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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汇通:医存中西 唯效是尚----访中国中医研究院陈苏生研究员
来源:本站原创 中医理论数据 字体:
医存中西  唯效是尚----访中国中医研究院陈苏生研究员

出处:(摘自《上海中医药杂志》1989年第10期8页)

摘要:1989年4月9日。周六,中午。

    顷接来电,说本周二陈苏生先生小中风猝发,现卧病在家。开始,我真有点不敢相信:怎么会呢?难道我听错了?!上周四,我刚拜访了他呢!陈老,中国中医研究院研究员,又为上海中医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中医文献馆馆员。那天,我们曾竟半日之谈,陈老谈锋甚健,毫无病在旦夕的迹象,难道陈老之病正因亢奋纵谈所引起?我坠入了回忆。

    “你要红的还是要绿的(茶)?”那天下午,我走进一所老式住宅,转弯抹角,攀上三楼,叩开陈家房门,来到一间兼作卧室的小书斋。一位老人正在相候:抹短髭,半白头发,墩实健壮,八十二啦,看上去却比实际年轻精神得多,他就是陈老先生。未落座先开言,陈老第一句就这样问我。继之,当我在书桌一旁坐下,他又取出一只黄,用纸片垫好,一切为四,移到我的面前。

    “以此代茶,吃了再说,吃!吃!”

    老人盛情殷殷,我唯有遵命而已。这才使陈老庄重的脸色露出满意慈爱的神情。

    陈老!说说你的思想,谈谈经验吧

    “所谓经验,是逐渐积累起来的,经过临床试用,经时间空间的检验,又受条件的影响,几十年乃至千百年后复演有效,才称得上成功的经验。”先生端庄而坐,凝重而语,语气中略带常州口音:“原始的经验往往是粗糙的,片面的,疗效可能是有反复的。因此,需要进行头脑加工,去伪存真,保留正确的成分,扬弃错误的成分。有的人凭一时之验就大事渲染,势必夸张而失实。大多数人失败就失在对经验不适当估计。许多记载,包括历代文献,都是‘隐恶扬善’,所以我们见到的大多是经验,而从来听不到‘经不验’。其实经验都是从‘经不验’开始的。古人曰:三折肱方为良医。良医的成功正是从碰钉子,吃牌头,‘三折肱’的失败中获得的。世上很少有一帆风顺的事。中医以人的生命和健康为研究对象,如果只讲成功,不谈失败,那种经验就不全面。”先生言下颇多感慨。

    憾然说经验,惨痛有教训:当年陈老的姨丈、表兄均先后罹染伤寒而亡,非人不尽力,非医不悉心,也非治不宗经,所憾者实“经”有所不验耳!陈老因此憬然而悟,燔然弃其旧日的教条主义,毅然改弦更张,转向了实用主义。他是如何更张新弦的呢?

    曰:天下未有不如己者,皆可师从之

    陈老说:“高明的中医应该中西(医)文史哲五学俱全,因为学问的精与博需有一个深度和广度。医道的发展还必须引进和开放,因为因循守旧只能阻碍中医事业的进步。”“‘三人行必有我师’。只要有一技之长、一得之见,皆可师之,‘择其善而从之’,以开拓自己的境界和见识。”有鉴于此, 陈老自感天资有限、根基浅薄,因而锐意进取,除师事武进沈仲芳、海宁钟符卿、山阴祝味菊外,于行医之暇犹执经就教于当年中西医界周宗琦、余云岫、徐相任、陆渊雷诸前辈。陈老之自成一家而兼擅沈师之轻灵、钟师之和醇、祝师之刚健、周师之创新等,岂不正是由于他读书敏求,转益多师,博采众长?

    陈老的见解自有胜人处。他说: “世人钦慕祝老师,因他善用附子而称之‘祝附子’,但我更佩服他的治学思想和思想方法。”陈老说着,便从背后书架上拣出一本书和一页复印件。复印件是1953年陈老发表在《同德医学院院刊》上的一篇短文《我对中医科学化的看法》,大意为:对于中医学,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无是非、不加褒贬地调和,而是应采取唯物辩证的扬弃主义的科学方法,去掉不合理的旧说,保存合理的部分,使之成为合乎科学的东西。陈老说: “这实际上出于祝老师的思想。我受祝师影响,至今仍持扬弃主义,主张一切以实用有效为标准,扬长弃短。尼采说:‘现在是重新估量一切事物价值的时代。’因此,不论是工具,是方法,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估量其价值的大小,甄别其理论的曲直。任何治疗理论只要能对临床起指导作用的就是有实用价值;任何治疗工具(包括药物和针灸)凡能如实兑现其应用的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古为今用,学以致用嘛,用,就是关键所在。”

    “你听说过周宗琦吗?”陈老边介绍周宗琦:“他是西医界的前辈,曾任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副总编……”边又翻开那本与祝师的合著《伤寒质难》卷首。 “这就是周老撰写的序。”我看了一篇,其意谓:整个科学的发展是一部工具论和方法论的发展史,每一种工具和方法都有它技穷的时候,如果竟有历万世而不变的工具与方法,这不是工具与方法的绝后空前,而是研究技能的自封故步。多么睿智!站在科技史的高度,以革旧图新、大彻大悟的哲理启人心扉。看来近四十年来,陈老的创新超前意识正是受其启迪而长明不昧。他是如何明而不昧呢?

    曰:辨病,辨证,更要辨人(正气盛衰)

    “有资料介绍,现在临床上辨病的约86.8%,辨证的约6.12%,辨病占绝对优势。春华主张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我也赞成。”当讲起临床经验,陈老毫不掩饰自己的偏颇。陈老说至情浓越抖擞,遂起而脱去外衣。坐下后他继续说: “有病就有证,证是病的外部表现,正邪斗争的产物。研究致病因子而不去研究适应致病因子的人,那就不能认识病与证的来源。证不能脱离人而独立;辨病,辨证,更应辨人----辨人的正气盛衰。证由损害因子所产生,既然有损害因子,必然也有抗损害的正气存在。只讲病,不讲证;只讲证,不讲人,都不是整体观。人与病并不对立,病与证也不矛盾。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正气虚衰,才会生病;有何病,就有何证。对此古代经典著作早有记载----《伤寒论》实开辨证论治之先河,《金匮要略》乃讲究整体效应之滥觞。《金匮》22条,条条都包含病脉证治四个方面。”确然,辨证又辨人,治病并治人,见微而知著,这是中医整体观。这一观点,对于陈老临证取效,犹如月黑之用犀烛。他是如何临证遣方用药的呢?

    曰:中西不要分,优劣最要紧,唯效是尚

    “方药的组合配伍,其作用绝不等于单味作用的相加。药不执方,合宜而用,此方之不必有也;方以立法,法以制宜,此方之不可无也。”陈老遣方用药不泥古,不媚俗,尚实效。他穷研古今,结合个人临床经验,根据中医药基本理论和药物性味功能,灵活组方,充分发挥了药物性味功能的特长。他对于哮喘、肝胆病变、心脑血管病变、神经衰弱诸病症,均创有达药验方。如柴牡十味汤(香附乌药郁金菖蒲苍术、川厚朴夜交藤合欢皮等)调节食、眠、泄三大生活环节;二麻四仁汤(麻黄及其根、杏仁仁、郁李仁白果仁)开合相济以平喘;柴牡三角汤(山羊角、水牛角、生鹿角等)宣畅血络以改善脑血流;舒肝和络饮以通为用治肝病,等等。

    陈老善用药对。既表现了他的融古通今,丰富的实践经验,也表现了他遣方用药的灵活性、实用性和创新性。陈老最有新意的常用药对是柴胡牡蛎。他根据柴牡的品种、炮制、性味、功能,将其协同作用归纳为清邪解热、宣畅气血、推陈致新三大方面。并将其与相应药物配伍,通过互补、制约和增效作用,扩大了适应范围。在第一方面形成了十二组配伍:配防风,适于肠胃型流感;配桂枝,适于太少阳双解;配葛根,适于风热;配白薇,适于外感内伤、骨蒸劳热、寒热往来;配黄芩,适于感染性发热;配豆豉,适于表里双解;配大豆黄卷,适于清解湿热;配知母,适于阴虚劳热;配石膏,适于清解实热;配地骨皮,适于益精气,退邪热;配人参,适于补虚劳,却邪热;配附子,适于解表邪热。在第二方面,佐乌药、香附、郁金、菖蒲、苍术、川厚朴、瓜蒌、合欢皮、枣仁赤芍,在第三方面,加大黄生地玄参、炮山甲葶苈子、白芥子、槟榔桃仁秦艽,各形成十组配伍,均扩大了适应症。

    ……三个钟头,一席长谈,陈老以其丰赡的学识、多智的才辩、严谨的学风令我折服。记得1986年为上海著名老中医拍摄纪录片《杏仁春色》,在为陈老留影时陈老曾有亲笔题句: “学无古今,唯善是从;医无中西,唯效是尚;坚持两分法,更上一层楼。”我想,这不正是陈老对一生经验的总结吗?

陈老,愿您早日康复啊!这是我接电话后的唯一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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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惜乎当年无缘当面领教。
今欲就教已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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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1989年《伤寒质难》就有新版,竟至去年才知道有此书。
真是孤陋寡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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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陈苏生老师的见解非常不凡。关于病、证、人的见解与黄煌老师的非常类似。不过一用自制方,一用经方。而陈先生创方往往冶寒热、升降等为一炉,如麻黄发汗、麻黄根敛汗,充分利用中药的双向调节。真得仲师心传。

陈先生师承祝味菊先生,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据祝先生的学术思想而阐扬之,更得其真。真学术人,当有此心肺。书此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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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看完了《伤寒质难》,反复与黄老师的学术思想相印证,终于豁然开朗。西医治人的病,中医治病的人,此语出自祝味菊口中。其核心思想是辨体质。这一思想也是中医治疗理念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名中医的经验,关键是临证辨体、辨证,以及相对应的体质用药和对症用药,包括一些高效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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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禁使我想起陈老先生的认识过程,请看!





苏生家境清寒,幼年就丧了父母。给朱家的姨母把我带在身旁,攻书上学。自从学医成业之后,机会还不差,偶然看好几个病,自己以为了不起,因为人缘还好,口碑也还好,因此我很自负。
那年姨丈朱季安罹了伤寒病,我照例先与辛散宣解,汗出热不减。照我的经验,知道此病不易速痊,为了审慎起见,就延聘了某名医来诊治。他认为姨丈是阴虚朋友,汗多伤阴,邪热反炽,所以主张滋清。大家因为他是个名家,据说他有断生断死的本领,方案相当漂亮,所以我也很赞同他的措施。可是一天一天的诊治,病况一天一天的恶化,从烦躁到谵语到昏迷,他说这是一个历程,他还预测以后应当恶化到如何程度,然后可以逆转为安。大家信任他,我也信任他,因为他的方案越来越美丽了。在病的第十天,病态不大妙,神志晦涩,呼吸浅表,时时有发厥之象,我打电话问他,他说这是“转”,一转就有希望的。我们邀他拔号出诊,他晌午才来。这时姨丈已经奄奄一息,他匆匆一看,对我说,这是“转”,叫他们不要慌张,他匆匆地去了。他还没出大门,里面已经哭声号啕,素称强健无病的老人家,就此与世长逝了。
这次的经验使我对于名医有了深切的认识。
不幸的事情真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在姨丈亡故的第二个星期,承继父业的大表兄朱仰荪又病倒了。病倒却在南汇故里,乡间无名医,当然又是我挡了一个头阵。两帖药不灵,样子又是伤寒,而且症状和姨丈是一个路子。他们慌了,和我商议,我当时主张不宜再请那些赫赫有名的时医,我们应当找寻一个素有学识的医家比较妥善些。他们同意我的主张,但是茫茫医界,究竟谁是学者呢?在那时××报的顾问某先生,常常有著作在报端发表,问病答方,说来头头是道,我与他素昧生平,然而心仪已久,于是决定推荐了他。病家也很满意,因为“行交行”,总比较靠得住的,他们就重金敦请这位先生专车下乡。他主张下夺,说非此不足以肃清陈莝。三帖药之后,病情照样变了。我自作主张来给他一帖滋阴开窍,乡下的医生又加上一付清宫牛黄,病情没转机,格外地糟了。他们怪到墙门的风水不好,延了和尚道士,七敲八敲,把病人敲上了西天!
在亲戚悲愤抱怨的气氛中,我自觉没趣,悄悄地溜回了上海。这一次的教训使我增加了不少的空虚,激发了学习的热潮。这时我个人的机会却很好,盐务总局请我担任了医官,同时又担任了两个大学的校医。病人的文化水准很高,逼得我加紧学习,努力模仿,在短短两年中,把生理、病理、诊断等西医书,看懂了粗枝大叶,再加上了词藻思辩的伪装,居然面目一新。人家对我印象很好,业务竟然不差,因为有了固定收入,生活很安定,因此我又沾沾然自负起来。
一九四一年冬天,第二个表兄朱仰山又病了,病了又是伤寒。开始就是伤寒专家看的,七八天不见效,烦躁得很厉害,又找我去看。我根据过去经验,自以为很有把握,足能控制病情,所以不再对一般名家、专家有所依赖,这番很经意地负起治疗的全权。为了特别审慎,同时又会同一位西医老搭档,实行中西会诊,针药并进,从谵语昏糊许多不利条件下,居然把病人拖上了四五个星期,虽然神志还是不甚了了,可是热度总算退了。我很自得,以为这番立了大功,足以拉回前两次扫去的面子。哪里知道病人口腔起了白糜,蔓延到喉头,病情显然又起了恶化。他们背地里又请许多专家,许多第一流,他们对我的治法很有指摘。我那时也是方法用尽,只得见机而退。经过他们几次的清火败毒,到一九四二年旧历元旦,终于撇下了成群的儿女,与世长辞了。
短短的一个时期中,我亲历了三次教训,眼看那责大任重的三位当家人,在医生与病魔的合作下,半推半送的一总结束了辉煌的前程,因此把殷实的朱家垮了下来。新年里,照例要向姨母拜年,虽然我接二连三的失败,常常负疚在心,可是又不能不去,去了听那两代孤寡的悲恸,真使我局促不安,不知如何是好。
从此以后,我对于伤寒的疗法,不自禁地感到空虚彷徨起来。时髦名医不大靠得住,就是连我自己也不敢信任。我对于古典的医学,心里大大的起了动摇,就是对于西医的伤寒疗法,也发生了怀疑。我为了要追求真理,只是在书本上钻寻答案,可是中西疗法的联系始终难能吻合无间。我为了访贤求能,着实费了些工夫。
听得人家说,徐小圃先生治小儿病有特长,其用药有独到之处,我和徐守五同志凭符铁年先生的介绍,前去学习临证。去了几次,终是莫名其底蕴之所在。后来探知小圃先生的用药是受了祝味菊先生的影响,要想澈底了解这一个谜,我就不揣冒昧,单独前去拜访这位老先生。在数度长谈之下,听得许多闻所未闻的见解,使我茅塞顿开,不得不拜倒门下。
这部《伤寒质难》就是我入门后质疑问难的记录。老师说我悟性很好,不惜将他数十年的经验结晶全盘吐露出来。我承受了这份宝贵的理论,一一付诸实践,果然有其兑现价值。因此我批判地扬弃了旧有的作风,毅然决然地踏上了新生的路线。几年来临床应诊,成绩优异,证实了“祝味菊思想”是一个正确的观点。
这部书完成于一九四四年正当日伪嚣张之时,本记述的字里行间多少有些反妥协的意味。在治疗上,我们一贯地主张强调抗战,反对因循和苟安。因为环境不许可,一直没有出版。抗战胜利了,一番劫收,令人心灰意冷,又把这件事延搁下来。
上海解放后,老师很兴奋,草拟了一个“创办实验医院”的建议,希望有机会来表现一下。一九五零年,人民政府发表“中医科学化,西医中国化”的指示,老师认为时机到了,以为我们可毫无顾忌地来讨论学术了。他取得了几位朋友的资助,决心把这部书付印问世。
原因是这样的:
到现在为止,还有许多迷惑旧包袱的旧中医,死死地保守着古典的教条主义。在这部书上,正好是运用旧理论旧笔调,反复辩难地把正反两面的理论无情地加以批评,说出他们心里所要说的话,因此很容易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或许可能因此而诱发他们的求知欲望,搞通他们的顽固思想。
同时有不少有志向学的同道,已经有了新医的知识,但是因为没有新的汇通示范,常常为了实用上的联系而发生中西脱节的苦闷,这里或许可以给他们一个新的帮助。
照一般讲,学术思想是随时代而进展的。五年来,老师的思想的确有显著的发展,这部《伤寒质难》,五年前的“老账簿”,当然只能代表五年前的思想。书中有不少地方仍是难免于错误,现在匆匆付印,不克详细修正,而且因为体裁关系,凭空抽去了一节,就会影响到整个的联系,所以索性原封不动的刊布出来。希望读者能够随时指出错误或不当的地方,我们将来可以续出一册“质难之正误”,或“质难之质难”,务使学术愈磨炼愈正确,这是我们十分盼祷的。
老师不弃愚昧,嘱我做一个后跋。我于老师的医道不敢妄赞一词,谨将记述的动机与事实,列举以告本篇读者,请各界明哲多多指教是幸!




一九五零年七月一日灯下  门人陈苏生谨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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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读!当重读《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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