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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冬：离开百度与用德鲁克的方式思考问题
　　2007年9月22日-23日，第二届彼得·德鲁克高层管理论坛在北京鑫海锦江大酒店二层国际会议中心隆重召开。本届论坛有幸邀请到美国克莱蒙特大学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院长艾拉·A·杰克逊(Ira A. Jackson)教授作为主讲嘉宾。新浪财经全程直播了本次论坛的盛况。以下为爱的亚洲文教基金会联合创始人梁冬演讲。
　　梁冬：
　　大家好，我是梁冬。在今年的早一些时候，我去了一趟印度，在印度的这次体会对我的影响特别大，我发现印度整个国民经济水平不如中国，但是印度的老人比中国的老人过得有尊严，他的脸上的神态、智慧的样子，在街边的一个老人，你都愿意跟他交谈，而我们在中国的很多老人只能到公园里面逛来逛去，去锻炼身体，我不是说锻炼身体不好，我是说什么原因导致了我们的差异？智慧这种东西似乎在当今的中国不会被人们立即敏感地捕捉到，原因是什么？
　　很大原因是我们的文化出现了断层，我们现在中国的老年人，包括再年轻一点的这拨人，他们的文化某种程度上是被摧残的，比如“五四”以后到建国以后的文革，其实一直对我们所依赖的文化有一种强大的摧毁的作用，这种作用体现在人的脸上就是智慧荡然无存。我在印度碰见一个老先生，他完全不认识我，但是他几句话以后就立即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我都很诧异，你说他是神秘主义吗？
　　不是，就是你有一定的哲学智慧，再加上看得人足够多，你就知道长成这样的人、说话是什么样子的，他大概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回来以后我非常的感慨，我们的文化其实是断了根的，互联网能不能改变这一切呢？也许可以，也许不行。
　　所以加上那个时候在百度上也有一系列的问题，我就跟我的好朋友李彦宏说，我说我的人生理想不是做一个每天上班打工、做一个好的高管，那个事情我已经体验过了，但是总体并不适合我，我的使命应该是一个好的文化传播者，他说每个人真的应该为自己的理想去付出。所以我就把自己的工作交接完，在7月18号离开了公司。
　　然后我就在海外注册了一家文化公司，是想把中国的文化变成后现代化的语言。我举个例子，比如中医，现在很多人在批判它，是用泰勒的方式在批判它，但是这种可测量的、科工具化、可标准化的语言方式，是否适合一个前工业时期的文明？比如中医的文明呢？可能不适合。但是中医文明有可能适合后工业时期的文明，就是信息化和生物化的系统。事实上当我在搜索引擎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我觉得公司的体系更像一个生命体，你对它的管理更多的不是用泰勒的方法去思考，而是用德鲁克的方法去思考。
　　所以，也许对我们曾经被过去100年被大家抛弃的所谓中国的传播文化，它是否能在未来的100年变成一个显学？变成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东西？是否有这种可能呢？我做了一些尝试，我发现在一些先进的领域，越是有成就的人，他们对这个越是认同。比如我最近在接触一些比较杰出的企业领袖，他们思考最多的问题就是这个公司应该拥有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文化？以及这个公司的使命和对人们的价值在哪里？它不仅仅是利润、保持利润的增长，而是这群人作为一个组织，我们除了挣钱、分红，创造利润，能够有现金收入以外，我们能给别人带来什么？
　　就像我第一次到杜老师的办公室，看到墙上有一句话，“你能为别人带来什么？你能为别人贡献什么？”我们在为别人做贡献的时候，第一我们会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你被别人尊重，我们觉得自己是有价值的。第二它可以让我们保持学习和成长。比如有一年我在家里看电视我主持的节目，我突然非常讨厌电视里的那个我，尽管观众觉得比较好，我想为了迎合那么多的需求，可是你却偏离了你自己，那怎么办？我们如何达成一个共识？
　　我做一个总结，所以我认为一个商人也好、一个社会从业者也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找到一份自己的事业，这份事业既能带来价值，又能让自己成长，这就是一个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