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国医大师比院士更有影响力

国粹中医药在医疗界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中医药出口到国际市场如何实现标准化？如何解决中医从业者待遇低的问题？如何让百姓在基层享受中医治疗？这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独家专访，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解答。

中医药推广，亮点在社区

《中国经济周刊》：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建设工程今年有没有新举措、新进展？

王国强：强基层、建机制，一直是医改非常重要的工作。去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国务院医改办的要求，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卫生部、人社部、发改委、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称“药监局”)，推动了“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提升工程”，目前已经在六个省启动，其他的省区市也准备在两会之后启动。

一年来，已经看见了很好的成效。现在，在很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是亮点。很多在社区里寻求医疗服务的人，患的都是慢性病、老年病和常见病。拿老年病患者来说，去三甲医院，要排很久的队，折腾一天，治疗效果也就不能令人满意。如果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用中医疗法，不用出远门，不用排队，随时能看病，很方便。

另外，夯实中医的群众基础很重要。中医就来自基层，要让它回归基层，回归民间，让更多基层的乡村医生、社区医生掌握中医和西医两种方法为老百姓服务，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探索。

标准化急不得

《中国经济周刊》：中医药出口是不是未来的趋势？

王国强：现在国外对中医药的需求越来越大，出口是必然趋势。这说明中医药在国际市场上受欢迎。但是也要思考，国内究竟有多少药材？好的药材都出口了，中国人用什么？因此，国家在这方面应该进行统筹协调，应该先国内后国外，要先保障中国人用药。

《中国经济周刊》：中医药出口，标准化是个重要问题，您曾经提到关于中医药标准化的规划，现在进展如何？

王国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法监室已经在制定关于中医药标准化的发展规划，关于我国到2020年甚至更长时间里如何推动中医药标准化有一个详细的统筹。

中医药要走出去，就必须标准、规范，否则就很难被国际社会公认。标准化是很重要的工作。但在推动过程中，要处理好一个关系——要大力推动标准化进程，但也不能过分强调标准化而磨灭了中医的个性。

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因人而异，不能像西医一样，治感冒就是ABC,中医治疗风寒感冒和风热感冒用药都不一样。这种情况下，标准化就不是件简单的事。但中医药并不是不能标准化。比如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传到现代的200多个经典药方，每个都是经过很长时间、对不同人群和不同病症总结出来的，他认为哪些人的病症可以用这种药治，其实就是个标准化的过程。

标准化的路径比较长，工作量也很大。需要一个梳理、临床实践、不断总结南北方不同地域流派方法理论的过程。在标准化过程中，应该方向明确，步骤稳妥积极，多听取各方面意见。不能出现一个标准，政府定出来了，大家不承认。这样标准就没法用了，也没意义了。

应从国家战略层面


推进中医药发展

《中国经济周刊》：我们的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中药产地和流通地，如河北安国和安徽亳州，中药造假严重，药品价格波动幅度也很大，是否有相关管理措施？

王国强：中医药的造假和价格波动，确实是个问题。但这有体制上的原因，有时我们只是在积极配合药监局的工作，而忽略了其他方面。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药材价格的确难以摆脱牟利性，一些人一旦发现市场有需要，就想方设法哄抬价格，甚至造假。如何打击这些不法分子，需要认真思考。

今年全国两会，我有个提案，呼吁把中医药发展作为国家战略来整体推进。中医药不仅是优质的医疗保健资源，也是科技创新资源，具有中国的原创性和知识产权。现在很多国外的大制药企业都在集中精力研究中药，可见中医药的生命力很强大。因此，中国应该保护好、开发好中医药，把中医药放到国家战略的层面整体推进是很有必要的。

农民种药，是中医药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要提高中药质量，必须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中药的性价比高、附加值高，是很好的致富手段。现在安徽亳州农民种药材的积极性就很高。

中药是民族工业，产业链很长，拉动面也很宽，产生的效益很大。中国在走向国际的过程中，比如在世界各地创办的孔子学院，如果能够把中医养生保健知识和汉语教育结合起来，将有助于提高中医药在国际上的认知度。同时，应该调动更多部门来参与推动，把中医药的发展放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层面上来。

国医大师比院士更有影响力

《中国经济周刊》：很多中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示，劳动报酬和社会地位都很低。对此您怎样看？

王国强：我们正在积极呼吁，使中医药的服务和它的技术劳务价值配套更合理。你在中医院里做按摩，又治病又费力气，结果只收费20多元，但到街上洗脚店里按个脚就花七八十块，甚至上百元。这就是中医治疗的收费“不合理”现象。如果大夫挣的钱连自己都没法养活，如何有工作热情？

但不能提到收费就让老百姓来承担，需要通过其他方式，既不增加群众的负担，又能调动医生工作的积极性。比如北京正在采取一些补助的方法，医院里中医特色项目做得多，政府就给补助，既能让老百姓不受涨价影响，又能调动医生的积极性。

在提高社会地位方面，我们在2009年6月进行了国医大师的评选。以前国家从来没有给过中医社会层面的褒奖，这是第一次。评出30个国医大师后，反响非常好。

《中国经济周刊》：在国医大师的评选中，如何避免发生论资排辈的现象？

王国强：国医大师刚刚评选过一届，并没有出现论资排辈的现象。

关于国医大师评选制度的问题，我已经写入《中医药法》草案里。国医大师主要是考察临床，看临床经验、临床案例，在评选时也会考虑到年龄，有年长的，也有年轻一些的，这样能够形成一个梯度。另外我们也鼓励各省区市评选省级名医。

国医大师队伍中不一定没有院士，但我认为，国医大师比院士更有影响力，因为他们都是来自老百姓，直接给群众看病，院士做实验、搞科研，作用当然也很大，但主要还是研究方面的贡献。如何转化研究的成果，就需要中医实践。国家应该有多种鼓励人才的方式，不能只走一条路，评选国医大师就是很好的例子。

全国人大代表、奇正藏药董事长雷菊芳：


藏药归入大品类有助于平复市场波动

目前市场上的藏药原料中，90%以上是野生的，能够成规模种植的非常少。西藏目前能够做到的是将药材“半野生”，在整个高原地区，有某些草木或者灌木药材生长面积很大，就可以进行一些人工干预，比如采摘大的，留下小的，让小的生长，同时收一些种子，在原地采摘后补种上，保证一些药材的可持续性。

药材产业化的前提是要进行品种保护。应该按照联合国野生植物保护的原则，将环保理念灌输到研发阶段、药材筛选阶段，那种用叶用花大的药材可以产业化生产，用根的，应该限制大规模采挖，以免引起种类稀缺。

我认为将藏药归入大品类进行研发有助于有针对性地去实施品种的保护以及进一步地产业化。因为，归入大品类就方便企业掌握需要哪种药，用哪个部位。这样就不用每年到处去购买几百种药材，也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规模化种植，避免由于药材的紧缺引起的市场波动频繁。

全国人大代表、步长药业董事长赵步长：


道地药材从种植到炮制应有严格标准

建议把中医药的特色优势转化为国家优势。由国家、院校、企业共同参与设计制定有关道地中药材种植及炮制规范标准。新版《药典》取消了道地药材和中药材产地标注，一定程度上给市场带来了混乱。一方面，中药材以及后续饮片质量均与药材产地密切相关，如不严格标注产地，会让中药材市场鱼目混珠。另一方面，随着药材行情上涨，进而催生很多中药材人工培植的新产区，药材质量良莠不齐。国家应根据当前实际，制定道地药材从种植到炮制的严格标准。建立各方参与、共同受益的联合机制。根据道地性和其他指标建立药材分级标准，对采用高标准药材的厂家，国家在药品定价、招标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企业采用高等级优质药材，对药品市场是一种优化和提升。

建议将中医药文化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一部分，进学校、进课堂，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中医药和传统文化的氛围。另外，建立国家级的中医药博览园和中医博物馆，通过现代化的展览手段，把文物展示、中药种植、炮制加工、养生保健知识宣讲等有机结合，成为向社会、向全世界宣传中医药的重要窗口。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许淑清：


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

近20年来，由于药用资源在食品、饮料、保健品、其他卫生产品和出口贸易中的不合理和过度的扩展利用，对原有濒危物种产生威胁，同时也导致了中药资源的短缺。面对这种情况，建议开展中药资源普查，摸清我国中药资源的现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对中药的开采和利用，对濒危的中药品种进行保护性利用；建立中药种质资源库，加强中药材科学研究；战略性地挖掘和利用国外药用资源。建议由中央政府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科研院校，对挖掘和利用国外药用资源进行专项研究，并将其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加以筹划。筹划和实施时可分两步走：一是派出科考组到非洲尤其是南非、南美洲等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和收集样品；二是对所收集的样品按中医药理论进行研究，包括中医临床研究、中药药性研究、药理研究、种植栽培研究等。

记者:李妍 王辰越 宋明霞 邹锡兰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只谈中药不谈中医，前途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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