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自由发展阶段
1980年以前的民族医史研究，可以说是一块荒芜的园地，没有人提及，也未见到专文论述。少数几篇关于少数民族医学的文章，大多是介绍性质的，谈不上研究。如“西藏医学”，其中有一段文字谈到藏医的发展，但把《四部医典》这部藏医学经典著作归入“印度古代名医龙树菩萨的著作”，文中未曾论证，显得有些武断。1949年前的其它民族医史论文更少得可怜，医史界前辈范行准“胡方考”，朱中德的“胡医考”是较早的论文，也有一些深度，但其所指的“胡”，与今日我们所说的少数民族，在概念上尚有一些差别，“胡”不仅包括汉族以外的其它民族，甚至连邻近国家或中国以外的其它民族和国家，一概以“胡”字概括之，而不是专指我国的少数民族而言。
1949年以后至1980年这一段时期，在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医政策的正确指引下，民族医学作为祖国传统医学（广义的中医)的一个有机组成养分，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民族医学史的研究工作也初见端倪，各民族地区陆续出现了一些民族医史的研究论文。如壮医陶针考、蒙医史的初步研究等。值得提出的是，根据中央的指示组成的藏医古代文献整理小组于1976年进藏，对藏医丰富的文献进行了初步调查，对于藏医史的研究，无疑像一种催化剂，使藏医史的研究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七十年代末，有不少藏医药史研究论文开始零星地出现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如《上海中医药杂志》、《新中医》、《新医药杂志》、《中草药通讯》等，都开始有少量藏医药史的论文刊载，云南省还发掘出罕见的彝医古代文献，引起了人们对彝医古代文献及彝医药的兴趣，也开始发表一些有关的学术论文，一股研究民族医学史的新潮已有呼之欲出之势。
二、奠基阶段
在中华医史学会复会、《中华医史杂志》复刊的过程中，鉴于70年代中期以来民族医史研究出现的新形势，民族医史研究被列入议事日程，作为重点加强的薄弱环节，并得到了中华医史学会学术会议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1980年，《中华医史杂志》复刊后，专门开辟了“民族医史研究”专栏，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强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它标志着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进入一个新阶段。从此，民族医史研究的论文逐渐增多，其学术质量也在逐步提高，并达到一个新的水平。这一新的形势发展，鼓舞了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者的极大热情。几乎与此同步，我国民族医史研究的专业队伍也开始形成。1980年，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正式组建了少数民族医史课题组。不到两年，随着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课题组升格为少数民族医史研究室，成为我国最早的一个民族医史专业研究机构。此后，一些民族地区的民族医学研究所也设立医史研究部门，如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延边朝医研究所、新疆维医研究室等，这表明一支民族医史专业队伍已经形成，这又是我国民族医史研究进入新阶段的另一个标志。
从这一阶段在《中华医史杂志》及其它中医药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民族医药史的论文看，学术研究不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与前一阶段相比，都有很大的变化。《中华医史杂志》从复刊到1987年，刊登的民族医史论文25篇，涉及九个民族。经分析认为在这一时期发表的学术论文与1980年以前的论文进行比较，有四个特点：一是涉及民族多，涉及面广，它不仅研究像壮、彝这样一些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也探究了朝鲜等这样一些人口中等的民族，涉及面广。二是学术水平较高，有较深入的研究，比前一阶段的研究有所不同。最后是有些论文已经深入到原始文献的考据，从而使论文的可靠性和质量都有较大的提高。其中包括对藏医敦煌卷子、回鹘文医书、西夏文辞典《文海》等等的考证。
这一阶段还有几件民族医史研究大事。1984年由卫生部和国家民委在呼和浩特联合召开我国首次全国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会议制定了“民族医药事业‘七五’发展规划的意见”，www.lindalemus.com/Article/把民族医药的发掘、整理和提高的工作列为七五规划的重大任务之一，还初步制定了“1984～1990年民族医药古籍整理规划”，对藏医、蒙医、维医、傣医及其它民族医药古典著作的搜集、整理、翻译和出版工作，提出明确的计划。
1987年12月在云南省昆明市召开第七届全国医史学术会议。这次会议以民族医学史为主题，是对我国民族医史研究工作的一次检阅。参加这次会议有来自17个省区的代表近百人。论文涉及的民族有藏、蒙、彝、壮、朝、维、回、畲、苗、土家、布依、鄂伦春、黎、纳西、拉祜等，还有古代少数民族如匈奴、契丹等。论文的内容包括医药卫生发展史、民族医学人物评价、古典医籍、考古文物、学术思想等等。
与会代表提出组建我国少数民族医史研究工作者自己的组织的要求，认为组织一个民族医史研究会的学术机构，对于促进我国民族医药学术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时机也已成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在当时成立全国性的民族医药学术团体还不成熟；因而，经中华医学会批准，会议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医史学会民族医史专题组，蔡景峰任组长，洪武娌为学术秘书。在会议闭幕式上，对我国的民族医史研究工作做了总结，认为：一个民族医史研究工作的高潮已经到来。
至此，一门新的医史学的分支学科即民族医史学在我国已经形成，其标志是：出现了一支民族医史研究的专业队伍。尽管这支队伍还不大，只有几十人，但我国还有众多的兼搞民族医史的研究人员，业余爱好者则难于统计其数；民族医史的专业机构已经建立，民族医史工作者更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交流学术研究心得的园地。更重要的一点是，民族医史研究的理论问题已经提出，并开始形成一定的体系，如蔡景峰曾先后在全性民族学术刊物《民族研究》及《中国医药学报》上发表论文，论述民族医史研究中若干理论问题，讨论民族医学中研究人才的学术修养与素质、研究方向、各民族医学历史形成条件及其与社会及有关科学的关系，与民族学、民俗学等人文科学的关系，还提到民族医学人物评价，民族医学古典著作的发掘与整理，民族医药学历史分期及其它理论问题，民族医史的研究方法等等一系列理论性问题的探讨。
可喜的是论文已涉及一些过去很少涉及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台湾岛上的泰雅、布农、邹、卑南等多个未统计在大陆55个少数民族之内的少数民族，以及鄂伦春族等较小的民族。
在研究方法上除一般医史所用的文献考察、调查研究之外，比较研究的方法也已经应用。不仅对大陆各少数民族进行比较，还把我国少数民族医与邻近国家的民族医进行比较研究，理论探讨也较多地涉及，如关于一些民族医学历史的分期等等。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已经在民族医史学的研究领域里开展不同学术见解的讨论和争鸣。不仅如此，民族医史学研究的理论问题，也开始引起研究工作者的注意。如洪武娌在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论文，强调总结经验，提出使民族医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的意见。论文中认为研究我国民族医学史要从整体研究出发，把民族医史作为中国医学史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从整体加以研究。这样，中国医学史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面貌，不致残缺不全。在研究方法上要求从本民族医学的特点出发，进行历史分期，要深入实地调查活的经验，收集散落于民间的文献，从中总结出民族医学发展的一些规律。还要注意研究以本民族医药经验为核心、吸收其它先进医学体系经验的发展过程，以及汉族医学与各民族医学在历史上的双向互相影响的历史事实等等。对理论问题开展研究，表明民族医史学研究水平正在逐步提高。
三、繁荣阶段
在前一阶段民族医学史研究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我国民族医史事业进入了一个繁荣的阶段。这种繁荣的局面，表现在民族医史研究工作的广泛开展，全面发展并获得累累硕果。
（一)学术论文
由于1987年以民族医史为主题的学术会议的推动和促进，加上民族医史研究工作者有了自己的组织和园地，学术论文大量涌现。除各省市中医药杂志刊出个别与民族医史有关的论文以外，《中华医史杂志》民族医学史专栏上几乎每期有论文刊登，少则一篇，最多时可达三几篇。
这个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民族医史学学术迅速发展的趋势。
从1987年以后在《中华医史杂志》发表的论文的情况看，民族医史学的研究不仅是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是涉及面广和论述问题深。就论文涉及的族别而言，已有蒙、藏、彝、等17个以上的古今民族；论文涉及的内容有一般医药卫生史及其调查研究、理论探讨，如果把其它学术刊物的这类论文也统计在内，那么可以看出，在民族医学史这块园地里，已经全面开花，其对医学史函盖和问题所涉及的面与我国一般医学史的研究面几乎没有二致了。
难能可贵的是一支包括专业和业余爱好者的研究队伍，已经由全国的不同民族组成，中华医史学会民族医史专业组的成员就是由几个主要民族医史工作者组成的。从上述这一时期发表论文作者的族别看，已经有半数以上作者为少数民族，充分表明民族医史学科已经深入各族科研工作者心中，成为团结我国各族的纽带。
1995年，一份《中国民族医药杂志》创刊了，该刊也辟有民族医学史专栏，为民族医学史的学术繁荣，展现出更加美好的前景。
（二)学术专著
过去，许多民族医史工作者，尤其是少数民族医史工作者对一般标以“中国医学史”的专著提出意见，认为把民族医史排斥在外，使中国医学史变得不够完整，这对于我们这个多民族组成的国家是极不相称的，也是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这种情况已开始改观，七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多种医史专著，不论是高等医药院校的教材，还是一般学术著作、参考书、都已经把民族医学史放在应有的位置，有的还有专章介绍，使民族医学史在中国医学史这一学科从整体上占有相应的比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医学史在我国医史学术中逐步成为独立学科的总趋势。
这一阶段综合性的、族别性的民族医史专著不断出现，确有使人目不暇接的势头。早在此前，蔡景峰就译出《西藏医学》一书。此书虽标以西藏医学，但书中介绍了《四部医典》的部分章节，并将3/4篇幅译出“宇陀·元丹贡布传记”，实际上是一部医史著作。此后，又有一些专著出现，包括《蒙医简史》、《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医学史》、《西藏医学史》、《彝族医药史》、《内蒙古医学史略》。还有在一些有关民族医药的著作中，如《云南医药卫生简史》、《侗医学》、《彝族医药》、《彝族医药学》、《中国藏医学》、《中国彝医》等书中，民族医学史都占有相当的比重。值得着重提出的是，由洪武娌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医学史》一书，作为“八五”中国科技史的重点出版计划“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的组成部分，业已完成，并于近期出版。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中型的少数民族医学史综合性专著。此外，尚有以下几部专著出版，即《藏族历代名医略传》，全书收入藏医古代名医共123人的传记。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唯一一部民族医史人物专著。还有八十年代末出版的《四部医典系列挂图》。这是古代藏医一种特殊的教学工具“曼汤”（挂图)的缩印出版物。该书已经出版了藏汉对照版（强巴赤列、王镭译注)、藏英对照版（强巴赤列、蔡景峰译注)，两种版本均为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藏历第十五甲子绕迥的铁兔年，也即公元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了，这标志着雪域土地的新生。藏医药学从此也翻开了新的一页。雪域以外地区的藏医药学，随着这些地区的解放，则比西藏高原早一些获得新生。
党和人民政府一贯重视传统文化遗产，制定了正确的卫生方针，要求认真继承和发扬祖国医药学遗产，其中当然也包括藏医药学在内的各民族的传统医药学。以高原雪域而言，1951年和平解放时，就有西南、西北两支医疗队随军进藏，为藏胞治病防病。1953年，一支中央民族卫生工作大队入藏，随后于1961年，由中国医学科学院的药物研究所组成了工作组，会同西藏军区卫生部、后勤部和拉萨藏医院等，一同组织了对藏医藏药的研究工作，并且写出了调查结果报告。1963～1964年，再次组织藏医及西医一道，整理藏医药学，并进行学术交流。
当然，藏医药学在现代的发展，也与祖国整个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例如，十年“文革”的浩劫，与内地的中医药学走入低谷一样，藏医药学也受到很大冲击和浩劫。尤其是传统藏医药学每每与宗教有密切关系，有不少藏医药工作者、著作，都成为被清除对象，受到一些损失。但也不可否认，一旦形势有所好转，民族医药学也将首先受惠，因为毕竟它还受到党的民族政策的多一层的保护。例如，“文革”进入末期，中央即指示卫生部组织了藏医古籍调查整理小组进藏，对藏医药的珍贵遗产，包括浩如湮海的文献和医药珍宝“曼汤”进行调研，从而使许多濒临绝迹的文献得到很好的保护。
（一)西藏地区藏医发展概况在
和平解放前，雪域的医药卫生事业主要集中在“门（曼)孜康”。正如前述，尽管藏医药学在近代有一定的发展，但这主要集中在上层统治阶级。即便有一些慈善事业，广大农奴也只能是可望不可即，没有得到实惠。从这个角度说，藏医药的发展是不够理想的。
“门（曼)孜康”在和平解放时，既是医疗机构，也是教育场所。
医疗工作
在1959年，“门（曼)孜康”与原药王山门巴札仓合并，建成拉萨市藏医医院，1980年，该院改为西藏自治区藏医院，直到如今，经过10多年的发展，藏医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大型的藏医药综合机构。其医疗部分除原有的门诊部以外，医院拥有30678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其门诊部设在原“门孜康”旧址，有人员332人。住院部有200张床位。全院平均每年看病人数达25万多人次。光医务人员就多达427人，其中有高级职称人员（包括主任医师和副主任医师)达29名（系1991年统计数字，下同)。该院还拥有1名国家级的专家。
医院附设藏医研究所（前身为研究小组)，天文星算研究所（原附在藏医小组内)，另有藏药厂一个附属于藏医研究所，集中了大量研究人员研究藏医药古典医经，并附设刻印车间，修整及重刻一些重要的典籍；天文星算所还每年印制藏历历书，供各地农材使用，对雪域的农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藏药厂的面积比过去扩大近百倍，达4789平方米，产药量由几千斤猛增至10万公斤以上。所生产的药有多种剂型，包括丸剂、散剂、糖浆、冲剂。全厂生产已经半自动化，并向自动化过渡，其产品不仅在国内畅销，而且远销国外，受到世界各国，尤其是南亚、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欢迎。还有不少名贵藏成药在国内取得很高的声誉，如“七十味珍珠丸”，在治疗脑神经系统疾病中取得良好的疗效，深受国内、外患者欢迎，并两次获国家经委银质奖。
藏医的医疗事业有了相当大的发展。过去，看病不分科别，一个医生是什么病都看。后来，在现代医学的启示下，医院开始分科诊治。在藏医院，已设立内科、外科、五官科、妇儿科等。从藏医发展史上，分科诊治是一个大进步，它表明藏医临证学的发展。不仅有了分科治疗，还成立一些临床小组，对某些疾病进行治疗，以取得临床经验。如对“差龙”（即“血风”，相当于高血压病)“婴儿脉病”（神经方面的疾病)，都取得一些宝贵经验。
医院的建设，也逐渐走上正规化、现代化。
就全藏而言，七个地区中已有五个建立了地区级的藏医院；在全藏的75个县中，有5个县也成立藏医院，其他70个县医院中，都设立藏医科，全区藏医的病床位多达380张。藏医医务人员仅1989年底，全藏共有1503个，其中有高级职称者多达73人，中级职称者有138人。
科学研究工作
在旧西藏，谈不上有什么科学研究，尤其是没有利用现代科学的办法和条件来进行研究。只有在解放后，藏医才走上现代研究的道路，进行藏、西医的研究，对藏医一些独特的治疗方法，采用藏医传统治疗手段进行治疗，用现代西医诊断及评定治疗效果的指标，两者结合。如对慢性胃炎的研究，曾按严格的科学要求做了对比观察，结果表明，其疗效显著，大大降低了由于慢性萎缩性胃炎长期不愈而发展为胃癌的发病率。这项研究获卫生部先进科技成果三等奖，这也是西藏卫生战线上第一次获得的最高国家级奖励。另外还有其他11种藏医成药具有较好的抗菌及消炎作用。不少藏草药及藏成药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
在临床研究之外，基础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也有很大的成绩。对藏医学史、藏医基础都进行了一些整理和研究。例如对藏医的起源曾进行过讨论，以历史事实论证“藏医外来说”的错误。
对珍贵的历史文物“曼汤”，进行过系统的整理和研究，整理出版了《四部医典系列挂图全集》，计有藏汉对照版及藏英对照版两种，在国内外引起藏学界的注意。
多年来，通过研究工作总结，写出了一些质量较好的研究论文，汇编成集。如为了编写一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藏医学界做了深入的工作，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工作。先是1979年9月在拉萨召开了中华医学会西藏分会，在建会的会议上，检阅了藏医在各方面的成就，包括理论及临床经验共50余篇论文，汇集为《藏医学论文汇集》，1983年，又在拉萨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初稿讨论审稿会，同时召开全藏第二届藏医技术交流会议。会上宣读了各类研究论文共60多篇，并精选其中部分论文，汇集为《藏医学论文集》。
1986年，在拉萨召开了庆祝藏医院成立70周年大会暨振兴藏医大会。会议除有本区的医务工作者外，又约请北京、内蒙、四川、青海等省市代表参加。同时召开了第三次藏医经验交流会。会上提出的论文很多，其精选部分又汇集成《西藏医学历算论文汇编》，具有较大影响。
对藏药学的研究也做出了成绩。在1977年，1978年，两次召开制定藏药标准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应用藏药为主或较多的六个省和自治区，对174种藏药和290种藏成药的配方制定标准，导致了《藏药标准》一书的出版。
医学教育
雪域的医学教育事业，一向以曼巴札仓的形式进行。西藏和平解放后，除原有的形式外，新的教育形式已经引入藏医教育领域，如先是在拉萨由一些名医任教、创办一个藏医中等专业学校，为药王山及“门（曼)孜康”培养了15名藏医，可以说是第一批现代化的藏医学生，于1962年毕业。次年，藏医院又招收了一个藏医班，其收学员45名，男女生都有，都是高中毕业生，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了藏医的骨干。1972年，又在拉萨市卫生学校中增设了藏医班，扩大招收学员达181名。这些学员毕业后分配全藏各地，他们象种子一样，在各地生根、开花、为进一步发展藏医作出了贡献。
此后，从1981年至1986年，每年都在自治区藏医院举办一期藏医进修班。学员不仅来自本区，而且有邻近省区的，包括青海、甘肃、四川、云南、新疆等地。尽管学习期限只有一年，但由于教学质量较高，多数教员来自该院之主任级和主治医师。这些学员毕业后，都回到原地行医，在各地成为骨干分子。
1984年，经有关部门调研结果认为，创办一所藏医高等教育学府的条件业已成熟。次年，计划先在西藏大学校内，设立一个藏医系，招收高中毕业生入学，逐渐过渡到独立的藏医学院，首批学员先收27名。这是有史以来藏医第一批高级人员。1980年9月，西藏藏医学院正式成立。学院里设有大学部、中专部、共有学生、包括进修生348人。
（二)藏区以外的藏医学发展
藏族同胞在我国分布较广，除西藏地区外，青海、四川、云南、甘肃等地也都有藏胞聚居。这些地区的藏族人民也应用藏医药防治疾病，有其自身的藏医药发展历史。
甘南地区
前面已经谈到拉卜楞寺中的曼巴札仓，即医方明学校和印经院的情况，也提到古代藏医医圣宇陀·元丹贡布曾到过内地游学等事迹。事实上，被誉为第二个药王菩萨的宇陀·萨玛元丹贡布在十二世纪时，就到过内地安多一带，其中也包括甘南地区，这从《四部医典》中便可知道。历史上甘南地区也是名医辈出的地区，如十三世纪的碌曲几仓的吉格，他与当年被元王朝为国师的八思巴在安多时，曾讨论过密宗教义，其中当然也涉及医方明。同一地区还出现过另一名医年仓·卡龙曼加，他当年曾随同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朝见顺治皇帝，由于他的高明医术，曾以藏医疗法治愈顺治帝的病，并受到重赏。这些事实既说明当时清统治者对藏医学的信任，也显示出甘南地区的确出现过出类拔萃的藏医学家。甘南人民至今仍以此为荣。
甘南地区的寺庙很多，其中当以拉卜楞寺最为有名，具有代表性的是于1784年建成的一所曼巴札仓，还有卓尼本巴沟贡巴寺的曼巴札仓，以及碌曲郎木寺的药师佛殿等。其中以拉卜楞寺最具代表性，至今仍有大量医方明刻版藏书，其中不乏珍本、孤本等善本书。
正是在近代这些传统医学教育的基础上，甘南地区在新中国发展成藏医教育基地，这不是偶然的，原有的曼巴札仓仍以固有的形式，培养一些藏医人才。1979年，在甘南地区成立了一年卫生学校，内设有藏医专业，开始时学员较少，如首届只收10名。以后逐渐增多，平均每一期只要招30名上下。到1990年年底，总共已培养出150名左右的学生。从1989年起，甘肃省中医学院建立了藏医系，这种高级藏医学校在全国也算是较早的一所。藏医系设在甘南，而不设在兰州校本部，就是考虑到甘南地区雄厚的藏医力量之缘故。第一期共招收学员28名。曾先后派30多名有培养前途的学员，前往西藏、青海、四川及内地的有关医药院校进修深造。
不仅在教育方面取得成绩，在藏医药科研工作中，还有不少成就，这在旧社会是根本没有的。如1980年在甘南就成立了一所藏医药研究所，它在全国也属比较早的。在这里既开展文献整理继承和临床治疗研究，同时也做一些基础理论，包括藏药的生产和研究。对现代医家的研究心得和经验，也出版了著名藏医学家旦巴所著的《医学锦集》一书。另外供秋仁青所著的《藏族医学发展史》，也于1992年出版了。
甘南地区的藏医，除平时的医疗任务外，还积极参与防治流行病、传染病的任务。比如解放初期，甘南地区有麻疹、鼠疫流行，当时的防疫力量比较薄弱，对当地自然环境、流行病史也不够了解。拉卜楞寺的曼巴札仓配合政府大力防治流行病。如寺内名藏医扎西嘉措，就曾查阅大量的材料、档案，向领导提供了甘南地区在解放前将近200年期间该地区鼠疫流行的情况，特别是藏医治疗这种病的一些宝贵资料，从而为五十年代防治鼠疫的流行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为了扑灭麻疹的大流行，拉卜楞寺的曼巴札仓于1955年派了8名藏医协助政府在夏河、卓尼等县开展工作，有效地防止了麻疹的蔓延。
就医疗机构而言，原有的曼巴札仓规模过小，显然不能为广大人民服务。于是，现代形式的藏医院也开始建设起来了。如1970年，夏河县藏医院正式开诊，随后，其他县也都陆续建立藏医院，其中包括碌曲县的郎木寺藏医门诊部、卓尼县的麻路藏医门诊部、碌曲县藏医院、玛曲县藏医院、卓尼县中藏医医院；这样，到80年代，一个藏医诊疗卫生网已经在甘南地区形成。它为甘南地区的人民卫生保健故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青海省地区
青海省是除雪域以外藏族最集中的聚居地区。省内的塔尔寺是藏传佛教有名的大寺院，在这里建立有曼巴札仓，它是旧中国藏医医方明发展的中心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医疗到教育，都在这里进行，其中当然也包括继承整理古典文献、刻印医书等内容。可是到近代，藏医药事业在这里发展迟缓，这是与全国的政治形势分不开的。
1949年，新中国创建以后，青海省的藏医药事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首先，医疗工作在原有曼札仓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开始具有零散的门诊诊疗，没有正规的医院。到1978年以前，首先出现了藏医科，设在一些综合性医院里，另外还有些门诊部。次年，在海西蒙古族自治州最早建立了一所蒙藏医院。此后，各地也相继设立藏医院，到1990年，全省已有这类医院达23所，其中包括青海省、海南地区、海西地区、玉树地区、黄南地区几所，其余则属县级医院，乡则设藏医门诊部。统计表明，县以上藏医院的建筑总面积达33000多平方米以上，绝大多数是藏式的现代化楼房。
医院的制度都较完善，对诊病都有详尽记录，以便统计、比较、研究。据县以上之藏医院统计表明，藏医治疗以常见病为主，其中对乙型肝炎、慢性萎缩性胃炎、骨髓炎、皮肤病、风湿病、疗效甚佳，门诊的治愈率一般在80.7%，住院的治愈率则可达85.2%。藏医的药浴最具特色，对如风湿性、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疗效均甚满意，深受患者的欢迎。
其次是教育。原来，全省有塔尔寺、广惠寺、夏琼寺、拉加寺等寺庙设有曼巴札仓。尽管从这些札仓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多，却有较高的水平，都成为著名专家，如尕布藏、尼玛、优宁等，都是藏医事业的重要骨干，但曼巴札仓的规模都很小，只能培养一、二个骨干。新中国建立后，医学教育采用不同类型的进修班及培训班，尤其是短期掊训班，能解决燃眉之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初级形式已显然不能满足要求了。于是，层次较高的藏医学校也逐渐出现。如先是在卫生学校内设藏医班（如黄南自治州)，由西藏藏医学校代培。这样，在青海省到1990年左右，总共培养出来的藏医药人才已将近千人。至1987年，青海藏医学院也已建成。
再次是藏医科学研究的开展。科研在藏医药学中是一项新工作，起步较晚，而且主要也多限于对临床治疗的总结和对比等。
最早成立的藏医科研机构是青海省藏医药研究所，成立于1983年。随后，州一级和县级的科研机构也陆续建立。这些都大大活跃了青海省藏医药学的学术交流和学术水平。1986年，成立了藏医学会，促进了这种学术交流。
过去，由于青海是个内陆省，与外界几乎隔绝。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青海也对外开放了，开始与外国学者有了接触。如1988年，在湟中县的藏医院举行了一次省藏医专家与外国学者关于藏医药的学术交流会。参加会议的是以尕布藏为首的省藏医讲学团与来自澳大利亚、联邦德国、荷兰的11名医生，他们交流的内容包括藏医的历史、脉学诊断、藏药学等方面。
其他地区
除以上所提到的一些地区所取得的成就外，新中国成立后的藏医药学还取得了不少成就和发展，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我国藏医药学的蓬勃发展。
在出版业方面，除雪域、拉卜楞寺、德格等旧有印经院所出版的古典医经外，还有青海、四川、甘肃等省的民族出版社出版了不少藏医药学著作。
北京的民族出版社是一个综合性民族出版社，其中包括不少重要的藏文医药著作，这里包括旺堆的《藏医词典》、古代的《月王药诊》、强巴赤列等的《四部医典形象论集》、强巴赤列的《藏族历史名医传略》，而古代的藏文《大藏经·医药学选编》、蔡景峰的《西藏传统医学概述》，则都系中国藏学出版社出版的。北京的人民卫生出版社还第一次出版了一本《四部医典》的汉文译本，系由藏学专家李永年以偈颂体的形式译出的。这可以说是除去18世纪的蒙文版以外的首次全译本，在国内外引起较大的反响，其内容在青海省已全部输入电脑检索程序。
藏医学出版物在其他省、市也时有问世。如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先后出版了另一种汉译本《四部医典》，此译本由青海的马世林等人译出，系以白话文形式译出的，与北京的偈颂体译文可互相对照。上海还出版了另一部古代藏药学著作《晶珠本草》的汉译本，这是我国第一部汉译的古代藏药著作。
还应该提及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迪庆藏药》一书，全书涉及藏药598种，并对澄清藏药的品种、名称混乱，均有精辟的见解，是不可多得的藏药学佳作。
北京的人民卫生出版社还出版了《中国民族药志》，该书是新中国第一部有关民族药的大型著作，其中包括较多的藏药。
在西藏山南藏医院的协助下，在北京设立了藏医医院。院内有著名藏医应诊，全国各地的患者及国外患者如要求以藏医药治疗，就用不着远涉青藏高原，而只在北京就可以接受藏医的治疗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蒙医学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发展迅速，成绩可喜。与其他民族医药不同的是蒙医的现代史比其他医药要早一些，这是因为内蒙古自治区比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解放时间要早近两年，即1947年，在这一地区已经成立人民政权。也是在这个时候，第一个蒙医机构蒙医学校就在乌兰浩特成立，它的前身是医务养成所。学校的成立，开始了蒙医人才的现代教育，培养了一批专业蒙医，为牧区广大牧民的医疗事业做出贡献。与此同时，自治区还在1948年对中蒙医进行考试，保证蒙医的技术质量。
第一届少数民族卫生工作会议于1951年召开后，蒙医形势有新的发展。如在全区5000多名中蒙医中，到1953年止，就有4千多人被吸收参加工作，蒙医的社会地位在逐步提高。虽然如此，从总的方面看，蒙医的发展在五十年代初期仍不够理想，进步不大。这也与当时全国中医（广义中医包括少数民族医学在内)总的形势处在低潮有关。只有到了1953年中共中央发出了纠正在中医工作中的偏差和错误的指示之后，蒙医的情况也随着全国中医大形势的好转而逐渐走上轨道。如在1955年，在呼市就曾召开全自治区的中蒙医代表会议，其中有49名代表是蒙医。次年，中央卫生部先后发布通令，废除了有关限制中蒙医的规定，吸收蒙医药人员参加国家医疗机构，极大地调动了蒙医人员的积极性。1956年，在呼市成立了内蒙古中蒙医研究所，把区内各地学术水平较高、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老蒙医药人员调来举办蒙医研究班、进修班，同时组织老蒙医对蒙医药古籍进行翻译、整理。1958年，又在呼市成立内蒙古中蒙医院，各级医院根据实际需要出发，相继成立蒙医科，农牧区旗县增设蒙医医院和中蒙医院，在边境地区成立以蒙医为主的边特区苏木卫生院。同年，在哲盟库伦旗建立蒙药厂，蒙医药机构日臻完善。
为了培养蒙医人才，使蒙医学术后继有人，五十年代初中期，普遍为老蒙医配备助手，招收徒弟。正规的学校教育，也开展起来了。1956年在呼市开办蒙医进修学院蒙医系，通过正规院校来培养人才。
五、六十年代，对蒙医古籍开展整理和翻译工作，仅中蒙医研究所一家整理的蒙藏经典就有十多部。还新编了一些新的蒙医著作，如《蒙医药学概要》、《中蒙医验方集》及其他一些临床疾病的诊治专著。蒙医的医疗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常用的一些蒙医独特疗法如酸马奶发挥了很好的治疗作用，并获得自治区奖励。
近二十年来，蒙医药的各个方面都有飞速的进步。到1995年统计，全区有蒙医医疗机构47所，也是1995年的统计，目前全区共有蒙医药人员3972人，其中蒙医人员3214人，蒙药人员758人，其中高级职称人员共64人。蒙医药人员占全区卫生技术人员的3.88%。
1977年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并在通辽新建一所蒙医学院，设蒙医、蒙药专业，成为培养蒙医药高级专门人才的基地。同时，盟级5年中等www.lindalemus.com/wsj/专业卫生学校增设蒙医专业班。此外，还通过举办为期二年的蒙医研究班来提高蒙医的科研水平，培养科研人才。
在蒙医药科学研究方面，也获得可喜的成绩。如1986年获国家卫生部科技重大成果奖；蒙药通拉嗄601治疗原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及再生障碍性贫血的研究，1991年获内蒙古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
改革开放以来，在整理蒙藏医学古籍、翻译注释、发掘研究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原有蒙译《医药月帝》（藏医称《月王药诊》)、《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经典著作外，蒙著古代著作如《观者之喜》、《方海》、《珊瑚验方》、《蒙药正典》（出版时改名为《无误蒙药鉴》等，也都重新整理排印出版。此外，现代新的蒙医著作也不断出现。这值得提出的有，集全蒙医界精英著成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蒙医分卷》，已于1986年正式出版，其汉译本也在1992年问世，获得好评。还有吉格木德的《蒙医简史》，此书于1985年出版。1991年补译成日文，并获第二十九届日本翻译文化奖；包金山的《祖传正骨》，介绍了蒙医正骨历史，蒙医正骨特点以及整骨方法和技巧、专论（或各论)部分介绍了人体骨酷解剖、骨酷和关节构造、形状、作用、连接大致情况，并论述了骨折脱臼的原因、分类和分析、正骨原则、正骨和按摩医术。
1945年，在延边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人民政权——吉林省延边专员公署。在专署民政科内设保健股，主管卫生行政，各县（市)也在民政科内指定一人兼做卫生工作。1946年6月，延边专署颁布“重新认可汉医暂行条例”，重新登记了日伪时期从事汉医业（包括朝鲜民族医)的汉医师，批准了420名汉医（包括朝鲜民族医)，允许他们开办汉医诊疗所，为发展壮大中国朝鲜民族医队伍，振兴朝鲜民族医学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自1921年至1945年近二十五年间的朝鲜民族医队伍的发展时期。这个时期，朝鲜族人口继续增加，1843年已增至60多万人，1920年以后，延边各地陆续出现了医学研究会，该会大量吸收民族民间医及有志于学医者为会员，组织他们学习民族医学理论，把他们培养成为朝鲜民族医。这样，到了1928年朝鲜民族医人数增加至319名。1938年以后,延边各地成立汉医会,该会举办两期汉医讲习班，培训了民族医567人次。因而这个时期取得许可的朝鲜民族医数量又增加了一些。据1945年的统计，延边境内的朝鲜民族医人数达到460名，药业人员数为270名。当时朝鲜民族医队伍数量并不多，但已经出现了不同学术观点的四大学派：一是主张以《东医宝鉴》为轴心注重临床实践发展民族医学的经典学派；二是主长以《医方活套》为轴心、注重临床实践发展民间医学的民间医学派；三是主张以《东医寿世保元》为轴心发展四象医学的四象医学派；四是主张以《东西医学要义》为轴心发展民族医学的“西诊东治”学派。
自1945年经1953年建国初期至今在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卫生工作三大方针（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指引下，朝鲜民族医药队伍得到迅速发展。据1953年的统计，朝鲜民族医人数达到了750多人，进入了中国朝鲜民族医队伍最兴旺发达的鼎盛时期。后来，由于“左”的思想干扰，未能实事求是地处理朝鲜民族医队伍里的“活套医生”（即：以《医方活套》为教材自习并注重临床实践的民族医)，没有正确地区分朝鲜民族医与中医的界线，一律用中医教师施以考试，对不合格者剥夺行医与带学徒权，使朝鲜民族医队伍骤减，很多宝贵的民族医学遗产失传，朝鲜民族医学濒临绝代。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党的民族政策的正确贯彻，中国朝鲜民族医学得以复生。1984年在全国少数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上制定的《全国少数民族医药“七五”规划》把中国朝鲜民族医药列为重点加强项目之一：同年10月，成立了延边朝鲜民族医药研究会；同年11年，建立了延边朝鲜民族医药研究所；1986年7月，《朝鲜民族医学》正式纳入《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分卷编写计划，1993年国家正式出版发行；培训了百余名朝鲜民族医；延边民族医药研究所培养了20名大专朝鲜民族医；1991年，延边医学院内设置朝鲜民族医系，已招生两届本科学生，正在培养之中，使濒临绝代的朝鲜民族医队伍的重建大有希望。
（一)维吾尔族医学的新起点
新疆解放后，维吾尔医重见光明，获得新生。1956年自治区卫生厅专门组织考察小组分赴南疆地区、市、县、乡村调查研究维吾尔医，并写了“这是一支潜在的有生力量，她在维吾尔聚居区担负着医治疾病的重任”的报告。同年，在和田县成立了各族卫生工作者协会和维医第一联合诊所。继之，在喀什、伊宁、哈密、库车、乌鲁木齐成立了维吾尔医诊所和医院。1959年，国家把喀什民族医诊所转为全民所有制的喀什民族医医院，设病床40张。许多富有经验的老一辈维医，一方面精心培养新人，同时着手翻译整理古医籍，并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编写整理了一批医学著述。如《卡农且（小医典)》、《维吾尔医疗手册》等。这些医著的出版，极大地丰富了维吾尔医药学的内容。
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维吾尔民族医药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截止1989年底，医疗机构发展至88所（区级1所、地市级5所、县级26所、乡级56所)。专科学校1所，此外，成立了维吾尔医研究室，后改为研究所。维吾尔医药人员由五十年代初期200多人增加至2127人。毕业于维医专科学校学生423人。从1979～1990年，先后收集整理古医籍36种，其中维医医籍8种。
维吾尔医在其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邻近国家和兄弟民族医学之精华，形成一整套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医疗体系。于白癜风、糖尿病、肝炎、冠心病、胃溃疡、风湿病等颇有研究，有一定疗效。维医工作者在疾病的防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正在不断地为我国的医学卫生事业作出贡献。
由名老维吾尔医编纂的《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维吾尔医分卷》，已出版维、汉两种文版。它与藏医、蒙医、朝医一样，在《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占有一席之地，表明维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受到普遍重视。
（二)鄂伦春族医药史料
鄂伦春族是居住在我国东北部的一个人数较少的少数民族，其历史也较短。鄂伦春又作俄尔吞、鄂尔吞、俄伦春等，是通古斯语的音译，意为山岭上的人或使用驯鹿的人。现主要聚居在鄂伦春自治旗，属内蒙古呼伦贝尔盟。
鄂伦春人的医疗经验，还处于比较原始的巫、医混杂阶段，其治病方式主要是萨满巫术。一般说，巫术师多兼用药物治病，而鄂伦春萨满并不用药，其萨满有莫昆萨满及多尼萨满两种。前者的治病能力比后者大，是属于正神，只有一个人担任，后者则可有多人。奇怪的是萨满只给别人治病，却治不了自己的病。做为沟通人间与神的世界的桥梁，本人也参加生产劳动，社会地位较高，受到人们的尊敬，一般治病不收报酬，有时由病家给一些实物如毛巾、皮毛或布等。
萨满在治病时，边跳边唱，并装做会求神托梦，按梦境分析病情，以确定患者之病系触犯何神，当即画出神的像，供患者供奉。一般不用药物，但对严重的病人，有时就让其裸卧，再向其身上喷洒水。据查，凡患有天花、麻疹者，萨满即不给他治病，而由其他同样也患过天花或麻疹的人来治疗，这种人称“屋托钦”。萨满尽管不用药物治疗，但它具有一定的精神治疗作用，对疾病的复原是有其积极作用的。心理治疗作用可能是鄂伦春人还信任萨满巫师的主要原因。
这并不是说鄂伦春人不会用药。在生活过程中，他们认识并学会了用药。调查结果表明，对包括外伤、疮疡、关节疼痛等病的将近20种疾病，他们会用草药治病。常用的药物都是自然界的赐予，即植物和动物。
（三)回族医药
回族是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数较多，分布颇广的一个少数民族。比较集中聚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其他如甘肃、河南、新疆、青海、云南、山东、河北、辽宁、安徽等省区也有较多分布，散居者遍及全国各地，与汉民杂居，但也相对集中。如福建泉州晋江有一陈埭镇，全村均为丁氏回族，有如汉族汪洋大海中之一小岛，一直保留着回民的风俗习惯。
最能集中反映回族医药的，目前尚存世的仅有《回回药方》的残卷。这既可以说是回回医药的结晶，也可以说是迄今可见到的仅存的回医专门著作。
此书题名《回回药方》，其著作时代尚有争论，但基本上均以为是元、明之作品。有作者认为，其中有言“北平”之内容，故应为明代之作品。此语虽有理，但似不够全面，因其中之“北平”，乃系书中之注文而非原文，系抄写者对原著之注疏。由是观之，《回回药方》之原文当为元代之著作，似较合理，也适合于元代回回医药鼎盛之形势。
关于此书之作者，原书未具名，但从全书内容看，亦很可能是多人之合著。
从此书残卷，亦不难看出当时之回族医药业已涉及一些理论内容。如有关于病因学方面的一些内容：时气、热、寒、风、湿、干（气候外因)、喜、怒、惊、恐、愁、思（情绪内因)等。元代形成了回回医学的高潮，以回回药物院的建立以及《回回药方》之著成为其主要标志。认真核对《回回药方》中的内容，我们将会发现其中有比较大的比例与中世纪的阿拉伯医学的相似之处。
（一)傣医学的形成与发展
傣医在历史上，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很大贡献。但由于长期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发展一度较缓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傣医药越来越受到重视，为抢救傣医傣药，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先后在西双版纳成立了州民族医研究所，景洪县傣医傣药研究所，德宏、思茅也相继成立了民族医药研究机构。1984年在内蒙古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医药工作会议上，正式把傣医列入全国“五大民族医”（藏、蒙、维、朝、傣)之内。傣医药的研究工作被提到议事日程。
1988年建成了规模为100张床位的西双版纳州民族医药研究所附属傣医医院。形成了科研、临床、教学为一体的新格局。1986年招收43名傣医中专医士，扩大了傣医药的队伍，提高了队伍的素质，缓解了傣医后继乏人的局面。
近十年来，傣医药研究取得了可喜成就，尤其是对古傣医药文献的发掘、研究整理工作，先后出版了《西双版纳古傣医验方注释》、《档哈雅》、《西双版纳家庭卫生常识》、《傣族药物故事》、《嗄牙山哈雅》、《西双版纳医药》、《西双版纳傣药志》、《傣医传统方药志》等。西双版纳自治州民族医药研究所还编写了《傣医中专班临床课试用教材》。
傣医药书籍的出版发行，扩大了傣医的影响，为更多的人学习傣医，了解傣医药打开了方便之门。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入，傣医学也逐步走向世界。1990年和1991年傣医曾派出学者参加国际第二届民族生物学大会、北京国际传统医药大会，并在会上作了交流。
（二)彝医药的发展概况
随着党民族政策的进一步落实，民族医药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自八十年代初以来，彝医药史及文献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一大批有志之士正在致力于彝医药的研究工作。他们兢兢业业、忘我工作。从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短短十年中，发掘整理、翻译注释出版的彝医古文献数十种。如：《明代彝医书》、《医病好药书》、《医病书》、《看人医书》、《药名书》、《启谷署》等。大量古彝医药文献的整理出版，对某些人持“彝族俗尚鬼巫”、“彝族无医药”的错误观点是有力的批判。一个民族要和存繁衍，医药是保证其生存的条件之一，不可忽略。
近年来，编写出版了《彝医志》、《彝族植物药》、《彝族动物药》等彝药著作。值得提出的是李耕冬、贺廷超合作编写的《彝族医药史》全书例举大量事实，追根溯源，旁征博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充分再现彝族先民自古以来与大自然和疾病作斗争所积累的丰富的医疗经验。1990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新近还有彝族学者郝应芬也出版了另一部《彝族医学史》。
（三)苗族医药概况
由于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因而也没有自己的文献材料或记录。其有关古代的医药资料，只能散见于其他汉文资料中。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民族医药开始受到重视。在民族政策、中医政策的正确指引下，苗医改变以往那种自生自灭，无人过问的状态。苗族医药同样纳入各地各级有关部门的发展计划中。各地老苗医有计划培养接班人，五十年代也开始搜集苗医单验方，编成《贵州民简方药集》，主要以苗医经验为征集对象。八十年代编集的《中国民族药志》，苗医药也占有一席之地，共有40多种苗药编入其中。
1984年，苗族较集中的地区贵州、湘西、及鄂西都派代表参加在内蒙召开的首届民族医药会议；1992年，在首届民族民间医药学术交流会议上，苗族医药的学术论文占有一定比例。
1986年7月，首届苗族医药学术研究会与黔湘鄂苗族医药研究协作组片区会议联合召开，地点在贵阳市，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它象征着苗族医药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四)壮族医药的发展
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对壮医药的研究不够重视，起步较晚。50年代末期，广西柳州地区人民医院覃保霖曾对壮医陶针疗法进行发掘整理，并在1958年《中医杂志》第三期发表了《壮医陶针考》一文。随后，在1959年出版了《陶针疗法》专著。书中绘制了常用的陶针穴位图谱，并详细列出各科疾病的治疗方法。1981年发表了《壮医源流综论》一文，对壮医的内涵及常用的传统医疗技术作了详细介绍。广西桂林铁路医院苏汉良医师曾对流传于柳州、河池地区的壮医脉诊法进行了初步整理，发表了《壮医民间脉诊的探讨》的学术论文。
这些只是出于个人对壮医的热爱，在长期从事壮医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真正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开展壮医及壮医史的研究，是80年代中期开始的。
1984年6月，广西中医学院成立了壮族医药研究室。1983年5月，国家科委批准建立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1986年6月，区党委、区人民政府决定将南宁地区人民医院改建为广西民族医院。壮医机构的建立与完善，为壮医药的发掘、整理与进一步提高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1985年，广西中医学院壮医研究室主任班秀文教授，招收了我国医史上第一批壮医研究生。
198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把壮医研究列为重点课题，组织有关科研人员，从文献搜集、文物考察和实地调查等方面，对壮医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对壮医验方、秘方、单方及历史文物进行搜集整理。据不完全统计，自八十年代初至九十年代初的10年中，发表有关壮医及壮医史的研究论文近百篇，整理出版了具有壮医特色的《壮医药线点灸疗法》及《壮医针挑疗法》，并创办了《民族医药报》，在全国发行。
壮医及壮医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前景令人鼓舞。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已将发展传统医学作为今后世界卫生保健事业的目标之一。有理由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古老的壮医必将自立于世界传统医学之林。
（五)高山族医药
高山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的一员，人口在1986年调查为32万余人（此为台湾当地调查数字，大陆1982年人口普查时，大陆高山族人口为1,549人)。分布在台湾及福建省，以台湾为主，福建只有少数散居。无本民族文字，故亦未见医药文献流传。
据调查，台湾之高山族因接受汉文化之影响，逐渐汉化。部分汉化程度高之“平埔族”，其本民族特色业已消失无遗。目前在台湾之高山族分布在台湾岛之山区，族内又分成九个亚族，称为泰雅（Atayal)、赛夏(Saisiat)、布农（Bunnun)、邹(Tsou)、鲁凯（Rukai)、排湾（Paiwan)、卑南（Puyuma)、阿美（Ami)及雅美（Yami)。
这些台湾岛土生土长的少数民族因缺少文献记载，故其医药之历史仅能依靠实地调查，从口口相传中的资料加以了解。现时在该民族中遗留下来的医疗卫生习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早期医药历史的侧面。
根据台湾省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哈鸿潜等人调查的资料表明，现时台湾岛高山族居民的医疗，仍然处在医巫合一的状态。有病多请求巫师相助。他们调查的排湾族、布家族及卑南族之巫师治病，多需先求病因、或直接由病人陈述或问神，或圆梦，也有占卜者。占卜多于其他方法失败之后使用，其法系所谓葫芦卜或瓢卜。即以一种珠子在葫芦之圆端轻轻滚动，并数问各种病因，当珠子停留不动时，口中所数及者即为致病之病因。蔡景峰1985年在美国东西方中心任客座研究员时，与该中心原籍台湾之吴燕和研究员进行学术交流，吴氏亦曾以此法相告。
巫师还用一些祭鬼神的工具，如盛器、树叶、肉等，进行各种祭神鬼活动；其治病之工具则以巫石、法石、茅草类植物等充任。如以茅草在病人面前挥动或鞭打，或用口吸出病人体内之“法石”等等，以达到驱除疾病之目的。
除巫术外，高山族中还用青草药治病。台湾所产植物甚多，供药用者不下数百种，其常用者有红藤草、槟榔等，都是日常的果品。所治疗疾病多为常见病、多发病。
台湾省考古学者虽然在岛上进行了发掘，有不少发现，包括一万年至三四百年前的历史时期，但目前尚未见与医药学有关之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