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讲 治未病和预防
——中西医预防思想和手段
广义的预防思想和措施，已经贯彻在当代社会的一切活动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如环境保护，如生态保护，如食品饮料饮水卫生标准，如居住卫生标准，如服装卫生标准，如放射物管制和放射监测，如农药和杀虫剂使用限制，如基因工程产物的管制，如城市建设，如一切原材料卫生标准，如工业卫生，如学校卫生，如军队卫生，如心理卫生教育，如婚前教育，如卫生常识宣传等等。总之，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衣食住行婚，城市、乡村、山河湖海、天上地下，凡人类一切生产、生活所到之处，都要体现预防为主的思想，也差不多都有相应措施。这一切预防理论和措施的直接或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保护人类的健康。
传统上所谓切断传染、感染环节或途径，杀灭致病微生物和寄生虫，预防接种，职业病和地方病防治等理论和措施，虽然也大大丰富，但只是现代预防医学的一小部分。
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人类活动中的使用，使当代人类面临的预防问题十分复杂，也只有当代科学技术能提供相应的预防措施。古代科学技术不足以担当现代预防任务。
一 中医的预防思想和手段
１．传统预防思想
中医传统理论中具有可贵的预防思想。《内经》说：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兵，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
我国先民，具有预防思想传统。早在甲骨文中，就有政府组织打扫卫生的记载。至迟在战国时代，就有了当时的环境和资源保护法令。那时，禁止“竭泽而渔”，禁止“覆巢”毁卵捕雏，禁止杀死幼小猎物，禁止烧毁山林草场。早在春秋之前，就禁止近亲结婚。
上述预防思想和采取的措施，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今天看来，古代预防措施就远远不足。
古代预防思想也有消极方面。这主要是受崇古思想影响。《内经》说：
“帝曰：上古圣人作汤液醪醴，为而不用何也？歧伯曰：……以为备耳。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气时至，服之万全。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歧伯曰：当今之世，必齐毒药攻其中，镵石针艾攻其外也。”（《素问?汤液醪醴论》)
在中国古代，长时期站主导地位的儒家和道家思想都崇古。他们认为，越是远古，人们的思想道德和社会组织越完美，健康水平越高。上古人不得病，得病也很好治。后世人的健康水平日渐恶化，是世风日下的结果。这种思想虽然不能说全无是处，回归自然的思潮现在也有可取的一面，但是，社会发展却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医学只能设法与社会相适应。
先圣怎样教导人们预防疾病呢？《内经》说：
“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邪僻不至，长生久视。”（《灵枢?本神》)
“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气从以顺，各从其欲，皆得所愿。故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yin邪不能惑其心，愚智贤不肖不惧于物，故合于道，所以能年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也。”（《素问?上古天真论》)
类似教导还有多处，概括说是两方面。
一方面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内容就是顺应四时，这是农业社会必有的思想。顺应四时自然是必要的，不过，只做到这一步，也只适用于农业社会。今天就远远不够了。
另一方面是处理好人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内容就是“恬淡虚无”和“精神内守”，这是道家思想，今天看来也颇有可取之处。能够作到上述要求，自然很好，问题是大多数人不可能作到。现代人的嗜欲，更难抑制。
还有一点是处理好男女关系。即所谓节阴阳——有节制的性生活。中医很重视这一点。
２．传统预防手段
中医认为，外感病因就是风寒暑湿（六yin说有多余因素，此前多次述及)。现代人大多没有温饱问题，或者能够避免外感。
但有些疾病与风寒暑湿无直接关系。《内经》说：
“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乎？”（《素问?刺法论》)这就是传染病。
传染病预防，是一个老问题，古时怎么办呢？
“歧伯对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左行于东，化作林木。次想白气自肺而出，右行于西，化作戈甲。次想赤气自心而出，南行于上，化作焰明。次想黑气自肾而出，北行于下，化作水。次想黄气自脾气而出，存于中央，化作土。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疫室。”（《素问?刺法论》)
这段见于《素问》遗篇的话，是典型的五行学说推演，又是道家的发挥。如此心理调整，是否可预防传染呢？笔者相信有一定作用。不过，儿童显然做不到这么复杂的想象以调整心理状态。
其它古代预防知识和手段最值得介绍的如下：
一是预防病从口入。
病从口入至今还有重要意义，数十年之前，就更重要，故孔夫子对饮食卫生的讲究很值得介绍。他的原则是：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
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
姜食，不多食。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
这些虽然都是那时上等人的讲究，有的还出于“礼”的需要，但毕竟大部分内容是为了防止病从口入。
二是人痘接种预防
天花。
人痘术在我国和世界预防医学史上，都是一件大事。已故医学史家范行准先生在《中国预防医学史》中花了极大的篇幅介绍此术。要点如下：
据清初朱纯嘏《痘疹定论》云：宋真宗（公元11世纪)时，有峨嵋山人为丞相王旦之子王素接种人痘。这是我国人痘接种术的最早记载。史料证明，16世纪下半叶，用人痘接种术预防天花已经在我国民间广泛流传。清初张琰《种痘新书》载：其祖上数代种痘，“种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人耳。”
《医宗金鉴》介绍了四种种痘法：
（1)痘衣法 把痘疮患者的内衣给接种的人穿上，以引起感染，这是最原始的一种方法；
（2)痘浆法 采取痘疮的泡浆，用
棉花蘸塞于被接种者的鼻孔，以引起感染；
（3)旱苗法 采取痘痂，研末，以银管吹入鼻孔；
（4)水苗法 采取痘痂调湿，用棉花蘸塞于鼻孔。
早期的种痘术，所采用的是天花的痂或浆，叫做“时苗”。这类疫苗危险性大，有时可造成一次人工接种的天花。我国人民在种痘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取得选择苗种的经验。清代郑望颐《种痘方》中主张用毒力减低的“熟苗”，并提出在小儿身上连续接种以养苗。从而提高了种痘的有效率与安全性。
我国人痘接种术不久即引起其他国家的注重和仿效。1652年，名医龚廷贤的弟子戴曼公到日本时，曾带去了这种方法；公元1688年俄国首先派医生来北京学习种痘；18世纪20 年代以后，人痘接种术传人土耳其、英国等地，它比英国医生琴纳发明的种
牛痘预防天花至少要早500余年。由此可见，我国人痘接种法不愧为世界人工免疫学的先驱。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伏尔泰就曾对人痘接种术倍加赞扬：他说：“我听说一百年来，中国人就有这种习惯，这是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讲礼貌的一个民族的伟大先例和榜样。”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却不得不从西方引进牛痘术，最后消灭天花。
只此一点，就值得当代理论家们深思
若问：为什么古代没有现代预防传染病的手段？
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那时不可能认识致病微生物。所以，此后中医又有各种各样的传染病预防措施，有的办法至今还有人用。却已经不能作为正规手段了。
面对２００３年的“非典”和目前流行的“禽流感”，中医非常被动。显然应该承认，中医消化改造经验知识能力不足，必须借助现代医学和有关科学理论和手段才能发扬提高。
二 现代预防理论、手段和组织
在预防医学方面，没有多少具体的中西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待探讨。笔者更不是预防医学专家。但是，当代中医的知识结构，在预防医学方面缺陷最明显。而且，越是理论家，缺乏预防医学知识的人越多。
固然不应该要求中医精通现代预防医学，但是，青年一代中医显然应该比非医界的人了解更多的有关常识。
关于现代预防医学，有两点值得特别强调
一是预防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二是全面使用高科技。
以下略作介绍。
１．现代预防医学的社会化和全球化
为了说明现代预防的社会化和全球化，有必要简单介绍一下，当今世界和我国的预防医学管理和实施组织。
联合国设有世界卫生组织（WHO)。它的主要职能之一是协调全世界的卫生预防。
我国的预防机构在中央一级有：
国家海关检疫、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爱委会)、中央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卫生部防疫司和妇幼卫生司。（最近有的机构撤销了，有的改变了机构名称)
它们都有相应的地方行政主管部门和业务实施机构。
国家海关检疫是代表国家主权的一个方面。就代表国家主权而言，海关检疫只有中央一级主管部门，附属于国家海关总署。除中央特别授权（如特区)外，其它海关所在地方的检疫部门，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但有些事务交由地方代管)。其职能是主管一切出入境检疫事宜。其中尤以人员、动植物和食品原料检疫为主。
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是我国特有的卫生组织。它始于抗美援朝时期的反细菌战运动，体现了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方针。各省市自治区和目前的县市也有“爱委会”，由多个政府部门的指派领导人组成，常设办公机构一般在当地卫生厅局。其职能是监督一般卫生状况，组织群众性卫生运动并指导一般卫生宣传。
地方病防治领导小组是党直接领导卫生工作的一个特殊组织，用以协调地方病常常涉及的跨省市、跨地区、跨行业协作问题。小组的中央一级，分南方和北方两个组。该组织一般设到省市自治区一级为止。往下即归卫生局主管。小组是政策指导和组织协调机构，重点疫区设专病（如河北省
鼠疫防治所、南方很多地方设
血吸虫病防治所)或地方病防治所，完成业务工作。非重点疫区，具体业务由卫生部门承办。
卫生部防疫司（最近改名为疾病控制司)，是卫生部的职能部门。各省市自治区直到目前的省辖地市都设有相应的主管部门。其业务部门是各级卫生防疫站。不久前其主要工作还是疾病防疫、工业卫生、食品卫生、空气饮水卫生、学校卫生、卫生宣传等。近来，原直属卫生厅局的职业病防治所、放射研究所等已和卫生防疫站合并。合并之后大多改称“疾病控制中心”。
卫生部妇幼卫生司，也是卫生部的职能部门。到目前为止，省市自治区和地县市基本上都设有行政和业务主管部门。其业务机构是各级妇幼保健站。妇幼保健与计划生育相结合，乡镇和行政村都有其主管人员。
我国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从中央到地方的计划生育系统。因为遗传病预防，已经并正在成为现代预防医学的尖端和非常有意义的领域。在今后的预防工作中，这个系统和妇幼保健部门，重要性将日益突出。
现代预防概念是世界性的。各国中央卫生主管部门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之间，要经常保持信息联系，成员国有完成预防承诺的责任和义务。
世界性合作预防疾病的重大成果有天花的消灭等。目前对
艾滋病的预防，也采取了全世界合作的形式。
五十多年来，我国预防医学的成就十分引人注目。如鼠疫的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基本消灭、
疟疾大体消灭、结核病的全面控制等。它如防治
布氏杆菌病、
克山病、
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克汀病和地方性
氟中毒都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些病种大都被消灭或得以严格控制。至于妇幼保健、计划生育、工业卫生、食品饮水卫生、环境保护和环境卫生等方面，更几乎都是从无到有而且很快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在传统的预防接种方面，近年来我国已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特别是儿童计划免疫方面，我国是在近年才具备了全面实施的物质设备和技术条件。
社会化的预防，不仅需要预防医学知识和手段，还需要其它公共设施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更需要社会化的组织管理。后二者不再介绍。众所周知，我国几乎已经对所有重要预防问题制订了相关法律。
２．现代预防和高科技
关于“非典”的预防，也许足以说明现代预防措施或手段的高科技含量。
最后确认，此病的病因是一种冠状病毒。病毒的鉴定，无例外地需要分子生物学、特别是DNA技术。不过，“非典”之类的病毒性疾病预防，只有DNA技术还不够。确认病毒之后，随之需要追查病毒来源，汇总各方面信息，协调各方面工作，与世界卫生组织和相关国家合作。这些都必须有各种高科技支持。至于快速研制疫苗和有效药物，则必须有病毒学专家、药物学专家、临床专家共同参与，而且必须具备高科技设施。其它具体问题如：北京快速建立高标准的应急性医院，就更不限于单纯的医学高科技问题。大约十年前，我国还不具备这种高投入、高科技的应急能力，虽然至今与发达国家的水平还有相当距离。
计划免疫是另一种高科技预防工作。它不是应急措施，高科技的疫苗，甚至可以依赖进口，但是，1980年之前，我国无法全面实施计划免疫。其实，疫苗全备之后，需要的只是冰箱普及，而那时我国县级防疫和医疗机构还只配备很少的、落后的冰箱。于是，需要低温保存的疫苗无法传送到县以下。
预防医学知识和手段，基本上属于纯医学科学技术问题。有关理论和技术问题，不必也不可能在本文中详细介绍。以下再举几个重要内容供参考。如：
大气层和空气监测；饮水和水资源监测；土壤监测；食品卫生监督；动植物体内毒物残留监测；城市污水和垃圾处理；工业污染管理；儿童和青少年发育营养调查；妇女孕产期特别是围产期保健；遗传病预防；老年病预防；心理卫生；心脑血管病、
糖尿病、癌瘤等现代高发病的
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等等。
３．非特异性免疫手段
这方面的主要药物有：人胎盘
丙种球蛋白、胎盘脂多糖、
人血丙种球蛋白、
胸腺素、干扰素等。它们都是非特异地提高人体免疫力的现代药物。临床上有一定疗效，主要用于虚弱患者反复
感冒或预防其它病毒性感染。据笔者的经验，其疗效不比适当使用中医补益方剂好，而且有一定的副作用或过敏现象，必要时最好中西医结合提高免疫力。
不能要求临床医生同时是预防医学专家，但是，所有现代医生对上述预防问题都应该有足够的常识。如果没有，甚至连有关科普读物也不能基本上读懂，就不仅不能视为合格的医生，也不能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社会成员。
附：比较热病学史之反思
——论疗效不足恃
按：这篇反思是为了让读者理解预防的重要性。内容限于热性病或狭义地说——传染病预防，大概更容易被非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特别是有关中医同道接受。显然，所谓当代预防医学，远远不止热性病预防。不过，笔者相信，理解本文对理解现代预防医学体系有很大的帮助。
此文写于17年前，当时也不是什么新见解，现在看来更是有些陈旧。谨附于此，供参考。
数十年前，威胁人类生命的大敌是热病。近三四十年来，热病逐渐让位于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等（热病致死仍仅次于上述疾病)。这种变化已是常识。然而，笔者仍为现代社会战胜热病的速度震惊。
近几年，多做教学，少做临床工作。问新生对热病的感性知识，竟发现曾患疟疾者百无一二，曾患
痢疾者百无四五。反思笔者的同龄人，不敢说多数人得过这两种病，但多数人不必学医便能粗述其症状是无疑的（塞外人或不知疟疾)。回忆笔者初作医生时，同事们年年为此付出大量劳动，高发季节，常有药品供不应求。十年变化，面目全非，岂不发人深省。
然而，笔者也生不逢时，没见过鼠疫、
霍乱、天花、
黑热病、
黄热病、
白喉、性病等对人类威胁最大的烈性传染病。这些病应为长我20岁的同道所熟知。由此以往，再过二十年，我们进入二十世纪初，又是什么景象呢？我本人的知识构成届时还会适应吗？目前的在校生到那时适值壮年，当前的教育应该为他们的未来作些什么准备呢？未来学家们对这些问题已有许多较一致的看法。笔者相信，对未来20—30年的预测大体是可靠的。医学史家往往瞻前顾后，我们再来看过去。
中国古代医家最著名者，以热病专家为多，如张仲景、刘完素、
吴有性、叶天士等。直至近代，最有成就的中医仍以善治热病成名。如张锡纯善用
石膏治寒温，恽铁樵用
麻杏石甘汤治腥红热，均为人熟知。那时，中医最足以以己之长与西医抗辩者，即讥西医治热病效果不佳。拙作《近代中西医论争史》，载有陆渊雷批评西医对传染病重诊断而疗效不佳的文字，可供参考，兹不再录。时贤或以其文不雅训，批评拙作不宜编入。但我至今不悔，因为从中确可看出中西医论争的学术根源。当今医界名家不见得人人明白个中真谛。
陆氏的文章发表于1929年，四十年后，笔者开始治病。临床十年，常苦于与热病纠缠。疟、痢之外，时有流行的病种为
麻疹、流脑、乙脑、小儿麻痹、腥红热等。每至高峰，人心恐慌，卫生部门紧张。尽管西医特效疗法已大大丰富，死亡者亦常有。其时在基层处理这些问题以西医为主，而中西兼用。从患者利益出发，并无门户之见。此事应从1954年说起。
1954年，河北省石家庄市，以中医为主治疗乙脑取得突破，是解放后发掘中医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成果。此后迅速推广至全国。至笔者治病时，早已成为常规。更推而广之，其它热病亦多中西结合治疗。然而，至笔者脱离临床时，乙脑已少见。时隔八年，据最近统计，绝大多数传染病发病率均大幅度率下降，尤以乙脑，小儿麻痹为明显。以河北省为例，1985年全省报告乙脑263例，小儿麻痹13例，其中只有乙脑病死亡23例。笔者相信，十年之内，乙脑和小儿麻痹将基本绝迹。
二十年前，笔者在南方学医，知道南方有几种常见的传染病少见于北方。如血吸虫病、
钩端螺旋体病、
钩虫病、
丝虫病等即是。黄癣在某些局部之多见亦令人忧虑。今不在南方看病又十余年，已无感性知识。查看《中国卫生年鉴》可知，这些病亦可望在十数年内基本消灭。
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传染病院或传染病科的患者即以痢疾，肝炎最多，国内大体相同。二者之中，又以肝炎为主。这两种病均有很古老的历史。唯肝炎病被西医认出，是较晚近的事。笔者欣喜地发现，肝炎极可能早于痢疾被消灭（洪钧按：当时对此过于乐观)。痢疾在我国基本消灭也不是很遥远的事了。不仅上述疾病可于近期消灭，笔者相信，所有传统上认为属传染病者，均可望于2000年左右被基本消灭，而渐渐在医家和世人心目中淡漠。再研究它们主要是医学史家的事情了。
不过，传染病不等于全部热病，即使传染病也有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可能消灭或出现新病种。（浅见以为中医可能在艾滋病的治疗上有所贡献。)目前，处理热病仍是临床工作的重要方面之一。只不过不像数十年前那样治不胜治，防不胜防，或束手无策了，更不会造成很多人短期死亡了。今日在基层作保健工作的同道们，处理最多的病种是感冒。这是当代最重要的，也是人类最难征服的热病。感冒在1919年前曾有多次世界性大流行，当时对其并发症特效疗法尚少，曾夺去大批人的生命。1950－1970年又有过数次大流行，因处理并发症手段改进，死亡率已很低。近年来，虽然感冒局部小流行无处无年不见，而一般预后很好，只是仍需大量消耗社会的人力、物力、财力。
据说，相当张仲景写《
伤寒论》的前后百年间，不仅中国出现过“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举族而丧”的惨象，那时的大疫亦曾横扫亚、欧、非三大洲，导致西罗马帝国衰亡。此后，中外文献均常见大疫。古时，战乱、灾荒之后必有大疫是理所当然的。与战乱、灾荒无关的大疫亦动辄死亡上万或至数十万，此种例子举不胜举。
今后，人类也许再也不会目睹大疫之后，赤地千里，横尸百万、城廓空虚，田园荒芜的景象了。当代人类平均寿命普遍提高主要归功于热病学进步。
若问，热病学如此造福人类的原因何在？今敢断言，并非由于临床疗效的提高。任何特效疗法的发明与推广，均不可能阻止热病流行，更不能使之消灭。欲消灭某种热病，必先有特效预防手段的发明，而后实行社会化的预防。推而广之，这一结论亦适于一切流行病。当然，某些特效疗法本身，亦可兼做预防手段，不赘述。
欲说明这一结论，不必证以世界医学史，中医热病学史即足为据。
先举疟疾为例。
自《内经》时代，中医对其症状观察已甚详，几不亚于当代普通医生的经验。发明较可靠的疗法不晚于汉末。然而，此病始终为中国大害，故综合性方书无不视为大病而专章论述。金人张子和《儒门事亲》说：“余亲见泰和六年丙寅（公元1206年)征南师旅大举，至明年军回，是岁瘴疬杀人，莫知其数。昏瞀懊憹，十死八九……次岁疟病大作，侯王官吏，上下皆病，轻者旬月，甚者弥年。”（张更生点校 《儒门事亲?卷一》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第１版 １７页)古人每谪守云贵或用兵于西南，必先顾虑疟疾伤人，不仅金代为然。无论伤寒学家、温病学家均重视此病，而终于治不胜治。至解放初，此病仍在20余省、市、自治区流行。一般年份，估计发病5千万人。因预防不力，七十年代初，黄淮平原和江汉平原仍发生大面积暴发流行。1973年，苏、鲁、鄂、豫、皖五省发病1，298万人。目前，此五省发病人数约占全国发病总数的80％，以往流行猖獗的云贵两广等省，因预防有力，反近消灭。我们对消灭此病大可乐观。
中医对霍乱的诊断和治疗定型亦大体与疟疾同时。古时未能严格区分急性胃肠炎、细菌性食物中毒和真霍乱。然而，诸方书论霍乱重视的仍是西医所称霍乱。近人考定真霍乱自1820年传入中国，并引此后数年各地流行资料为据，其实并不完全可靠。《外台秘要》辑霍乱特重“转筋”，云“凡转筋能杀人，起死之法，无过于灸”。应承认那时已有真霍乱（西医所谓古典型霍乱)。李东垣《内外伤辨惑论》记元人围攻大梁（今开封)半月，因疫病作而解围，后百日内城内大疫病死约百万人。李氏视为内伤，出于门户之见。近有学者指为鼠疫或真霍乱，而受攻击。（当时是否鼠疫或霍乱可进一步考证，然攻击者意不在此。)笔者以为，中国有记载的鼠疫或霍乱为害之残暴莫如此时。
1901年北京霍乱流行，中医治疗效果远较西医为好，因而为西人重视。然此后，仍不时流行。1932年不全统计，城市流行三百多处，患者近十万，死亡三万余。解放后，古典霍乱已绝迹，副霍乱偶在局部流行，然其病甚轻，已不构成威胁。霍乱之消灭亦归功于预防。
鼠疫或系域外传入（近代国外医界认为鼠疫中心在中国)。读者多知道师道南“鼠死行”及《俞曲园笔记》所载史实。当时，“人死如坼堵，”“其得活者，千百中一二而已”。至1911年鼠疫传入东北，当时哈尔滨居民二万，死亡六千。张锡纯论鼠疫，谓《千金方》之“恶核病”似为鼠疫，恐更近
恙虫病等（鼠疫常见三型，仅见一型，故不可靠)。近代中医或有治愈腺鼠疫者，治愈肺鼠疫者则未闻。此病未及中医细研治法（有专书)即已获得良好预防效果。解放后基本绝迹，笔者未曾见此病，我国至今仍列其为法定传染病之首，防范不怠。
猩红热，中医称喉痧，有专书。此病不若鼠疫、霍乱可怕。然1902年上海流行时，死亡1500人。其病死率不如白喉高，但发病率特高。因此，自天花控制后，它成为儿科病中第一大病。近代名医张锡纯、恽铁樵均善治此病，然恽氏最聪慧之爱子竟死于此病。笔者专业临证时，此病仍常见，经验所及，无治死者。后渐少见，近年疫情报告愈少。
即便中医泛称之伤寒，并未因《伤寒论》出而匿迹。《外台秘要》之印行，即因宋皇佑间“南方州军，连年疾疫、瘴疠，其尤甚处，一州有死十余万人。”张元素主“古方不宜治今病”，张子和教人“莫滞仲景纸上语”都说明其疗效并不满意。温病学家出，竟说遇百温病方有一伤寒、遇百伤寒方有一阴证。然则，温病学派之疗效亦不能令人满意。学而不精者不必举，即其制法人，如叶天士据舌诊有死证十余条，吴塘综温病死法五大端。其时，常医治温病重证亦约半死半生。自清初至近代，温病学家辈出之地莫如吴县、武进。杭嘉湖一带温病名医随处皆是，然其病温而死者，不比它处少，大疫之兴或比别处多。明乎此，即知治疗不足恃。
然而，医界至今多执迷不悟。善讲《伤寒论》即博得一代盛名。考研究生死背
桂枝、
麻黄加减、温病初起辨证。考其实际，恒终岁不一用
麻黄汤，银翘、桑菊，轻描淡写，顺手拈来，用甚滥、效稀见。陷胸、通脉、复脉法或成屠龙之技，用承气、白虎法亦每临证胆寒。中医热病学面临危机，不言而喻。
说到这里，人们自然会问：中医自《内经》时代便力主“不治已病，治未病”，为什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建立的体系无力承担近代热病预防任务？
欲回答这一问题，几乎要说到中医体系的全部缺点。本书重在临床，不做纯基础理论探讨。以下仍结合临床常识说明问题的症结。
十年前，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地球上消灭了天花。那是到那时为止人类与疾病斗争的最伟大的成就。众所周知，预防天花的手段源于中国。但是，人痘术若只限在中医体系内发展，最终仍不足以消灭天花。这不仅由于人痘术的经验性和技术上的缺陷，还由于中医理论框架，不可能使这种经验技术得到严密的理论说明。无论是早期的热毒说，还是后期的胎毒说，均不足以启发建立现代免疫概念。人痘术在温病学盛行的时代流行了数百年，大医学家多不予重视，即由于中医体系吸收、消化、提高经验性技术的能力不足。倒是康熙皇帝的直觉更有远见，人痘术传入西方与他提倡人痘术分不开。
一旦经验性技术需要借助于微观世界的知识时，中医热病体系的缺点就十分突出。人痘术最初改造为牛痘术时，仍是经验性的。然而，西方医学提供了在微观世界揭示其秘密的环境条件。上世纪末，一旦微生物病因学建立，这一秘密便迅速大白于天下。微生物病因学建立之神速（免疫学随之产生)，并非西方医学自身的突变。此前与医学无直接关系的微生物研究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发现微生物致病和建立免疫概念都已经由其它学科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到了瓜熟蒂落或一点即透的程度。
现代免疫实践是社会化的，然而，其理论和技术核心仍然是对免疫现象的微观认识。中医理论没有经过这一阶段，而且至今仍有排斥认识微世界的一面。这就是为什么近百年来西医连续取得各种自动免疫，被动免疫，细胞免疫，体液免疫等理论和技术方面的突破，取得良好效果（预防
破伤风、白喉、
百日咳、
狂犬病、伤寒、
炭疽、小儿麻痹、乙脑、麻疹、肝炎等疾病的生物制品均系近百年的成就)，而中医仍只能集中力量发掘疗法，实际上，不少疗法日益难找到病人。
消灭或控制热病（或狭义些说——传染病)并非全靠免疫。血吸虫病的预防也许是最复杂、最典型的另一套办法。疫源地调查，中间宿主杀灭，终宿主（现症病人和动物)处理，控制人畜接触疫源水等等，均很难作好，需动员全社会努力。但是，在不了解血吸虫生活史时，根本不会想到上述措施。血吸虫病是我国最古老的病种之一，也是为害最烈的传染病之一。有人说甲骨文里就有指此病的字，但中医理论不可能认识它。此病不同阶段的临床表现可与伤寒、温病、痢、溪毒、骨蒸、疟母、黄病、疸病、蛊胀等相混。没有从宏观到微观连续细致观察，不可能将如此复杂的各种临床表现都归结到同一病因去。华佗无奈小虫何，是因为他不可能认识这种小虫。
预防其它有中间宿主或通过病媒昆虫传染的疾病，和预防血吸虫病大致类似。总之，要想多方面切断传染环节，必须对传染过程有本质的认识。这在西医也是很晚近的事。比如1883年才知道蚊子传染疟疾，对肝炎病毒的详细研究不过是近20余年的事。
医学史家不应该忽视我们的祖先对传染和免疫的某些认识。现行温病学教材总论中，几乎搜集了古文献中全部有关记述。不过，笔者认为，倘无现代医学对比，温病学家至今仍然认识不到这些零星记载的实质意义。古代热病理论，没有比吴又可的戾气说更足的启发医家研究微观世界，寻找防疫手段的了。然而，吴氏之后，由于传统理论的严重惰性，不仅未向这一方向迈进，反而形成了比伤寒学说更接近《内经》体系的温病理论，吴有性之后的温病学家远无张仲景那种冲破旧说的胆识。
1850年左右，西医作为一个体系传入中国时，还没微生物病因说，治热病效不佳，其它临床效果也很不能令人满意，卫生防疫理论尚未形成，故中医对这一体系长时期持怀疑态度，或漠然置之，高枕无忧。再后，则以为可平起坐，互通长短而已。更后则日感危机，但求自保。时至今日，我们倘仍只习惯于向后学数家珍，那么，一两代人之后，这些家珍大都成为历史陈迹，被社会实际需要淘汰。那时，岂不愧对历代先贤。
医学的社会职能是卫生——保命，需知，社会成员为保命最讲实用，他们不会像某些时贤那样，宁死不用别家更保险的办法。其实，就是那些讳言己短的人，又有几个能将自己的“观点”施之于自身及家人呢！生当今日，实在没有必要画地为牢，走自我限制之路了。当今为人师长者尤不可对此闭目塞听。教育主要不是培养善治某一证的“专家”，而是培养全社会需要的通才。考虑到学术发展的连续性，教育必须从长计议，面向未来，使学生所学知识在较长时间内与社会需要相适应。即使需要更新知识，亦为他们日后更新知识打下基础。凡为师长，不可因自己曾治愈几个疑难病，即认为传授给弟子便足以供他们受用无穷，教热病尤其如此。当代对付热病从治疗到预防都是社会化的，发展极快。数十年前的病案，多已过时，近年病案，也仅反映特殊现象。经典加个案的教材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无论为人类计，为国家民族计，为医学学术计，为个人专业计，振兴之道只有顺乎科学之潮流，适应民众之需求，方为万全。
笔者比较热病学史，反思如上。自觉均属常识，羞与专家言，读者若以为用意可取，则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