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不少人以陈独秀、鲁迅、胡适、汪精卫、丁文江、傅斯年等近代名人对中医的批判作为中医不科学的另一证据，并摘取这些名人批评中医的片言只语来壮大自己抨击中医的声势，虽言语确凿，但脱离具体时代背景及名人个体情况，往往难免窥豹一斑、摸象一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众所周知，京剧与中医一样，同属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二者在近代亦有着近乎相同的命运。这里，笔者不揣愚陋，从民国时期京剧的境遇谈起，物类相从，结合具体事例，来探寻近代名人对中医的实际态度及有关情况，以期对我们今天能够正确评判中医有所借鉴。
　　一、名人对京剧态度的两面性
　　在民国时期，京剧亦遭受与中医同样的境遇。
　　二十世纪初那场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对京剧也形成了围剿之势。1918年，《新青年》刊载了戏剧专号，将京剧称为“旧剧”，在几乎没有对手的情况下，胡适、鲁迅、钱玄同、傅斯年、刘半农等人纷纷撰文对京剧口诛笔伐。
　　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这篇文章中将京剧之类的东西比作“遗形物”，胡适解释说，“如男子的乳房，形式虽存，作用已失；本可废去，总没废去；故叫做‘遗形物’。……所以中国戏剧进化史上，乐曲一部分本可以渐渐废去，但也依旧存留，遂成一种‘遗形物’。此外如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等等，都是这一类的‘遗形物’，早就可以不用了，但相沿下来至今不改。”
　　后来的历史学家而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的傅斯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批判京剧也走在了前头。他在《新青年》中发文《予之戏剧改良观》中称，中国戏曲是“各种把戏的集合品”，“就技术而论，中国旧戏，实在毫无美学之价值”。但是由于他对京剧基本不懂，批判京剧主要是用西方现实主义来硬套京剧。
　　其实，在这些批判京剧的人中，有好多人是喜欢看京剧的，胡适就是其中一例。《胡适日记》中有大量他在少时看京戏的记载，如已酋（一九零九年)十二月十六日：“桂梁、剑龙偕陈祥云来。陈祥云者，上海名伶小喜禄也。桂梁、剑龙近方从之学歌，其人温文敦厚，无丝毫优伶习气，亦不易觏……酒阑人散，余与仲实以与剑龙有宿约，遂至春贵部。是夜，有贵俊卿、小喜禄《汾河湾》，神情绝佳。”
　　一边又喜看京剧，一边骂京剧、批判京剧为“旧戏”，这难道不矛盾吗？其实并不矛盾，我们知道名人也是人，也有凡人喜怒哀乐的一面，也有不为人所知甚至是表里不一的一面。当时，无论政治家、思想家也好，一般都有人格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们对传统有很深的感情，另一方面又要反传统，常常暴露出一种双重的性格，个人爱好与政治表态往往是两张皮。如历史学家顾颉刚也曾经对传统颇有微词，批判过传统文化，但是他亦喜欢看京剧，还特喜欢捧角；现代罗曼蒂克式的诗人徐志摩自己曾经上台票戏。但是，这些人一般不会公开说自己喜欢京剧的。那个时候，传统的东西就是落后的，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在学校里，拿个小提琴是很光彩的事情，而有把京胡是封建遗老遗少的象征。京剧的内容不外乎忠孝节义，不出传统道德的范围。五四时期，是把旧道德旧文化作为封建糟粕的，其余波一直影响后来。
　　二、对近代名人中医态度的分析
　　同样，近代名人对待中医的态度，我们也要认真分析，不能只简单看他的言辞，还要了解他在实际生活中对中医的态度。这里，依然以胡适先生为例。
　　1920年11月20日，胡适因久患糖尿病肾病，协和医院判其“死刑”并谓“无法挽救，速备后事”，友人劝其转中医治疗，胡适笑答“中医之学，不根据科学上之系统研究，他们不是赛先生（科学者)”；友劝“西医已下定论，与其坐以待毙，何不试之”，后请京城名中医陆仲安治愈其病（经协和医院确认)。胡适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亲笔作跋文时写道：“陆先生用黄芪十两、党参六两（十六两制)治好我的病，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药学者渐渐了解了中国医与药的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这个病案，连一向批判中医的郭沫若也不得不予以承认，“譬如胡适之先生的糖尿病被黄芪治好了，大约是事实”。
　　不仅如此，胡适还曾推荐陆仲安为孙中山治病。
　　1925年，孙中山因肝癌住进协和医院进行治疗，确定为肝癌晚期，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西医已无药可治。在手术后，围绕孙中山的治疗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声音，有主张用中医治疗的，另外的则极力反对。如汤尔和（此君后来蜕变为抗日战争时期有名的大汉奸)等西医师坚决反对请中医治疗，在当时的西医院是不容中医中药治病的。
　　随着病情的加重，孙中山从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是日，先生离协和医院，乘医院特备汽车，缓驶至铁狮子胡同行辕。家属及好友同志多以为医院既经宣告绝望，仍当不惜采取任何方法，以延长先生寿命。于是有推荐中医陆仲安者；因陆曾医治胡适博士，若由胡进言，先生或不峻拒。……胡乃偕陆同往。胡先入卧室进言。先生语胡曰：‘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谓：‘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国父年谱初稿》下册，民国十四年二月十八日条)于是改由中医治疗，由中医诊视一周后，即停止服用中药，继续用西医之法利尿、止泻等对症处理直至病逝。
　　另一个废止中医派的代表人物汪精卫，亦大致如此情形。
　　孙中山的病情以及在中西医之间的摇摆不定，在当时成为一件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由于当时孙中山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威望，对中西医的取舍就成为高度敏感的话题。当时的中医、西医期刊均逐日事无巨细地报道孙中山病情的发展，并密切注意孙所接受的治疗。在当时，一场中西医论争也已展开，其中就有汪精卫与汤尔和之间的论争。汤尔和是典型的西医人物，他在质问汪精卫的信中，公开对试用中医治疗的主张加以指责。汪精卫随机作《答汤尔和先生》，对汤尔和贬斥中医的态度予以回击：
　　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很多。例如癌症，科学今日尚未能发现特效药。至于将来能否发现，是科学家发现还是非科学家偶然发现而为科学家所注意，现在无人敢说肯定的话。如果有人肯定说非科学家不能发现特效药，科学家尚未发现，其它一切人类便无发现之可能。那么，我要以汤先生的话赠他道：“这是名为科学家，实则顽固派。”（汪精卫：《答汤尔和先生》，《民国医学杂志》1925年第3卷2号。)
　　这时的汪精卫还是站在中医学的立场上为中医张目，对以汤尔和为首的西医派排斥打击中医极为不满。而在几年后的废止中医案活动中，汪精卫对中医的态度却与此大相径庭，判若两人，让后人费解。这里对汪精卫态度变化的个中缘由不作探讨，但至少我们应该明白一个人的态度并不是始终如一的，是有可能变化的；一个人的言辞与其行为有时是矛盾的。
　　这里再举一个小插曲以为佐证：汪精卫在主持国民政府行政院期间，是一个铁杆的废止中医派。其间有一次，汪精卫的岳母患痢，泄泻不止，西医未能奏效，行将不起。有人建议请名医施今墨诊治。汪精卫无奈，只好同意一试。汪精卫岳母仅服数剂，病竟痊愈。汪精卫要送匾以示谢意，施今墨说，不要送匾了，你只要看看中医能否治好病。最后，汪精卫还是题字送匾“美意延年”予施今墨。
　　近代一些反对中医的名人，并不完全像他们的言辞那么坚决不请中医治病，有时候也会采取务实的态度，像丁文江那样“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的人毕竟是少数。对一些慢性病、疑难杂症和不治之症，西医束手无策时，中医或许有一线生机，在这样的情况下，绝大多数病家是不会轻易放弃一线希望的，有时会积极寻找中医治疗，这种情况在今天依然存在。
　　事实上，对于一些疑难杂症，中医药确实达到了某种程度的“妙手回春”，发挥了自己的效用，像一些癌症、艾滋病等，虽不足以完全治愈，但对减轻症状，提高生活质量以及延长生命，确有实际的效果。然而在中国近代的社会大环境下，传统的东西就是旧的，旧的就是落后的……这样一些简单的标贴贴在中医的头上，遂使人们对中医等中国传统文化在没有认识它之前就似乎先天性地有一种偏见，这无疑影响了对中医的客观评价。
　　哲学家汤用彤亦曾受过这种思想的影响，他说，“对于针灸的问题，因为我原来以为是一种迷信，就是偶然听见它的疗效，也以为是谣传，所以我对针灸毫不留心。但是在解放以后，由于亲身的经历及耳闻目见，我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使我常常在书中留心关于针灸的记载。”（汤用彤《针灸·印度古医书》)
　　近代许多名人因为受时代风气之影响，从其所处之环境出发，不难理解他们对中医偏颇的态度，同时也应体会他们为改善旧中国医疗状况而推行西医以“科学救国”的良好本意。由于名人的效应，现在我们往往用近代一些名人批评中医、反对中医的言论来壮大批判中医的声势，来论证中医的不科学性，而很少考虑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他们对中医的态度变化，于是给人留下了近代“名人坚决反对中医”的片面、单一的印象，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林的思维也就局限了我们对近代名人关于中医的立场进行理性考察和认识的能力。我们应该全面客观地评价近代名人对中医的认识与态度，不能抓住一点而不及其余，否则将“知其偏而不知其全,犹未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