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济缘 于 2012/8/31 08:14 编辑 www.med126.com济缘评论：
观点：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解禁，解除对
考试的苛刻而不实际的限制，扩大执业队伍，让更多从医而无证者具备合法行医资格。
不要看起出身背景，而应该看起实际作用。现在国家的政策说明认为靠自学出来的医生不行，连考试都不让其参加。这不是偏见吗？至少对于当前来讲。张元素、汪逢春都是靠自学出来的。如果当时的元朝政府、民国政府也有类似禁令，也许他们就不会从医了。
我们国家每天有多少医学人才流失掉呢，那真是太可惜了。
多点执业只会使现状更加地混乱，最终形成上游无水，下游洪水泛滥的情况。
所以为改革和执法者设想，应慎重。
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20831/054613008210.shtml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教授朱恒鹏指出，医疗人才是民营医院发展的关键因素，北京市可以借鉴昆明的政策，在医生多点执业方面只需要卫生局备案而不必经过医院、卫生局的审批。
驳这位砖家是搞经济，其是否了解中国医药现状？
首先正经的三甲
，多半不欲挂证，为什么？
第一、因为
考试对专业苛刻要求，比如“科学”专业博士都无法参加“
”考试；取消了自考；限制了成考生参加考试的资格；医科院校招不上来人等因素。造成
生员严重供不应求，
工作强度太大，给多少钱都受不了。
第二、这种建议无疑方便了无证行医者，这些无证行医者有一定医术，但被
考试的高门槛报名拒之门外（注意：不是考不上，官方根本看不起你，不让你参加。)于是他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行医。他们自己也知道是非法的但是为什么医院老板还要用，这些人通常是自己上保险的，而且有的时候医院老板还会克扣工资。这一部分人自己的利益无法保证、他们行医更无法保证患者的利益。
第三、虽然现在中医有师承政策，但是参与师承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要一次性交付数万元的所谓学费，然后最起码需要6年才能具备参加
考试的资格。这样许多被执考拒之门外的医生，宁愿选择造假证，也不参加此类考试。
第四、有些地方卫生部门几乎不怎么查，所以无证从医者基本很安全，检查的时候有人给放风，那几天别去了就行。不过这样患者的利益怎么得到保证，患者通常被蒙在鼓里，因为无证行医者一样带牌、一样穿白大褂，患者根本不知情。
第五、因为医院里没有实行gsp、gmp类似政策，所以造成一些黑心药商将目标锁定到医院，而医院又不重视
执业药师，所以如果监管不得利，或者说不监管，这是给奸商造假打开的方便之门。
第六、如果有关部门不监管后者没来得及监管，会不会被人认为是钓嫖？（故意不让非法行医者参加考试?故意让其非法行医?)
第七、民营医院如果出现上述情况，医患关系会更加紧张，医药工作者人身安全难以保证，难道也在各民营医院设立岗哨保护医生？
盲目照搬国外的多点执业，却没有适宜的生存环境，最终只会落得一番折腾。
有专家提出，欧美国家医生都是自由执业者，个人对执业地点、出诊时间拥有自主选择权，整个医疗市场高效而有序，据此论断我国也应使医生成为“自由人”，而不是与医院存在依附关系的“单位人”。但是不要忘记，西方国家已经普遍建立了基于契约精神的个人信用体系，自由流动的各色人等均有一个相伴终生且无法伪造的“第二身份证”，即个人信用记录。任何银行、公司或业务对象都可以查询这份记录，个人会因不良“前科”而在贷款、求职等社会生活方面付出重大的代价。正是基于这一社会背景，包括医生在内的所有公民才十分重视个人信用记录的维护，虽享有高度的职业自由，却不敢在信用方面“越雷池一步”。 我国绝大多数人都有人事档案，但内容主要是履历及个人考核、奖惩记录，体现对“单位”或“组织”的忠诚度，更不向社会公众开放。具体到医患关系上，双方虽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但即使医生违背医德侵害患者权益，也得不到“信用惩戒”。群众之所以信赖公立医院的医生，就是因为在“患者－医院－医生”的层级委托体系和责任压力结构下，医院会对作为“单位人”的医生管控得更加紧密。同时，“公家”的医生即使个人“销声匿迹”，单位也不能完全撇清“连带”责任，从而保持了维权对象的稳定。
那么，如何预防医生多点执业造成的隐患和风险，业界也提出了不少防范建议，比如对执业的地点和时间严加限定，严格履行报批程序，建立多点执业档案等。这些建议多属外在约束范畴。当医生由多个执业单位共同监管时，反倒容易造成监管衔接“断层”和执业行为的“失控”。当纠纷发生后，有多个“饭碗”保障生计的责任医生，完全可以权衡个人利弊，保“大碗”弃“小碗”，不惜毁约以搪塞患者、逃避追责，待事态平息后再觅新“碗”。 鉴于医疗执业行为的复杂性、多样性及管理的相对滞后性，再细致的条条框框也不可能将所有情况下的权责归属都穷尽列举，因此，可预见的一种结果是，监管者与执业者会常常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
猫鼠博弈，最终因监管的繁琐、庞杂而不了了之。 不难看出，多点执业得以健康实施的关键在于医师自律机制的建立，而不是法律条款的事无巨细。通过自律，使执业者合理平衡各种利益关系，产生自觉履行义务的动力。为此，我们需要将每名医师的所有执业信息及时、完整地纳入“一户式”个人执业档案，并且，这份档案必须具有统一性、客观性和开放性，执业单位、患者均可凭医生的执业证编号，使用电脑、手机、语音等终端，便捷、全面地了解医生的执业数据、技术特长、信誉等级及不良记录等信息，进而“用脚投票”选择医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