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笔◎陈晓
我永远记得，2008年10月16日下午，13点或者14点的样子，在北京一家医院的普通产房里，秋天正午后的太阳，透过阳台的落地玻璃和薄薄的窗帘，明晃晃射到床边，房间里的浮尘都是灼热的，让我体内的疼痛更加难以忍受。
这是产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阵痛半分钟一次，像子宫里的定时爆点。每一次引爆，孩子就像一条急于走出黢黑通道的小
蚯蚓听到冲锋的号角，以头为起点奋力向前蠕动。他头皮上薄薄的毛发，像钢刷一样摩擦着子宫内壁。
疼痛间隙，有两个念头挥之不去：催产素真可以做一流的刑求工具。一个产妇的处境真是比架在刑台上的囚犯更绝望，因为她连做叛徒的可能都没有。孩子通往世间路上的每一步所产生的疼痛，一秒钟都不能减少。疼痛一旦开始，不能谈判，不能求告，不能放弃，甚至不能暂停一小会儿。
两年多过去了，当初产台上的感觉，并没有从生活中消失。这次折磨人的不是疼痛，是绵绵不绝的焦虑。初为人母，总是有担不完的心：我怕他离开我的视线，被无处不在的伤害掳走；又怕他因此不独立，失去男子气。我怕他感觉不到爱，因此孤僻、冷漠；又怕太多的爱，让他任性，目中无人。总之，怕他不健康，怕他不安全，怕他不快乐，也怕他在家庭中得到了以上所有之后，成为一个和社会不兼容的瓷娃娃，更容易被现实击倒。
这些形而上的忧虑，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就成为美国心理学家们普遍的研究课题。育儿方面的临床医学家戴维·安德雷格(David Andereg)教授认为，因为疫苗的应用，医学的发达，孩子因病死亡的概率大大降低，这个世界其实是更安全了。但美国的年轻父母们，却表现出了和社会进步南辕北辙的焦虑感。“根据纽约一个非营利组织最近的抽样数据，大概有78%的年轻父母认为，现在育儿比以前困难得多，仅有4%的人觉得更轻松。这表明父母这项重任已经对年轻的夫妇们形成了恐吓。”
安德雷格是一位温和的研究者。他在自己的书中，把育儿焦虑的源头更多归结于新手的无知：“育儿焦虑的高发群体存在于只有一个孩子，或者第一次做父母的人。更多孩子的出生，会削减父母的忧虑。和多子多孙的前辈人相比，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孩子的父母会更长久地沉溺于育儿焦虑中。”这一结论是根据美国2000年的数据，当时已有1620万的家庭选择了独生子女。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独生子女人数正在稳步增长：1972年，只有18%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到2005年，27%有小孩的英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尚未松动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是更为普遍的国情。
子女数量的减少，让父母们经不起一点无论是健康还是安全方面的风险。不断丰富的育儿理论和流派，又在扰乱着既有的常识。当一个繁衍千年的生育惯例，每个细节都被层出不穷的新理论重新考量，而这些理论又与商业利益的需求相互交织，以至于真假难辨——选择PC、PES还是PPSU材质的奶瓶；圆孔、十字孔还是一字孔的奶嘴；让孩子仰着睡、趴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成为育儿新手们的焦虑源头。
以上因素与连轴播放极端信息的传媒网络结合，更加大了父母的担忧。美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讨论的育儿焦虑，多是对“暴力、恐怖主义、车祸”等外在侵害的担忧。安德雷格觉得，这种焦虑在很多时候是莫须有的，是成年人将极端信息中的危险
嫁接到自己孩子的成长中。而且“焦虑并不只限于母亲，也传染到父亲身上，鼓励孩子去野外探险不再流行”。正常的游戏也被赋予了危险的意味。安德雷格说，他经常被焦虑的父母问道：“当孩子用食指做出手枪的形状，对着我喊‘梆，梆’，我要不要制止他？当我带着孩子去朋友家做客时，是否需要提醒朋友将家里的玩具手枪收起来？”
什么是育儿焦虑症？“如果你没有孩子以外的生活，或者当你的孩子出了一点小问题，比如磕破头皮，和别的孩子发生一点口角和争执，你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无法承受一点意外发生，你可能就是这可怜又可厌的家长中的一位。”而沉溺于焦虑泥潭，过于儿女情长的父母，都被研究者定性为弊大于利。他们比放任的父母更加毁坏孩子的未来——伴随焦虑而来的过度控制，不仅毁掉孩子之所以为孩子的生活乐趣，还会毁坏他长大成人的能力：比如自信、独立、忍耐力，甚至被认为戕害到社会的未来。焦虑的父母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大学？这是另一位社会学家
玛格丽特·纳尔逊(Margaret K. Nelson)研究喂养失控的父母的主题。文章提到，美国的大学教授们指控自己的学生无知、懒惰、易怒，认为这一部分源于“育儿焦虑症”结出的毒树之果，种子从襁褓时的过度关注就埋下了。美国《First Thing》的执行主编戴维·米尔斯(David Mills)将这些苦口婆心的父母总结为“失去自己人生目标的人”，“通常人们说到对孩子的担心时，他们是将自己对人生的恐惧移情到了孩子身上”。
可是，作为一个有3岁孩子、正与连绵不断的焦虑对抗的中国妈妈，我还是想辩解一下。我已经历了一些在孩子生理探索期的焦虑考验。比如，刚开始因为呼吸系统发育不全，他晚上睡觉时，胸腔和喉咙中总发出像积满水一样浑浊的咕隆声；因为对
脑神经还缺乏控制力，每次白天过于兴奋的玩耍，都会导致他在半夜睡梦中突然爆发难以遏制的大哭；当他的消化系统经历一个升级，大便从水状转为成型的阶段时，会有接近一个星期不大便……每一个未知的来临，都是一次焦虑的开始。我因此得到的经验是，不要恐惧孩子的哭声、跌倒、突然胃口不好、发高烧、耍横、情绪低落，这些是成长必需的一部分。可我还不得不面临一些靠自我成长难以解决的焦虑：比如深夜抱着孩子去医院，却发现分诊台上的病历本堆成小山一样，需要等到凌晨才能看上急诊；当孩子到了入幼儿园的年龄时，却发现住所周围，所有步行距离以内的幼儿园都人满为患……
每到育儿与社会的接触面，都是中国年轻的白领父母最手足无措、最焦虑的时刻。家庭之外的世界，不仅拥挤，而且藩篱重重。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我不得不从北京往返我的户籍所在地成都两次，因为北京的户籍警察不接受成都方面出示的证明——那是成都警方在几年前对户籍登记格式进行的小小改革。但因为这超出了北京一位街道民警的常识，所以我必须要坐飞机再回到成都，重新开一张符合她认知的补充说明。
这可能是当代中国年轻父母的独特体验，是美国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中并不涉及的部分：我们的社会必需品严重不足，我们孩子生活的世界有更多条条框框的严格限制。仅以上面说的幼儿园为例，你要面对服务提供方的考量条款就包括：有北京户口吗？是我们的定点服务对象吗？孩子满3岁了吗？能一次性交齐7万元的赞助费吗？报名排队时，你挤进了我们的招收数额内吗？还有更隐而不彰，但可能更具决定作用的考量标准：认识园长或某个教委官员吗？我们想让孩子在正常的年龄，以正常的价格，通过正常的程序，获得正常的医疗、教育服务时，却要面对极不正常的超量竞争。或者为了满足芜杂的行政要求，却要为混乱的行政管理，耗费大量人力和金钱成本。
如果你有那么一点混不吝，比如不要户口，不上正规的幼儿园，或者晚点儿再上，那你是开始另一种冒险，并可能因此面临另一种生活经验和价值标准的审视。在中国，由于育儿成本的高企和大城市生活压力的增大，很多白领家庭都选择了请老人共同参与育儿的方法。一项在线数据调查显示，在中国，平均有50%的家庭由老人帮忙照顾第三代，而在生活成本更高的北京和上海，这一比例可能高达70%到80%。上一代人口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加入，为育儿的安全健康与家庭经济增长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在减轻焦虑感方面，有一句老话是“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对育儿不要用力过度的劝诫可以翻译为：人生是一场长跑，不要苛求一城一池之得失。但对于从物质紧缺时代开始人生长跑的上一代父母来说，最重要的经验还是：保持队形，不要掉队，更不能脱队。毕竟，我们行政管理体系上的进步还是少得可怜，社会其他部分的突飞猛进，反让它与现实间生出了大量的裂缝。在路况不明的情况下，跟着既有路径走是最安全的。谁知道，孩子会因为父母另辟蹊径的决定，在若干年后掉进哪一条制度的裂缝，再也爬不出来呢？因此，不走寻常路的想法，在一个存在两代养育者的家庭内，会变为老父母对新父母的道德考量：为了减轻自己的焦虑感而让孩子偏离正道，你有为自己的孩子负责吗？
社会必需品短缺但副产品过剩，传统人生路径与现代社会的飞速变迁，是中国白领家庭的育儿焦虑二重奏。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放大，让世代相传的“因爱生忧，因爱生惧”更为强烈：担心他因为不合格的食品监管而不健康；担心他因为接受不到好的教育，耽误在了起跑线上；担心他就算挤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行列，却在充满着智力、权力和金钱竞争的群体中，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戴维·米尔斯将控制育儿焦虑，总结为“事关勇气、智慧，以及公平”。这看起来是个稳定情绪的金三角。可是即便中国的几千万育儿新手愿意洗心革面，控制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软弱，以获得与孩子相处的勇气、智慧时，那至关重要的另一角——社会的公平，又如何获得呢？
主笔◎陈晓
我永远记得，2008年10月16日下午，13点或者14点的样子，在北京一家医院的普通产房里，秋天正午后的太阳，透过阳台的落地玻璃和薄薄的窗帘，明晃晃射到床边，房间里的浮尘都是灼热的，让我体内的疼痛更加难以忍受。
这是产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阵痛半分钟一次，像子宫里的定时爆点。每一次引爆，孩子就像一条急于走出黢黑通道的小蚯蚓听到冲锋的号角，以头为起点奋力向前蠕动。他头皮上薄薄的毛发，像钢刷一样摩擦着子宫内壁。
疼痛间隙，有两个念头挥之不去：催产素真可以做一流的刑求工具。一个产妇的处境真是比架在刑台上的囚犯更绝望，因为她连做叛徒的可能都没有。孩子通往世间路上的每一步所产生的疼痛，一秒钟都不能减少。疼痛一旦开始，不能谈判，不能求告，不能放弃，甚至不能暂停一小会儿。
两年多过去了，当初产台上的感觉，并没有从生活中消失。这次折磨人的不是疼痛，是绵绵不绝的焦虑。初为人母，总是有担不完的心：我怕他离开我的视线，被无处不在的伤害掳走；又怕他因此不独立，失去男子气。我怕他感觉不到爱，因此孤僻、冷漠；又怕太多的爱，让他任性，目中无人。总之，怕他不健康，怕他不安全，怕他不快乐，也怕他在家庭中得到了以上所有之后，成为一个和社会不兼容的瓷娃娃，更容易被现实击倒。
这些形而上的忧虑，从上世纪中后期开始，就成为美国心理学家们普遍的研究课题。育儿方面的临床医学家戴维·安德雷格(David Andereg)教授认为，因为疫苗的应用，医学的发达，孩子因病死亡的概率大大降低，这个世界其实是更安全了。但美国的年轻父母们，却表现出了和社会进步南辕北辙的焦虑感。“根据纽约一个非营利组织最近的抽样数据，大概有78%的年轻父母认为，现在育儿比以前困难得多，仅有4%的人觉得更轻松。这表明父母这项重任已经对年轻的夫妇们形成了恐吓。”
安德雷格是一位温和的研究者。他在自己的书中，把育儿焦虑的源头更多归结于新手的无知：“育儿焦虑的高发群体存在于只有一个孩子，或者第一次做父母的人。更多孩子的出生，会削减父母的忧虑。和多子多孙的前辈人相比，只有一个或者两个孩子的父母会更长久地沉溺于育儿焦虑中。”这一结论是根据美国2000年的数据，当时已有1620万的家庭选择了独生子女。这也是一个世界性的趋势。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表明，独生子女人数正在稳步增长：1972年，只有18%的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到2005年，27%有小孩的英国家庭只有一个孩子。而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至今尚未松动的情况下，独生子女家庭是更为普遍的国情。
子女数量的减少，让父母们经不起一点无论是健康还是安全方面的风险。不断丰富的育儿理论和流派，又在扰乱着既有的常识。当一个繁衍千年的生育惯例，每个细节都被层出不穷的新理论重新考量，而这些理论又与商业利益的需求相互交织，以至于真假难辨——选择PC、PES还是PPSU材质的奶瓶；圆孔、十字孔还是一字孔的奶嘴；让孩子仰着睡、趴着睡还是侧着睡，都能成为育儿新手们的焦虑源头。
以上因素与连轴播放极端信息的传媒网络结合，更加大了父母的担忧。美国的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所讨论的育儿焦虑，多是对“暴力、恐怖主义、车祸”等外在侵害的担忧。安德雷格觉得，这种焦虑在很多时候是莫须有的，是成年人将极端信息中的危险嫁接到自己孩子的成长中。而且“焦虑并不只限于母亲，也传染到父亲身上，鼓励孩子去野外探险不再流行”。正常的游戏也被赋予了危险的意味。安德雷格说，他经常被焦虑的父母问道：“当孩子用食指做出手枪的形状，对着我喊‘梆，梆’，我要不要制止他？当我带着孩子去朋友家做客时，是否需要提醒朋友将家里的玩具手枪收起来？”
什么是育儿焦虑症？“如果你没有孩子以外的生活，或者当你的孩子出了一点小问题，比如磕破头皮，和别的孩子发生一点口角和争执，你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无法承受一点意外发生，你可能就是这可怜又可厌的家长中的一位。”而沉溺于焦虑泥潭，过于儿女情长的父母，都被研究者定性为弊大于利。他们比放任的父母更加毁坏孩子的未来——伴随焦虑而来的过度控制，不仅毁掉孩子之所以为孩子的生活乐趣，还会毁坏他长大成人的能力：比如自信、独立、忍耐力，甚至被认为戕害到社会的未来。焦虑的父母如何影响到我们的大学？这是另一位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纳尔逊(Margaret K. Nelson)研究喂养失控的父母的主题。文章提到，美国的大学教授们指控自己的学生无知、懒惰、易怒，认为这一部分源于“育儿焦虑症”结出的毒树之果，种子从襁褓时的过度关注就埋下了。美国《First Thing》的执行主编戴维·米尔斯(David Mills)将这些苦口婆心的父母总结为“失去自己人生目标的人”，“通常人们说到对孩子的担心时，他们是将自己对人生的恐惧移情到了孩子身上”。
可是，作为一个有3岁孩子、正与连绵不断的焦虑对抗的中国妈妈，我还是想辩解一下。我已经历了一些在孩子生理探索期的焦虑考验。比如，刚开始因为呼吸系统发育不全，他晚上睡觉时，胸腔和喉咙中总发出像积满水一样浑浊的咕隆声；因为对脑神经还缺乏控制力，每次白天过于兴奋的玩耍，都会导致他在半夜睡梦中突然爆发难以遏制的大哭；当他的消化系统经历一个升级，大便从水状转为成型的阶段时，会有接近一个星期不大便……每一个未知的来临，都是一次焦虑的开始。我因此得到的经验是，不要恐惧孩子的哭声、跌倒、突然胃口不好、发高烧、耍横、情绪低落，这些是成长必需的一部分。可我还不得不面临一些靠自我成长难以解决的焦虑：比如深夜抱着孩子去医院，却发现分诊台上的病历本堆成小山一样，需要等到凌晨才能看上急诊；当孩子到了入幼儿园的年龄时，却发现住所周围，所有步行距离以内的幼儿园都人满为患……
每到育儿与社会的接触面，都是中国年轻的白领父母最手足无措、最焦虑的时刻。家庭之外的世界，不仅拥挤，而且藩篱重重。为了给孩子上户口，我不得不从北京往返我的户籍所在地成都两次，因为北京的户籍警察不接受成都方面出示的证明——那是成都警方在几年前对户籍登记格式进行的小小改革。但因为这超出了北京一位街道民警的常识，所以我必须要坐飞机再回到成都，重新开一张符合她认知的补充说明。
这可能是当代中国年轻父母的独特体验，是美国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们的研究中并不涉及的部分：我们的社会必需品严重不足，我们孩子生活的世界有更多条条框框的严格限制。仅以上面说的幼儿园为例，你要面对服务提供方的考量条款就包括：有北京户口吗？是我们的定点服务对象吗？孩子满3岁了吗？能一次性交齐7万元的赞助费吗？报名排队时，你挤进了我们的招收数额内吗？还有更隐而不彰，但可能更具决定作用的考量标准：认识园长或某个教委官员吗？我们想让孩子在正常的年龄，以正常的价格，通过正常的程序，获得正常的医疗、教育服务时，却要面对极不正常的超量竞争。或者为了满足芜杂的行政要求，却要为混乱的行政管理，耗费大量人力和金钱成本。
如果你有那么一点混不吝，比如不要户口，不上正规的幼儿园，或者晚点儿再上，那你是开始另一种冒险，并可能因此面临另一种生活经验和价值标准的审视。在中国，由于育儿成本的高企和大城市生活压力的增大，很多白领家庭都选择了请老人共同参与育儿的方法。一项在线数据调查显示，在中国，平均有50%的家庭由老人帮忙照顾第三代，而在生活成本更高的北京和上海，这一比例可能高达70%到80%。上一代人口红利和资本红利的加入，为育儿的安全健康与家庭经济增长做出了杰出贡献。但在减轻焦虑感方面，有一句老话是“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美国的心理学家们对育儿不要用力过度的劝诫可以翻译为：人生是一场长跑，不要苛求一城一池之得失。但对于从物质紧缺时代开始人生长跑的上一代父母来说，最重要的经验还是：保持队形，不要掉队，更不能脱队。毕竟，我们行政管理体系上的进步还是少得可怜，社会其他部分的突飞猛进，反让它与现实间生出了大量的裂缝。在路况不明的情况下，跟着既有路径走是最安全的。谁知道，孩子会因为父母另辟蹊径的决定，在若干年后掉进哪一条制度的裂缝，再也爬不出来呢？因此，不走寻常路的想法，在一个存在两代养育者的家庭内，会变为老父母对新父母的道德考量：为了减轻自己的焦虑感而让孩子偏离正道，你有为自己的孩子负责吗？
社会必需品短缺但副产品过剩，传统人生路径与现代社会的飞速变迁，是中国白领家庭的育儿焦虑二重奏。它们相互作用，相互放大，让世代相传的“因爱生忧，因爱生惧”更为强烈：担心他因为不合格的食品监管而不健康；担心他因为接受不到好的教育，耽误在了起跑线上；担心他就算挤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行列，却在充满着智力、权力和金钱竞争的群体中，得不到真正的快乐……
戴维·米尔斯将控制育儿焦虑，总结为“事关勇气、智慧，以及公平”。这看起来是个稳定情绪的金三角。可是即便中国的几千万育儿新手愿意洗心革面，控制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软弱，以获得与孩子相处的勇气、智慧时，那至关重要的另一角——社会的公平，又如何获得呢？
一代焦虑的父母是如何炼成的
社会必需品短缺但副产品过剩，传统人生路径与现代社会飞速变迁间的矛盾，这是中国白领家庭的育儿焦虑二重奏。它们在两代独生子同堂的家庭结构下，相互作用，相互放大，让世代相传的“因爱生忧，因爱生惧”更为强烈。
主笔◎陈晓 记者◎杨璐
什么样的父母最焦虑？
于杭(化名)的工作很忙碌，她查了一周的行程表，只能拨出一个午饭的时间接受采访。这样的工作强度到了周末也不停歇，自动转为育儿频道。周六早上要带着4岁的孩子从北京的西四环开车到东三环外上雅马哈音乐课，中午在车上睡一个半小时的午觉，下午继续上美吉姆的运动课和艺术课，如果是不上艺术课的下午，孩子就要去上范阳画室的绘画课。周日上午要学一个小时的太极拳，下午全家到郊区租种的农场种地。虽然于杭自己也认为周末的早教课程在所有参加早教的孩子里面算多的了，可是她并不认为这是
盲目。她告诉本刊记者，孩子周末的繁忙行程，是根据“自己经济情况和孩子的接受情况综合判断”。
如果我们拉远一点距离，站在一个西方心理学者的角度来看，或许她给出的判断会不一样。纽约大学教授凯蒂·洛菲在《现代育儿心经》一文中，也谈到了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经常可见的这类场景：“随便翻下日历，随便找个周六，在这一代最出类拔萃家长中随便找一家，都会看到他们与孩子一起奔波于体操课、生日聚会、足球班、艺术熏陶与登台表演——为了孩子所谓的幸福，所有的日子都消弭于紧凑而又精准的安排中，家长们一天到晚连连贯的谈话都成了奢望。”即便如于杭所说，这些训练课程并非功利的应试，而是针对孩子的特性，但凯蒂仍然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这种高标准的专注、指导与剖析，是家庭生活太过偏向于孩子的表现。“这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对孩子少关爱一些，但人们更想知道：这种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关心是否真对孩子有益？家长的自私自利——想着自己生活忙乱不堪，因此有时自己所做的事并不完全着眼于孩子的娱乐或者成长——是否能有点心安理得？”
育儿焦虑的源头是亲子之爱。最原始的表现方式是孩子随时会受伤的幻觉，以及自己要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的强大愿望。在近代，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和市场专业分工的细化，各种针对孩子能力开发的市场产品多样化，给亲子之爱增添了新的内容：培养理想化的完美孩子。当这个伴随着家庭经济能力的增强，被商业力量催生出的豪迈理想，与生育低潮导致的“一孩家庭”结合时，亲子之爱的负面效应被放大了。在临床医学家戴维·安德雷格教授的研究里，因为家庭规模的缩小，导致缺乏育儿经验的父母，会对孩子的安全、健康过度担心。而且这种担心会因为孩子数目的恒定，在漫长的成长中难以得到削减。
可以说，不同国家的育儿焦虑都源于一种传统的美好情感，但在商业力量和生育低潮的共同作用下，迸发出了负面情绪，并产生了一代过度焦虑的父母。如果配合另一个美国社会学教授玛格丽特·纳尔逊的研究，会发现父母的过度控制与其所属的社会阶层有密切联系。“过度控制的父母多出现于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阶层，他们选择在时间和金钱上都高投入的方法来育儿，因为他们的工作场所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随时顺应孩子的需求变动；有足够的资源去购买优质教育，能够支付各种课外活动的费用，并让孩子接触到最新的技术产品，比如手提电脑、移动电话。做的所有事和付的所有钱，都是为了保证孩子能够保持或者成为社会上拥有一定权力的阶级。”与此相对应的一个关于中国社会的数据是，大约从2007年开始，当名目繁多的学前素质教育逐渐普及为大众所接受，北京一家知名早教品牌企业委托第三方机构做了一个调查统计，发现热衷付费开发孩子潜能的会员里，60%是本科以上学历，家庭月收入过万，年龄在25岁到35岁之间的都市白领。
不管从哪个角度看，于杭都符合这些条件：她接受了高等教育，取得了博士学位，在寸土寸金的北京城有自己的住房和汽车，而且，只有一个孩子——这是在理论研究中最易引发育儿焦虑的中产独子家庭。在未来一段时间里，这样的家庭可能还会增多。按照中国零点咨询调查集团对中国城市居民生育意愿的调查，20～29岁的“80后”独生子女一代，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是可以合法生育二胎的，但事实上这部分人群生两个孩子的意愿最低。在调查所及的20个城市中，北京、上海这两个超级大都市，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大连、沈阳、长春，长三角地区的南京、杭州等城市生一个孩子的意愿更强烈。
“独一代”和“独二代”同堂
看起来，子女数量的减少是世界性育儿焦虑的源头，但对中国这样一个实行了30多年计划生育的国家，情况还不这么简单。
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它创造了减少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口的控制奇迹，也创造了1.6亿左右的独生子女。至今对这一生育政策的社会评价，多集中在新生儿减少造成的人口红利降低、社会结构老龄化和未富先老等经济、社会问题，但如果结合成熟工业社会的心理学研究，可能会发现，当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成为父母时，他们所经历过的育儿模式，会对他们今日的育儿心理产生强大的影响。
国家人口计生委前主任张维庆曾表示，“十一五”时期(2006到2010年)中国面临着第四次生育高峰。这一次婴儿潮从2005年开始，大约将到2015年后结束。相比前几次婴儿潮，这一轮新生儿高峰在绝对数值上并不引人注目，但特殊之处在于，父母大都是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出生，这正是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起点。这意味着，中国的家庭结构中，第一次普遍出现了两代独生子女同处一室的局面。
在已有的关于育儿焦虑症的研究里，西方学者研究的只是独生子女作为被喂养的对象。但当独生子女作为父母时，他们的心理特征，会对他们的育儿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对独生子女心理研究中最负盛名的学者是阿德勒，他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信徒，在上世纪20年代完成了对头生子女、后生子女和独生子女的严格观测。阿德勒及其追随者认为，独生子女与头生子女拥有很多共同特点——在教育和事业方面拥有较高成就，有一种会不知不觉地演变为过度责任感的负责态度，而且不愿背叛父母的价值观。但另一面是“通常不适应生活，他们就像寄生虫，不劳而获，由其他人来照顾他们的需求”。而在中国，“独一代”更容易被过度呵护的一个社会背景是，“独一代”的父母大多出生于50年代，他们大部分人的人生理想在和这个国家共同经历种种动荡与磨难中消弭殆尽，更容易成为“失去自己的人生目标的人”，并因此形成和孩子相互长久依赖的关系。
因此，在父母的保护下，几乎未经风浪的“独一代”们，因为育儿，要经历一个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考验。根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全国主要城市白领工资标准，除了香港澳门外，白领收入最高的内地城市是上海：5550元/月，北京白领的平均收入为5200元/月。在CPI指数连年上涨的情况下，白领的平均月工资仅比2007年上涨200元左右。我们姑且以这个不太准确的平均数据作为基础，来计算一下育儿在这些年轻白领父母的家庭开支中占据的比例。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青年研究》曾刊发了著名社会学家徐安琪的《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报告称，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抚养总成本将达到25万元左右。如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元。估算30岁前的未婚不在读的子女的总成本达到49万元——这可以说，抚养子女的总经济成本是惊人的。但是这个成本计算却被舆论认为低估了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养儿成本，如果算上孕产期的支出以及从孩子孕育到成长过程中父母因孩子误工、减少流动、升迁等自身发展损失的间接经济成本，孩子成年前的总成本估计要达100万元。一个数据经常被用于描述改革开放的成果——我国城镇家庭恩格尔系数已由1978年的57.5%下降到2005年的36.7%。但对一个生活在北京或上海的白领家庭，一个孩子的增加，每个月单奶粉费就要达到上千元，可以立刻让我们在恩格尔系数上的社会进步消弭于无形。
不管是从育儿的经济成本，还是从和上一辈的感情联系来看，让老年人帮助育儿都成为城市白领普遍采纳的一种方式。按照一项在线数据的调查，尤其在北京上海这样消费成本居高不下的超大型城市，老年人帮助育儿的家庭占到70%～80%。
三代同堂，其中两代都是独生子女，这是中国目前比较特殊的家庭结构。从好的方面看，两代人共同养育孩子，这有助于育儿的安全和健康，以及整个家庭财富的增长。但这种模式在积累两代人财富的同时，也积累了两代人的焦虑——它们将共同作用到对同一个孩子的养育过程中。
紧缺之困
“独一代”的父母，和“独二代”的孩子之间相差了约30年。在这30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资源的种类与分布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生产，喂养，上幼儿园，上小学……看起来是再正常不过的育儿链条，但如果再循着传统的路径走，会发现意想不到的阻力。孙杨的故事能部分说明这种变化。
孙杨是北京人，受过高等教育，在一家颇有声誉的传媒公司上班，不是举目无亲、全无资源，但当她从2010年开始怀孕后，她经历了从未有过的焦虑感。
刚发现怀孕时候，孙杨有流血的症状，医生诊断是孕酮低，必须请假回家好好的调养。提心吊胆地躺了几周，吃药、检查、养胎下来，宝宝一切正常了，孙杨和丈夫马宇驰却没有放下心来，反而是更加小心慎重。他们想找一个经验丰富、医术高明的好医院建档、生产。
首选是专业的北京妇产医院，可是孙杨马上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同事在那里做产检，看见5月10日预产期的孕妇被通知没有床位，孕妇哭着哀求医生想办法，可是医生也没有办法，到时候只能住在走廊里。”北京妇产医院在建档上没有限制，到了生产的时候很可能就得住走廊，这实在太刺激临产孕妇的心灵了。
第二个选择是协和医院，负有盛名、离家近，而且协和医院是用在建档上限制名额来保证床位的，一旦建上档就不再有波折了，按部就班等待生产就行。当然，孙杨和马宇驰知道这样出名的医院，挂号难是一个常识，他们查到每天早上开始挂号的时间是6点40分，一个月前的周四早上5点钟马宇驰兴冲冲地到协和医院排队。“我以为我到得够早了，结果人排得已经看不到大厅的门，我估计当时前面能有100人，大厅里还有5排200多人。”马宇驰不停地被“
黄牛”拉住询问。“他们问的还不是你要不要号，而是要不要买队伍前面的位置。”他到医院旁边的肯德基买了两份早餐，想用大吃一顿来化解郁闷心情，结果看见早上成群结队上学的学生，心里更难受。“我想我的小孩将来这么有朝气地去上学，可是他不知道他爸爸今天排队这么难。”马宇驰对本刊记者说。
孙杨和丈夫遭遇的是育儿链条上第一环的资源短缺。以协和医院为例，“产科只有一、三、五开诊，而且每天只有5个号”。马宇驰对本刊记者说。资源的绝对短缺，还在网上催生了协和医院产科挂号攻略这类信息指南。“那些早就等在大厅的人是前一天晚上医院下班后就去排队的，每人按先后顺序给一个排队的号，然后不能回家睡觉，因为整晚隔些时候就会有人出来点名，不在的人就被划掉了。像马宇驰那样第二天早上才去的，不管多早都是连进大厅的资格都没有。”孙杨对本刊记者说。马宇驰为此开了一个“一切为了孩子”的微博，他说：“我觉得我们就是现在最典型的父母，城市里长大的‘80后’、独生子女、有一份收入还可以的稳定工作，如果我们生孩子都这么难，北京城里那么多外来打工的，可怎么办？我开一个微博是想跟朋友们交流、分享我的心情，也想记录整个生命诞生的过程。”
如果把育儿焦虑症的爆发点分为几个阶段，生育难不过是第一个门槛。婴儿潮通常被用来解释——70年代生人的平均生育年龄推后，导致与“80后”的生育高峰出现了重叠。但这种解释可能夸大了生理上的不可抗因素，而掩盖了我们社会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实际上，产科挂号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北京的产科大夫严重短缺。北京妇产医院产科主任医师王琪告诉本刊记者，作为医疗纠纷的重灾区，产科工作辛苦，风险较大，而待遇却很低。产科医生24小时接诊，夜里常被叫起，精神长期紧张，容易发生差错事故，导致产科医生流失严重。一些大型三甲医院产科床位不足40张，有些甚至与外科共用手术室。由于高级人才短缺，很多医院产科缺乏处理疑难杂症的经验，不愿接收危重病人。于是，大量产妇集聚专科医院，出现了就医难。
而且，按照中国传统的财政体制，一个城市提供公共服务资源的预算，是以户籍人口为基准的。但涌入这个城市中的生育者，却是跟随政府建设项目资金的流向。北京市的投资保持连年增长，即使在2010年抗通胀、适度投资的情况下，2010年北京市完成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493.5亿元，同比增长13.1%。这些资金创造就业，也创造生育者，他们挤占了并不为他们准备的公共资源。“2009年，北京市新生婴儿17万人，其中，一半以上是外地人。”王琪说。
相似的情况出现在育儿链条的下一环。2007至2009年，北京市的新生儿有41.575万人。他们将从2010年开始陆续进入幼儿园。而从2009年北京市合法幼儿园的在园人数看，北京能提供的幼儿园学位数约为24.8万人。这意味着，北京的幼儿园学位缺口，约为17万名。当然，在已经市场化的学前教育领域，选择收费在5000元以上的高档幼儿园，可能会让竞争减少，但会遭遇到老一辈父母生活经验的质疑。要知道，在他们养育“独一代”的80年代，正是计划经济下公共资源的巅峰期。街道幼儿园、机关幼儿园、企业幼儿园、托儿所、学前班，各种形式和主体的学前教育琳琅满目。从全国范围看，80年代光街道幼儿园就有10万所(这一数据在2007年变为2万所)，而且收费低廉。一个学期的学费两块钱，这是让上一辈父母念念不忘的收费标准。如果选择众多正规体系外的“山寨”幼儿园或者家托，在食品安全与治安问题频发的今天，体制内有监管的尚不可靠，体制外的更难以信任——谁来为你孩子的安全负责？
这是中国育儿焦虑症的核心，也是相比西方“一孩家庭”的独特之处。教育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普通家庭的孩子最重要的上升通道，但如果循着上一代的既有路径，却要遭遇即便拿钱也难以解决的激烈竞争。
选择之难
如果说学校教育是育儿的必需品，中国的年轻父母面临着供不应求的困境，那在育儿的副产品上，他们面临的则是选择太多的焦虑。
一句有关育儿深入人心的说法是，“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而且在现实中通常被焦虑的父母演绎为短跑的起跑线。从教育学上，这是一个荒诞的说法。起跑线是一个竞技体育的概念，让孩子必须一出生便会跑步，而且从第一步起就是连续不断的冲刺，这是父母一种不讲道理的想象。但从广告学的角度，并结合“独一代”的成长史，这句话就足以成为鞭策新一代父母的警世恒言。70年代人背负着父母的期望，在竞争中长大并在竞争中持续前行，他们承受的压力，是以前年代的人所无法相比的。虽然每个真心爱孩子的父母都会认同，孩子不应该成为标榜的工具，但如果孩子的竞争力就是父母文化程度和教育力量，以及对孩子负责程度的竞争，那么把孩子当成自己一件伟大的作品互相炫耀攀比，似乎也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
这也催生了名目繁多的早教市场。除了父母培养理想孩子的愿望之外，“独一代”的父母背景也是华威国际合伙人罗文倩认为的一个原因。“原来的育儿经验可以由父母和兄弟姐妹之间交流，现在的新父母都是‘70后’、‘80后’，许多独生子女，许多离开自己的父母到另外的城市工作，他们缺少育儿经验，而且因为生活成本的关系，也不能由一个人全职抚育孩子，所以需要这些机构的帮助。”罗文倩对本刊记者说。
罗文倩把目前眼花缭乱的早教机构分为国外引进和本土开发两类，但是其实两类机构最重要的宗旨都是迎合家长的需要。一个孩子的成长总有很多节点，而每个孩子生长节点的到来也不尽相同：比如突然能跳跃了，突然不怕生人了，说话吐字突然清楚了，突然会用勺子吃饭了……这些节点是育儿新手们不知道，但又非常欣喜看到的。东方爱婴的总经理贾军告诉本刊记者，孩子在成长发育中里程碑一样的变化和快乐是家长最关心的问题，因此，在研究儿童成长的项目同时，其实早教产品也在研究家长心理。于杭告诉本刊记者她最初的早教体验：“我隔着窗户往里看，10个不到6个月的宝宝在教室里面非常安静，我就想，如果我的孩子将来能这样就很好。”
从孕期妈妈学习班接触早教课程开始，于杭就成了早教课程的拥护者，宝宝的语言、动作、社会交往各阶段各方面不同品牌的早教课程她都仔细比较考察过，选择或者不选择的原因都分析得清清楚楚。“雅马哈音乐是对孩子进行音乐节奏的训练，它不是功利性的考级或技术训练，因为它一点不教指法，我只想培养孩子的音乐鉴赏能力。美吉姆的特点是强调运动，我不是说我孩子的运动方面不好而是希望他能够在非竞争环境下有力量和平衡感的训练。范阳画室也不是学习绘画技巧，它训练的是孩子能够用画画的方法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些外资早教班虽然强调双语教学，可是我觉得，每周上一次课对英语的帮助不大，而且教具里面用大屏幕点读也不好，宝宝在家里都是不看电视的。”“70后”、“80后”的父母大多经历了自己父母望子成龙、考试激烈竞争的少年时代，他们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再被应试教育和功利性学习所压迫，极力强调培养的是孩子们基本素质和能力，可这些基本素质又包括绘画、音乐、体育等许多方面十八般武艺。于杭觉得，自己和丈夫都是体制内的人，体制内有体制内的好处，但是她希望自己的宝宝将来除了工作有自己喜欢的领域，还能自由度大一些，而这些都是以这些课程所培养的素质为基础的，这又是另外一种望子成龙。
早教产业在家长认可的背景下扩张很快，贾军告诉本刊记者，地域上讲，他们已经把连锁店从大城市扩张到县城，而年龄阶段上也由0到3岁扩展到4至6岁的幼儿园时期。但是早教机构无法代替幼儿园的作用。“毕竟大部分家长都要上班的，而每个早教课程都只有一个小时时间，不能带着孩子一家一家地跑。”贾军说。幼儿园又是另外一种产品了，罗文倩告诉本刊记者，它需要配套的场地，更严格的许可证、更有经验的园长和老师，门槛要比早教行业高很多，它不见得需要全国连锁店式的扩张，也不一定需要资本介入。因此，虽然幼儿园是一个紧缺资源，可是无论知名早教品牌还是教育行业活跃的风投公司，对进入幼儿园的领域都很慎重。
三个家庭的育儿故事
结婚成家，生儿育女，原本顺理成章的事情，现在似乎变得越来越艰难。那些利弊分析得失权衡，就算字字珠玑，也只是旁人的经验，不是你自己的生活，个人化的生命体验，要过的终究还是自己这一关。为人父母的第一课，大约都是从自我的内心强大开始。为了孩子，每一位家长，都会有无坚不摧、潜能无限的小宇宙。
主笔◎王鸿谅 摄影◎蔡小川
顺其自然：生活向前看
张娜穿着彩虹裙，把两岁半的儿子小π高高举起，屋子里都是她和孩子的笑。π是圆周率的符号，儿子的小名。停下来，她问摄影师：“我是不是笑得嘴张得太大了呀？”
照片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再次把小π举起来，她还是一样，不自觉地就笑得毫无保留。
把时间拉回两年前，2008年5月，张娜发现自己怀孕了，摆在她面前的情形是：她是1981年出生的，27岁，男朋友1978年的，30岁，他们还没有结婚，户口都不在北京，都没有房子，她还刚刚丢了工作。这是张娜在北京的第四个年头，来北京之前，她是山东东营电视台一档少儿节目的主持人。
没上过大学始终是张娜的心病，2004年完成函授专科课程后，她干脆辞职，到中国传媒大学完成继续教育的本科。2006年毕业，因为她坚持只做少儿节目，在山东几家电视台求职都未能如愿，又不愿意回到没有挑战的东营，刚好又在央视的一档少儿栏目找到了工作，才阴差阳错留了下来。
男朋友跟她是同行，湖北荆州人，做过《实话实说》栏目的编导，后来辞职创业。他们的恋情，最初遭到了张娜父母的反对，“没有稳定的工作，没房子”。可是跟那些物质条件相比，张娜更看中两个人的感觉和沟通。2008年，他们决定生活在一起，住到男友表姐家空出的一套房子里。双方家人都默许了，但工作上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她在这个栏目的两年多，几乎都是压抑的状态，她忍无可忍地辞职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孩子要还是不要？我们两个当然纠结过。”张娜说，“开始我们也觉得，什么都没有准备好，物质上也没有什么保障，可是，最后我们还是决定把孩子生下来，因为我们想明白了一点，‘没有准备好’是个永远的借口，还不如顺其自然，勇敢地去面对。”男友的家人还好，张娜这边有些为难。“我妈妈当时就崩溃了，她是特别传统的山东人，她觉得我的人生怎么可能是这样，她供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我先丢了工作，然后又没结婚就有了孩子，这个事情对她的打击特别大。她很在意，跟所有的亲戚都把孩子的出生日期推后了一个月，现在也是。关键时候还是我爸干脆，一接电话，就说没问题，你们10天内就能回来结婚，我们5月7日回山东领证，5月8日办的婚礼。”
虽然下定了决心，日子还是不容易，张娜回忆：“我没有工作啊，老公那边是创业初期，我愁起来也会给最好的朋友发短信，说养不起孩子怎么办。她回消息说，那我帮你养，我的眼泪就下来了。”丈夫表姐的房子很大，130平方米，但是很远，“天通苑再往北，快到小汤山了”。整个怀孕期间，直到预产期前一个月，没有人来帮忙，丈夫出门后，只剩张娜一个人，她觉得没什么，“两边的家长都有工作，走不开，反正我也不上班”。丈夫买回来的一大摞育儿书和她这些年做少儿节目累积的经验，都起了作用，提前破水的那天，丈夫和婆婆很慌乱，反倒是她最镇定，“指挥他们该干嘛干嘛”。
张娜庆幸自己有个好婆婆，“人很好，勤快，非常开明，在育儿理念上很现代，还跟国际接轨”。小π6个月的时候，她重新上班，在新影厂的儿童部做一档儿童节目。这种职业上一以贯之的坚持，如今和张娜的生活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关于孩子成长的许多困惑，她可以在制作节目的时候找到答案，而自身的育儿经验，也能帮助她找到有价值的新选题。她不是个苛求细节的妈妈。“举个例子，我们做过一期17分钟的专门选奶瓶的节目，有很多妈妈非常在意，可在我看来，这个选题真没意思，我自己买奶瓶，只有一个标准，买玻璃的就行。”育儿就是由从买奶瓶开始这样的诸多细节构成，张娜自己的心得：“有时候还是简单粗糙点好。”对于品种繁多的亲子班和课外班，张娜的态度也是这种淡定。“可能跟我做低幼节目有关吧，跟一些专家交流得也比较多，自己带着小π体验过，并不觉得有多么神奇，父母对孩子的陪伴，才是最重要的。我对儿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预期，他还这么小，每天快乐最重要。”
张娜唯一在意的，只有小π跟她之间的感情。张娜能做的，是保证每天晚上自己带着孩子睡觉，下班和加班后不管有多累，至少保证1小时陪孩子玩耍。
张娜的时间，除了工作还要用来学习和备考，她要考传媒大学的MBA，两种考虑，一个是自己新的职业规划，另一个更重要，是小π将来的户口和上学问题。小π的户口随父亲，落在深圳。在目前的家庭分工里，丈夫的任务是挣钱，她来考试。如果她能考上研究生，毕业后只要找到有指标的接收单位，就有解决孩子户口的可能。她做了一下自我评估。“我基础不好，普通研究生对我太难了，所以只有MBA了，学费是贵一点，传媒大学的要7万多元，但是也没办法了。”她去年已经考过一次，用了3个月突击上课复习，差8分落榜，她觉得也算有收获，“至少我敢在小π面前开口读英语了”。今年一切继续。
现在，小π2岁半，加上公婆，一家5口住在天通苑，2009年房价上涨的时候，表姐家的房子卖了，他们自己在立水桥南买了一个Loft的期房，贷款50万元，10年还清。过渡期还是只能租房，张娜只有一个要求，“房子的厅要够大，孩子有足够的活动空间”，综合各种性价比考虑，租下了天通苑一个使用面积13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问题来了，作为租户，她的儿子上不了附近合适的幼儿园。家庭协商后确定出来的解决方案是，考察一下有合适幼儿园的社区，卖掉Loft，在那里买套大一点的新房子，分工还是一样，丈夫管挣钱，今年的目标是至少50万元，她负责所有的跑腿考察。事情需要在小π3岁前完成，她只剩下5个月了。她刚看中北苑的一个社区，却被同事批评目光短浅。“他们说，要一并考察附近的小学，幼儿园也就3年，3年后是小学，如果附近没有好的小学，难道要再买一次房子？”这样，工作量就加倍了。更现实的问题在于，能够满足她需求的房子，就算在五环边也至少在400万元左右，Loft的房本还没下来，卖不了全款，贷款数额和还款压力是一个更复杂的计算。
上班、考研，考察幼儿园甚至小学，卖房和卖房，孩子的教育，张娜的生活其实被各种问题挤压着，可是透过所有的烦恼，她看到的始终是快乐：“2008年我得了个儿子，2009年我买了个房子，每年都会有新的变化和收获，今年也一样。”“生活就是要向前看，一定要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就这么简单。”她说，“我妈妈后来也想通了，她跟我说，我当年跟你爸结婚的时候，也就是10平方米的房子，日子不也过下来了。”
三代同堂：磨合与接纳
儿子出生前，钱小彤的生活，是个浪漫的爱情童话。她和丈夫网恋相识，并且修成正果。热恋期间，她在上海，从事进口机械设备的销售，而男友是商务部的公务员，外派在巴基斯坦，他们都是南方人，上海和宁波，年纪相仿，1978年和1976年出生。2002年男友结束外派回国，她也辞职来了北京。
钱小彤在北京重新找了工作，还是进口设备销售。他们的生活和计划中一样，2004年结婚，第二年怀孕，2006年4月有了儿子一戈，名字是她取的，合起来是钱字的一半。在生孩子的问题上，钱小彤没有半点犹豫，她觉得，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没什么可讨论的。怀孕期间，他们还是二人世界，连生活节奏都没有变，钱小彤照常上班，大着肚子见客户，“每天走一公里路到公车站，下了公车再走一公里才到单位”，怀孕6个月的时候，还照样去东北出差。
她的自我总结是“无知者无畏”，当时不觉得，回想起来还是会后怕。“我没去做过几次产检，也从来不知道要听宝宝的胎心。我就近选的朝阳医院，去的次数实在太少，真的要生了送过去，医院都不敢收，翻查档案才能确定我真的在这里建档，问我骨盆宽，我都不知道。”这些粗枝大叶，实在不像想象中美丽精致的上海女人。她的想法也很简单：“我就是很有信心，我就该生个健
康宝宝，然后想着一个美丽的妈妈抱着一个漂亮宝宝出门，是件特别美好的事情。”
可对于孩子出生之后的家庭格局变化，她远远没有准备好。公公婆婆是在她临产前20天从宁波老家过来的，她和婆婆的关系一直很好，网恋的时候，丈夫在国外回不来，婆婆先来了上海，她们彼此欣赏，有共同话题，相处界面很好。可是，真的要长期相处，是另外一回事。不同的生活习惯，教育观念，甚至表达方式，都会构成摩擦和隐患。
举个例子，第一场家庭斗争，来自孩子不喝母乳。公婆心疼她，愿意在月子里就全权接手孩子的事情，说所有的事情他们会做好，她不用管。明明是好意，钱小彤听了却很不舒服。“我的孩子，凭什么我不能管。”以至于就连公婆抱孩子出去散步，她都会闹情绪。“当时只觉得委屈，回想起来，他们都是好意，我舍不得孩子离开就是为了自我满足，让自己开心。”
可是，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一戈今年5岁，钱小彤心理上对于家庭格局的改变，磨合期“至少有三四年”。她甚至曾经想过辞职做全职妈妈，她的收入不错，业务量总是排在前面，做到公司的销售主管，在家里闲几年没有太大压力。但是丈夫不同意，钱小彤说：“他觉得按我的个性，不可能一辈子甘心做家庭主妇，现在我在这个领域做得还不错，真的闲几年，可能再没有资本能回去，真的到那个时候，我会有更严重的失落感。而且，如果我全职在家，全部世界就只剩下孩子，和长辈的摩擦也许会更大。”
钱小彤自认为，她不是在孩子的成长上目标特别明确的父母，最讨厌的一句话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可是真的成了父母，不管自以为多么超脱，实在又没有办法完全抗拒这句话的压力和诱惑。一戈的兴趣课程，现在有英语、钢琴、艺术班和围棋。英语每周两次课，周四18点到19点，周日上午8点到10点，一年学费1.2万元；周日还要参加一个大风车艺术班，学习唱歌跳舞和表演，从10点30分到12点，一周一次，9个月1800元；钢琴课是幼儿园开的，加钱就可以，20节课，1920元。围棋班是外面报的，4节课360元。
钱小彤庆幸一戈是个“特别单纯好骗的孩子”，她会用各种方式，正话反说，利用孩子的小小逆反心理来达到目的。她实践得很成功，从小就好动，除了睡觉简直一刻不停歇的一戈，现在能在钢琴前安静地坐下，每天坚持练习，只要弹错了，就从头来过。就连更安静的围棋课，他也发生了兴趣。只是父母的心愿和期待，与孩子的真实兴趣之间能否契合，实在是个很玄妙的问题，一戈现在最喜欢的话题只有一个，就是《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他能模仿各种植物和僵尸的表情，大笑大叫着，对“僵尸”这样的字眼没有丝毫恐惧，小朋友们相互讲述的故事，还有更恐怖的版本，叫做僵尸下地狱，虽然谁也没玩过，可是有个小朋友绘声绘色地讲过，一戈就记住了，这个不存在的游戏衍生版本的内容是，下了地狱的小鬼僵尸，要插穿他的心脏才能被杀死，而大王僵尸有雪橇车，可以滑过去。
钱小彤和丈夫的房子，最开始只有50平方米，是丈夫单位分的福利房，儿子出生前，他们在东五环边买了个大房子，130多平方米，刚好解决了三代同堂的居住和上幼儿园的问题，商务部有对口的机关幼儿园，但是太远，钱小彤的选择原则是就近，所以，她宁愿交每年1.2万元的赞助费，把孩子送到旁边的另一个军区幼儿园。不过，报名的时候，她才明白，教育资源早已不是按需分配，从上幼儿园开始，除了钱以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她差点就没有报上名，花了两天时间跟幼儿园做各种沟通，才达成心愿。还好，她是做销售的，沟通和协调是她的强项。
为了让一戈有更大的生活空间，去年钱小彤买了个更大的房子。卖房的时候，开发商说小区里就会有小学，是朝阳区教委办的正规学校。结果现在房子是交了，可是小学没有半点动静，钱小彤托朋友到朝阳区教委打听了，答复是教委压根儿不知道此事。一戈明年9月要开始上小学，按照惯例，小学一般3月份就开始招生了，说钱小彤心里一点都不着急，那是假的，就连公婆都会间或从小区其他人那里打听一些入学信息告诉她，虽然她跟丈夫的观点一致，小学并不重要，中学才是关键，商务部有对口的中学资源可以选择，不用太过担心，可是入学终究也是个问题，也是从现在开始，钱小彤必须解决掉的问题。要不要搬家？什么时候搬家？三代同堂的家庭模式还要持续多久？这就是她的真实生活。
进入北京：一种高成本的选择
张松华住在珠江帝景，这个三居室的月租是7000元。自从2009年底，她带着女儿跟随丈夫一起，从济南来到北京，就从房主变成了租户，生活完全换了一种样子。张松华是山东人，1979年出生，学的是学前教育，但是工作是企业管理。丈夫大她5岁，来自山东农村，早年家境困窘，自己创业白手起家。她看中的是丈夫的上进心，有毅力能吃苦。他们的女儿淼淼2007年4月出生，张松华的母亲帮他们带孩子，在济南的生活舒适惬意。
搬家到北京去是丈夫的主意，他要在北京拓展自己的事业。张松华之所以同意，很重要的一个考量，是周围人都觉得，北京资源丰富，对孩子将来的教育和成长都更好。这个决定里，必须做出放弃和牺牲的只有她，辞掉工作，重新开始。她一个人提前来了北京好几次，“找工作，租房子，找幼儿园”。选择珠江帝景，是因为跟她敲定的新工作单位在一条直线上，小区的环境不错，还有一个不错的幼儿园。虽然有朋友帮忙，因为时间紧迫，最后租下的房子，虽然条件合适，但价格实在不便宜。张松华的新工作，是一个文化公司的副总，收入也算不错，可她计算过，“月租7000元，幼儿园每月3000元，再加上日常生活开销，一个月的薪水刚刚够用”。
最开始搬来的只有他们一家三口，没有母亲帮忙，照顾孩子迅速成了大问题。张松华可以做全职妈妈，但她不愿意，她觉得母亲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丈夫的例子让她更深刻地相信这种影响。幼儿园8点上课，17点放学，送没问题，但接是个大问题，新到一个工作环境，张松华没有办法也不好意思总是请假早退。她找了小区的家政中介，暂时没有合适人选，有一天在电梯里看到一个求职者自己贴的小广告，就按照电话打了过去，是个四川中年妇女，见面看了身份证，问了些基本情况，就定了下来，给了她家里钥匙，让她第二天下午去接孩子。“真的到了第二天孩子放学的时间，我在单位心里特别不踏实，突然很害怕，我只看了一眼她的身份证，连个复印件都没有留，要是她拐带孩子跑了，我连人都找不到。”张松华说，“为了安心，我只能不停地给她打电话，一会一个，听到她带着孩子回家了，才安心一点。这个状态，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张松华陆续换过好几个钟点工，情况各异，她说：“别人找钟点工，找保姆要精挑细选，我是只要有人能帮忙就可以了，我当然会害怕，但也不会想太多。因为我只能选择相信别人。”
在帮助淼淼融入新环境的同时，张松华自己却感受到了新的压力。“北京的很多父母，在孩子的教育投入上真的是不惜成本，身边接触到的一些父母，经济条件没有我们好，但是在孩子身上花的钱比我们多得多，早教、钢琴、外语，数不过来的班，可我女儿到现在，4岁多了，这些兴趣班都没上过。以前在济南的时候，我也带她去体验过几次早教，没觉得特别的，100多元一节课，觉得很贵了，可是北京这边，200多元一节的早教课，家长连眼都不眨。”张松华笑得很无奈，“我在孩子的问题上，本来是特别顺其自然的，希望她只要有爱心，有同情心，健康快乐就好了，可是我现在也开始反思和检讨，自己是不是对孩子的教育投入得太少了？最近也在考虑，是不是要给她报个什么兴趣班？”
算起来，到北京快两年了，张松华现在的疑问是：“北京真的有这么好吗？”从个人感受的角度，她觉得生活品质远不如济南，硬件先不说，一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都大大减少了，丈夫比以前忙了好几倍。“在济南，我们一家人周末可以出去郊游，现在，我周末能带着孩子去公司陪丈夫加班，就是一家团圆的幸福了。”从孩子成长的角度，除了家长相互攀比的不惜成本，张松华暂时也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优势，反而有一大堆问题：“城市太大了，孩子一旦生病，看病从东跑到西，有次孩子生病是我父母过来的，他们很不能理解，这样的生活到底是为什么。”与周围人的接触里，她获得的信息是一个比一个恐怖的“上学故事”。“我身边就有朋友，为了给孩子报名上小学，大冬天地在校门外排了一天一夜。”还有什么为了上学换房，从这个区搬到那个区，就算住得越来越差，也要保证孩子能划片进入一个好的小学。她总是忍不住想：“济南那么安逸，为什么要来这里跟这么多人抢？”
淼淼的户口在济南，所以，张松华马上要面对的，就是孩子上小学的问题，她算想得很开的了。“能上更好的学校当然好，不行的话，就读私立学校。”她并不介意私立学校的寄宿问题，“这对孩子是一种锻炼，对我来说，生活也能够有一些变化，多一些时间，回到自己的节奏里。”就算成本高昂，她也愿意在这个城市里继续努力，为了女儿更遥远的将来。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我们要培育的是孩子而不是大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人写的《育儿百科》里的一句话。
可是，真的要面对一个活生生的宝宝，一个现实的社会和一段未知的人生路时，我们能那么淡定吗？
－－－－－－－－－－－其实我很奇怪为什么孩子出现了一点点儿的问题
家长们就焦虑的不行到处找药了
以前是西药现在改中药了
妇幼版版主说是深度焦虑综合症
我以为在理所以还是先治父母的焦虑症吧
我的第一个孩子一岁半的时候
咳嗽了3个月才好
第二个孩子2个月的时候流鼻涕也是2个月才好
－－－－－－－－－－－建议版主做一个关于焦虑的专题
然后置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