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教育的出路在恢复科举
季羡林、任继愈两位学界耆宿的相继离世，令世人唏嘘。两位老人的处世哲学都很低调，不过相对于季羡林，任继愈的面孔对公众而言似乎更显陌生。
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任继愈不仅在哲学和宗教学上颇有建树，对教育也有着独特的思考。
他把总结中国古代精神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和使命，无论时局如何变迁，始终在学海中浮沉，为教育尽力。
2006年，在勉强应允央视《大家》栏目的第一次采访后，任先生却主动给编导打电话，说要接着谈谈中国的教育，“我有话要说。”任继愈支持中国教育改革，但是开出的方子却是——“恢复科举”。
在教改依然任重道远的今天，有必要重新聆听任先生对于教育的思考，这亦是对先生的纪念。
任继愈，字又之，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出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国民党军官之家的任继愈自幼就喜欢刨根问底。家里放了本《
黄帝内经》，他也翻着看，“似懂非懂，知道是本医书”。据他生前自述，18岁考入
北京大学前，中学成绩并不拔尖，分数排名中等偏上，但发下成绩单后他都会查找出错原因，并整理成集。
1959年10月13日深夜，毛泽东忽然把时任北大哲学系副教授的任继愈找去。“惴惴不安”，任继愈随后向生前同事、学生、北大哲学系宗教学教授乐峰讲述那次会面时，用了这个词。
见面第一句话，毛泽东就说你的书我都看过，“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在毛泽东的批示下，次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其后，他编出《中国哲学史》四卷本，获得教育部特等奖，长期作为大学教材，成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直至临终，他仍在撰写《中国佛教史》，此前已完成一至三卷。他在
昏迷中还断断续续地念叨：“改稿子，300页”；“大藏经”……
任先生个人认为，提出“儒教是宗教”是他最大的学术贡献。有人评价：“这一判断改变了对中国传统文化性质的看法，是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本来面貌的基础性理论建树。”
不过，任先生“并不是一味从传统文化或者封建文化的复位的角度来研究的，而是有着批判精神”。他对教育的看法也是如此，任继愈托名“科举”不是单纯“复古”，在任先生的心里，科举的“科”，应该是“科学”的意思，科举的“举”，应该是“举荐人才”的意思。任先生的“科举”改革，实则是倡导建立起一种全新的“科学举荐人才体系”。
他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副博士研究生，1987年到2005年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期间还兼任北大教授、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但他却建议国家取消“博导”的称号。
陈腐的并不是科举这个制度
我国历代科举制度的优劣，任先生一一梳理过：唐朝考诗赋文学；宋朝考议论时政；明清时期考八股。目的是以“求才为本”，考题没有标准答案，以文章来创造性地阐发主题。后来明清时期的“八股文”之所以名声不好，就是严格要求学生按照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写作答题，才走到了选拔人才的死胡同。1870年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直接借鉴我国的科举考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法国、日本以及第三世界一些国家也都确立了现代文官制度，可见这种制度有它的优势所在。
我从事教育几十年，一辈子一直搞这个，我就眼看着教育的路子走得不大对。一再说减轻孩子们的负担，减不下去。咱们的孩子课外阅读时间是世界上最少的国家之一。
在国际上，各种奥林匹克竞赛我们都是拿金牌的，可数学家丘成桐说过，数学竞赛不会培养出人才来。他是培养做题、解题的能力。这样子怎么能创造呢？我们一再说创新，培养创新人才，怎么创呢？咱们的教育方法不使他创新，有创新能力施展不开，分数卡得死死的。高考就是指挥棒，高考指挥到高中，高中指挥到初中，初中指挥到小学，一直到幼儿园。以前我们上学的书包一个肩膀就能背，现在两个肩膀背起来，我掂了掂很重，十好几斤。有的小孩含着眼泪弹钢琴真是残酷，鲁迅说“救救孩子”，到现在还没得救，我说得先救救教育。
我们应该学习过去科举的方式来改革中国的教育。科举的内容是跟着时代变的。明朝开始，朱元璋开始用八股文考试，内容比较陈腐，但陈腐的并不是科举这个制度。这个制度是很先进的，英国的文官制度，在世界上有名的，很先进的，英国人自己说，我是跟中国的科举学来的，引进来的。书上明明白白说的，美国就学英国。
科举还有一个好处——公平、严格。科举犯的错误的这些官，重的营私舞弊的要判死刑，所以把公平看得很重要。皇帝都看重这个事情，唐玄宗没有机会参加科举，很羡慕进士，他就在大殿的柱子上，写贡进士李某某(他自己)。隋炀帝也好文学，他想我要是不当皇帝，考科举也能考个状元。曾国藩是进士，是最高级的了，入过翰林院。左宗棠只是个举人，左宗棠对曾国藩也不服气，但在这点上不得不服气。
我欣赏科举，是鼓励自学
任先生分析说，辛亥革命以后，我们的教育制度从最早学习欧美，后来学习日本到解放后学习前苏联，自己传统的制度被废止了，只走办学校一条路。而教育的途径本来有三个：家庭、学校和社会。现在由于许多家长是双职工等诸多原因，家庭教育几乎是空白，社会教育也没有启动起来，这使得长期以来，我国培养人才的途径，就只有校一条路。他担心，这条路走下去，会限制了人才的脱颖而出。
我欣赏科举，是鼓励自学。科举制度始终把自学放到第一位，古代也有书院，也有大学，大学的数目很少，国子监是国家的学校，各省也有一些书院。有官办的，有私办的。这些学校毕竟是少数。多数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用自学的方法，来达到国家要求的水平。国家就用科举来选择学得好的。
这样一个方式给人一个公开的机会，放个尺子，跳过去就及格了，跳不过去就接着再继续练。不要求限你几年，不要求那个。会了为止，达到那个水平为止。
宋朝有名的政治家范仲淹年轻时母亲改
嫁，家里很穷，住在寺庙里。他吃饭熬的粥，熬得稠了一点，凉了以后，凝固了，用刀子划开，上午吃这一半，下午吃那一半。这种情况之下他就苦读，结果成为有名的政治家。这种人很多，大寺院的图书馆藏书很多，他们就借着看，吃饭随着和尚吃，一打钟和尚拿着钵子去了，他也跟着去，后来有的人一年半年老不走，老在那儿跟着吃和尚的饭，和尚就想办法治他。吃完了饭再打钟，结果打钟去了，人家已经吃过了。范仲淹有些牢骚，就题诗题到墙上，后来他做了宰相，又回去看看庙怎么样，看到当年墙上的字，别人用壁纱把它罩上了。等于现在用玻璃罩罩上了，名人的字迹嘛。范仲淹就很感慨。现在我们只有学校教育这个办法，把这条路堵死了。
其实社会这么大，十三亿人口，几亿的孩子，藏龙卧虎多得很。会出现很多人才，不过你得给他机会，没有机会他怎么表现呢。
学校培养人现在变成什么，成批的拔尖的人也没有，太差的人也没有。培养人才不像蒸馒头一样，特别是拔尖的人才不是一样的。
建议国家不再设博导
任先生说，各大学招生和培养博士生标准不一，招生和应试的各有所图，各得其所。国家培养尖端人才，培养硕士生、博士生，是国家的百年大计。在激烈竞争的当代，我们疏忽不得，也疏忽不起。
我那个办法就是，承认同等学力。中学同等学力、大学同等学力、研究生同等学力都可以，承认这个同等学力就行。只要政策定了，达到这个标准，不管你是在校外学的，在校内学的，达到就行了，就承认你。
为了改变目前研究生培养的混乱无序，国家应当当作一件大事来抓，从古人实行的科举制度中采取其合理部分参考、借鉴：
⑴可以培养出合乎国家要求的人才。滥竽充数、不合格的学校及不合格的导师将自行消失。
⑵培养研究生不再规定毕业年限，学校只发给在校学习年限的证书，各校不再授予学位。研究生学完应当达到的学分，可以报国家的科举考试，一次考试不中，还可多次再试，只是不能继续在校学习。
⑶国家不再设博导。大学教师按道理每一个教授都应具带博士生的能力。我们常说“与世界接轨”，我们的“博士生导师”称号就没有与世界接轨。外国的教授名片从来没有“博导”字样。◎据央视《大家》栏目、《三联生活周刊》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