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可文

　　“中国问题现在已变得远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内部问题了，可以说，它已经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而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未来的20世纪，它将是一个比现在更为紧迫的问题。”

　　1892年，美国传教士阿瑟·史密斯为他的《中国人的特性》在英美再版写这个绪论时，尽管已经预设了长远的100年，还是没料到预想的还不够远。100年后的又一个90年代里，像是返老还童，这本书至少有4个版本在中国出版，英文版至少在2002年又一次再版。新一轮对“中国问题”的检讨被重新启动，当然不是来自于这么一本很不严谨的随笔集。就像“五四”前后的国民性讨论由自省到反省，转而批判，继而“自蔑”，终是有一个现实处境和一种理想来打底的。

　　于我而言，这种检讨从有所共鸣的那一刻，就伴随着几近自我否定的刺痛。百年更变，悠悠岁月，当年时贤们的理想与今日的理想有哪些区别？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处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或者感受自我否定的刺痛或者沦为阿Q的纠结之间，是否有一条自我和解并与世界和解的道理？正是在这种纠结中读到的鲁迅，便有异于之前读到的教科书导读了。从鲁迅去世前的“一个也不宽恕”，回溯到他从文之初的《破恶声论》、《文化偏至论》，鲁迅的斗士形象方显示出另一种面貌，其间30年横眉冷对劣质的“国民性”，竟迂回错综地起自那样一种对自我和解的期望。

　　多少事，从来急

　　鲁迅的年代，那是一个世界格局重组的年代，与今日的世界竟有某种相似。鲁迅的年代，有科学派，有启蒙派，有国粹派，有革命派，有民族主义，有世界主义，有无政府主义，有蝴蝶鸳鸯，有费厄泼赖，众声争鸣，可是鲁迅为什么说，“故纵唱者万千，和者亿兆，亦绝不足破人界之荒凉”，他的理由是，“若其靡然合趣，万喙同鸣，鸣又不揆诸心”。

　　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由此开始，这也是鲁迅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同倡者胡适、陈独秀的出发点。胡适和陈独秀的新文化都指向某个制度设想，鲁迅在众声争鸣中却坚持回避具体的制度设想。

　　“不揆诸心”是一个提示。陈独秀在开启新文化运动时解释说：吾人倘以为中国之法，孔子之道，足以组织吾之国家，支配吾之社会，使适于今日竞争世界之生存，那就不用变法维新，流血革命，免得劳神费力。陈独秀的这番讲解不只是针对保守力量的，他实是道出了在现代世界中的中国处境。对于中国，关于现代的观念是由竞争概念被启发的，从开办洋务、维新变法到革命思潮，都是在选择新的方式来组织被国际竞争冲散的中国社会，使之适应现代生活。因此相关的言论和设计都带有仓促的策略性质，所根据的理论和现实资源，必定带有过于强烈的外源性，此情势中，揆诸心，难。

　　甲午战败后，严复编《天演论》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推崇优胜劣汰的新价值观，其心可鉴，其意也切，再也没理由从本民族的气质中去发现价值。作为《原强》动力和衡量种族优劣的“民力、民智、民德”几项指标中，“尚力思潮”一时骤起，梁启超、鲁迅都曾有文推荐斯巴达精神，其首举就是严复从进化论演绎出的“鼓民力”之说，在急于适应和满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需求中，中国过去的观念以及相应的国民性格都成了民族生存的障碍。在严复的时论中，国民性改造的愿望就迅速清晰起来，虽然他还没有使用这个词语。

　　梁启超的国民性改造方案大致是从“兴民权”开始，《西学书目表后序》中，梁启超梳理的因果线索是，“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原”。所以，“今日策中国者，必日兴民权”。要通过变法，抑君权，伸民权，使人人有自主之权，“何谓自主之权？各尽其所当为之事，各得其所应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则天下平矣。……权也者，兼事与利言之也”。无奈，变法未成。1900年，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一封信中把“兴民权”的方案向后退了一步，他寻根摸脉的语气和结论都是开创性的：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不除此性，中国万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而自由云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钳制于他人。今日非施此药，万不能愈此病。”

　　开民智一说，在梁启超，是一项回炉再造旧话。戊戌之前，梁启超曾赴湖南，任时务学堂的总教习，随即启发了湖南学堂林立，这是他倡导的遍设学堂以“开民智”的实践，而广兴学会是以“开绅智”，“课吏馆”则是为了“开官智”。在重说开民智的同时，他又时而转回兴民权，“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循着他的言论，我看到了那个因是果、果是因的踌躇，纠缠不解的困境。

　　1902年梁启超开办《新民丛报》，从这个半月刊的刊名，大约可猜测梁启超还是把国民性改造视为“第一急务”了。“……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的主旨而写作的《新民说》，从《新民丛报》创刊号开始连载。与新民形象相呼应的，是对西方现代观念广泛的引介和诠释，在1902年10月《干涉与放任》中，马克思主义被介绍给中国读者，梁启超还做出了“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20世纪之世界”的预言。

　　梁启超曾踌躇其中的那个因果困境，并没有因为他的新民说而化解。同是开办于日本华人中的刊物《浙江潮》，以今天的时间距离来看，其“输入文明”，“发其雄心”，“养其气魄”，“汹涌革命潮”的主旨，与梁启超并不对立。但在当时，发自《浙江潮》的反驳说，必须先有新政府，才会有新民。因此梁启超的新民说是“倒因为果”。新制与新民，究竟孰因孰果的异见，也出现在严复和孙中山之间。1905年时，革命思想已成思潮，思想先驱者严复却冷言相向，他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他比之梁启超，更少犹疑，认定只能从教育开始启发民智，之后才有望其他的改变。而孙中山在对中国国民性的检讨上，与严复、梁启超并无大别，而且他们一致将其原因都归之于千年专制所造成的积习。但严复以中国民智未开不适于共和的立场，被孙中山讥为“曲学之士”，孙中山质问的是：“俟河之清，人寿几何。”书读至此，此情此景回响至1963年，毛泽东也有这一声高叹：“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辛亥革命后“曲学之士”那个“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的警告，应验在了时局的阴晴变换中。君权推翻，民权却没有如愿而兴，新民也没有如期而立。终于，胡适发誓20年不谈政治，这话是他在新文化运动早期说的：“民国6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20年不谈政治，20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

　　较之疾风骤雨式的政治革命，新文化运动看似是一种温和的国民意识的基础建设，从社会达尔文主义成为对中国屡次失败的解释形成共识后，对国民意识的建设，自然要伴随着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这种批判与最激进的观念之间，究竟有怎样的逻辑关联，是一个让人好奇的问题。比如为我们熟知的文字拉丁化方案，即使在今天也显得激进，尤其是对比时贤们所要融入的欧洲现代文明，使用各国自己的民族语言，英语、德语、意大利语、法语等，摆脱拉丁语的权威，本是包括在现代民族运动的题意之中的。对如此激进的方案，权且理解为一种改造国民性、融入新文化的决绝心志。

　　在这种决绝中，这种否定性描述在《阿Q正传》得到了一个完整的群像。而赵秀才、假洋鬼子成了戴“银桃子”的革命党，这个结果呼应了严复推想的“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鲁迅只是给甲和乙起了名字，其质地无异。

　　到左派力量聚集起来后，国民性的批判再一次卷入制度革命的疾风骤雨中，国民性与制度孰因孰果，又一次被重新调理过来。

　　风月宝鉴

　　对中国国民性的检讨，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比较的结构中。严复最初在体会国民性时，比较说，“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新以胜古”，“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言语间虽然没明确的优劣之偏，但由于这种比较的动机来自现实的较量，现实中败者一方必定是劣等的，至少对于竞争而言是劣势的。梁启超《新民说》中，对中国人的“尚智不武”已经使用了负面的描述，所谓“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

　　日本明治维新后也曾出现过针对国民性的讨论，理由同样是“政体之维新非人民之维新”。最著名的日本启蒙学者福泽谕吉的《劝学篇》，警示维新了的日本：文明的外形易学，内在的文明难求。他所劝学的具有独立心，自觉心的内在文明，其宗旨是建立现代人的主体意识。

　　对不同民族的国民性研究开启于现代国家，对中国国民性的叙述线索大致可从孟德斯鸠开始，那种从地理环境来决定民族性格的方法，铺垫了一条本质论的判断陷阱，而黑格尔的历史研究、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各从其所据，勾勒和解释了东方/中国文化的主奴品质。在甲午海战战败的刺痛中，《清议报》曾登载过一篇日本人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把中国人的战败归为“支那人乏爱国心，而富于自私心”的奴性，并且把奴性视为中国人的“锢性”。

　　我不能判断，这种叙述对中国的国民性检讨有多大程度的引导性，但史密斯《中国人的特性》伴随着这种检讨的印迹是可循的。史密斯，美国传教士，中文名明恩溥，在中国传教40多年。1889至1890年，当时被译作《支那人的气质》的随笔在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连载，随后结集在上海出版。全书40章，罗列着中国人的40条特性。出版后引起了诸多议论和质疑，1892年再版时删掉了14条，其余26条广为流传，其中虽然也罗列了勤劳、节俭、生命力顽强、仁爱、重责守法等特质，但面子、麻木、有私无公、缺乏同情心、少信用、迷信，这些被他描述的特质，似乎至今都不陌生。1894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日文版，1903年上海作新社出版了第一个中译本。

　　梁启超在1901年《中国积弱溯源论》中列举的旧国民性六大弊端：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以上六者，仅举大端，自余恶风，更仆难尽，递相为因，递相为果，其深根固蒂也。”无论是否属实，或所见略同，这六端在《支那人的气质》中都有所描述。

　　这本书在鲁迅的文字中数次被提及，直到鲁迅逝世前两周，他还在《立此存照》(三)里说：“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的气质》来。”显然鲁迅没有看到1903年的中译本，但是有研究者找到了相关资料，说明鲁迅在日本期间读到过日译本。

　　1936年潘光旦翻译为《中国人的素质》，编译了其中15个章节，删掉了与特性不相干的，或貌似特征其实不是的，或特定地方色彩的，或早成陈迹的。他说之前他“在‘民族’这个很广泛的题目上发表过不少的文稿”，对于史密斯的书，他认为虽然在大体上是一幅逼真的写照，书中“所历叙的中国人的特性，不但是一个事实，为明氏(史密斯)一班明眼人所见到，并且，就生物淘汰的学理言之，也确乎是一些无可避免的结果”。但“明知其是一个个人的印象，不科学的”，因为“明氏单单把果和盘托出了，并没有讲因，恐怕他实在也不大明白因之所在”。其实“中国人适应自然环境的力量很强、中国人的脑量和智商不比西方人低。……我们只要离开文化的领域，走入生物的领域，离开文化而谈民族，离开后天的而谈先天的，离开环境而看遗传，就可发现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有一个灿烂的将来的”。由此，他把对国民性的否定性检讨引向了优生学这个科学领域，部分地回避了在传统文化和政治制度中纠缠踌躇。

　　潘光旦对这种否定性所做的有限辩白，很难真正矫正这种否定性，但在1936年那个临战环境中，不能不算一种死而后生的自我肯定。这又让我想到了，1911年梁启超就曾做过的有限辩解，他在《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里，把国民性做了两面的区分，“不争”也可是平等观念，是自营自助；爱国心不发达，也可解为有世界主义之胸怀；而后又加上了，报恩、虑后等，都是优异的性情。他忽然醒悟到，那种与科学相关的所谓智力，也并非西人所天生特性，不过200多年的事，那么，“吾之所蕴积，亦实有优异之点，为他族所莫能逮者，吾又安可以自蔑？”

　　1915年辜鸿铭结集出版的《中国人的精神》的辩白是出了名的，尤其是他指明了是针对史密斯《中国人的性格》一书的。他说：“在我看来他就不理解真正的中国人，因为，作为一个美国人——他无法深刻地理解真正的中国人。……中国人的精神第一个就是绅士性(gentle)，绅士性并不是天性软弱，也不是脆弱屈服，而是没有强硬、苛刻、粗鲁和暴力。真正的中国人可能是粗卑的，但粗卑之中并没有粗野；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丑陋的，但他的丑陋却并不可怕；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庸俗的，但庸俗之中并没有侵略性；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愚昧的，但愚昧之中却并没有荒唐；真正的中国人也许是狡黠的，但在他的狡黠之中却并没有邪恶。”

　　国民性的自检在漫长而艰辛的岁月流变中，时而被唤起，至今各行各业都能够以“这素质”、“劣根性”等词语，简言之。对国民性的否定性叙述不断地被稳定化。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认为，来自强大文化的叙述可以形成一种霸权，并会遮蔽对此提出异议的可能性。这个理论提供的解释方法，被运用到百年来对中国国民性的解释之后，这种否定性判断究竟是据实而论，还是被叙述所塑造？还是据实而论的批判在长久的重复中得以稳定，成了阻碍和改变分析手段的方便借口？引发过一阵不小的争论。无论如何，不能忽视的前提是这种否定性形成于中国战败的那段历史中。

　　国民性自检作为思想母题，到1948年储安平著《英人·法人·中国人》，算是一个阶段。对比“英人为行动之人、法人为思想之人、西班牙人为感情之人。英人的心理中心在意志，法人的心理中心在智慧，西班牙人的心理中心在灵魂。……大多数国人之好高而不切实际，重虚文而不重实质，喜放言而不埋头实行”。他以中英两则谚语，概括了两国的不同的国民性：“英人有言：一个英国人：一个呆子；两个英国人：一场足球；三个英国人：一个不列颠帝国。中国的谚语则为：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

　　“中国人缺乏合作能力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抽象能力太强。每人都有他自己的理想和办法，而每人的理想和办法又都是那样精细，以致在团体行动中，意见总不易一致。在公共的集会中，总是辩论热烈，有时且不免发生剧烈的争执，人人都要贯彻他自己的意见，人人都不愿牺牲或放弃他自己全部或一部分的意见。意见上的争执又常常影响到私人的情绪，以致在行动时不能获得和谐的精神和一致的步骤。在大多数的情形下，争执的结果使一部分人消极退出，退出的人且会作反对和消极的行为。有者则讨论多时而一无结果，使最初的热情都烟消云散。抽象能力丰富的另一结果是妒忌心理的尖锐，人人不愿他人成功而乐见其失败，领袖欲强烈的人更不甘接受他人的指挥。因此在团体生活中不是明争就是暗斗，这些都易使公共事业受到致命的伤害而常中途夭折。”

　　之所以在此大段引述储安平的文字，因为在这里，对国民性的检讨发生了一个变化。

　　储安平认为：“现在的中国人已失去了他们共有的同一的民族典型。”所以他把中国人分出了两类——知识阶层和农民。他说：中国的农民也颇务实重行，他们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一点与英人一样。虽然中国农民常有侥幸之心，但那不是想象的运用，不过是绝望中的愚念。他们孜孜不息，俭为节流，勤为开源。“这种务实重行的性格，在中国知识阶层的性格中，极其缺乏……今日中国知识阶层最大的特点即为醉心于抽象的理论而好表面的虚文”，他把中国知识阶层诸如上述的性格，诊断为“中国社会的可怕的慢性肺结核症”，而“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种种缺点劣点，是未尝悉见之于未受教育的农民”。

　　鲁迅早在1908年的《破恶声论》中做出过几乎相同的判断：“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

　　破“恶声”

　　国民性一直由知识阶层来批判，在储安平的民分两类式分析中，知识阶层还能保留这个资格吗？如果不能，那可怜的阿Q由谁来唤醒呢？鲁迅在简介阿Q时，通过一个名字，一个籍贯，把国粹派的正名，胡适的考据，陈独秀的提倡洋字都卷了进去。虽是小小的讥讽，却也表达了鲁迅对时贤们某种程度的不屑。

　　而鲁迅“一个也不宽恕”的冷漠冷对，在许寿裳的理解中，是他因为“怵于当时一般新党思想的……于是大声疾呼地来匡正”。

　　在鲁迅与所谓“浅薄猥贱”的思想遭遇之外，其实有一种与自己和解、与现代文化的批判思路，《破恶声论》简要地表达了这种思路。

　　100多年前鲁迅在日本远怀中国时的概括，竟让人觉得，历史的风起云涌时过境迁似乎没有提供太多的思想变化，鲁迅如再世也许还会说，这“实在使我打了一个寒噤”。看，“聚今人之所张主，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

　　“总计言议而举其大端，则甲之说曰，破迷信也，崇侵略也，尽义务也；乙之说曰，同文字也，弃祖国也，尚齐一也，非然者将不足生存于二十世纪。至所持为坚盾以自卫者，则有科学，有适用之事，有进化，有文明，其言尚矣，若不可以易。特于科学何物，适用何事，进化之状奈何，文明之谊何解，乃独函胡而不与之明言，甚或操利矛以自陷。嗟夫，根本且动摇矣，其柯叶又何半焉。……故病中国今日之扰攘者，则患志士英雄之多而患人之少。”

　　鲁迅所说的“国民主张”所对应的民族主义知识，来自现代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民族自觉意识，而所谓“世界人”多对应的无政府主义，是伴随着对现代社会的批判而兴起的思想。这两种主张在当时都是被当做最为进步的知识为中国时贤所推崇的，而鲁迅却从中听到了六种“恶声”：破迷信、崇侵略、尽义务，同文字、弃祖国、尚齐一。这些恶声造成了一种“恶浊扰攘”的“寂漠”和“荒凉”。

　　要来破迷信的主张中，一种是建孔教，而“子不语怪、力、乱、神”。一种是基督教，反中国的泛神观念。一种是佛教再兴。

　　“顾吾中国，则夙以普崇万物为文化本根，敬天礼地，实与法式，发育张大，整然不紊。覆载为之首，而次及于万汇，凡一切睿知义理与邦国家族之制，无不据是为始基焉。效果所著，大莫可名，以是而不轻旧乡，以是而不生阶级；他若虽一卉木竹石，视之均函有神性灵，玄义在中，不同凡品，其所崇爱之溥博，世未见有其匹也。”但鲁迅也说：由于民生多艰难，这种本性淡漠了，只能见之于古人的记录与本性未失的农夫。在此，我好像找到了后来鲁迅做《故事新编》的情感动机。

　　鲁迅首先质问的是，中国人信仰万物皆有灵性，崇拜有形的万物，如果有人说这种崇拜与信仰是迷信的、荒诞的，那么，对于无形的神灵、单一的神，你如何能确定它就是唯一的正确信仰呢？被中国的志士们称之为迷信的，鲁迅却认为是民族内在性的精神方式，是中国发育壮大、创造性的始基。而无视这种内在性的志士，粗听了些科学，就说“磷，元素之一也，不为鬼火”，动辄还会把对外吃败仗、国家蒙辱的罪过，加在迷信的乡曲小民身上。鲁迅称这种内心无信仰、唯功利是尚的志士为“伪士”。

　　在此，鲁迅并没有反对科学，也没有否定别的宗教，只是疾呼：“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崇侵略的则像动物，兽性是其主导，又最具奴性。“夫古民惟群，后乃成国，分画疆界，生长于斯，使其用天之宜，食地之利，借自力以善生事，辑睦而不相攻，此盖至善，亦非不能也。”鲁迅问志士，为什么要我们崇拜兽性呢？这恶声与一百年后的“河殇”、“大国崛起”，是否存在着血脉联系？前后关照，至少，这两个时间段，都处在经历了封闭之后参与国际竞争的时候。

　　鲁迅区分了兽性爱国者和对兽性爱国者的崇拜。所谓兽性爱国之士，“必生于强大之邦，势力盛强，威足以凌天下，则孤尊自国，蔑视异方，执进化留良之言，攻小弱以逞欲，非混一寰宇，异种悉为其臣仆不慊也。然中国则何如国矣，民乐耕稼，轻去其乡，上而好远功，在野者辄怨怼，凡所自诩，乃在文明之光华美大，而不借暴力以凌四夷，宝爱平和，天下鲜有。惟晏安长久，防卫日弛，虎狼突来，民乃涂炭。第此非吾民罪也，恶喋血，恶杀人，不忍别离，安于劳作，人之性则如是”。

　　如是说，中国的文明只是在现代竞争方式中被打败了，不是中国的罪过，而“吾志士弗念也，举世滔滔，颂美侵略，暴俄强德，向往之如慕乐园”，成为崇兽性爱国者。鲁迅在此也没有反对共和，没有反对革命，只是愤然于“吾华土亦一受侵略之国也，而不自省也乎”。

　　可惜，鲁迅未完成全文，只分析了两种流行于识时之彦的恶声。

　　而此文之前，鲁迅所作的《文化偏至论》里，已经分析了“今所谓识时之彦”，其实，多数是盲子，少数为巨奸。他说，即使是中心皆中正无瑕玷者，展其雄才大略，最终把所谓新的文明施行于中国。而这类随时而迁变的偏执之事，在人家那里已经变得陈旧过时，我们却自陷于人家已经克服的偏执。

　　他说，这种随迁流而导致的偏执，在西方自有它的不得已的历史，但将其横取而施之于中国，行不通。鲁迅说的偏执之物，“是何也？曰物质也，众数也”。在这里，鲁迅指向的是洋务派和改良派的主张，这两者在“五四运动”时改名为“德先生”和“赛先生”。鲁迅当然没有反对物质和众数本身，只是拒绝那种崇奉逾度，倾向偏趋的媚态，他指出的是，物质不能“尽人生之本”，众数也不足以“极是非之端”，若没有内在精神，没有尼采说的个人，则凡事不举。

　　鲁迅设想的“人国”里人，当是人各有己，不随风波，“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至此，我读到了一个与世界思潮，与本族血脉和解的鲁迅，他为现代主体人格的建设，设想了一个发生于他与我、新与旧之间的相互滋养、相互批判的进程。

　　1980年，哈贝马斯接受阿多诺奖时做了题为《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的著名演讲，他分析了现代性的两种动力，一个是追求现代价值的肯定动力，一个是反思现代性的批判力量，以此揭示出现代化道路的未完成性质。

　　把《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以及“一个也不宽恕”的即时笔仗，放置在哈贝马斯理论化解释中，鲁迅遗产展现出更宽阔的意义。而我，竟是为了完成纪念他的时务，才读出他那种深厚的承担……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无可告别的故乡

　　清末民初的绍兴，既非通都大邑，也不是军事要冲，相对于长三角其他区域，到底还是闭塞的乡土社会。这个古老的城市，见不到三瓦两舍、声色管弦的繁华，只有锡箔制作作坊中传出的单调的锻打声，送走古城一个个寂寞的黄昏。那些古朴的茶馆、酒店，在鲁迅笔下则是精神麻木而空虚的市民消磨时光、议论社会新闻的地方，抑或是嘲弄不幸者取乐的所在。

　　故乡之于鲁迅，并非魂牵梦系的归宿，而是认识国家与国民的起点。

　　主笔◎李伟 摄影◎蔡小川

　　搬家

　　“我还记得天上那轮金黄色的圆月，下面是一望无际碧绿的西瓜田，那个手拿钢叉紫红脸膛的少年，他的脖子上还戴着银项圈。”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已经60多岁的熊谷贵美对我回忆说。

　　这是鲁迅的《故乡》中的场景，也是最早在日本被翻译的作品。1952年，日本一家出版社的中学语文教科书收录了《故乡》。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所有的教科书都收录了这篇作品。也就是说，1972年以后所有的日本学生都读过它，通过那轮皎洁的明月，进入了鲁迅的故乡。

　　按照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的记录，鲁迅是在1919年底，一个下雨而寒冷的夜晚，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绍兴。这是他最后一次回故乡，要带着母亲、妻子和弟弟周建人一家离开，启程前往北京。

　　大概在两个月前，邻居朱阆仙将鲁迅一族的宅子——新台门一并收购，双方签下了“绝卖书契”，契后附有周家老宅的平面图。周家三兄弟都在上面画了押。实际上，早在宣统三年正月(1911年2月)，周氏家族就已经分了家。这份“共同议单”上写道：“我周‘致、中、和’三房，自乾隆迄今，历百年余，各房均有薄产，近来家道渐落，子孙无业居多，式微景象触目皆是……所有余产彼此分润，以济困乏。”结尾署名“致房派下智字兴房”有豫才(鲁迅)、乔峰(周建人)的“花押”。这两份契约，现在还保存在绍兴鲁迅纪念馆中。

　　周氏家族的解体已经走到了最后一步。先是各家卖掉了名下的田产，又联合起来卖掉了祭田和房屋。旁支的过桥台门已经卖掉了。现在，兴、立、诚、礼、义、信六房又联合卖掉了新台门及房后的百草园。

　　买家朱阆仙已经催过多次，要求赶快把房子腾出来。于是，最后搬家的期限定在了1919年的年底。鲁迅回来，就是为了完成善后。周建人晚年回忆说：“现在，树倒猢狲散，这一代已是末世子孙，把祭田卖了，祖坟不管了，祭祀也免了，各自拿了有限的金钱，营造安身立命的小窝。大家明白，今后已经没有什么祖业可以考了，这有限的金钱，究竟能够维持多少时日，谁也没有把握。”

　　周建人在《别了，故乡》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搬家的过程。老房子已经住了100多年，搬家无疑是一件庞大的系统工程。卖房的消息早已传了出去，大家都知道，又一个大户人家败落了，所以收旧货的商人们都蜂拥而至，杀价收购。笨重的家具没人要，大多送人了，即使卖给亲戚朋友，也只收很少的钱。桂花明堂里的各种花草也都送了，只留下一盆鲁迅当年从日本带回的水野栀子。墙边的长条泥地里，还有一丛天竹，在寒风中倒显得风姿绰约，那是鲁迅的父亲当年亲手种的。

　　院子里人来人往，有来买东西的，有来搬东西的，也有来偷东西的，就像《故乡》中的“杨二嫂”。周建人记得，小堂前本还挂着一副赵孟頫的画，画着一朵荷花、一片荷叶和一只鹭鸶。可是在某天早上起床后就不见了，鲁迅看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来帮忙搬家的是运水，也就是《故乡》中的闰土，鲁迅儿时的伙伴。他姓章，本名运水，因为八字上五行缺水，所以小名也叫阿水。鲁迅在写作时把这个名字稍微改了一下。运水的父亲叫章福庆，本行是海边乡下的竹匠，农闲时就到鲁迅家帮忙，有时候带上儿子。这一次，运水也带上了他的大儿子启生。

　　很多年过去了，运水已经备受生活摧残，苍老的脸上满是皱纹。这对鲁迅触动很大。不过启生很像少年时的运水，颈上也挂着银项圈，头上戴着小毡帽，而运水也依旧那么老实本分。家里不用的东西就让运水自己拿，运水只拿了两条长桌、四把椅子、一杆台秤，还有草灰做肥料，最后又向周建人要了一管板枪，“用来戳一戳西瓜田里的獾猪”。

　　鲁迅要做的主要是清理书籍和字画。绝大部分的书要运到北京去，木工师傅想到了运绍兴老酒的办法。做了12个木箱装书，然后用竹络把书籍络起来，这样书就不会松散。不准备带走的就卖掉。其中有很多名贵的字帖画谱，包括徐文长、陈老莲、赵之谦、任伯年的书画。旧书店来了个伙计，把字帖画谱打包了两大担子，只给了10块钱。

　　最后处理的是家族档案。包括陈年的流水账、婚丧嫁娶的礼品簿、往来的书信，以及两大叠祖父的日记。这些都通通烧掉了。关于祖父的日记，周建人回忆说，他当时还想留下来看看，毕竟一直记到了临终前。不过鲁迅说：“好像没多大意思，写了买姨太太呀、姨太太之间吵架呀，有什么意思？”

　　这些东西一共烧了足足两天。最后扔到火盆里的，是挂在大厅正梁上的两幅诰命，上面落满灰尘，有40多年没人动过了。这两幅诰命，是皇帝给鲁迅的曾祖母和祖母的封赠。

　　在祭扫过家族的墓地后，鲁迅带着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和弟弟周建人夫妇最终告别了故乡。直到离开了绍兴，他们才突然想起，祖父的三块乌漆金字的“翰林匾”，还挂在三个台门的仪门上。只能由它去了。

　　这一次搬家的经历，被鲁迅写到了小说《故乡》中。在这篇小说里，除了侄子“宏儿”这个人物是虚构的外，几乎是如实记述了搬迁的经过。

　　这篇脍炙人口的作品流露了鲁迅少有的一丝乡愁。“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而这淡淡乡愁与留恋又随即被“闰土”的命运所摧毁，“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最后，鲁迅终于明白，这故乡终究不属于他或者闰土，而是豆腐西施杨二嫂们的世界。

　　《故乡》发表在1921年5月号的《新青年》上，鲁迅最终用近乎残酷的目光消解了本已淡然的乡土情结。五六年后，他漂流到厦门和广州教书，他怀着“在纷扰中寻出一点闲静来”的心态再度去开启记忆中的故乡，但从思维中涌出的并不是儿时鲜美可口的蔬果，而是衍太太的流言，孝道的凶残，父亲的不近人情，中医有意无意的骗局。在鲁迅笔下，这些记忆由此纵横交错而成了一个可怕的堡垒，它是阴冷、昏黄、闭塞而愚昧的世界。

　　那么，故乡与少年时代对鲁迅究竟意味着什么？

　　台门内外的世界

　　今天的古城绍兴依旧保持着江南水乡的风貌，往来纵横的流水给城市带来古老的诗意。石拱桥架通两岸，临河是白墙黑瓦的老房子，顺着门廊前的台阶可以下到河边洗菜洗衣。傍晚时，孩子们放学，老人收衣服，菜贩蹲坐在桥头，猫趴在石板路边打瞌睡，只是不见了乌篷船。

　　绍兴是鲁迅的故乡，也是王羲之、陆游、徐文长、徐锡麟和秋瑾的故乡。浙东一带自古文风昌隆，《嘉泰会稽志》说：“天下县亦多有学，而会稽诸邑为盛。”会稽县就是今天绍兴的一部分。明朝一代浙江出了3458名进士，占全国1/8。而绍兴所属的会稽、山阴两县，自唐证圣元年(695)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废科举制度止，共出文科进士1216名。毛泽东也曾说绍兴为“鉴湖越台名士乡”。然而，就在这个儒家文化最深厚的地方，诞生了文化的“叛逆者”。

　　1881年9月25日，即清光绪七年辛巳八月初三，鲁迅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今绍兴市)东昌坊口新台门周家。根据周作人的回忆，当时祖父周福清在北京当七品内阁中书，给鲁迅起的名字叫“樟寿”。因为这一天有个姓张的客人来访。

　　父亲周凤仪(1861～1896)，后改名用吉，字伯宜，也是个读书人。中过秀才后，应过几回乡试，都没有中试。母亲鲁瑞(1857～1943)，会稽东北乡安桥头人，那是一个离海边不远的很偏僻的小村庄。她也是读书人家的女儿，父亲鲁希曾(号晴轩)，中过举人，做过户部主事。鲁迅3岁那年，他就去世了。鲁迅在《自叙传略》里说，他的“母亲姓鲁，乡下人。她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在鲁迅之后，母亲又生了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四弟椿寿(1893～1898)，6岁就夭折了。妹妹端姑(1888)，还不满周岁就染上天花夭亡。和鲁迅一同成长起来的是二弟櫆寿(即周作人，1885～1967)和三弟松寿(即周建人，1888～1984)。

　　周家是个人丁兴旺的大家族，先是分为致房、中房、和房三房。后来致房的大部分移住到新台门，又分为智、仁、勇三房，其中智房再分为兴、立、诚三房。鲁迅就是属于兴房的。到鲁迅卖了房子告别故乡时，论辈分他尚有15个曾祖辈、28个祖辈、30多个叔伯辈，至于兄弟辈，就多得数不清了，离开绍兴的时候，有的在穿开裆裤，或者在吃手指。

　　鲁迅的出生是被家族给予厚望的。他是长子、长孙，是理所当然的祖业继承人，光耀门楣的希望。鲁迅的母亲后来说：“总之，他一生下来，我们全家人，上自爷爷，下至太先生和我，都想方设法，使他能够长大成人，因为他是我们周家这一房的长子、长孙。”

　　在《我的第一个师父》一文里，鲁迅说到，他还不满周岁，家里人就抱他到东昌坊口塔长庆寺去，拜和尚阿龙师父为师，算是舍在寺里了。据说这样就可以避邪消灾，易长成人。因此他得到了一个法名，叫“长根”，还得了两件法宝，一件是用各色橄榄形的小绸片缝就的百衲衣，另一件是串着一些镜子、银筛之类零星小件的一根叫做“牛绳”的东西。几十年后，他在上海的银楼买到了这样的银筛，还送了一只给日本友人增田涉，给他的儿子做玩具。

　　偌大的周氏家族分住在东昌坊的三个台门中，即老台门、过桥台门和新台门。所谓“台门”，就是绍兴本地的大宅的统称。老台门是周家祖居，也是共同的祖先。随着人口的增多，又在附近买地建屋修了过桥台门和新台门。鲁迅的出生地就是在新台门。

　　今天绍兴城内最热闹的地方就是东昌坊鲁迅故居一带。每天大客车拉来如织游人，街上飘散着臭豆腐、梅干菜和黄酒的味道，小摊上叫卖着鲁迅喜欢用的“金不换”牌毛笔。修复后的“鲁迅祖居”是原先的老台门；过桥台门现已不复存在，而那“新台门”，则成了“鲁迅故居”。到鲁迅父亲那一代，新台门里共有周家6个房族居住。

　　老台门与新台门的格局相似，都是四进的大院落。第一进俗称“台门斗”，是一座高高的仪门，厚厚的门板和门楣刷着黑漆，仪门上方悬挂着蓝底金字的“翰林”匾。第二进是厅堂，都叫“德寿堂”，俗称“大堂前”，是整个宗族会客活动的地方。第三进是香火堂，安放祖宗牌位，进香火，尽孝道；有时候，族内人会客吃饭也在这里。第四进叫“坐楼”，是族内各房居住的地方。每进之间都有庭院，西侧厢房为储物、做饭、读书等公共之用，有长廊相连。新台门的后面还有名声在外的“百草园”，约有三四个篮球场大，是家族共有的菜园。

　　当年周氏祖先建好这个大宅院后，再分配房屋的时候有意让各房名下的房屋楼下楼上交叉分布，这样即使后人败家，也无法打卖房子的主意。100多年过去，周家的老宅经过多年变迁，格局有相当大的改动，唯有鲁迅自家的老屋得以幸存。

　　鲁迅家原先所住的房子是新台门中靠西的一排，后因家境不济，其中几间典了出去。其他房屋经多年风雨侵蚀，已经相当破败。族内给房的情形也大致相似，像鲁迅家后面那排房子，本来属于“兴、立、诚”各房所有，后来有的坍塌，有的空置，立房一脉甚至断绝后人。

　　鲁迅就在这座人口众多、规制严整、尊卑有序的台门里生活了17年。他穿过祖父的翰林牌匾外出；在“德祉永馨”的排位下跪拜祭祖；穿行在“品节详明德性坚定，事理通达心平气和”的大堂楹联之间；在百草园里抓蟋蟀、挖何首乌。

　　台门外则是一个世俗热闹的世界。鲁迅家东昌坊口是一条东西向的小街巷，各种小店铺一应俱全。依据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资料，在东昌坊口东北角是一家水果摊，摊主人称“水果莲生”，叫卖声宛转悠扬。莲生水果店以东还有四一剃头店、王锦昌扎肉店、梁子贞家、张永兴棺材店，再往东就是鲁迅故家了。开设在西北角的是一片麻花摊，只做早上生意，西邻人称“五嬷嬷的豆腐店”。西南角是泰山堂药店，鲁迅的堂叔周桐生曾在这儿当过伙计。药店边上是一个名叫“念八”的人开的猪头肉店。十字路口西南角是谢德兴酒店，生意不错，来的都是老主顾，也包括鲁迅的塾师寿镜吾和父亲周伯宜。往东是高盛全油烛店，以看风水起家的司徒泉家。再往东就是小船埠头，附近居民在此坐船外出。这里住着一个叫翠姑的姑娘，小时候许配到乡下，后来退婚不成，遭男方抢亲。这后来成了鲁迅《祝福》中的一段素材。而其中祥林嫂孩子被狼吃掉的情节，则来自周家看坟人的经历。

　　小船埠头还有一家咸亨酒店，是鲁迅的本家堂叔周仲翔等人合开的，光绪甲午年间开张后经营不善，一两年就关门了。咸亨酒店的主要顾客，多是在柜台外站着喝酒的锡箔师傅“短衣帮”。来咸亨喝酒的唯一的“穿长衫”的主顾，是一个人称“孟夫子”的读书人。他是鲁迅家的邻居，屡试不第，穷困潦倒，嗜酒如命，早年曾在新台门周氏私塾里帮忙抄写文牍。有一次“孟夫子”去偷书被抓，却辩解“窃书不能算偷”，结果被打断双腿。只能用蒲包垫着坐在地上，用手挪动身体。这就是孔乙己的原型。

　　周家老台门的对面是塾师寿镜吾家，也就是鲁迅读书的“三味书屋”。最里面靠墙的桌子是鲁迅用的。寿镜吾老先生坐在中间，看见人不在了就喊一声：“人都哪里去了？”

　　东昌坊口向北几十步便是土谷祠，那是阿Q住的地方，只有一进院落，安放的是土地爷和五谷神。当年有个叫谢阿桂的破产农民住在这里，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他主要靠给别人舂米维持生活，曾给周家打过短工。因为偷窃的习惯，名声不好。后来他就成了鲁迅笔下阿Q的原型。再往前过了咸欢河右转就是恒济当铺，那是少年鲁迅经常去的地方。

　　清末民初的绍兴既非通都大邑，也不是军事要冲，相对于长三角其他区域，到底还是闭塞的乡土社会。这个古老的城市，见不到三瓦两舍、声色管弦的繁华，只有锡箔制作作坊中传出的单调的锻打声，送走古城一个个寂寞的黄昏。那些古朴的茶馆、酒店，在鲁迅笔下则是精神麻木而空虚的市民消磨时光、议论社会新闻的地方，抑或是嘲弄不幸者取乐的所在。

　　鲁迅和他笔下的众多人物——阿Q、孔乙己、祥林嫂、假洋鬼子、鲁四老爷、“狂人”——就生活在台门内外的世界中。也许很少有鲁迅这样的作家，用儿时的生活经验构筑了一个冷峻的文学世界。这里是鲁镇，是未庄，也是中国。

　　在这样一个熟人构成的狭小空间内，他发现了与别人不一样的“中国”和她的“国民”。

　　精神的破产

　　封建大家族的败落，如同春雪融化一般，既缓慢，又势不可挡。

　　周建人在晚年的回忆中，对“汝南周”大灯笼的记忆深刻：“管城门的拦住我们的船问：‘船头还是船艄？’船老大便高高举起写着‘汝南周’的大灯笼”，于是城门打开，“船又飞速前进”。大户人家都是按月而不是按次交开门费的。

　　周家原籍汝南，自称是宋末理学家周敦颐之后。家谱上可以追溯的是，明朝正德年间，一个姓周的人迁徙到绍兴城内定居，后来繁衍出这一支周氏家族。不过这位一世祖的名字没有流传下来，后代子孙们给他起名叫“周逸斋”。周作人后来推测说：周氏祖上或许是务农，但搬到绍兴城后，肯定是弃农经商了，家境也逐渐殷实了起来。

　　周氏一族繁衍到鲁迅一代已是十四世。他的祖父周福清写的家训《恒训》中，谈到他们的家史，是这样说的：“予族明万历时，家已小康(述先公祭田，俱万历年置)，累世耕读。至乾隆年，分老七房、小七房(韫山公生七子)。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称大族焉。”《恒训》中提到的六世祖韫山公(周煌)有举人的功名，秀才各房都出过，周家可以说是耕读传家。祖父周福清更是个进士，做过正七品的朝廷命官。

　　二三百年之间，周家已经是“合有田万余亩，当铺十余所”的世家望族了。后来到了咸丰辛酉，也就是1861年，太平天国李秀成部将陆顺德所部占领绍兴，才家道中落。不过周福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子孙不肖，坐吃山空。“自我昆季辈，不事生计，侄辈继之，卖田典屋，产业尽矣。”而且，子孙后代把钱存到钱庄里，“贪利息之厚”，“始变浮财”，反贼一来就被打劫了。所以要振兴家业，还是多买田产。“尔辈知之：如用钱有余，以买田为最好之计。勿存银号，勿开店铺，为市侩所骗，切记切记！”

　　周家台门的后代们大都没有正经营生，靠收祖先留下的田租过日子。读些书的还下场考功名，碰运气；不读书的，就是混日子，抽鸦片。卖完了祖田卖房子，最后就靠典当度日。鲁迅的族叔周仲翔说：“我们周家的气数尽了，你看，台门里出来的人，一个个像败蓬时的钩头黄瓜！”

　　周建人晚年的回忆中记录：“姑嫂勃谿，妯娌争吵，婆媳不和，夫妻反目，今天这个上吊，明天那个投河，你吞金子，他吃毒药。加以鸦片进口，大户人家的老爷、少爷，本来无所事事，也就以吸鸦片为乐，弄得壮志消磨，形毁骨立，到时还是寻死的一个简便办法——吞鸦片膏……末代子孙吃不上饭的很不少，有的背了一身债务，到死也还不清。”

　　周建人在《鲁迅故家的败落》中讲述了一个荒诞的故事。鲁迅住的新台门里流传着一个说法，可是没人能懂其中的意思。传说祖上怕子孙败落潦倒，所以在台门里埋藏了一笔金银财宝，数量还不少。埋的地方有一句口诀——离井一纤，离檐一线。全台门的闲人们整天琢磨这句话。有的说在明堂，因为有井也有房檐，也有的说在河边，还有的说是和太阳某个时辰照射的影子有关。后来立房的子京公公开始在屋里掘宝了。就是因为得意太娘喝醉了酒，坐在床前的一把太师椅上说，看到眼前一道白光。子京公公就失心疯了一般，找工人在看到“白光”的地方挖。全台门的人平时不做事，都跑来看热闹。子京公公挖了一天一夜，什么也没挖到，最后还扭了腰。

　　住在祖居老台门的和房世代单传。鲁迅的十五曾叔祖的儿子、孙子又都体弱多病。这位咸叔祖把所有的补药、草药都吃遍了，仍没有效果，便相信是有鬼。于是就经常请来道士、神汉捉鬼，披头散发，手拿宝剑，从房间到后园乱窜，胡乱挥舞，样子吓人。道士每次都说捉到鬼了，可是咸叔祖还是照样生病，便说又有野鬼跑进来。于是再捉，捉来捉去，病还是不好。老台门里一样乌烟瘴气。

　　这让人想起了《红楼梦》中对贾府的描述，只有门口的石狮子是干净的。

　　后来鲁迅在《自叙传略》里回忆说：“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每年收租有四五千斤的粮食，够全家的生活了。鲁迅为何还会毫不留情地批判传统文化？而且不留后路地称其为“吃人”？他生于一个诗书之家，而对于传统文化的绝望又是从何处开始的？

　　今天再去看周家老宅，堂上还挂着两幅当年的对联：“持其志无暴其气，敏于事而慎于言。”“虚能引和静能生悟，仰以察古俯以观今。”一儒一道，修身养气，道理说得周全。然而周家的败落却首先是精神上的破产。当鲁迅开蒙学《鉴略》的时候，整个家族已无一丝生气，再无翻身的可能。台门还在，孔孟老庄犹存，台门里的人却在抽大烟，荡进荡出，喊着：“饿杀哉！饿杀哉！”精神上已无向上的动力，垂死的挣扎也显得毫无意义。

　　传统文化，在少年鲁迅看来，也许就像那个挖不出来的宝藏，仿佛是虚伪的笑话。

　　摸到了老虎爪子

　　7岁那年，鲁迅要上学了。给他开蒙的是远房的叔祖父周兆蓝(号玉田)。他是个秀才，家里书多，鲁迅从他那里产生了对书籍的爱好。在《随便翻翻》一文中，鲁迅说了那时的情形：“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但后来竟也慢慢地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

　　大约也是这时候，鲁迅得到一本长辈送的《二十四孝图》，一本介绍历史上和传说中二十四个著名孝子的事迹的伦理道德教科书。这些孝子的所谓孝行，许多都是矫情甚至怪诞的行为。鲁迅素来爱看书上的图画，可是对于这一本有插图的书却很是厌恶。

　　值得注意的是，少年鲁迅应该是一个有超常感受力的孩子，甚至是先天惊人的敏感。《二十四孝图》是鲁迅儿时最早“一人所独有”的画图本子。他将这种故事象征性的叙述，转化为一种更为直接的生命体悟——做孝子简直有生命之忧。以至于看见给他讲故事的白发老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

　　对于这种特殊的感受力，周作人曾回忆：“鲁迅在种牛痘的时候，也只有两三岁的光景，但他对当时的情形记得清清楚楚，连医官的墨晶大眼镜和他的官话，都还不曾忘记。我出天花是四五岁了，比他那时要大两三岁，可是什么都不记得了。”

　　“鲁迅不像一个从中国文化中生长出来的人，无论是思维角度还是多疑的思维方式。他完全是个特殊的人物。”东京大学东洋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对我说。这种“特殊”，甚至从他开蒙之前就表现出来了。

　　长妈妈给鲁迅讲美女蛇的故事。“节末的教训是：所以倘有陌生的声音叫你的名字，你万不可答应他。”而少年鲁迅得出的结论却是：“这故事让我觉得做人之险。”一个有趣的神鬼故事，竟让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想到了人心的险恶。

　　少年时代的这些思想火苗，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很有些关系。联系起台门里的虚伪颓败、荒诞不经，便逐渐形成了他对传统的怀疑态度。

　　鲁迅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说：“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12岁那年，家里送他进“三味书屋”上学了。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他说，这“是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塾师寿怀鉴(号镜吾)，“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我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寿镜吾的学费也比较高，一年分清明、端午、中秋、年节四个学期，每节银洋两元，要预先缴纳。

　　鲁迅的国学功底是在“三味书屋”打下的。周作人后来回忆说：“鲁迅在家的时候已经能读到《孟子》，然后继续读《易经》、《诗经》、《书经》、《礼记》以及《左传》。这样所谓‘五经’已经读完，加上‘四书’，世俗即称‘九经’。有志应考的读完‘九经’也差不多了。鲁迅并不满足，难得在寿家读书，有博学的先生指导，便决心多读几部‘经书’。包括《尔雅》、《周礼》与《仪礼》。”

　　但是鲁迅的兴趣却绝不在这些儒家经典上，而是杂书、笔记和小说。这也与祖父周福清的教育方式有关。周福清对子弟的教育方法比较特别，思想也很开通。他不赞成读书要按照传统次序读，不需要从《大学》开始，先“四书”后“五经”地读下去，主张先读《西游记》等。周作人回忆说：“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读书，尤其是鼓励读小说，以为最能使人‘通’，等到通了后，再弄别的东西便无所不可了。”而在一般官宦家庭中，是严禁子弟阅读小说，将其视为闲书，甚至是诲yin诲盗的坏书。而且周福清也不禁止子弟读野史、笔记，“温语教写读，野史任翻批”。周福清也并不坚持儿孙走科举正途，“认为读书不成，倒还不如去学做豆腐，还可以自立”。

　　祖父科场案发后，鲁迅与周作人曾有一段乡下避难的经历，几个月中又接触了不少闲书。尤其是在小皋埠，住的是大舅母娘家的房屋。舅母的弟弟秦少渔，小孩们叫做“友舅舅”的，鲁迅同他很谈得来，常跑去找他谈天。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娱园》里回忆这位友舅舅说：“他又喜欢看小说，买得很多，不是木板大本，大都是石印铅印的，看过都扔在一间小套房里，任凭鲁迅自由取阅，只是乱扔一堆，找寻比较费事，譬如六本八本一部，往往差了一本，要花好些时间才能找全。这于鲁迅有不少的益处，从前在家里所能见到的只是《三国》、《西游记》、《封神榜》、《镜花缘》之类，种种‘红楼梦’，种种侠义，以及别的东西，都是无从见到的。”

　　鲁迅先是把这时间用来影写小说书上的“绣像”。“绣像”就是工笔白描的小说人物画像。他用一种半透明的薄纸蒙在书上，一个一个描下来，所描下的《荡寇志》和《西游记》绣像，后来各装订成了一大本。

　　虽出身于科举读书家庭，但周氏兄弟读书都走的一条“从旁门入”的野路子，在自由广泛的阅读中得以横通杂学。这大大区别于传统的读书门径，最广泛地吸收多方面的文化滋养。

　　那么，自小读古书的鲁迅又是怎么开始质疑传统文化，以致号召青年竟不去读古书的呢？周作人后来解释，是因为鲁迅摸到了“老虎爪子”：“钻到古书堆里这正与入虎穴相似，是颇为危险的事情。他有什么方法，才能安全无事地进去又出来呢？这个理由有点不易说明，但事实总是这样，他在古书里摸索，黑暗中一只手摸着了‘礼教’(有如童话里的‘老虎外婆’)尖利的爪牙，使他蓦地觉悟，以后留心看去，到处看出猛兽的形迹，从这里发展下去，成为反封建礼教的打虎将，那是很自然的顺序了。”

　　根据周作人的说法，鲁迅接触的资料都是汉朝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yin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皇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这里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地写着二字曰‘吃人’，岂不是正当的么？”

　　于是，少年鲁迅的思维与知识结构，就是“绝不跟着正统派去跑”，“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都不看重”。鲁迅虽没有攻击过韩愈和朱熹，但也不受理学家们的影响，认为唐宋八大家都不值得一读，“桐城派”更不必提了。他的《诗经》是硬读的，喜欢的是《楚辞》，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的传奇。鲁迅后来读了很多佛经，并非信佛，而是权当六朝文章去读的。“这原因是古代佛经多有唐以前的译本，有的文笔很好。”

　　“真面目”

　　“颓运方至，变故良多。”很多年后，鲁迅这样总结家族的命运。所谓“颓运”——压倒周氏家族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祖父周福清的“科场案”。周福清本是周家最有出息的人物，他原名致福，字震生，号介孚。1867年应浙江乡试，中式为举人。1871年会试，成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后来在北京做官至正七品的内阁中书。鲁迅的曾祖母于1893年2月病逝，祖父遵制丁忧，从北京奔丧回家。丧事办完，他闲住在家里，无所事事。

　　周福清离家20多年，回乡看到的是一个每况愈下不断破败的场景。周建人后来写道：“台门已成了大杂院……台门口又开了一家棺材店，东边仁房也把房子租给了什么人，进进出出都是陌生人；房子在太平天国战乱中破坏后，不但没有修好，反到更加破败了。”而家族成员则更加不堪：“他的嫡堂弟子京疯了，子船两夫妇都抽大烟，下一辈的四七、五十、衡廷都完了。”于是他看了更加烦躁，“看到这些人就要骂”。

　　如果只是在家骂骂还好，可当年恰逢乡试，有人听说主考官是周福清的旧识，便凑了一万两银子，撺掇他贿赂考官。那年鲁迅的父亲也要参加乡试，周福清特地往苏州迎候南下的考官，并遣人暗送银票，企图为自己的儿子及亲友子弟买通关节。不料事情败露，周福清自首入狱。这是晚清一大科场案。有关这一案件的奏折和上谕，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清代档案中，以及在《光绪朝东华录》中都有保存。最终，周福清被判“斩监候”。

　　祖父的入狱，是加速周家迅速破败的重要转折。一方面，家里不得不变卖家产，打通关节保住祖父的性命；另一方面，家族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从官宦之家堕入罪犯之家，周氏兄弟被送到母亲家族中避风头。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里回忆说：“鲁迅被寄在大舅父怡堂处，我在小舅父寄湘那边……我因为年纪不够，不曾感觉到什么，鲁迅则不免很受到些刺激，据他后来说，曾在那里被人称作‘讨饭’，即是说‘乞丐’。”

　　周家台门的大少爷鲁迅，第一次睁开眼睛，观看他面前曾被笑脸掩藏起来的真实人生。笑脸下却是人情冷漠、世态炎凉。这一年鲁迅13岁，已是一个敏感而自尊心极强的少年了。

　　鲁迅的多疑与敏感的心理特征更加强烈了，如他自述中所说，“我的习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常多“疑心”。

　　祖父下狱后，鲁迅的父亲很快就病了。父亲叫周伯宜，本名凤仪，后改名文郁、仪炳，生于1861年1月。与祖父比起来，他是个窝囊而苦闷的读书人，曾多次参加科考，结果只捐了秀才。周福清科场案后，这个秀才也被割掉。但他是个开明的人，对孩子较为通达。虽脾气有时暴躁，为人还是很好的。周作人曾回忆道：父亲“平常吃酒起头的时候总是兴致很好，有时给小孩们讲故事，又把他下酒的水果分给一点儿吃”。

　　父亲最初的病状是吐血。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病》里回忆说：“因为是吐在北窗外的小天井里，不能估量共有几何，但总之是不很少，那时大家狼狈的情形至今还能记得。”转过年清明节前后，父亲仿佛要好了，但接下来又开始水肿。

　　周伯宜本是个旧式读书人，唯一的希望与人生寄托只在科举上，靠祖业维持生活，没有生存能力，最舒服的事情就是靠在床上吸鸦片烟。他生病后，脾气变得更加不好。秀才被革掉，无法去参加乡试。到了应考的日子，母亲鲁瑞就要把笔墨都藏起来，怕他伤心。病到后期，则更加乖戾。吃饭时，周伯宜往往把桌上的杯盘都扔到窗外撒气。

　　当年请来给鲁迅父亲治病的是绍兴城内顶有名的医生，先是姚芝仙，后是何廉臣。鲁迅在《父亲的病》一文中回忆说：“我曾经和这名医(按：指姚芝仙)周旋过两整年，因为他隔日一回，来诊我的父亲的病。那时虽然已经很有名，但还不至于阔得这样不耐烦，可是诊金却已经是一元四角。”

　　中医总是开一些奇怪的药方：“最平常的是‘蟋蟀一对’，旁注小字道：‘要原配，即本在一窠中者。’”鲁迅对这一段历史的回顾，总是充满悲哀和怨恨的。而病痛，则是鲁迅一生中的主题。他的父亲死于庸医，他本人身体也不好，少年时就经常牙痛，及至晚年死于日本医生须藤的误诊。他一生中得过两次危险的肺病，一次肋膜炎。许广平后来在一封信中说：“(鲁迅)两肺都有病，普通的人，早已应该死掉，而他竟没有死……一个美国医生以至于指他为平生所见第一个善于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

　　田地已经不能再卖了，不然家里都要饿肚子。于是，鲁迅开始跑当铺。周作人后来回忆：利息似是常年12%，期限18个月，到期付息，可以改票展期。“这在高利贷中间还不算很凶的一种，但那样欺人的气势就已叫人够难受的了。”

　　对于一个自尊心极强而又敏感的少年来说，这恐怕是鲁迅最沉痛的一段记忆。关于恒济当，周作人有形象的描述：“照例是一个坚固的墙门，走过小门，一排高柜台，异乎寻常的高，大抵普通身材的大人站上去，他的眼睛才够得着看见柜台面吧，矮一点的便什么都看不见，只得仰着头把东西往上送去。当铺伙计当初因为徽州人居多的缘故，一律称为朝奉，又是自高自大，依恃主人是地主土豪，来当的又都是穷人，所以显出一副傲慢的神气。”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说：“是从污蔑中接了钱。”

　　1896年10月12日深夜，父亲周伯宜去世了，才36岁。死前喊着：“呆子孙！呆子孙！”不知是说自己还是说族人。这时节，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后来写道。

　　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书中讲了这样一件受欺的事情。那是1897年，新台门里六房开会，鲁迅代表智兴房，这次会议有些与智兴房的利益不符合的地方，鲁迅说需要请示祖父，不肯签字，叔祖辈的人便声色俱厉地强迫他，这字当然仍旧不签。

　　这位逼他签字的长辈就是他开蒙的老师周兆蓝。鲁迅对他一直怀着敬意和好感的。可是一旦涉及利益问题，他也不免声色俱厉了。这事对鲁迅的刺激很深，后来在他的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说：“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似乎就是这件事的回忆。被鲁迅写进文章的还有“衍太太”，给他看春宫画，唆使他典卖家当，然后又散布流言。

　　少年的鲁迅经历了家族的败落，看到了精神的破产。而科场案与父亲的病，又使他痛切感受到传统文化之下的伪善、愚昧和凶残，也就是鲁迅成年后多次说到的“世故”。而他的故家无非又是病态中国的缩影，外表依旧庞大，但内部已经腐朽。

　　1898年，鲁迅揣着母亲变卖家产的8块银元，离开绍兴前往南京水师学堂。此时，他对故乡的感觉恐怕更多的是绝望。他的出走仍被族人看不起和嘲笑，认为是去当一个卑贱的“摇旗呐喊的水兵”，“把灵魂卖给了鬼子”，“要加倍地奚落而且排斥”。

　　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总结鲁迅与故乡生活时写道：“鲁迅童年生活体验有双重性：一方面是对古老乡村社会生活的美好回忆，另一方面是强烈的厌恶和憎恨。这种经验，再加上尼采的影响，就使鲁迅对奴性民众的庸俗性怀有深深的厌恶。”

　　鲁迅由此保持着两种并存的生活方式：一方面对现实世界有着清醒的认识，另一方面又以非常温厚的眼光看待青年；一方面内心感到“寂寞”，但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非常诚实而激进的战斗者。这是鲁迅一生的特质。

　　与西方相遇

　　鲁迅于1898年4月底离家。他坐船先到上海，然后再换船到南京。从长江的下关码头下船后，向东进入仪凤门，抬起头就能看见一根高高的桅杆了。那是他的目的地——江南水师学堂，进仪凤门向南走10分钟就到了。现在南京中山北路346号，还残存着水师学堂的大门。至于那根桅杆，鲁迅后来爬上去过，“可以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

　　据周作人的说法，鲁迅到南京求学，是因为远房叔祖父周庆蕃在江南水师学堂教汉文，兼任管轮堂监督。周家子弟因他的关系进那学堂的，鲁迅是第三个。入学考试只是写一篇文章，试题是《武有七德论》，他考取了。

　　江南水师的学制很长，居然需要整整9年。鲁迅被分到轮管班，出路是当个轮机兵。岗位是在船舱里面，像蟑螂一样待在酷热黑暗的机舱内，难有机会上甲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没有后台的人恐怕只有如此。

　　入学的第一件事，是这位当监督的庆爷爷给他改了个名字。改名的原因，还是因为被看不起。周家人怕给祖宗丢面子，随便拿个不见族谱的名字充数。这个名字就是周树人。

　　鲁迅后来在《朝花夕拾》的《琐记》中，用荒诞的笔法记录了当时的生活。“功课也简单，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 is a cat.’‘Is it a cat？’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颍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颍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

　　1898年9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决定在江南陆师学堂内附设一矿路学堂，招考新生。这时鲁迅正对水师学堂的情况感到不满，也许还加上想到离周庆蕃远一点的愿望，即去投考。

　　路矿学院的位置大概在今天南京察哈尔路南师大学附中一带。再向南有个鲁迅小区，其中一幢二层楼被确认为“鲁迅读书处”，但由于今年一场大火烧了屋顶。

　　当时的周树人对自己的前途并没有明确的目标，考矿路学堂，不过是想换换环境。在等待开学的日子里，他甚至还回绍兴参加了一次县考。

　　在鲁迅自己，他以为采矿是他学的第一个专业。1927年他应邀到黄埔军校去讲“革命时代的文学”，他说：“诸君所以来邀我，大约是因为我曾经做过几篇小说，是文学家，要从我这里听文学。其实我并不是的，并不懂什么，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当时的功课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期限三年毕业。前半期差不多是补习中学功课，算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这里的一门地质学专业课对鲁迅的思想影响颇大，用的教材名为《地学浅说》，是英国赖耶尔的经典著作《地质学纲要》选译部分。

　　读书期间，鲁迅还下了一次矿井实习，在现在南京官塘煤矿象山矿区，他看到了几个“像鬼一样”干活的人。

　　鲁迅到南京的这一年，正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高潮。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促使朝野上下都有了一种强烈的改革要求。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创刊，一时间，新办起的报刊和新出版的译本还不少。

　　值得一提的是，矿路学堂第二年的总办是个思想开明的新党俞明震。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看的是《时务报》，考试也自己出题目，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疑惑地来问学生：“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鲁迅一生对俞明震都满怀敬意。后来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还几次去拜访过，日记里写的都是尊称为俞师。俞明震去世时，他还送去一个幛子表示哀悼。

　　鲁迅在矿路学堂读书4年。1902年1月，矿务铁路学堂的学生毕业，两江总督刘坤一签署了发给他们的证书。鲁迅的这一张保存下来了，现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上面写着“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可见他毕业考试的成绩不坏。他得到了官费出国留学日本的资格。1902年初他回绍兴去，做出国的准备，向母亲辞行。3月又到了南京。这一回，他从家里带了些书籍给在水师学堂上学的二弟周作人看，其中有一本是谭嗣同的《仁学》。

　　在南京鲁迅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在1898年，他到夫子庙花500文钱买了本《天演论》。这是严复议述赫胥黎关于进化论的著作，对鲁迅的震动很大。

　　鲁迅后来说他当时最快乐的事，就是一边吃着花生米，一边在灯下翻看《天演论》。通过这本书，他第一次与西方思想相遇了。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祸极于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隶性而来]梁启超说的奴性就是来自满清。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还有就是落后就要挨打的本质。。。还有就是中国的地理原因。没有太复杂的原因。现在中国人说地方话很多都听不懂呀，，鲁迅的浙江话我们听得懂吗。。。。
－－－－－－－－－－－30年来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培养成了逆向种族主义的蠢蛋，至于国民性这个事、这种东西，怎么可以相信？不要上网看乱七八糟的东西，要看书，可以看看摩罗的书《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
－－－－－－－－－－－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所谓的“破窗效应”。人们的劣性从根本说就是破窗效应的最好注释。
“不到长城非好汉”，我也曾经做过一次好汉，登上八达岭长城，在登长城的时候看到很多人在长城上“即兴创作”，但绝大多数并不是黑头发、黄皮肤的国人，而是各种肤色的“老外”。“创作”的文字各异，内容却大致雷同，不是“齐天大圣到此一游”之类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就是海誓山盟、矢志不渝的爱情、亲情宣言（至少文字中画的心形图案我还是能看懂的)。
－－－－－－－－－－－【人们的劣性从根本说就是破窗效应的最好注释】。。劣根性就是你性善说，还是性恶说。。。中国独尊儒就是性善说。。不然元蒙。满清，，何能以少数骑兵而逐鹿中原也。。。【种族主义的蠢蛋】。普世价值，等到了大同世界再说。。。。呵呵。。我就是狭隘的种族主义，。
－－－－－－－－－－－【国民性批判的起源与反思》。】。。什么国民性批判。。一派站着说话不腰疼。。历史完全可以由活的人批判。。一国或一人在落后时，在自卑时。都会不自觉的否定掉自己很多可贵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