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讲 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
——病证概念和“证”实质研究
本讲的题目是大家很熟悉的。不过，若问：什么叫“辨病论治”？什么叫“辨证论治”？什么叫做病？证的概念是什么？为什么西医要“辨病论治”，而且一般能够“辨病论治”？为什么一般来说中医只能“辨证论治”？能说得自己满意，就不容易。据笔者所知，关于这些问题，书上没有满意的答案，至今为止，也没有人讲得很清楚。大家可能觉得这种现状很奇怪，但这是事实。前几年就曾经围绕着“辨证论治”和“证”的概念，进行了一番大争论，至今还没有完全停止。笔者也曾经就此写了两篇文章，附在后面。正文中虽然略有重复，却从更广的角度做了更为详细的探讨。
这场争论是因为如何评价“证”实质研究成绩引起的。“证”实质研究是“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的深化。所以，这个题目要涉及对“证”实质研究的评价。
显然，最好先从“病”和“证”的概念说起。
一 中西医结合论病证
由于，早期的中西医结合，重视临床方面。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西医临床结合的主要模式。近来，对此种模式以及由此而来的“证”实质研究方向发生了争论。关于“证”的概念，本讲后附有专文讨论。现在先一般性地讲一下病的概念。
1．关于病的概念
病比医学还难定义。
由于医学始终是为了对付病的，这里顺便说一下关于医学的概念。
《内经》说：“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素问?气交变大论》)
换成现代语言定义中医，就是：中医是研究人体生命现象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从而保证健康长寿的学问。
注意！这个定义，很接近下文将提及的西医的生物—社会—心理模式的医学概念。故中国古人对医学的认识曾经是很先进的。
后世中医又说：医乃仁术。
换成现代语言应该是：医学是救死扶伤的技术和艺术。
关于西医的定义，可以有两个。
一个是：医学是非生命科学和生命科学，在人体生命现象上的应用。
这基本上是生物模式的医学概念。
较新的说法应该是：医学是非生命科学、生命科学和社会科学在人体生命现象上的应用。这是生物—社会—心理模式的医学概念。
当然，还有别的关于医学的定义。
比如：医学是人类同疾病作斗争，提高健康水平争取长寿的知识体系。
尽管不少人不赞同功利主义的科学观，却很难否认医学从始至终都是为了对付“病”的，即为了解除疾病导致的人类痛苦的。或者说，有病才有医学。
所以，也可以最简明地把医学定义为：医学是防病治病之术。
总之，“病”是医学的初始概念。
此类概念很难定义。
笼统地或一般地讲什么叫病，近乎讨论思辨概念。
医学发展之初，不是先有了病的概念才研究治病方法。相反，古人是在设法缓解具体病痛过程中创建了医学。抽象地讨论疾病的概念，是医学发展到近现代阶段才出现的，至少西医如此。
１．１中医关于病的概念——注重阴阳思辨
中国人关于病的概念，最初是很形象、很直观的。试看我们最熟悉的疾病两个字。病框的本意指人躺在床上。病框本身就是一个字，而且是“病”的本字。《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说：“？，倚也，人有疾痛也，像倚箸之形”。段玉裁似乎认为病框只能解做倚，爿字不能理解为牀。笔者认为，中国人早在汉代之前已不像日本人那样睡榻榻米，而是睡在床上。病框就应该指床上躺着一个人。《说文解字注》的贡献很大，段玉裁对病框理解却很难服人。甲骨文已经证明，病的本字就是病框，对此不必多说。但要知道，它是个会意字，因而不是独体字，凡会意字至少要用两个字素组成。独体字的初文，大多象形。病这种复杂而又抽象的概念，不可能用一个独体象形字来表示，最初就是通过人睡在床上来表示，当然，不可能表达得全面而抽象。疾病二字又加上新字素，特别是加上丙字，我看是把天干配五行的思想拿来而且代替了疢字。
早在许慎之前，凡表示疾病或重要症状的字，大都有病框。至今，我们最熟悉的是“疾”、“病”、“痛”三个字。
矢是箭的象形字，故“疾”表示躺在床上的人受了箭伤。在疾字中，矢同时有表音作用。疾的发音，近于箭和镝。许慎说：矢，式视切，疾，秦息切，与今读音略异。
病当中的“丙”字，应该是从天干配五行而丙属火的意思来。故“病”可以指烧伤，也可以表示这个人在烤火，也可以是正在接受灸法。说是患了伤寒病，也不算牵强。《内经》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故“丙”字也可以理解为在发烧。总之，意思宽泛了。“病”中的“丙”字同时表音。
痛是个形声字，和它接近的是“疼”。它们的表音部分很好看出。这样含义和发音很接近的两个字，很可能像吾、我那样因为不同的方言形成的。
许慎说：“疾，病也。”“病，疾加也。”疾加重叫做病，故病字应该后起。《说文解字》中还有疢、瘏、瘣、疴、痡、瘽、瘵、瘨、瘼、瘝、疭等字泛指病。可见，造字的古人曾经通过很多字素结合表达病，而终于表达不清。至今最常用、最为人熟悉，含义也最广的病字，很可能与认识热病有关。今商务版《古代汉语词典》就解疢为热病。
至此，也许有必要提一下《尔雅》。
《尔雅》说：痡、瘏、虺颓、玄黄、劬劳、咎、顇、瘽、瘉、鳏、戮、癙、癵、痒、疷、疵、闵、逐、疚、痗、瘥、痱、瘵、瘼、癠，病也。
又说：痯痯、瘐瘐，病也。
又说：伦、勚、邛、敕、勤、愉、庸、瘅，劳也。
显然，《尔雅》对病的概念把握不准确。第一句把引伸义的使动用法如咎、闵等和病的本义相混。第三句则把瘅和它的病因混同了。
总之，现存最早的词典和字典，都不能给我们一个关于病的满意的概念。
那么最新的标准词典呢？
《新华词典》说：（病)“指生物体发生的不健康现象，也指发生病。”
这样解释，明显有逻辑上的毛病——循环定义，等于没有解释。
到《内经》时代，中国古代医家的抽象思维能力已经很强。但是，《内经》没有给疾病下一个通俗或具体的定义。
中医也曾经想先定义“平人”，即健康人，而后定义疾病。说：
“平人者，不病也。”（《素问?平人气象论》)
说正常人便是无病的人，属于循环定义，是无意义的。
《内经》中还有用阴阳说定义平人的论述。说：
“阴阳匀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素问?调经论》)
这句话是讲脉诊的，不能算对平人的定义。
好在《内经》还有进一步论述。说：
“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为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生气通天论》)
有人说，这段话是探讨男女关系的，也许本义如此。不过，后人多认为这是关于健康和疾病的一般论述。
于是，“阴平阳秘”、“阴阳匀平”、阴阳和，是“圣度”，即理想的健康状态。“阴阳离决”，是生命结束的状态。二者之间是疾病状态。后世习惯上称为“阴阳失调”或“阴阳平衡失调”。这显然是一种哲理性的疾病概念。
阴阳是否能够维持绝对平衡呢？《内经》这样说：
“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阳，呼吸精气，肌肉若一，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素问?上古天真论》)
这就是道家修炼的理论依据。其前提是“天地”的阴阳循环“无有终时”，所以，这种推论有漏洞。先秦思想家，认为天地是有开端的。《内经?天元纪大论》就说：“太虚寥廓，肇基化原，万物资始，五运终天，布气真灵，揔统坤元”。
按阴阳思想，有始必有终，则有生必有死。修炼家可以说“道”无始无终，但是，这样的“道”只是抽象的绝对本体，具体的人不可能无始无终。所以只能说，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相对的平衡，有一个“正常”范围，在此范围内，属于健康，出此范围，即为病态。
１．２西医的疾病观——重视病因
西医怎样一般地认识病呢？曾经有过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说法。比较晚近的说法，是把疾病和健康一起讨论。如果能定义健康，疾病就自明了。可是，健康同样是很难定义的概念。这说明类似阴阳学说的辩证思想，在理解“病”这类概念时是必要的。孤立的“病”和孤立的“健康”的概念都很难定义。
定义健康，要考虑到人的肉体、精神、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四个方面。可以大体上定义如下：
健康是人的生命活动，在肉体和精神两方面，不但内部和谐，而且与自然和社会完全相适应的状态。
据此，人体内部不和谐或与外界不完全适应的状态就是疾病。
显然，这一定义在临床上很不容易把握。
近年来，提出了“亚健康”概念，结果是疾病概念更难说清了。因为，很难想象有绝对健康的人。但是，又不能说所有的人都是不健康的。
总之，西医关于疾病的一般概念大多也近乎哲理。只是《内经》时代的中医用阴阳思想说明病。
显然，上述近乎哲理的概念，说不清“辨病”和“辨证”的问题。
笔者认为，对说清“辨病”和“辨证”最有用而且中西医都遵循过的是下面所说。
西医说：“疾病是致病因子作用于机体，引起机体构造和/或功能异常的生命现象。”
中医关于“病”的概念也同样重视病因。伤寒、温病、内伤等本义都是按病因定的病名。不过，最好先不说这些中医概念，因为没有进一步说明，无法说清。
西医如何讨论病呢？
简言之，无论什么病，必然有原因。机体构造和功能异常既然是某种原因导致的，那么，除去致病的原因，机体就能恢复常态——病好了。注意，这当中暗含了两个观念，一是致病因子来自机体外环境，二是疾病的起因始终不变。或者，尽管起因还存在，却不再作用于机体。
其实，这个概念，也不适用于某些疾病。比如，维生素缺乏类或微量元素缺乏疾病，就不是一个多余的外部原因作用于机体，而是机体缺少了必需补充的东西。至于很多疾病起因就在体内（真正的内因只有遗传因素)，上述疾病观就更不准确。
那么，为什么西医很钟情于致病因子说呢？主要是因为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中，西医首先攻克了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重要营养缺乏疾病。此类病虽然不是人体没有的外因所致，却是单一因素引起的现象。而后，西医又集中攻克了大多数感染性疾病。那时的主导思想，就是找出致病的单一因素。特别是微生物种类很多，西医为此付出了很多人力物力。其疗效又常常相当满意，使西医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
西医至今习惯于这样认识疾病。比如，目前对肝炎的诊断即属此例。知道肝脏发生了炎症，不能算诊断明确。还要弄清是哪一种病毒在作乱。现在已知道，不同病毒所引起的肝炎，临床表现有所不同。总之，尽管至今治肝炎还没有特效药，预防手段也不满意，西医还是不懈地寻找肝炎的准确病因。对流感的诊断更是这样，每发生一次较大规模的流感，病因学诊断都要达到分子学水平才算准确。尽管这不是对普通医生的要求，世界卫生组织和各国的防疫部门却要随时做出病毒学的鉴定。
显然不能否定这种疾病观，它在人类认识并战胜许多感染性疾病和部分非感染性疾病方面很有成就。但是，不能不指出，这种观念确有局限性。它不能解释为什么疫病流行时，不是所有的人都发病，多数情况下也不是大多数人发病。也不能解释许多人身上有致病微生物，却不得病。其中有些人没有特异免疫力。所以，其中必然漏掉了某种因素。
当前，危害人类生命的一大类疾病叫癌瘤。西医至今仍在集中力量寻找致癌原因。不过，总的来说成绩不够满意。为什么？这涉及到科学方法问题。至今为止，分析方法仍然主要对认识单一因子过程或现象特别有效，对多因子过程或现象则力不从心。由于当代软科学理论和信息技术的发明，当代科学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解决多因素问题。在医学方面，中医的思路和方法是应该借鉴的。
１．３中医病因学略评
为了说清病证问题，有必要回头再说一下中医病因学。
我们的祖先，也清楚因果关系。他们也力求找出病因。然而，在古代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发现微生物这类病因。微量元素，维生素、就更难发现。那么，古人怎样认识疾病的原因呢？这就是我们熟知的六yin七情说。
六yin七情能致病毫无疑问。直觉或生活常识足以证明这种观念。比如，每一个有生活常识的人，一旦突然受寒，马上就会想到要感冒。这时，当代西医传染病专家也不必用微生物病因学来推断。
然而，六yin病因学说确实也漏掉了一大类在暗中起作用的病因。
所以，中医认为，六yin致病时，起始原因是变化的。病的起因是寒，最初也是寒象，后来却常常出现热象。如何解释呢？阴阳转化思想有了用武之地——热可化寒，寒可化热。由此可见，若没有阴阳思想，我们的古人就无法创造辨证论治体系。中医最基本的“证”概念，都是成对的，便知它们来自阴阳思想。西医基本上没有这类概念。
至此，读者也许能够初步理解，为什么西医要辨病，中医要辨证了。
病的抽象概念，和具体治疗没有关系。必须探讨一下可以做出具体诊断的病。
笔者做医生之前，就听人说“病怕无名，疮怕有名”。这句俗语是在强调明确诊断的重要性。患内科病而无名，就是医生诊断不清，自然施治盲目；患外科病——疮而有名，必是严重的疮。所以，医家和病家都有这两怕。
毫无疑问，治疗是基于诊断的，对医患双方都很重要。
到底怎样诊断呢？中西医走到这里开始分道扬镳了。
１．４辨病和辨证初探
上文说过，古今中医书中找不出关于病的精确概念，只有阴阳失调这样一个近乎哲理的概念。
在这个概念之下，就是我们常说的外感、内伤、伤寒、温病等病的概念了。不过，医生看病时，显然不能说：你的病是伤寒，就按伤寒处方吧。为什么呢？因为诊断到这一步还完全不能据以治疗。只辨出外感或内伤，对具体治疗更没有什么意义。
那么，中医诊断到什么地步才能施治呢？
就是要辨出证。
西医方面也有许多不直接指导治疗的病的概念。比如感染性疾病或传染病等。这是把具体的病归类的结果。
西医诊断到什么地步才能施治呢？
就是要辨出具体的病。
怎样才算辨出了具体的病呢？就是辨出病因、病位、病理等，特别是病因。因而可以说：辨病就是辨病因。
至此，似乎说清了辨病和辩证。特别是西医的辨病更清楚些。中医的辨证，还不好理解。
由于附有专文讨论，这里不再讨论“证”。而先说一下“辨”字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意义。笔者以为，讲一下这个问题对深入理解“辨证”和“辨病”是必需的。
二 关于“辨证”和“辨病“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意义
有了上述理论准备，再讨论“辨证”和“辨病”的认识论和逻辑学意义，可以先这样提出问题。
知道一个人不健康或有病，能够施治吗？
显然不能，因为这种病的概念太宽泛了。
那么，知道一个人得的是外感病或西医说的感染性疾病，能够施治吗？
显然还不能，因为知道的还是关于一大类疾病的概念。
再进一步，知道一个人得的是中医所谓伤寒或西医所谓细菌感染性疾病，能够施治吗？
显然还不能。
看来“辨证”和“辨病”的最终目的不是得出上述概念。不过这不等于说这些概念没有用处。中西医都是用这些大概念统帅小概念的。不然，教科书就无法编写了。
下面再说有关认识论和逻辑学的问题。
“辨证”和“辨病”都要“辨”。
“辨”字意义很清楚，就是“辨别”或“辨认”，即用已有的知识认识未知的事物。
专业哲学书和心理书，讲认识论很复杂。为了本讲的需要，笔者把认识过程或水平简化。认识能力或过程，大体分为四个水平或阶段。
即感知、表象、概念和按已有理论用概念推理。
最低的认识水平是感知。尽管不同动物感知到的对象的信息多少很不一样，却是一切动物都有的认识能力。
表象属于相当高级的认识，没有高级视觉的动物，不能形成表象。
概念是只有人类才有的认识能力。有了概念，对事物就有了理性认识。不少人认为，动物也可以有概念，我们不必纠缠，动物至少不会形成抽象的病的概念。
按已有理论用概念推理更是人类才有的认识能力。
“辨证”和“辨病”就是按已有理论用概念推理的认识过程。
稍微高级一些的动物，都有某种程度的辨认事物的能力。很多高等动物的某种辨认能力，甚至比人类高得多。但是，除了人类之外，一切动物都不会形成概念，比如，它们不会有“人”的概念，更不会有“病”和“证”的概念。
动物认识的局限性，更在于它们不可能透过现象认识本质。人类在钓鱼、打猎时常常使用某些手段迷惑猎物。一般说来，那些手段不会迷惑住人，但动物总是上当。所以，动物即便有概念，也不清楚、不准确，更不能通过现象看本质。
那么，概念有哪些种呢？
大体上可分为三种，即普遍概念、类概念和具体概念。
在思维过程中，什么概念最重要呢？
对此不可一概而论。
假如研究的是哲学，讨论的往往是普遍概念。比如“气”、“物质”、“矛盾”、“阴阳”“变化”都是普遍感念，而且很抽象。研究它们往往要靠思辨。对这些概念把握得越普遍或全面，说明水平越高。
数学方面和哲学类似。
理论自然科学也有些类似。比如，物理上的自由落体、匀加速运动、匀速圆周运动、质能守恒定律等就是普遍概念而且能用公式表达。它们的出现，是物理学的重大进展。
应用科学则不同。上述三方面理论科学为它们提供了普遍概念。它们的使命是使用有关普遍概念解决应用问题。
不过，应用科学还要有自己的普遍概念、类概念和具体概念。
对医学来说，病显然是最重要的普遍概念。
不过，辨出这个病来，不能据以治疗。
那么，辨出病的类概念来呢？
比如，辨出了“感染性疾病”。
显然，仍然不足以具体施治。
不少西医大夫，常常拉大网。凡是怀疑感染，就用上几种抗菌素和其它抗菌药施治。似乎只要感染原因落在这个网里，就会有效。实际上会出现很多问题，见下文。
故只有辨出具体概念——即含有对象特定本质的概念，如浸润型
肺结核，才能具体施治。
西医治疗此病的主要手段，就是抗结核药。尽管也常常用维生素B６、
鱼肝油、钙剂等，都是辅助性的。
须知，抗结核药治疗结核病，不完全是锁钥关系，故不像卤水点
豆腐那么灵。不但不很灵，抗结核药对某些非结核菌也有作用，更有副作用，这是医生不想要的。只是，完全实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即发明除了对抗病因外，没有任何其它作用药物，非常困难。可以说，在外感病治疗上，西医至今没有这样的手段。希望西医朋友时刻记住这一点：一切抗菌素治疗感染，都不是百分之百的锁钥关系，要时刻注意不想要的那一部分作用会有害处。
以上说的是西医辨病。
至此，中医为什么要辩证，就好说了。
中医自然有病的普遍概念。
不过，辨出“阴阳失调”显然不能具体施治。
辨出内伤和外感这种略为具体的类概念呢？
显然还是不足以具体施治。
同理，辨出伤寒或温病，仍然是类概念，无法具体施治。
上文提及，伤寒和温病的取名，是以病因为准的。
为什么不能直接针对寒温施治呢？
伤寒一律用热药，温病一律用凉药，不是说得通吗？
显然不是这样，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寒温不是真正的病因，至少不是热病的全部病因。
再往下辨，伤寒分为六经病，温病分为卫气营
血证。
于是在温病那边，已经辨出证来了——虽然还不很具体。伤寒这边还是病的类概念，仍然不能具体施治。
简言之，中医没有可以直接指导治疗的具体的病概念。
于是，只好辩证。
二 中西医结合论治疗
一旦说清中西医辨病和辨证的问题，讨论中西医治疗就比较容易了。
2．1西医治疗学的长处和不足
西医怎样治病呢？很简单。凡是弄清病因的，主要针对病因治疗，即使用所谓特效疗法。其余就是对症治疗和支持疗法。对症疗法有无中医辨证论治的意思呢？答案是基本上没有。支持疗法有无扶正的意思呢？应该是有的，但还不能称为辨证论治。这种治疗学或治疗思想有无长处呢？当然有。
集中对病因进行治疗的长处是：假如该病是典型的单因素或准单因素现象或过程，这种治疗思想就非常有效。西医对这些问题解决得非常好。比如对维生素缺乏、微量元素缺乏、缺碘、缺铁等，解决得很成功。甚至，一旦弄清病因，这些病就基本上消灭了——因为同时有了可靠的预防手段。感染性疾病可看作准单因素现象，西医解决得也比较好。特别是预防方面，有很多成熟而可靠的手段。
反过来看，西医治疗思想的短处有二：一是凡病因不明，就只能对症治疗，一般再加上支持疗法，于是疗效不好。二是对多因素所致疾病，疗效不好，有时出现很多副作用。比如对癌症的化疗和放疗，效果不能令人满意。多数情况下，笔者不赞成化疗和放疗。不过，也不能说西医处理类疾病毫无长处。比如
高血压病（按：严格而言，高血压是症而不是病)，西医疗法至少简便、经济而且有效。中医没有高血压概念，其疗法也有效，却很不方便，也不经济。
西医有无“证”呢？也有。如休克、心衰、过敏、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紊乱、
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等，就是西医的“证”。西医怎样处理这些问题，不是本文要讲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西医处理这些“证”时，同时重视病因治疗。即治证的同时还要辨病因，治疗病因。
2．2中医治疗学的长处和不足
中医怎样治病呢？就是治辨出来的“证”。它主要不是针对病因治疗。从理论上讲，它不针对中医的病因，更不用说西医的病因。它针对的是病性、病理（有人称为机体反应状态)或正邪斗争状态。中医有无对症治疗呢？也有。试看经方加减，就是对症治疗。
辨证论治当中，是否有西医的病因治疗呢？有的。不过那是暗含的，不是中医理论的本意。很多情况下，中医疗效不能从其中有所谓西医病因治疗得到满意的解释。
即便对西医的“证”，中医治疗时，也要再按中医理论辨证。
讨论至此，对是否要中西医结合论治，或辨病论治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是否可取长补短，应该没有疑问了。
可否举一个例子呢？例子不胜其多。举简单的。
疟疾是中西医都能明确诊断的病。西医疗法不再说，中药也有
常山、
蜀漆等自西医看来有明显抗疟作用的药物。但是，中医治疟一般不是单用这些药，而是往往不用这些药。其代表方，在实验室中可以没有抗疟作用，却可治好疟疾。即中医对疟疾还是要辨证施治。即便在引进西说，知道疟原虫之后，仍然不是只用常山、蜀漆治疗。西医的所谓特效疗法治疟疾，无效的情况并不很少见。那么，中西医结合治疗，不是更好吗？
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比如牙痛，西医诊断为牙周炎或根尖周围炎。目前治疗习用抗菌素加止痛药。有效没有？大都有效。不过，无效或疗效不满意的情况也不很少见，而且常见现副作用。中医治疗时就要辨证。假如是实火，可用清热泻火法，治以复方。为简便，可以单服生
石膏或
芒硝治好。有些病人自己服用大量凉白开加白糖，或者多吃几个
梨子，也可以很快就好。自西医看，这些“土方”既无抗菌作用，也无止痛作用，不应该治好炎症而且迅速止痛。但是，自中医看，它们能泻实火，自能治好。对牙痛这个病或证，单用西医或单用中医都治不好时，中西医结合一起治，不既是实用选择，又是理性选择吗？
为什么中西医结合治疗，能提高疗效呢？
从上述举例可知，中西医方法是从不同环节上纠正疾病状态。
至此，基本上说清了中医为什么要辩证，西医为什要辨病以及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好处。但是，说得不是很清楚。后面附了两篇文章，自信拙论比至今为止的有关见解有所进步。
三 关于证实质研究
这个题目不想多讲。这不仅由于近20年来有关中西医结合研究积累的关文献太多，专业性又很强，做一个简单的综述也很困难，更因为对这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找到新的思路和方法。
比如，证实质研究应该看作病理研究，然而，不少权威却否认“证”是病理概念。这暴露了很多人没有吃透中医。“证”不属于病理范畴，还能用什么西医理论和手段去研究呢！
又如，中医辨证的依据无例外的是整体宏观指标，辨证结果自然是整体宏观综合判断。西医早已有许多可供选择的整体宏观手段和指标，研究证实质应该重视而且一开始先从宏观方面着手。这样才能基本上保证初步研究不犯大错误。然而，许多人热衷于高新尖的手段和指标，一开始就想从分子学的水平说清证实质。结果逆向综合时常常自相矛盾，更不要说用以深入阐述传统理论。
在总体把握上很不足，具体研究就难免误入歧途。总体把握是大方向把握，把握不准，就用得着一句古话：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结果是中西医结合界自己对以往20年的工作也很不满意，于是招致本来对中西医结合有异议者的各种非难。
需要说明，所谓“吃透中医”不是要求有关人员达到“纯中医”理论家那样的水平。既然是在探讨中西医结合，学习中医时永远是随时联系西医。笔者所谓“吃透中医”，就是要求首先在基本理论方面对中医把握是全面而准确的。为此，有必要系统地重新研究经典，对新一代学者尤其如此。否则，无论西医水平多么高，都不可能在中西医结合方面做出突出成绩。
不过，在如何看“证实质研究”方面，笔者的态度是明朗的。那就是：证实质研究必不可少，新一轮研究势在必行，已经做过的工作成就也相当可观，只是距离理想结果比较远。
或许还须指出，对中西医结合有异议者的中医理论水平大多也不能令人满意，因而多数有关文章对“证”实质研究的批评也没有切中要害。
希望下面附的3篇文章对重新认识“证”实质研究，特别是首先吃透中医，在总体把握上全面而准确有所帮助。
附一：中西医结合看“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
—— 一论“证”概念的误区
摘要：“证”概念的争论，源于对“辨证论治”的认识不清。此种认识不清，主要是由于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出现的“特色”论，给人一种满足感，影响了深入的理论探讨。
辨证论治，不是理论。在辨和论两方面，中西医并无不同，都是运用理论，处理所得信息。中西医诊断，都有辨病。中医关于病的概念，至少在外感方面只有类概念。这种概念不足据以施治。中医制法立方的依据是“证”，辨不出证，就无法施治。西医临床思维，也离不开类概念。但西医的理想诊断，首先是病因确切。施治要招，是消灭病因。病因不明，治疗就是盲目的。中医辨出之“证”，不必或没有病因要素。中医施治，主要不是针对病因，而是针对病证。
辨证论治是运用中医理论，处理四诊所得信息，做出诊断并定出治则、方药的思维过程。其核心步骤或最终目的是辨出“证”，“证”是中医具体施治之对象。
本文的题目是一个老问题了，似乎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说，其实不然。
试看近来对“证”实质研究的反思，集中在对“证”概念的争论，大有进入误区，不能自拔之势，足见最初没有说清什么是“辨证论治”。换言之，“证”概念进入误区，是由于对“辨证论治”的认识还没有走出误区。 粗查文献也可知，当初有关文章太少，深度也不够，今天有必要重新认识这个问题。
鉴于 “辨证论治” 最初就是和“辨病论治”中西医结合讨论的，现在仍然以结合讨论更容易说明问题，所以，本文题目不是为了勉强结合。
或问：“证”的概念还不统一，怎么能说清“辨证论治”呢？
笔者以为，直接从“证”说起，不是不可以。但是，有一个参照系，总是更方便些。况且，“证”概念的争论，就是由于引进这个参照系才发生的。换言之，倘至今没有西医，大概不会有“证”概念的争论。
辨证论治的大普及，始于特色论的出现。本文从这一提法的出现说起。
1.辨证论治特色论的出现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通过批判一些人的错误思想之后，确立了保护中医药的政策。自上而下，号召并组织西医学中医，中西医之间开始全面交流。交流的主要热点，就是“辨证论治”。很快就出现了“辨证论治”中医特色说。
中医理论家们，最初说不清什么是辨证论治。
最早撰文的任氏说：“中医的辨证论治，是注意于生体病变的全身证候，务使生体的生活机能恢复其正常状态，也就是说要把病体整个病理机转一变而为生理机转。”［1］
秦氏则说：“‘辨证论治’是中医普遍应用的一个诊疗规律，从认识证候到给予适当的治疗，包含着完整的极其丰富的知识和经验。”［2］
以上两说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但是，秦氏有一句话很重要，即“辨证论治不是中医的最高理论”。（2)在此提醒读者，辨证论治不但不是中医的最高理论，也不是一般的理论。它不是理论，故不是规律。近来还有人说“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的精华”［3］就是错误理解。辨证论治本身不是理论，它只是对理论的运用。旧时要求中医病案包括理、法、方、药四部分（或脉因证治四部分)，故辨证论治需要运用全部中医理论。
秦氏还有一句话，可以说明中医界那时很担心人们的误会。他说：“中医辨证是不是光靠症状？这是一般所想提出的问题。”（2)看来，最初中医担心的是西医把辨证论治理解为西医的对症治疗。所以，着力说明具体的辨证论治方法和过程。
总之，一开始西医不了解辨证论治，中医不能用西医容易接受的术语和理论说明辨证论治，又不愿意说辨病为中医所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中的辨病内涵。
最先提出辨证论治特色（特点)说的，是西学中学者孙氏。他说：“辨证论治是中医诊断学和治疗学的基本原则。以证为对象进行治疗，反应了中医在诊断和治疗学上的特点；现代医学则是以病（病源)为对象进行治疗的，也可以说是‘辨病论治’。中西医在诊断和治疗学体系上存在着重要的差别。”［4］
可见，熟悉“辨病论治”的西学中，很快从较高水平上看到中医特色。
特色说一出现，立即有人提出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并补充说：“中医虽然也讲究辨病，虽然通过辨证也联系到病因病原，但不同于西医的辨病论治。反之，西医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重视纠正全身的机能状况，但其诊断关键和治疗中心究属还是着重在消除致病因子。所以用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来概括中西医诊断和治疗体系的不同，一般来说是有其代表性的。”［5］又有人说：“中医的辨证论治是针对机体各个部分以及整体的功能状态与病理活动，给予综合的评定，提出恰当的处理。”（6］
就当时的背景和认识水平来看，上述看法并无明显错误，但没有说深说透。
当时有人对上述看法提出商榷，认为：“不能用‘辨病论治’和‘辨证论治’来区别中西医之间的差异。”［7］他们认为，西药对病、中药对证再加上对症治疗的“高级复合治疗”只不过是中西医疗法的机械凑合。据笔者所知，商榷者只此一家。
笔者不赞同商榷者的看法。商榷意见也没有阻止“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思路实施。随着结合思路轰轰烈烈地实施，“辨证论治”特色论很快普及并得到确认。可以说，这一思路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是证实质研究的先声。
到目前为止，辨证论治仍被视为中医特色之一。由以上简单回顾可知，辨证论治特色论是西学中先提出来的。
辨证论治是否中医特色呢？是的。笔者对此毫无异议。但是，特色不等于内涵。
又须知，特色说的出现有特殊的背景。特色（最初用特点一词)一开始就暗示她等价于完美的优势，因而没有给批评和讨论留下余地。人们普遍感到满足，实际上留下不少问题。
2.特色论遗留的问题
上文已指出，辨证论治特色论者的看法没有明显错误。但是，特色论意味着要把“辨证论治”当作整理和发扬中医的重点或方向，本来应该对她做一番深入的理论探讨。由于当时的背景和学者人数还少等原因，大家匆匆往“辨病与辨证临床结合”的方向走，遗留了一些理论问题。现在有必要加深认识。
从本质上看，遗留问题主要还是怎样认识“病”和“证”。以下谨就有关问题逐一说明浅见。但本文不直接讨论“证”，而且浅见以为应该先从中医角度说清“证”，详说见另文。
2.1.怎样认识病的概念？
一般地讨论病，在中西医都是很抽象的概念。本文暂不讨论。
在一般的病概念之下，还有大体上三个层次的病的类概念。如西医内科病有感染性疾病一大类。此类下又有病毒、细菌、立克次氏体等至少三类。细菌类下又有球菌和杆菌感染性疾病两类。中医分病为内伤、外感；外感中有伤寒、温病；伤寒下有六经病等。至此，中西医的病都是病的类概念。
注意！提出病的类概念，对深入讨论辨证与辨病很有用处。
2.2.对病认识到哪个层次才能施治？
凡就诊者，自己已经认为有了病，医家的责任是弄清他得的什么病，以便治疗。
人们可能认为，只有得出西医所谓确切诊断，如
肠伤寒（即病因、病位、病理和功能状态都明确)时，才能治疗，而且很快就能得出这种诊断。实际上，不是这么容易。医生的思维和处理过程常常不是这样简单。中医辨病诊断过程先不说。以西医而论，五十年前，确诊肠伤寒一般需要两星期。确诊前莫非不治！很多情况是，西医也要先做出类诊断，并开始治疗。所以，病的类概念也是重要的。临床思维一般不是直接得出确切诊断，而是先做出类诊断。从大类到小类，逐步逼近具体的病。比如，大体确信是球菌感染时，治疗的针对性就已经很强。当然，西医诊断的最终目的是得出确切诊断，特别是确定病因，这是西医临床思维的基本方式。但往往闹不准，况且有的病至今原因不明，医生治不治！
2.3.中医怎样辨病？
在辨病方面，中医基本上只有类概念。比如先辨内伤、外感两类中是哪一类。假如是外感，再辨是伤寒或温病；若是伤寒，再辨是何经病。至此，所得还是病的类概念诊断，而且是中医所说的“病”。再辨，就是辨“证”了。因为最终目的是辨出“证”，上述过程都叫辨证。
应该指出，中医辨完病，还完全不能据以施治，这与西医不同。西医辨病——特别是热病——到一小类，往往可有针对性比较强的治法。有人会说，不是可用小柴胡通治四时感冒吗？现在也有那么多非处方药。这仍然不能否认，中医必须辨出证，才能施治。
2.4.为什么中医辨病只有类概念？
这是由中医病因学决定的。特别是在外感方面，伤寒、温病之别，也不是因为病因根本不同。因此，中西医诊断之不同，在这方面最明显。或问，中医不是也有疟疾诊断么？是的。中医一般能认出这个病，但是对其病因的认识，仍然不出六yin。所以，要承认辨病是中医所短。
2.5.这样我们方可理解中医为什么要辨证，因为无法由特定的病因来区分众多的病。中医辨完病，对其特殊性的认识，还不能决定治则。辨证是短于辨病逼出来的。这主要得益于阴阳思想。
2.6.所以，辨证得出的诊断中一般不包括病因，外感尤其如此。初病时，可以勉强说有病因诊断。一旦传变，“证”就和病因的性质没大关系了。比如，风寒暑湿都可见温病卫气营血证。初始的寒因，却导致里热燥实的
大承气汤证。等等。
2.7.中医不认为病因始终不变。如伤寒大承气汤证，风寒变成里热燥屎。所以，也可理解为，一旦传变，初始病因就不再起作用。诊断只以眼前脉证为据。现在我们知道，风寒暑湿等“诱因”消除之后，病仍不愈，是微生物在作怪，却不能这样要求古人。
2.8.西医认为病因不变，而且存在于疾病的始终。
2.9.中医对能认出的、与西医诊断相同的“病”，如疟疾等，也要辨证论治。
2.10.西医也有类似“证”的概念，如休克、心衰、败血症等，意指它们可因多种病因引起。但西医诊断证的时，还是要弄清病因，如链球菌感染中毒性休克、大肠杆菌性败血症等。中医对西医的“证”，还要按中医理论辨证。所以，两家的证，仍是不同概念。
2.11.西医辨病的终极目的主要是病因，论治的核心对象自然是病因，而且一治到底。
2.12.“证”是中医制法立方的依据，从理论上讲，中医辨不出证来，就无法施治。
要而言之，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之不同，不在“辨”上，也不在“论”上。中西医诊断，都要辨和论。二者的根本不同在于最后辨出的对象不同，施治的主要目标不同。
至此，还没有说完特色论遗留的问题。以下继续说，但着重中西医互补，故另立题目。
3.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的互补性
3.1.由于历史原因，中医的外感病因说限于六yin。六yin是否病因呢？是的。但是中医漏掉了更为重要的微生物病因。西医把六yin看作诱因，特重视微生物病因，对正气则比较忽略。所以，在人体正气、微生物和六yin这三个制约外感病的因素中，中西医认识各有长短。
3.2.西医认识众多的微生物，固然好。但是，若闹不清病因或闹清之前，就无法施治，或者说没有病因治疗。换言之，治疗是盲目的。
3.3.中医不能仔细区分众多的感染性疾病，固然是其所短。但是，有一定数目的症状和脉象，中医总能辨出证并立即施治。
3.4.辨证论治，治的不是病因，至少不是初始病因，而是“证”。病初可勉强说有治因的成分，如伤寒用辛温，温病用辛凉。过此以往，所治便与始因无关。
3.5.以病因治疗为主的西医方法，常常很有效。但是，有时病因诊断确切，治疗却无效。此种情况，主要是西医对疾病的认识忽略了一个方面，即正气的作用。中医辨证，则始终抓住正邪斗争状态不放。当正夺为疾病的主要矛盾方面时，辨证论治必然更有效。
3.6.中医方法中有无西医所说的病因治疗呢？有，不过是暗含的。辨证论治的要妙，不在她暗含有抗微生物病因治疗。如，中医有抗疟、抗痢疾杆菌等特效药，但还是要辨证论治。所用方药，可以没有抗微生物作用，却可治好病。
至此，大体说清了“辨证论治”与“辨病论治”的遗留问题。不必满足于中医也辨病，西医也辨证或中医重辨证，西医重辨病的模糊的特色说了。中西医的互补性，也大体说清。
关于内伤病，中西医对病因的认识并无本质不同。全面讨论，过于复杂，本文从略。
4.辨证论治的定义
上文涉及一些西医诊断理论，但是，定义西医辨病论治，不是本文的主要目的。不过，得出辨证论治的定义之后，辨病论治的定义基本上就自明了。
辨病也好，辨证也好，都是诊断过程。治疗是基于诊断的，但西医的诊断和治疗之间，逻辑联系不如中医紧密。中医辨证论治是一个逻辑性很强的过程。如虚寒用温补，实热用寒下等。
怎样用比较简明的语言，给辨证论治下一个定义呢？笔者认为应表述如下：
辨证论治是按照中医理论，处理望闻问切所得的信息，做出诊断从而定出治则、方药的思维过程。其中包括辨病，但此所谓病，属于类概念，不能据以施治。故其核心步骤或目的是辨出“证”，“证”才是中医具体施治的对象。
不知读者如何看以上表述。关于“证”概念的其余拙见，见另文。
参 考 文 献：
［1］任应秋.中医的辨证论治体系.江苏中医， 1955， (4):19—21.
［2］秦伯未.中医“辨证论治”概说.中医杂志，1957，(1):2—6.
［3］危北海.有关证的实质研究.中国医药学报，1998，(4):6.
［4］孙士荃.辨证论治和机体反应性问题.中医杂志 1962，(1): 2—5.
［5］蔡景高. 辨证和辨病的结合.中医杂志， 1962，(9):31—33.
［6］朱良春. 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重要性及其关系的探讨. 中医杂志， 1962，(4):16.
［7］郁存仁.刘雨亭.高益民.危北海.关于“辨证论治和机体反应性问题”一文的意见. 中医杂志， 1962，(4): 14—15.
（注：此文曾发表于《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5年第1期，此处略有改动)
附二：自中医谈“证”的概念
——再论“证”概念的误区
摘要：“证”概念的争论，源于对中医“证”概念的本意认识不清。“证”的概念在中医发展过程中不断演变。自《伤寒论》开始，其内涵即开始放大，有病证并提的趋势。此后，愈至晚近，中医愈重视辨证，证的概念也愈宽。故“证”早已是中医临床思维的核心对象。舍去证的概念，不讲辨证论治，意味着中医自我否定。
明清以来，整理出了作为纲领的“证”概念。所以，“证”概念的本意有两个。辨证论治时所得之“证”，是对患者当时的病位、病性或病理的综合判断，即病的目前正邪斗争反应状态，也就是医生要治的对象。
作为纲领的“证”，是中医的最基本的病性或病理概念。
近年来，关于什么是“证”的争论特多，大有愈争愈晦之势。这说明，中医界和中西医结合界，正在重新认识自己。总地来说，这是件好事。
多数人认为，“证”受到特别重视，主要是解放后特别重视“辨证论治”而起。笔者已撰文中西医结合看“辨证论治”和“辨病论治”，现在来讨论“证”的概念，也许较容易了。但本文主要从中医角度讨论“证”的概念。
然而，大约因为“证”走入误区，近来有人提出，用“审机定治”取代“辨证论治”，［1］似乎“辨证论治”原来就是误区。
其实，所谓审机，就是辨证。古人最重病机者，无过刘完素。他在代表作《素问玄机原病式》——主要论《素问》病机十九条——中说：“大凡明病阴阳虚实，无越此法。”
“证”的概念，实际上是关于临床思维的对象是什么？本文先从中医临床思维的对象说起。
1．“证”是中医临床思维的核心对象
所谓临床思维对象，就是医家要治的对象，亦即中医诊断的目的。中医治病治什么？人们可以说治的是“本”，是“因”，是“人”，是“病机”等等。但是，怎样求本、求因、求人呢？就是靠辨证。岐伯论病机说：“诸胀腹大，皆属于热”［2］，也是在辨证。笔者已经说过，中医临床要治的，就是疾病当时的正邪斗争反应状态，也就是辨出来的“证”。辨不出“证”来，中医无法施治。这种“证”的概念，固然不是从中医初创时，就清楚而且成熟了。但是，在《内经》中已表达得相当清楚。试看经文。
“调气之方，必别阴阳。定其中外，各守其乡。内者内治，外者外治。微者调之，其次平之。盛者夺之，汗之下之。寒热温凉，衰之以属。随其攸利，谨道有法。万举万全，气血正平，长有天命。”［2］
其中难道不是有了后世所谓“八纲”“八法”的主要内容。
张仲景怎样论“证”，留待下文。据笔者所知，自仲景而下，流传至今的方书，没有一家论病、论治不辨证，而且愈至晚近愈讲究辨证。也许《肘后方》之类的土单验方集是例外。我不相信当代中医主张按图索骥，从《肘后方》那样的书中，任选一方治病而不治“证”。
其实，说明中医必须辨证才能论治，很容易。比如，辨不出寒热虚实，就得不出温清补泻治则；辨不出气滞血瘀，就得不出理气活血治法。中医岂能不辨证！
总之，不承认中医临床思维的核心对象就是“证”，就意味着中医自我否定。古人有这种思想的只有
吴有性，他说：“能知以物制气，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3］)那是西医的基本思维方式。
2．从词义或字义说“证”
有人说“证”概念走入误区的原因之一，是擅改字义。根据是，《汉语大字典》说“证”乃“證”的简化字。又引吴有性的说法，谓“证”乃“證”的省文，“症”乃“证”的变文。此三字形异实同。此乃大半无根据的说法。请看《说文解字》。其中“證”与“证”完全是两个字。
“證，告也。从言，登声。”
“证，谏也。从言，正声。读若正月”
不过，清代人段玉裁的注解中说：“今俗以证为證验字”。显然，我们不能把清代的俗用法推广到汉代或以前去。吴有性是明末人，那时“證”已常省作“证”。至于“症”，既已加上特殊符号，更不能说与另外两字实同。“症”作为专用字，字义最准确，内涵最小。我意以为，辨证论治的“证”字，原是“證”。试看明代人
王肯堂作《證治准绳》，清代人唐宗海作《血證论》可知。
总之，“证”字的本义是证据、据以验证之义。不过，字的本义不能否定其引申义。科学研究中常常创造新词义。比如“藏府”二字，先秦人不会一见它们，就往肚里想。看看“证”在中医史上的演变，更能说明问题。
3．中医“证”的概念演变
《内经》没有“辨证”或“辨证论治”术语。其中与论病有关的“证”字，见于《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有远近，证有中外”。其义为证验，略如证候或症状。
《难经》第十六难专讲辨证，说：“持其脉须别其证”。其中不用“辨”字，而用“别”字，而且只讲五脏病的内外证。”“辨”和“别”义通，当代汉语常用“辨别”一词。
《难经》所说“证”，指什么呢？试看其论肾：
“假令得肾脉，其外证面黑，善恐善欠；其内证齐下有动气，按之牢若痛；其病逆气，少腹急痛，泻利下重，足胫寒而逆。有是者肾也，无是者非也。”
对照其余四脏的内外证，外证指面色和表情。内证指切腹所见的动气和疼痛部位。总之仍指证候或症状。但还不是各病的全部证候。
《伤寒论》出现以前，已有《平脉辨证》（见仲景自序)专书。“辨证”成为医家术语约从此始。
今《伤寒论》各篇，均冠以“辨XX病脉证并治”。所以，说仲景首创辨证论治体系，毫不勉强。辨证论治的本意就是仲景的本意，即辨病、辨脉、辨证、辨治。把“辨治”改为“论治”，也很通。现在常用“辩论”一词。古时“辩”与“辨”可通用。
读者或曰：这些篇目是后人所加。其实，仲景之书在唐代之前就曾称作《张仲景辨伤寒》，本文不过多考证。仲景书就是辨病、辨脉、辨证、辨治体系。若还不信，请看各篇正文有多少“证”字。不可想象这些证字都是后人加的。
“太阳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针，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16条)
“证像阳旦……病形象桂枝”（30条)
“太阳病，桂枝证……”（34条)
“太阳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
桂枝汤。（42条)
“二阳并病……若
太阳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48条)
“下之后，复发汗……无表证……”（61条)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里证，渴欲饮水，水入则吐者，名曰水逆。
五苓散主之。”（74条)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101条)
“……柴胡证仍在者……（103条)
“……此本柴胡证……”（104条)
“……此非柴胡汤证……”（123条)
“
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132条)
“结胸证悉具，烦躁者亦死。”（133条)
“……外证未去者，柴胡汤主之。”（146条)
“……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148条)
“……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149条)
“太阳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163条)
“病如桂枝证……”（166条)
“问曰：阳明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182条)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204条)
“二阳并病，太阳证罢……”（220条)
“脉但浮，无余证者，与
麻黄汤……”（232条)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阳、柴胡证……”（251条)
“伤寒六七日……无表里证……”（252条)
“病人无表里证……”（257条)
“……柴胡证罢……”（267条)
“少阴病……以二三日无证，故微发汗也。（302条)
笔者不避繁琐之嫌，将全部有“证”字的条文引出。（括号中所注，均系宋本条文号。)分析这些“证”字，含义已开始变化。与脉并提的“证”应指我们今天所说的除脉象之外的各种证候。此外，不少证字也指证候，不必一一指出。但是，“桂枝证”的说法，已不是指单一的证候，而是指适合桂枝汤治疗的一组脉象证候组合。用当代术语说，这一组合代表了疾病的特定病理反应状态。“柴胡汤证罢”等说法，准此。“有柴胡证，但见一证即是，不必悉具”。其中的两个证字应该不同。前者含义即如桂枝证之证。
仲景还有外证的说法，这是未清除的内难术语。表里证之说，已和内外证不同，特别是表证，已与太阳病等价。
仲景书中已有病证并提的趋势，如“太阳病证”、“太阳证”、“柴胡汤病证”，则证可以代病了。
隋代人巢元方作《诸病源候论》，后人证候并提成一词，应从此来。
应该指出，巢氏所谓“候”，常非指单一症状，而有病或证的意思。他论“伤寒内有瘀血候”说：“夫人先瘀结在内，因伤寒病，若热搏于久瘀，则发热如狂；若有寒，则小腹满，小便反利，此为血瘀。宜下之。其脉沉结者，血证谛也。”［4］此说综合仲景三条经文而成。是一个辨证过程，最后得出“血（瘀)证”。
所以，说“证”即“证候”，亦无不可。已有教材这样用。拙见以为，古人极少这样用，莫如尽量统一，以免术语混乱。
病证并提，以证代病，由来已久。读者试随手取一本宋以后方书，稍事流览便知。
笔者真的随手取了两本书。
其一为李东垣的《内外伤辨》。该书卷上目录为：辨阴证阳证、辨脉、辨寒热、辨外感八风之邪、辨手心手背、辨口鼻、辨气少气盛、辨头痛、辨筋骨四肢、辨外伤不恶食、辨渴与不渴、辨劳役受病表虚不作表实治、辨证与中热颇相似。
其二为徐灵胎的《杂病源》。目录为：阴阳、命门、君火相火、六要、表证、里证、寒热、寒热真假、虚实、治法、气味。
单看此目录，已知中医舍“辨证”便不能论治。
又无意中取出徐氏的《杂病证治》，书名即辨证论治之义。书中论每一病的次序是：内因、外证、辨证、辨脉、辨治、用药、选方等。
可见，若说中医不该辨证论治，而要审机论治，岂非要遍改或废掉大半古医书。再看徐氏论暑、湿、燥、火病竟直称暑证、湿证、燥证、火证。则病证通用矣。
不仅如此，试看医家称看病为“临证”，对具体的病也可称“汗证”。对外感这样一大类病也称作“感证”。放大“证”内涵的影响，早已普及民间。笔者常遇见朋友或乡亲（自是年稍长、阅历稍多者，但不一定读过书)问：先生今天看了几个证儿？再过二十年，普通人大概不会再这样发问。近来那么多人争论“证”是什么。原因恐怕是人们已不熟悉旧时中医怎样说话，又没有认真读些古书。所以有必要把“证”的本义和演变，说清楚些。
4．作为纲领的“证”
延至明代，出现了由博返约、提纲携领而又深入浅出的成套中医术语。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后来发展为“八纲”说的“两纲、六变”说。
先后指出“八纲”内容的明代医家有，楼英、张三锡、孙一奎、张景岳等人。由于《景岳全书》流传甚广，他的“两纲、六变”说影响深远。他说：“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六变者，表里寒热虚实是也。是即医中之关键。明此六者，万病皆指诸掌矣。”“阴阳既明，则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5］此说至清代程仲龄总提为“寒热虚实表里阴阳辨”［6］，成为“八纲”说的源头。“八纲”和“辨证论治”等术语一样，为当代中医熟知。
今人称“八纲”为辨证的总纲，是正确的。试看六经、脏腑、经络、气血等辨证纲领能离开“八纲”吗？
笔者对“八纲”曾略有发挥，说：“中医证型无不是多个生理、病理概念的组合。辨证愈细，加入组合的概念愈多。但无论怎样组合，中心词总是寒热虚实（气滞、血瘀、痰饮积聚等亦可纳入广义的寒热虚实)。这说明寒热虚实是最基本的中医病理概念。”［7］
现在我想应把燥湿加入“八纲”，与寒热虚实并列，而从中剔出表里。说见另文。
总之，作为纲领的“证”，又和“辨证论治”时辨出来的“证”概念不同了。“证”概念容易把人引入误区，看来不很奇怪。
怎样定义它们呢？如果一块说，应表达如下：
辨证论治时所得之“证”，是对患者当时的病位、病性或病理的综合判断，即病的即时状态，亦即目前正邪斗争反应状态。作为纲领的“证”，是中医的最基本的病性或病理概念。
读者很可能问：为什么前一个“证”当中没有病因判断？简单的回答是：中医施治的对象，常常不包括中医所说的病因。
“证”的这两种含义——尤其后者，基本上不见于西医理论。有人可能不赞成用“病理”二字。笔者认为，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讲，用这个词，没有什么不妥。
或再问：“证”的这两种含义，基本上都不见于西医理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不是很困难吗？是的，确实比较难。所以至今还有许多争论。不过，正因为理论差异比较大，结合之后才更有意义——完全或基本上相同，就不必结合了。这正是“证”实质研究的主要目的。如果能自西医角度说清阴阳表里气滞血瘀寒热虚实燥湿逆陷厥脱积聚等，是何种病理生理和病理解剖含义，不是深化了对“证”的认识，同时西医又引进了“证”的概念吗！
西学中研究“证”，无可非议。成绩满意与否，是具体思路与方法问题。不可因结果不理想，而否定此方向。中医讲发扬，也应该研究它们。发扬之前，最好先弄清前人关于“证”的本义。不然就会一误再误，愈争愈不明白。
参 考 文 献：
［1］成肇智. 用“审机定治”取代“辨证论治”[J].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1999，23（6)：410—411.
［2］素问?至真要大论[M].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545.
［3］吴有性. 温疫论[M].第1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7.210.
［4］巢元方. 诸病源候论[M].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1.267.
［5］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M].第一版，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岳峙楼藏版影印本，卷一，18 —20.
［6］程国彭.医学心悟[M].第一版， 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12.
［7］马堪温.赵洪钧.伤寒论新解[M].第一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370.
洪钧按：如果编辑认为本讲正文，必要性不大，可以删去。那样，即以上述两篇文章为正文。
附三：表 证 实 质 初 探
摘要：表证至今仍是临床上最常处理的问题之一。但是，近数十年来的“证”实质研究和中医基本理论研究，都不大重视表证。一些医生没有表证概念，热病初起便大用清热制剂，造成许多偏差。复习并分析中医文献，得出表证的必见症或诊断标准就是恶寒、头痛和/或身疼。按中医理论，除急则治标外，有表证当先治表。“虽有表证，实无表邪”之说，至少自中医看来根据不足。
西医承认表证事实，却没有表证概念。但是，由已知的西医病生理，可以大略说明表证的病理实质。恶寒和发热是由于免疫过程中，吞噬作用产生致热源，引起体温波动所致。头痛、身疼是由于血流重新分配，导致大脑、脑膜、躯干肌肉、关节筋膜供血不足，酸性代谢产物堆积的缘故。
西医也承认，任何微生物都不能必然使人得病。感染而不病，是外感的第一种状态，即最好的状态。这时无证可辨。多数人感染后仅出现表证状态即愈。故表证是比较好的抗病状态。医家应力求在表证阶段促使病愈。
表证之后，仍可有剧烈体温波动，为什么一般不再见恶寒、头痛和/或身疼并存？本文未作解释。
表里之辩在中医原是非常重要的，试看八纲中无气血而有表里就足以证明它曾经比气血辨证还重要。然而，在近二十多年来的证实质研究中，表证似乎无足轻重。
１．被冷落的表证
中医理论分疾病为内外伤两类，内伤病均属病在里，所以，表里之辨只适用于外感病。
当代社会的疾病谱发生了大变化，外感病不像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以前那样重要了。这似乎可以说明，为什么表证在当代中医和中西医结合基本理论研究中不大受重视。然而，关于表证的研究之少，仍足令人诧异。笔者粗查近四十年证实质实验研究文献，竟未见一篇正面或专门研究表证的文章。专就表证进行非实验探讨的文章也很少。
需知，表里之辩的重要性完全没有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相反，当代基层医生处理的问题仍然以外感为多。处理外感自然先要辨表里。患者也多在表证阶段即已就诊。可叹的是，很多人没有表证概念，外感初起便大用特用抗菌素、激素以及中药清解方或制剂。倘患者发热较高，不少医家竟不知
双黄连、
清开灵之外，中医还有何法。如此造成的不良后果成为当代医界( 特别是中医界)的一大耻辱。西医滥用中医清解制剂，或情有可原。 中医岂可如此孟浪。因此，本文之作，并非完全出自理论兴趣，主要目的是希望帮助一些同道纠正上述常见的临床偏差。若此文能引起更多的表证理论研究，则抛砖引玉者尤感欣慰。
２．表证与里证
表证与里证的关系比较特殊，我们不可能用几个症候说清里证。 原因是，初看表证与里证概念对称，似乎外延也会对称，实则二者的外延极不对称。里证的外延远比表证大。说清二者的外延本来是个难题。古人采用了先限定表证外延的办法，于是问题简化。但是，真能把握表证的传统概念并结合现代医学弄请其实质并非易事。
笔者曾经说过: “表证……是八纲中外延最清楚的概念，里证则外延不清。我们应把里证视作负概念，非表证便是里证。”
“现代西医承认表证事实，但至今没有满意的理论解释，故表证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里证外延不清，不宜选作实验研究课题，而应通过逻辑处理。非表证就是里证。因为从逻辑上说这正是里证的来路。”（1)
笔者至今对上述拙见不悔，所以尽管自己不具备实验研究的条件，仍想根据对有关文献的理解和临床体会探讨一下表证的实质。
３、表证外延的演变
古人所谓表证，原意即谓邪在人体表层。《内经》说：
“寒气客于皮肤，阴气盛，阳气虚，故为振寒寒栗。《灵枢?口问》
“风从外入，令人振寒，汗出头痛，身重恶寒”《素问?骨空论》 “虚邪之中人也，洒淅动形，起毫毛而发腠理。”《灵枢?刺节真邪》 “热病先肤痛窒鼻充面”《灵枢?热病》 综合上述经文，已可得出《伤寒论》的表证概念。 仲景说：“太阳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太阳病纲领。但伤寒学家又说太阳病也有里证。于是这个纲领似乎又不能算表证纲领。笔者不想把这个问题弄复杂，故先放下太阳是否有里证之说。因为我们至少可以说太阳病纲领重在表证。 读者多知道，仲景又提出了太阳伤寒和中风两个代表证，即后人说的表实证和表虚证。下面列出《伤寒论》中的代表经文：
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１２条)
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
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３５条)
太阳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疼，呕逆，脉阴阳具紧者，名为伤寒。（３条)
上举三条经文中竟无项强。对此怎样解释呢？首先，笔者的临床经验和自身感受都可肯定，热病初起确有项强者，而且并非脑膜炎或破伤风等。不过，项强确实不如恶寒、头痛、身疼等常见。若说这是为行文顺口之故，虽非全无道理，仍有替仲景掩饰之嫌；若说古今疾病表现有别，同样不能完全服人。我们宁可存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内经》和《伤寒论》所讲的表的范围已包括头项、四肢和躯壳。在《伤寒论》中，膈上属太阳，因而表还隐含着肺。
到温病理论形成，表证的概念又发生变化。
叶天士说；“伤寒之邪流恋在表，然后化热入里，温邪则热变最速。未传心包，邪尚在肺，肺主气，其合皮毛，故云在表。”（2)
吴塘说；“凡病温者，始于上焦，在手太阴。”又说：
“太阴之为病，脉不缓不紧而动数，或两寸独大，尺肤热，头痛，微恶风寒，身热
自汗，口渴，或不渴，而咳，午后热甚者，名曰温病。”（3)
总之，温病家径说温病起于肺，肺主气，属卫，合皮毛，故也有表证。这样一来，头项、四肢、躯壳不属于表。
于是，温病初起的头痛便不好用皮毛受邪来说通。至于微恶风寒，也不很通。既然是温邪致病，为什么还要恶风寒呢？莫非，温邪一犯人体先寒化吗？又说温邪化热最快，莫非温邪本属风寒吗？否则何必化而成热呢！
温病与伤寒之别，给后人限定表证带来了困难。我们不妨看看当代诊断学怎样说表证：
“表证是指外邪从皮毛、口鼻侵入人体，正邪相争于表的外感病初发阶段。 病程短，起病急。临床表现有发热与恶风寒齐作、头痛、鼻塞、
咳嗽、脉浮、舌苔薄白等。凡是具有上述症状的即可称为表证。”(4)
这一限定同时照顾到伤寒、温病两家之说，虽然有待推敲，总算没有大错。同书中关于表里的发挥却容易造成混乱。如说：
“表里之区分并非绝对。如躯壳为表，脏腑为里。以躯壳而言，则皮肤为表，骨肉为里……又如经脉，太阳阳明为表，少阳为半表半里，三阴为里。其中又分表里，如太阳为表中之表，阳明为表中之里。里亦分表里，太阴为里之表，厥阴为里之里等。”（5)
此种发挥确有古今人提过，但表里之区分与表证里证完全是两回事。表里辨证的核心问题是辨请表证。因为除非紧急情况（急则治标时)，外感病必须先治表。急则治标之后，仍然要再治表，凡是表不解，热病必不愈，不唯不愈，还会变证百端。上述关于表里的相对区分无助于认识表证，倒可能引起概念的混乱。
4．表证的诊断标准
因为大多数人不必学医就有过多次外感表证的切身体会，按说，认识表证是个很简单的问题。然而，生活经验并不直接导致理性认识。只有在理论上弄清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总结经验体会。学过中医的人常常忽视表证，可见理论不是很容易掌握好。为深入说明表证。我们试看一下怎样规定表证的诊断标准。
拙见以为，今诊断学教材综合伤寒、温病两家之说并非就算得出了表证诊断标准。
教材所列表证的临床表现有：①发热②恶风寒③头痛④鼻塞⑤咳嗽⑥脉浮⑦舌苔薄白（即舌苔正常)。我们不能说必需七者全备才能断为表证，也不能说它们的诊断价值一样大。此外，本文认为教材所列的表证临床表现不够全面。
据笔者的读书和临床体会，表证临床表现的诊断价值以次为：
①恶寒②头痛③身疼④发热⑤脉浮⑥舌苔薄白⑦病初起
以上七个表现没有列出教材所说的鼻塞和咳嗽，却多了身疼和病初起。为什么不取鼻塞呢？很多人都会说鼻塞和喷嚏是感冒（最常见的外感病)的最早信号。拙见以为，在鼻塞和喷嚏时还不能说已发生外感，况且鼻塞和喷嚏也不是外感特有。咳嗽没有列入的道理略同。
“病初起”是外感表证暗含的诊断标准，这一点似乎无人提出过，故把它明确列出。
为什么加上身疼？读者大概会同意这样做。外感初起出现头痛或身疼的机会大约差不多。有的人具其一，有的二者全备。不学医的人也有这种经验。
那么，是否一定排除鼻塞和咳嗽呢？也不是。它们应视作或见症。
是否笔者所列七个临床表现都是必见症呢？也不是。浅见以为，发热、脉浮和舌苔薄白也不是表证的必见症。如果再略去暗含的病初起，表证的必见症就是：
①恶寒②头痛和/或身疼
此外都是或见症。它们出现的愈多，愈有助于诊断表证。但必见症则缺一不可。而且但有必见症，没有任何或见症，也足以诊断表证。
读者很可能批评这个标准不重视脉象和舌象。回答是：脉象和舌象可能比鼻塞、咳嗽重要，却不如发热重要，不过，本文也不把发热看作表证的必见症。表证患者见典型脉浮、舌苔薄白者也许不到百分之六十。有些正常人（没有自觉症状)脉总见沉象，舌苔不正常（即不薄白)。这些人患外感初起脉不浮，舌苔不薄白。这时可以怀疑有旧病，做进一步诊断，却不能否定表证。总之，古人说有一分恶寒就有一分表证。有一分头痛和或身痛便有一分表证是正确的。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外感病有一分恶寒、头痛和/或身疼，便有一分表证。
为什么不把发热作为表证的必备条件呢？因为，西医所说的发热就指体温高于正常，而中医所谓发热主要指患者自我感觉。自然，在外感病，这时必已体温升高。其实，恶寒时体温已在上升，即恶寒暗含了西医的发热。所以不一定把发热作为必备条件。
那么，表证若失治或误治可以持续多久呢？仲景所论有十日以上者。笔者经验所及，有持续（有其他兼变证)近一月者。所以，表证虽然多见于外感初起，但初起并非诊断表证的必备诊断条件。或者说，病程较久不能排除表证。
5．表证与表邪
中医原意，表证就是邪在表所致（有兼变证亦不否定尚有表邪)。伤寒表证，就是邪在表毫无疑问。温病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似乎温病初起，邪就在肺。若问，既然在肺，何以先见卫分证？创此说的叶天士也只好说肺主气，其合皮毛，故有表证。
我们最好理解为温邪犯肺时，也犯皮毛。否则，温病不应有卫分证，叶氏不必用汗法，吴氏不必用桂枝汤。至于陈平伯论风温，直说“邪在表也”（6)，则温病初起邪在表，毫无疑义。
然而有人据杨栗山之说，撰文论“虽有表证，实无表邪”（7)，使表证病机难明。拙见认为，栗山之见，不过是一偏之说。试问，即便温邪由里透表，则邪至表时何无表邪。本文并非着重说表证之邪在何处，读者认为温病无表邪亦无不可。鄙见以为，温病家对传染病受病途经的认识，接近西医。西医虽然也承认皮肤是人体免疫的第一屏障，却不认为微生物一犯体表就得病。问题是不可因而忽视表证。因为，果然无表邪，即便有表证，解表便无助于驱邪，何必解表！表证之说即为多事。本文岂非无病呻吟。
6．西医对表证的描述
半个世纪以前，西医对许多外感病疗效不好。那时医家常见外感病的自然病程。对外感病的临床表现观察很细，有关描述颇近于中医。目前，很难看到旧时的西医书。不过，仔细读一下当代西医书，仍然能发现有关表证的描述，只是没有表证概念。下面抄几段有关描述。
流感：“临床上可有急起高热，全身症状较重而呼吸道症状并不严重，表现为畏寒、发热、头痛、乏力、全身酸痛等。”
其它呼吸道病毒性疾病：“鼻病毒是人类普通感冒的主要病因…………对发热、畏寒、头痛、咳嗽、全身酸痛者，可予以退热镇痛药物对证治疗……”
流行性出血热：“起病急骤，有畏寒、发热、头痛、腰痛、眼眶痛、羞明、视力模糊、口渴、恶心、呕吐、
腹痛、
腹泻等”
肝炎：“多数起病缓慢，可有畏寒发热，主要症状为乏力、食欲减退、恶心呕吐、肝区胀痛、腹胀、
便秘或腹泻等。有些病例有明显的上呼吸道症状，类似感冒。”
伤寒和
副伤寒：“病程第一周，起病大多缓慢，发热是最早出现的症状，常伴有全身不适，乏力食欲减退，咽痛与咳嗽等。病情逐渐加重，体温呈阶梯上升，于五至七天内达39—40℃，发热前可有畏寒而少寒战，退热时出汗不明显。”
流脑：“
上呼吸道感染期，约为一至二日，大多数病人无症状………败血症期，患者突然高热、畏寒、寒战，伴头痛、食欲减退及神志淡漠等毒性症状。”
以上所抄均见陈灏珠主编《实用内科学》。（人民卫生出版社 1999 第十版)
据以上描述，得出西医所谓传染或感染性疾病初期，十之八九有中医所谓表证是无疑的。此时诸病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畏寒（往往同时提发热)、头痛、身疼等，即上文所说的表证必备症状。也就是说，西医完全承认表证事实，而且很多疾病的病因此时就在人体表层，可是西医没有表证概念。
7．自西医看表证实质
如何自西医角度解释表证呢？大体上说清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它主要涉及免疫与免疫相关的体温调节以及相关的代谢病理。
今中医院校所用的病理教材中，有关于头痛、身疼和周身不适等症状的粗略解释。笔者以为其说法大多错误。故不引用。
西医认为，在外感病免疫过程中，抗原就是微生物。表证阶段，尤其如此。这时以非特异免疫反应为主（有典型特异免疫反应者，即对该病有了特异免疫力，不会病)。即各种吞噬细胞吞噬微生物后，产生的致热原作用于体温调节中枢，引起体温波动，出现恶寒和发热。所以，恶寒及其暗含的发热很容易解释。然而，免疫及相关的体温波动存在于外感病始终，为什么恶寒、头痛和/或身疼是表证的特有症状呢？上述解释未能说清。
西医也知道，除个别病种外，自外感病中期开始，患者一般即不再有恶寒与头痛、身疼并存的表现。这里不再抄西医书。看来，尽管西医的免疫及有关病生理如此复杂，它在总体把握认识热病现象时却有明显的不足。以下试提出笔者关于表证实质的西医解释。
⑴任何微生物，包括鼠疫杆菌、霍乱弧菌都不能必然使感染者发病。带菌而不发病者，必然因为其正气足以抗邪。西医明确肯定这一点。以乙脑为例，西医就说“大多数患者症状较轻或呈无症状的隐性感染”（8)，有典型脑炎表现者仅少数人。接触且感染微生物而不病，可看作外感的第一种表现。在中医，这时无证可辨。
⑵另有较多数人感染后症状较轻，即不表现为典型病例。所谓症状较轻，在此类病即出现中医所谓表证后便痊愈。若非有较大规模流行，这些病人往往被认为患了感冒。读者应知道，几乎所有传染病轻证都类似感冒。典型病例的前驱期也类似感冒。读者可查一下感冒症状群是否中医所说表证。
⑶无症状感染状态自然最好，但他们不被视为病人，一般也不会就医。所以，表证状态是比较好的机体抗病状态，也是最先表现的状态。医家应该力促在表证阶段结束病程。
⑷为什么表证状态最足以抗病呢？因为外感初起机体尚无消耗，人体抗病的能力最强。
⑸为什么表证必见恶寒、头痛和/或身疼呢？这是由于免疫及其必然伴随的体温变化导致血流重新分配所致。为升高体温，血流优先供应内脏（心、肺为主)和躯干肌肉，以快速产热。皮肤血流锐减。为减少散热，皮肤血流减少的同时又紧闭汗腺。患者自觉恶寒，恶寒的极端是寒战。这时肌肉供血也相对不足，肌肉快速耗氧，酸性代谢产物堆积，便有全身严重酸痛。血流重新分配的基本原则是，凡肾上腺能神经支配的末稍血管灌注区都增加。笔者猜测，大脑供血也减少而非增加，故头痛、头昏。关节、筋膜等本来血供不佳的部位尤其缺血，故骨节烦疼。
⑹以上是典型的表实证状态。表虚者，反应不如此严重，但原理一致。
⑺典型表证，特别是表实证，同时又是机体的一种应激状态。肾上腺髓质以及所有相关内分泌器官，参与反应。机体血流重新分配，免疫反应加强，代谢的异化过程加强，都不单单是微生物毒素或吞噬细胞碎破产物作用于机体的直接结果。
⑻恶寒和发热是体温升高过程不同阶段的自我感觉。恶寒时体温必然在上升。一旦不再恶寒，体温就升至顶点。一旦自觉发热，便将出汗，随之体温下降。从恶寒、寒战，到发热出汗，是正邪斗争的一个回合。胜负如何，当再辨证。
⑼寒热是外感病的第一症状，也是最重要的宏观或整体病理反应。中医称外感病为热病或寒温，就是抓住疾病最主要的表现而言。西医症状学以发热为第一症状，尽管发热也见于内生疾病，却说明发热是中西医都最重视的外感病症状。发热既是自觉症状，也容易为他人感知。在微观诊断手段发明之前，宏观地掌握发热的病理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对热病或外感来说，尤其重要。总之，体温升高为抗病过程必不可少。除非过高热而且过久，高体温必然促进免疫过程、增强免疫能力。这已为西医病生理证实，只不过强调不够。故治表证不可以退热为首务。
⑽麻黄汤治表实，是为强化表证反应。（主要通过麻黄素的类
肾上腺素作用)代价是快速消耗机体能量。桂枝汤治表虚，是补充能量供消耗。可能也轻微加速消耗。故伤寒家治表证，全在调动机体抗病能力。
⑾温病家治表证，用桂枝汤时，与伤寒治表虚意略同。用辛凉法解表时，近乎西医用抗菌素加退热药。
⑿凡苦寒药，包括西药抗菌素，用量过大，都会减缓代谢，同时削弱免疫过程。故用清热药剂当适可而止。伤寒家治表证用之颇慎重。温病初起即大用清热方，亦为传统所忌。
⒀那末，为什么表证之后不再见恶寒与头痛和/或身疼并存呢？至今尚难用现成的西医理论解释。显然我们不能认为这是体温不再剧烈波动的缘故。中医的少阳证有寒热往来，却不见头痛、身疼，就很难说清为什么。此外，表证后还可出现寒战、战汗（战后不厥逆必大汗，中医称战汗)、高热而厥逆（即中医的
热厥)，均不一定伴随头痛、身疼。本文暂不解释。
参 考 文 献：
［1］赵洪钧.八纲辨证研究中的逻辑问题.医学与哲学，1994(10):25.
［2］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 1978.314.
［3］吴瑭.温病条辨.第一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13—14.
［4］北京中医药大学主编. 英汉对照中医本科系列教材，中医诊断学. 第一版 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465.
［5］南京中医学院编.温病学. 第一版，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375.
［6］匡萃璋.论“虽有表证实无表邪”.中医杂志，1990(1):11—13.(2):10—12.
［7］陈灏珠主编.实用内科学.第十版，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9.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