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对我国十年改革的反思
                                    
对我国十年（1979--1989)改革的反思

一、必要与必然
1．改革的必要性1977年“文革”结束时，中国面临全面而深刻的社会危机。　　
经济多年停滞，城乡供给困难。众多青年失学、失业，农村地区普遍贫困。政治上积怨甚多，外交陷入困局。左的“文革”意识形态僵化而空洞，难以正视和解决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社会各个阶层，都积蓄了不满而要求变革的呼声。领导集团也面临着深刻的继承危机和领导能力危机。此时如不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中国必将再次发生类似1976牛“四五”天安门事件的社会抗议和动乱。

2．初期目标是解决积压社会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此背景下召开。　　
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老革命家集团复出，作为核心，凝聚了党内的革新力量。应天顺人，拨乱反正。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引入务实而求实效的科学精神。从此开启思想解放的潮流，冲击沉闷意识形态，开辟了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新时代。改革所提出的初期任务，是解决被文革所积压和遗留的大量严重社会政治和经济问题。

3．提出四项原则的历史意义　
作为一位战略家，邓小平充分预见到改革将对中国社会进行结构改造，从而具有革命性的意义（“改革是一场革命”)。

　　但另一方面，富有政治经验的邓小平又注意到，改革必须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保持连续性，才能保持经济的稳定、连续发展。　　可能正是出自这一考虑，邓小平早在改革发动的初期（1979年)，即提出了必须维护“四项原则”的问题。　　

如果我们注意到，中国社会主义在近十余年间，曾经巨大的结构变动而仍不能被摧毁和瓦解（可对比苏联现状)，社会安定团结，人民安居乐业，那么这就必须归功于邓所始终坚持?
4．改革阶段的划分
大体观之，中国改革迄今走过三个时期：（1)1979—1984。在思想文化上，这是改革的启蒙和催化时期（当时确实有人怀疑改革的必要性)。经济上，在中国农村开始对结构进行改造，在其他领域也陆续进行了探索性的改革实验。（2)1984—1988。我把这几年评论为浪漫主义的改革时期。在这个时期，经济上，改革重点转向城市。同时改革范围跨越经济而向各个领域全面铺开。一方面，经济改革取得了进一步的成果。但另一方面，这又是一个对改革过于理想化，甚至不无空想色彩的时期。社会中流行关于改革的各种夸夸其谈，似乎改革只具有诗情画意。而对其任重道远、艰巨险峻的一面，则估计相当不足。但正是对于改革的这种超现实期望，在悄悄孕育着深刻的危机。（3)1988—1989以来。政治改革浪漫思潮的休止符是1989动乱，而经济浪漫主义的休止符，则是1988年的恶性通胀和大抢购风潮。在这两个事件后，改革转入治理整顿时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则进入消除动乱后果，总结、消化十余年来改革经验教训的时期。　　

为了避免重复过去的失误，可以说，目前也的确需要认真探求一条能够审慎、稳健、求实地把中国改革推进到新水平、新阶段的道路。

5．改革的经济成就　　
通观1978以来十余年的中国改革，以其经济和物质方面的成就最为显著。例如在GNP和人均GNP方面，在人民物质生活水准的提高方面，在国家总体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和各类技术、装备的现代化方面，在城乡消费模式和消费水准的大幅度提高方面，在社会就业水平的扩张方面（数字从略)等等；中国改革在社会主义类型的国家中，不仅是最为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获得巨大成功的。这种成就的取得，不能不归功于作为中国改革设计师邓小平所一向崇尚的那种务实而求实效的政治哲学方针和指导路线。二、十年中国社会思潮的回顾

6．改革的理论准备不足　　
但是，中国改革是在极其复杂、困难的内外条件下启动的。分析改革发动的原因，我们始终可以注意到其包涵两个层面的因素：第一，是必须解决所面临的、迫切的各种现实问题。第二，则是一个更远大宏伟的目标，这就是：使中华民族腾飞复兴，建设一个伟大、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　　　
但正是对第二层面的这个宏大目标，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改革的具体方案、步骤和理论准备，却显得相当不足。

7．资本空想主义误导中国改革　
　　邓小平在改革初期提出必须探求适应中国国情的“中国式社会主义”新道路这一重大课题。然而这一重要指导思想似乎并未被当时领导改革的具体操作者所真正领会、理解和贯彻。　　实际上，当时人们情不自禁地都把目光投向西方发达国家的高消费商品经济，却很少人注意到，发达资本主义的生存必须寄生于世界市场，通过占有高附加值的不平等交换，掠取国际资源方能致富的特殊条件。人们幼稚地重新相信了关于资本主义是靠内部制度合理、经营管理有方，以及勤劳而致富的那个著名的“鲁宾逊神话”（曾被马克思最尖刻地揭露和潮讽过)。

　　因此，当时几乎无人考虑对中国产业来说，在现代的世界市场机会下，是否还能获得能导致中国达到高额人均GNP的那些国际经济条件。相反，人们普遍幼稚地认为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西化，即资本主义化。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中国历史上的发育不足，则使一般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酷黑暗一面，缺乏切实、直观的体会。　　

在一派改革浪漫情调的鼓舞下，一种只有优点没有弊端的空想性的资本主义蓝图，或者说是资本空想主义的改革方案，在经济、政治、文化理想上，一度误导了中国改革的方向。

8．忽视历史将重蹈覆辙　　

早期改革理论的不完备，是因为中国的改革事业，当时既缺乏现成的国际经验可以照搬或借鉴，也缺乏现成的意识形态武器可以作为引导——马、恩、列、毛泽东都从未面对过社会主义改革，特别是进行经济改革的问题。　　

诚然，在某种意义上，“文革”也可以算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四人帮”即以改革、变法派自居)，但这一运动的直接政治目标和进行方法，却是非常荒谬的。其意义与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当代社会主义改革有根本的不同。　　正如毛泽东所说，理论总结总是后于实践、来源于实践。在缺乏成熟理论和新的战略思想武器的情况下，80年代的中国改革当时不得不“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现在的情况已经不同。中国自身已经具有十余年包含成败得失，某苦倍尝的改革经验。横向则也已有苏联及东欧改革失败从而可资对照比较的深刻教训。历史的经济值得注意！不注意，必将重蹈覆辙。

9．物质的成功与精神的失误　　

在1989动乱平定以后，国外势力、港台报刊已经公开而毫不隐讳地断言，中国在十年内必将复发动乱，而走向国家分裂。他们期待解体后的中国，将以垂直依附关系，变成从属于美国、日本、台湾、香港的经济政治附庸。一些虎狼之国现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待中国因内乱倒下，即扑上而分啖之。

　　为什么经过十年改革，中国今日反而面临着如此险峻的内外局面？　　
一个重要原因是：尽管十年改革在物质、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方面成就显赫，但在意识形态、民族精神、国家意识、价值观念、社会规范和秩序上，却由于变动过于剧烈急促，而布下了隐患，蒙受了损失（邓小平指出教育存在失误)。　　

问题在于，1978年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破除两个凡是，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精神，冲破“文革”后期僵化、闭锁、脱离现实的左倾意识形态，固然是完全必要的，但也勿庸讳言，由于其后出现的新生代思想界观念十分幼稚，因此，在左的意识形态破除后，社会中即一度出现了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真空。

    10．三种思想遗产　　

在70年代末改革起步时，中国思想界当时面对的主要是三种思想遗产：　　

（1)马、恩、列、毛泽东的思想遗产。由于“文革”时代多年盛行教条主义、思维僵化，承袭这一遗产的思想界（“凡是派”)，面对复杂而急剧变动的新时代，显得缺乏创新和主动适应的能力，因而对知识界失却了吸引力，自身也丧失了战斗力。　　

（2)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遗产。这种遗产包括两个时代的东西，即：14—19世纪文艺复兴和启蒙时期的思想遗产，以及20世纪以来西方的现代思想遗产。前者的主题主要是：反封建、人道（人本主义)、民主与科学。我们能够注意到，这几个主题在80年代前期，对中国思潮影响甚大。　　

（3)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即儒、佛、道、杂家及诸子学说等。　　
近年来这些东西突然复活，似乎在弥补人们心灵中和思想界的空虚。

11．主导思想界的三次浪潮　　
我们注意到，70年代末至80年代末的中国思想，颇有规律呈现出三个时期和三种浪潮。第一阶段的第一次浪潮，即“思想解放运动”（1978—1983)。　

　在这个运动中，在摒弃“文革”教条主义后，马、恩、列、毛泽东的思想遗产，受到80年代新生代思想界的普遍漠视。在80年代初取而代之的观念，都是回光反照的14—19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主题，如：反封建、人道—人本主义（包括异化问题)、民主、科学问题等。第二阶段的第二次浪潮，即所谓“文化反思”（1984—1988)。　　指导这一思潮的思想武器，实际仍是前一时期的“反封建”理论，只是更为系统化了。文化反思的结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中国民族自尊和自信心的严重摧毁。至于所谓“文化反思”的主题，在表面上，虽然针对的似乎是中国传统封建文化。但其深流和真正指向，却是要由对传统的批判，导入对现实的批判。由对文化的批判，转入对政治的批判，由理论的批判，转入实践的批判。这一文化批判之集大成的代表作，就是著名的《河殇》。第三阶段的第三次浪潮，是“全盘西化论”，即政治经济全面资本主义化的狂热鼓吹浪潮（1988—1989)。　　

1988—1989，这是一个短暂急促而非常急功近利的时期。由于通过“文化反思”，已经达到对传统和现实全面否定的舆论效果，从而也就造成了易于全面接受和移植西方当代思潮的思想真空。大量粗制滥造、消化不良的西方现代观念，在这时被一窝蜂般地匆匆引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对西方思潮（特别是对美国意识形态)极其缺乏审辨和评价的能力，而表现出非常被动、屈从、依附和攀附的性格。

12．当代思想界对西方思潮的依附性　　
总之，冷静回观1978—1989年间中国思潮的演变进程，我们注意到其对西方思潮——首先是对近代启蒙思潮，其后是对当代西方思潮（无论是哲学、经济学或其他学)，实际相当缺乏鉴别、批判和独立思考力。几乎都是人云亦云，邯郸学步，而且亦步亦趋。这十余年间中国思想界对某些外来观念，何以表现出如此被动和依附的倾向？这是十分值得深思的！

　　具有讽刺性的是，1978年激动人心的“思想解放”运动，本来以反对迷信和否定教条主义作为出发点。但在1988—1989年间，新生代的思想界却在“全盘西化”的幼稚观念下，重新建树起一种新的教义和偶像崇拜：这就是对美国和西方价值观念的盲从、迷信和崇拜。

　　（作为个人，在此需要补充一个说明：作为80年代中国思潮的同一代人，我个人在思想上有时是同步、有时则先导地参与了以上概述的整个思想进程。因此，在我所批评的对象中包括我本人。　　

此外，我既是1984—1988年间文化反思的主要倡导和参与者之一，但也是较早察觉到其局限性和破坏性，从而首先抨击这一思潮的人之一。有人说这是投机。究竟这是投机还是科学的态度，我们自可留待历史去评说。

13．思潮引导实践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未使用“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一政治概念。我们注意到，对于邓小平首先指出和明确反对的思想界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至今国内外尚有人持怀疑，甚至反对的态度。十余年来的中国思潮中，究竟有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这一思潮，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究竟有什么危害？通过反思以上所概述的这一当代思想进程，人们将不难得到比较客观的结论。　　

必须看到，思潮能够引导实践。事实上，1989动乱的发生与中国思潮的上述演变进程，具有密切而内在的联系。　　

动乱平定后，一系列精神偶像、幻象和幻想纷纷破灭——通过动乱的教训，人们现在终于开始意识到，西方思潮并无能力解决中国的问题。因此，在“文化反思”时代曾被广泛鄙弃的中国传统经典（如“易学”神秘主义)，竟填补真空而形成新的一时热潮。　　

但是，全盘西化既非出路，复古谈玄也非出路。目前的中国思想及文艺界似乎处于暂时的沉寂状态，不再呈现出前十年间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活跃气氛。其实这未必不是好事。这倒可能在孕育一种冷静、成熟、独立思考的精神和求实、务实的思想作风。　　

中国思想界的最终前途，将取决于是否能在唯物辩证的方法指引和接受实践的检验下，通过对传统与外来思想进行选择、鉴别，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最终达到辩证、批判的综合。将取决于是否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又能够指导解决实际问题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

三、中国改革的国际环境

14．中国在全球战略中具有特殊地位

　　中国的改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世界中发生，当时美苏仍在对峙。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

　　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当今（90年代)世界的新局面，首先就是由于14年前中国决定走向改革开放这一事件，其影响扩及于东西方而逐步演化成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中国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之重要。

　　但另一方面，世界形势的变化，国际力量的消长，多种外部因素的渗入，又必然深刻地影响国内人心、政治经济方向。

15．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中国为了摆脱“文革”时代锁国孤立状态，必须实行开放方针，积极寻求国际合作。这种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为外部影响的大规模输入和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和条件。
　　可以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给予援助为手段，而以自身世界目标和全球战略利益为准绳，制订和协调了一套高度配合默契的对华战略。

　　经过十多年的操作实施，现在已可以看清楚，概言之，美国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期，目标不断地随形势变化而有所转变；

（l)1980—1984此阶段美国的对华目标是有限和试探性的。它以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作为交换，谋求逐步地把中国纳入从属和协调于美国全球战略的轨道。具体就是，将中国开辟为困锁苏联、东欧集团的一条东方战线。
因此，在这个时期，美国主要的工作目标不是针对中国。在某种意义上，中、美当时还是平等的伙伴，合作的盟友。

（2)1984—1989在这个阶段中，美国通过打入中国社会，发现在其表面严密的社会结构中，实际存在着多种缝隙和薄弱点。结果，美国决心利用这种缝隙和弱点。由这时开始，在美国看来，美中关系似乎已经可以由平等的关系，转变成指导与被指导、恩赐与被恩赐的关系。不仅如此，美国由这时开始对华进行大规模意识形态攻心和政治渗透。它要求中国政治制度按照美国标准，实施美国模式的“民主化”，在经济上实施私有化、市场自由化，以此作为引导中国改革的三大目标。美国鼓动中国知识分子以改革的名义，从事反体制运动。　　

有的时候，美国在反体制者与中国政府之间扮演居中调停人的角色。有的时候，美国又扮演保护人和中国民主守护女神的角色。

　　在这个时期，中国事实上已被美国看作世界社会主义体制中最薄弱、最容易被突破的一个环节，而开足马力进行工作。
　　为此，必须颠覆中国现政府、推翻现制度。但美国的作法十分巧妙。第一，它仍然在友谊与合作，赞助民主、关注人权的道义旗帜下，来作这种工作。第二，它主要是借助中国社会的内部力量来作这种工作。

（3)1989以来　　1989动乱暴露了美国对华的真实战略意图。苏联的削弱和内乱，使得中国作为美国反苏伙伴的意义已不存在。今后一旦腾出手来，美国必将致大力于乱华、亡华，拆解中国，使中国原有的刚性政治经济结构分化、瓦解，使统一的中国分解为若干破碎的板块。

16．美国颠覆中国的方略十年来，美国对华进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渗透的具体方法大略如下：

（l)招致笼络中国人才，试图拉拢、腐蚀高干子女。扶植私营业主。这都是为了在中国培育一个代表美国及西方在华利益的代理集团——新买办阶层（即美国所一直鼓吹的“中产阶级”)。

（2)美国以西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为工具，以现代艺术、美国文化和消费模式，作为催化媒介，诱导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培育迷信和崇拜美国的社会心理。

（3)美国战略家以三、四十年代遗留的英美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核心，从中寻找传播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带头人（培育“精英意识”，构造“精英集团”)。

（4)美国一面鼓励在中国政治中滋生腐败现象。另一面，又通过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反体制集团，在民众中鼓动“反腐败”舆论和运动。简言之，即一手促腐败，一手反腐败。
（5)美国最阴险的一招是，在倡导“开放主义世界观念”的旗帜下，以“世界主义”观念，来否定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爱国主义观念。（所以方励之鼓吹爱国主义过时论、亡国灭种无害论、中国必须解散论。但此次海湾战争中，美国国会却大力召唤美国人的爱国主义，这与其对中国的作法恰形成强烈对比。)

（6)美国及其代理人极力对中国人鼓吹：“大一统”观念不利于经济发展。许多知识分子盲从而听信了这种学说。但他们却不动脑子想一想，为什么自古分裂的欧洲今日要谋求经济、政治统一，搞共同体？为什么美国在自身周边，也在搞新的“大一统”——已经构造美加共同经济区，还在策划搞更大的、美、加、墨经济区。由此看来，“大一统”未必不利于现代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美国学者对中国知识分子灌输这种观念的目的，正如其试图彻底破坏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念一样，就是为了让中国人将来心安理得地接受国家分裂的事态，为此而作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的准备。

（7)此外，美国还高扬其“民主”、“人权”两大义旗，仿佛美国是一位替天行道、专门利人的守护神。其实，它是要以民主、人权为两大道义锁链，约束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手脚，削弱和解除中国国家制度的自卫机能。使这种自我防卫机制，丧失道义性的基础。

（8)美国及西方公开策动中国的少数民族分立运动、并伺机准备插手支持区域性的自立运动（首先是台湾、香港)。
　　通观上述，可以看出，这是相当完整、厉害、有效的一整套战略——以软刀子割头的战略。美国对华战略的真正目的，是诱导中国通过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方式，分裂解体。最终以垂直依附性关系，纳入从属于美国全球利益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系。

17．论1989动乱的实质　　

1989事件的发生，与美国及西方这一整套对华战略方针的实施成功，有深刻关系。
　　至今仍有人把1989事件看作“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殊不知这纯粹是欺世之论。因此有必要对这个事件作更深刻的剖析。在我看来，1989动乱的根源，根本不是大学生追求民主的运动——这只是现象而非本质。实际在这个事件中，天真无辜的青年学生早已成为被国内外复杂政治力量，无情加以利用的可怜政治工具。

（1)这场运动的政治目标，不是抽象民主而是十分具体的（见诸其标语口号)。其第一步目标是颠覆李鹏领导的国务院。更深一步的目标，则是颠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整个政治领导体制（即所谓“结束垂帘听政”和推翻“老人政治”)。所以，从政治的直接目标看，1989事件实际是一次未遂政变运动。

（2)这是一场作了长期精密政治准备、社会准备和舆论准备，在事件发生后，又被策动者有意地使用不断激化矛盾的巧妙方法（包括发动现代历史中罕见的大规模谣言攻势)，最终逐步升级到全面对抗，引发而成的一场大规模民变。

（3)这个事件之所以未能温和解决，完全是由于事件的幕后策动者当时错误估计形势，他们认为，不断加剧对抗和促成天下大乱，将是夺取政权的最有效方法。事态的进程表明，他们所要的既不是民主，也不是反腐败，唯一真正的目标就是权力。他们需要让形势乱下去、进一步乱下去，直到他们最终能够接管权力。

（4)这场运动的后期目标，是掀起兵变和全面内战。而一旦这种局面形成，届时外部势力即将大规模而公开地插手，从而彻底推翻现制度，最终致中国于四分五裂。

（5)因此，这也是国外势力在政治、舆论、经济上（以捐款等)插手很深，意在推翻一个国家合法政权的一场大规模政治颠覆运动。

18．翻案必将引发动乱对1989事件，必须注意这一事件的这种非自发性，这有助于揭露和认识其真正的性质。

在人类历史中，一个真正由群众自发而起的大规模社会运动，天然具有道义合理性——因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但是1989事件，却并非自发的。在极大的程度上，它是被其幕后的策划者所导演的，是被种种谣言和蛊惑所煽动起来的——因此，当时几乎每天都必须编造新的谣言才能维持运动的继续。这是一部超大型的现代化装戏剧，而不是一场悲壮史诗。它那浓重的阴谋色彩，使学生的纯真、民众的轻信，显得轻率荒诞。这个事件乃是对历史和人类的一次巨大愚弄。遗憾的是，至今尚未全面揭露这场事件的真正背景和上述本质，因此这一事件的虚伪道义形象依然存在。这实际是一个隐患。只要这一隐患未被消除，翻案的可能性、由翻案发动新动乱的可能性，即也依然存在。

19．破除“保守派”和“改革派”的二元模式　　

多年来，在观察中国改革问题上，社会舆论中一直存在一个观察和评价的二元模式，这就是所谓“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这个二元模式，来源于“四人帮”时的两条路线斗争论。在今天，它成为一个巧妙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陷阱，有必要予以揭露。

（1)按照这种二元模式，对中国党和国家政策利弊的评价标准，不是看实践、实效，不是看其是否为国家、人民带来利益，而仅看其是属于“改革派”的，还是“保守派”的。

（2)于是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就依据西方和港台的意识形态标准，被分别为“保守派”与“改革派”两大阵营。作这种划分，实际具有强烈而巧妙的政治暗示、政治煽动、政治挑拨和挑唆性的意义。

我们注意到，利用这一模式，在1983—1984年的反精神污染时期，1987年的学潮时期以及1989年的动乱时期，港台报刊都曾实施了最恶毒的政治挑拨，并被表明有效。而在今天，同样的挑唆伎俩还在被继续使用着。（在国际上，西方舆论工具用“改革导师”的高帽子，一步步地诱导政策对西方有利的戈尔巴乔夫，直到令其落入泥潭而且愈陷愈深。同时又用“反改革”的帽子搞臭和压垮了对西方有威胁的利加乔夫。这种与港刊完全相同的手法，表明其不是出于偶然。)

（3)划分“改革”与“保守”标准的尺度，也是由西方意识形态布下的一种陷阱。例如：是否接受西方的民主和人权标准？是否同意西方全面自由化、私有化的改革方案？等。如果赞同和接受，就意味着自缚手脚和慢性自杀。而如果不接受，他们就要指你为“保守”和反改革，而煽动群众搞臭和压垮你。

（4)通过这种二元评价模式的建立，西方及港台新闻界，居高临下地巧妙占据了对中国政策、政治、经济现象，担任舆论督察和监护的地位。因此长期以来，香港刊物竟成为臧否中国政治领导人，引导中国国内舆论，甚至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决策的有效武器。不仅如此，首先在香港刊物上形成的这个二元政治模式，也广泛传播于西方意识形态和政界，已经成为诱导和批判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政策的一套通用模式。社会主义既要改革，又必须坚持独立清醒的判断。应根据本国的最大利益确定政策，为此，今后必须摆脱这种改革／保守二元模式的政治陷阱，排除这种舆论的牵制和干扰。
  
【作者: kongqueyu】【访问统计: 】【2005年12月14日 星期三 09:49】【 加入博采】【打印】
Trackback
你可以使用这个链接引用该篇文章 http://publishblog.blogchina。com/blog/tb.b?diaryID=3874574
转引自孔雀鱼的家博客2003-2004 BOKE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Powered by BlogDriver 2.1
－－－－－－－－－－－我支持何新先生对洋奴哲学的批判.
xww  2007.5.21
－－－－－－－－－－－我也支持何新先生对洋奴哲学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