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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文献记述来看，土茯苓在明以前的药用价值似乎不大，人们多“取以当谷食”，但有的地方偶用敷疮毒而获殊效。因此李时珍说“昔人不知用此”似不为过。那么，土茯苓因何名声大噪，成为当时要药的呢？李时珍在“集解”项的透彻分析给了我们明确的答案：“近时弘治、正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药取效，毒留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原来是由于明弘治、正德年间流行杨梅疮的缘故。起初都是用轻粉治之获效，但轻粉毕竟是有毒
的，随着治疗周期的延长，治疗剂量的增加，出现汞中毒也就在所难免了。不知是谁首先用土茯苓来治疗此疾，结果竟然一炮打响，为当时倍受汞毒煎熬的杨梅疮患者带来了福音。所以，李时珍谓“至人用此，遂为要药”，实乃中肯之评说。

     对于杨梅疮这种以往从未有过的性病，李时珍在“发明”项用了较大篇幅进行阐述。他首先引用了明代医家汪机的一段论说：“近有好yin之人，多病杨梅疮，药用轻粉，愈而复发，久则肢体拘挛，变为痈漏，延绵岁月，竟致废笃。”汪氏明确指出杨梅疮是通过性接触而传播的一种性病。然后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发表了更为具体的观点：“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啖辛热，男女yin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然皆yin邪之人病之。其类有数种，治之则一也。”岭表即今广东沿海一带。据考杨梅疮就是由外国人传入我国的一种性病，其最早“着陆”之地就是沿海一带的广东，然后自南而北，逐渐遍及全国各地。此病发病之因多由“男女yin猥”，性生活糜烂者易感染梅毒，而洁身自好之人则无患病之由。

       欲探讨土茯苓治疗杨梅疮的机理，首先必须明确杨梅疮的病因病机及其滥用水银的恶果。故李时珍在“发明”项继续分析道：“其证多属厥阴、阳明二经，而兼乎他经。邪之所在，则先发出，如兼少阴、太阴则发为咽喉，兼太阳、少阳则发为头耳之类。盖相火寄于厥阴，肌肉属于阳明故也。医用轻粉、银朱劫剂，五七日即愈。盖水银性走而不守，加以盐、矾升为轻粉、银朱，其性燥烈，善逐痰涎。涎乃脾之液，此物入胃，气归阳明，故涎被劫，随火上升，从喉颊齿缝而出，故疮即干痿而愈。若服之过剂，及用不得法，则毒气窜入经络筋骨之间，莫之能出。痰涎既去，血液耗涸,筋失所养，营卫不从。变为筋骨挛痛，发为痈毒疳漏。久则生虫为癣，手足皲裂，遂成废痼。”

       那么，针对上述病因病机应用土茯苓显然是有的放矢：“惟土茯苓气平味甘而淡，为阳明本药。能健脾胃，去风湿。脾胃健则营卫从，风湿去则筋骨利，故诸证多愈。此亦得古人未言之妙也。”从杨梅疮的发病部位，水银的毒性，及滥用水银的危害，到土茯苓治病之机理，李时珍的解析句句在理，丝丝入扣，显示了其深厚的医学理论功底。

      “搜风解毒汤”是当时医家普遍采用的一首治杨梅疮的验方，李时珍在“发明”项对此方亦大加赞赏：“今医家有搜风解毒汤治杨梅疮，不犯轻粉。病深者月余，浅者半月余即愈。服轻粉药筋骨挛痛、瘫痪不能动履者，服之亦效。”然后他还详细介绍了此方的组成、剂量、加减法、煎服法及饮食禁忌：“其方用土茯苓一两，薏苡仁、金银花、防风、木瓜、木通、白鲜皮各五分，皂荚子四分。气虚加人参七分，血虚加当归七分。水二大碗煎饮，一日三服。惟忌饮茶及牛、羊、鸡、鹅、鱼肉、烧酒、法面、房劳。盖秘方也。”

       最后，李时珍在“附方”项还收录了6首以土茯苓为主治病的验方，分别出自邓笔峰《杂兴方》（2首)、薛己《外科发挥》（2首)、朱氏《集验方》（1首)、陆氏《积德堂方》（1首)。可见土茯苓在当时的应用已日益增多，并
且不单局限于治疗杨梅疮了。

       综上所述，土茯苓的一举成名，确实是得益于杨梅疮的流行。如果没有杨梅疮的肆虐，土茯苓不知还要被埋没多久；倘若没有《本草纲目》的记载，土茯苓也不会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时至今日，土茯苓仍然是中医治疗性病首选之药，其独特疗效，经久不衰，永放异彩。

[ Last edited by 崇尚中医 on 2005/11/5 at 19:07 ]
－－－－－－－－－－－土茯苓仍然是中医治疗性病首选之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