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的不是名噪北京的四大名医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汪逢春，而是比他们略晚而确实术精德高、口碑载道的名医，当之无愧的名医。所有内容都是我的亲历眼见，一点耳食之言都没有。下面请各位赏耳听我道来。一，与中医儿科圣手周慕新的四世医缘
我刚记事时，就不断听母亲念叨：“你这条小命是周慕新救的，要不是周大夫的几副药，你未准能活到今天。”原来我父亲是琉璃厂的一个殷实的新书商，我又是独子，父母爱若珍宝。我三岁前患麻疹憋住出不来，高烧不退，垂垂病危，四处请医，都不见效，急得父母不知怎么好。朋友介绍去找周慕新。有病乱投医，赶紧去了。人家只用了三四副药，把我的疹子先从前后心、继而四肢、最后是脸上，分层次地“表”出来，豁然而愈，我拣回了一条命。那时没有麻疹疫苗，小孩出疹子是个生死关口。
这个话听多了，就使我对这位神奇的医生伯伯产生了极大好感；而他给我看病时，因为我小，一点记忆也没有。从此，我和妹妹们有急重病，都去找周慕新。
周大夫的医寓在灯市口内务部街，我家在琉璃厂，相隔很远。遇有孩子高烧急病天又寒冷，就打电话叫出租汽车去。那时出租汽车按时间收费，一小时内就是去个颐和园来回，也是那么多钱；可是车等着同等收费。汽车还是老式方匣子有倒座的那种，车厢宽大。冬天路静人稀，车开得很快，一会就到了。即使是给妹妹看病，我也要跟着去。一来有汽车坐，那时是非常稀罕的，二来我对这位救我一命的周伯伯及其神奇医术，充满好奇。
周大夫比父亲年青些，那时不到四十岁，高身量，皮肤白皙，冬天总是剪裁合体的宝蓝或黑春绸面的棉或皮袍，利落精神。因已较熟，他也知我是家中独苗，就不是我看病，只要我跟着来了，他也要给我把把脉，对父母亲说：“这孩子脾虚体弱，不要给他吃大鱼大肉。那不是爱孩子而是害孩子：不好消化，容易上火生痰。小孩得病，大多从停食着凉而起。我的孩子三岁前不给吃肉，最多吃一点肉汤拌饭。”事隔70年，言犹在耳。
后来我们大了，病少了，去的就少了。10年后姐姐有了孩子，生大病有时还去找周慕新。总是母亲抱着外孙亲自出马，又接续上中断近10年的医缘。周伯伯见母亲，笑着说：“怎么，胡太太，抱外孙子啦？”他还记得我，问母亲：金兆上中学了吗？功课身体怎么样？之后外甥们有病必要时都去找周爷爷。
周慕新，北京人，生于1902年，幼从学李秀生先生，医药兼工。20岁被选入逊清太医院任医助，两年钻研，医术大进。20年代20岁出头就自立门户挂牌行医，名噪京城。他的医术高超，好多儿童的疑难险症到他手里真是药到病除。曾两度与我为邻的已故著名红学家蒋和森先生，其子小时长时间腹泻脱肛，协和医院束手无策，主张肛门手术，那要留后遗症：括约肌失去弹性。后我建议他找周慕新试试，几张方子就豁然痊愈。在周慕新成书的验方汇编中有一段记述：1936年北平基督教会总干事崔宪祥博士的爱女崔英奇，3岁得麻疹并发肺炎，十分严重，协和医院治疗无效（那时磺胺类药物还没问世)，孩子抽风昏迷病危。保姆不忍心，大胆建议请周大夫看看，因为崔博士是不信中医的。结果三四副药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使美国医生称奇：“想不到中国的苦咖啡能治好重病。”此事发生在救我几乎同时，崔的病要比我严重。现在治病的方子还有。
中医自己开业、医药分家是传统，周慕新在内务部街中间路南的医寓中一住几十年，每天清晨就开门应诊，因为小孩得病忍耐性差，常常闹一整夜，大人着急上火，早开诊可早抓药早吃，对孩子大人都好。他住的原是个三合院，后来又把紧靠他家的史家胡同的一所房子买过来，两个院子打通，宽绰象样多了。他的病人越来越多，建国后他每天就挂50个号，要半夜去排队。每个号1元，相当一斤半猪肉或看一场李少春的京剧，一般人都能承受。他从清晨忙到午后，收入50元，一个月1000多元，与马连良等京剧名伶差不多，是社会上历来的比价。
在“左”的眼光下，对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中医就看不顺眼，自己开业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改造。方法之一就是把一些名中医请入大医院。周慕新进了北京市中医医院儿科，定为5级，每月将近200元。收入大减，却因三年困难，物资极度匮乏，5级好歹算高知，有定量肉、蛋、油特供，聊胜于无。到60年代，一些老中医已届退休年龄，可工龄不够难办退休，就又允许他们回家继续开业，周大夫又恢复了每天看50个病孩、收入50元的生活。老百姓可高兴：排半宵队，准能看上；在大医院，竟是特殊任务，不一定看得上。
中医开业问题是某些人的心病。“文革”一起，开业的名老中医立时成了横扫对象。1967年初冬一个下午，我骑车经过内务部街，见一位高身量的老人在扫街，扫一会站住锤锤腰。啊，是周慕新伯伯！听说他受了不少折磨，抄家挨打占房子不在话下。但当时我也不敢停车打招呼。
后来我遇到了麻烦：小女体弱感冒不断，儿童医院让割扁桃腺，这是没办法的办法。我从五七干校请假回来，夫妻商议，无奈打算接受手术。可母亲坚决反对她唯一又钟爱的孙女挨这一刀，要亲自去找周慕新，晚上悄悄去，凭几十年老面子，无论如何也要让他给孩子瞧瞧。我说，周伯伯正在受罪，别给他添麻烦，我去打听打听。这时已是“九一三”之后，各方面已经放松些了，让周大夫在南小街红医站半天门诊，上午还要劳动扫街。1972年夏天，我们祖孙三人去了，两大间屋子里坐满了人，真有从从门头沟赶来的。一会进来一位老人，是周伯伯，样儿够惨的：上身一件露胳膊的旧白布汗溻，下身一条刚过膝的旧白布裤子，光脚布鞋，露着脚指头，手中提着一个铝饭盒，不知是没吃午饭，还是把晚饭带来了。往日名医的儒雅潇洒风度毫无，不知道的准以为他是个街上拣破烂的穷老头。大家围上来，他一个一个瞧，又现出一代名医的雍容风度。到我们，母亲打招呼：“周大夫，您好。还认识我吗？琉璃厂姓胡。”他抬起头，脸上露出偶遇熟友的喜悦：“认识，您是胡……”突然停住无言。往日他一直称家母“胡太太”，今天怎么叫？这“太太”二字若出口，会惹出很大麻烦。母亲也意识到，忙把我推过去：“这是金兆，这是他闺女。快叫周爷爷！”彼此都从容了些，转谈到病，号了脉，说：“这孩子和她爷爷、爸爸一样，是火体爱生内热。根本用不着手术。我给开个方子，吃两副；平时没病，一个月吃一副，不让内热起来，就没事了。”一副药才几角钱，药也很平常，效果果然如此。
后来听说他突然被开着一辆大红旗的解放军接走，给久病治不好的叶剑英的孙女看，几副药就好了。叶帅对其医术十分佩服，又知道他还在受罪，立即干预让北京市革委会落实政策。他被安排到鼓楼中医医院工作，调整了房子，后转到家附近的东四人民医院，求治者依然盈门。
一代中医儿科圣手周慕新在1979年走完了他77岁的人生旅程。他为孩子服务了一生，却为此遭了大罪。有个回民古玩商之女杨宝英，立志从医，跟在周慕新身边苦学，有所得。她要求不高。当个每月37元的小大夫，能给人看病就行。大概因为出身关系，就是不成。“文革”中，她冒着风险救助受苦难的师尊夫妇。后来她去了香港，再回来参加广交会，不仅备受热情接待，连她的医术也被大加吹嘘，说她是“香港当世名医”。杨女士对此只能苦笑而无可奈何——“我还是我，不过外面转了一圈，当初我想当个37元的小大夫都不行，一转眼，我又成为当世名医了，这叫什么事？！”我家与周慕新伯伯，从家父到我再到小女，是三代医缘。周伯伯的长公子志诚大哥，自幼随父学医，毕业于天津医大，是北京中医医院的内科专家，儿科家传亦精。我的外孙女也是体弱多病，志诚大哥曾以六味地黄为底方，加以调整配丸药，给五岁小孙女滋阴补气健脾生津，去低烧开胃口复其健康。到此，我家与周慕新父子医缘已历四世70年矣。

二，段馥亭父子妙手除恶症
上世纪中期结核病的泛滥，可以说一度使我们家频于泯灭的边缘：先父虽死于心脏病，但在故世前几个月的身体检查中，发现肺上有钙化灶；先叔因肺结核曾在西山平民疗养院住院一年半，痊愈后再复发终死于此病；我的大姐19岁和小弟两周岁时也死于此病；我是1950夏发现有肺结核；而家母早在40年代中期，就被诊断出右锁骨患有骨结核，医院让手术治疗，一是没有这笔庞大的医药费，治不起，二是听说手术后不好收口，家里一大堆孩子怎么办？就拖着随它去，因右锁骨酸痛影响右臂无力，好几年不能抱大盆洗衣服。
家母的病一直拖到1951年春天。听琉璃厂邻居修钟表的旗人堵师傅家的大师嫂子——不知怎么论的：年长我近20岁的老堵两口子叫家母“大妈”；我叫他们“大师哥，大师嫂子”——对母亲说：“大妈，您不是锁骨不好吗？我们家长丽从小就是脚腕子骨结核，流脓淌水的，您也瞧见过，现在她好了，让段馥亭给看好了，又上学了。人家那药可好呐，听说里面还有珍珠、麝香呢。您还不也去瞧瞧，不贵。”
母亲动了心。按大师嫂子的指点，我陪着母亲去了西单报子街中间、今民族饭店对过那个十字路口坐东朝西的一个三合院：段馥亭的医寓。院内三间北房是诊疗室，段大夫不到60岁，高身量，偏河南口音。他看了母亲带去的X光片子，摸了摸患处，肯定是骨结核，跟母亲说幸好没有大活动发展，不重，好治，一个星期来敷一次药，10次一个疗程，估计就差不多了。之后就给给母亲敷药。是黄色药粉，有异香，以水调匀，敷于锁骨处，用纱布胶条固定。收费是旧人民币一万元，折合今一元。那时照张X光片要五六万元，按购买力计算，一万元当时可买2斤猪肉或3斤鸡蛋、8斤大米，相当今天几十元。真不能算贵！
药粉是用水调的，敷上后回来就干了。母亲觉得药贴把皮肤抓得很紧，好象药力在往里钻，很舒服。一周后去换药，摘下来的药贴颜色全变黑了。段大夫说，这是把毒往出“把”呢。继续用药。连续了四五周，母亲感到病况有明显减轻，换下的药贴的颜色也由全黑而逐渐变浅，恢复了一点黄色。再往后，药贴到不了一星期就往下掉，母亲的锁骨症状完全消失，她又抱起大盆拆洗被子了。到第八次，段大夫让母亲再拍一张片子，他估计病差不多好了。果然如此。母亲持续五六年的骨结核，让段馥亭八个星期八万块钱就给制服了！连拍两张片子在内，一共才花了20万，不过相当今天几百元，一个工人的半个月工资。这花费可能使今天去医院看病一个感冒要花上千元的人难以想象。
这时我正因轻度肺结核辍学休养，见母亲的病让段大夫治疗，短时间内产生奇效，不禁使我忽发奇想：骨结核能用外敷药迅速治愈，那我的病何不仿而效之？
母亲最后去诊断，我又跟着去了。段大夫肯定母亲的病已痊愈，只是说，今后要继续忌口：不能吃无鳞鱼等。母亲又含笑把我的想法和请求说了。段大夫爽朗地笑了：“你这个中学生学过生理卫生吧？人的骨骼、淋巴离皮肤最近，有病用外敷药通过皮肤渗透进入到病灶处，把病毒‘把’出来。肺以及肝、肾、肠属于内脏，在人体的深处，药力达不到呀。你还是好好养着，肺结核不可怕，能好的。”
但是，段馥亭大夫那神奇速效的药，究竟如何配制的？一直是我多年心中一个谜。1994年底我退休了，稍做休息后，就想干点写点什么。44年前段馥亭短时间治愈先母骨结核之事久久难忘。可既不相识，又无往来，仅是一次医缘、两次见面，但段老的的神技、神药和认真宽和的长者之风，以及其他我见过的中医长者绝技和形象、风格，始终萦绕脑中，驱之不去。我决心把我的这些经历见闻写出来，以彪炳先贤，张我中华医术。一退休就张罗此事。但段老先生还在不在？若在，当在百岁开外；不在了，传人情况如何，秘方是否下传？只听说，老人家50年代被请进了大医院，在哪儿不清楚。好在我是当记者的出身，四处找寻线索，终于得知段老当年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外科工作，早已逝世；其哲嗣段凤舞先生是广安门医院的肿瘤科主任、国内外享名的肿瘤专家，已七十开外退休了。
我顶着春寒，骑自行车20余里来到建设一新的广安门，在一座塔式高知楼中找到了段凤舞先生。他那时已七十有六，虽专治肿瘤，没想到自己也得了直肠癌，术后在家休养。没法再出专家门诊了。
他得知我的来意，很高兴，说段老先生已逝世30多年，居然今天还有人知道他、想念他、记述他，这是难得的。段馥亭先生，河南大名人，生于1891年，系祖传中医外科，至他已六代。早年来京行医，誉享京华，曾入《中国名人录》，用药确为祖传秘方。上世纪20年代末，他与施今墨、刘润甫等创办华北中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段老为办校四处奔走，连位于北京西四牌楼的校舍都是段老联系租定的；他参加执教，学生中涌现了不少名中医。今存者无多，就是健在的也已九旬开外了。段老1955年入广安门医院，除出专家门诊外，还培养了后学者，1959年逝世，享年68岁。继承其术者除凤舞先生外，还有弟子赵永昌等，当时都已耄耋之年了。
段馥亭先生在中医外科和家传秘方用药上有那么高的造诣，何以凤舞先生却从祖传外科转事肿瘤科呢？他说：“段家祖传的方剂很多，用药很精，选料很严。给令堂治疗骨结核的土黄色药粉，名曰‘骨痨散’，用多种珍贵药材配制的，其中确有麝香、珍珠，其中麝香确有扑杀结核菌的很强效力。中医认为结核属‘阴’，治疗较棘手。另外没破口要比破了口的难治，因为破了口，药力可以直接进入患处达于病灶，比靠皮肤渗入效果要好得多。”我很关心段家这些神效之药，今是否流传？凤舞先生长叹：“不是我们段家藏私，先父早已把祖传秘方公诸于世，还出了书；但是药太难配了，有些药材要求很严，如苍耳子这种草科植物哪里都有，但要入药，非要哪个地方哪个节气产的，别的不行。药位不全又不好找，有秘方也没用。段家之药恐难以为继了。”这是否凤舞先生舍家传中医外科的深厚传统，到他第七代中断，转而从事肿瘤治疗的原因之一？
然而段凤舞先生虽舍家传外科绝技，转事内科肿瘤治疗研究，依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数字是最好的说明：中国大陆三到四期的胃癌存活率在1990年时，平均是30%，而经段凤舞先生治疗过的则能达到55%以上，比研究治疗胃癌成绩卓著的日本的51%要高。
凤舞先生身材矮而胖，不似他先君；脸上总挂着笑，重病在身已言语吃力仍然如此。肿瘤外科亦是段馥亭先生所长，凤舞先生少年从父学医，在这方面也下过苦功。他1958年进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父子同时应诊；1960年受命筹建肿瘤科，从此转入癌症的治疗研究，经他治愈或明显缓解症状、延长生命的中外患者已逾万。他认为，对癌症采取综合治疗，中医药是不可或缺的：病人手术后经放、化疗后，用中药可缓解乏力、恶心、吃不下东西等症状；还可一定程度上防止癌症转移复发；不能手术也不宜放、化疗的晚期患者，用中药可调动人体内的抗病能力，抵制癌细胞的扩散，减轻患者痛苦，延长生存期。所据是肿瘤的发生发展，与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强弱有关，而中医的扶正祛邪，就是扶植体内正气、增强体质，去抗御凶恶的癌细胞，抑制其发展，战而胜之；即古代医书所说：“养正积自消”，“邪去正方安”，“扶本培正”。对各种癌症，他针对病人的不同病状和体征，分别以扶正祛邪，或活血化瘀、清热解毒、软坚散结，加以治疗化解。他擅治的胃癌，就是据明朝名医张景岳说的“噎嗝反胃，益当脾肾；舍此二法，别无其他”的论点，采用健脾益肾方法， 用山西长治的党参、浙江于潜的白术、河北的女贞子、宁夏的枸杞子等中药，制成“扶正冲剂”，效果较好，已在全国几十家大医院中用之治疗胃癌。
被凤舞先生治愈或延长生存期的癌症病人很多，除胃癌外，还有颈部淋巴结癌、肺癌、肝癌、直肠癌、乳腺癌和甲状腺癌等。他的治癌效果卓著，与段家七代相传的高超医术分不开，因而使他在海内外声名大噪。
我与段凤舞先生初次见面，上一辈又没交情，仅是一次医缘而已。他念我有意记述他先君医道之诚，待我十分亲切，非兄弟相称，虽然他长我16岁。他住的是一套不太宽大的三居室，小小的客厅中，书桌、沙发、书柜，略显拥挤；墙上挂有名人字画，其中一幅朱笔钟馗最为精到传神，细看题款，乃大画家张善孖书赠段馥亭先生的。凤舞先生说：“先父与张大千弟兄极为莫逆，彼此钦佩，惺惺相惜，二位张叔父常有赠画。不过已损失了不少。”
我们继续品茶相谈，所谈仍不离“癌”。他说，2000多年前的《周礼》中就有当时专治“肿疡”医者的记载，称之为“疡医”；日本和朝鲜至今仍把肿瘤学称为“肿疡学”。我国首次使用“癌”字，是宋朝的《卫济宝书》，到明朝的《医学正传》中，则有了典型的乳腺癌体征的记述。癌字的前身是古汉字“喦”，后来再加上个病框就成了“癌”字。古医书中也有用“岩”字的，岩是去掉病框的“喦”字的异体字，常用来形容硬如岩石的肿块，即肿瘤。先秦《内经》中的“积聚”很像腹部肿瘤；汉朝张仲景所说的“癥瘕”，则是妇科肿瘤；至于民间说的、也见于医典的“噎嗝”，似是食道癌……。
凤舞大兄谈起治癌来，神清气朗，几乎看不出他是术后的癌症病人。他又向我说：你是搞戏曲的，京剧三国戏中司马师的脸谱上左颊上有一标志，黑色长髯上有一缕红色，《三国演义》中说：“那人生得圆面大耳，方口厚唇，左目下生个黑瘤，瘤儿生数十根黑毛，不时疼痒，乃命医官割之”。这说明司马师得的是皮肤黑色素瘤，这大多是恶性的，手术后没收口，司马师最后仍是送命于此。
我两见段凤舞大兄，晤谈甚洽。他的行医照片，我说借用插图后璧还。他说，送给你做个纪念吧，我已经看不动病了，谢谢你关心我们父子。先父过世已30多年，想不到今天还有人知道他，记述他，而且你是凭40多年前青年时所见行文，足见是个有心人。那位修表的老堵师傅，给我们介绍了好多病人，成了朋友，前两年还来串过门，他比我大，不知他还在不在？我说，他早已从北京钟表公司高级技师的岗位上退休，前些年，在虎坊桥喝豆汁，我还碰到这位“大师哥”，说住在梁家园，让我去串门，今天他已过了八十，在不在难说了。彼此不由都叹了口气。这是1995年初的事。后来文章发表了，寄给他一份。凤舞大兄来电话很高兴，让我去。可我退休后还很忙，没顾上。一下子又过去了十几年，状况如何，我不敢想不敢去更不敢问了。唉！

三，情深义重的中医皮外科专家赵炳南
1939年9月7日，先父在致美楼的一个应酬上，因心脏病突发而昏倒，周围的人不懂要赶紧送医院急救，却把病人拉回家，一切由新书业的魁首：商务印书馆的北京负责人朱国桢老公公主持，请中医治疗。而母亲只能服从这不合理的规定，眼看着父亲被一误再误，却没有发言权。父亲发病后，一直昏迷，只言没发。我从学校幼稚园下学回来一直守在父亲身边，目睹了这些老人由于保守先盲目自信，眼看父亲的病情每况愈下，母亲大胆提出请西医，老人们不知道怎么请西医诊治，竟然把平日给母亲看妇科病的开业的日本大夫原田接来，人家说是心脏病，已很危险，要马上送协和医院抢救。他们又慌乱不知所措，等急救车赶到，父亲连强心针也打不进去了。整整7个小时，父亲竟然没有得到一点正常的救治，而送了一条命。当时母亲32岁，身前7个孩子，年长的大姐只有14岁，年幼的小弟只9个月（后夭折)；上还有我的外祖父母。我虽然只有5岁，却是家中的长子，给父亲办丧事的担子要由我挑起来。马上以我们兄弟的名义发出讣闻：“不孝子金兆、金城罪孽深重，祸延显考胡府君柏桢……”。由师兄们代我们兄弟四处报丧。按前辈指点，我主持父亲的入殓。看着以一身清朝的顶戴花翎官服作“装裹”的父亲遗体，被安放在巨大的黄柏木的棺材中，盖上大盖钉严时，跪在最前的我，还要领着姐妹们高喊：“爸爸，躲钉！”一家放声大哭。
灵柩移往三里河铁山寺开吊。开吊的院子很大，搭了临时的丧棚。上首放灵柩、供桌，灵柩左侧是清音哀乐，右侧是个白布帐幔，我和母亲作为孝子和未亡人披麻戴孝跪灵。作为孝子的我，除了一天几次例行的烧楼库祭祀活动外，遇有重要的客人来祭吊，我还要出来磕头致谢。父亲的人缘好，来吊唁的人很多，既有名商巨贾，也有琉璃厂的普通工匠、户籍警。但是有一位的到来却使大家很意外，那就是名医赵炳南，唯一的医界人物。
他上香致祭后，扶起跪在旁边的我，问我几岁，不胜感慨。母亲破例也出来道谢。赵伯伯对母亲说了几句话，我至今难忘：“没想到柏桢兄突然走了，他是个好人，值得一交的朋友。如今他不在了，今后家中孩子大人有病随时来找我。你们孤儿寡母不容易，我是一分钱不收，以慰亡友在天之灵。”
父亲和赵伯伯的友谊是从看病建立的。父亲因足癣急性感染，发作甚重，被赵伯伯以内服化毒汤药、外敷自配药膏迅速治愈。父亲对其医术十分佩服，更敬重他恤老怜贫的为人；赵伯伯也觉得父亲憨厚至诚，二人遂订交。父亲在琉璃厂对新旧书业的朋友递了话：赵大夫来买书，一律不收钱，记胡柏桢的帐。因为父亲是北京书业公会的副主委，在同行中有一定威望。
君子重然诺。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中期，我们家的人多次到西交民巷西口路北那座大绿门的赵炳南医馆看各种病，包括姐姐生孩子得奶疮，赵大夫全是白看白用药不收钱。如果说赵伯伯对我家是全朋友之义，那么对夙不相识上门求治的平民百姓，他更是恤老怜贫、扶危济困。生活艰难者，也是免费诊治用药。
他的诊所，是个长方形的两合院，北房五间，没有东南房；进大门就是廊子，循廊到北房正厅，是诊室，东侧直对大门的一间是换药室，由他的弟子照应。高身量、红脸膛、留背头的赵大夫，以及随他学医行医的几个年青的弟子（我叫师兄)，都衣着整洁，长袍一尘不染；温文尔雅，彬彬有礼。求诊者无论贫富，一律对待。我见过几次：较贫苦的病人看完病上了药，请安作揖道谢而去，当然免费。对行动不便者，赵大夫有时还给几角钱让雇个车回去。故大家把西交民巷的绿门医馆赞为“平民诊所”，交口称赞他的医术和医德。
赵炳南治疗手法和用药很独特。我们姐妹兄弟小时到夏天，都患一种脓疱疹，红肿顶着脓，很疼，长在躯干四肢，严重时也发烧起红线（淋巴发炎)，我们叫“湿气疙瘩”。都由赵伯伯给治，内服清热化毒药（他开方，我们去抓药)，外用药给的是研磨配好的药粉，按交待回去用香油或花椒油调匀敷于患处，很快就结痂掉皮而愈。若是疮大脓多洞深，那就要用药线了。我三姐腹部长了个大脓疱疹，已成小洞，赵伯伯用镊子夹出一条灰白色的很似爆竹引信那样的药线，轻轻送入疮口中，外面再敷药，药力内外同时起作用，很快好转。还是我三姐，幼时让师兄骑自行车在后架子上带着她，一只脚被卷入后车轮，皮开肉绽几近露骨，急送赵伯伯处，他并未缝合，只是对好皮肤，敷上止血生肌的药很快愈合。我们姐几个的脓疱疹闹了好几年，赵伯伯不厌不烦耐心治疗。当然全是免费。后来他对母亲说：“孩子年年总这么闹病，既痛苦又耽误功课。我开个方子，明年开春给他们吃几副，化化心里的毒火，夏天就会少发了。过了惊蛰，再配合吃点牛黄解毒，效果更好。”照此办理，果然不再发。
这毕竟是普通皮肤病，就是姐姐生产后闹奶疮，也不算大病。赵伯伯治奶疮真有办法，疗效神速，为普通外科难比。60年代一友人，夫人生孩子，因产妇年青时得过结核病，不愿给孩子喂奶，可奶下来了回不去憋成奶疮，高烧，医院天天给热敷，每况愈下，友人急的不得了。我们推荐请赵炳南。当时，他已在中医医院工作。他检查后说：“这是热敷给敷坏了。热敷只能使脓液往里流，浸及内腑加重病情。要做个小手术了。”他用小手术刀，在产妇肿大的乳房上，相准地方切了个小口，脓液立时喷出，再内服外用药，很快就好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赵炳南伯伯。此时他已六旬开外，依然满面红光，精神很好。见我长大成人，各方面还可以，很高兴；要我回家代问我母亲好。
最使我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是：我亲眼看到赵伯伯制服绝症：破口穿孔的“干奶疮”，—种极恶的乳腺癌晚期，把患者从死亡的边缘给抢救回来。那是40年代后期，我的二表姨母得了干奶疮，破了好几个口，这是谈虎色变的险症“七孔莲花”。表姨母向母亲哭诉，母亲一面劝慰，一面当机立断，让我去雇车，立即去找赵炳南。两辆三轮前面走，我骑自行车后面保驾，转瞬即到。
破口穿孔的“七孔莲花”治疗十分棘手。赵伯伯不慌不忙，取出特制的长长的药线，在姨母乳房上的几个破口中穿来引去，药线在表面上一点未露出，但似乎可想见在患处内部连接盘旋成一朵花；然后外敷特配的药膏。又给开了清热化毒的汤剂药方，里面有化毒的大凉药大五毒。赵伯伯劝慰姨母：“别怕，能治好。就是不要着急生气，好好休息。过几天来换药。”姨母道谢，付医药费，赵伯伯不收。还是母亲说了话：“我们一家子这么些年够麻烦您的了。怎么，连胡家的亲戚，您也白瞧吗？”赵伯伯这才收了绝不算多的医药费。后来，我的表姨母活了70多岁。
一位喜欢医道的朋友，十分佩服赵炳南，曾研究过赵大夫的医案汇编，书中有个脉管炎病例，赵接治时，病人的脚拇指已出现轻度坏死，赵用药阻止了坏死的急性蔓延，却无法促其恢复。坏死部分若久留肢体必生恶果，不少人包括他的弟子都主张切除坏死部分，保住脚和下肢。他没有接受，而是设法寻找更好之法。他从古典医籍中查找出象牙末有促进肢体再生的功能，立即在每副内服药中加二钱象牙粉，奇迹果然发生：病人脚拇指坏死部分逐渐脱落，长出新肉，他成功了！这位朋友认为：要说医德，这是赵炳南最大的医德！有几个医生能这样关心爱护病人、替病人这么设想？
1977年夏天，我因脂溢性皮炎，在头顶百汇穴处生了个疮。我去北京中医医院皮科看，接诊的是个年轻的医生。他给挤了脓，往疮口里下了药线，再敷药，完全是赵派手法，我放心了：赵伯伯的医术又有了新一代传人。
赵炳南生于1901年，比先父略小。1986年逝世前，曾在北京市中医医院工作了30多年。他的医术、传人都留在了那里，曾建立了“赵炳南皮肤病研究治疗中心”。为了寻访赵伯伯的足迹，我找到了当时在中医医院的赵氏弟子：皮科专家王玉章、外科专家何汝翰，他们还记得我这个琉璃厂的小师弟；还见到了赵伯伯的哲嗣赵恩道学弟，我们都是师大一附小的，他比我晚几年，大概与叶篷、叶少兰兄弟同学。他子继父业，已成一方良医。
最后再说个周志诚大哥告诉我的小插曲：当年这些名医们虽然繁忙，也忙中抽闲，自行聚会。周慕新、赵炳南、段馥亭等老一辈名中医，早年有个“生日会”之约：逢周六下午，遇本月生日者，大家“罗汉请观音”，在西单清真一亩园饭庄聚餐（赵炳南是回族)，借以驱散行医的疲劳。参加者除周、赵、段外，还有“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和中医名家申芝塘、赵树屏、王子仲（“小孩王”)等。却有两位外行不时也来凑热闹，一位是京剧名伶金少山（与我家为邻，我以伯父称之)，另一位是文人张醉丐。赵伯伯对此很热心，每次总早到，在门口接应招呼，给各家的车夫发赏钱，因为他们这一顿饭要几小时，车夫乐得耐心等。建国后此风泯失，一来大家都忙；二来政治运动多，怕万一给扣个“小集团”的政治帽子什么的，犯不上。

四，药到病除、赐我良方的刘润甫
   善治内科、妇科的中医刘润甫，论名气，他不如我前面讲的周慕新、段馥亭、赵炳南；可是，他的医术很高，资格很老，与施今墨同辈，上世纪20年代末，他与施今墨等一些京师名中医创办华北国医学院并任教，培养出不少京师良医。刘老先生却淡薄名利，不求闻达，多年安居在城南陶然亭畔的南横街36号医寓中，为周围左近一带的贫民百姓看病，他的医术和医德久为人们称颂。先生祖籍绍兴，与我家同乡；不过已世居北京几代，北京化了。先生生于1889年，故于1968年“文革”中，算来已120岁了。
我家与刘润甫先生的医缘30年，而我独享20年。那时京华虽有施今墨等名医，但诊费较高：至少现洋1元，不过这个价还低于现在大医院中300元的特殊专家号；如果不是一些重症或富有者，大多不敢登门。日常小病，还要有熟悉的医生。刘大夫是30年代末，我们绍兴同乡、原北京大东书局经理徐幼桥大哥介绍的，因为刘大夫给他的夫人孙大姐（家母的晚辈，而且是先父母给他们保的媒)治好妇科病，生了儿子。刘大夫与我家也有乡谊，又比先父年长，我就按京俗叫他“刘大爷”。我们家的人有个小病，就雇洋车去南横街找他看。
刘大爷住的是自己的房子，坐北朝南，几层院子，比较老旧。他住中院，北上房是诊室，东西厢房和开了后窗户的南房住家眷；外院是他的长子\比我大一轮12岁的刘少甫大哥夫妻住，他从小随父学医，建国后在外院开了一所中西医结合的诊所。大门外悬挂着“悬壶济世”、“杏林圣手”等医家常见的匾额。北房诊室中，没有一些名医陈设得那么讲究，家具也普通，只是房中四周书架环绕，大多是线装古书、医学典籍。刘大爷中等身材，平头微须，布料长袍（后来改穿布中山服)，宽厚平和，礼貌备至。来看病的人，无论贫富（受地区限制，富者少)，他都是站起相迎，走时相送。他的诊费比一般名医低，建国后是一个号5角。南横街、陶然亭一带贫苦人多，有钱没钱照样看病。我见过有的贫者看完病请个安道声谢，一分没给就走，刘大爷照样起身相送，嘱咐要注意的事项。
刘大爷高超的妇科医术，我无从体会知晓；但他的内科，大多能药到病除，我是从童年到成年深有体验。那还是日伪统治后期，我10岁左右，北京也闹起了“虎烈拉”即霍乱，非常紧张。据文献资料说，这是日本人的细菌试验搞出来的。那时人人都要打霍乱预防针，出入城门、买火车票都要凭注射证；街头经常设岗检查，没有证的，拉出来就强迫打预防针。打预防针有一点反应，北京人保守，有人宁肯扭头回家，或蹲“官茅房”（公厕)，躲着不肯打这针。此时，我陪母亲去西单菜市，回来出宣武门。城门有日本人设岗，盘查严格，没注射证的不许出入；还预备了几口盛满漂白粉水的大缸，凡手持各种吃食，一律要扔在大缸里消毒浸泡，我们在菜市买的熟菜咸鱼等当然全报废了，只好苦笑；有人还讲理争，轻则一顿打，重则抓走，没准就没了下落。
偏偏这时，我因为中暑又吃得不合适，上吐下泄，这症状很近似于霍乱，千万别让日本人给当虎烈拉办了。赶紧去医院。雇了个刚出现不久的三轮直奔西单背阴胡同北大医院。我们都有注射证，不怕检查，就怕我路上吐。进和平门时，我脸上盖了块手绢，扎在母亲的怀里装睡，母亲举着俩人的证混进了日本兵端枪把守的城门。幸好是急性肠胃炎，打针开药还出了证明。吐泻很快止住了，可是我不思饮食，腹胀如鼓，精神倦怠，只好找刘大爷诊治。他号脉后对母亲说：“这孩子是中暑又饮食不当伤了脾胃，吐泻虽止，却暑热未净，寒火搅在一起，才有这些症状。我开个方子给他调理一下，先吃一副，若不好照方子再吃一副。另外，饮食以清淡易消化的为好，不用忌生冷，可以吃点西瓜去暑，还可以吃点豆腐喝点豆浆，脾胃一壮上来，也就好了。”我只吃了两副药，西瓜豆腐是平常之物，好办，早晨去风筝哈的早点铺喝豆浆，下午到福德厚茶叶铺北边一位老者的长摊吃碗老豆腐，也就几天，一切平复如初。这大概是我头一次请刘大夫看病，留下深刻的印象。
之后，我每有感冒发烧咳嗽，母亲总带我去找刘大爷看病。常去，医家和病人就成了孰友。母亲和刘大妈年龄相近，老姐俩很谈得来，看完病母亲总要去南屋找刘大妈聊一会。刘大妈是继室，刘大爷的原配是个小脚大妈，我没见过。这位刘大妈生了不少孩子，在少甫大哥下面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大多比我大，我就不那末熟悉了。
1951年我得了肺结核，不得不休学。刘大爷知道后给过我一个偏方：用麝香擦后背大椎穴，还亲自示范给我擦了第一次。我不大相信，没有坚持。几十年后，与中医朋友盘桓多了，我才懂得这个偏方很有道理：大椎穴是人身要穴，直通肺经，麝香有很强的杀灭结核菌的作用，如果坚持下去，或许会大有好处。
我遵医嘱卧床静养，病情稳定后身体却十分虚弱，一见风就感冒，每年冬春必发严重的气管炎，咳嗽久久不愈，这对我的肺十分不利。只好再去找刘大爷。他号脉后说我的肺经虚内热盛，风邪容易入侵，常人不觉如何，你就顶不住了。仍是一张方子抓一副，若没全好再吃一副。药很平常，不过是竹茹、连翘、百合、黄芩之类，每次必有生石膏或生石决明，至少六钱，这是大凉药，针对的是我体虚热盛；若咳嗽太厉害，再加一点鲜竹沥水，一两副药准好。
看完病，我就近去骡马市沛仁堂或鹤鸣堂抓药。人家一看是刘润甫的方子，不由一面抓药一面开玩笑地说：“人家刘先生就是高明，在他那里瞧病，很少换方子的，一副药齐活。不过全像他那样，我们药铺的买卖就不好做了。”现在，一个感冒，一张方子要五副十副地吃，至少在我与刘大爷的20年医缘中是没有过的。也许这与人体和环境的改变，以及药材人工种植多于野生天然与医生的学识修养高低不无关系。
两三年过去，随着刘大夫用药和我的身体逐渐强健，这个逢冬春必发的气管炎被彻底控制住了，一直到今天。后来老人给了我一个抑制此病的长方，若再发，可照方抓药吃。50年代末，我在《戏剧报》工作时的领导、著名戏曲评论家张真先生，也是早年肺结核，留下和我相似的后遗症，春秋久嗽不愈，得知我有个控制气管炎的长方，非要照方吃两副。我说：“我20几岁，您40岁过了，年龄、体质、病情都不相同，怎能一方两用？吃出毛病来我可负不起责任。”他看了看方子觉得无大碍，彼此同病，试吃一下无妨，不成再让我陪他去找这位刘大夫。我拗不过他，结果他吃了还真有效。一张药方两个人用，值！
我1956年参加工作，1958年下放到河北涿鹿劳动锻炼。1958年底，我下放归来，身体良好。在乡下不到一年，也许农村的空气好，及其他的优越条件，使我原患的肺结核，从部分硬结几年不动，而一下全部钙化了。我非常高兴。可是没有多久，就在3月初惊蛰左右，我突然又咳了血。这样的小咳血，参加工作前后都有过，时间也在初春，但肺部病情都没有恶化。这次依然如此。医生也解释不出原因，不外说气候干燥，钙化灶摩擦引起血管破裂，卧床安静休息自然愈合。但一折腾，总要几个星期，工作、精神、体力都受到损失。血止后，母亲让我去找刘润甫先生吃两副中药，清热巩固一下。
这次去主要是解决病好了逢春时发小咳血的问题。刘大爷号脉后这么解释：你的肺得过病，虽然好了，但肺经虚而易生淤热，逢春天的立春、惊蛰等节气，万物复苏，阳气上升，冲击肺中的旧患处，而引发小咳血；需要滋阴、清热、化淤，把淤热散出，血自然而止，甚至可预防不发。他给我开了汤药方，让我吃两副；又给我写了一个六味药的丸药方子，有醋锦文（即醋大黄，或醋黄芩也成)、当归、生地、丹皮、桃仁（或赤芍)、汗三七，分量不等，研末蜜为丸，每丸一钱，立冬后开始吃，隔日一丸，遇节气的前后每天一丸，有小咳血早晚各一丸，服至次年清明，有防患未然、化淤止血作用。我道谢收下，但心里却是矛盾的。
在结核病咳血上，用中药清清肺热有好处，我信；若说用丸药抑止预防咳血，我不大信。那时我还是比较信西医的血管破裂需卧床静养俟其自然结痂止血说，没把刘大爷所赐的丸药方当回事。母亲持方到同仁堂给配好丸药，我却放在书架上没有吃。
1960年又是惊蛰，我照样出血，还是病灶钙化无改变。医生怀疑我是钙化后引发支气管扩张，让我做气管碘油造影确诊。我问确诊了怎么治？回答是：只能手术开胸切除肺上病变部位。开胸切肺可是个大手术，我才20几岁，不想切肺半残。我放弃了进一步的检查治疗，拖。母亲又提起了刘大爷赐方配的丸药，我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吃了。没想到竟然四五年没有再发作！
1965年夏天，我迷上气功和游泳，每天练功后下水游泳，从百米跃增到2000米，参加了中直机关的昆明湖横渡比赛，身体状况很好，体重一下增加了5公斤，这对我这个瘦人是十分难得的。因为要去京郊顺义四清，想下乡前，抢时间再多游几次泳，时届9月，气候多变而受凉，临走前夕，突发剧烈的气管炎，已没时间去找刘大夫再吃中药，到农村后，又发了小咳血，赶紧写信让母亲去同仁堂配药，带下乡，吃了一冬，又保了我十年没犯，包括在五七干校的艰苦劳动在内。
80年代后，也许我年纪大了，工作繁忙，对身体养摄无方，也没再吃丸药，此小咳血病又时有所犯，致使1991年因咳血月余不止而住进靠近大觉寺的温泉胸科医院，决心手术治疗。却因支气管扩张病变并不重，却位置不好：在左肺中部，切除一叶肺不行，要切，左肺需全切，得不偿失。医院决定实行保守疗法，让我别过劳，别感冒，避免发作。但他们不知道我手中有刘润甫先生所赐的有效良方。出院后，我马上到同仁堂配药，坚持冬春按时服药；心想：我已年近六旬，即使控制到五年发一次，再发个两三次，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没想到至今已十五年以上，一直没再犯过。刘润甫伯父所赐良方竟使我受益一生！（现在服用的丸药，因年龄变化，请中医朋友在以前六味药的基础上，添了阿胶、川贝、南北沙参、白芨、麦冬、茜草，加强了滋阴润肺化淤止嗽的作用。配一次能吃两年，过去是公费报销，现在是自费，一年100多元，值。而过去在同仁堂配一次药吃两年才三四块钱，差了70倍。)
我家与刘润甫大爷的医缘，唯我独享20多年。随着我的年龄、学识的增长，每去刘伯父处，若他不忙，老人也愿和我这小他40多岁的晚辈聊聊天，谈谈医理。他参加华北国医学院创建和教学，就是在闲谈中说的，他还从书架上找出一本带照片的纪念册给我看。他和少甫大哥爷俩有个共同爱好：京剧。老人是爱听，一天劳作下来，晚上或陶然亭遛个弯，或到工人俱乐部听京剧，或去菜市口美味斋吃个小馆，我们爷俩就在那里碰见过；少甫大哥不仅爱听，还爱唱，人高马大却票青衣，嗓子还不错。我做了戏剧工作，每去，谈资也多了。
刘大爷如果说有过失误的话，那就是1958年“改造”个人开业的中医，少甫大哥年青，就参加了广内医院工作，润甫先生虽然友谊医院聘请他前去，但由于他年事已高，几十年自己开业自在惯了，有些畏惧按时上下班，还有就是待遇，周慕新在中医医院才5级，工资不到200元，他自然还要低一些，而自己开业怎么也能月收入300元。定个100多元，难以周全一大家子的生活，老人就没去。上面也考虑到他已七旬高龄，不好强迫了。
就为这一事，“文革”中他备受屈辱，被扣上“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顽固”，挨打受骂，被斗得死去活来。1968年，78岁的老中医，一生服务乡里，与世无争，从未得罪伤害过任何人的刘润甫先生，郁郁而逝。其子刘少甫，也因为莫须有的“问题”而被逼得夫妻自缢而亡。后来，受过刘大夫治好重病、受益极大的宣南一带父老，以至海外来客，寻找刘老先生，闻知结果，不胜唏嘘。
这些是我退休后寻访老人旧事及后人才得知的，也不禁长叹。不过倒获得一个另外的信息：名燥文坛和孩子中的“童话大王”郑渊洁，是刘润甫先生的亲外孙，他的母亲我是叫大姐的；我们曾同在北京文联工作过，但我没与他套瓷攀旧，非让人家喊我一声舅舅，这又何必呢！

确实

现在的中医外科快“沦陷”完了，中医的特色如何发挥？怎么样才有机会发挥？真是个大难题

现在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老师了

现在不容易遇到这么好的老师了

周慕新是儿科高手，这一点在北京中医界人人皆知！！

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高手吗

又长见闻了。感谢！

赵友琴---赵绍琴的父亲吧？

秋缠:赵友琴---赵绍琴的父亲吧？?(2012-10-29 18:50)?700)this.width=700;" >

嗯 是的 赵绍琴先生的父亲，原来清朝太医院的院使。

今非昔比，中医的现状就是如此。

名医名师学习他们做事学习他们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