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2月,是张泽民极为高兴的日子,甚至可以说是他53岁人生中的一个里程碑--这个月,运城市卫生局通知他,7月份的考试通过了,他可以拿到"
资格证"了。
张泽民是闻喜 "竹林园"老药铺的传人,现居新绛,以治妇女"月子病"为专长。在张泽民之前,他的家族已祖代行医近400年,张自己也已独立行医36年。
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田康立告诉记者,由于现行的医疗人员管理体系的某种设计,大量民间中医壅滞基层,得不到管理部门承认。自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颁行后,运城民间中医已10年停考,粗略估算约有四五千名实际从业者没有"证件",沦为"黑医"。
按法律规范,"无证黑医"必须严打,而在现实的城乡间,民间中医却拥有广大的市场,尤其是医术高明的民间医生,屡打而不能绝。现行法规和民情民意在这一领域出现明显对立。
2008年春,卫生部专门下发了一个通知,由各省卫生管理机构组织一次"1989年以前从业者"考试考核,通过者发证；后由于"5·12"大地震影响,工作一直被推迟。到今年7月,山西省才组织了符合条件的百名左右民间中医考试。"竹林园"传人张泽民,即是这次机会中的一个幸运者。
运城有50
人参加了这次考试,占全省人数的一半。最终,50人全部通过了考试。
民间中医的生存模式
张泽民可算是运城民间中医多年来"灰色生存"模式的一个标本。而运城，是全国民间中医人数、民间中药制剂最多的地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运城民间医生向全国各地寄药，用麻袋到邮局装汇款单司空见惯，曾为当地一景。假如现存民间中药制剂放开，"运城将占领全国"，这是连资深的中医药管理部门人士也认可的，并非夸张。
这些医生中，有真正的名医世家，有各种专科高手，也有江湖骗子。当医师法实施，此类民间生长出来的医生在事实上遭到认证设限，医师法为这一人群留设的"师承或确有专长中医
"考试，既没有考试所需的"具体考核内容和标准"，也从未有部门组织过，时间长达10年。真的民间中医和江湖骗子一道被一棒打死，没人再做骗子和医生的甄别工作。
张泽民的家族是一个世代医家。从明后期直到清末，张家一直有人行医，家谱中记有张家祖上做"吏部医官"之类的记录。在清中期，据闻喜县志的记载，"竹林园祖传张老药铺"已名噪一时，招牌技术是专治以妇女产后风湿为代表的"月子病"。
父亲张治中，就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当地名医。少年时的张泽民即被父亲要求在课本之外背诵《汤头歌》，张泽民深以为苦又无法逃避，不想这却成了他一生的职业。
"竹林园"治月子病有秘方，民众中有人这么传，张泽民也乐意这么宣扬，但当记者见到他时，他说父亲教给他的其实只是几个基本方子，但父亲着重教他记诵的则是加减。张泽民说，他几十年行医依赖最多的也是那千变万化的成方加减。凭着这一手，他治好了上千例产后风患者，绍续了父亲的荣誉。世上没有不变的"秘方"，只有辨证施治、随症加减，他实际上传达了这样的信息。
然而，祖代行医三四百年，从未被怀疑过医生身份的张家，到近十年却遇到麻烦：尽管张泽民和他祖上治病救人的方法别无二致，国家却不再认可他们是"医生"，因为，他们没有证。
从1998年之后，张泽民就变成了"非法行医"，一边开方治病，一边接受卫生部门的查处和打击。
直到今年，卫生部对"1989年以前即从医，卫生行政部门曾经发过证"的民间医生开了一扇窗，张泽民才得以参加考试,获得政府承认。
民间中医处双重弱势地位
以运城大量民间中医被现行医师认证体系抛弃为代表，在山西省，约有1-2万民间中医在"无证行医"。他们在近十年间没有机会参加
考试考核，也就无法"拿证"。
既然脱离体系，这批人事实上鱼龙混杂，无人过问。高水平的拿不到证，低水平的或存心骗钱的也就可以混入其中。
自1998年《
法》颁布后，民间中医取得
资格之路事实上是遭遇到一扇"玻璃门"。"医师法"第11条和卫生部第6号令、第52号令都对民间传统的"师承或确有专长"医生设定了考取"
"证的途径；在法律层面上，国家没有抛弃这批人。但作为具体办法，6号令与52号令条件繁苛，致使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至今无法执行。
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田康立说，自医师法实行，运城市从没有组织过民间中医的执业资格考试，这个时间长达10年。而且，医师法实施后，在医师法实施前即已从医的许多民间中医也没有安排如何过渡。今年进行的这个考试仅是解决"1989年以前从医,且曾经由卫生行政部门发过证件"的极少数医生。1989年以前从医，但没有"卫生行政部门发证"的怎么办？1989-1998年间从医的怎么办？1998年之后从医的，到底怎么组织考试都悬而未决。两年前，运城市有个粗略统计是民间中医有一千五六百人，但实际人数应在四五千。
民间中医在书面上获得承认，但在事实上遭遇否定。九成以上的民间中医目前是"黑"医，显示了医疗界中西之争，官办与民间之争以及巨大的经济利益之争的激烈程度。
这和民间中医的医术高低无关。哪怕你是五百年前的御医世家，只要是中医，只要没上过医学院而又不在公立医院供职，就很难获得医师资格。
中医和西医具有根本不同的世界观和不同的方法论。自西医逐渐在我国确立主导地位后，中医的从属地位、"补充"地位、"被"字化生存状态就如影随形，成为其摆不脱的
梦魇。田康立认为，这本质上是一场文化之争。随着西方文化日益在医疗领域强势扩张，它借科学、现代化等类似概念索要中医的地盘。但"科学"概念背后也有经济利益：各类化学药品借西医之力横扫各级医院，其巨额利润分配给除患者外的所有参与人员，业已形成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
中医的低成本治病模式成为这一利益集团的大敌。
在以经济成绩衡量一个医院搞得"好"与"不好"的潮流中，中医自身也产生分裂。一部分从高等院校毕业的中医管理者和中医从业者，认可中医必须经西医式的"现代化"--即实验室验证才是"科学的"。这部分人掌握中医界的话语权，隐约形成"学院派"。另一部分在传统的师承方式和实践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中医，主张并运用中医理论思考中医，以疗效相尚，这个群体的主体即是民间中医。
在中西医之争中，他们属于中医；在中医学院派和民间派之争中，他们又属于民间派。在复杂的观念和利益博弈中处于双重弱势地位的民间中医，他们面对的不仅是《
法》这扇"玻璃门"，他们承载的传统医学和医学传统将被怎么"化"才是他们社会地位定位的根源。
中医药立法调研酝酿破题
民间中医被无形之"网"拦在圈外,这个现实曾令田康立坐卧不宁。2004年，田康立决定在运城地区搞一个小小的内部试验--通过申请省厅进行"农村中医药工作试点"，自主颁发地方性的行医许可证件。这个试点通过上下努力，很快就批下来了。从2006年起，运城市卫生局中医科对数量庞大的"无证民间中医"群体进行初步摸底调查，对45岁以上的从业者实行报名考试考核，确实有水平、有一技之长的发给地方性证件。至2008年，首批发出证件262个。田康立苦笑着称它为"地方粮票"。
发证当天，曾经有记者要对此进行报道,田康立拒绝了。他说，国家的证件不开考，地方搞试点虽然符合实际，但也怕受到想不到的责难,不敢公开宣扬。
而到记者采访时，田康立向记者宣布：当时不敢说的"地方粮票"，"现在可以公开讲了！我们运城就是搞了试点，向一部分民间中医发了证，实践证明效果很好！医疗事故和医患纠纷我们知道很难避免，甚至常有发生，但这262个人，至今一年半过去了，他们没有出过一桩事！"
没出事，没麻烦，只是一方面，田康立的底气其实来自另一个事件：运城的试点，国家局也知道。而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今年还安排运城市卫生局做了一件更有意义的工作：为国家中医药法立法做前期调研，题目叫"中医药法制建设项目：民间中医范畴及管理的立法研究及法律草案起草",完成时间是2009年8月至11月。
运城市承担这个工作无疑和其中医大市地位、"农村中医药工作试点市"有关。而且，田康立告诉记者，承担中医药立法调研工作的总共有十来个地方，地级市的只有运城一家，"其他的级别都比我们高，这是个荣誉。"
未来，中医药法出台，有望结束借"现代化"、"科学化"之名而取消中医药的悲剧命运。如其然，则民间中医的尴尬地位也就可以顺势解决，10年停考
积聚下的问题就不至于淤滞成疾。
（记者 李旭东)
来源：山西晚报
－－－－－－－－－－－按照52号令考个屁啊，我敢说没有能合格的。
－－－－－－－－－－－我就是运城的，真是我们这里的中医什么病都敢看。上次听中科院的研究员说，我们这边的中医真在全国还是最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