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病”了？

本刊记者 赵菲

引言：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曲黎敏老师的电视讲座《黄帝内经养生智慧》热播，《从头到脚说健康》、《张其成讲养生大道》等书籍长时间排在各种图书排行榜的前列的同时，中医行业却正陷入从业人员减少，“中医西化”危机。
“太难了。”山东省烟台市的马玉君医生在采访时一声长叹，就在几天前，他的中医诊所刚刚被迫关闭了。
1998年，刚从山东中医药大学毕业的马玉君在山东省烟台市开了一家中医诊所。他满怀振兴中医的理想，在诊所门前挂上了“只看中医、专用中药”的门匾。10年来，凭借精湛的医术，马玉君得到当地老百姓的认可，成为市里的名医，但是，由于只开中药，诊所盈利甚微，最终被迫关闭了。
“即使是著名的中医师，开一上午的方子，最多看十几个病人，每人开药不过百元上下，加起来给医院带来的收入还不如一个简单的西医手术。”马医生对本刊记者表示，地方上的中医院生存非常艰难，与他同时从医学院毕业的同学有一半以上都改了行，要不就是“现代化”，开西药了。
据科技部“国家中医战略研究”课题组统计，1949年，我国人口不足5亿人，中医人数为50万人。2008年，我国人口增至13亿人，中医 人数不足30万人。另有统计显示，我国的著名中医人数已从上世纪80年代的5000余名骤减至现在的不足500名，中医行业正面临传承危机。

中医被迫“西化”

“凡是闭合性骨折，中医全部能完成接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医院治疗骨折采用手术的只占15%至20%，其余全部为中医接骨。而现在即使中医骨伤科基地，采用西医手术的也占85%以上。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按当前医疗收费标准，运用中医正骨手法治疗，费用才只有80元，而西医的手术操作，则是中医接骨的10倍以上。如此大的经济利益差距，医院当然会积极采用西医手法。”马玉君大夫举例说。
业内人士透露，医生为了收入、医院为了生存，大量购买西医的医疗仪器设备与西药，并称之为“中医现代化”。西药价格高、仪器检验价格昂贵，医院创收要靠它们，医院评级也要靠它们。中医中药虽然简便廉验，但是，如果靠纯中医收费，按照当前国家规定的收费标准，价格极为低廉，根本无法养活医院。因此，大量中医转行“西化”。
河北省徐水县大午医院中医师唐子植对本刊记者说，绝大多数患者到中医院来看病还是冲着中医特色而来的，但是地方上很多50岁以下的中医医生已不运用中医传统的望、闻、问、切来辨证论治，而是以西医的标准来使用中药。
有一次，一位母亲带着5岁的儿子来找唐大夫看病。孩子咳嗽两个多月，在西医院服用了多种抗生素却不见好转，她们怀着希望转到一家中医医院就诊。一位专家根本没有按照中医理论进行辨证施治，而是受了西医理论的影响，竟然给病人一边输抗生素，一边吃小儿清热止咳药。半个月以后，病情仍不见好转。唐大夫给孩子诊断后，发现孩子是着凉引起的寒性感冒，应该服用温热止咳的药物，而小儿清热是清热解毒的止咳药，完全没有对路。于是给孩子开了三副中药，三天后，他的咳嗽就好了。唐子植表示，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一些所谓中医名医实际上早已不开汤药，而是以抗生素和激素治病，以达到迅速“药到病除”的目的。
科技部“国家中医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指出，而目前已经基本上没有传统的中医医院，基本上都是中西医“结合”的中医医院，丢掉了中医特色。在这些医院当中，查病主要靠西医仪器来检测和化验；诊断主要靠化验单的数据来判定；处方主要按照西医思维与理论来开具；抓药是中药西药并用，有条件的还大量做手术。
“按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说法，我国中医人数为23.4万，但是经课题组抽样调查的情况显示，其中只有10%的大夫能够开出汤药、用望、闻、问、切的办法看病，以此为标准，中医仅有两三万人。而且几乎都是50岁以上的老医师。其中的一些硕士、博士医生看病水平很差，甚至连十个汤头歌都背不下来，只会做老鼠试验和写论文。中医药现代化应当是把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手段和设备融入中药研究和生产中，而不是简单照搬西医模式。”贾谦对中医现状表示忧虑。

中医之“病”谁之过？

“中西医价格差异的背后，其实体现着以西医为本位的对中医技术含量的轻视：西医开刀手术，就被认为是高技术活儿，动辄上万元，但中医的望、闻、问、切，同为临床技术含量极高的操作，却被另眼相看，一次只有区区几元或几十元。”马玉君大夫解释到。
记者调查发现，很多普通老百姓对中医缺乏理性认识，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一项临床统计结果中显示，90%的病人不相信中医。
“中医行业萎缩，与市场需求有很大关系。很多人印象中，只有在某些慢性病、西医没有好办法解决时，才考虑去看中医；觉得急性病如感冒、肠炎等，还是西医治疗快，中医疗效慢；外伤、骨折、肿瘤等疾病，几乎不会有人想到中医都可以治疗。而另一方面，中医虽然治疗急症有很好效果，但是临床上一般都是西医大夫先对急症患者进行治疗，久而久之，由于中医的临床治疗机会少，中医大夫的水平就会逐渐下降。”北医三院中医科大夫王春勇说。
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程金培提出，对于中医的认识和态度，隐含着对于与中医血脉相连的文化传统的认识。近代由于中国经济落后，导致了一些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摒弃，而中医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他说，“改革开放后，由于片面模仿发达国家的医疗保健模式，贪大求洋，由于对西医的全盘接受，以西医的标准来要求中医，致使中医药逐渐丢掉了自己的特色，被严重边缘化。”
“只有到20世纪后半期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出现并略有进展，人们才认识到中医的科学性，认识到中医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方向。但是20世纪全盘西化的思想造成对中医学理论的轻视和曲解。中医学一直处在被审视、被验证、被质疑、被改造的地位。”贾谦说。
由于对中医的轻视与怀疑，专家提出，在一些具体的法律法规和医疗行政管理制度上，一直存在阻碍中医正常发展的因素。
贾谦指出，按《职业医师法》规定，必须有4年以上医学院校学历者，方能参加职业医师资格考试。而中医药界大量医师不具备这种学历，不少人是学徒出身，因此，许多人即使有水平也拿不到行医资格，若行医即属违法。尤其是， 资格考试所考内容四分之一都是西医内容，而西医医师资格考试并不考中医内容，实质上还是对中医的歧视，要把中医改造、“提高”到西医水平。在这种制度影响下，中医界为了生存，提出“中西汇通论”，简单模仿西医方式进行中医研究，使中医丢掉了自己的精髓，名中医减少，医术下降。
“中西医结合的结果，很可能就只剩下中药，而中医则消亡了。”中国中医研究院资深研究员陆广莘对本刊记者表达了他的忧虑。

治“病”另辟蹊径？

如何“抢救”中医？贾谦指出，医疗绝对不能市场化，一定要在教育和制度上下功夫，在新一轮的医改中，尤其要发挥中医的比较优势，思索医学事业发展战略，建立中医药占重要地位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以此作为继承和发扬中医的重大契机。

今年年初，卫生部发布的2009年卫生工作要点中提出，在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五项重点工作中，要注重发挥中医药作用，并给予政策倾斜。

贾谦说，“在20世纪70年代，我国曾以世界1%的卫生费用，解决了世界22%人口的医疗保健，公共卫生体系使医疗人口覆盖率高达85%，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赞扬。一个基本原因就是，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举的农村合作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典型例子是：在河北省邢台市威县香花营，赵春芝大夫以中医非药物疗法为主，做了10年的‘未病先防’、‘已病防变’、‘康复五养’工作。在这10年当中，村里1700多人无一例因常见病输液者，更无住院者。”

贾谦表示，单从卫生经济学来说，中国也不可能走西方医疗保障模式，只有建立具有自己特色的以中医为主、中西医并重的新型医疗保健体系，才能保障13亿人、特别是9亿农民的健康。他说，“中医具有‘简便廉验’的特点。其治疗费用大约是西医的十分之一，我们不能抛弃了“简便廉验”的中医，去向美国看齐。像2002年，我国GDP总额才10.4万亿元人民币，而美国医疗卫生费用总额却合10.7万亿元人民币。”

同时，他指出，由于西医治疗费用高昂，实际上，发达国家卫生保健体系已经普遍发生了支付危机。例如医疗卫生费用庞大的美国尚有15%（约4000万)的人享受不到基本的医疗卫生保障。不仅如此，美国虽然拥有世界最高级的医师、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却解决不了一般慢性病、老年病和大量疑难杂症，而这些病症大约占人类疾病的70%。

世界性医疗危机呼唤着医学模式的变革。卫生部部长陈竺提出，中医的整体观、辨证施治、治未病等核心思想如能得以进一步诠释和光大，将有望对新世纪的医学模式的转变以及医疗政策、医药工业、甚至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创新带来深远的影响。

“两百多年来，西医药为人类医疗保健做出了重要贡献，解决了细菌性传染病问题。不过，新时代的医改，不应该继续以疾病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当以人类健康作为医学研究的主要方向。这当中中医将发挥巨大作用。”83岁的著名老中医陆广莘解释道，西方医学以病因、病理、病位为目标对象，致力于向微观层次发展，期望直接对抗性地消除病因、清除病灶。由于这种针对疾病的思想，现代医学非常重视技术发展，提高了精益求精的疾病诊断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昂贵的医疗费用，造成了世界性的医疗危机。

陆广莘说，西医是疾病医学，一定要等到人病得厉害以至有了“指标”改变之后才能确定你有病，然后才能予以治疗。而中医并不仅仅是看病的技巧，是以人的健康为研究对象。中医从古至今有三个任务。第一，养生；第二，保健；第三，才是治病。中医认为，最好的医生是养生的医生，医未病之病；一般的医生以保健为主，医欲病之病；庸俗的医生才是医已病之病。正所谓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也就是说中医首重养生保健，使人不害病；有病防传变，不致酿成大病。即使对疾病，中医也不是消除病灶，而是调整脏腑，疏通经络，用人体自身之力使人恢复健康。医改要依靠健康医学，让百姓健康不害病，这也应是未来医学的发展思路。

链接：

答关于中医的三个疑问

      

——对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张继禹、科技部“国家中医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贾谦

本刊记者 赵菲

中国报道：中医是不是只能治慢性病？

贾谦：十三年前，法国电视2台记者采访我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医是不是只能治疗慢性病。我告诉她，你正好说错了，中医治疗急性病是拿手的，1924年，你们法国驻昆明公使曾亲眼看到那场瘟疫就是靠“一根针、一把草”解决的，那位公使回国后专门为此写了一本书。
举个例子，大家知道“非典”是典型的急性传染病。“非典”期间，我们课题组专程赴广州调研中医治疗非典型性肺炎的效果，广州中医药大学两个附属医院以中医为主治疗非典型肺炎效果显著。
截至我们去调研的2003年4月14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非典”患者36例，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也无一人受到感染。患者平均退热时间为2.97天，并且胸片炎症阴影较快吸收（平均6.20天)。这些病例均用西医方法确诊为“非典”，中医治疗后，再用西医方法确认为痊愈，均有严格的病历记录。
第二附属医院，即广东省中医院，与邓铁涛教授、刘仕昌教授、焦树德教授、路志正教授、陆广莘教授等老专家一起搞出了一套治疗方案。收治的112名“非典”患者中，除第一批收治的患者中有4人死亡外，其余108例均良好。相比之下，广州某医院由于完全采用西医疗法，上来就大量使用激素和抗生素，后果不堪设想，仅医护人员受感染就达80余人，医院几乎瘫痪。
实际上，老中医邓铁涛在临床治疗“非典”的时候就已经指出，要停用一切抗生素和激素，因为抗生素基本属寒性，不宜用于此次“非典”。第二附属医院接诊的第一批“非典”患者中4人死亡，就是大量使用抗生素和激素所致。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詹姆斯博士对广东省中医院进行考察后对中医疗效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中国经验“对在世界范围内上升为常规治疗都有很大帮助”。
张继禹：中医就是靠与急性病作斗争发展起来的，中国历史上几百次瘟疫都是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治好的。古时张仲景、吴鞠通、叶天士就是靠研究温病而著名。还有像解放以后的流行性乙型脑炎，西医治疗死亡率为30%-40%，中医治疗后把死亡率降到10%，且无后遗症。这两年，像SARS和艾滋病这样典型的传染病，中医治疗，在临床上取得了很大成效，达到让患者带病毒生存的目的。
西医是对抗疗法，其研究对象就是细菌和病毒，找出药物予以消灭。而西医找到病因、消灭病毒的时间往往没有发现新病毒和病毒变异的速度快。而中医是用药调整人体的自身组织能力或者说自我康复能力，使机体自身组织能力杀敌。实际上，每个人身上都会带有一些致病病毒，只是病毒在健康人身上不会发作起来，因为你体内的环境不允许它发作。中医就是调节体内环境，不让疾病生存。
中国报道：现在社会上有很多自称是祖传中医，应该信还是不信？

张继禹：中医本身是个好东西，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积累下来的宝贵医学财富，然而，的确有很多不学无术的败类，打着中医的幌子，到处招摇撞骗，他们医术不精却又到处骗钱害人，甚至声称他的什么家传秘方包治百病，这些江湖游医真是屡见不鲜。对这些人一定要严厉打击。
但同时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这个问题，对一些在基层，有一技之长、能够为群众看病、或在某一方面治疗效果比较好的人要区别对待。目前，国家也正在几个省进行试点，对比较好的“赤脚医生”进行摸底，之后发给他们医生资质。
本质上说，这个现象和现在中医的教育制度有很大关系。自古以来，中医学习都采取师徒传承的方式。然而，很多学徒出身的老中医虽然医术高超，但由于没有医学院学历，无法取得 资格。于是很多骗子就可以钻这个空子，打着祖传学医的幌子，鱼目混珠。
贾谦：的确，中医药知识在性质上属于意会知识。按照英国哲学家波兰尼关于知识的理论，中医药知识在领会过程中需要理解行为主体的个人参与。也就是说，中医药学习非常需要个人的实践参与。
然而，目前的中医教育完全采用了西方院校教育体系。现代中医院校制是西方三四百年内搞的东西，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这些知识在大课堂上讲大家就会明白。可是中医许多问题要靠体悟与实践，不是大课堂上光“言传”就可以描述的。
院校教育肯定是有用的，但绝非是唯一的，更不是一定是最恰当、最科学的。中医药学更适合于手把手的言传身教，师徒传承，使之领悟。因此，考职业中医师必须要有大学文凭，是不了解中医药学属意会知识范畴。中医的培养应遵循中医自身发展规律，改革中医教育加强师徒传承势在必行。
张继禹：有些人才固然可以通过高等院校培养，更可以、甚至最好是通过师承、家传、自学培养，京剧和中医就是如此。这已为我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所证实。在中国社会，素有“医无三世，不服其药”之说。为了更好地继承名老中医的学术经验，在人代会上我就提出，应让名老中医有自由择徒、自主教学、出师考核的权利。
在政策上，我认为凡经名老中医考核合格并许可出师的徒弟，国家级卫生行政部门应发放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的证书。凡享有国家级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资格的师承弟子，应享有 的全部权利，不再另行参加 资格考试。国家对学徒出身的中医予以考核和承认才可以从制度上堵住江湖游医招摇撞骗的空子。
中国报道：社会上现在有很多所谓植物药，提取了中草药的有效成分，这些药算是中药吗？
张继禹：植物药是当今西方对西方草药的常用称谓。20世纪80年代，西医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和西药的毒副作用，且西方国家日益感到承受不了医疗费用高涨的沉重负担，才出现了回归自然、采用天然药物的潮流。
中药大多数也是用植物入药，但却不能称为植物药，这两者差异很大。中药是指纳入了中医药理论体系的药物，按照中医药理论而使用。中药讲究炮制，讲究药物四性五味和归经，而所谓植物药一般仅应用生药，不懂炮制后药性之改变。同时，中药多用复方，讲究君、臣、佐、使，西方植物药则一般用单味药，偶用复方。
贾谦：美国西医大家曼戴尔松博士就曾说过，西医不过是药厂的次级推销员而已，必须按照说明书用药，不敢有任何创新。实际上，就是说西医和西药是分开的，西医不用管西药是怎样研制出来的，只是按照化学家或药厂研究人员的指令使用这些药品。
但中医不是这样，自古以来，中医中药是一体。一个中医要懂中医理论，要懂药性，会望、闻、问、切、辨证论治，也要会针灸、按摩、拔罐等，还要会认药、会采药、会炮制、会自制丸散膏丹。
有人要废医存药，认为中医不科学，中药还有点用，只要提取有效成分，做的就和西药一样了，现代化了，与西方接轨了，就可以进入世界主流医药市场。这些人错了，中药与西药不同，必须由中医按中医理论辨证使用，离开了中医，中药就都是废物、垃圾以至于是毒药。中医开的每个处方，都是一对一地以药性之偏纠正人体之偏，这与西医用药完全按说明书是两回事。像六味地黄丸这类的名中成药并不专治一种病，但在中医辨证理论指导下，针对肾阴虚之症使用，能治好的病有四百三十多种，但若按西医病名使用，则什么病也治不了。又如，1992年，比利时一诊所开出减肥“中药”“苗条丸”，患者服用1-3年后，很多人出现了严重肾病，于是西方大肆炒作“中药肾病”，殊不知这就是中药成分化，没有辨病使用而长期过量服用的结果。
中医药现代化应该是把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手段融入中药研究和生产中，从而完善中药的过程，而不是搞植物提取物把中药西化为西药。
张继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
贾谦，科技部“国家中医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1993年开始专门从事中医药领域的战略研究，先后完成近20项国家级软科学研究课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