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其芝(1841～1914年)，字萱亭，重庆市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青冈坪(今属青冈乡)人，晚清土家族名医。据《黔江县志》［1］记载，程氏出生于名医世家，其祖父程世鹏、父亲程德谧均为当地名医。他自幼即认真学习家传医术，深研《内经》、《》、《伤寒》、《甲乙经》等医学典籍，对民间医药亦兼收并蓄，其技艺学识与日俱增。为广济民众，寻访名贤切磋技艺，程氏于1870～1911年40余年间，悬壶泛游川楚闽越古滇等地。自谓“常作风尘之客”，“负业于天涯，寄迹于云水”，其间医技日趋精湛，情怀亦益见高雅。他以“功同和缓”的医技被时人称为“医中国手”，渐成一方名医。1911年，年逾古稀的程其芝集数十年临证经验著成《云水游集》一书，并自费到重庆木刻印刷80套，分赠亲友知者。
由于地理偏远，又不结权贵，程氏事迹及学术成就鲜为人知，亦不见载于一般中医典籍和地方医史文献，其宝贵医药经验日趋湮没。据《四川中医药史话》介绍［2］，《云水游集》仅其后裔程俊材处尚存一册。笔者据所供线索，几经探访，终于借得刻印清晰，卷帙完好的《云水游集》清宣统辛亥年重庆本堂藏板本。是书凡14卷，12万余字，分别对五行、阴阳、杂症、血证、妇科、儿科、眼科、痘科、药性等中医药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刻阐述，附有医案近百例，汇集民间医药奇验方百余条。《云水游集》乃程氏一生学验之结晶，目前尚无有关深入研究。笔者研习数月，弥觉珍贵。兹将其学术思想略其大概，以示其玄机奥旨。
1力主察病投方
程氏在临证中，认真察病，善于根据病人体质和秉性心理，把理法方药与天时、地理等综合因素结合起来，辨证施治，对症下药。他反对“徒拘守成方，议药不议病”的作风，将“所尚者某方治某病，某病宜某药，胡瞎乱撞，不顾标本”的时医斥之为“岐黄之罪人”。
在诊法上，程氏主张医者临证应望闻部切四诊悉俱。在《云水游集》卷一就辑录有《绝症歌》、《察形色绝症论》、《脉决论》、《五脏吉凶歌》等四诊歌决。这些歌决通俗易懂，朗朗上口，其理论于临床亦十分实用。他还参考麻衣相书，撰成《观面部气色定生死歌》、《察娠妇形色分男女并生产吉凶歌》等歌诀。虽然其中某些观点还有待科学甄别，但其创作精神却难能可贵。程氏还能实事求是地对待自己诊病中的失误。在该书卷六中就列举了3例因酒后行方，忘却喜脉，误用致妊妇流产的病例。他因一时疏忽而抱恨终生，以警示后学者仔细诊病，谨慎用药。
在辨证理论方面，程其芝效法仲景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云水游集》专辟“分经治病”条，对六经病变逐一列述其见症与方药，并对兼变证的随证化裁予以详述，内容具体丰富，体现中医特色。他还将八卦理论运用到辨证中，认为传经是基于“传者，水流之象；经者，渠道之形。卦之生生不息，犹症之叠叠相传之理”，故可根据疾病六经传变之时辰，配以卦象，以释阴阳之消长，而明疾病之预后转归。程氏治病十分讲究医德，要求医者做到凝心定志于治病，不可有任何私心杂念。如在述及为妇人行“瘟痧挑割”时，他告诫后学者“定不可稍有邪心，必须大大整立正气，斩断邪心……如背吾诫者，恐遭雷火焚身”。
2擅用辛热重剂
在选方用药方面，程其芝喜用热药，尤其善用附子、，且量大剂重，各科病症无不应用，被当地民间誉为“程附片”、“火神菩萨”。归纳其用热药目的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驱阴回阳。程氏将主症或兼症中若有目瞑嗜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恶寒，自利，六脉细弱等症，均辨为真阳亏损之证，必用热药驱阴回阳。临证之时首辨阴阳，程氏认为，厥逆有阳厥、阴厥之分；谵语有阳明胃实、火亢伤阴致狂谵无伦者，亦有少阴中寒，气虚阳脱而致神魂无主者；口渴有热邪伤津者，亦有火衰不能熏蒸津液而致者；即使舌苔干黑，芒刺满口可因阳明火旺，炼干津液而致，亦可因少阴中寒，真阴遭其埋没不能蒸腾津液而致者……但凡临证，当细审阴阳之盛衰，一遇阳衰，首用姜附芪术类鼓舞阳气、回阳救逆，或回阳固脱，或阳回津回，或釜底加薪，承津上潮。如一“三阴寒症”患者，四季头昏重，胸满心闷，腹时隐痛，五心潮热，诸医屡治未效。程诊其脉，六部皆微，辨为寒极之候，投附片、、、吴萸、川椒等大辛大热重剂，1剂知，2剂减，6剂愈。
二是引火归源。程氏曾治一六月头痛如劈患者，兼手足抽搐，自觉胸中大热，频索冷饮，大汗淋漓，大便秘结，小便赤热等症。程氏认为此非时医所识之火症，而是因相火失权，家无主宰，风火邪气飞瀑乱行所致之“风症”。欲消此火，必须日照当空，自然云散雨收，而火热自息。故用生附子二钱，熟附子四钱驱阴散邪，引火归源，、、白附子各三钱，制川、草乌各二钱等药回阳，祛风，2剂而痊。
三是温中散寒。程氏曾治一腹胀，大便不通，自用、病势反重之患者，诊其脉六脉皆微，分析为中都寒结，饮食无阳克化致停滞之阴症。故用生、熟附子，良姜，毕茇，，等药急暖胃阳，逼散中都寒邪，2剂而便自通。又治一大便3日未解，双手撑桌而立，摇头喘息，汗如泉涌，服后腹胀反剧之患者，以附片二两，一两，、各三钱等大辛大热之药，以解其“天寒地冻，冰凝水竭”，1剂后腹胀渐松，小便长驱直下，大便亦解。
程氏医案中，涉及用热药者还有咳嗽、吐血、五心大热、痫证、妇科血寒等病症。程其芝应用热药见解独到。他在是书自序中写道：“附子、之类，有起死回生之力；，返本还原之功……附子一味，人当砒毒，我当至宝。本草名附子者，天雄也。试思天雄二字，天者，阳也；雄者，亦阳也。以阳济阳，乃助精益阳之上品，引火归源之圣药也。盖性走而不守，如五心潮热，舌燥咽干，目瞑倦卧等症，明系真阳外越，舍此其奈之何哉!”为阐释时医习用参芪类误补致“血凝气滞，害人不浅”之理，而力主大胆使用附片等热药的必要，程氏在卷十三专立《详辩天雄论》进行比较论证。他认为熟之性属纯阴，有滋阴补水之力，无回阳返本之功，具守而不走之呆性，如遇虚寒身体，中气极弱之人如“小儿肚大青筋”者必致滞气横中而误杀人。他说：“元阳至足之人万中难寻一也，”患者发病以阳虚多见，故治疗应以温补脾胃为先，兴阳固平为法。即使欲用，亦需借热极附子之善走之力，去除滋腻之呆性，才能达到补而不呆滞的效果。附子因具散寒之力，为助火兴阳之上品，能抚命门相火，故被程氏奉为“当世之圣药”。这些认识，与程氏同时代被尊为四川医林“火神派鼻祖”的郑钦安(1842～1906年)的“阳气不伤，百病自然不作”等观点有同工之妙［3］，也是对张景岳“阳非有余”，“阴以阳为主”等学术观点的继承发挥。
程氏辨证多从舌脉、寒热喜恶等方面识别阴阳之盛亏。他选用热药，除附片、外，习加生附子、白附子、、，甚至川、草乌，且量大剂重。用药尺度为“必待气血充足，不可停药”。他临证适时使用热药，每起沉疴，值得学习和借鉴。
3记载民间医药
《云水游集》不仅记载百余条如苦蒿塞鼻止鼻衄，开喉箭治咽喉肿痛，老贯草煎酒合白冲服治四肢抽搐等具地方医药特色的中草药单验方，而且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小儿惊风、干烧、伏梁、痢症、牛痘等疾病名称和治疗方法，其中不少医药经验至今仍在当地民间沿用。其中尤以小儿惊风与灯火疗法最具特色。
程氏在卷七《小儿科》中写道：“小儿一切凶吉各症……按六经用药，自无大误。唯有暴症陡起，惊风频来……寻方不急，有药难进，非灯火一法，其奈之何哉!灯火有拔山之力，拿稳部位，百发百中。”程氏根据小儿惊风发病原因和抽搐姿势，将惊风分为内吊惊、迷魂惊、水伤惊等二十八类，并附《小儿惊风二十八图》，注明临床表现与灯火穴位。所谓打灯火，即是用灯草点油燃火在穴位上直接点灼的一种灸法。程氏对惊风治疗描述具体，图示形象，如“内吊惊因食时感寒，咬牙寒战，眼内翻白，不省人事，昏迷沉重，捏不知痛，囟门四遶，演内一遶，两手各一遶。”此外，程氏还记载了用灯火法治疗吐血，脐风等小儿病症，并主张“至于除蒂舛根，非药不能”，即打灯火后，还须用药调理，以收全功。
《云水游集》还详细记载了种痘技术的传播历史、操作方法和注意事宜，列述了包括眼科、五官科在内的多种病症治疗方法，介绍了刮痧、挑割等具有地方特色的非药物疗法，收载了《药性捷决论》、《程氏家传药性歌》、《新增八反歌》等歌诀，这些在境内医学界很有影响，限于篇幅，不再一一列述。
值得一提的是，程氏在遍访民情，行医治病过程中，又寄兴于俚言诗草，在卷十四中写下了近百首诗词，其诗着眼社会下层，如《老妇》、《老农》、《纺娘》、《江城水患》、《壬午荒》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人民的疾苦，亦是研究地方历史和文化的宝贵资料。
参考文献
［1］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黔江县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657
［2］赵立勋主编.四川中医药史话.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128
［3］唐步祺.郑钦安医书阐释··卷二.成都：马蜀书社1996：93
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610075) 张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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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铁涛，五次上书捍卫中医（生死中医)
他说：“中医药是我国的原创科学”
本刊特约记者 汪令来
  《环球人物》 ( 2006-11-01 第十七期 ) 【字号 大 小】【打印】【关闭】
  　虽然这场关于“取消中医”的争论，最终因卫生部毋庸置疑的官方表态而暂告一段落，但“中医是否科学”的质疑似乎远未结束。这时候，很多人都想到了一位老人。因为，他曾以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求索，不断向世人表明:中医药是一门毫无争议的“科学”。他，就是邓铁涛教授——全国著名老中医，首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

  　邓铁涛1916年出生于广东开平中医世家，一生获奖无数。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抗“非典”专家组组长。1989年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中心收载入“世界名人录”。2001年，有关单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著名老中医邓铁涛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

  　今年已90岁高龄的邓铁涛，平时极少接受媒体采访。但这一次，他不仅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而且一谈就是3个小时。他用自己的人生经历，向身边的人证明中医的科学性。他斩钉截铁地对记者说:“中医药正面临几千年来最好的发展机遇。”

  　中医药是中国“第五大发明”

  　熟悉邓铁涛的人都知道，他一生奉中医药为至尊，而且身体力行。他说，很多人一感冒发烧就喜欢打针甚至输液，说这样好得快。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如果打吊针有很多不良反应，甚至是后遗症，还能说它‘好’吗?”

  　据邓铁涛介绍，他的孙子们生病从来不打针，“至今保留着‘处女’屁股”。邓铁涛说:“很多疾病，简(单)、(方)便、(灵)验、(价)廉的中医都能解决，不一定要花大钱看西医。”他有一位弟子在深圳做中医，一天晚上匆匆打来电话说，一个刚满周岁的孩子不小心吞下一小块有棱有角的石子，孩子太小，开刀、麻醉都是难题，怎么办?

  　这在其他人看来应是西医的“长项”，但邓铁涛却说，用中医解决更好，“什么手术都不用做，就用早些年广东人常吃的发菜煮稀饭。发菜又细又韧，肯定能带出石子。”果然，早上7点吃下去的石子，下午6点就被拉了出来。

  　对于这些小病症，邓铁涛认为并不能说明实质性问题。对他来说，近一年来，最令他兴奋的事情是——“中国中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

  　对于中医，多年来一直存在“是否科学”的争论。对于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医药，如果按西医西药的思维，至今仍解释不清其治病原理。“到底是哪一种药物成份在起作用，很难用只言片语回答，所以就有人乘机质疑。”曾有一种说法，中医药的治疗应属“黑箱理论”，即不论治疗过程，只凭效果论定。显然，以追求精确为原则的西方主流医学，对此是难以认同的。

  　正因如此，一个世纪以来，中医命运坎坷。先是在民国时期被打压，后来在解放初期接受“改造”。按邓铁涛的说法，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医药管理局成立时才有了转机，“现在把‘中国中医研究院’改名为‘中国中医科学院’，正是还中医一个‘科学’的本来面目!”

  　除“中国中医科学院”成立外，另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简称“973”)，去年首次将中医药基础研究项目列入其中，并拨专款5200万元。而时年89岁的邓铁涛，被任命为这一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这是老人此生最骄傲的事情。他笑着说:“这可是我发动100多位老中医，上书科技部的结果。”

  　邓铁涛说，在我国，京剧、陶瓷等都是流芳千古的艺术，但“中医药”却被忽视。其实，中医药才是我国少有的原创科学，是中国“第五大发明”。“很多人认为，中医理论‘难懂’，其实是人们习惯于用西医的观念来看问题。中小学的常识课、生理卫生课，教的都是西医知识，对中医理论却绝口不提。这反映的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缺失。中西医是不同理论体系的医学，用西医的思维来看中医，就不容易理解。要知道中医某些貌似‘不科学’的说法背后，其实有着大科学的内涵，我们不能用西医的标准作为‘科学’的标准。”

  　“非典”是中医命运的转折

  　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中医药发展每况愈下。邓铁涛当时做了统计:解放初期，广东有中医3万人，但到了1980年初，只剩下一半，而且还在继续减少。

  　邓铁涛急了，赶忙写信向上级反映情况并引起高度重视。此后不久，国务院会议经过讨论，同意并成立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这是邓铁涛第一次上书。第二次是1990年，国家精简机构，中医药管理局位列其中。邓铁涛当即联合全国其他7位著名老中医一起上书。最终，中医药管理局被“保下来了”。这就是中医界著名的“八老上书”事件。

  　1998年，全国又刮起了一股“西医院校合并中医院校”的风潮。合并后，不少中医院校只剩下一个系甚至一个教研室。邓铁涛忧心忡忡:“国家要抓大放小，对很多行业可能合适;但在医学界，西医大、中医小，抓了西医而放任了弱势的中医，岂不‘死火’?”于是，邓铁涛再次和其他中医老专家一起上书。后来，中西医院校合并风紧急“刹车”。

  　邓铁涛第四次上书，时间是2002年12月31日，主题是“中医不能丢”，以呼吁全社会对中医药加以重视。

  　令人想不到的是，仅仅4个月后，邓铁涛又上书了!而这一次，恰恰是中医命运的转折——这次恰逢“非典”。邓铁涛上书建议中医介入抗“非典”。这也直接为后来中西医结合抗“非典”打下了基础。

  　中医药要丰富“武器库”

  　在2003年抗击“非典”时期，中医药大显身手。这被邓铁涛称为“时来运转”。他说，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非典”时期，为什么能够做到“零感染、零死亡、零转院”，就是因为中医及时介入治疗。后来，一直力挺中医药介入治疗“非典”的邓铁涛，不仅担任了广东省中医院支援香港专家的顾问，还担任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抗“非典”专家组组长。“像‘非典’、禽流感、流感……对这些近年来频繁暴发的流行性疾病，中医药都会有办法、有对策。因为，中医药是一个‘武器库’，总是能够以不变应万变。”

  　邓铁涛认为，中医与西医最大的一个不同，就是思路不一样。“这也是我们不能以西医的标准，来看待和衡量中医的原因。”西医讲究对抗性治疗，是以生物为本，凡病都要找到病的源头，找到元凶，然后杀死;而中医呢，则是以人为本，最大程度地调动和激发人体本身的潜能，从而抵抗各种侵扰。

  　邓铁涛说，发展中医药基础理论研究，就是要系统地丰富其治病“武器库”，将来肯定能治疗更多的疾病，包括艾滋病等世界性难题。另外，中医药还有一个很好的方向，就是预防保健。预防保健做得好，可以让人少生病，这是节省医疗费用开支的最根本方法。他说，这也是近年来他大力推行凉茶的原因。凉茶是广东医学界的一大创造发明，现在正走向全国，可以让更多人受益。

  　邓铁涛现在虽已90岁高龄，但仍精神矍铄、思维清晰。说起这一点，他认为，这恰恰就得益于中医的养身保健作用。“中医理论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上工治未病’的防治思想。‘未病’就是尚未成形的病，是处在酝酿阶段的病，而中医可以发现它。要知道，现代医疗条件下，许多疾病要靠高科技的医疗器械才能发现，而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就可以发现，这不能不说是中医的神奇。”

  　在邓铁涛看来，中医注重养生，保持健康之身，注重人体的自强;西医虽然也有预防思想，但它是打预防针。邓铁涛说，他自己常会捡起掉在桌上的食物继续吃，因为有时需要少量的病菌来“锻炼”肠胃，否则人体的“公安部门”——免疫系统就会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其实有点细菌不是坏事，只有这样人体才有抗病的能力。”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邓铁涛给记者背起了《素问·上古天真论》，“恬淡讲的就是精神卫生，心胸开阔，身体自然就好。这些几千年前的理论，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重视和继承。”
  

《云水游集》，何时能和大家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