南某些地区以五风藤Ｈ．ｌａｔｉｆｏｌｉａＷａｌｌ．或小花五风藤牛腰子果Ｈ．ｐａｒｖｉｆｌｏｒａ（Ｈｅｍｓｌ．)Ｇａｇｎ．为
大木通是有一定根源的。又现时某些地区称野木瓜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ａ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ＤＣ．为拿藤，与唐代陈藏器所云“江西人呼为拿子”者，在品种上颇有历史渊源关系。
４．川木通（
山木通、小木通和绣球藤)的应用来源于《植物名实图考》：商品川木通为山木通、小木通与绣球藤的统称。《植物名实图考》中的山木通和小木通，由其附图，可分别考订为毛茛科铁线莲属的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ｆｉｎｅｔｉａｎａＬｅｖｌ．ｅｔＶａｎｔ和Ｃ．ａｒｍａｎｄｉｉＦｒａｎｃｈ．。另有绣球藤一名木通，《中国植物志》考订其原植物为ＣｌｅｍａｔｉｓｍｏｎｔａｎａＢｕｃｈ．－Ｈａｍ．。按本品花为白色，而《植物名实图考》谓绣球藤花“四瓣紫色”产于云南。从该书附图小叶片多数为圆状椭圆形，花紫色，又产于云南，此三条颇与其变种Ｃ．ｍｏｎｔａｎａＢｕｃｈ．－Ｈａｍ．ｖａｒ．ｒｕｂｅｎｓＷｉｌｓ．的形态与地理分布相符合，这个紫花的变种应为《植物名实图考》的绣球藤，是现代川木通的主要植物来源。川木通为现实商品名，陈存仁《中国药学大辞典》和《中国药物标本图影》收载之，《中国药典》１９８５年版一部沿用此名。
５．构成木通多种异物同名品种原因的探讨：无论是古代，抑或是近代，木通异物同名品甚多，究其原因无外乎由药材形态和功效类同而起。李时珍说：“有细细孔，两头皆通，故名通草，即今所谓木通也。”因此凡是藤茎有细孔，两头皆通者均有被称木通之可能，木通科Ａｋｅｂｉａ属、野木瓜属Ｓｔａｕｎｔｏｎｉａ、鹰爪枫属Ｈｏｌｂｏｅｌｌｉａ、马兜铃科马兜铃属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和毛茛科铁线莲属Ｃｌｅｍａｔｉｓ等多种植物的藤茎均有此特征。现时所售之关木通Ａｒｉｓｔｏｌｏｃｈｉａ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ｅｎｓｉｓＫｏｍ．和
淮通（
淮木通、淮通藤)Ａ．ｍｏｕｐｉ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虽然在历代本草中尚未找到有明确作木通应用的记载，但是各地在就地取材中，发现它们的藤茎“有细细孔，两头皆通”因而即作木通应用，是大有可能的。
另一个原因，就是凡有利水功能的藤本植物也有被称之为木通的可能，吴其浚就曾这样说过：“按俗间木通多种，以木通本功通利九窍，故藤本能利水者，多以木通名之。”古今木通品种复杂，真假混淆，其错乱原因，主要就是以上这两条。
６．古方中通草、木通品种考订举隅：中药品种在历代本草中不同时期的变迁，直接关系到第一卷１５７古代医方的正确继承使用和固有疗效的发挥。如前所述，《新修本草》以前医药文献中所述的“通草”，皆木通科木通。据此，汉代张仲景《伤寒论》“当归
四逆汤”方中之通草应是木通科木通而无疑。核诸方义，亦相吻合。“
当归四逆汤”由当归、
桂枝、芍药、细辛、炙
甘草、通草和
大枣七味药组成，全方有温经散寒、养血通脉之功，主治寒伤厥阴，血脉凝滞，手足厥寒，舌淡苔白，脉沉细或脉细欲绝者。方中木通有协助诸药通利血脉，使寒邪得散、血脉流通、阳气畅行于四肢而手足自温、脉象自和，五加科通脱木（通草)则不能代木通奏其功。仿此，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十八方中治暴嗽失声、语不出之“通声膏”（
五味子、通草、
款冬花、人参、细辛、
桂心、青竹皮、
菖蒲等)，其中所用之通草，当仍指木通科木通而非五加科通脱木（通草)。至于清代乾隆年间《沈氏尊生书》治诸淋所用之“通草汤”，方中通草、木通并用。显然，这里的通草是指五加科通脱木而言，那么，木通究竟是什么品种呢？按沈金鳌为江苏无锡人，其所用木通，当然不会是毛茛科铁线莲属的川木通，仍以木通科木通可能性较大。
木通在宋代的医方中有同物异名现象。即有的方子以“通草”为名，有的方子以“木通”为名。举例言之，宋《圣济总录》之通草饮，其所云通草，实为木通；同书木通汤，则明确以木通为主药。其后以木通为正名的应用日广。宋代钱乙撰，阎孝忠编集的《小儿药证直诀》中治心热尿赤的“
导赤散”即由木通、
生地黄、
炙甘草、
竹叶组成，木通、竹叶清心降火而利水，导热下行，使从小便而出。故本方为清心火、利小便的方剂。《删补名医方论》解释说：“导赤者，导心经之热，从小肠而出，以心与小肠为表里也。”又云：“木通通利小肠，佐以
甘草梢，取其泻最下之热，茎中之痛可除，心经之热可导也。”故方中木通，可认为木通科木通。
此外，宋《太平圣惠方》载有木通散，明《保婴撮要》、《古今医统大全》、《证治准绳》也都载有木通散，方名相同，药味组成不同，但所用木通，应是同种。且《圣济总录》和《证治准绳》另有木通汤。明代秦景明撰，清代秦皇士补辑《病因脉治》有木通饮和木通枳壳汤，方中所用木通也都应是木通科木通。
考证医方中药物的品种，一方面要注意药物品种在不同时代的变迁情况，同时还要注意该药的实际药性功能，所用药物，必须与主治疾患相适应，务使两者相互协调，不能矛盾。如此，其考证结果，方能认可。
综上所述，木通科木通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起先被称为“通草”入药，《新修本草》以前方剂中的通草实即木通科木通，直到五代南唐陈士良《食性本草》才首改“通草”为木通，尔后宋、明两代，通草、木通有同物异名现象。即木通科木通，多数以木通为正名，少数称通草。直到清代，通常均以之作正品木通使用。可是到了现代，却变得无声无息，或竟改变药名，成了“
海风藤”的混乱品种，而药店实际配方所用木通，则被其它品种取而代之。正品木通科木通〔Ａｋｅｂｉａｑｕｉｎａｔａ（Ｔｈｕｎｂ．)Ｄｅｃｎｅ．〕有古本草长期使用的历史，又有现代药理试验证明其具有利尿的效能，应该给予重视。《中国药典》（１９８５年版)一部仅以其果实作“
预知子”入药，而未用其藤茎。建议今后新版药典明确以木通科木通为中药正品木通，重新开发利用。
〔评析〕通草与木通均为常用利水通乳药，然二者在中医临床应用上有其区别之点。通草甘淡寒，主清肺热，助气下降而利水，其性降中兼升，常用于湿热内蕴，小便短赤，能使胃气上达而下乳汁。木通苦寒，主降心火，引热下行而利水，其性降中兼通，常用于口舌生疮，心烦不眠，小便短赤，淋沥涩痛，
脚气肿痛，能通血脉，通大便，通利关节，通瘀滞而下乳汁。二者同中有异，故须辨明而不可混淆。但在各地的实际应用中常有将二者互易使用的情况。突出的问题是通草与木第一卷１５８通的异物同名和同物异名问题，相互混淆，纠葛不清。通草与木通，二者药名中均有一个“通”字，但有草、木之分。它们在历代本草中，其原植物种类，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亦有所变化。在本例中，谢宗万正是抓住了通草与木通这二者在历史发展过程有延续亦有变迁这条主线，对历代本草所记载的通草与木通的形态描述，结合临床应用，组方配伍之方义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证分析，故所得出的考证结果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得到中医药学术界的公认。
本例是谢宗万将传统中医药理论运用于中药品种考证研究的典型实例之一。
二、论枳实、枳壳古今药用品种的延续与变迁１．宋代和宋以前的药用枳实、枳壳：枳实始载于《神农本草经》，列为正品，无形态描述，亦无枳壳之名。枳壳之名，见于唐代甄权《药性论》，宋《开宝本草》以其与枳实“主疗稍别”，故将枳壳另列为专条，沈括《补笔谈》云：“六朝以前医方唯有枳实，无枳壳，后人用枳之小嫩者为枳实，大者为枳壳。”最早对枳实、枳壳有图和形态说明的本草是宋《本草图经》，其所附“汝州枳壳”和“成州枳实”二图，就其图形观之，二者叶全为三小叶组成的复叶，且多刺，“成州枳实”且花果并存，这些特点，均与芸香科植物枸橘Ｐｏｎｃｉｒｕｓ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Ｌ．)Ｒａｆ．的形态相吻合。再从产地来分析，《名医别录》云“生河内”（今河南焦作地区)，宋《开宝本草》说枳壳“生商州”（今陕西商县)。《本草图经》所云之汝州，即今河南临汝，成州则是指甘肃成县，从古今柑橘类植物的自然地理分布来看，也只枸橘这个比较耐寒的种，其分布才能够达到上述北纬３３８～３４２度的地区。古云：“江南为橘，江北为枳”。先秦时代《周礼》即云“橘逾淮北而为枳”，此处之枳，亦即指枸橘而言。何则，因橘可由枸橘
嫁接而来，此江南嫁接后之橘，移至江北，难以抗寒，至冬，接穗枯死，翌春，砧木（枳)又从根际发芽而为枳了。这个生动的描述，观察细致，其中又蕴藏着科学的道理。这进一步说明六朝以前亦即从先秦至汉魏六朝说包括《神农本草经》与《名医别录》等上古本草所述之枳实的来源应为枸橘的果实而无疑。
唐代所用的枳实、枳壳，在唐代《新修本草》中对其形态未有描述，沿用枸橘是可能的。
宋代枳实、枳壳的来源就不像以前那么单纯了。当然从《本草图经》的描述与附图来看，枸橘是其来源之一，这是可以肯定的。但《本草图经》又说：“今医家多以皮厚而小者为枳实，完大者为壳，皆以翻肚如盆口、唇状、须陈久者为胜。近道所出者俗呼臭橘，不堪用。”我们从这一段话来分析，也可以肯定地说酸橙Ｃｉｔｒｕｓ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Ｌ．这个种的药材是符合“翻肚如盆口、唇状”性状描述的。当时医家就以这种酸橙枳实、枳壳入药。从“皆以”一词观之，即几乎所有医家均如此认识。那么，宋代虽有两种枳实（壳)并存，但以后来的酸橙枳实（壳)为枳实（壳)的正品，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了。
南宋代韩彦真《橘录》（公元１１７８年)云：“枸橘，色青气烈，小者似枳实，大者似枳壳……近时难得枳实，人多植枸橘于篱藩间，收其实，剖干之，以之和药，味与商州枳实几逼真矣。”这说明“商州枳实”，实即枸橘；枸橘不是真的枳实，在真枳实难得时则以枸橘伪充之。不仅如此，枳实还有其它品种充代。《橘录》谓：“枸橘又未易多得，取朱栾之小者半破之，曝以为枳，异乡医生不能辨。”说明朱栾也已在宋代挤入药用枳实、枳壳品种之列了。
２．明、清以来的药用枳实、枳壳：明代陈嘉谟《本草蒙荃》论枳实云：“择如鹅眼、色黑陈者良。近道亦生，一种俗呼臭橘，其皮微绿，不堪药用。今市家每采指为绿衣者，欺世谋利，无益第一卷１５９有损，故凡入药剂，必求黑色为真也。”又云：“其大枳壳，亦贵陈年，取翻肚如盆口唇（状)，制剜瓤锉片麸炒。”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将枸橘另列专条，以别于枳实、枳壳。《本草纲目》释名臭橘。李时珍曰：“枸橘处处有之，树、叶并与橘同，但干多刺。三月开白花，青蕊不香，结实大如弹丸，形如枳实而壳薄，不香，人家多收种为藩篱，亦或收小实、伪充枳实及青
橘皮售之，不可不辨”。说明枸橘与枳实、枳壳有别，但有时收采伪充枳实售之，且当时正品枳实、枳壳，绝不是枸橘，纵有收采，亦属伪品范畴。《本草纲目》正品枳实、枳壳，亦沿用宋代翻肚如盆口状者，并有附图，可作佐证。所附枳图，叶为单身复叶，必为橘属Ｃｉｔｒｕｓ植物无疑。
明代李中立《本草原始》云：“青而小者俗呼鹅眼枳实，近道出者小而绿色，气臭，俗呼绿衣枳实，不堪用。”清代张志聪《本草崇原》论枳实、枳壳云：“近时出于江西者为多。”江西清江县素有“枳壳之乡”之称，说明清代枳实、枳壳正品亦必为酸橙枳实（壳)［江西传统以酸橙为药用枳实（壳)］，而枸橘亦属伪品。
清代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云：“园圃中以为樊，刺硬茎坚，愈于杞柳，其橘气臭，亦呼臭橘，乡人云有毒不可食，而市医或以充枳实，亦治跌打，隐其名曰
铁篱笆。”由此可知，明、清以来的枳实（壳)正品，仍为酸橙枳实（壳)，枸橘已由六朝以前为枳实正品的地位正式转而变为枳实（壳)伪品的位置了。现时《中国药典》（１９８５年版)以酸橙为正品药材基原，是有本草文献依据的。
３．现代各地使用的枳实、枳壳：现时商品枳实（壳)以江枳实（壳)（江西)、湘枳实（壳)（湖南)、川枳实（壳)（四川)为大宗，其原植物都是以芸香科酸橙Ｃｉｔｒｕｓ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Ｌ．为主。《中国药典》（１９８５年版)即以本品及其栽培变种为枳实、枳壳的植物来源。这些栽培上的品种主要为
黄皮酸橙Ｃｉｔｒｕｓ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Ｈｕａｎｇｐｉ”＝Ｃ．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ａｖ．Ｈｕａｎｇｐｉ（浙江、湖南)，代代果Ｃ．ａｕｒｔｉｕｍ‘Ｄａｉｄａｉ’＝Ｃ．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ａｖ．Ｄａｉｄａｉ（江苏、浙江)，朱栾Ｃ．ａｒｕａｎｔｉｕｍ‘Ｄａｉｄａｉ’＝Ｃ．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ａｖ．Ｃｈｕｌｕａｎ（浙江)，塘橙Ｃ．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Ｔ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ａｕｒａｎｔｉｕｍａｖ．Ｔａｎｇｃｈｅｎｇ，在四川、贵州、广东等省，商品枳实尚包括
甜橙Ｃ．ｓｉｎｅｎｓｉｓＯｓｂｅｃｋ的干燥幼果。《中国药典》亦予认可。
此外，其他各省尚以香圆Ｃ．ｗｉｌｓｏｎｉｉＴａｎａｋａ（四川、浙江、江西、陕西)、
蟹橙（香橙)Ｃ．ｊｕｎｏｓＴａｎａｋａ（江苏、湖南、江西)、枸橼Ｃ．ｍｅｄｉｃａＬ．（云南)、
柚Ｃ．ｇｒａｎｄｉｓ（Ｌ．)Ｏｓｂｅｃｋ（陕西、江西、四川、广西)，宜昌橙Ｃ．ｉｃｈａｎｇｅｎｓｉｓＳｗｉｎｇｌｅ（四川)，红河橙Ｃ．ｈｏｎｇｈｅｅｎｓｉｓＹ．Ｌ．ＤＬ．（云南)及橙与橘、柚等的杂交种橘柑枳壳、
大麦柑枳壳（四川綦江)混充枳壳者。
４．枳实、枳壳古今药用品种既有延续，又有变迁：通过上述对历代本草中药用枳实、枳壳的品种考证，可知上古时代正品枳实，其原植物为枸橘（臭橘、枳)Ｐｏｎｃｉｒｕｓ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Ｌ．)Ｒａｆ．，直到唐代依旧延续使用，未见品种变迁。迨自宋代，除枸橘仍作枳实（壳)应用外，酸橙枳实（壳)勃然兴起，药材性状有翻肚如盆口唇状的特点，这主要是肉厚干燥后的特征，而且兼有香气浓烈的好感，与枸橘之肉薄和有臭气，迥然有别。当时医家之所以以酸橙枳实（壳)为佳品，不仅是药材外观性状的美好，主要是医疗效果的突出。鉴于它的临床应用上超过枸橘的效果，故《本草蒙荃》和《本草原始》认为色黑的鹅眼枳实较其皮微绿的绿衣枳实（枸橘)为佳。这是临床择优的结果，择优的标准在于疗效。由于经过长时间的临床实践，以枸橘为枳实（壳)已逐步被淘汰而代之以后第一卷１６０起之秀的酸橙枳实（壳)，这就是正品枳实（壳)药用历史变迁的经过。在这种变迁中，酸橙枳实（壳)就成为枳实（壳)历史上的“新兴品种”和现实中的枳实（壳)正品，但以枸橘为枳实（壳)，自明、清以来也并未全部改变，直至现代也还有局部地区如福建、广东、广西和陕西仍有作枳实（壳)［绿衣枳实（壳)］沿用的习惯。与《本草蒙荃》、《本草原始》记载的情况基本一致，但多数地区不作枳实（壳)用而称枸橘李入药。如下所述，枳实（壳)在全国范围内，尚未达到全部改以酸橙为正品而是酸橙与枸橘等并存的局面。谢宗万认为这就是中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既有品种延续，又有品种变迁这两种情况同时并存而以后者为主的一个实例。
至于现代商品枳实（壳)为什么酸橙的一些栽培上的品种也同时入药呢？这主要是因为橘园栽培品种繁多且常有变异，凡是药材性状肉厚翻肚如盆口状者均统统采收入药，如果某些品种栽培历史已久，也可以肯定它早已长期同作枳实（壳)入药（如朱栾在南宋时就同作枳实入药)，这能从药材形、色、气味极为相似而获得理解。甜橙其自落幼果、中果皮肉厚，别无他用，为谋经济出路，故只能作枳实用，但待其成长，则中果皮的厚度与味道显然均与酸橙枳壳不同，当然不能作枳壳入药；另方面，甜橙的经济价值较酸橙为高，橘农绝不会在未成熟之际主动采摘以充代枳壳，这是价值规律所决定了的。以蟹橙（香橙)和香圆的未成熟果充代枳实（壳)，也可能与其自落及药材性状略有相似有关。至于一些地区还有以柑橘类的某些杂交种充枳壳，则是因其果实味道不佳，作水果不受欢迎，故尔混作枳壳，以谋蝇头之利，实属欠妥，但它们都没有翻肚如盆口状的特点，较易鉴别。
５．枳实古今药用部分成熟程度的变迁：《神农本草经》只有枳实而无枳壳，说明上古时代枳实、枳壳不分，《名医别录》谓枳实“九月、十月采”。说明当时所用的枳实是已经成熟的果实，而非幼果。《本草经集注》云“枳实采，破令干，除核，微炙令香用”的记载，更可证实枳实是熟果，因只有熟果或近成熟的果实才能有核可去。《新修本草》谓“枳实，日干乃得，阴便湿烂也。
用当去核及中瓤乃佳，今云用枳壳乃尔，若称枳实，须合核瓤用者，殊不然也，误矣”。可见《新修本草》所称枳实与枳壳为一物，即仍为成熟枸橘之去瓤者。直至宋代，枳实不但品种有变，其药用部分在采收期方面也有变，即唐代以前，枳实为枸橘的成熟果实，自宋代以后，枳实就以酸橙的幼果为枳实，其近成熟的果实为枳壳的佳品了。
〔评析〕枳实、枳壳为中医临床常用之理气要药。枳实功擅破气消积，化痰散痞；枳壳则长于理气宽中，行滞消胀，作用较缓。诚如《本草衍义》所云：“枳实、枳壳一物也，小则其性酷而速，大则其性详而缓。”表明来自同一植物的果实，其功能效用因采收期不同而异，药名也有所区别。较长时间以来，枳实、枳壳是以芸香科的多种小乔木植物的干燥幼果（枳实)或未成熟果实（枳壳)作为药材的基原。从历史上看，枳实、枳壳的药用品种在不同时期亦有所变化。究竟孰为正品，学者有所争议。谢宗万针对这一问题，运用他自己提出的“药材品种延续论”、“药材品种变异论”及“药材新兴品种优选论”等理论观点，对枳实、枳壳药用品种自《神农本草经》以来的发展变化过程，进行了深入客观的分析探讨。既看到并承认早期（先秦、汉魏六朝及唐代)枳实、枳壳是以芸香科枸橘Ｐｏｎｃｉｒｕｓｔｒｉｆｏｌｉａｔａ（Ｌ．)Ｒａｆ．为药用正品这一历史事实；同时，明确指出了自宋代起，枳实、枳壳药用正品发生变化这一客观情况。中医对药物的确认是以临床疗效作为首要依据的，在历史长河中，有些原来被确认的药物由于品种、地理、气候等条件的变化，其疗效亦会随之改变，人们自然也就会寻找并确认另一些疗效相同或更佳的品种来取代旧有的品种，这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和客观历史发展的规律。
本例对枳实、枳壳药用品种既有延续又有变迁的考证结果，并确认酸橙ＣｉｔｒｕｓａｒｕａｎｔｉｕｍＬ．为药用正品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中国药典》对枳实、枳壳正品的收载意见。
本例亦可作为利用谢宗万提出的“中药品种理论”解决中药混乱品种实际的典型例证之一。
三、血竭基原的本草考证（一)国内外药用血竭品种概况１．国际市场血竭品种：据文献报道，历年来国际市场销售的血竭，系来自四个科五个属多种不同的植物的树脂。
棕榈科（１)ＤａｅｍｏｎｏｒｏｐｓｄｒａｃｏＢｌ．（ＣａｌａｍｕｓｄｒａｃｏＢｌ．)
麒麟竭（骐竭)，产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２)ＤａｅｍｏｎｏｒｏｐｓｐｒｏｐｉｎｑｕｕｓＢｅｃｃ．（马来
黄藤)，产印度、马来西亚。（３)ＤａｅｍｏｎｏｒｏｐｓｄｉｄｙｍｏｐｙｌｌｕｓＢｅｃｃ．（龙血黄藤)，产马来西亚。（４)ＤａｅｍｏｎｏｒｏｐｓｍｉｃｒａｎｔｈｕｓＢｅｃｃ．（小花黄藤)，产马来西亚。（５)ＤａｅｍｏｎｏｒｏｐｓｄｒａｃｏｎｅｌｌｕｓＢｅｃｃ．（含脂黄藤)，产印度尼西亚。（６)ＤａｅｍｏｎｏｒｏｐｓｍａｔｔａｎｅｓｉｓＢｅｃｃ，产印度尼西亚。（７)ＤａｅｍｏｎｏｒｏｐｓｍｏｔｌｅｙｅｉＢｅｃｃ．（摩特勒黄藤)，产印度尼西亚。（８)ＤａｅｍｏｎｏｒｏｐｓｒｕｂｅｒＭａｒｔｉｕｓ，产印度尼西亚。（９)ＣａｌａｍｕｓｒｏｔａｎｇＬ．（ＤｒａｃｏｒｏｔａｎｇＣｒａｎｔｚ．)，产印度、越南、斯里兰卡及美洲。
百合科（１)ＤｒａｃａｅｎａｄｒａｃｏＬ．（Ｄ．ｏｍｂｅｔＤｏｔｓｃｈｙｅｔＰｅｙｒ)（
龙血树)，产非洲及印度。非洲产品称索可脱拉血竭（Ｓｏｃｏｔｒｉｎｅｄｒａｇｏｎｓｂｌｏｏｄ)或桑给巴尔血竭（Ｚａｎａｉｂａｒｄｒｏｐ)。（２)Ｄｒａｃａａｅｎａ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Ｂａｌｆ．ｆ．，产非洲及印度。
豆科（１)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ｄｒａｃｏＬ．（Ｐ．ｏｆｆｉｃｉｎａｌｉｓＪａｃｑ．)（龙血
紫檀)，产南美洲、非洲及
葡萄牙。
（２)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ｍａｒｓｕｐｉｕｍＲｏｘｂ．，产印度，葡萄牙、瑞士及美洲。（３)ＰｔｅｒｏｃａｒｐｕｓｅｒｉｎａｃｅｕｓＰｏｉｒｅｔ，产非洲。
大戟科（１)ＣｒｏｔｏｍｄｒａｃｏＳｃｈｌｅｃｈｔ．（龙血
巴豆树)，产墨西哥，商品被称为“ＳａｎｇｒｅｄｅｌＤｒａｃｏ”。（２)ＣｒｏｔｏｎｈｉｂｉｓｃｉｆｏｌｉｕｓＫｕｎｔｈ（
木槿叶巴豆树)，产美洲新格拉纳达（ＮｅｗＧｒａｎａｄａ)。
（３)ＣｒｏｔｏｎｇｏｓｓｙｐｉｆｏｌｉｕｓＶａｈｌ（Ｃ．ｓａｎｇｕｉｆｏｌｉｕｓＨ．Ｂ．ｅｔＫ．)，产美洲新安达拉西亚（ＮｅｗＡｎｄａｌｕｓｉａ)。
以上四类血竭在中国市场上是以前两类为主流商品。
２．国内血竭药源调查：为改变历年来血竭依靠进口的状况，我国中药工作者和植物学工作者携手合作，自７０年代初就在我国云南和广西地区重点进行血竭药源的勘察，终于发现百合科龙血树属植物的含脂木材有作血竭应用的前景。《云南省药材标准》（１９７４)收载了这种血竭，《中国植物志》第十四卷修订其学名，确定其原植物为剑叶龙血树Ｄｒａｃａｅｎａ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Ｓ．Ｃ．Ｃｈｅｎ（Ｄ．ｃａｍｂｏｄｉａｎａａｕｃｔ．ｎｏｎＧａｇｎｅｐ．)。此种血竭与从非洲和南也门进口的血竭在化学成分上相似，显然，这与它们之间的植物亲缘关系相近有关。遗憾的是，由于蕴藏量不大等原因，迄今未能提供商品。而此种植物在广西药源非常丰富，对进一步研究、开发利用，以满足国内需要是大有潜力的。然而这种植物在我国历代本草中是否有过药用历史的记载，迄今未见报道，这就很有必要作一番考证研究。
第一卷１６２（二)对历代本草文献有关血竭形态记载的考察南北朝时代的《雷公炮炙论》与《南越志》虽有血竭的记载，但均无原植物形态描述，缺乏确定品种的依据，故当时所用品种，已难考证。《新修本草》将紫矿、骐竭同入一条，列于
玉石部项下，可见《新修本草》对骐竭的基原不甚了解。宋代苏颂《本草图经》云：“骐竭旧不载所出州土，今出南蕃诸国及广州，木高数丈，婆娑可爱，叶似
樱桃而有三角，其脂液从木中流出，滴下如胶饴状，久而坚凝及成竭赤作血色，故亦谓之血竭。采无时。”有广州骐竭图，为《大观本草》和《政和本草》所转载。南宋《诸番志》云：“血竭亦出大食国，其树略与没药同，但叶差大耳，采取亦如之。”有莹如镜面者乃树老脂自流溢，不犯斧凿，此为上品。《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卷２１转引《滇本草》的记载，“骐竭味苦涩微香，性温，出元江界，木高数丈，叶类樱桃，脂液流树中凝红如血为木血竭。”《长编》转引旧《云南通志》对骐竭形态的记载，亦与《滇本草》的相同。
《大明一统志》云：“血竭树略如没药树，其肌赤色。采法亦于树下掘坎，斧伐其树，脂流于坎，旬日取之。多出大食诸国，令人试之，以透指甲者为真。”李时珍《本草纲目》谓：“骐竭是树脂，紫铆是虫造”。遂将骐竭改列于木类，将紫铆改列于虫类纠正了《唐本草》在药物分类上的错误，并释名说：“骐亦马名也，此物如千血，故谓之血竭，曰骐者，隐之也。”在中国将血竭喻为“骐血”，在外国将血竭喻为“龙血”，骐与龙在中国均为象征吉祥的动物，以其血喻之，以示珍贵，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草蒙荃》、《本草纲目》（金陵版与江西版)及《本草原始》均有附图，观其图之实质，其叶形均与《大观本草》和《政和本草》“广州骐竭”者相似，有可能即从《图经》之图脱胎改绘而来。陈仁山《药物出产辨》是一部主要记载两广地产药物的专著，但它否定了广州产竭的记载。该书云：“血竭产自荷兰州府，由石叻运来，系用沙藤花熬成也。”显然，血竭是舶来品，非广州所产。
（三)对血竭基原古今名实考察情况的分析通过对近、现代国内外市场商品血竭基原的的考察，结合历代本草文献分析，可以得如下几点看法：１．商品血竭是一种多来源的药材，国际市场销售的血竭，品种甚为复杂。仅据文献报道，其植物基原就在４科１７种以上。
我国进口的血竭，主要来源于棕榈科黄藤属（Ｄａｃｅｍｏｎｏｒｏｐｓ)和百合科龙血树属（Ｄｒａｃａｅｎａ)多种植物的树脂，前者果实和木材的树脂，主要来自东南亚国家；后者为木材的树脂，主要来自非洲和阿拉伯国家。
２．宋代苏颂《本草图经》最先有“广州骐竭”的记载，不甚确切。陈仁山《药物出产辨》未提广州有产，只说从石叻来，很可能与古代血竭也多从广州进口有关。
３．《本草图经》广骐竭既非广州所产，然其图从何而来，很可能是从书中文字“叶如樱桃而有三角”想像勾画出来的，并无实物依据。当苏颂等编写《图经》之时，很难从国外及时得到血竭原植物，也不可能将大树运回，更不可能专为绘图需要派人出国作现场考察写生，但为了完成画图任务就不得不从进口药材的商人处探询原植物形态，而药商又未见了解实情，因而不实之词，形成了不实之图，故不能作为考证当时血竭品种的依据。
４．《大明一统志》对血竭形态的描述，谓略如没药树，这是有问题的。倒是取脂的方法略第一卷１６３如没药树，而不得它的形态相似。该书又说血竭生于大食诸国，这是指阿拉伯国家而言。就其品种而论，很可能是百合科龙血树属植物。
５．（日本)《资源植物事典》云：欧美所说的Ｄｒａｇｏｎ′ｓｂｌｏｏｄ，一般指红色树脂而言，亦即古希腊时代被欧洲名为Ｋｉｎｏ的深红色树脂，此为埃及产的ＤｒａｃａｅｎａｃｉｎｎａｂａｒｉＢａｌｆ．Ｆ．树干中的分泌产物。这说明国外应用血竭的历史较我国为早。约在公元前后１世纪，首先为希腊医生所用，而且这种血竭是产于非洲的百合科龙血树属植物，我国南北朝时期对外就有医药交流，最初从国外运来血竭，也必然就是龙血树属植物的树脂。其后南宋《诸蕃志》记载输入的药物有
乳香、没药、血竭、
木香、
葫芦巴等，并说血竭出大食国，这当然也是说龙血树属的血竭，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医药交流也较多，血竭的进口亦自不待言。至今从南也门进口的血竭，就是来源于龙血树属植物，这就很说明问题。
６．我国进口血竭主流品种之一的棕榈科黄藤属麒麟竭，究竟是从何时才开始进口的呢？从历史文献来看，我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从明成祖永乐三年（１４０５年)起，在２８年时间中，先后七次航海，历经东亚、非洲，到过３０多个国家，如真腊（今柬埔寨)、满刺加（今马来西亚)、苏门答腊（今印度尼西亚所属)、勃泥国（今文莱一带)等，随船装运有
茶叶、
麝香等货物，而返国时则带回
象牙、
犀角、
片脑、
豆蔻、乌木、大枫子、胡椒、阿魏、血竭、沉香、木香、
丁香等药物。《明史·外国七》记载：我国使节访问祖法儿（今阿拉伯半岛东南)，“其王遍谕国人尽出乳香、血竭、
芦荟、没药、苏合油、安息香与华人交易”。以上血竭就很可能除仍有龙血树属血竭外，还同时包括有盛产于印度亚西尼和马来西亚的棕榈科麒麟竭。因贡入品中有“藤竭”之名，然而这已是１６世纪的事了，远不如古希腊时代之早，甚为明显。
７．我国历代本草文献对血竭形态的记载都说“木高数丈”并无有关藤本的记载，而且说“脂液流树中”，不言溢果外，这就说明棕榈科的麒麟竭在我国古代本草中还找不出记载的依据。只可谓是后来药用血竭的新兴品种。近代陈仁山《药物出产辨》中在论述血竭时提到一个“沙藤花”，其中也有一个“藤”字，是否即指棕榈科麒麟竭而言，是值得耐人寻味的。
８．《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转引《滇南本草》与旧《云南通志》所载的骐竭为木血竭，并非藤本，这就排除了黄藤属植物的可能性。它说出了具体产地出元江界，非常重要。元江即现云南元江哈尼族、彝族、傣族自治县，距普洱不远，元江流域地区可被认为是古代滇南地区血竭的产地，其原植物很可能就是剑叶龙血树Ｄ．ｃｏｃｈｉｎ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Ｌｏｕｒ．Ｓ．Ｃｈｅｎ或其同属植物，因《中国植物志》记载剑叶龙血树产云南南部孟连、普洱、镇康等地。这在产地分布上和《滇南本草》的记载基本相符。不过，《滇南本草》在形态记载上有一句话，说“叶如樱桃”不够确当。这句话有可能是从宋代本草中抄袭而来的，并非是对实物的真实写照。因此，可以认为早在明初，亦即在５００年前我国云南南部地区已有用百合科剑叶龙血树或其同属植物的树脂作血竭入药了。
〔评析〕血竭又名麒麟竭（骐竭)，始载于南朝刘宋时雷《雷公炮炙论》，迄今已有１５００余年的应用历史。血竭具有活血散瘀，止痛之功，中医临床常用于治疗跌打损伤、瘀血肿痛、外伤出血、溃疡不敛等病证，用量很大。但自古以来，血竭药物的来源多依赖进口，特别是解放以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突飞猛进，中药的需求量直线上升，每年都需要花费国家不少外汇去进口血竭。为此寻找和开发国内血竭资源，就成为中药研究、积极解决南药进口问题的重要课题之一。面对这样的问题，谢宗万是先从实际情况调查入手，先搞清国际市场血竭品种，分属于棕榈科、百合科等四类。同时查清国内血竭药源情况，注意到分布于云南第一卷１６４和广西的百合科龙血树属植物剑叶龙血树，与从非洲进口的血竭在化学成分上很相似。在此基础上，着重对历代本草文献有关血竭形态的记载，以及血竭基原的古今名实情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考察。通过考证《滇南本草》与旧《云南通志》中有关木血竭的记载，提出了早在５００年前我国云南南部地区即有用百合科剑叶龙血树树脂作血竭入药这一学术见解。虽然从那时起许多地方仍依靠进口用药，但这一事实说明，从明代起我国就已有血竭资源供作药用了。论据确凿，条理清晰，结论可靠。
目前广西、云南及海南等地的药学工作者，已开发研制成功我国自己的药用血竭新产品。
谢宗万对血竭的考证结果为他们提供了可贵的本草学依据。
本例可作为谢宗万通过本草考证指导药用资源开发利用，并取得一定成果的典型实例之一。
药论药话一、论道地药材（一)论道地药材的含义“道地药材”或称“地道药材”，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对特定产区的名优正品药材的一种特称。自古以来，就有很多论述：东汉《神农本草经》序文谓：“药有……采治（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提示用药如不注意土地所出，就会影响治病效果。
南朝，梁代陶弘景《本草经集注》云：“诸药所生，皆的有境界。……江东以来，小小杂药，多出近道，气势（力性)理不及本邦，假令荆益不通，则令（全)用历阳当归、钱（塘)三建，岂得相似？所以治（疗)病不及往人，亦当缘此。”这说明使用非道地药材不如使用道地药材疗效好。
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序例谓：“古之医者……用药必依土地，所以治十得九。”这是说只有采用道地药材，才能取得良好的医疗效果。
唐代《新修本草》孔志约序曰：“动植形生，因方舛性。……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说明道地药材如移植外地，虽品种相同而疗效却有变化。
宋代寇宗《本草衍义》序例云：“凡用药必须择土地之所以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
……若不推究厥理，治病徒费其功，终亦不能活人……”说明用药必须选择道地药材，药效才好。
金代李杲《用药法象》云：“凡诸草木昆虫，产之有地……失其地，则性味少异。”说明药材产地与性味密切相关。
明代刘文泰《本草品汇精要》对绝大多数药物在论述产地时专门设“道地”一项，这是历代本草明确道地药材产区的最早文献。而其它文献则多以某地“为佳”、“为良”、“最胜”等以表示第一卷１６５道地药材的质量。
明代陈嘉谟《本草蒙荃》谓：“地产南北相殊，药力大小悬隔。”又说“凡诸草本、昆虫，各有相宜地产，气味功力，自异寻常……华阴细辛，银夏柴胡，甘肃枸杞，茅山
玄胡索、苍术，怀庆
山药、地黄，歙白术，绵黄芪，上党参，交趾桂，每擅名因地，故以地冠名。地胜药灵，视斯益信。”其中“地胜药灵”总结了古人也包括他本人在内关于道地药材的气味药力与治病功效之间的相关性。
清代汪昂《本草备要》凡例云：“药品稍近遐僻者，必详其地道形色。如习知习见之药，则不加详注。”说明“地道”一词，始见于清代本草，含义与“道地”相同。只不过是它的出现，较“道地”一词的出现较晚而已。
清代徐大椿《医学源流论》云：“古方所用之药，当时效验显著……而今依方施用，竟有应与不应，其故何哉？盖有数端焉。一则地气之殊也，当时初用之始，必有所产之地，此乃其本生之土，故气厚而力全，以后传种他方，则地气多而力薄矣。”显然，这就与用“道地”与不道地大有关系了。
那么，究竟什么才叫“道地药材”呢？谢宗万认为“道地药材”就是指在一特定自然条件、生态环境的地域内所产的药材，且生产较集中，栽培技术、采收加工也都有一定的讲究，以致较同种药材在其他地区所产者品质佳疗效好，为世所公认而久负盛名者称之。因此，在药名前多冠以地名，以示其道地产区。如西宁大黄、宁夏枸杞、
川贝母、
川芎、
秦艽、
辽五味、关防风、怀地黄、密
银花、亳菊花、宣木瓜、杭
白芷、浙玄参、江枳壳、苏
薄荷、茅苍术、建
泽泻、广陈皮、泰和
乌鸡、
阿胶、
代赭石等。例外的情况是有少数药材，药名前所冠的地名不是指产地，而系指进口或集散地而言，如广木香，并非是广州所产，而是从广东进口集散；
藏红花，亦非西藏所产，而是原先从西藏进口。另外，《证类本草》所引《本草图经》之药材，其名前所冠的地名，大多不表示道地药材，而只反映该地区所产药材品种，如“江宁府茵陈”，实为唇形科植物
牛至，在宋代江宁府混称茵陈，故以为名，所以它根本就不是道地药材。像这样的情况，都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二)道地药材的形成１．优良品种遗传基因是形成“道地药材”的内在因素：药材的好坏，首先与“种”有直接关系。每一个“种”都有它特异的遗传基因，控制着它的形态、习性、成分等。这一点对道地药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为此，道地药材质优效佳，可以认为与其优良的种质有着密切的关系。
２．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和优良的栽培加工技术是形成“道地药材”的重要外在因素：任何植物，包括药用植物在内的生长、发育与繁殖都离不开其生活的环境条件。特定的生态环境条件，是构成道地药材最重要的外在因素，这主要是因为我国水土、气候、日照等生态环境因子各地千差万别，而某一地域的这些因子有着特殊条件，致使某种植物的生长发育、开花、休眠，甚至器官的外部形态和内部构造以及生理机能和有效成分的合成上都发生变化，乃至中药材品质产生差异。药用植物如对这个特定的生态环境能够很好地适应，因其适应性特点而产生获得性遗传的种内变异，无论气候生态型、光照生态型、土壤生态型都将形成品质优异的道地药材。生态型不同，往往品质差异很大，药力疗效亦有所区别。例证很多，国内外均有报道。如欧乌头ＡｃｏｎｉｔｕｍｎａｐｅｌｌｕｓＬ．生长在寒冷气候条件下者无毒，而生长到温暖气候条件下的地中海地区就变为有毒了。中药青蒿（黄花蒿)中各地青蒿含量高低不等，生长在北方的青蒿，其第一卷１６６
青蒿素含量甚低，而生长在南方四川、广东、海南、广西等地的，其青蒿素含量远较北方的高得多。实验证明，与当地日照时间和强度有重要关系。宁夏枸杞，中外驰名，以其生长在土质疏松肥沃，又有西北高原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的盐碱地为其自然环境。内蒙古地区生长的蒙古黄芪，含微量元素硒（Ｓｅ)远较其他地区为高。这种特色的形成，显然与不同地区水土中本身所含微量元素的种类和含量有重要关系，正因为如此，药材中微量元素的检测，已成为鉴定道地药材品种方法之一。由上可知，道地药材品质之所以好，主要是由于该地域具有得天独厚、特别适合于该种药用植物生长发育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因而也就特别适宜于某些活性成分和微量元素的形成积累。
道地药材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除少数野生品外，已多数属于栽培品。因而产量大，产地集中。千百年来对药材不断精心培育和采取特殊的栽培技术与管理措施，不断总结发展药材育种、种植、采收和加工的技术，也是形成道地药材重要成因之一。如河南的怀地黄、四川彰明（江油)的附子，其栽培与加工技术都有数百年的悠久历史和独到之处。
特殊的栽培技术不仅能调整药用植物的生态环境，而且能对其生长发育产生直接影响，对其有效成分的形成和积累以及分布都紧密相关。据报道，采用适当降低土壤含水量、增施氮、磷肥料及增产灵、Ｂ９、三十烷醇等激素，降低光照强度等措施，均可不同程度地提高
伊贝母ＦｒｉｔｉｌｌａｒｉａｐａｌｌｉｄｉｆｌｏｒａＳｃｈｒｅｎｋ鳞茎中生物碱的含量。在人参栽培中，微量元素锗（Ｇｅ)能在增产方面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道地药材对采收季节、产地加工，都很讲究，这是掌握好道地药材质量的最后两道关口。
如果进行不适时宜的采收与粗放的产地加工，势必导致质差效低，而使前功尽弃。
（三)道地药材的产区时有变迁“道地药材”既然以品质好、疗效佳为其主要标志，又是人为地以“择优而立”为选拔的准绳。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医药学的进步，人们当发现了比原先所认为的“道地药材”更为质优效佳时，就往往转向新的道地产区。如地黄，自魏晋以至于明，对道地产区所述各有不同，有咸阳（陕西)、彭城（江苏铜山)、同州（陕西大荔)与怀庆（河南沁阳)之别。但近代则专认怀庆地黄为“道地”。李时珍早就指出：“今人惟以怀庆地黄为上，亦各处随时兴废不同尔。”“随时兴废不同”，实即指时代变迁，道地药材的道地也会发生变迁之意。人参，古本草莫不以生于上党者为道地。《证类本草》转引《本草图经》的潞州人参图，四桠五叶（四匹叶)，顶有伞形花序，就是指出产于山西上党潞州（今长治县)一带的五加科人参ＰａｒｎａｘｇｉｎｓｅｎｇＣ．Ａ．Ｍｅｙ．。清代乾隆皇帝曾为人参写过颂诗，他自注说：“昔陶弘景称人参上党者佳，今惟沈阳、吉林、宁古塔诸山中所产者神效，上党之参直同凡卉矣。”这是说道地人参的产区历史上有变化，在清代时就由古代的山西上党变迁为东北人参为道地了。细辛，《本草图经》云，华州真细辛，根细而味极辛，故名之细辛ＡｓａｒｕｍｓｉｅｂｏｌｄｉｉＭｉｑ．为道地药材，而现在细辛则以辽细辛Ａｓａｒｕｍｈｅｔｅｒｏｔｒｏｐｏｉｄｅｓｖａｒ．ｍａｎｄｓｈｕｒｉｃｕｍ（Ｍａｘｉｍ．)Ｋｉｔａｇ．为道地，不但道地变了，就连品种也变了。又如泽泻，《名医别录》与《新修本草》均言“生汝南池泽”。陶弘景说：“汝南郡属豫州（在河南境)，今近道亦有，不堪用，惟用汉中、南郑、青州（属山东)、代州（属山西)者，形大而长，尾间必有两歧者好。”《本草图经》云：“今山东、河、陕、江淮亦有之，汉中者佳。”《本草品汇精要》谓：（道地)“泾州、华州、汉中者佳。”而现代则以建泽泻为道地药材。
第一卷１６７古今道地药材其产区时有变迁，原因多端，而自然地理条件的改变和人为因素施加的影响至关重要。例如人参古代产上党，而现时上党为何不产人参，很可能是当时上党有森林，而后来逐渐被砍伐，破坏了人参的生长环境，自然条件的改变，使人参在上党绝迹是大有可能的。
因此，只有严格地把握住保护对药用植物生长发育有利的某些特定生态环境，改造那些不利因素，保持原有的道地产区，在此基础上扩大发展新的道地产区，才能保持道地药材不衰。
另外，“道地药材”的产区也有很多是长期以来没有改变的。如牛膝，《本草图经》谓：“生河南川谷及临朐，今江、淮、闽、粤、关中亦有之，然不及怀州者为真。”宋代即以“怀州牛膝为道地”，而现代仍以怀牛膝为最驰名。又如
乌药，《本草图经》云：“乌药生岭南邕容州及江南，今台州、雷州、衡州亦有之，以天台者为胜。”是说以“天台”产品为道地，与目前情况仍吻合。
如上事实，说明了千百年来“道地药材”始终是以药材“质优效佳”为标志，“择优而立”为准则。因此，“道地药材”在任何时期都会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发展道地药材生产的深远意义１．发展道地药材生产是提高中药质量带方向性的战略方针：在野生药材不敷供应的情况下，有计划地进行药用植物的栽培，实属必要。问题是如果中药发生供求矛盾，是在道地药材的原产区直接或就近扩大栽培呢？还是在全国各地普遍栽培，全面开花呢？关于后者，在５０年代末期，全国各地提倡“南药北移，北药南植”，既不因地制宜，也不区别品种，其不良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苋科的牛膝ＡｃｈｙｒａｎｔｈｅｓｂｉｄｅｎｔａｔａＢｌｕｍｅ虽然在全国各地都能生长，但道地与非道地，性状质量却大有不同。真正河南产的道地怀牛膝多呈长条形，挺直，长３０～１００ｃｍ，皮细，肉肥，味甜微苦。而外地产者则常短小、细瘦而多分歧，柴性强，干枯而不柔润，无弹性，味苦麻，当地不得不改称
土牛膝或杜牛膝。在临床应用方面，怀牛膝以补肝肾为主，而土牛膝（杜牛膝)则以治咽喉痛为主。二者主治应用出了差异。类似这样的例子，古本草中也早有所阐述。例如当归，公认的道地药材是
秦归而不是其他。李时珍就这样说过：“以秦归头圆尾多药紫气香肥润者名马尾当归，最胜他处。”显然以秦归为“道地药材。”李时珍还引韩矛心之言曰：当时“川产者力刚而善攻”，“秦产者力柔而善补”。这是说不同产地的当归在疗效方面是有差别的。《伪药条辨》云：“附子以蜀地绵州出者为良，气味辛热有大毒……今陕西亦莳种附子，谓之西附，性虽辛温，而力稍薄，不如生于川中者土厚而力雄也。”这是说尽管陕西与四川附子品种相同，但陕西栽培的附子不如四川附子好，性有温热之别，力有厚薄之分，治病疗效也就不同。以上几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如果不是道地药材，一是药材质量差，二是性效有所改变。谢宗万认为这就是古今中医药学者强调发展道地药材这个中药特色的原因所在。因此，发展道地药材的生产，是带方向性的战略方针。
另一方面，现在某些野生道地药材的产区，对野生道地药材不予以保护重视，使其濒临绝种。为此，在利用道地药材资源，特别是野生道地药材资源时，必须根据其生物学特性、种群关系，制订出合理的利用与再生保护方案。
２．发展道地药材生产是解决伪劣混乱品种的根本措施：伪劣混乱品种是与正品优质药材相对而言的，非正品优质药材，如又非地方标准收载的异物同名品种，可统统归之于伪劣混乱品种之列，而道地药材恰恰又是正品优质药材的同义词。当然，正品优质药材不一定全都是道第一卷１６８地药材，但道地药材必然是正品优质药材。
近３０年来，中药伪劣混乱品种日益增多，质量日趋下降，问题发生的主要根源在于药源不足，供求矛盾紧张。为此谢宗万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在于有计划地发展道地药材的生产，而绝不是盲目的，否则非但无益，反而有害。
如上所述，发展道地药材生产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要保持道地药材的优质而永久不衰，还必须加强对道地药材的科学研究。例如对优良品种培育的研究；加强全国道地药材区划的研究；道地药材生态环境与有效成分含量、微量元素种类关系的研究；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品种分析与临床疗效对比的研究；道地药材栽培技术和产地加工的研究等等，都是非常必要的。
鉴于我国人口众多，在中医临床方面要求全部使用“道地药材”，也是不可能的。何况不是所有的药材都明确道地与非道地之分，如一些分布较广、随处可得“习知习见”的非“常用药类”的小品种
蒲公英、
荭草、
雀卵等。因此“非道地药材不处方”的想法也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在重视发展道地药材的同时和处于道地药材仍然不敷供应的情况下，适当的“就地取材”或“就近取材”，以广泛利用药源和开拓新药源，从而进一步缓和药材供求矛盾，也是可取的。
总之，发展道地药材生产，不是一时权宜之计，而是百年长久大计，是自古以来历史经验总结的启示，对发展祖国医药学事业和突出中医药特色来说，均具有深远意义。
二、中药品种、性效相关论祖国医药学认为任何疾病的产生，都是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引起机体正邪斗争，从而导致阴阳气血偏盛偏衰与脏腑机能活动失常的结果，而中药治病的基本作用就在于恢复人体脏腑功能的协调，消除气血偏盛偏衰的病理现象，且各药都具有不同的偏性，以偏纠偏，使之平衡，从而在人体上产生疗效，这就是中医运用药性理论和辨证论治相结合以治病的基础。中药品种复杂，其与药性、疗效之间的关系问题，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提出来讨论的。基本论点如下：（一)种类不同，性效有别中药品种，直接与药性和临床疗效有关。每味中药，既有气，又有味，气味不同的组合，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治疗作用。一般说来，种类不同的中药，其气味组合多不尽相同，因而其治疗作用有别，所以《本草纲目》有“一物有谬，便性命之及”的精辟论述。为此，搞清药物的品种，对安全有效的用药，具有重要意义。《本草纲目》收药１８９２种，性味、功能、主治，无一完全相同（少数药如
昆布与
海藻性效大同小异)。这就是对“种类不同，性效有别”的最充分的表达。为什么种类不同，会导致性效有别呢？这其中有个物质基础问题。也就是说，不同的种类，特别是彼此之间亲缘关系疏远的种类，它们所含的生理活性成分是不同的，也正由于不同种类的药物，具有不同的生理活性成分，并由此而产生不同的药理作用与性效的特点，则中医运用复方治病，就体现了它高度的灵活性和优越性。因为药物之间出现了相互配伍关系，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充分显示了群药协同治病的力量，乃至产生新的药效，可适用于复杂多变的各种疾病，这是原来单味药所无法比拟的。
另一方面，我国中草药资源丰富，品种繁多，种类不同，性效有别，这就说明了中草药本身是个伟大的宝库，对防病治病有很大的潜力可挖。为临床治疗的需要，从不同种类的中草药中第一卷１６９找寻防治疑难重症更有效的新药，无疑，这也是重要途径之一。
当然，由于各地用药习惯不同，名称很不统一，同名异物，同物异名的情况十分普遍，因而造成品种混乱，乃至人为的以伪乱真，影响疗效，并危及人民生命安全的现象，应该严防发生和妥善解决。
（二)品种相近，性效相似以植物药而言，品种相近，是指同科同属，甚至必须是同组、同系的药用植物，这些植物在系统发育中，亲缘关系相近，它们在植物形态和药材性状上有较多相似之处。它们所含的活性成分（次生代谢产物)类型也基本相同或相似，惟含量高低参差不齐。这是根据植物化学分类学关于“亲缘关系相近的植物类群，具有相似的化学成分”的观点和无数已经证实了的事实归纳出来的一条自然规律。由于一定的活性成分对人体有一定的生理作用。因此，说它性味功效相似，自然也是有充分科学依据的了。例如黄连为毛茛科黄连属植物，黄连（味连)ＣｏｐｔｉｓｃｈｉｎｅｎｓｉｓＦｒａｎｃｈ．峨眉野连Ｃ．ｏｍｅｉｅｎｓｉｓ（Ｃｈｅｎ)Ｃ．Ｙ．Ｃｈｅｎｇ，三角叶黄连（雅连)Ｃ．ｄｅｌｔｏｉｄｅａＣ．Ｙ．ＣｈｅｎｇｅｔＨｓｉａｏ，云连Ｃ．ｔｅｅｔａＷａｌｌ．甚至于日本产的日本黄连Ｃ．ｊａｐｏｎｉｃａＭａｋｉｎｏ，亦都含有小檗碱Ｂｅｒｂｅｒｉｎｅ和黄连碱Ｃｏｐｔｉｓｉｎｅ、甲基黄连碱Ｗｏｒｅｎｉｎｅ等性味全都是苦寒，能清热燥湿，泻心火，解热毒的成分。用于细菌性及阿米巴性痢疾，急性胃肠炎，热性病高热，目赤肿痛，痈疖疮疡等。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植物界和动物界几乎都有其规律性。这一自然规律的重要性就在于能指导对中药新品种、新原料和新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例如在同属亲缘相近的植物中找寻活性成分含量高和高功效、低毒性的药物等，将大有可为。然而中药是复杂的，所谓品种相近，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同科同属植物，就一定是品种相近，其实不然，因为有的属比较大，种数多，属下还有组、系等分类单位，同一个属可能含有多种性效不同的药材。例如黄芩属，全世界有３００余种，我国约有１００余种，南北均产之，根有粗细之别。半支莲ＳｃｕｔｅｌｌａｒｉａｂａｒｂａｔａＤ．Ｄｏｎ、
韩信草（耳挖草、向天盏)Ｓ．ｉｎｄｉｃａＬ．头帽草Ｓ．ｓｃｏｒｄｉｆｏｌｉａＦｉｓｃｈ．ｅｘＳｃｈｒａｎｋ等就都是黄芩属植物，但根极细，化学成分、性效也均与黄芩Ｓ．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Ｇｅｏｒｇｉ不同。所以如果寻找含黄芩有效成分黄芩甙（Ｂａｉｃａｌｉｎ)、黄芩黄素（Ｂａｉｃａｌｃｉｎ)、汉黄芩甙（ｗｏｇｏｎｏｓｉｄｅ)等含量高的药物，就得在黄芩属黄芩亚属顶序黄芩组（Ｓｅｃｔ．Ｓｔａｃｈｙｍａｃｒｉｓ)、狭叶黄芩亚组（ｓｕｂｓｅｃｔ．Ａｎｇｕｓｔｉｆｏｌｉａｅ)中的黄芩系（Ｓｅｒ．Ｂａｉｃａｌｅｎｓｉｓ)及丽江黄芩系（Ｓｅｒ．Ｌｉｋｉａｎｇｅｎｓｉｓ)中的一些粗根类型的种类中去找，这较普遍盲目筛选显然有事半功倍之效。对同属植物的亲缘关系问题，就得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龙胆与秦艽，虽都同为龙胆属植物，但它们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组，即龙胆组和秦艽组。秦艽组在药材形态上有其明显的特征，即根头部为众多的纤维状的残叶所包围，而龙胆组则没有。从化学成分而言，龙胆组主含龙胆苦甙，而秦艽组则含有龙胆组所没有的秦艽碱丙。中医对这两种药的分类也有区别，龙胆属清热药类，秦艽属祛风湿药类。龙胆性味苦寒，功能清热燥湿，泻肝胆火。用于湿热黄疸，阴肿
阴痒，
带下，强中，
湿疹瘙痒，目赤，
耳聋胁痛，口苦，惊风抽搐等。秦艽性味辛、苦平。功能祛风湿，清湿热，止痹痛。用于风湿痹痛，筋脉拘挛，骨节烦痛，日晡潮热，小儿
疳积发热等。因为它们各有其特殊成分和药理作用，所以将龙胆组和秦艽组植物混用、错用，都是不行的。类此，白前与白薇（萝科白前属)；八
角茴香与
莽草实；
地枫皮与假地枫皮（八角科八角属)；柴胡与大叶柴胡（伞形科柴胡属)等，它们虽然也分别是同科同属植物，但其性效不同，有的种毒副作用特强（含有特殊毒性成分)，不能混用。这就是中药基原为什么可以允许有第一卷１７０多原性，但在品名和数目上又必须给以一定限制的重要原因。
（三)品种虽同，在一定条件影响下，性效可变每一种药材，均有其固有的药性与功效，只有当这个生物种在一定条件影响下，方能改变其原有的性效：１．药用部分不同，性效可变：中药有其固定的药用部分，如药用部分加以改变，但性效有变，而且连药名也变更了。例如麻黄用草质茎，性微苦，味辛。功能发汗散寒，宣肺平喘，利
水消肿。用于风寒
感冒，胸闷喘咳，风水浮肿，
支气管哮喘。而麻
黄根则用根及根茎，性平，味甘。
功能止汗，用于
自汗盗汗。虽然它们的原植物一样，都来自于草麻黄ＥｐｈｅｄｒａｓｉｎｉｃａＳｔａｐｆ或中麻黄Ｅ．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Ｓｃｈｒｅｎｋ．ｅｘＭｅｙ．，但就是由于其药用部分不同，而在性效方面大大地有所变化。显然，二者之间所含的活性成分有所不同，因此，作用于人体的功能，也就有所变化了。中药中类似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如
金银花（花蕾)与
忍冬藤（茎枝)，益
母草与
茺蔚子（果实)，
枸杞子（果实)与
地骨皮（根皮)，马兜铃（果实)、
青木香（根)与
天仙藤（地上部分)，
瓜蒌（果实)与
天花粉（根)等都是如此。
２．采收季节不同，药效高低有别：中药的采收季节、时间，对药材的质量好坏有着密切的联系。因动植物在其生长发育的不同阶段，药用部分所含的活性成分或毒性成分其含量各不相同，则对人体所产生的药理作用包括毒副作用在内都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自古以来，我国医药学家都强调要抓采药季节。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序中载：“早则药势未成，晚则盛势已歇。”《千金翼方》指出：“夫药采取，不知时节，不以阴干暴干，虽有药名，终无药实，故不依时采收，与朽木不殊，虚费人工，卒无裨益。”金代李东垣《用药法象》也说：“凡诸草木昆虫，产之有地，根叶花实，采之有时。失其地，则性味少异，失其时，则气味不全。”药材产地的群众对适时采收药材的必要性也深有体会地说“当季是药，过季是草”。这都说明了采药季节性强的特点。一般的原则是在药用部分有效成分含量最高的季节采收为宜，否则不能达到原有功效所应起到的作用。
现代科学实验证明：北方栽培的赤芍，于４月末５月初显蕾期芍药甙的含量最高；麻黄到８～９月，生物碱含量最高，而春季采则量很低；霜
桑叶，顾名思义，必须在秋天霜降叶落时采收；
鹿茸应在清明后４５～６０天（５月中旬到７月下旬)锯取，过时则骨化成
鹿角了。
３．生态环境不同，疗效可以不同：同种药材在道地药材与非道地药材之间的区别只是药材质量好坏的差别。当然对疗效会有影响，然而多数不是对性效质的改变。可寄生类药则不大相同。寄生类药材，寄生种类不同，对寄生的性效大有影响。例如桑寄生科的桑寄生Ｔａｘｉｌｌｕｓ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Ｌｅｃｏｍｔｅ)Ｄａｎｓｅｒ（Ｌｏｒａｎｔｈｕｓｓｕｔｃｈｕｅｎｅｎｓｉｓ)通常寄生于
桑树、梨树、梅树、桃树、李树、油茶、
核桃、桦树、漆树、马桑和壳斗科多种植物上。分布于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陕西、山西等省区。这种寄生，由于寄主的不同，因而药材名称和疗效也有所不同。其生于桑树上者，通称桑寄生，即古本草中记载的桑上寄生。功能补肝肾，除风湿，强筋骨，安胎。其生于梨树上者则称梨树寄生，生于李树上者则称李树寄生，生于其他树上，一时分不清种类者，统称杂寄生。若生于马桑ＣｏｒｉａｒｉａｎｅｐａｌｅｎｓｉｓＷａｌｌ．之上，就变成有剧毒而能治疗
精神分裂症的马桑寄生了。
寄生的疗效随寄生种类不同而异，这一点古代医家早有洞察。如陶弘景云：“寄生松上、杨上、枫上皆有，形类是一般。但根津因所处为异，则各随其树名之。”宋代寇宗云：“古人惟取第一卷１７１桑上者，是假其气尔。第以难得真者，真者下咽，必验如神，向有求于吴中诸邑者，予遍搜不可得，遂以实告之。邻邑以他木寄生送上，服之逾月而死。”古人所称之“津”、“气”，实质上是寄生物在生长过程中，自然会受寄主物质代谢的影响。因而寄生品种即使相同，但若寄主品种不同时，则肯定影响到寄生的化学成分和药效的不同。故古人在强调药用桑上寄生时，必须用寄生桑上者，所以李时珍说：“须自采或连桑采者乃可用。世俗多以杂树上者充之。气性不同，恐反有害也。”故欲鉴定寄生品种，必须附带连生之寄主，否则难以准确鉴定。《本草图经》云：“医家非自采不敢用。”其深刻的含义就在于此。
另外，非寄生类植物
石斛，有生于石上者，有生于木上者。一般认为即使同种，则生于石上者质量较生于木上者为佳。
４．加工炮制方法不同，性效发生质的变化：中药炮制的目的是多方面的，有时是降低或消除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保证用药安全。如巴豆去油制霜，大戟、
甘遂用醋制，可以缓其剧烈泻下之性；
何首乌酒蒸后，可去除致泻作用；
柏子仁去油后可不再滑肠；
南星、
半夏经姜汁、矾水处理，可以消除其毒性；
常山用酒炒可以减轻其催吐的副作用。但更重要的一条是炮制方法的不同，能转变药物的性能。如地黄同为一种，生用甘寒，清热凉血；制成
熟地后，则味甘而性微温，功能滋阴补血，益精填髓；
蒲黄生用行血，破瘀，炒炭后可以止血；甘草生用甘平，功偏泻火解毒，蜜炙后则性味甘温，重在温中益气。临床上对姜的应用，有生姜、干姜、炮姜、姜炭之分，生姜擅于发汗解表，温肺止呕，多用于风寒感冒、
咳嗽、
呕吐；干姜温中散寒，回阳通脉，多用于脘腹冷痛，肢冷脉微，痰饮喘咳；炮姜温中散寒，温经止血，多用于脾胃虚寒，
腹痛，吐泻吐衄，
崩漏，阳虚失血；姜炭能止血，用于各种虚寒出血证及产后血虚热者。炮制还有引经的作用，如
知母、
黄柏盐制后可增强其入肾经的作用，柴胡、青皮用醋制后可增强其入肝经的作用。诸如此类，这就使中药炮制形成了一种中药特色。
产地加工方法不同，也能使医疗作用产生变化。如
白芍和赤芍，其原植物同为芍药ＰａｅｏｎｉａｌａｔｉｆｌｏｒａＰａｌｌ．，挖根后生晒者为赤芍，性微寒，味苦，功能清热凉血，散瘀止痛；而采挖后经沸水中煮后去皮再干燥者为白芍，苦酸，微寒，功能平肝止痛，养血调经，敛阳止汗。此外，独角莲ＴｙｐｈｏｎｉｕｍｇｉｇａｎｔｅｕｍＥｎｇｌ．与禹白附也有此等类似情况。
５．贮藏时间条件不同，药效有变：《神农本草经》序录有云：“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新陈，并各有法。”金代李东垣说：“又况新陈之不同，精粗之不等，倘不择而用之，其效不著者，医之过也。”这说明药物该新的用新，该陈的用陈。陈皮、陈艾就是以用陈而得名的药材。在贮藏过程中，由于受到自身的成分和外界许多因素（如温度、湿度、空气、日光、霉菌、害虫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药材质量产生各种物理或化学的变化，从而使质量不断地发生变化，乃至最后失效，这就是对贮藏时间条件有一定要求的原因。东北贯众（粗茎鳞毛蕨)的贮藏期不得超过一年，否则无效。
６．剂型、服法不同，药效产生变化：最典型的例子的瓜蒂散，临床上必须使用散剂，方能起到催吐作用，功能涌吐痰食，但如改作汤剂则无效。
雷丸对驱绦虫、钩虫有效，为人所共知，由于其有效成分对热不稳定，亦只宜研粉服，不可煎服，如将雷丸加热至６０℃，只要３０分钟，活性成分便大部分丧失，加热至６０分钟，即全部失效。此外，某些中药如大黄等，剂量的大小，也能对疗效产生影响，当然也还有其他因素能影响疗效，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第一卷１７２综上所述，品种虽同，功效可变的情况相当复杂。但其中对提高疗效的因素或产生新的功效的因素应值得重视，并应不失时机地加以很好的利用，则不啻增加一批疗效好的新的中药品种，无疑对中医药事业也是一种贡献。
（邱德文编)
希夷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