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前言：因家乡是处于赣闽粤三省交界的客家县份，很多风俗习惯都是跟广东很相近，而研究客家中医药也离不开相关的史料，故对于岭南医药一直是情有独钟，在浏览网页的时候找到这个相关文章，全部转帖过来，希望各大学子喜欢，特别是广东地区的学子。

岭南医史篇之一：《远古时代的岭南医学》

　　 刘小斌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岭南，又名岭表、岭外，指岭以南地区，包括现今广东、海南两省及广西之部分，位于祖国最南端，属热带亚热带气候。它南临南海，北靠五岭。据19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体中国地理》对五岭的介绍，“自越城岭而东，横障南境，与两广分界。最着者曰萌渚岭、越城岭、都庞岭、骑田岭。又东与大庾岭相续，即所谓五岭也。”而1935年，某中学地理教材第八章名为“岭南山地”，对五岭描述得更加详细：“南岭山脉蔓延数千里，随地异名……南北交通，非限于曲似羊肠之河道，即为崎岖升降之山路，其艰难险阻，盖可想见。”崇山峻岭的屏障以及崎岖的山路造成了岭南地区相对的封闭。与中原内地相对阻隔，形成了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岭南中医是在这样一种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下，把祖国医学的普遍原则与岭南地区医疗相结合，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逐渐形成起来的以中医学理论为基础，结合当地文化的地域性医学。
　　
　　岭南虽地处南蛮之地，与中原地区相对阻隔，但两地之间的联系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未中断。《尚书·尧典》曰：“命曦叔，宅南交。”尚，上也，《尚书》就是上古经书，记载我国古代商朝以前的史事。曦叔，又名曦氏、曦和，相传为唐尧时期掌管历法的官吏。南交，即南方交趾之地，尧帝派遣曦叔驻南方观察星象，判定季节，制作历法。那个时候，南方交趾之地还是一片荒芜，杳无人烟，但也说明岭南从远古时代起就与中原地区有一定的联系。
　　
　　岭南医学，源远流长。据考古学家的发现，远在更新世纪末或晚更新世纪初，广东韶关马坝乡就生存有古人类。1958年在广东韶关马坝镇狮头山北面第二层溶洞中的一条裂隙发现人类头骨化石，粘接后，计有额骨和部分顶骨，右眼眶及鼻骨的部分，经有关专家鉴定是直立人向智人过渡的早期类型人类化石，命名为“马坝人”。马坝人距今约13万年，穴居于当地一称为“狮子山”的山洞里，已经懂得用火。火能抵御寒冷，将生食转为熟食，驱赶野兽保护自己，这就是最原始的卫生保健活动。广东韶关的马坝人，即相似于远古传说中“钻燧取火以化腥臊”的燧人氏时代。
　　
　　到了商代，汤平定四方，两广地区始名南越。周朝楚国的熊氏伐扬越，越地大部遂为楚所有，楚国立“楚庭”于南海。据光绪《广州府志》卷140记载：“周时南海有五仙人，骑五色羊，各持谷穗一茎六出，衣与羊色，各如五方降于楚庭，遗穗腾空而去，羊化为石，城因以名。”这也是广州别称羊城的由来。现在越秀山上的五羊献穗的雕像仍然是广州标志性的雕像。这个故事虽然也是神话传说，但从侧面反映出最迟自周代起，这一带就开始了农牧业生产。人们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发现了植物药、动物药和矿物药，发现砭石刺病，熨灸裹敷等外治方法。这是原始的医学的雏形。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派任嚣为大将，赵佗为副将，率领50万大军平定岭南的百越之地。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平定岭南，在岭南设立了桂林郡、南海郡、象郡三郡，南海郡下设博罗、龙川、番禺、揭阳四县。赵佗为龙川县令。南海郡尉任嚣死后，赵佗为南海郡尉。《史记·南越列传》：“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这是岭南地区历史较早而又准确的记载，也是岭南归于封建中央集权制社会之始。公元前203年，赵佗自立为王，起兵兼并桂林郡和象郡，在岭南地区建立南越国，自称“南越武王”。
　　
　　南越王统治期间，由于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岭南地区的发展较之中原地区相对落后，尤其在文化卫生医学事业等。医学的发展是在道教的方术发展过程中逐步发现的。秦始皇的众多方士为其寻求长生不老之药而飘洋过海，来到广东的罗浮山，并在此修炼，这就有了“蓬莱仙岛罗浮山”之说。
转自：岭南名族民俗网：http://www。lnmz。cn/html/89/n-2489.html

[ 本帖最后由 黎小裕 于 2009/8/27 14:49 编辑 ]
－－－－－－－－－－－　岭南医史篇之二：《蓬莱仙岛罗浮山》
刘小斌　广州中医院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广东罗浮山，是我国十大名山之一，素有“岭南第一山”之称，位于广东省南部，横跨博罗、增城二县。《艺文类聚》卷七引《罗浮山记》曰：“罗，罗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体，谓之罗浮。在增城、博罗二县之境。”道教称其为十大洞天之第七洞天，名朱明耀真之洞天。又列为七十二福地之第三十四，名泉源泉福地。　　
　　罗浮山既是一座集道、佛、儒三教合一的宗教名山，也是岭南医药活动肇始之宝地。早在秦代，罗浮山就有人采药治病了。据光绪《广州府志》卷二十九记载：“秦，安期生，琅琊人，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始皇异之，赐以金璧值数千万……安期生在罗浮时尝采涧中菖蒲服之，至今故老指菖蒲涧为飞升处。”　　
　　安期生，姓郑，又名郑安生，现有称为郑仙者，秦朝方士。秦始皇曾派遣方士入东海蓬莱求仙药，有的方士随海流南下至今广东博罗县，登上罗浮山，此处山川灵秀，古人误以为罗浮山亦为蓬莱仙岛之一，故光绪《广州府志》卷一百四十中有“蓬莱山三岛，罗浮山其一也”的说法。在秦汉时期，罗浮山云集各地来的方士，如东郭延年，自秦时隐居罗浮数百年。他们在罗浮山采药炼丹，服食丸散，以求长生不老之术。　　
　　在罗浮山上习术炼丹者中，最有名的应该是我国岭南着名医家，中国化学药的创始人葛洪。葛洪晚年居罗浮山，是有史可征的。《晋书》卷七十二《葛洪传》载，葛洪晚年闻交趾产丹砂，求为句漏令，以便就近采料炼丹。后行至广州，为刺史邓岳所留，“乃止罗浮山炼丹”。　　
　　葛洪栖止罗浮山时，建有四庵：南庵都虚观，后改名冲虚观；西庵黄龙观，东庵九天观，北庵酥醪观。其中冲虚观被国务院定为全国重点宫观之一。冲虚古观内有殿宇五重，分别为灵官殿、三清殿、黄大仙殿、吕祖殿和葛仙殿，此外还有寮房等附属建筑百余间。其中的黄大仙殿供奉着葛洪的弟子黄野人，相传他经常奔波于山野之间，广为百姓治病，因此在东南一带，他的香火十分旺盛。　　
　　冲虚古观内有许多葛洪的足迹。三清殿左侧斋堂内，有一口葛洪炼丹时取水用的“长生井”。这口井的水长年不枯，四季保持在2米左右。有首古诗赞道：“传闻地献宝，灵液出凤草。每日汲三升，何必安期枣？”言饮用此水，可保长生。因此留下了一斗米换一斗水的传说。这口井的水确实甘冽甜美，味甚清香。经现代化验，此水含有14种有益于人体的元素，无怪乎人称此井为“长生井”。　　
　　葛仙祠后有葛洪建造的丹灶。丹灶旁原有苏东坡“葛洪丹灶”四字，已泯灭。现在所刻的“稚川丹灶”四字乃是清干隆年间广东提学吴鸿为此重题。灶顶高3.6米，四角形底座边长2.25米，基座是由八角形坛体边长0.8米的花岗石砌成，有八个立位，分别雕有八卦符号及瑞鹤、麒麟等灵禽异兽的各式图案。在四角的石柱上雕刻着栩栩如生的云龙浮雕。丹灶之上有一个三足鼎，叫“未济炉”，是罐形的炉体，像一个葫芦药瓢似的，中间有一个可转动的柄，盖子是荷叶形的，看起来十分别致。　　
　　冲虚观内还有一个八角形的水池，是葛洪的“洗药池”。据载，葛洪时常为民采药，这池便是他洗药草的地方。清代诗人丘逢甲为追忆葛洪，在洗药池畔的巨石上镌刻题诗云：“仙人洗药池，时闻药香发；洗药仙人去不还，古池冷浸梅花月。”葛洪在罗浮山隐居期间曾广泛搜集和整理民间的各种验方秘方，写成了《肘后备急方》、《抱朴子》等医书，反映了晋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和民间疗法。　　
　　从古代书籍的记载以及罗浮山上的古迹，我们可以知道，在晋代之前，岭南地区的医学已经有了一点的发展，有了应用中草药的经验。而且，由于大量方士在罗浮山的隐居，炼丹修炼，朱砂、雄黄等矿物药也开始从丹炉中走出来，应用于治病救人的临床实践中。　　
　　如果说地方志上记载的这些史料带有传奇色彩的话，那么从墓葬发掘出来的医学实物，则是较为可靠的了。　　
　　1983年，广州市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葬发掘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中药、捣药工具及装药丸的银盒。中药计有雄黄、硫磺、紫石晶、绿松石、赭石等五石药和羚羊角：捣药工具为铜臼、铜杵，铁杵。装药丸的银盒外形扁圆，盒盖和盒身有蒜瓣形花纹，盖身、口沿饰有精细几何纹，并且鎏金，盒底有铜质圈足，盒上烧焊三个小钮，出土时，盒内盛有半盒中药丸。说明当时的医学发展已经出现了丸药成品。西汉南越王墓葬考古的重大发现，证实岭南地区医药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年之久。随着医学的进一步发展和中原战乱而出现的中原人口的第一次大规模南迁。许多医家从中原进入岭南地区，为岭南医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生的力量，迎来了岭南医学发展的小高潮。
转自：http://www。lnmz。cn/html/90/n-2490.html

[ 本帖最后由 黎小裕 于 2009/8/27 14:52 编辑 www.lindalemus.com/jianyan/]
－－－－－－－－－－－本人曾登过罗浮山，感觉郁郁葱葱，山木茂密，可惜那时还未学中医，未注意山上的中草药。
－－－－－－－－－－－呵呵，我距离这么近都还没有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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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医史篇之三：《羡煞鸳鸯共为仙》

刘小斌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岭南第一山”——罗浮山，作为岭南的仙山福地，不仅是一座宗教名山，更是岭南医学的肇始之地。罗浮山上不仅留下了众多的仙迹，也留下了医家济世救人的传说。其中最着名的当属晋代岭南最着名的医家葛洪及其妻鲍姑同志同梦，治病救人，着书立说，共同隐居山林中。民间传说葛洪夫妇在罗浮山修炼成仙，共同飞升，称其夫妇为“小仙翁”和“鲍仙姑”，并建有“葛仙祠”、“鲍仙姑殿”来纪念他们。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朴子，丹阳句容（江苏句容县)人，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岭南度过。葛洪自幼刻苦勤学，究览典籍，尤好神仙导养之术。其从祖父葛玄，吴时学道，得仙号葛仙翁，专炼其丹，秘术传弟子郑隐。葛洪从郑隐处学炼丹术，悉得其法，后又师事南海太守鲍玄，兼综练医术，鲍玄深重葛洪才学，将女儿鲍姑许配葛洪为妻，两人同志同梦，情好有同画眉，日后共为岭南名医。　　
　　葛洪晚年归隐罗浮山养身修道，创立“冲虚古观”在此养身修道貌岸然，炼丹制药，行医治病，长期隐居民间，接触流传于民间的医药知识和经验，观察岭南地区的一些急性传染病，他的着述很多，据《晋书》中的“葛洪传”介绍，葛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着述篇章人富于班马”。这就是说，葛洪的学问很丰富，在江南是无人可比的，他的着作比班固和司马迁的着作还多。各代史书和地方志共记载葛洪的着述有20部，共235卷。可惜现在仅着的只有《肘后备急方》和《抱朴子》两部。肘后，即随身常血之意，书中所列疾病，有传染病及内、外、妇、儿、五官各科和虫毒伤等，尤其对岭南地区常见多发传染病如恙虫病、疟疾、结核、麻风、天花、狂犬病等的认识与防治，具有一定科学性，其中对于“沙虱病”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恙虫病”的描述，细致准确。一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国外才逐渐发现了恙虫病的病原是一种比细菌小得多的“立克次氏体”，并弄清了携带病原的恙虫（沙虱)的生活史。而他早在一千六百年前，在没有显微镜的情况下，就把它的病原、病状、发病的地点、感染的途径、预后和预防，弄得较为清楚，还指出此病见于岭南，与今天临床所见竟无二致，这不能不说是了不起的事实。葛洪的着述反映晋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和民间疗法。　　
　　葛洪在《抱朴子·内篇》中亦记载有用植物治疗疾病的内容。书中所介绍的药，多为山乡易得之物，如黄苓、桅子、葱、姜等。治疗疟疾，则取随处可生的青蒿绞汁服用。在当时，用青蒿治疗疟疾不仅疗效显着，更为现代药理研究提供了线索。据称，开始研究青蒿秆覆盖治疗疟疾时是按制药的一般途经制作的，但却没有得到期望的结果，后来人们从葛洪生用青蒿秆覆盖绞汁的经验中得到启发，低温加工，最后才从青蒿中提取出青蒿素，使之成为一种高效、速效、低毒的抗疟疾新药。青葱素及从青蒿中提取的其他成分在治疗疟疾上的作用，对现代中药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葛洪还是我国化学药合成的始祖。在《抱朴子·内篇》里，葛洪记述着：“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丹砂，又叫朱砂，就是红色的硫化汞，将它回热后，分解出汞（水银)；汞再与硫化合，又生成红色硫化汞。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是炼丹术在化学上的一大成就。葛洪还在实验中发现了多种有医疗价值的化合物或矿物药。至今，中医外科普遍使用的“升丹”、“降丹”，正是葛洪在化学实验中得来的药物。葛洪的炼丹术，后来传到了西欧，也成了制药化学发展的基石。　　
　　罗浮山现仍存有传说是当年葛洪炼丹采药遗址，如“稚川丹灶”、“洗药池”等，都是葛洪夫妇当年行医济世的遗迹。　　
　　鲍姑，葛洪之妻，名潜光，上党（今山西长治)人，南海太守鲍玄之女，人称鲍仙姑，晋代岭南针灸名医。鲍姑从小生长于仕宦兼道士家庭，深受道教影响，后从夫在广东罗浮山行医炼丹。鲍氏医术精湛，擅长灸法，因以当地盛产的红脚艾灸治赘瘤与赘疣而驰名广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针灸家。对于鲍姑的神奇医术，史书记载：“每赘疣，灸这一炷，当即愈。不独愈病，且兼获美艳。”　　
　　现在广州越秀山下有鲍姑井，相传她以井泉及红脚艾为医方，活人无数。后人为纪念她，在广州越秀山三元宫内设鲍仙姑殿，题词曰“就地取材红艾古井出奇方，妙手回春虬隐山房传医术。”宋代方信孺有诗《鲍姑井》：“为觅丹砂到海滨，空山废井已生尘。不将一滴苏焦槁，神艾虚传解活人。”写出了作者虽然与葛洪夫妇年代相隔久远，但仍为其夫妇虽然隐居山林，却仍行医济世，治病救人的做法所感动。　　
　　人们总是用“只羡鸳鸯不羡仙”来表达对美好感情的追求，但是葛、鲍二人同志同梦，共同济世救人，甚至在人们的传说中已经是共同飞升的故事，却是真正的“羡煞鸳鸯共为仙”。
转自：http://www。lnmz。cn/html/91/n-24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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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医史篇之四：《晋唐医家初扬名》

刘小斌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始终动荡不安，多次发生战乱，从晋朝王室的“八王之乱”到五胡十六国逐鹿中原的“五胡乱华”。群雄混战，生灵涂炭，人口大量南迁避乱。随之为岭南带来了先进的农业技术和科学技术，南越蛮荒之地得到了第一次的较大规模的开发，医学史上也首次出现了一批着名人物，除了我们上一集介绍的葛洪、鲍姑夫妇外，较为着名的还有支法存、仰道人、轩辕述等。　　
　　支法存，本是胡人，生长在广州，约在晋永和中期，也就是公元350年左右。他妙善医术，擅长治疗脚气病和热带寄生虫病，着有《申苏方》五卷。《申苏方》现已佚失，但在《肘后方》、《外台秘要》等书中，共辑录了支法存的存方十七条。其中他用治疗脚气的处方，便他成为中国治疗脚气病的先驱、“防风汤……南方支法存所用多得力，温而不损人，为胜于续命、越婢、风引等汤，罗广州一门南州十人常用。亦治脚弱良方”。这是《千金方》中引用支法存治疗脚气的方子，脚气病是由于食用的谷物过精，导致维生素B1缺乏，主要表现为肢端感觉减退、异常，深反射减退或消失等多发性神经炎的症状，常伴有下肢浮肿、食欲减退，胃肠功能紊乱，胸闷心悸等。孙思邈是我国医学史上有名的认识和治疗脚气有独到见地的医家，在他的《千金方》中引用了支法存的方子，可见支法存的治疗是明显有效的，文中所谓“温而不损人”，即后世所说温而不燥，这从中反映出支法存的学术特点与遣方用药的特色和风格。　　
　　支法存对防治热带寄生虫病即所谓“中蛊”，也留下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方剂。比如，治疗中蛊吐血或下血方，治疗饮中蛊毒，令人腹内坚痛，面目青黄，相当于现代医学的细菌性痢疾一类的消化道疾病的病变无计方等，都对流行病传染病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　　
　　支法存虽然是胡人，但他长期居住岭南，与岭南人民生活在一起，并且虚心学习岭南的民俗及流传于民间的医疗方法，终于使他在岭南医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如用蒸气疗法治疗溪毒（沙虱)，虽是一种民间疗法，但支氏活用此法，用以治疗伤寒，即：汗解伤寒，这一治疗方法对后世医家影响较大，如张茵、阮河南、徐文伯、许宗等人都受其启发，并进一步将这种方法改进、提高，成为现今的熏蒸疗法。现在熏蒸疗法的运用，在我国的北方比南方更广泛。　　
　　晋代败落的北方士大夫为避战乱，于永嘉之际南渡，由于水土不服，多患脚弱症，其症多凶险，毙人甚众。据唐初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第七《风毒脚气·论风毒状》：“论曰：考诸经方，往往有脚弱之论，而古人少有此话。自永嘉（307－312年)南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岭表江东有支法存、仰道人等，并留意经方，偏善斯术。晋朝仕望多获全济，莫不由此二公。“孙思邈提到的仰道人就是晋代岭南另一善治脚气病的医家。对于仰道人的记载，史料并不翔实，《广东通志·列传59》中提到：“仰道人，岭表僧也，虽以聪慧入道，长以医术开怀。因晋朝南移，衣缨士族，不袭水土，皆患脚软之疾，染者无不毙踣，而此僧独能疗之，天下知名焉。”我们可以知道，仰道人和支法存一样是晋代岭南善于治疗脚气病的医家。　
　　唐代天下大定，分天下为十道，岭南道为其一。唐代政府重视医政设施，成立太医署，专门管理医疗教育，全国各道属下州府，亦成立相应的机构以善管理。《新唐书·百官四》记载：道下各州府医学教育，均置博士一人，助教一人，都督府、大洲医学生二十人，中小州医学生十人，掌州境巡疗。这时期的医学着述颇丰，有李继皋的《南行方》三卷，李暄的《岭南脚气方论》，郑景岫的《南中四时摄生论》，还有一部不着撰人姓名的《岭南备急要方》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进入唐末的五代十国时期，刘岩在广州兴王府称帝，国号南汉。这一时期岭南的着名医家有轩辕述。　
　　轩辕述，唐末南汉时期岭南医家，着《宝脏畅微论》三卷。据清代梁廷楠《南汉书·列传第八》记载：“轩辕述，干亨时人，精通岐黄术。治病多奇验，远近争趋之。尤好读前代医学诸书，自能具卓识，不胶执古人成说。常居孜孜着作，老而不倦，先是，青霞君作《宝脏论》三篇，着变炼金石之诀。述既病其未善，因为刊去谬误，博采以补其缺，为《宝脏畅微论》三卷，成书时，年已九十矣。寻、卒。所遗书，医家争宝之。”令人惋惜的是，《广东通志》卷一百四十医家栏下提到的轩辕述所着的《宝脏畅微论》三卷已经失传，我们已无从读到这部一千多年前的医学着作。　　
　　晋隋时期，由于中原地区的多次战乱，千万中原人口为避战乱的大规模南迁。南岭以其天然的屏障作用，为南迁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居之所，也为人们所带来的中原文化与岭南特有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医学上的融合，形成了岭南医学的第一个高潮，唐朝时期的岭南是中央集权统治下的一个辖区，由于唐朝政局相对稳定和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医学教育机构的建立和管理，使医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为宋元时期岭南医家名扬千古，留下不朽医着做好了铺垫，迎接着岭南医学另一个高潮的到来。

转自：http://www。lnmz。cn/html/92/n-24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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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医史篇之五：《宋元名医传千古》

刘小斌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自唐代张九龄开凿梅岭古道，南雄珠玑巷成为中原先民南拓进入广东的重要中转站。宋元时中原人民为避战乱，或为生计不断地南移岭表，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珠玑巷：“吾广故家望族，其先多从南雄珠玑巷而来”。后世传闻广东近代之富大家族，多是宋末时随驾（宋帝赵昺)逾岭而来或随文天祥经赣、闽、潮汕而来，故岭南人民在血统上很早接上中原的系谱。　　
　　
　　经过晋唐时期的大量人口带着科学技术的渗入以及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铺垫。宋元时期的岭南医学出现了又一个高潮，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宋元时期，岭南有三部医着，陈昭遇《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刘昉《幼幼新书》四十卷，释继洪《岭南卫生方》三卷，现均见存。
　
　　陈昭遇，南海人，出身名医世家，世代行医。宋开宝初年（公元968年)，陈昭遇来到京师，授翰林医官。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宋太宗诏翰林医官院各医家献家传经验方万余首，边同太宗亲收千余首，命王怀隐、陈昭遇等式逻辑人开始编篡，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书成。是书分1670门，载方16800多首，内容包括脉法，处方用药、五脏病症、内、外、骨伤、金创、胎产、妇、儿、丹药、食治、补益、针灸等，反映北宋以前医学水平，具有相当临床参考价值。例如儿科急、慢惊风的分辨，眼科所载白内障针拨手术详细过程，均为我国现存最早文献记录。 　　
　　
　　刘昉，字方明，汉中山靖王后裔，世居海阳（今广东潮州)。宋靖康一年（1126年)刘昉荣登进士榜，出任谭州知州，很快又任龙图阁学士，故又名刘龙图。刘氏生平喜好方书，注重儿科，于荆湖南路安抚使任职期间，编撰《幼幼新书》，宋绍兴20年（1150年)完成，共40卷目录1卷，共分547门，汇集整理宋代以前有关儿科资料而成，取材广博，是目前中医儿科古籍中收方最多的一部方书，作为南宋时太医习业必读的儿科专着，故参考价值较高。例如对儿科诊断，《幼幼新书》就主张三岁以内小儿以观察指纹代替切脉，记述有虎口三关指纹察验法，该诊法一直沿用至今。 　　
　　
　　释继洪，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人，宋元间释而医者，纂修《岭南卫生方》。据释继洪的另一部着作《澹寮集验秘方》自序谓：“早岁南游，辄刊瘴症诸方于岭表，或谓可以济人缓急，兹复以生平所取杂方，编次门类，叙以鄙见，质之同志。”可知《岭南卫生方》为释继洪氏早年南游岭表时刊刻，共三卷，三册。 　　
　　
　　《岭南卫生方》上卷、中卷首页题：宋·大梁李谬、延平张致远原辑，元·汝州释继洪纂修。李谬，字西美，汴人，政和进士，出知房州，曾着《瘴论》二卷。张致远，字子猷，南剑州沙县人，宣和三年（1121年)进士，绍兴八年（1138年)出知广州，《宋史》俱有传。释继洪辑录李谬《瘴疟论》、张致远《瘴症论》等，再合以自己撰写的《卫生补遗回头瘴说》、《治瘴用药七说》、《治瘴续说》、《附蛇虺螫匿诸方及集验治蛊毒诸方》，会成一书。释氏曰：“继洪南游既久，愈知瘴疾不易用药，故再直述之于兹焉……淡竹叶，此草惟广州白云后洞及惠州罗浮有之。”由此可见释继洪确曾到广州白云山及广东罗浮山。《岭南卫生方》的下卷为明以后人所增附，收入娄安道八证标类及《东垣药性赋》，书末附日本人山田简志《募原偶记》等。 　　
　　
　　由此可见，《岭南卫生方》不但是研究岭南地区宋元以前流行传染病的重要文献，而且在国外也受到日本学者的重视。日本人悌谦晋造氏指出：自唐代以来，岭南方书已计六种，除《岭南卫生方》外，而无一部见存于本邦，赖有是书矣，可不宝重？ 　　
　　
　　从秦汉至宋元，岭南医家计二十五人，医着三十八种，但着名医家多不是岭南本土居民，而是中原民族带着中原的文化和医学发展迁徙来到岭南的。医学着作能流传至今天的亦不多，就全国范围来说，真正有影响的是晋代葛洪《肘后方》、宋代刘方《幼幼新书》、元代释继洪《岭南卫生方》。它与我国中原江浙一带文化发达地区相比较，显然差距很大，这是有它历史地理原因的。岭南地区由于山隔水阻，路途艰险，古代仕人出入岭南都不堪其苦。韩愈被贬潮州，给他侄孙写的一首诗里说到：“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可见岭南在当时仕人眼中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去处，连马都不肯前去，并做好了客死他乡的准备。 　　
　　
　　在明清以前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广东并不为朝廷所重视，广东位于南方最远之边陲，与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黄河流域距离甚远，山川阻隔，交通极为不便，古代中州人士不视粤为畏途，所谓“少不入粤，老不入川”，乃畏惧粤地山风瘴气，疫疬麻风，深恐年少不慎易受传染。宋朝苏东坡居海南，亦云儋州食无肉，出无友，居无屋，冬无炭，夏无泉。语虽不多，已尽当时风土之大概。岭南在那个时候相当于一个流放场所，故罪民流徙于此，罪臣贬迁于此，朝廷南选人粤京官顶多只有五品，仍嫌阻远险恶，多不愿仕其地。故广东古代文化较之中原三江落后，其中医学术当然也不能例外了。但是，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在历经明清两代沿革后，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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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医史篇之六：《明清儒生多习医》
刘小斌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明清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僻处南服的广东由于其南临南海，沿海诸多优良港口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了我国与外国沟通贸易的重要口岸，逐步地形成工商业都市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大规模通海。当时流传有歌谣：“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广州十三行，华南地区对外贸易通商中心，省港佛一带，商贾云集，出现百业竞争、花繁柳茂的情景。 　　
　　
　　随着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亦得到相应提高，据近人刘伯骥《广东书院沿革制度》统计，宋代广东书院据方志可稽查者只有27所，至明代已有168所，到了清代猛增至411所。书院教育与明清两代广东中医的兴起关系极大，前人有云：“读书而不能医者有之，未有不读书而能精医者。” 　　
　　
　　明清时期，由于广东经济的发展，以及沿海通商的特殊地理环境，使广东逐渐得到朝廷的重视。过去南选入粤的京官顶多只有五品，如今却多次委派一品大员南下广东巡抚。为接待这些官员，同时也因为广东经济的发展，广东与南岭以北地区的道路交通也有了改善。在这种改善下，许多有名的学者、医学家也或主动或被动地来到广东。这批才华横溢的学者、医家，从中原江浙等文化、医学、教育发达地区南下入粤，促进了近代岭南文化事业的建设，使岭南成为人才荟萃的地方，也使明清时代岭南地区出现了不少“儒而通医”的医家。
　　
　　丘浚（1418～1495年)，字仲深，号琼山，琼州（今海南省琼山县)人，是我国明代中叶的理学名臣，15世纪的杰出学者，他同海瑞被称“海南双壁”，是海南老少皆晓的着名历史人物。祖籍西厢，世家泉州，出身于医学世家，其先祖为福建晋江医科训导。丘浚自幼习儒读书，幼年丧父靠母教养，勤奋攻读，聪明过人，童年时就有诗名。明末清初大诗人钱谦益编《列朝诗集》，曾选入丘浚的诗，并在小传中说，丘浚“七八岁能诗，敏捷惊人……生平作诗几万首，口占信笔，不经持择，亦多”。景泰五年（1454年)科中进士弟，官历掌誉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后在海南办琼山县学（琼山书院)，藏书甚富，名曰“石室”，以饷士人。丘浚为明代着名文学家、教育家，着有《大学衍义补》、《琼台会集》、《家礼仪节》等，且儒而通医，又是岭南着名医家，着作有《本草格式》、《重刊明堂经络前图》、《重刊明堂经络后图》、《群书抄方》等书。 　　
　　
　　丘浚为医学世家，医术传长子丘敦，季子丘京。丘敦，字一成，品励学酷，嗜《素问》，着《医史》，对运气学说与三因学说的解释有独到之处：“其运气表曰，运有五，金木水火土是也。气有六，燥暑风湿寒澳是也。其三因说曰，病有三因，因于天，因于地，因于人，岂但内因外因不内外而已，皆有利于世。”丘京也是海南名医，琼州大疫时，施送良剂，救治甚众，延续着丘浚济世救人的理想。
　　
　　明代另一位儒而通医的着名医学家是熊宗立。熊宗立（约1415～1487)，一名均，字道轩，自号勿听子，建阳（今福建建阳县)人。十岁受业于刘仁斋门下，天资颖敏，书无不读，读无不通，学有师承。因自幼多病，故尤喜读医书，师从刘剡学医，推崇五运六气之说，取古人医学源流及所着书会同一选，着述甚丰，并医名远播海外，日本医生真长兰轩曾从其学。　　
　　
　　熊宗立的代表作有《名方类证医书大全》24卷。该书署名“鳌峰熊宗立道轩编集”，据考证，鳌峰，又名鳌山，在广东省龙川县，宋时建有鳌峰书院。广东《潮州府志·艺文志》将熊宗立另一着作《集医便宜》收入，可以证明，熊宗立曾到龙川鳌峰书院及潮州等地讲学行医，为乡人口碑载道，故能收入地方志。　　
　　
　　熊宗立一生着述甚丰，除了上述两部着作之外，还有《黄帝内经素问灵枢运气音释补遗》1卷，《勿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7卷，《伤寒运气全书》（又名《伤寒活人指掌图论》)10卷，《医学源流》1卷，《增补本草歌括》8卷，《山居便宜方》16卷，《备急海上方》2卷，《妇人良方补遗大全》1卷，《类证注释钱氏小儿方诀》，注有宋代陈文中《小儿病源方论》10卷。 　　
　　
　　随着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儒生习医而成为着名的医学家，所谓“是为大儒乃大医”。古代儒生博览群书，对方书的涉猎使他们具备更多的医学知识，也使医学借助这些学者有了进一步发展，迎来了岭南医学发展的一个全盛时期，包括了药学及内科、妇科、儿科甚至于中西医汇通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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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医史篇之八：《行方布阵多争鸣》

刘小斌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清代康干年间，岭南出现一批学识广博的医学家，如刘渊、谢完卿、黄岩、何梦瑶、郭治等。他们的代表作，都是综合性的医书，这标志着岭南医学已经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已经有了培养出医学大家的底蕴了。　　
　　作为一门科学，学术的争鸣是难免的。清代中期的这几位医家虽然行方布阵自有心得，却也各执一派，刘渊、谢完卿、黄岩三人推崇明代着名医家张景岳学说，临症善用温补方药治病；何梦瑶、郭治两人则有不同见解，引起学术上的争鸣。　　
　　岭南医家为何独与张景岳发生联系？据考，《景岳全书》是张景岳晚年着作，成书后景岳去世，原稿于康熙39年庚辰由其外孙林日蔚带到广东，经广东布政使鲁超主持刊行于世，这是《景岳全书》的始刊本，或自然保护区“鲁本”。十年后，即康熙49年庚寅两广转运使贾棠广东锓版摹发，简称“贾本”。三年后，即康熙52年癸已，查礼南再次在广东锓版摹发，简称“查本”。从此《景岳全书》得以大行于世。《景岳全书》清代三次在广东刊刻，其产生影响不可低估。查现在历代岭南医学书籍，类似《景岳全书》这样综合性大部医书，清代以前未见，有则自《景岳全书》粤省刊行后始，岭南医家才仿照其成书体例，着写了一批综合性内科医着，如刘渊《医学纂要》、谢完卿《会经阐义》、黄岩《医学精要》。　　
　　刘渊，字圣泉，号伏龙山人，籍贯广东惠阳，生当康熙至干隆年间，少年时曾习武便弓马，后弃去专攻医术，以医名南中三十年。干隆丁已年（1737年)刘渊自惠州抵羊城，遇广东布政使王恕及随行官员徐惠。徐惠为官初至岭南，寒暑之疾一时作焉，病热几殆，精神恍惚，气怯胆惊，众医束手，刘渊亲为诊脉定方，药三服而病已愈，由是名声大振。干隆四年（1739年)刘渊着《医学纂要》，广东布政使王恕方伯为之作序曰：“其所诊治喜用温补峻厉之剂，始或怪而笑之，久未见其失一也。”《医学纂要》全书六卷，按《周易》干卦卦辞“干、元、享、利、贞、吉”顺列，全书约30万字，共六册。　　
　　谢完卿，名国宝，广东平远县人。自幼习儒，受知于大学使惠公士奇。谢完卿丁卯科试榜首。嗣以廪员恩选入贡，属儒而通医者。谢氏学术上宗张景岳为师，干隆25年（1760年)着《会经阐义》21卷，约40万字，是书仿《景岳全书》体例，内容包括了阴阳、经络、病因病机、脉法治要，本草方剂等，是一部医学全书。《会经阐义》现存有民国18年潮安斫轮印务局排印本，10册。　　
　　黄岩，字耐庵，一字峻寿，嘉应松堡人，生平淡于名利，习儒喜好为诗，兼读医学嗜岐黄书，遍阅中医古籍，深得其秘旨，遂以医名于世。嘉庆五年（1800年)，黄岩着《医学精要》八卷。就书中内容编幅来看，侧重面主要还在内科，诊疗上重视八纲辩证。黄岩说：“医道虽繁，可以一言蔽之，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至于阴中复有阳，阳中复有阴，疑似之间，最宜确辨。”重视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辩证，显然是受《景岳全书》之启发。《医学精要》现存有同治6年（1867年)广州登云图重刊本，9册，约20多万字。　　
　　郭治，字元峰，南海人，出身医学世家，自有习儒学医，应试入仕，官历武宣县及柳州、象州知州，卓有政声。后罢官归乡，悬壶济世，曾用熏蒸外治法治愈一例清远县水肿病人，名声大噪。干隆十八年（1753年)，郭元峰着，《脉如》二卷。《脉如》是一部中医诊断学好书，后人认为《脉如》可与李时珍《濒湖脉学》并美。岭南名医何梦瑶见书后大为赞赏，为之作鉴定并作序，何梦瑶在序言中指出，郭元峰所着的《脉如》，与近日宗张景岳者明显有别。由此可见，郭元峰与何梦瑶，都是岭南尊信刘完素、朱丹溪学说者，与刘渊、谢完卿，黄岩师承张景岳学说各有不同。据同治《广东通志郭治传》记载，郭元峰还着有《伤寒论》、《药性别》、《医药》各一卷。后两书已佚，惟《伤寒论》见存。郭氏《伤寒论》书中极少仲景景原文，其与一身医家随仲景原文衍释注解不同，反而有不少暑病、温病、发斑、衄血、战汗、辩舌、发颐等论述，从这一点上来说，郭元峰亦是一位打着仲景旗号却“暗渡陈仓”的岭南温病医家。《伤寒论》现存有道光丁亥年洗沂刊本，一册。　　
　　《景岳全书》清代三次在广东省刊印，对岭南医学发展影响甚大，出现了《医学纂要》、《会经阐义》、《医学精要》这样大型综合性医书。张景岳属于易水学派或者说是温补学派的医家，倡“阳非有余，阴常不足“论和肾命学说，所谓“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反映了他的学术思想。但景岳学说的盛行，也使岭南出现了滥用温补辛热药物的偏向，但何梦瑶与郭治认为，景岳学说过于温补，在学术上出现争鸣。何梦瑶着《医碥》，其自序曰：“方今《景岳全书》盛行，桂、附之烈，等于昆冈，子作焦头烂额客数矣。人咸谓子非医病，实医医。是书出，其时医之药石欤。碥当作砭。“何梦瑶这段话说得很清楚，由于《景岳全书》盛行，有的人滥用桂附，我写《医碥》这部书的目的，在于纠正这种偏向。“碥”，也可以当“砭”解释，即针砭时弊的意思，纠正这种偏向。　　
　　岭南医家的这种学术争鸣，进一步促进了岭南中医的发展。何梦瑶是这一时斯最有名望，影响最大的一位，被誉为“粤东医界古今第一国手”。下一集我们将详细介绍何梦瑶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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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医史篇之七：《岭南药学硕果丰》

刘小斌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五岭逶迤，虽然是阻隔岭南和中原地区的联系，有所阻碍岭南经济文化及医学的发展，但是，岭南地区草木蕃盛，可为药用者不少，岭南医家运用草药治病有悠久的历史，在运用本地生草药防治疾病的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出现一批专门生草药医学和着述，包括了：何克谏的《生草药性备要》、赵寅谷的《本草求原》，肖步丹的《岭南采药录》，胡真的《山草药指南》等。　　
　　何克谏，名其言，番禺人，是广州地区名门望族沙湾何氏家族第十五世孙，何氏大宗祠即现着名“留耕堂”，收藏了大量番禺历史文物，何克谏塑像立于馆内。何氏少时业儒致仕，明亡后随父兄隐居故里，采药于青萝峰，号为“青萝山人”。　　
　　何克谏隐居山中，采药为乡亲治病，留心农村使用草药的经验，康熙年间，拜一道士为师，于清康熙辛卯（1711年)年撰写《生草药性备要》两卷，上卷收载草药七叶一枝花等161种，下卷收载草药独脚金等150种，合计311种，每种草药注明其药性及功效，是书为广东现存第一部草药学专着。岭南医家运用草药治病至少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广东通志·列传》就有秦朝方士安期生采服九节菖蒲的记载，但是，作为一部系统的岭南草药学专着，就是从何克谏的这部《生草药性备要》开始的，该书总结明代以前岭南医家运用生草药防治疾病经验，流传广泛影响深远，多次被翻刻现存至少有八个版本以上。全书体现鲜明地方特色，即：专门记载岭南生长的草药、记述岭南草药防治疾病经验、岭南草药运用与中医药理论相合的三大特征，奠定后世岭南草药学发展基础，对岭南草药学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何克谏还与其侄儿何省轩编辑成《增注备载食物本草》，对各类食物进行分类并附有食治方进行食疗。　　
　　何克谏的这两部医学着述，对岭南草药学的发展影响很大，到清代中叶岭南又出现了一位着名的本草学医家赵寅谷。　　
　　赵寅谷，名其光，冈州（广东新会)人，清道光28年（1848年)在新会外海乡着《本草求原》27卷。有关赵寅谷的生平不详，只是从术的序言及凡例中得知，《本草求原》几易其稿，七越冬夏而书始成，后又得外海乡陈兄慨然资助付梓，可见该书之写成与出版不易。《本草求原》是赵寅谷与其子赵迁椿、侄儿赵迁芬共同校订而成的，全书记载中药草药共962种，中药部分，求原于刘（潜江)徐（灵胎)叶（天士)陈（修园)四家：草药部分则以何克谏《生草药性备要》为基础，予以阐述发挥。是书现存两个版本，一是清道光远安堂刊本，五册；二是清道光28年（1848年)刊本，八册。　　
　　近代岭南生草药学医家医着增多，其中最着名的是肖步丹的《岭南采医录》和胡真的《生草药指南》。　　
　　肖步丹，南海人，出身医学世家，祖父肖绍端，清代南海名医，着《妇科微旨》一书，《南海县志·艺文志》有载。父亲肖巽平，数十年采集生草药为人治病，积累经验所得，传授予肖步丹。步丹居乡时，遇村民有疾苦，就到山里采回草药，煎成药液，或捣成薄贴，药到病除。他说：“是生草药性亦医者所不可轻视也。”1932年7月，他搜集两粤出产之岭南中药480味，成书《岭南采药录》一册，1936年再版时增补200余味，使得该书更充实更具实用性。《岭南采药录》对草药的分类方法是采用“平、上、去、入”四声相从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与其他一般的药书截然不同，也方便读者查阅。该书流传较广，除上述版本外，还有民国肖灵兰室刊本及一些油印本。
　　胡真，字莞瀹，东莞人，自幼习儒，才气过人，毕业于两广高级师范学校，后从事中医教学医疗行政管理，历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学监，广东中医院筹建委员会委员，上海全国中医代表大会秘书，广东仁慈医院董事等职。胡真对生草药研究多年，确知其治病有特殊效能，所谓“往往一二味，应验如神，令人不可思议”。1942年着《山草药指南》，该书特点是按人体部位、按临床病症对药物进行分类，把岭南草药分为头面部药，口舌部药、胃部药、跌打药、疟疾药等65类，对指导草药的具体运用有一定帮助。　　
　　何克谏、赵寅谷、肖步丹、胡真四位岭南生草药学医家，在学术上是一脉相承的，都是将岭南本土的生草药同中医传统理论相结合起来论述。在论述中，每味草药性味功效方面多有相似之处，并互为补充有所发展，成为岭南草药发展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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