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后，原重庆市中医院老院长熊寥笙与吴棹仙（成都中医学院医经教研室兼针灸教研室主任，曾向毛主席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任应秋（曾任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主任)就是多年至交，交往亲密。他们在一起时，品茶饮酒，吟诗作文，谈医论道，为中医事业呼吁，为承传中医学术切磋，并从中获得益友之乐。他们三人志趣相投，自比松竹梅，“岁寒三友”成为佳话。

不知还有此类的故事？望楼主继续。

  任应秋，（1914-1984)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４岁即就读私塾，及长，入江津县国医专修馆攻读经学，其间曾求学于经学大师廖季平。当时廖季平已年逾七旬，甚喜其聪敏好学，故悉心指点，并传授治学之法，使任应秋在治经学、训诂学、考据、目录等方面打下扎实基础，为以后研究中医学奠定了文学方面的根底。
  17岁 任应秋毕业于江津县国医专修馆，开始医学生涯，其祖父又聘请了当地著名老中医刘有余到家中为其教授中医典籍，并设立济世诊脉所，免费为当地群众看病，同时也积累临床经验。在以后3年时间里，学完了《素问》、《灵枢》、《伤寒论》、《金匮要略》、《难经》、《神农本草经》、《脉决》等中医学理论著作，并有了一定实践经验。1936年任应秋在上海中国医学院读书期间，有幸见到当时上海地区名医丁仲英、谢利恒、曹颖甫、陆渊雷、陈无咎诸前辈，并一一虚心求教，受益匪浅，开阔了知识领域和学术眼界，使学业大进。翌年，因抗日战争开始，祖国危亡在即，任应秋不得不返回四川家园，自设诊所，行医治病。并凭借其文史知识，执教中学。
40年代，任应秋任《华西医药杂志》主编，同时从事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早在1937年，任应秋即发表了第一篇论文。同年，为了反对南京国民政府歧视消灭中医的政策，还发表了题为《教育部不准中医学校立案是何道理》的文章，为中医事业的发展大声疾呼。到了其任《华西医学杂志》主编期间，更不断发表学术论文，并于1944年完成了第一部医学著作《仲景脉法学案》，次年，《任氏传染病学》问世，1947年，《中医各科精华》（第一集)出版，使其学识才华渐为医界所知。任应秋从事中医工作50余年，执教30余年，已刊行于世的专著37种，约1300万言，其学术思想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以前，中医一直处在被岐视、排斥的地位，政府采取取缔和废止中医的政策。中医界很多有识之士，为中医事业的生存而努力，为争取中医合法地位而献身，发展中医学术，发展中医教育。任应秋在上海就读期间，曾受诲于“中医科学化”的倡导者陆渊雷先生，对陆氏之谈大加称允，遂效其法，以“中医科学化”为己任，其所著《任氏传染病学》、《仲景脉法学案》、《中医各科精华一集?内科学》、《中医各科精华二集?内科治疗学》均属“中医科学化”观点之代表作。在50年代初期，所著《中国医学史略》、《脉学批判十讲》等书，仍是致力于“中医科学化”主张，这是任应秋40岁以前学术思想主体。有扎实的文史哲诸方面的基本功。学习、研究古代文献在同代人中间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他自述，其学习全靠14年治经学的文字功底，并列举中国历史上卓有成就的医家，无不精通经史而治医有成就。因此，他强调指出，要想学好中医必须突破古代语言文字关，他说：“文以载道，各种道，包括医道在内，总是要通过文字来表达的。文以治医，医以文传，中医就存在于浩瀚的中医典籍之中”。早在1962年，任应秋与当代著名中医学家秦伯未、李重人、于道济、陈慎吾共同上书卫生部，提出“对修定中医学院教学计划的几点意见”，其中之一就强调中医学院的学生必须突破文字关，建议加强医古文教学。这一建议，对中医教育和中医学的继承、发展具有特殊意义与深远影响。尔后，他亲任医古文教研室主任，使北京中医学院的医古文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为了推动全国中医院校医古文教学研究的开展，在其不断关怀和倡导下，中华全国中医学会医古文研究会于1981年6月正式成立，任应秋被推举为研究会会长，从而开创了医古文教学、科研工作的新局面。应秋敢于解剖自己，对自己一分为二地看待。就其学术思想及其发展演变而言，前半生推崇陆渊雷，追求科学化，为中医学的发展而探索。自从“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确定后，则致力于继承发扬中医学，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于这一历史过程，他十分客观地看待自己。在其晚年编辑《任应秋论医集》时，诚恳地在自述中说：“就所存者，略为审视，前一时期多无保留价值，后期作品，仅选其中颇有一得之见者，编辑成册，命曰《论医集》”。并自我反思说：“即治学无论怎样勤奋，如果没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必然是事倍功半，甚至劳而无功，得不到好的结果。我在50余年中，勤奋一生，而先后效果迥然不同，至今犹值得我深思”。
　　任应秋一生治学不倦，为中医事业发展而献身。愈到晚年，其报国之心愈切，曾赋诗云：“报国日已短，爱国情倍切，欲使百废兴，惟有争朝夕”。又曾作联语云：“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四化艰巨，决心勇往直前”。在自己的办公室中写下“自强不息”以自勉。先生终因积劳成疾，志未酬身先去。临终前，他留下遗言，将自己一生积存的5000余册书全部献给北京中医学院，为此，学院建立了“任应秋献书陈列室”以志纪念。其夫人聂荣秀遵遗嘱，将捐书奖金3万元献给学院建立了任应秋基金会，以奖励在中医学中学有所成者。

吴棹仙（1892～1976)，我国著名中医，重庆巴县人。1918年与人合伙在重庆开设双桂堂药店，得针灸大师许直初秘传，使许多病人针到病除，享有“神针”之誉。1932年，与人共同创办巴县国学学舍（后改名重庆市国医传习所)，从事中医药学的教育工作。1935年重庆国医药馆成立，任馆长。1939年，创办重庆中医院和巴县国医学校，后还创办了苏生国医院、中华医药科学讲习所，任董事长兼所长。1954年后，先后任重庆中医进修学校教师，重庆市第一、第二中医院院长，成都中医学院医经教研室兼针灸教研室主任。1956年2月，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将其珍藏多年的《子午流注环周图》献给毛泽东主席。1963年，作为特邀顾问，参加了全国中医教材审编会议。他曾当选为四川省人大代表、四川省政协委员、重庆市政协委员，著有《灵枢经浅注》《子午流注说难》。

熊寥笙:一位跨世纪老中医的传奇人生 (采访录)
一生经历坎坷，淡泊名利，为人正直，谦虚豁达；上世纪30年代主编《国医周刊》，与吴棹仙、任应秋为“岁寒三友”；中医临证70余载，医理精深，医技精湛，医德高尚；双手号脉，著书百万言……
老中医名叫熊寥笙，1905年8月24日生于重庆巴县，跨过了整整一个世纪不平凡里程的老人即将步入他105岁的人生。他也是记者听说、见到的中医界年龄最高的老寿星了。
见到熊寥笙先生，是在重庆市中医院的病房里。据家人介绍，今年4月央视夕阳红栏目的记者采访时，熊老思路清晰，精神矍铄，谈了40多分钟。一周前因胃出血，住院输液，未能进食，故说话有些无力。但见记者来访，老先生执意要坐起来。谈起中医中药，熊老略作思考，声音提高了许多，“中医中药要进一步发展，中医中药不能分开。中国还是要靠中医，中医辨证论治，用药灵活，应用范围很广。中药一定要把真伪弄清楚，现在社会上假药很多，影响了中医的声誉。”他还特意告诉记者，他出了一本书，介绍了700种中药，对后人学习中医会有帮助。
力挽中医 30年代主编《国医周刊》
  1927年，22岁的熊寥笙，师承同乡马祖培先生学习中医。1930年，悬壶渝州。次年，入上海丹溪学社，参师陈无咎先生学技，深研丹溪之学。1933年，任巴县国医传习所药物教授。
上世纪30年代，国民党反动政府“重西轻中”甚嚣尘上，有人甚至将中医污为“伪医”、“旧医”，消灭中医之声此起彼伏；同时，巴蜀中医学术风气低沉。当时，熊寥笙是重庆《新蜀报》副刊《国医周刊》的主编。他积极撰文驳斥对中医的荒谬攻击，宣扬中医学术理论，倾力拯救中医于危亡，首开宣扬国医学文化之风。
他坚持以天人相应观及整体恒动观为核心的学术思想，倡导“八纲辨证，八法论治”的古训，并将八纲、八法操纵于规矩之中，神明于规矩之外。
岁寒三友   渝中医界成佳话
解放前后，熊寥笙与吴棹仙（重庆市中医院第一任院长，成都中医学院医经教研室兼针灸教研室主任，曾向毛主席敬献“子午流注环周图”)、任应秋（曾任北京中医学院中医系主任)就是多年至交，交往亲密。他们在一起时，品茶饮酒，吟诗作文，谈医论道，为中医事业呼吁，为承传中医学术切磋，并从中获得益友之乐。他们三人志趣相投，自比松竹梅，“岁寒三友”成为佳话。
熊老常常谈起，吴老记忆超群，精通伤寒、金匮、能背诵全文，其古诗也作得很好。他在吴棹仙先生百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曾为其题词：“一代医宗，泰山北斗，八法灵龟，得心应手，金针一颗，万病全瘳，活人无算，驰誉神州”。对任应秋先生的医学成就，熊老评价也很高，称“任老学识渊博，集医哲文史于一身”。还说，“任老和吴老可称中医的活字典”。 上世纪50年代，吴老和任老先后被北京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聘用讲学，培养中医高级人才。
熊老常常深情地回忆起他们之间的友谊，并即兴吟诗，流传至今：“松竹梅，岁寒三友，桃李杏，春风一家；吴熊任，继承绝学，马郭焦，羽翼长沙”（注：马郭焦，重庆中医后起之秀、中医名家马有度、郭铭信、焦以南)。
熊老说，是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共同的兴趣和学术交流增进了他们的友谊，继承和发展中医学术成了他们追求的目标。
如今，岁寒三友，两位已仙逝。
经历坎坷   为中医鼓与呼
   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熊老曾任西南卫生部中医科科员，1954年，任重庆市卫生局第一任中医科科长，创办重庆市第一中医院、第二中医院。1964年任重庆市中医研究所副所长。
熊老一生经历坎坷，曾被错划右派。他淡泊名利，为人正直，谦虚豁达。他曾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候补委员、农工重庆市委副主委，现任农工中央咨监委员；他是重庆市政协第五、六、七届委员，重庆市第十、十一、十二届人大代表，上世纪80年代还曾连任两届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熊老撰写大量提案、议案，呼吁创办重庆中医学院，为重庆市中医事业的振兴和发展鼓与呼。上世纪80年代后期退休后，他仍亲自参加全国古典医著师资培训进修班、全国急症培训班的授课。
双手号脉   著书百万言
熊老从事中医70余春秋，医理精深，医技精湛，医德高尚，重庆中医界有口皆碑。他一生喜读内、难二经，精通《伤寒论》、《金匮要略》及《温病条辨》等中医经典，对温病惊、厥、闭、脱等危重症的辨证及治疗论述尤深，善用经方治病。当年找他看病的患者排成长龙，熊老双手号脉，每天诊病百余人，在中医院里堪称一绝。
他还在国内首创人参针、附片针，用于水肿病防治疗效显著，他参与研制的生脉注射液至今仍在国内药厂生产，年销数亿；为重庆化工烧伤医院开发了系列中药烧伤院内制剂；应用中医药治疗肾盂肾炎，在短时间内将临床疗效提高到国内先进水平，成为1965年全国13项中医成果之一。
熊老70多岁时开始著书立说，撰写了《伤寒名案选新注》、《中医难症论治》、《金匮名案选新注》、《七百味常用中草药歌括》等百万余言的著作，毫不保留地将治学经验和临床体会介绍给后人。《七百味常用中草药歌括》一书还获得了重庆市科技成果奖。
1985年，四川省政府授予他劳动模范称号，同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授予他名中医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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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足常乐为长寿秘诀
熊老是老中医，世人一定以为他有长生不老的灵药。其实，熊老也曾身体不佳，其子女透露，病重时他曾三次写过遗嘱，但仍然恢复了健康。
熊老毕生喜读书，尤爱钻研中医药学和佛学。他认为，中医防病治病是养生的一个核心内容，防病治病的最好办法就是充分调动和利用本身具有的抗病能力和康复能力，熊老说，佛教的修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这种作用。
熊老认为：一个人长寿，首先要心理健康，而知足常乐，更为重要。归纳熊老长寿之道有五个方面：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心胸开阔，性格随和；心地善良，助人为乐；心正心诚，心静生慧；坚持阅读，常撰论著。
熊老精力充沛，思维敏捷，声音宏亮，语言含蓄哲理。他曾手书《养心健身箴》，赐予儿女作为共勉：“静以养神，动以强身；乐以解忧，寿以全真；恬淡寡欲，保精长生；性情舒畅，心神自宁；饮食有节，百病不侵。临事谨慎，化险为夷；意粗性躁，一事无成；心气平和，千祥云集；知足常乐，百福姘臻；忙里偷闲，永保青春。”表达了他心静如水、乐观向上的颐养之道。
从重庆市中医院院长位置退休后的熊老，与子女居住于不足50平方米的旧房，整日与书为伴，深居简出，自甘淡泊，朴素衣装，粗茶淡饭，至今，周围的邻居只知他是一位善良可亲的慈祥老人。

中醫前輩，中醫楷模。敬！

向前辈致敬

院长常跟我们讲，做中医要耐得住寂寞，安守清贫，恬淡自如，能做到来前辈如此，岂止是不易！

敬佩前辈

我辈当向前贤致敬，向先辈学习，不怕寂寞清贫，传承中医，济世活人。

   有谁能够把照片里面的人一一列举出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