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林药局的缘起
禅一
少林药局匾额
少林药局正门
元好问少林药局文章碑刻
少林药局针灸铜人
少林药局药柜
文章摘要： 中国嵩山少林寺作为天下闻名的佛教大寺院，禅武医三位一体。公元1217年少林寺产生了特殊的医疗形态—少林药局，本文旨在运用中国历代均比较重视的救济形式--悲田福田思想来阐释少林药局产生的根源，来说明少林药局产生的时代背景、历史原因等，从而进一步阐发和宏扬少林医药学。
关键词：少林药局；悲田福田思想；考证
始建于公元495年的少林寺已有1500多年的历史，据史料记载，印度名僧跋陀北魏来中土传教，时孝文帝在少室山为其建寺，少林寺由此而名。公元527年，达摩嵩山面壁，创禅宗一派。[1]隋唐，少林初具盛名；宋，少林功夫已自成体系，风格独绝，史称“少林派”，成为中国武术派别中的佼佼者。元明时期，少林寺僧众二千余人，成为驰名中外的大佛寺。在强大的经济基础上，少林寺不仅拥有特殊的武装形态---少林武僧，而且在常年的实践活动中，还逐渐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少林医药，甚至形成了“少林伤科学派”，自此少林寺以禅.武.医并称于世,尤鼎之三足，缺一不可，共同组成了丰富多彩的少林文化。本文限于篇幅,仅阐述悲田福田理论对少林医药学的载体---少林药局的影响。
1.悲田福田思想来源于佛教基本教义 佛教为慈悲的宗教。《大智度论》卷二十七说：“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慈悲精神贯穿佛教全部教义，成为信众投身社会福利事业的理论基础。同样在佛教救济思想中占据一定地位的是福田理论，所谓福田即福之田，指能生长幸福的地方，由此而称佛为福田。[2] [3]这种思想不断发展，福田的种类，由敬田、悲田而发展为苦田、恩田、功德田等；[4]从二福田发展为三福田、七福田、八福田。西晋译出的《佛说诸德福田经》中指出第三福田即常施医药，疗救众病。《梵网经》中有"八福田中看病福田为第一福田"的说法。华严宗的创立者贤首法藏大师在《梵网戒本疏》卷五中则列为："一造旷路美井……六供养病人。"此外还有二种异说，但皆不离供养病人为看病福田。以敦煌壁画中成于北周时期、以建塔为主要内容的《福田经变》为例：从北到南面描绘了“伐木”、“ “施医药”、“置船桥”等情节。其中画的是“常施医药疗救众病”。这幅画分两组，上组画一病人探卧席上，家属二人各执其左右手，医师正对患者进行手术治疗。下组画一赢弱裸体患者，由家人扶坐，前面有一医师正在调制药剂，病人身后站立一执药少女。显然，这两个描写不同的医疗场景，显示着两个患者有内外伤的区别……上述说明，佛教在一开始进入中国就具有浓重的医疗治伤特点，作为禅宗一派中的少林药局的产生、经营、发展也不可避免会受佛教基本教义的影响。
2.悲田福田思想成为古代佛教寺院医事活动的指导 魏晋南北朝时，佛教悲田福田思想已非常流行。西晋法矩译《佛说诸德福田经》说到有七法，其一是常施医药疗救病众，行之便能增功德。此经在北朝非常流行。隋唐以后，福田悲田思想更加盛行，演为专门博施济众，赠医舍药，甚至传染病人也关怀备至。《高僧传·释僧远传》载：尝一时行青园，闻里中得时气病者，悯而造之，见骈尸侣病者数人，人莫敢近，远深加痛惋，留止不忌去，因为告乞敛死抚生，恩加骨肉。释僧远所过之地，疾疫流行，心生慈悲之心，悯怜众生，人皆不敢近患病者，独他留止不去，加以照护。《高僧传·竺法旷传》说，竺法旷善于神咒，因见三吴之地多疾疫，乃出建康，四处游历，目的就是拯救危急的病者。久之，在佛教寺院出现了从事医疗活动的场所，即收养病人病坊。[5]《高僧传·竺法调传》说：
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寺百里。兄妇疾笃，载至寺侧，以近医药，兄既奉调为师。充分表明佛寺在古代是施舍医药之地。《续高僧传·释法颖传》说：“齐高即位，复敕为僧主，资给事有倍常科，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镇于长干。”释法颖在长干寺内，设立药藏，提供医疗服务无疑。《续高僧传·释僧传》更说：“良医上药，备于寺内。”可见寺院之内，已有良医，也有上等药物，用于疗治病人。此供养病人之行为，为佛教徒所遵行。《南史》载：“太子与竞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六疾馆”顾名思义当然不是只养穷人，而是收养有病无依的穷人。隋更是在寺院中设有“疠人坊”，专门收容麻疯病人。《续高僧传·那连提黎耶舍传》说那连提黎耶舍：“收养疠疾，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此等“疠所”，与佛教关系甚深。那连提黎耶舍死于开皇九年，其所办的“疠人坊”可能早于隋时已设立，极可能渊于南北朝时的六疾馆。[6]甚至有学者认为医院的起源也与佛教有着密切关联。[7]这些留寺医疗的办法，被认为是近代医院之滥觞。宋代病坊甚至备有病房，医生和记录治疗效果与失误的“手历”类似今之病历记录，以便年终考绩，其组织已渐具“医院”雏形。理宗绍定二年（1229)绘制的平江图已见有“医院”地名记载。所以我们有理由推测少林药局的形式完全有可能是沿袭古已有之佛教寺院药藏，以布施医药为主，同时又有僧医兼治疾病。
3.悲田养病坊为少林药局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悲田养病坊是唐代寺院设置的半官半民的疗养所，但以后却几乎完全成了民间经营的佛教社会福利事业。包括悲田院、疗病院、施药院三院，相当于今日免费住宿诊疗所、养老院、孤儿院。这种设施最初始于南北朝。齐文惠太子和其弟竟陵王子良共同设立六疾馆，收容病人。（《南齐书》卷二十一“文惠太子”条)梁武帝（521)设孤独园，收容老人、孤儿。（《梁书》卷三)后魏宣武帝设馆收容近县内外的疾病者，都可以说是与悲田养病纺大体类似的设施。此外各种相似设施的建立可从齐文帝《给孤独园记》、竟陵文宣王《福德舍记》、《施药记》等文中看出。唐代设立这种设施是在则天武后长安年间（701-704)。最初设于帝都长安及东都洛阳，以后开设于各道诸州。这种作为国家的一种社会政策的设施，而由佛教寺院协力管理经营，无疑是半官半民的事业。当然在地方上大多为寺院经营，由僧尼直接管理。据《旧唐书》及《唐会要》的记载，唐代很多地方有“悲田院”的设立，亦为收容贫困者之用。悲田养病坊半官方半民营方式，成效为政府所认同，故即使在武宗灭佛时，也特给予寺田以示奖励，以免悲田养病乏人料理而中断。宋代对于救济事业的措施基本上是沿袭唐代悲田养病旧制而来，但是在制度、组织和精神等方面都加以强化而超迈唐代。[8]
宋仁宗以前，京师已有东西两福田院，安置老疾乞丐，嘉祐八年(1063年) 英宗时增南北两福田院，各院有屋五十间，所养各以三百人为额，内藏年拔给经费五千贯。[9]从制度和效果上看，宋朝政府对恤政的执行与管理相当地出色和成功，为宋以后各朝代所难以望其项背。宋代的这种慈善组织又叫“居养院”，她的形成无疑始于唐代的悲田福田院。[10]宋代福田院亦由僧人负责，据范祖禹于哲宗元佑二年(1087)十二月二十日〈乞不限人数收养贫民札子〉所云﹕臣窃见四福院条例，逐院每年特与僧一名紫衣，行者三人剃度，推恩至厚。……亦乞详酌立定分数，每存活若干人即与剃度一名，如死损及若干人即减剃度一名。当时四福田院每院只以三百人为额，范祖禹乞奏不限人数，并且请求订立考绩程规，俾对职司其事之僧行有所奖惩。旧制每所福田院逐年给予僧人紫衣一名，和剃度行者三名，皆依惯例办理，并无奖惩办法。崇宁元年(1102)福田院改名居养院，名称虽易，职责当无甚更革。地方亦设有类似机构，但名目各异耳，亦由僧行主管。所以有证据显示少林药局是悲田福田院的变形和延续。
宋代的病坊设置在前代基础上有较大发展。崇宁元年(1102)置安济坊于各路，收容贫病无靠者给予医药。病人依病情轻重异室居住，“以防渐染”，又有厨舍以调制汤药饮食。养济院收容臣病在道，旅店不能容留者，轮差医生诊治，俟病愈后再给钱米遣还乡里。此外，当时地方官绅和一些特殊机构也有出资建立病坊，从事慈善事业者。药局的设立也是在理宗淳祐九年（1249)，“仍置药局疗贫民疾病”。其中以龙门胜善寺最为有名，寺为文彦博于熙宁七年(1074)所置，为功德坟寺。文彦博悯庶民疾苦，不得医治，乃择僧之知医者主掌药寮，并捐出珍藏医书数百卷、良药珍方与和药器具，并自撰药寮记以说明原委。[11] [12] 看来药局古已有之，并非少林独创，是地方机构设立的一种特殊慈善机构。
4.宋朝的特殊政策催生了少林药局 宋代建立在五代后周周世宗灭佛之后，对佛教大体采取支持和保护，寺院慢慢恢复起来。宋真宗时，全国僧众达到四十五万人。宋代早期寺院僧尼有免除租调徭役特权，由于影响到国家税收，引起朝廷的不满，所以对寺院经济采用了多种限制措施，例如“实封之制”；“寺观趱剩”，体现了统治阶级因财政问题而开始不择手段的聚敛财富，从而开始向富足的寺院下刀。同样当地的大地主大官僚也开始把兼并势头发展到寺院头上，于是，许多寺院变成了实际意义上的功德寺。在宋代后期，政府还颁布了不许寺院买卖田宅的法令，[13]因此寺院的田地买卖受到了封建政府的极大限制，从而限制寺院将大量寺院收入转化为田产所有权。同时城市经济发展十分兴盛，从而对封建领主经济起了有力的破坏作用，寺院僧侣逐渐失去了贵族光辉,传统的皇家寺院模式遭到破坏,在宋代特殊的经济思潮下,距离首都汴梁颇近的皇家大寺院少林寺受到冲击和影响也是在所难免的.
寺田受制以后，邸店商业兴盛。佛教寺院普遍兴办长生库、邸店等牟利机构。[14]为了加强管理，雍熙四年（987年)，国家专门设立课利司掌管京城诸寺邸店，庄园课利之物，听命于三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卷2曾经描述了开封大相国寺店铺盛况，“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每一交易，动即千万”，可见当时城市交换经济已经十分兴盛。[15]由此原本为从事宗教活动的某些寺院变成了商人发财致富的市场。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经济中必不可少的医药经济产生于寺院也是完全有可能的。比如，史料记载成都大慈寺，“岁以天中重阳时开大恃，多聚人物，出百货。其间号名药者，于是于窗隙呼‘货药’一声，人识其意，亟投以千钱，乃以窗隙间度药一粒，号‘解毒丸’”。[16]可见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少林寺作为当时的皇家寺院，受到当时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产生少林药局这样的特殊机构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少林药局处于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嵩山地区，传统的三教药业经营理念对少林药局的经营起着决定性影响，所以从少林药局一产生就注定了它是在仁义、慈悲的概念下产生的，不同于一般意义的商业药店或者一般意义的商业医院。当然宋朝政府对药业经营理念形成也起到重大作用。北宋建立以来，凡有疫疾流行，朝廷都要派医官前往给药救治，或在城门寺院散发药品给民众。还在京城和部分郡县，建立慈善医疗机构，收救老幼孤穷的患者，为全国药业树立了榜样。宋代地方政府一方面兴办中央政府诏令要求建置的慈善机构，另一方面，还积极主动兴办中央建置以外的各类慈善机构。如南宋嘉定十年（1217)，江东转运使真德秀在建康府创立慈幼庄。嘉定末年，湖州通判袁甫在湖州创立婴儿局。[17]类似的地方官办慈善机构还有举子仓、及幼局、惠民药局等，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述及。[18]由此可以推测少林药局的产生很有可能也是在当时的环境中产生出来，是一种类似于惠民药局的地方组织。
宋元时期的寺院经济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佛教寺院经济在这一时期与历史相比又是一个转折时期，宋朝寺院经济是南北朝隋唐寺院经济发展的衰落时期，但是衰退中又有发展，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公元1217年，少林寺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寺产形态－少林药局。让我们翻开历史：成吉思汗于南宋开嬉二年（1206年)被推为蒙古大汗,蒙古帝国正式诞生，1227年成吉思汗死。当时中原地区是在金的统治下，而金很快就被灭亡了，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少林药局的成立更多应该是受到宋政策的影响.在上述背景下 少林功夫武术体系中的伤科，至迟在金朝（十三世纪)已经形成。公元１２１７年少林寺住持志隆禅师开设“少林药局”，少林医药学完整体系正式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