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
苏生家境清寒，幼年就丧了父母。
嫁给朱家的姨母把我带在身旁，攻书上学。自从学医成业之后，机会还不差，偶然看好几个病，自己以为了不起，因为人缘还好，口碑也还好，因此我很自负。
那年姨丈朱季安罹了
伤寒病，我照例先与辛散宣解，汗出热不减。照我的经验，知道此病不易速痊，为了审慎起见，就延聘了某名医来诊治。他认为姨丈是阴虚朋友，汗多伤阴，邪热反炽，所以主张滋清。大家因为他是个名家，据说他有断生断死的本领，方案相当漂亮，所以我也很赞同他的措施。可是一天一天的诊治，病况一天一天的恶化，从烦躁到谵语到
昏迷，他说这是一个历程，他还预测以后应当恶化到如何程度，然后可以逆转为安。大家信任他，我也信任他，因为他的方案越来越美丽了。在病的第十天，病态不大妙，神志晦涩，呼吸浅表，时时有发厥之象，我打电话问他，他说这是“转”，一转就有希望的。我们邀他拔号出诊，他晌午才来。这时姨丈已经奄奄一息，他匆匆一看，对我说，这是“转”，叫他们不要慌张，他匆匆地去了。他还没出大门，里面已经哭声号啕，素称强健无病的老人家，就此与世长逝了。
这次的经验使我对于名医有了深切的认识。
不幸的事情真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在姨丈亡故的第二个星期，承继父业的大表兄朱仰荪又病倒了。病倒却在南汇故里，乡间无名医，当然又是我挡了一个头阵。两帖药不灵，样子又是伤寒，而且症状和姨丈是一个路子。他们慌了，和我商议，我当时主张不宜再请那些赫赫有名的时医，我们应当找寻一个素有学识的医家比较妥善些。他们同意我的主张，但是茫茫医界，究竟谁是学者呢？在那时××报的顾问某先生，常常有著作在报端发表，问病答方，说来头头是道，我与他素昧生平，然而心仪已久，于是决定推荐了他。病家也很满意，因为“行交行”，总比较靠得住的，他们就重金敦请这位先生专车下乡。他主张下夺，说非此不足以肃清陈莝。三帖药之后，病情照样变了。我自作主张来给他一帖滋阴开窍，乡下的医生又加上一付清宫
牛黄，病情没转机，格外地糟了。他们怪到墙门的风水不好，延了和尚道士，七敲八敲，把病人敲上了西天！
在亲戚悲愤抱怨的气氛中，我自觉没趣，悄悄地溜回了上海。这一次的教训使我增加了不少的空虚，激发了学习的热潮。这时我个人的机会却很好，盐务总局请我担任了医官，同时又担任了两个大学的校医。病人的文化水准很高，逼得我加紧学习，努力模仿，在短短两年中，把生理、病理、诊断等西医书，看懂了粗枝大叶，再加上了词藻思辩的伪装，居然面目一新。人家对我印象很好，业务竟然不差，因为有了固定收入，生活很安定，因此我又沾沾然自负起来。
一九四一年冬天，第二个表兄朱仰山又病了，病了又是伤寒。开始就是伤寒专家看的，七八天不见效，烦躁得很厉害，又找我去看。我根据过去经验，自以为很有把握，足能控制病情，所以不再对一般名家、专家有所依赖，这番很经意地负起治疗的全权。为了特别审慎，同时又会同一位西医老搭档，实行中西会诊，针药并进，从谵语昏糊许多不利条件下，居然把病人拖上了四五个星期，虽然神志还是不甚了了，可是热度总算退了。我很自得，以为这番立了大功，足以拉回前两次扫去的面子。哪里知道病人口腔起了白糜，蔓延到喉头，病情显然又起了恶化。他们背地里又请许多专家，许多第一流，他们对我的治法很有指摘。我那时也是方法用尽，只得见机而退。经过他们几次的清火败毒，到一九四二年旧历元旦，终于撇下了成群的儿女，与世长辞了。
短短的一个时期中，我亲历了三次教训，眼看那责大任重的三位当家人，在医生与病魔的合作下，半推半送的一总结束了辉煌的前程，因此把殷实的朱家垮了下来。新年里，照例要向姨母拜年，虽然我接二连三的失败，常常负疚在心，可是又不能不去，去了听那两代孤寡的悲恸，真使我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从此以后，我对于伤寒的疗法，不自禁地感到空虚彷徨起来。时髦名医不大靠得住，就是连我自己也不敢信任。我对于古典的医学，心里大大的起了动摇，就是对于西医的伤寒疗法，也发生了怀疑。我为了要追求真理，只是在书本上钻寻答案，可是中西疗法的联系始终难能吻合无间。我为了访贤求能，着实费了些工夫。
听得人家说，徐小圃先生治小儿病有特长，其用药有独到之处，我和徐守五同志凭符铁年先生的介绍，前去学习临证。去了几次，终是莫名其底蕴之所在。后来探知小圃先生的用药是受了祝味菊先生的影响，要想澈底了解这一个谜，我就不揣冒昧，单独前去拜访这位老先生。在数度长谈之下，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使我茅塞顿开，不得不拜倒门下。
这部《伤寒质难》就是我入门后质疑问难的记录。老师说我悟性很好，不惜将他数十年的经验结晶全盘吐露出来。我承受了这份宝贵的理论，一一付诸实践，果然有其兑现价值。因此我批判地扬弃了旧有的作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新生的路线。几年来临床应诊，成绩优异，证实了“祝味菊思想”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这部书完成于一九四四年正当日伪嚣张之时，本记述的字里行间多少有些反妥协的意味。在治疗上，我们一贯地主张强调抗战，反对因循和苟安。因为环境不许可，一直没有出版。抗战胜利了，一番劫收，令人心灰意冷，又把这件事延搁下来。
上海解放后，老师很兴奋，草拟了一个“创办实验医院”的建议，希望有机会来表现一下。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发表“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指示，老师认为时机到了，以为我们可毫无顾忌地来讨论学术了。他取得了几位朋友的资助，决心把这部书付印问世。
原因是这样的：
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迷惑旧包袱的旧中医，死死地保守着古典的教条主义。在这部书上，正好是运用旧理论旧笔调，反复辩难地把正反两面的理论无情地加以批评，说出他们心里所要说的话，因此很容易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或许可能因此而诱发他们的求知欲望，搞通他们的顽固思想。
同时有不少有志向学的同道，已经有了新医的知识，但是因为没有新的汇通示范，常常为了实用上的联系而发生中西脱节的苦闷，这里或许可以给他们一个新的帮助。
照一般讲，学术思想是随时代而进展的。五年来，老师的思想的确有显著的发展，这部《伤寒质难》，五年前的“老账簿”，当然只能代表五年前的思想。书中有不少地方仍是难免于错误，现在匆匆付印，不克详细修正，而且因为体裁关系，凭空抽去了一节，就会影响到整个的联系，所以索性原封不动的刊布出来。希望读者能够随时指出错误或不当的地方，我们将来可以续出一册“质难之正误”，或“质难之质难”，务使学术愈磨炼愈正确，这是我们十分盼祷的。
老师不弃愚昧，嘱我做一个后跋。我于老师的医道不敢妄赞一词，谨将记述的动机与事实，列举以告本篇读者，请各界明哲多多指教是幸！
一九五零年七月一日灯下 门人陈苏生谨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