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医学看甲型流感（H1N1)及其防治

中华中医药学会

李 致 重

（2009年5月4日于香港医院管理局演讲厅)

此次甲型流感（H1N1)在出现之初，因为该病毒由先致猪发病，而后再传给人，所以不少国家、地区的报导将其称之为“猪流感”。看到这个病名，令人顿生难堪——猪病传人，便将人之病也以“猪”命名，这在现代文明的社会里，诚可谓史无前例、有失风雅了。
几天之后，各种不同的说法相继出现。香港称之为“人类猪流感”。更多的则有“美洲流感”、“北美流感”、“墨西哥流感”、“2009大流感”等。也许墨西哥人有一些特殊的情绪化反应，将这次的流感称之为“国家恐怖主义”。于是，世界卫生组织于5月初才将其定名为“甲型流感（H1N1)”。
4月中旬以来，有关甲型流感病名纷呈的情况表明：人类在遭受病毒肆虐的同时，又一次承受着心理上的病毒恐怖。而且，这一次病毒恐怖起于北美，比起2003年的SARS和2005年的禽流感，其来势更猛，波及范围也更广。
2005年，笔者在《太乙天符年人、禽流感的中医学解析》一文中曾经说过：“上帝派病毒来，来医治人们的忘记”。平心而论，对于形下性的西医来说，的确缺乏治疗病毒性疾病的特异性药物——这原本是不足为怪的。而对于形上性的中医来说，过去的50年，几乎是“中医西医化”的50年。我们把中医与自身发展的历史，人为地切断了；把曾经有过的辉煌，也随之淡忘了。如果说，接连三次的病毒性疾病真的有什么“医治”之意，恐怕是要医治我们对于中医的数典忘祖。但愿这一次甲型流感（H1N1)的降临，能帮助我们恢复对中医特色与优势的遗忘。

一、2003年SARS防治的回顾

2003年以国内和港、台为主要疫区的SARS肆虐，给人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记忆和启示。
1. 撞击人心的病死率
据相关资料，2003年SARS的病死率，平均为12%左右。而在医疗条件相对较差的国内，病死率为5.9%；在医疗条件相对优越的台湾为12%，香港为17%。那一年，SARS最先在广东出现时，由于病人可以在不受任何干预的情况下，自我选择中医医院或者西医医院接受治疗，病死率仅为3.6%。广东SARS接近尾声的时候，当年3月12日香港才出现首例病人。如果香港能够在广东防治经验的基础上，及时采取中西医配合的防治方式，相信病死率不会是全世界发病地区之最高。这一教训至今仍让香港人记忆犹新，时而依然心有余悸。
2. SARS肆虐北方的拐点
2003年4月，SARS在国内北方出现。由于管理上的原因，中医没有能够及时介入治疗。于是，SARS病情急剧恶化，病死率居高不下，举国人心惶惶，宛如大祸临头。5月8日，国务院新任命的卫生部部长，即国家副总理吴仪主持召开中医专家会议，在听取专家意见的同时，当即做出了中医参与SARS治疗的决定。决定的当天，就有多个中医专家分队进入SARS临床第一线。从此很快煞住了SARS的势头。不到两个星期，即5月20日左右，整个北方SARS的疫情，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并很快转入SARS疫情的尾声。这一事实，令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从此对中医刮目相看。
3. 罕见的“三个零”
在整个SARS治疗过程中，最罕见、最值得庆幸的是“三个零”。那一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前前后后共收治了45例SARS病人。病人完全是在本人自主选择的情况下，进入该医院接受治疗的。最后取得的治疗效果是：病人零死亡，医护人员零感染，病人零转院。这里特别应当一提的，是病人零转院。这一家附属医院绝不是把病情轻的病人留给自己，把病情重的病人转到西医院。这样的治疗结果，不言而喻证明了中医治疗SARS的卓越疗效。这一事实至今让人谈起，一种油然而生的骄傲之意，隐隐约约涌动在心头。
4. SARS令中医学术走出历史的谷底
在SARS肆虐时，中医以无可辩驳的临床疗效，向世界展示了中医的特色、优势和价值，不期而然地引起了国内更多人对中医的关注。记得2003年10月，在北京香山召开的专题讨论中医基础理论发展的科学会议上，邓铁涛老教授兴奋地说：“SARS必将让我们的中医走出发展的低谷”。他还说：“中医的基础理论是临床的生命线。我们这一次拿疗效给社会看，给老百姓看，就是那些主观上想‘西化中医’的人，也要接受这个事实，承认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的科学性”。这几年，国内中医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SARS之后，在吴仪副总理领导卫生部期间，他多次在多种场合强调：要重视中医，特别要发挥中医的特色与优势，要按照中医内在的自身规律发展中医。最近的几年，中医在国内的整个形势大有改观，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社会对于中医的需求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政府对于中医的发展特别重视。2009年元旦以来，不断传来了令人兴奋新消息。
2008年在讨论我国国务院“医改”方案时，有人说：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如果忘记了中医，那将永远是、必然是彻底失败的改革。2009年3月，卫生部陈竺部长在谈到“健康中国2020战略规划”时指出：这是中国卫生事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与“医改”相辅相成的。并强调：“中医药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一个核心的部分”。
2009年4月6日，由国务院批准的《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要职责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即“三定”方案)，进一步突出了“加强促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发展”的职责。并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与发展中医摆在并列位置上的中西医结合，放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内设的“医政司”管理。这对于正确贯彻“中西医并重”的卫生工作总方针，对于推进中医与西医以并存并重，共同繁荣为前提，以临床相互配合为重心，是一项明智而重要的调整。这一重要的调整，体现了本屆政府在医疗体制改革上的决心和勇气。
2009年4月21日，在中央关于“要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精神基础上，又颁发了《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若干意见》。《意见》就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以及许多具体内容和要求，做了部署。
此次甲型流感（H1N1)一出现，国家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于4月24日，及时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在医疗卫生应急工作中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的通知》。这与2003年SARS期间的情况相比，是令人振奋的新气象、新局面。
香港与国内，在行政体制上是一国两制。然而，科学技术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国内中医发展的形势对香港来说，既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也需要快马扬鞭急奋蹄。当前，也正是香港向国内学习、借鉴的大好时机。我们今天这一次讲座，是甲型流感（H1N1)肆虐以来，香港医院管理局中医部组织的全港第一次关于中医防治的学术讲座。这是SARS期间所没有的，我为此感到高兴。
－－－－－－－－－－－二、中医外感病防治的基本观念
1.哲学智慧把中医推向理论医学的台阶
2005年1月，本人与德国M.波克特先生应邀在国内举办的一次报告会上，M.波克特先生曾以《中医是成熟的科学》为题，发表了他对中医的看法，以及对中国中医发展的期盼。他认为“中医是成熟的科学，而且在两千五百年前就达到了成熟科学的水平”。他的演讲如雷贯耳，与会者为之大震。

换一个角度说，中国的哲学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把中医推上了理论医学的台阶。因为中医研究的“人”，涉及到“天道”、“人道”、“个体化之道”三个层次。这里的“道”，即规律、原理、法则的意思。把这些规律用在发病的角度上讲，疾病的形成应该包括相应的三个方面：第一，天地（自然)的大规律与人类疾病的关系；第二，人类生命的共同规律与人类疾病的关系；第三，每一个人的个体特点与他本人发生疾病时的关系。以上三方面，是西医所没有的。这是从哲学理论上讲的，应当说中医是认识人类生命的一种大智慧。

接下来，再把这些哲学理论上的大智慧，运用于具体的人、具体的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于是便形成了中医防病治病的临床技术体系与经验。如此以来，就整个中医学体系而言，它包括了理论（科学)体系、技术体系与经验三个层次的知识内容。因此，中医防病治病的过程，就是在中医学理论指导之下，运用中医的临床技术，或者临床经验的过程。

我们这里不便作太多的理论阐述，但是有三点需要我们予以正视：第一，中医是人类医学史上历经了两千年实践检验的医学；第二，中医也是世界传统医学里，唯一成熟的医学，它已经具备了完善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经验医学；第三，中医是形上性的医学科学体系，前面提到的“天道”、“人道”、“个体化之道”，指的就是人的形上属性。因此，基于历经了两千年实践检验的、唯一成功的，而且属于形上性医学的这些基本特点，我们在这次甲型流感（H1N1)的预防与治疗中，就可以更好地发挥中医的防治特色与优势。

令世界感到恐惧的病毒性疾病，在中医的理论上是如何认识和理解的呢？

2. 是敌我关系，也是共生关系
在中医来看，人和病毒、细菌既是敌我关系，也是共生关系。就病毒、细菌可以致病，人也可以免疫病毒、细菌这一方面而言，双方是敌我的关系。但是，就《黄帝内经.保命全形论》关于“人以天地之气生，以四时之法成”这一说法，在“天地之气”，“四时之法”中，当然也包括病毒与细菌在内。所以病毒与细菌，也是天地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共生，指的就是这种特定的关系。

（1). 水能浮舟，亦能覆舟
《金匮要略》说：“夫人禀五常，因风气而生长。风气虽能生万物，亦能害万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里面的“风”，包括了风、寒、暑、湿、燥、火。从四时气候正常变化的角度上讲，中医的藏象学说中的“五气”，即风、火、湿、燥、寒，显然是自然界正常气候变化与人体生理关系的内容。这正如恽铁樵先生所说：“《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人既然是“天地之气”所生，“四时之法”所成，所以“天地之气”、“四时之法”当然是中医藏象理论的重要内容。因此在中医看来，人的生命与四时气候变化密切相关，这就是“水能浮舟”的意思。

“亦能覆舟”，则正好相反。四时的风、寒、暑、湿、燥、火，如果太过或者不及，就是四时变化的反常，中医便将其称之为六yin邪气。在中医发病学角度上讲，即致人于病的风、寒、暑、湿、燥、火之邪了。四时变化的反常，《金匮要略》上这样说：“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过”。这四句话，其实从时间演变的先与后，讲了四时变化反常的太过或者不及两个方面。人若不能做到既知常，又达变，那就难免要发病。这就叫“亦能覆舟”了。

这里还需进一步强调一点：我们决不能用西医对待病毒和细菌的覌念，理解或者讲解中医在外因上所说的六yin邪气。也就是说，理解或者讲解风、寒、暑、湿、燥、火六yin，应当着重从疾病过程中，病情的六种不同属性特点上来理解。否则，我们就会把六yin与西医所讲的病毒和细菌等同起来，把中医的外因等同为西医的致病因子，从而陷进“外因决定论”的歧途。我在讲《伤寒论》、《中西医比较》等课程时常说：病机这一概念包含了发病原因、疾病性质、疾病发展趋势这三方面要素。所以病因实际上是归属于病机的，应当把病因放在病机之内来理解。这样，就与疾病的属性特点相互呼应，联系为一了。同时在讲《伤寒论》、《中西医比较》还强调：我们拿不出一粒风、一颗寒、一袋暑、一杯湿、一瓶燥、一寸火来；既然有“浮舟”、“覆舟”的二重性，那么离开了疾病现场的具体病人，六yin便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了。这一点，如果我们站在哲学、形上学的角度上，把风、寒、暑、湿、燥、火视之为类比概念或者抽象概念，而不是把它误认为具体概念或者实体概念，那就不会在病因的问题上，陷进西医的“外因决定论”了。我知道，在唯物质论的文化背景之中，我们的头脑很难一下子转过来，转到中医的特色上来。但是在这一原则问题上，我们是非转不可，不转不行的。这个问题貌似简单，实则是一个复杂而又至关重要的学术大问题。这里似乎与今天的专题讲远了，不过还是非讲不可，不讲不行的。以后有机会，我们再另行深入地专题讨论。

（2). 没有病毒、病菌就没有人类免疫系统
刚才讲到，按照水能浮舟，亦能覆舟的观点，病毒、细菌对于人具有二重性。世界上如果没有病毒，如果没有细菌，那就没有人类不断完善、相对健全的免疫系统。当然，这里说的免疫系统，是借用西医的概念讲的。

在人的整个生、长、化、收、藏全过程中，当然包括了病毒和细菌的作用在内。借用西医的术语讲，如果自然界没有病毒与细菌，便不会有人类的免疫系统；正是因为病毒与细菌致人于病，也才逐渐使人类的免疫系统健全了起来。从病毒和细菌产生的时间而言，应该说，病毒和细菌的出现，远比人类要早得多。至于医学的出现，那是很晚以后的事了。所以中医学的形成过程里，不可能不会感知到病毒、细菌的存在。只是中医从临床疾病出发，以内、外因相互作用而为病的理论，把包括病毒和细菌在内的“六yin”，统统称之为外邪罢了。至于一个人在疫情出现之时，病还是不病，那是这个人内、外因相互胜负、消长关系的问题，是中医在发病理论上讨论的内容。在内、外因的问题上，中医紧紧抓住“邪正消长”四个字。这其中，显然包含了内因与外因、邪与正，相互作用、相互消长的二元关系。如果只把病毒、细菌视为敌人，不考虑内因和正气，那就不是中医的思维了，而且有失简单、幼稚了。

所以，病毒、病菌可能致人于病；病毒、病菌也是人类免疫系统形成、完善的动力。这一点，不论从中医角度上讲，还是从西医角度上讲，其实都应该这样看待。有了这一基础，往下要讲的甲型流感（H1N1)的预防与治疗，共同话题就会多一些的。

（3). 邪正共生的最佳预期是“阴平阳秘”状态
《内经》讲：“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所谓“阴平阳秘”，即“以平为期”、“阴阳自和”的健康状态。用《中庸》的话讲，就是“中”与“和”的状态，也是“致中和”思想所预设的最佳目标。

如果我们这里对“阴平阳秘”用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加以形容的话，那就是：把阴比作为“0”，把阳比作为“1”，那么“阴平阳秘”即是0与1的之间的，阴阳各0.5的平均数。阴、阳各0.5的平衡状态，这就是《中庸》所指的最佳点的“中”；如果阴阳相消长在0.4至0.6的范围之内，即可比作《中庸》所指的仅次于“中”的“和”。“中”与“和”虽有差异，但在动态的生命过程里，都可以视为“阴平阳秘”。再按照《内经》在《生气通天论》里所讲的“人以阳气为本”的精神，生命过程里的阴平阳秘状态，也是人以阳气为本前提下的阴阳自和。人以阳气为本的思想，习惯上也用“阳主阴从”来表达。所以换一句话说，“阴平阳秘”，也就是“阳主阴从”的邪正消长过程中，机体处于动态平衡的健康状态。这一段可能太理论了些，请大家仔细理解清楚。

接下来从我们要讨论的甲型流感（H1N1)来看：如果人体在“阴平阳秘”的状态中，人和病毒相接触时即可以经过“和”到“中”与的动态变化，以不发病为前提，平安自然地产生抗体。这种不受疾病之苦而预防甲型流感（H1N1)的方式，当然是最理想的最佳预期。这也是按照中医的智慧，不费力气即可以做到的。

要使人群达到这个预期，可以说是医学家的责任，但更应当是人类固有的机能。这种固有的机能，不论中医与西医，尤其是作为中医工作者而言，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因为这不仅是数千年临床实践证明了的道理，也是SARS和禽流感期间人所共知的事实。

（4). 邪正消长的相互关系不可忽视
为了进一步说明动态中的阴平阳秘和邪正消长的相互关系，我们不妨联系2003年的SARS，再作一下回忆。下面举一些具体数字，以作说明。

第一，2003年时，香港人口680万。SARS期间发病者为1755人，占总人口的0.025％，也就是一万人中，平均有两个半人发病。这个比例，应该说不算高。

第二，在2004年4月12日，香港大学袁国勇发表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随机抽样的方法，检查化验了若干香港人的SARS抗体存在的状况，然后根据检出SARS抗体的比例推出，SARS期间全港感染病毒者约为三万五千人左右。但是，SARS期间全港的发病人数为1755人，发病率占全港感染病毒者的5％左右。这就是说，有95％的人在直接感染病毒之后，并没有发病。所以可以认定，他们是在“阴平阳秘”前提下，未经疾病之苦而获得抗体。这表明中医阴平阳秘和邪正消长的学说，是科学的、翔实的、可靠的。

第三，2003年SARS之后，本人所在的香港浸会大学对患过SARS的病人，进行后期关怀性的询访与调理。本人在对50多位SARS病人的询访中发现，不少于70％的病人，发病之后病情相对较轻。在西医缺乏可靠的特效药的前提下，3天之内缓解，体温恢复正常，隔离调护期满之后而出院。这个比例，与后来多处关于SARS期间患者病情轻重的比例报导，基本一致。从中医邪正消长的关系看，对于病情较轻的解释无非是两种：其一感邪较轻，其二正气较旺。所以，如果中医早期介入，予以及时、有效地治疗，这70％的比例，必将会大幅度提升。

上述事实表明，从医学研究而言，医学家欲全面掌握SARS的预防、传染、发病、治疗、控制、抢救等等一系列内在规律，更应该关注的是：其一，SARS流行中未病的99.75％；其二，感染病毒而不发病的95％；其三发病后病情较轻的70％以上。其实，这些方面始终是中医学关注的重心。这就是前面提到的：中医关注的人，是“天道”、“人道”、“个体化之道”的整体的人，因而是形上性的人。认清了这些大前提、大样本，对于具体、个别病人的治疗，大方向、大思路便清晰得多了。

3.“以病毒为本”与“以人为本”
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病毒为本”，倾向于“多因素相关性”，还是“外因决定论”，这是中医与西医在对待和处理外感病时的明显区别。

（1). 病毒是致病的相关因素，而不是决定因素
在谈到中医治疗外感病的优势时，常常会提到西医的“外因决定论”的问题。所谓“外因决定论”，是指西医在讨论传染病、外感病的发病原因时，往往把病毒和细菌，作为致病的决定性原因来看待。所以治疗传染病、外感病的主要目标和方法，就是灭菌、抗毒。认为只要把入侵体内的病毒和细菌杀灭了，治疗的主要目标就达到了。因此，西医对抗生素或抗病毒药的使用，从发病用到痊愈，不论传染病、外感病的初期、危重期、恢复期，药物的品种可有更换，但灭菌、抗毒的治疗原则一点不会改变。这种针对外来的病毒和细菌，彻头彻尾，一用到底的治疗，正是西医外因决定论所决定了的。

20世纪前半叶，西医在外感病治疗上的进步，主要是细菌性疾病。先是磺胺类药物的广泛使用，以后则是不断问世、不断淘汰、不断更新换代的抗生素。但是，在病毒性疾病的防冶上，至今没有杀灭病毒的特异性药物可用。这使“外因决定论”变得一筹莫展，也使人类的“病毒恐俱症”愈演愈烈。究其原因，当然归咎于形下性的西医生物医学的局限性了。这一点，本人在香港浸会大学期间开设的“中西医比较”一课里，已经从哲学，从科学史，从人类生活史上做了讲解。这里仅提一下，不详细说明了。

中医从天、地、人、我诸多因素的相互关联中，寻求具体疾病的病机特征，这是中医学的天然优势。在中医看来，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一点，我们习惯称之为“多因素的相关性”。所谓天、地，其实就是自然界，是人所存在的客观环境；而这里的人，指的是人类之人；这里的我，是个体化的我。病毒在传染病、外感病的发病中，仅仅是多因素相关性中的一个因素，当然不能视之为传染病、外感病发病的决定性因素了。这里讲的天、地、人、我，可以大体分为外与内两大类。而每一类之中，又可以分解出许许多多与疾病相当的因素。所以我常常告诫学生，中医就是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思维为前提，遵循多因素相关性的理念，在对诸多疾病相关因素的理性思维中，准确把握临床病机，而立法、用方的。因此，多因素相关性是中医的天然优势，是对西医单因素决定性的形而上的互补。防治甲型流感（H1N1)，正需要这一优势。

（2).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有了以上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说：细胞是病毒入侵者，但不能说人是病毒的入侵者。这句话的意思是，病毒进入一个细胞，导致该细胞坏死，最后使整体层次上的人，病情不断加重；人不是病毒的入侵者，因为人是由器官，组织，细胞构成的，细胞只是人的整体层次以下的局部。我们前面讲过，一个阴平阳秘之人，对病毒有充分的免疫力。为什么整体层次以下的细胞虽然受病毒感染了，而95％以上的人却不发病呢？因为这个人是中医认为的阴平阳秘之人，他可以把病毒自然而然地免疫在自身之内。
面对甲型流感（H1N1)的肆虐，相信人们看到了这一点，对病毒就不会那么恐惧了。

（3).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
所谓邪气，是指干扰正常生命的不正常因素；所谓正气，是指天道、人道、个体之道在人生命过程中，综合统一而成的生命力。这个意思我们在以前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其气必虚的“虚”，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一是正气不足，生命力低下的意思；其二是人体气血阴阴失调，有外来邪气的可乘之机。《内经》在其《百病始生》一篇里说：“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这里的“虚”，即包括上面两层含义。接下来说的“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一句中的“两虚”，其实指的是外因与内因两个方面。两个方面在发病上相互契合，于是才会发生疾病。所以外因与内因，无一不成，唯一不成。而且就在发病学上来看，中医更强调人为本，邪为标。这是重视内因的观点，或者可以说是中医的内因决定论观点。这与哲学的内因决定论观点一致，而与西医的外因决定论，恰好是相对的。

4. 鱼与塘，同时并重、缺一不可
在讨论外感病时，有一句有趣的哲言值得我们思考。“一条鱼死了，应从鱼身上找原因；一塘鱼死了，则应从塘水上找原因”。面对今天的甲型流感（H1N1)，如果病毒仅仅侵犯了一个人，那当然不必大惊小怪。但它今天引起许多人同时发病，这是疫情问题，不是个案问题，这就要从塘水上找原因了。
但是，中医的“塘”和西医的“塘”不一样。西医的塘小，而且是不可琢磨的；中医的塘大，有范围、有规律、可琢磨、可思考，而且经受了两千年的实践检验。西医把病因紧紧地盯在病毒上，但病毒在哪里呢？虽然可以笼统地认为病毒在周围环境，但环境是一个模糊的空间概念，一个无边无际的外界。若要消毒，那只有在自己预设的空间里扑风捉影。如此以来，面对预设的环境，不论采取何种方法抗击病毒，都只能是不抗击感到恐俱，抗击也感到恐俱。中医的理论本来就建筑在天、地、人、我之上，若预防流感，只须两条即可：其一，观天时之顺逆，知太过与不及；其二，因天时之变，作自我调节，令内在的正气自我平衡即可。所以说，中医面对着一个有理性与实践相统一的大环境，这是在形而上视野下，保持人与环境和谐的大智慧。比起西医所讲的环境卫生来，其意义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5. 中医对甲型流感病机的思考
虽然截至今天，我们还没有在临床上见到过甲型流感（H1N1)，但是遵循中医的相关理论以及发病地区的相关报道，对于甲型流感发病后病机的大体特点，其实有相当的认识基础了。以下几点，供大家参考：

第一，今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之年。因此今年的气候特点，可以用“湿”和“寒”两个字来概括。因此湿与寒，很可能是甲型流感（H1N1)初起的主要特征。

第二，今年春季的气候有一些反常，大体可以用“春寒”概括其特点。大寒之后，在“一之气”的两个月，因厥阴风木当令而气候忽冷忽热的现象十分明显。而且忽冷忽热的过程中，每一次气温下降时，不是天寒多云，就是阴雨绵绵。这一气候反常的特点，中国的长江、黄河流域如此，香港、广州也如此。虽然我国不是甲型流感（H1N1)的首发之地，但春末的寒、湿特征，不容忽视。

第三，为什么甲型流感（H1N1)首先会出现在猪身上呢？因为猪在“五畜”里属水，为水寒之性。以肉食特点而言，猪肉性最凉，入肾经；牛肉性平和，入脾经；羊肉性偏热，入肝经；狗肉最热，入心经……这是中医在食物药性化的前提下所做的归属。或可根据猪的其寒、湿之性，作为相关性的一种参考。

第四，据有关报导，甲型流感（H1N1)病人早期主要的表现为：怕冷、发热、头痛、肌肉酸痛、喉病、咳嗽、身体乏力等。这些情况与《伤寒论》麻黄汤八证的“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与大青龙汤证的“太阳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以及“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与《温病条辨》湿温初期的三仁汤原文的“头痛恶寒，身重疼痛”，都有相似之处。概括起来说，凡是外感病初期有身体疼痛，或酸痛，或骨节疼痛，或一身困重者，就其病机而言，不是属寒，就是属湿。习惯上将六yin外邪按阴、阳属性，分为两大类：即“风统温热”，“寒统燥湿”。故湿、寒之邪，都属阴邪。因此从甲型流感（H1N1)初期出现典型的肢体疼痛，就不难理解了。

第五，从SARS以来到甲型流感（H1N1)，“飞机传播”的问题令人们颇为关注，也令世人甚为恐惧。但是，同一架飞机内，人群相互的传染往往并不明显。至于走出机舱被查出患有甲型流感的原因有二：其一，患者登机前为流感潜伏期的病人；其二，机舱内温度调控过低，长时间旅途劳累与休息不足，个体差异或免疫力不足，因而在途中骤然发病。后者的情况，似乎可能性更大。连续一、二十小时“空调”下的寒凉小环境，或者正是影响人身阴平阳秘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亦与以上四方面原因颇相契合。

之前讲过，多因素的相关性是中医解释发病、诊断疾病的原则。所以把以上五方面因素综合起来，甲型流感（H1N1)初起以寒湿为其发病特点，是有可能的。如果甲型流感（H1N1)初起得不到有效治疗，往后可能向《伤寒论》的阳明病或者《温病条辨》的中焦病转化，那就是湿热或者湿温了。这些推断，只供大家参考。希望在发病的第一时间内，只要我们能够进入现场观察三、五个病人，相信对这一场甲型流感（H1N1)预防、治疗、抢救等，我们一定会成竹在胸的。随着夏季的来临，这场甲型流感（H1N1)，将不会持续太久。今年是又一个太乙天符年，大暑之后可能出现的暑温或湿温，倒是需要人们加以提防的。
－－－－－－－－－－－四、以人为本的智防与智养
——甲型流感（H1N1)的防护，首先从人做起
这里所谓的防，就是预防。所谓的护，并不是医院的护理，而是自己保护自己。中医的观点是以人为本的智防与智养。所谓智防与智养，就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用中医的智慧去预防甲型流感（H1N1)。下面从八个方面，谈一些防护方面的理论与方法。

1. 知天知时，主动调适
关于知天知时的主动调适，我们结合当前实际，着重谈两点：
（1).地球感冒了，调适寒温最重要
这样讲的意思是，人要主动地调适，以补天时之偏。因此我们穿衣应当随时、随处增减。这个时候，更勿违逆天时，切忌汗出当风、汗出冒雨。

（2).要小心使用“空调”
2003年SARS期间，本人曾多次撰文呼吁，要灵活使用空调。其一，气温25度左右，尽量不使用空调降温；其二，使用空调降温，限于当天气温上线以下的5—7度。例如，当天室外最高是30度，室内温度可控制在25—23度之间，不宜再低。否则，内外温差太大，人在其间往来，一步之差，一季之别，那是不行的。一步在夏天，再一步就是秋天，这与天气忽冷忽热，大起大落岂不一样了吗！这是人为地制造了反常的小气候。如果身体不健壮，空内的空调机就会把人体这一血肉的“空调”，搞坏而病倒的。

2. 远膏粱厚味，重饮食结构
《黄帝内经》里说：“膏粱厚味，足生大丁”。所以，合理的进食与饮食结构，应当是重要的养生原则之一。以下重点讲三点：

（1).营养过剩、贪图厚味
这个时代里，我们常常是营养过剩，常常是积热留湿，常常是胃肠壅滞。所以必须特别强调合理的饮食结构。要让每个人记住，尤其香港人要记住，我们处在一个营养过剩的时代，一个贪婪色、香、味的社会。我们面临的不是营养问题，而是科学的饮食结构问题。

（2).合理饮食结构的“一二三四五”
2003年，解放军301总医院营养科赵霖教授，提出合理饮食结构的“一二三四五”，我以为很有参考价值。一个人一天的饮食结构，按其种类与摄入量计算，大体如下：一百克蛋或肉；二百毫升奶；三百克谷物；四百克水果；五百克蔬菜。这里是以克来计的，也可以按个人的具体情况，看作是一个大概的比例。

（3).补气助阳药，切莫滥用
人参、黄芪、鹿茸、冬虫草等药物，都是中医所用的补气助阳药，而非随意服用的营养品。《黄帝内经》认为：“气有余便是火”。另外，就中医所讲的阳虚和气虚来说，气虚是阳虚之微，阳虚是气虚之甚。也就是说，过分的气虚，就是阳虚；轻度的阳虚，就是气虚。所以，滥用助阳的中药比滥用补气的中药，对人更有害。说明这些道理之后，接着再谈进补的问题。如果常常滥用补气助阳的中药，必定导致体内积热太过；积热太过必然容易留湿，进而造成湿热郁蒸，流连不解。这是自己花钱买疾病，怎么能叫进补呢？

2003年SARS期间，我在联合医院看过一位年仅34岁的病人，当时病情十分严重。后来才从他的家人口中知道，患者发病的前一周，买了几枝上好的高丽人参，天天服参汤，希望能提高免疫力，预防SARS。岂不知反而违背了“气有余便是火”的明训。这一教训，希望引起人们高度注意。

3. 起居劳逸，贵在适度
按照《内经 生气通天论》“阳气者，烦劳则张”的理论。如果我们太过于劳累、紧张、压力过大，必致阳气烦劳，里热过盛，故“白领者”尤应戒慎。

4. 养神与养身，同等重要
亚里斯多德说：“人是理性动物”。我们的《黄帝内经》，把七情视为主要的致病因素。所以养机体与保心神，两者缺一不可。

（1).以智养神
所谓的养神，就是勿令我们的精神情志过分劳累。要适当的调节，善用自己的理性、以智慧调养心神，达到七情平和，无太过，无不及。《黄帝内经》里关于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养生之论，为我们列举了高下不同的养生之例。真人的境界固然非常人所能及，但总该效法贤人的智慧，以养心神了吧！

（2).常宜心平如水、其实即是健身
中医认为，五志过用则容易造或种种内伤杂病。一个人如果喜、怒、忧、思、悲、恐、惊七情过用时，就可以因过用而化火。我们临床看到的许多失眠的病人，就是因为用脑太过，导致阴虚内热。《伤寒论》中的黄连阿胶汤，就是针对这一类阴虚内热的典型方剂。内热太过，则机能自乱，同样容易招致外邪。所以，常宜心平如水、其实即是健身

5. 多一些户外活动
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春季多几次踏青，夏季多一些运动，也符合中医四时养生的精神。所以这个时节，青少年多爬山，中壮年多走路，老年人多散步。让气血通畅一点，当属预防春夏感冒的一剂良药。

6. 注意个人环境卫生
个人与环境卫生，是一种生活常识和习惯。甲型流感（H1N1)肆虐之时，个人与环境卫生，尤须注意。这一方面，社会上宣传很多，我们就不重复了。

7. 保持三通，则内无郁热、外邪不入
这里讲的三通，即大便通，小便通，气血通。这既是防护的目的，也是具体的措施。从目的上讲，大便通，小便通，气血通，就象征着人体代谢的相对正常。大便通，指每天至少一次的正常排便；小便通，指不黄、不赤，以清白为主且排泄畅通；气血通，最典型的象征是经常有汗。在香港，临床上我们常遇到一些病人，说自己不经常出汗。长期生活在空调的小环境，不正常也误认为正常了。若不经常有汗，则意味着营卫、气血不通。这在亚热带地区的香港，当然是一种病态现象了。
《金匮要略》讲：“若五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这里强调三通，也是“五藏元真通畅”的主要象征。如果人的小便不利，大便不通，应该排除的废物，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关了大门，熏蒸自己，那怎么可以呢？所以在外感病防治中，大便通，小便通，是特别关键的。

8. 切莫忘记知天、知地、知人、知我的养生大道
当代人类的骄傲与愚昧，已经到了非医治不可的时候了。人们在享受自己创造的现代化生活的同时，事实上已经离天地、离自然很远了。我们把自己困在很狭小的环境里自我陶醉，这是当代最大的社会问题。

应该说，养生是运用生命科学常识的一种艺术，健康的生命本身，就包含这种艺术在内。这种艺术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把多方面生活常识，合理地组合在一起。身体的健康，首先是回归到生命的自然常态。所以身体的健康，应当顺其自然，即顺应生命自然而然的状态。我常对病人说：“健康的文化科学知识，是人们身体健康的基本保证”。一个人要想顺其自然，就要从知天、知地、知人、知我的基本常识做起，用我们的智慧对待我们正常的生命过程。中医的养之道，是人类健康的知识库。我们经常讲“让中医走向世界”，这就要求我们中医自己，首先别忘了祖宗留下的这一优势。

2004年4月，与当时的卫生部一位领导谈话时他问我：对SARS的防治怎么看？我说：中医在SARS期间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不过，SARS也拯救了中医。我还说：面对未来，我们应该把中国的《传染病防治法》好好地改一改，把中医的防治写到传染病防治法里去。今天我们讲甲型流感（H1N1)的防治，不由得又想到了这一点。要用法规的形式来保护中医在防病治病上的特色与优势，不能老让中医干那种“提心吊胆，救死扶伤”事了呀！这一点，国内还远远没有做到，香港更是如此，令人遗憾！
－－－－－－－－－－－五、甲型流感（H1N1)治疗的基本思路

1. 剿灭病毒与助人一把
中医在临床上治病的原则，从根本上讲，就是救人一把。中医看不到病毒，也没有围剿病毒的药物。西医看到了病毒，但却没有针对病毒的特异性药物。除非西医有一种新药，可以直接进到受病毒入侵的细胞里去，把病毒消灭掉。但现在看来，这几乎还是不大可能的。而且现在没有，预计未来也难。因此，围剿病毒的思路，不应是对付毒性疾病的理想做法。所谓中医的助人一把，就是针对人体气血阴阳失调的病理状态，把它调整到阴平阳秘的健康状态上来。这样，体内的病毒就自然而然地被灭活了、免疫了。

简单地对比一下中、西医在治疗病毒性疾病的中的不同，就会覚得在甲型流感（H1N1)的防治上，我们最明智的选择，无疑是放开手脚，让中医在第一时间进入临床第一线，发挥好“助人一把”的优势。

2. 中西医配合，优势互补
西医治疗外感病，基本上是一病一治，多毒一药。比如SARS期间使用利巴韦林、类固醇，从始到终，一用到底。它不会分别病情处于什么阶段，没有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的六经分治；也没有卫、气、营、血四个阶段的病机分类。这一次甲型流感（H1N1)的防治，提倡使用的抗病毒药物是特敏福，也是多毒一药的做法。其实，特敏福是以往常用于治疗肝病的抗病毒药物，另外一些病毒性疾病也用它。如果从特异性、敏感性来看，那就不太好讲了——不得已，总得选一种药吧。

中医治疗外感病，基本上是每一疾病，因病程不同而病机多变，因此治疗上则多机、多法、多方、多药。不论从《温病学》讲，或者从《伤寒论》讲，都是这样。不同疾病在不同的演变过程中，邪正消长的关系总是在不断变化的，所以临床病机必然时时在变。病机不同，治疗方法就不同。仅就《伤寒论》而言，它有397法，113方。比起西医的一病一治，多毒一药来，中医辨证的理论是成熟的、体系化的，治疗上的立法、选方、用药是丰富的、灵活的。

甲型流感（H1N1)的防治如果放着不用中医，那不是对最佳医学资源的最大不公和最大浪费吗！

3. 成功的外感病诊疗体系
《伤寒论》与《温病学》是中医防治甲型流感（H1N1)的知识库、思想库、武器库。所谓的知识库，就是它在理论上已经给我们讲清楚了，而且经历了近两千年的实践检验。所谓的思想库，就是我们的辨证论治，与它的理论是不能分开的。所谓的武器库，就是《伤寒论》与《温病学》记载的方药，已经足够我们使用的了。所以，一旦甲型流感（H1N1)在香港流行，相信靠现有的知识库、思想库、武器库，完全可以获得良好的治疗效果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中医会不会，我们的社会让不让使用这些知识库、思想库、武器库了。

4. 抓住三阳、治在太阳
中医治疗外感病，关键一手是一个“早”字。而医生能力的大小，就在能不能在“早”字做出好文章。《伤寒论》分六经辨证，而太阳病的内容，占全书总量的一半。可见张仲景是最能抓住“早”字，并在“早”字上一举成功治病的典范。2003年SARS期间，本人提出治疗上的“三个第一”。今天看来，照常适用。

第一，把握好表证（即太阳病)治疗第一关。意思是在太阳，阳明，少阳时，是人体正气旺盛的“三阳病”阶段。我们一定要把握好机会，不要等到了“三阴病”阶段才去治疗，那就晚了，甚至忙乱而无功了。2003年5月我到联合医院会诊的时候，看到病房躺着的近二十个病人，其病情几乎全是《伤寒论》的厥阴病阶段了。到那个时候，治起来就很难很难了。所以在三阳阶段，首先要把握好表证（即太阳病)治疗第一关。

第二，要把握好散寒解表、芳香宣透第一法。这里的散寒解表，着重是针对寒闭营卫的治疗原则；这里的芳香宣透，着重是针对湿郁在经的治疗原则。故“散寒解表、芳香宣透”这八个字，或可概括了当前甲型流感（H1N1)的治疗大法。当进入疾病现场之后，再视每一个病人的具体情况，做一些具体调整就是了。这里只讲原则，也仅供参考而已。

第三，选择好临床起手第一方。治疗任何一种外感病，我们都要做力求做到一方下去，病情立见转机，或者药到病除。回想一下，在《伤寒论》桂枝汤、麻黄汤的“方后注里”，既向我们明确交待了一剂药煎成之后分几次服，也交待了若一服尽，病好了，后面的药就不必用服了。这一方面说明方药用准了，疗效一定很迅速；另一方面也说明外感病就是急性病，急性病的治疗关键，是要做到选择好临床起手第一方的。中医肯定能够治疗急性病，重要的在于能不能把握好。所以我们强调一定要学好经典，而且要“做一辈子临床，读一辈子经典”。如此，人人可以做到选好起手第一方而药到病除的。

六、一个新的医学启蒙的开始

1. 上帝让病毒来，来医治人们的忘记
从2003年到今天，在短短的6年里头，我们经历了三次世界性的病毒恐惧。我们应该想一想，中国有没有成功的治疗方法？有没有成熟的医学理论体系？一个字：有！但是在SARS期间，连中国自己都把中医边缘化了。后来果断安排中医介入，SARS很快就下去了。自己这样的优势，为什么不能很好子地发挥呢？所以这才说：上帝让病毒来，来医治我们中国人的忘记。这是对我们中国人的惩罚，也是对世界医学的启示。无论如何，我们需要从中学得聪明一点了！

2. 中医的世纪救亡初见成效，新的启蒙还刚刚开始
今天是“五四”运动90周年。“五四”对于中国来说，既是一次的救亡运动，也是一次的启蒙运动。从那时，我们吸纳了西方近代科学和民主，这几乎是五四救亡和启蒙的重点。遗憾的是，“五四”的启蒙没有像西方文艺复兴那样——从古希腊文明的基础上复兴，“五四”那时的“全面反传统”、“砸乱孔家店”，让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明（文化、科学)饱受其苦，长期一蹶不振，至今难以复苏。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的启蒙运动。在文化多元，科学多元的新的背景之下，我们要回顾一下历史，回顾一下过去，尤其是要回顾一下我们的祖先是怎么活过来的，我们文化还有什么优秀的东西？我们自西汉以来，在经济上持续一千六百多年雄居世界第一，靠的是什么？所以这一次启蒙，我将其称之为新的启蒙。这一次的启蒙，当然也包括我们中医在内。我们要复兴、发展中医，但“中医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这两个源头上的问题，我们交出合格的答卷了吗？如果没有，那正需要新的启蒙。

无论如何，这几年中医发展的形势是令人振奋的，前所未有的。相信这只是一个好的开端，一次新的启蒙的开始。愿防治甲型流感（H1N1)任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下，为迎来新的启蒙，首先获得成功！
（录音整理：蔡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