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危机，诞生在这样一个微妙的两性时代——

　　这一边，美国国务卿希拉克·克林顿站到前总统克林顿的前面，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从第一夫人，摇身成为阿根廷首位女总统。

　　而另一边，女性就业歧视普遍存在，家庭暴力中受害方大多为女性，“剩女”处处优秀反而让男人害怕。

　　因此，拷问“男孩怎么了”，还不如先问问男人和女人是否正在纠结于自己的角色。

　　告别狩猎和农耕，体力优势不再为男性赢得天生的领导权，女性则步步紧逼，追求自由、解放与自己的领地。但是，现代化未能完全抹杀传统的两性定位，没有人能够容忍男性的“落后”，包括女性自己。

　　于是，尽管男孩们在学校阶段可能学业落后，但就业后，他们很快“咸鱼翻身”。

　　男孩危机，不过是两性角色纠结的一个缩影。

男孩危机是个伪命题

　　记者—陈 冰

　　“中国男孩危机”并非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言，而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我们不能只看到城市女孩在学业上的进步和优势，而忽略了她们同样是应试教育和性别角色刻板化的受害者，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孩，女孩子同样需要拯救。

　　中国男孩“陷入全面危机”、需要被“拯救”的专家观点引发热议，一直致力于婚姻、家庭研究的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徐安琪却对此质疑，认为“男孩危机”并非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言，而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

　　高考状元女生越来越多？

　　全国高考状元中的女生比例持续上升，甚至通常是男生“优势领域”的理科状元也逐渐被女生占领，“女生获得奖学金的比重超过男生”等一系列“阴盛阳衰”的例证被媒体和专家津津乐道，他们认定这是男孩学业危机的主要测量指标。

　　然而，根据徐安琪的调查，许多女生考分高的专业(文科为主)，都给予男生降低入学标准的优惠待遇，即在120%(最高为140%)投档范围内的男生，即使分数较低也可优先录取。一些学校认为女生比例在50%以上就达到了性别平等(但实际上该专业的女生考分高于男生的占60%-90%)，或借口女性死读书、创造性思维差、后劲不足、毕业分配难，甚至以学生宿舍中厕所等设置无法让更多的女生入住等各种理由限制或少招女生。

　　许多学校在某些女生考分高的专业，通常在20%-40%的自主选择中“惠男抑女”，这已是圈内人众所周知的“合乎情理”的潜规则，也是未被公众所监督的教育不公正的客观事实。但在某些专业尤其是所谓的高端专业，即使男生考分较高或录取率达70%-90%，也很少有学者或学校认为对女生不公平，并提议或采取将男生比例限制在50%的做法。

　　“男高女低、男强女弱依然被社会所普遍认同为常态、合理和公正的，反之则是非常态、不合理和不公正而需要纠正的。”徐安琪指出，尽管女生入学率上升较快，但仍然显现出教育层次越高，女生比例越低的现象。2009年女生在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生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52.4%、48.9%、49.3和34.9%。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09年6月的数据统计显示，在有相关资料的148个国家和地区中，女性在高等教育学生总数中的比例超过50%的有104个(达70.3%)，其中超过60%以上的就有27个，最高的达84.6% 。也就是说，女生学业成绩优秀、升学率高是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普遍现象，即使在20年前，包括菲律宾、蒙古、古巴、科威特、阿根廷、牙买加等34个国家高等教育学生中的女性比例就已过半。而在中国不仅在高校，即使在普通高中、初中和小学，女生的比例也都只占47%左右。也就是说，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中国女孩的总体教育机会仍少于男孩，农村地区更是如此。

　　“假如以女生成绩优秀、入学率升高来印证教育领域的‘男孩日趋衰退’，那么，许多国家在20年前、大多数国家在目前都将盛行‘女孩威胁论’，目前更有70%的国家要惊呼‘男生节节败退’了！”徐安琪认为男孩的全线危机说言过其实。

　　其他学者的研究也部分印证了徐安琪的说法。

　　2009年几所名牌大学在上海的录取情况分别是，复旦大学录取男生422人，女生488人；上海交大录取男生632人，女生407人；清华大学录取男生48人，女生32人；北大录取男生29人，女生36人。

　　2010年，据湖北省对10年来高考状元的性别统计发现，“阳盛阴衰”现象依然明显：1979年以来，该省43名状元的男女比例，仍然是男生偏多。43名状元中26名为理科状元，男生23人，女生3人，男生占绝对优势；文科状元共有17人，其中男生7人，女生10人，女生略胜一筹。有趣的是，2000年以后，12名理科状元中，女生只有1人；11名文科状元中，男生却上升到5人。

　　由此可见，在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名牌大学尤其是理工科名校，绝对是男生的天下，而现在总趋势是，男女生“平分秋色”，这是社会进步、教育公平的结果，也是社会变化发展的总体趋势。

　　应试教育是“男孩危机”最凶猛的杀手？

　　与此同时，徐安琪认为将男孩的学业成绩已被女孩追上或超越归咎于“应试教育”是“打错了板子”。

　　在她看来，近年来的各类考试已经越来越偏重于考察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能力，仅靠死记硬背已难以获得高分。女生的成绩日渐上升只能说明，当今的女孩并非只是擅长死记硬背，她们同样聪明自信、勤奋刻苦。

　　徐安琪说，中国科学院的王极盛教授通过对四百多位高考状元的研究，否定了高考状元＝高分低能的偏颇评价，认为高考状元并非聪明绝顶、每次考试都得第一，他们大多是普通工人的孩子，成为状元既具有偶然性如临场发挥好，也有外因如家庭教育和学校环境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同时，他们也不是读书机器，而大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科学文化和心理等综合素质都较高。

　　“实际上，女生进入高校比例的上升，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生育国策全面推行的延伸。独生子女的日渐普及，使女孩的价值有所提升，家长对男女孩抱有同样的期望；在抚养、教育方面提供同等的资源和支持；女孩和男孩一样承载着继嗣、养老、带给父母欢乐和成就感、实现父母未竟愿望和激励父母自身成长的功效；家庭中的重男轻女减弱，女孩的自尊、自信随着自我价值和责任、压力的提升而不断强化，力争学业成功成为她们及其家庭的主要奋斗目标。”

　　其实，从长远来看，女性无论是在招聘、录用、下岗、解雇，还是在培训、晋升、福利待遇等方面，都明显处于劣势。男性在职场上的成功还是远高于女性，领导力的优势更显著。所以即便在学业上真的完全超过男生，一旦踏入中国这个传统的男权社会的职场，女性所谓的“学业优势”也就丧失殆尽了。

　　至于一些专家和传媒所列举或强调的在各种成长热线、咨询机构、网瘾戒除机构中，需要帮助的男孩多于女孩，男孩沉溺于网络，患多动症、学习障碍、智力障碍、自闭症等心理疾病的远高于女孩，以及在工读学校、未成年犯管教所中的男孩远多于女孩，他们更易卷入暴力和犯罪等现象，即使具有较稳定的性别倾向，也未必表明男孩的心理和社会适应“面临重重危机”。而且，把这些都归因于应试教育扼杀了“男孩爱冒险、爱挑战、爱争吵、爱跑动”等天性和特长也缺乏充分的依据。

　　正如不少研究报告了青少年中具有焦虑、抑郁症状以及自杀意念和行为的女性更多，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女孩的心理和社会适应不良的结论。“况且，青少年的不良适应与应试教育之间并非是简单的因果关系，难道女孩是受到应试教育的恩惠、发挥了所谓的‘死记硬背的特长’，继而减少了网瘾、多动症、学习障碍、智力障碍、自闭症和暴力行为？”徐安琪反诘道。

　　“父亲榜样缺失”导致“男孩阳衰”？

　　“男孩危机”的另一杀手被认定为男子汉榜样的缺失，包括父亲参与教育的不足以及男教师比重的下降。“男教缺失论”的基本逻辑为：母亲都会本能地溺爱孩子、过度保护孩子，而“溺爱”是勇敢、坚强、独立、果断、宽容、大度、负责、有爱心等男子气质形成的天敌，使培养男子汉的理想成为泡影。父亲和男教师在男孩成长过程中具有示范和引导作用，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应大于母亲。如在成长过程中缺少正确的男性榜样，将会给男孩“带来灾难性的打击”；在“女人圈”长大的男孩将“终身‘缺钙’”，以至“中性化”、“女孩化”和“边缘化”。

　　徐安琪曾做过父职参与的专题研究，她指出中国父亲在子女教养和关怀陪伴方面确实做得还很不够，但由此贬损女性的教养方法、夸大男性主导作用以及将父教对男孩气质的推断尚缺乏充分的理论和实证依据——

　　首先，尽管早期的性别角色理论侧重于研究父亲与儿子的男子气之间的关系，但并没有发现两者具有稳定的相关性。史蒂文斯等通过对6420个核心家庭和14000个无父单亲家庭的追踪研究发现，父亲缺失家庭和双亲家庭中的男孩与女孩并无显著差异，学前儿童的性别角色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下也能得到发展。

　　此外，徐安琪表示自己近30年来所做的以及其他学者有关亲子关系的定量研究都显示，中青年父亲在与孩子的互动沟通、关怀陪伴方面，无论在主动与孩子谈话或聊天、鼓励、表扬孩子的行为或点滴进步、在孩子心情不好或遇到挫折时的安慰、引导、陪伴，或给孩子讲故事，与孩子一起做游戏、参加各种活动，还是在为孩子生日购买礼物，给予孩子拥抱与身体接触等，都比以往的父亲有更积极的关注和投入表现。因此，如果父教缺少致使“阳衰”男孩递增的假设成立的话，那么，随着父亲关怀陪伴的增加，男孩的所谓“中性化”、“娘娘腔”也应越来越少而不是越来越多啊！至于溺爱型教养方法无论在父亲还是母亲都只占少数，不少研究表明溺爱型教养方法未呈显著的性别差异，甚至显示母亲反而更少地溺爱孩子。

　　其次，国外的“父亲缺失”的概念并非我们一些专家所认为的，是因为父亲工作压力大而参与子女教育少，而是指因父母分居、离婚或父亲死亡等形成的单亲家庭子女缺少父教、父爱的现象。包括一些专家反复引用的所谓“美国60%的强奸犯、72%的少年凶杀犯、70%的长期服役犯”来自父亲缺失家庭，实际上是无父单亲家庭(其中监护人为未婚母亲的占相当比例)，而并非父亲参与教养少的家庭。

　　也就是说，父亲缺失、缺席的严重后果主要是欧美国家针对离婚率上升、单亲母亲增多，尤其是一些未婚爸爸逃避抚养责任，而缺乏资源的少女妈妈又难以给孩子提供较好的成长条件，以致孩子在认知、情感发展、心理适应、学校表现和攻击控制等方面逊于双亲家庭。大多数研究显示，父亲缺失的不良影响，不是因为孩子缺乏性别角色榜样，而是由于父亲的多重作用(经济的、社会的和情感的)没有实现，或者没有恰当地被实现。

　　但另一方面，父亲还通过他们所传递的行为、态度、信息等来间接地影响自己的孩子。总之，我们似未见有研究表明，在家庭教育中，父亲的作用应大于母亲，或以母亲为主的抚养教育方式会导致男孩的所谓“中性化”、“娘娘腔”。

　　再次，要求男孩具备阳刚气、女孩要有温柔心是因循刻板的性别角色意识，强调男孩更需要运动、实践和体验，而女孩更需要文学、阅读和审美也缺乏依据。随着女性越来越多地走向社会，和男子一样在公共领域拼搏、奋进，男子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家务劳动和子女抚育，并被证明他们同样具有抚育性和关怀天性。加上信息社会、和平时代对强悍、勇猛气质的期待弱化，纤弱、柔顺也不再是社会所青睐的女性特质。

　　“我认为那些‘男孩软弱、说话细声细气’、‘女孩强势、言行泼辣’之类的感叹和忧心，反映了一些学者和公众至今仍将男性视作具有睿智、自信、独立、刚毅等品性且学业优秀、职场主角并驰骋世界的强势群体。而性感、文弱、依赖、柔顺被视作具有女性特质的常态，反之则是‘缺乏女人味’、‘中性化’。青少年如此狂热地推崇超男、超女中的‘中性偶像’，无疑显示着性别差异缩小的社会发展趋势。

　　“专家提出的拯救男孩、造就新时代男子汉所要培育的责任、智商、体商、情商和逆商，不同样是培育女孩所必需的吗？责任、智慧、体能、情商和韧性难道不同样是女孩的特质吗？”

　　徐安琪总结道，“中国男孩危机”并非是一个振聋发聩的警言，而是一个危言耸听的伪命题。我们不能只看到城市女孩在学业上的进步和优势，而忽略了她们同样是应试教育和性别角色刻板化的受害者，尤其在我们这个重男轻女的国度，大量农村女孩因家庭贫困或无继嗣、养老价值而被迫辍学，不能获得与男孩一样的升学机会，有的在吃、穿、用等方面的待遇都不如男孩，小小年纪还要帮助父母照顾弟妹、料理家务，女孩在越高层次教育中的落后和毕业后在择业和就业上普遍受性别歧视的现状更需要引起关注和改善。而出生人口性别比的畸高，更表明女孩在娘胎孕育中或出生后就被大量扼杀，她们的生命权、人身安全(比如女孩受性侵犯的恶性事件时有报道)受到更多的威胁、摧残，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毋庸置疑。

　　徐安琪非常认同著名教育家、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的一段话：

　　“女孩子的所有优势，在大学生毕业的时候，几乎‘丧失殆尽’。用人单位或者明显或者含糊，表现出重男轻女的倾向。其中， 除了对于女性需要经历生育、哺乳等事情外，往往体现出男性价值观支配下社会对于女孩子的总体认识与评价。所以，我说，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孩，女孩子同样需要拯救。”

学业强势未必职业强势

　　在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下，女性职业生涯中的“玻璃天花板”主要来自婚嫁、生育等阶段。生育和抚养孩子成为了影响女性连续和平等就业的天然障碍。

　　记者—邵乐韵

　　在女状元、女硕士、女博士越来越多的社会，女性学业强势是否代表职业强势？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所王芳博士不以为然。她甚至认为，女性的生理特性决定了进入职场就会出现弱势，尤其是女研究生。

　　职场需要“拯救女生”

　　11月底，上海市统计局公布了《上海女性人口发展状况及特征分析》。根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上海女性高学历人数大幅增加，低学历人口比重降低。与2000年相比，女性接受过大学专科、大学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比重分别上升了4.6个和7.9个百分点，未上过学或仅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女性比重分别下降了6.1个和5个百分点。

　　王芳觉得，女性在学校显现的学业强势并不主要与教育制度相关，而是伴着社会发展程度出现的，尤其是像上海之类的经济发达地区，女性受教育程度相对更高，是男女差距缩小、社会进步的体现，西方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对女性本身而言，学业强势有助于其清晰社会定位和角色期待，并不是威胁男性的坏事。

　　美国学者苏珊·麦吉·贝利就曾指出，“那些赞成‘帮助女生就是伤害男生’的态度过于简单化……男生的确面临很多问题，而在‘零和’式的教育体制中，人们机械地认为此性别的成功就等于彼性别的失败。这样的体制无益于任何人，却伤害了每一个人。”

　　但是从学生毕业后的社会发展轨迹却发现，女性的学业强势并不能完全弥补男女的职业落差。各种数字和事实表明：大学生就业过程中性别不平等的现象仍普遍存在，劳动力市场不仅没有向女大学生提供与男大学生同等数量的就业机会，而且“岗位层次”和“工资待遇”存在明显差异。

　　2007年，涵盖31个省市2113所高校1276个专业(样本80000)“女生毕业生薪资最高的行业中男女生薪资差异比较”调查显示，同行业内薪资性别差异依然明显，即使在女性毕业生薪资最高的行业中，男性毕业生的平均薪资仍高于或远远高于女性。

　　王芳指出，在激烈的就业竞争环境下，女性职业生涯中的“玻璃天花板”主要来自婚嫁、生育等阶段。曾经在企业做过十几年人力资源管理的她发现，在招聘员工过程中，老板更倾向于选择男性员工，因为不必考虑生育保险、产假政策等；而如果是女性应聘者，老板就顾虑，女研究生为公司服务不了多久就要去结婚生孩子了，用本科生时间或许可以更长久些。

　　王芳说，“生育和抚养孩子成为了影响女性连续和平等就业的天然障碍，这个职业断层一下就能筛选掉很多人。”而当女性侧重养育下一代的时候，男性正值连贯性的事业发展上升期。

　　据上海妇儿工委统计，“十一五”期间，上海女性高级专业人员和女生高层管理人员分别仅占35.7%和36.1%。另据2009年全国妇联关于女大学生就业状况调研显示，女大学生普遍求职难，平均投出9份简历，才可能得到一次面试或笔试机会，平均需要投出44份，才能谋得一次就业的机会。

　　如果说中小学需要“拯救男孩”的话，那么职场上更应该“拯救女生”。

　　鱼和熊掌可否兼得？

　　作为女性就业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天然障碍，生育行为是导致这一强烈冲突的最突出因素，它构成了雇主对女性歧视的最重要原因。作为对此的反应，不少女性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也有部分女性选择不生育或者少生育，世界上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低生育率就是这样产生的。

　　为了缓解女性在家庭和职业上面临的平衡矛盾，不少国家颁布了生育保险制度，希望通过提供产假和收入补偿，保护女性在生育结束后回到原职继续工作的权利，促进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并有利于母子健康。但现行的生育保险制度是否帮助女性实现了鱼和熊掌的兼得？

　　“一些公共政策的出发点是保护女性权益，然而有时候过多的保护反而无意中抬高了女性的就业门槛，因为这些政策给用人单位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从经济效益角度考虑，索性不用或尽量少用女性员工。”王芳说。

　　上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陈琳研究发现，生育保险制度可能通过动态中女性人力资本的连续积累提高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表现，但可能在短期内不利于女性就业。受到法律保护的产假的普及，在短期内必然使得雇主要面临更多的由生育导致的岗位暂时空缺。而在工资比较自由的情况下，这一成本显著地转移到了女性雇员的工资中，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另外，大多数职业女性在产后几个月内就迅速恢复了工作。但同时，过早返回工作导致的母乳停止和非父母照料等问题可能会对婴幼儿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而儿童成长不仅对家庭和个人有重要意义，也关系到整个国家的人口发展。

　　王芳说，帮助女性回顾家庭、扮演好儿童照顾者的角色，需要有一个良好的福利、税收体系来支撑。比如妻子在家中照顾孩子，丈夫工作所缴付的养老金可以覆盖夫妻两个人；个税是否可以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征收……

　　这几年欧洲政坛出了不少彪悍的新妈妈部长，怀孕时坚持工作、生完孩子迅速上岗。例如2009年1月7日，5天前刚产下女儿的司法部长达蒂便销假上班，出席这一年的首次内阁会议；西班牙副首相萨恩斯·德·桑塔玛丽亚11月才刚生完孩子，次月就出席新一届内阁成员首次集体亮相。

　　前不久，欧洲议会议员希亚·隆苏依抱着孩子出席会议，她在举手表决，孩子则坐在母亲膝盖上拿笔涂鸦。而这并不是小丫头第一次“参会”，2010年，欧洲议会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为延长产假的提案举行投票时，隆苏依就把女儿放在育儿袋里来工作了，也算一种无声却强烈的表态。


来源：新民周刊


　　男孩，危机了没？

　　男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该拷问的恐怕不是男生，也不仅仅是教育，而是我们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

　　记者 黄 祺 邵乐韵

　　A中的男生们

　　刘昊洋跟在女生主持人的后面走上舞台，上一个节目是二重唱。按照彩排，两位歌手下台前，应该把无线话筒交给两位主持人，但此时出现了意外情况，歌手带走了无线话筒，舞台上只剩下一只有线话筒被固定在话筒架上。接下来的第一句话本来应该是刘昊洋说，可话筒没了，他一时慌了神。负责艺术节闭幕晚会的邵老师看出了问题，惊得一头冷汗。邵老师正着急，刘昊洋身边的女生主持人镇定地走到话筒架前，为下一个节目报幕，尴尬的冷场终于被打破。

　　“你看，男生就是呆些。”邵老师听到别的老师议论。“能挑出男生做主持人就不错了。”邵老师回答他们。为了给A中艺术节闭幕晚会调选男生主持人，邵老师没少下功夫，“女生出色的很多，男生能上台的就太少了。”老师们对男生“比较呆”的评价没有贬义，特别是在文艺活动中，男生充当“配角”，已经成为许多中小学的“传统”。

　　不仅是文艺活动，在刘昊洋的班级上，女生不论是学习成绩还是其他表现，也总是显得“突出”。刘昊洋成绩不错，不过，班上成绩排前几名的还是女生占了多数，而且，在竞选班干部时，女生往往受到同学选民的青睐，班长、副班长都是女生。

　　班主任郑老师也注意到了“阴盛阳衰”的局面。郑老师的班级一共23人，男女生比例相当。如果以三分之一学生人数作为一个成绩阵营，排在第一阵营的七八个学生中，男生只有3人。“最多3人，有时候男生还要掉下去一个。”郑老师告诉记者，成绩最差的阵营里，男生倒是占了多数。

　　郑老师班级里班干部一共7人，只有学习委员和体育委员是男生。“当学习委员的那个男生成绩好但不太爱说话，一般认为学习委员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沟通，只要辅助老师做一些工作就可以了。体育委员人高马大，比较擅长体育。”郑老师说，只有那些不太需要领导能力和沟通能力的工作，和体育这样女生实在不擅长的项目上，男生才能略胜一筹。

　　在这样一个女生“强势”的环境里，刘昊洋已经习惯了女生处处优秀的现状。女生学习成绩好，爱好广泛，能说会道，更有“人缘”。甚至在体能上，女生也不比男生差，刚跨入高中的军训中，“撑不住”的不一定是女生。

　　不过，与那些没能考上普通高中的初中男同学相比，刘昊洋起码还有与女生竞争的机会，更多的男孩，在之前的考试中，就已经被淘汰了。

　　A中是上海市一所普通中学，生源按片区划分，不择校，因此，学校男女生比例代表了升学竞争的自然结果。A中拥有初中和高中两个学部，初中在校学生600多人，男生人数略多，占54.46%。但到了高中阶段，男生人数骤然下降，近300名高中学生中，男生只占43.4%。

　　谁淘汰了男孩？

　　A中男生们的处境不是特例，如今各类中小学里，女生的出色已经显而易见。特别是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中学里，男生比不过女生的状况存在多年。上海一所重点高中校长告诉记者，十年前，他的学校就已经明显出现女生人数多于男生的状况，他一度戏称自己快要变成“女中”校长。这些年，为了扭转女生太多的局面，在招收“推荐生”、“自荐生”时，学校会偏向招收男生。

　　作为上海某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理科班的竞赛尖子生，小卢2011年被保送到了清华大学。开学伊始，他得知，这一届3300多名本科新生的男女生比例接近2：1——而根据一份学生自行上传到清华校内BBS上的清单，1991年2032名新生中，男女比例为4.22：1。不光女生总体数量在上升，原先男生一统天下的院系，如建筑学院，女生也不再是“稀有物种”，甚至出现持平局面。早几年就有女生发现，清华校门口的饰品店顺势多了起来。

　　环顾其他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女生的比例也是逐年提高。同济大学一位退休教师告诉记者，上世纪90年代，同济大学工科专业，女生堪称“熊猫”，有的班级甚至被叫做“光头班”，到现在，一般一个班级里女生至少占三分之一。

　　再回看高校人才的输出口——高中，尤其是实验性示范性高中，“阴盛阳衰”的现象似乎更加明显。过去“女少男多”的差距约4到6个百分点，2011学年开学后，上海部分重点高中班级男女生比例竟相差10%—20%。

　　据媒体在2011年新学期开学后作的调查，七宝中学2011年录取的高一新生共481人，女生271名，男生210名；位育中学高一年级某班级39名学生中，男生仅16名；复旦附中高一某平行班，男生不到三分之一。有校长感叹，以前是女生“略胜一筹”，现在是比例严重失调。学生干部中，要选个男干部“比以前难许多”。

　　男孩都去哪儿了？记者看到A中初中部2011年中考升学情况统计，统计显示，升入市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俗称重点高中)的22人中，女生13人，男生9人。同时，进入中专职校的63人中，女生27人，男生36人。也就是说，A中初中部成绩最好的学生中，女生占多数，成绩最差的学生中，男生占多数。初中阶段的男生，有一部分因为中考的淘汰，而不能进入普通高中。

　　在中国现状下，进不了普通高中，意味着一个学生很难再有接受全日制高等教育的机会，因此，在普通高校里，女生人数多于男生的现象，也正在蔓延。2009年被高校录取的上海高中生里，不论“一本”、“二本”还是“高职高专”，女生人数都要多于男生。A中校园里的光荣榜上，张贴着2011年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照片，10多名进入重点高校的学生展露着他们青春的笑容，不过，放眼望去，榜单上女孩子人数又一次占了上风。

　　学校阶段的阴盛阳衰，很可能已经延续到成人后直到婚恋阶段。如今大城市中“剩女”盛行，如果女性要求自己的丈夫必须要比自己优秀，而学业又与职业、社会地位相关，那么，制造“剩女”的根源，也许可以追溯到男生的学业危机。

　　世界性“男孩危机”

　　这样的情况并非中国特有，在十多年前，国外学者已经注意到这种现象，并把它命名为“男孩危机”，男孩的“学业危机”是“男孩危机”里最明显的一个表现。

　　20世纪末，西方学者出版了一系列讨论“男孩危机”的著作，在很多国家，男孩不如女孩的情况让学者们感到焦虑。美国新泽西州罗格斯大学人类学教授莱昂内尔·泰格则，在《男性的衰落》一书中写道：“……似乎看来男学生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的确是成绩欠佳，而女生的表现却正变得越来越好。当然，这没什么不好。然而，问题仍然摆在那里：男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学者很早就发现，不仅是考试制度，现代教育的教育方式，对于男孩的天性来说，是一种束缚。美国教育家杜威曾指出：“学校中‘纪律问题’的主要根源，在于教师必须常常花大部分时间抑制学生的身体活动，这些活动使学生不把心思放在教材上。学校很重视宁静；鼓励沉默，奖励呆板一律的姿势和运动；助长机械地刺激学生的理智兴趣的态度。教师的职责在于使学生遵守这些要求，如有违反就要加以惩罚。”

　　在每个人的记忆里，应该都有一个班上最捣蛋的同学，而这个最让老师头痛的同学，恐怕十有八九是男生。男生的生理特征，决定了他们更喜欢体育活动、动手实践、挑战和观察，但现代学校教育，需要学生安静、服从、按部就班。

　　学业危机，只是男孩危机的一个表现，事实上，不论体质还是心理健康，男生的水平都在下降。一份1985年－200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20年间，中国城市和乡村男生，肺活量、速度、耐力、下肢爆发力、力量素质等指标，全都在下降。

　　男生都是“笨小孩”？

　　关于男孩“落后”的原因，有很多分析，有的甚至追究到男性基因的悲剧宿命。男性拥有Y染色体，与女性的X染色体相比，Y染色体脆弱、不稳定、易变异，且难以修复。有人计算Y染色衰亡的速度，预言男性将最终消失。

　　这样的解释或许“耸人听闻”，不过从生物学角度看，男性生理上的“落后”，从一出生就已经表现出来。有一项研究认为，一名刚出生的女婴的身体机能，已经与出生6周左右的男婴不相上下。

　　一些家长能够接受婴幼儿期的男孩比女孩落后的现实，然而，一旦将孩子送进学校，一夜之间，家长们似乎就忘记了男孩女孩之间的差别。

　　由于大脑结构的不同，女性在语言能力上普遍比男性更强，在偏重阅读理解和语言表达的现代学校教育中，女性很容易表现出优势。在上海市杨浦区某中学理科实验班的面试中，面试老师发现，女生们普遍表达自如、词汇丰富，而男生大多内敛、紧张。面试过后，女生很容易给面试老师留下较好的印象。

　　男孩的晚熟不仅表现在身体机能上，与同龄女孩相比，男孩的心智发育也更晚，自控能力更差，因此，他们更容易成瘾。A中班主任郑老师告诉记者，他班级里成绩较差的男生，普遍存在沉迷电脑游戏的问题，沉迷游戏的后果，不仅是影响学习成绩，也限制了他们与其他同学沟通的能力。“他们只有在游戏这个话题上能够互相沟通，久而久之，这些男生变得越来越沉默，或者仅仅在一个小圈子里交往。”

　　不管是家长、学校还是整个社会，似乎都很难接受男孩更加脆弱的现实，通常的观念中，男孩总是被看作更聪明、情感上不那么敏感，因此男孩不需要更多的关注。男生暂时“落后”的现象，很容易被家长和教育者忽略，而层层淘汰的考试制度，很可能让那些“开窍”较晚的男生，错失各种机会。

　　对于这一点，A中杨校长有过切身的体会。她曾教过一名男生，成绩在年级中排倒数。由于喜好滑板，这名男生交了不少外国朋友，英文极好。初中毕业后，这名男生被家人送到美国读书，门门成绩得A。在杨校长的印象中，不少刚进校成绩不好的男学生，在受到教师督促和鼓励后，往往能成为“黑马”，她发现，男生成绩不好的原因，大多是精力耗费在学校学习以外的兴趣上。

　　现代教育忽略了男生与女生的不同，男生的学业危机，正是这种不同被忽略后的结果。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教授岳龙，关注男孩危机已经有很长时间，他认为，忽略性别差异去追求教育公平的过程，很可能制造出新的不平等。岳龙提出“因性施教”的概念，教育者眼中的学生，不应该只是“学生”这样一个抽象笼统的概念，“学生”中必须有男生和女生。

　　岳龙在调研中发现，一些教学环节中，男生的“落后”很可能是教师造成的，而教师的行为并非故意，而是缺少性别教育观念所致。岳龙曾在一个小学班级听课，他发现，老师提问次数最多的，是坐在前三排、教师左手边的学生，这个班级前三排女生人数比较多，因此，女生被提问的机会大大多于男生。

　　课后，岳龙向老师指出这个现象，这名老师自己也很惊讶，没有想到无意识的习惯，竟然造成如此大的差别。岳龙说，“因性施教”并不难，教师如果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再掌握一些技巧，就可以让男生和女生各自发挥自己的特长和潜能，进而得到真正的平等教育。

　　男孩危机背后

　　现代教育体系中，男生为什么显得更“笨”？ 2010年出版的《拯救男孩》一书，第一次在中国公众中引发关于“男孩危机”的讨论。作者在书中指出：男孩危机其实是教育危机。

　　《拯救男孩》的作者之一李文道向记者解释说，目前的教育对于男孩来说更不利，相比而言，女生更容易适应目前以考试为中心的教育方式。

　　某重点高中校长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如果某一年中考试题较难，男生升学人数会多一些，试题简单，则女生多。杨校长解释说，所谓简单的试卷，往往比的就是谁细心，而男生在挑战难题时，容易体现出爆发力。

　　上海大同中学高一年级组长魏薇指出，高中女生学业强势现象与高中选拔制度有关。毕业考和中考合卷后，为了让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学生顺利毕业，题目的难易区分度不明显，且依靠记忆内容较多，这方面女生细心刻苦，就占了优势；而男生心理发育晚，自控能力较差，偏文的学科设置又使得他们在创造性领域发挥空间小，因此在这轮筛选中，有潜质的男生便不容易凸显。

　　李文道解释说，“男孩危机”伤害的不仅是男孩，在男孩危机的背后，是整个社会和教育的急功近利心态，在这样的环境中，男孩显得“落后”，而女孩则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岳龙在论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家长和学校教育所关注和追求的，实质上是要男女学生都向着男性成功的标准和方向去努力。这也意味着，女生必须要做出超强的意志努力，改变自己的自然本性去适应既定的男性规则和标准。”岳龙认为，“男孩危机”背后的实质是，无论当下的教育评价还是社会评价，都无视两性的差别，用同样的标准要求男性和女性。

　　现代教育和社会评价的改变，是世界各国“男孩危机”出现的背景，不过，“男孩危机”在中国还有着独特的原因。中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的结构，使得家长对孩子抱有强烈的期待，不管这个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在家长的眼中，女孩也必须有优秀的学业成绩、强健的体魄、特长和丰富爱好，长大后，她要有一份好工作，要有自己的事业和社会地位。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女孩们必须时时绷紧神经，不能在任何竞争中失败。

　　“因性施教”实验

　　在上海等城市，一些中学已经开始试验男女分班，目的是让男生和女生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

　　早在10年前，市八中学就开始探索“男女同校实行男女分班”的第三种办学模式，在新入学的高一年级9个班中选择4个班级进行分班教学，一个男生班，一个女生班，两个混合班。学校教师团队据此开展了《构建按性别编班的办学模式，促进男女学生和谐发展》的试验和专题研究，当时获得媒体很大关注。

　　据统计，实施分班后，市八中学女生班和男生班，语、数、外、理、化等课程的平均分，与另两个混合班相比，高出8至30分不等。不少毕业学生尤其男生的家长也发表体会，觉得孩子在思维方面有了很大突破，为人处事方面老练许多，性格上变得坚强。

　　大同中学校长卢起升告诉记者，接下来学校可能会开设例如男子拳术、中国象棋、男子电声乐团等男生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号召力和顽强意志。卢起升认为，很多国家拥有优秀的男子中学，等到今后条件成熟，上海也可以在基础教育阶段尝试创办男子中学。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因性施教”的观念。反对的声音认为，男女分班违背了男女平等的教育原则。因此，媒体对于学校男女分班实验的关注，也让卢起升表达倍感压力，他担心强调男女不同的教育，会被扣上性别歧视的帽子。

　　追溯历史，上海市第八中学前身是“清心女子中学”，过了陆家浜路，对面就是清心男中(现上海市市南中学)。1953年，清心女中更名为上海市第八女子中学，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男女兼收，学校遂改为上海市第八中学。目前，上海以性别组校的名校仅有市三女子中学。男女分校的传统曾出现在很多国家的历史上，但因为男女分校被认为不便于男女生之间的交流，影响性格塑造，现代教育大多废弃了这样的设置。

　　在学者看来，男女分班是一种比较“合适”的方法。他举例说，如果男女分班，语文课上，那些表达能力稍差、原本很少得到提问机会的男生，可以得到更多表达的机会；而物理课上，原本可能动手能力稍差的女生，也能有更多时间参与实验。

　　在国外，男女分班教学也有先例。英国艾萨克斯的一所综合中学在1994年实施了男女分班教学。一般英国中学生认为最难的科目是“英文”，1996到1999年间，这所中学男生在英国中学会考中，“英文”拿A到C的比例增加了26%，女学生也增加了22%。男女分班的支持者表示，男生在整班都是男生的状况下比较容易专心，如果班上有女生，男生们在上课时就会玩过头。

　　2006年夏天，美国联邦教育部做出决定，放宽对公立学校男女分班教学的限制，男女分班教育议题，再度引起全美各地的关注和讨论。据统计，1998年单一性别班级在全美只有4个，至2006年已有32个州的至少223所公立学校设置了这类班级。有教师认为，在通常由一方占据优势的学科上，另一方的学生较少有出头的机会。

　　研究人员曾在佛罗里达州的伍德沃德小学展开实验，把四年级学生分成两个班级，一个是单一性别，一个是混合性别，经过两年学习后让他们接受全面考核。结果在混合性别班级内，只有57%的女孩和37%的男孩通过考试，而在单一性别班级内，则有多达75%的女孩和86%的男孩过关。

　　危机了没？

　　不过，一些学者提出“男孩危机”是一个伪命题，这种观点认为，在目前的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处于弱势的仍然是女性。

　　学业上的暂时落后，就意味着“男孩危机”吗？2011年，还是高中生的李申儒撰写了调查报告《男孩视角的“男孩危机”研究》，他用大量的调查和统计数据证明，男生学业上落后于女生，已经是一个客观的现实。但是，时隔一年，如今正在日本留学的李申儒，对于“男孩危机”又有了不同的看法。

　　李申儒认为，学业危机并不是“男孩危机”的核心，因为男孩们学业上暂时落后的局面，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扭转，“男孩”们最严重的危机，是缺乏应有的勇气和责任感。

　　来自大同中学的一些数据也许可以说明，男孩的学业危机的确存在，但可能仅限于某一个阶段。大同中学高二年级教师仇璋瑛查看成绩排名表后发现，排名年级前20%的学生中女生占多数，但取最拔尖的10个学生看，还是男生稍多。“高中是个转折期，高一高二阶段男生或许不具备明显优势，但到了高三，部分男生后劲很足，他们不是缺乏优势，只是显现得比较晚。”

　　复旦附中副校长吴坚曾向媒体介绍，该校连续几届的高三毕业班，能被北大、清华、复旦等名牌大学自主招生录取的学生，男生占60%到65%，女生反而不见有多大的优势。华师大二附中2011届毕业生中，考取北大、清华、复旦、交大、港大的学生共有183人，其中男生占到约65%。

　　“我不太赞同‘危机’的说法，事情没那么严重。” 上海市大同中学教师王菲认为，不能把问题完全归结于现行教育制度。“以前的社会诱惑少，现在孩子接触的信息丰富、玩的东西也多，相对来说女生自控能力好，表现欲望强，所以投入相同的教育精力，女生更容易产出回报。”

　　正如李申儒所看到的，除了学业上的暂时落后，“男孩危机”更体现为男孩们缺少社会公认的“男子气概”。

　　关于男孩们的“男子气概”，女生们最有发言权。大同中学理科班学生、担任年级自管会主席的李奕说：“有些男生在姿态和外观上确实有女性化的表现，或者说心理上呈现中性化，这可能与家庭教育中母亲等女性长辈管得多有关。”

　　李奕把男生们过于“温柔”的特点，甚至归结到城市文化上，她觉得，身边很多男士，都像动画片中的“灰太郎”。社会文化的“中性化”倾向，渗透到了学校。A中郑老师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过去，追求时尚几乎是女生的专利，她们喜欢看时尚电视节目和杂志，喜欢明星。但现在，男生们也有同样的爱好。

　　男生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该拷问的恐怕不是男生，也不仅仅是教育，而是我们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

　　(应接受采访者要求，本文A中师生姓名均为化名，其他涉及的学生姓名为化名。)


－－－－－－－－－－－不是教育的问题，是枪杆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