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系列之贵阳四大名医：王聘贤，程云深，陈真一，石玉书。只是让大家了解旧时贵阳中医界其人其事而已。

黔之医怪王聘贤（拓石撰)
王聘贤，人称“黔之医怪”，与家父是多年至交。父亲庹俊生从医，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在贵阳大十字黑羊井开了“生生药房”，王聘贤先生一直是生生药房坐堂医生和顾问。日机“二?四”轰炸，药店毁于火海，家道遂衰落破产，父亲也沉疴不起，几年后便去世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毛瑞霞在艰难中起步重建药房。此时，虽多人重金相聘王聘贤，但均遭回绝。王说：我与俊生至交，他家几遭变故，艰难重重，此时，我如果被钱打瞎了眼，背信弃义而去，作为人，何曾有点心肝啊！
王聘贤，名国士，贵州兴义人。少时曾在贵阳就读于南明中学，1917年由黄济生先生率领赴日留学。王到日本后，早先在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毕业后又入日本九洲医科大学学习西医。在学习期间，因患肠胃溃疡，西医治疗无效，得日本“ 汉医”治愈，便一改初衷，专攻中医。学成回国后，在浙江、天津等地从张锡纯、何廉臣、张山雷等问业，深得旨意。后辗转湘、鄂、川、桂各省实地见识药物。
1930年，王受聘为生生药房坐堂医生兼任药房总顾问。王整理了四百多种药物，分别说明药物的性质、功效和用法，印在一种绵性很强的包装纸上，以指导病人服药。王聘贤还严格遵守药物检验制度，每个医方中每味药，都必须由有经验药剂师逐一核对后，方可发药。王十分重视药材的采购、炮制等，如熟地的九蒸九晒、膏丹丸散的制作，均有章法，一丝不苟。这些举措，深得我父母的赞许，一一实施，由此，生生药房以质量、信誉享誉筑城，生意兴隆，成了与同济堂并驾齐驱的品牌药店。
王聘贤先生是瘦高个，常年身着一件灰色或蓝色长布衫，脚蹬布鞋，无论天晴下雨，肘上总挎一把黑色弯把布伞，头上戴顶瓜皮小帽，夹着一个大公文包，唇角留了细细两撇长须，那模样像漫画家叶浅予先生笔下的“王先生”。当时，街头汽车寥寥，达官贵人或富商巨贾，几乎都有私人黄包车，一上街，踩出一长串叮叮当当的铃声，以显示身价，挺威风的。而王聘贤这样的社会名流，来来去去却安步当车，这在世俗人的眼里，颇有些古怪与不合时宜。
在生生药房，王聘贤先生一般就诊是在下午二至四时，每天只看!"个号牌，号牌总是早早就卖完。问其故，云：治病如绣花，要细要精，方有疗效，只对钱负责，三两分钟便打发病人，那非良医所为。王先生不仅对传统药物有精深独到研究，早在三十年代，他就开始了对民间草药的研究。在他的医方中，不时配以草药，有时用药味数不多，却收奇效。当时，草药治病在正规中医治疗中，知者不多，因此，有人云：王先生治病，好用“奇”药。他还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大量地收集医方，每有所得，即用蝇头小楷收录在特制的红格本上，每页均印有“聘贤医抄”，积数十年，得医方近百万字，凡十八册。
由于商业应酬，我们家中不时宴请客人，但聘贤先生从没去过。母亲曾问过王老，他说：我有许多事要做，没时间空耗在酒肉桌上。王聘贤先生精湛医术，堪称中医奇才。母亲对我说，我这条命是王聘贤先生从死神手里拉回来的。原来，我年幼时，得一场重病久泻不止，恰逢王聘贤远出，多方医治无效，眼看虚脱无救，不少医生言，让家人准备后事。父亲开的处方也不见效，正一筹莫展，恰逢王聘贤远程归来。王便要去所有用过药方，看后对我父亲说，俊生，你这药方对路，但枸杞用量太少了，要加大剂量。父亲不解地说，症在虚实之间，而补药过重，怕犯医家大忌———“关门养虎”。王聘贤说，久病成虚，失水过多，伤及肾水，枸杞滋阴益肾，量小则难以奏效。遂将药方枸杞，由数钱改为数两，加大近十倍。这一改，果然立竿见影，仅几付药，病情大大缓解，不久便痊愈了。母亲谈及此事，深有感慨对我说，仅一味药量变化，便可决人生死。中医的理法方药，任一环节，都很考究啊。
抗战胜利那年，一天，药房门前突然开来一辆吉普，走下一个洋人和他的翻译。洋人是位美国学者，不久前得了一场怪病，久治无效，有人便向他推荐王聘贤。起初他不信中医，颇感怀疑，不想三四付药便神清气爽，奇迹般痊愈了。这次前来，是向王大夫表达感激之情的！这天王聘贤诊病后已回去了，老外连声叹道，遗憾！遗憾！随后从吉普车中搬下一大堆礼物，请药房转交王大夫，老外临行前：伸大拇指，用生硬的中国话连连说：中医了不起！了不起！次日，人们把礼物转交给王聘贤，他却全分给了药店员工，一件没收下。
王聘贤性格梗直，胸无城府，敢言人之不敢言，不随时俗，不拘小节，且目中无权贵，旧时被人们称为“黔之医怪”。一天，王老正细心诊病，忽听门外汽车喇叭声响，随即走进一位神气活现的副官：“我们司令请王老先生赴宴，为老太爷治病。”王老冷冷地说：“转告你家司令，我这里病人多，无法脱身，要看病，请来挂号。”副官吃了硬邦邦的铜碗豆，只得怏怏而返，当时的保安司令手持生杀大权，周围的人无不为王老暗中捏一把冷汗。
对贫民百姓，这个“医怪”却甘愿俯首作“牛”。一次，一杨姓小学教师母亲重病卧床，久治无效，十分焦急。有人劝他不妨找王先生治治，杨老师十分犹豫，想到司令官尚且碰了一鼻子灰，何况自己一无官阶，二无权势？但后来毕竟硬着头皮去了，当时王聘贤先生正为人治病，杨老师扑通一声跪下，王老赶紧扶起，问明根由后叹道：我这里不是省府衙门，不兴磕头作揖这套规矩，行医救人，本是我职责。”二话不说，随即步行出诊为患者治病，以后天天如此，很快将杨母的病治愈。而且，治疗中未取一分出诊费和脉金。王聘贤为人治病，对贫困患者，还经常自掏腰包为病人付药费，这已是习以为常的事。
新中国成立后，王聘贤为发展人民卫生事业不遗余力，先后担任贵阳中医医院副院长、贵州省中医研究所所长、贵州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当选为省、市中医协会负责人，被选为贵阳市首届人民代表、贵州省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及省、市政协委员。1965年病故于贵阳，终年70岁。
其代表著作为《伤寒论考评》。

程云深

陈真一(1893一1973)，亦名恬，遵义老城人。出生中医世家，5岁丧母，父于四川宜宾行医，赖祖母、叔婶抚养。14岁祖母病逝，由父携入四川读书兼学医道。
　　辛亥革命后，其父入滇就职，陈真一随行就读于昆明，兼承家学。因其天资聪颖，勤奋刻苦，尽得先辈真传。青年时代怀经邦济世之志，任遵义女中校长，眼见军阀混战，政治腐败，复易志专事行医。民国24年(1935年)定居贵阳，悬壶济世，医名日盛，曾任贵阳医师公会理、监事等职，与王聘贤、程云深、石玉书并列贵阳四大名医。
陈真一精研典籍，博闻强记，信古而不泥古，精于临床，施治尤重辩证。善用《伤寒》、《金匾》诸方，虽盛夏用麻附而无弊，严冬用等连而愈病。针对贵州气候阴霆潮湿特点，运用小青龙汤治疗急慢性咳喘病得心应手，深受同行赞许。陈真一集各家之长，用历代名方治内、妇、儿各科急慢性疾病，颇具卓见，尤以针灸特效闻名于筑。
陈真一以为人命至重，贵比千金，一方济之，德无逾此。每遇贫困病人，多免费为其诊治。马场周某，身患重病，投亲遭冷遇，奄奄待毙。陈真一见之，邀至其家供食宿，精心治疗，逾半年，患者愈，资助患者返家。遇有求助者，常慷慨解囊，一时手边拮据，便为其义诊以济燃眉。常教其后学者注重医技医德修养，前不可负古人，后不可欺来者，正大行医，正直为人。
解放初，陈真一竭尽全力光大中医，与王聘贤、程云深、袁家巩联合创办贵阳黔灵东路联合诊所，后又创办中山西路联合诊所。为创办贵阳医务工作者协会提供经费，无偿捐赠家存制药设备，每日义诊半日。1956年贵阳市中医院成立，陈真一出任门诊部主任，日诊患者数十人。诊毕归家，遇有登门求诊者，仍不辞辛劳。因其医道精湛，常受聘至省人民医院、结核病院、高干疗养院参加疑难病会诊。1964年被评为贵州省名老中医师。“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神经失常。1973年病逝贵阳，时年80岁。1989年后平反。

石玉书先生，字国麟，光绪十九年(1893年)生于贵州金沙县，其名出自“麟吐玉书”之典故。先生少年时有志于医，随清朝进士、医学名宿贺静轩学医，贺氏不仅精于医道，还通晓地理，这为先生深厚的医学造诣奠定了基础。十八岁，先生即在乡里悬壶应诊，屡起沉疴。后移家贵阳，仍以行医为生，救治者数以万计，在省内享有很高的威望。1956年，贵阳中医学院成立，先生为首任院长，1973年卒于贵阳。
先生一生从事中医六十余载，尽管疗效卓著，造福乡里，因诊务繁忙，无暇著述，即便是留下来的单方文字也不多。笔者有幸跟随13年，步趋承教，蒙诲谆谆，亲聆受益，不论是细微的诊方量，还是平素待人接物，先生的精湛医术、崇高医德至今历历在目。
解放前，先生在原川剧院(现中华南路)开办“天生元”药号，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其时贵阳穷苦人居多，由于先生态度谦和，平易近人，加之药价低廉，疗效显著，故而深受经济拮据的劳苦大众的欢迎，对一些特别困难的患者，先生还以药相赠，高尚的医德为市民所称道。
　　1953年，年近七旬外祖母患“中风”症，三日昏迷不省人事，亲朋闻讯前来看望，见此情景都嘱以“准备后事”之语，我父亲请来先生，先生切脉后沉思良久，处一方，谓“如灌药次日下黑便，则可救”。外祖母用药第二天，大便下，神渐清，遂复诊，半月痊愈，先生精湛医术，可见一斑。
　　1961年，先生收我为徒，给我上的第一课便是医德。他说，自古称医为仁术，医生的责任，就是要慈善为怀，解人痛苦。先生不但这样教我，而且身体力行。
　　1956年他担任贵阳市中医医院院长一职，事务已够繁忙，但一直坚持门诊，很多病人因挂不上石老师的号，临下班还等加号，而老先生总是不厌其烦，一再推迟下班时间。星期天到他黔灵西路家中的求医者更是络绎不绝，热闹非凡，每每先生刚起床开门，客房里便顷刻坐满了人。至今思此场景，令人感慨！
　　先生定了两条行医规矩，一是困苦者不收分文；二是远道而来，扶老携幼者优先诊治。
　　在家中诊病时，先生口授，我开方，一坐便是三四个小时，尽管很劳倦，但先生态度依然谦和，毫无怨言，堪称行医者之楷模。由于先生在贵阳的影响大，认识先生的人很多，我经常打趣说：“您到哪里都得不到安宁！”事实也是这样，不管他在哪里出现，总会有人“拦截”。
　　1963年，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从北京来贵阳，在人民剧场演出《岳云》，我陪老师前往观看，散场时，一位素不相识的观众欢喜的叫到：“石院长，我找您看病找了好久！”先生顿时被一些人围住，纷纷请求诊病，先生不顾天时已晚，微微一笑，欣然同意，人民剧场的休息室当成了诊室，认真工作起来。由于候诊者较多，剧场的经理也主动赶来维持秩序。事后，适逢贵州省文史馆老书法家夏协六先生来家造访，我对夏老谈及此事，夏老为之感叹，挥毫写下：“风度和蔼，济世天才，仙佛心肠，抱与为怀”的赞句。的确，只有具备崇高医德和精湛医术的医生，人们才能会对他如此之厚爱。
　　先生数十年的医疗实践，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予侍诊多年，感悟老师用药处方，颇具特色，自成风格，师古而不泥古。实践中，先生看重阴阳至平衡，强调气化，认为药物本为补偏救弊而设，巧妙利用寒热温凉之药性，主张轻、清、灵、动，所谓“四两能拨千斤”是其意也。对动辄大包围，撤拦河网式的用药俗风颇有微词，他认为任何疾病不管如何错综复杂，总有一个主要矛盾，抓住了矛盾的症结，次要矛盾往往会迎刃而解，起到事半功倍的疗效。纵观石老的处方，不难看出：药味少，但配方却十分严谨，“君、臣、佐、使”丝丝入扣。如果用简、便、验、廉这样几个字来概括石老的遣方用药，那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其丰富的临床经验，后人总结为“察阴阳，重气化，尚天人相应之奥妙；观整体，重气血，以脏腑辩论为绳墨；法经方，效古法，制方谴药，独树一帜。”
　　古人云：“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先生就是这样的人，他行医数十载，经他救治的患者难以计数，但他有所施，而不求报。辞世已卅余年，但先生慈祥和善的容貌，术德兼备的品质，至今依然铭刻于心。
　　蒙受先生恩泽，笔者在行医的道路上不敢稍忘，且身体力行，虽年逾六旬，每每念及先生教诲，总会给我无尽力量！（石氏传人整理)其子石恩权，石恩骏皆行医。

这是被当代人遗忘的历史，可是，这是一段不应该忘却的历史！
这些名医当代人鲜有知晓，可是，他们在当时却是医名赫赫！
感谢“体育人”的介绍！
因在贵阳求学，对这些名医有所了解，
所以看到这些贵州名家，倍感亲切！

将老一辈的学术思想整理传承下来，发扬光大才是最有意义的事情

好中医

好样的

希望体育人多发这方面的宝贵资料，这些人不应该被忘记

中医的丰碑，我们肃然起敬！

贵阳的别人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一个黄树增~写的<金匮要略释义>非常好.

应该是黄树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