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很多中医已经完全不知道，我们还有一个“中国国医节”，就定在每年的3月17日。对于“中国国医节”的由来，可能知道的人，就更少了。那是上个世纪20年代，中医界的一个轰轰烈烈的救亡图存的事情，现在回想起来，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中医人深思的地方。
特别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西医是医疗卫生行业中的绝对主流。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中医只能用于调养，“治未病”，无实质确切的疗效。而方舟子之流更把中医批驳得一无是处。中医的学院教育，存在种种误区，往往脱离临床。教育出来的学生有很多自己都不相信中医，或者根本不懂得如何用中医看病。还有那些远离临床的所谓科研。
事情发生在1929年，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包括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和另外17名委员，这17名委员全部都是西医。其中余云岫提出了著名的“废止旧医案”（《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随后委员会通过了《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以渐进的方式取缔中医。
甲：由卫生部进行旧医登记，给予执照，许其经营。
乙：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之旧医，必须受训练之补充教育，授以卫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识，训练终结后，给以证书，得永远享受营业之权利，至训练证书发给终了之年，无此次证书者，即应停止其营业。
丙：旧医登记法，限至民国十九年底为止。
丁：旧医之补充教育，限五年为止，在民国二十二年取消之，是为训练证书。
戊：旧医研究会案，任其自由集会，并且由政府奖励，惟此系纯粹学术研究性质，其会员不得籍此为业。
巳：自民国十八年止，旧医满五十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至二十年以上者，得先受补充教育，给予特种营业执照，其有效期限，以整十五年为限，满期不能适用。
中医界得知此消息后，反应强烈，上海中医界首先反抗。1929年3月17日，在上海市总商会召开了，由全国15省281名代表参加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并成了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与会代表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会议推举谢利恒、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陈存仁五人为代表，到南京请愿，谢利恒为主席。会议并推举上海的陆仲安，南京的张简斋为协助。
谢利恒，名观，是孟河名医，曾从苏州名医马培之学医，历任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神州医药总会附设中医大学校长。上海中医专门学校，则是另一位孟河名医丁甘仁创立的，曹颖甫、陆渊雷都曾在此学校任教，章次公、程门雪、秦伯未、
姜佐景、张赞臣，还有这五人代表中的陈存仁，都是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本次会议，本来是要选举丁甘仁之子，当时在上海乃至全国有相当名气的丁仲英为代表的，但丁仲英要求留守上海，所以改选了蒋文芳为代表。张简斋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中医，是首都南京的“首席名医”。当时许多达官名流都投医门下，如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于右任、何应钦、陈诚、程潜、谷正伦等，并曾治愈宋美龄的胃病。陆仲安曾为孙中山、胡适治过病。陈存仁也是中医界的一位奇人，他不但结识了很多达官名流，为他们治病，而且一生笔耕不辍，为香港《星岛晚报》的“津津有味谭”专栏攥稿长达十七年，编纂《中国药学大辞典》、《皇汉医学丛书》，并留下《银元时代生活史》、《抗战时代生活史》、《阅世品人录》、《我的医务生涯》等著作，《银元时代生活史》中对这次请愿留下了宝贵的记录。
会议期间上海3000中医停诊，随后1000多的苏州中医药界人士也停了业。上海中医界在《申报》发文驳斥这个“废止旧医案”，广东《杏林医学月报》刊载文章强烈反击，这为这次南京请愿制造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
请愿团达到南京以后，先后向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行政院请愿。在中医界众志成城的努力下，最后国民政府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从此，3月17日定为“中国国医节”。
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在为这次中医的成功的救亡图存感到自豪的同时，我们是否应该思考，为什么西医界要提出“废止旧医案”？中医为什么能保存下来？
西医为什么要提出“废止旧医案”？余云岫提出“废止旧医案”，主要因为“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旧医一日不除，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为民族进化计，为民生改善计，不可取断然手段。”在西医眼中，“不科学”的中医是妨碍中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影响国民享有健康保障的根源。要发展现代医学，首先要压制中医。
除了西医，同时代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是持这样的态度的。
1926年3月，梁启超因
尿血，住进协和医院，诊断为肾肿瘤，协和医院建议行肾切除术。手术由协和医院著名外科专家刘瑞恒主刀，副手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手术相当成功，术后尿血未见好转，反而加重。经检验被切除的右肾是完全没有病变的，胡适患的只是肾炎。
出院后，梁启超发表文章，支持协和医院“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知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借我这回病为口实，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在梁启超眼中，西医可能有时候也会诊断错误，但这是一门科学，不应因小小的错误而抨击它。
梁启超一再表示中医不可信，但是他1918年曾患胁膜炎合并
肺炎，咯血，西药治疗十余天不愈。请老友唐天如用中药治疗，用药五天，病已去八九。而他这次小便出血，也是请这位唐天如处方：
阿胶，
泽泻，
当归，
白茅根，
小茴香，
肉桂，
苦楝子，焦
黄连，
浮小麦，黑
蒲黄，数剂见效。1927年4月，手术一周后，回协和检查，肾功能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在这样的情况下梁启超为什么还有维护西医反对中医？梁启超反对的是“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不科学”的，对于他们这一代追求“民主”、“科学”，追求富国强民之路的有识之士是不可以接受的。梁启超曾发表文章《阴阳五行之说之来历》，驳斥“阴阳五行”之说。文章说：“阴阳五行说为两千年来迷信之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其大势力，今当辞而辟之……吾辈死生关系之医药，皆此种观念之产物。”
对于梁启超来说，他是矛盾的，中医确有疗效，所以他不得不一而再地找中医治病，但是他永远无法说服自己相信“阴阳五行”之说，所以他反对中医。
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胡适身上，《医学衷中参西录》中记载，胡适曾患
水肿，西医诊断为
糖尿病并肾炎，西医屡治不效，后用中医陆仲安治愈。但胡适一直不肯承认曾与中医接触，不承认中医能治愈西医确诊的病。他认为，个人疾痛获愈是私人“小事”，承认中医能治好科学诊断的病，却是原则“大”事，这违背了他的“科学”精神。
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不科学”的中医理论，对于中医的疗效，他们是无从否认的。如同“废止旧医案”的提出者余云岫，他反对中医，也主要是反对《
黄帝内经》，他早在1917年就出版了《灵素商兑》提出“不歼《内经》，无以绝其祸根”，中医学“是占星术和不科学的玄学”，“中医无明确之实验，无巩固之证据……不问真相是非合不合也……”。但是他对于中医的精华部分，还是热爱的，他临床也爱用中药，从他的文章《科学的国产药物研究之第一步》，《临床国产药物刍议》以及《我国医学革命之破坏与建设》等文章中就可以看出。此外他就唐以前方书认为有研究价值的地方，整理成《国产药物的文献研究》。此外，他就中医的病名加以考证，出版了《中国古代疾病名侯疏义》一书。可见公认提出“废止旧医”的余云岫，对中医的疗效是肯定的，他反对的是中医近乎“玄学”的理论。
鲁迅先生也是强烈反对中医的，他认为中医是“有意无意的骗子”，他的文章《父亲的病》，我们不难发现，他反对的是让他去找经霜三年的
甘蔗、原配的一对蟋蟀、
平地木十株，花了大量的钱和精力，还是让他的父亲不治身亡的庸医。
除了1929年的“废止旧医案”，早在1912年，北洋政府就有“漏列中医”案，以中西医“致难兼并”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和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
很多官商名流都是找中医看病的，如前面所说的张简斋，投医他门下的官商名流就不计其数，连西医出身，明确提出反对中医的国父孙中山，也曾找中医看病，可见这些人也是相信中医的疗效的。这次通过“废止旧医案”的那位卫生部长薛笃弼是冯玉祥的部下，冯玉祥也是信中医的，他的军医就以中医为主。但是他们遵从西医的意见，一再要反对、废止中医呢？主要也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医的理论“不科学”。
中医为什么能保存下来？这首先和当时中医界众志成城有关。最重要的还是前面说的中医的疗效。
《医学衷中参西录》转载了时贤刘蔚楚《遇安斋证治丛录》中的一段医话，应该是指1894年省港
鼠疫大流行，当时引发了中医术界与西医的一段纷争：“前约二十年（即清朝末季)香港鼠疫流行，沿门阖户，死人如麻，香港西医谓中医不识治疫，请港政府禁绝中医，各中医求东华院绅联谒港督华民政务司，请选西绅院绅十人为监督，以病疫者发授中、西医各半，表列成绩，不尚空谈，一考，中医治效超过之，西医不服，三考，平均以百分计，西医得三十余分，中医竟超过六十分，中医赖以保存。”由此可见中医药在治疗上世纪那场鼠疫中的贡献，中医的疗效胜过西医。
上面讲的余云岫和鲁迅先生的老师，章太炎是深信中医，而且对《
伤寒论》有深入研究，他在著名西医江逢治患“伤寒”而亡后，曾写下这样一幅对联“医师著录几千人，海上求方，惟夫子初临独逸；汤剂返西无四逆，少阴不治，愿诸公还读伤寒”。其实中医在不少地方，可以取得比西医更好的疗效，而且中医不但可以调养，也可以治大病，只是人们不相信中医，或者医者学艺未精，未用对方而已。
正因为中医的疗效，所以在近百年，无数的质疑声中，中医仍得以继续生存和发展。
一百年之后，作为中医的从业者，我们在为中医的疗效自豪的同时，不得不承认，中医的“阴阳五行”的理论是“不科学”，这是中医遭到不断攻击的根源。这也是很多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学生，自己都不相信中医的根本原因。
中医的“阴阳五行”的理论，其实是脱离临床的。“阴阳五行”是一个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它固然对中医辨证的思维，或多或少地有宏观的指导意义。但是，如果用它来指导切切实实的临床辨证、用药，这往往就会走入臆测的迷途。因此章太炎才会提出：“余于方书，独信伤寒”，读伤寒要“上不取灵枢、内难，下不采薛叶诸家”。由此说，中医要生存，首先应该摆脱“不科学”的理论掣肘，寻找一条确保疗效的中医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