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谋》揭秘：诺贝尔奖有多黑？
《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美)罗伯特·马克·弗里德曼著，杨建军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10 月20 日 | 文章来源：中华读书报  
●如果把诺奖比作科学的“奥运会”，那么，弗里德曼关注的不是赛场上的“运动员”，而是“裁判”。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中间有大量的“黑哨”、“昏哨”，屡屡制造“错判”、“误判”和“漏判”。

●弗里德曼说：“期望一位工作在中国的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是无可能的?

十一长假，正赶上诺贝尔奖的开奖季。从3号开始，每天下午，我都会上上网，了解一下那百万巨奖的去向如何。一如往年，没有中国人的名字出现，获奖的研究项目高深莫测，没什么可太兴奋的。

一边关注诺奖新闻，一边读新近翻译出版的《权谋：诺贝尔科学奖的幕后》，却着实吃了一惊。以前也知道诺奖历史上不乏争议，但固执地以为争议是例外，而且觉得所谓不公正主要限于文学奖、和平奖，科学的特征是客观，科学奖里面能玩出多少猫腻？然而《权谋》讲的偏偏不是文学奖、和平奖有多黑，而是科学奖有多黑。

这本书的作者弗里德曼是一位美国的科学史学者，他1978年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就在他毕业前两年，诺贝尔基金会对其1950年以前的档案予以解密。这使他有条件选择这个题目开展研究。20年埋头于故纸堆，终于在2001年推出了这部令人震惊的作品。

科学奥运会上的“黑哨”

如果把诺奖比作科学的“奥运会”，那么，弗里德曼关注的不是赛场上的“运动员”，而是“裁判”。引人注目的是他们中间有大量的“黑哨”、“昏哨”，屡屡制造“错判”、“误判”和“漏判”。

这些“黑哨”中尤其著名的一个是阿伦尼乌斯，他因为发现“电解质溶液电离理论”获得1903年诺贝尔化学奖，是当时瑞典在国际上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阿氏不但研究工作出色，而且具有超强的“运作能力”。1906年，他极力阻止了曾批评过他的、元素周期表的发现人门捷列夫获奖，翌年，门捷列夫就去世了。1908年，他把卢瑟福推上了化学奖的领奖台，可笑的是，卢瑟福放射性方面的研究怎么看都应归入物理学。在能斯特1921年获得前一年保留的化学奖之前，阿氏曾一再阻击这位多年的敌人问鼎。

法国科学家庞加莱的落选也是阿氏一手制造的。1910年，庞加莱得到了最多提名——34票——为单个候选人的最高纪录。但法国人是阿氏的死敌米塔 列夫勒支持的，而且早年曾阻挠过阿氏的晋升，阿氏不愿看到法国人获奖。凭借高明的操纵技巧，阿氏得遂所愿。仅得1票提名的范德瓦耳斯得到了当年的荣誉。庞加莱在1912年去世前未能获奖。庞加莱的落选令法国科学家们怒不可遏。“庞加莱被看作是一个没有开枪的士兵，然而他是一位将军，他影响了现代物理学的整个方向”，一位失望的法国科学家抗议说，“这里和我们巴黎一样，到处有阴谋……诺贝尔奖变成了一个统治的工具。这简直是一幕人间喜剧”。1911年，居里夫人第二次获奖，那又是阿氏对法国科学界所做的安抚了。

今天的我们很难设想爱因斯坦未在诺奖的名人堂里占到一个位置，但事实上，当年爱因斯坦的获奖还真费了些周折。1920年，爱因斯坦在与发现了一种镍钢合金的纪尧姆的竞争中败北。1921年，爱因斯坦再次受挫，他的理论被批评为未经证实、古怪的、形而上学的、达达主义的——简而言之，“裁判们”不喜欢相对论。1922年，爱因斯坦终于闯关成功，他获得的是前一年保留的奖金，这次的成功则有赖于另一位策略大师——奥森——的演出。他推举的是爱因斯坦在光电效应方面的工作，而且授奖理由只提光电效应“定律”，不提光电效应“理论”，这样就与“裁判们”所持的关于物理学本性的信念没有冲突了。历史地来看，并不是爱因斯坦受到了诺奖的褒扬，而是爱因斯坦的获奖提升了诺奖的声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经济不怎么宽裕的爱因斯坦确实很需要这个奖。他还等着拿奖金给自己刚离婚不久的前妻呢，这是写入他们的离婚协议的。爱因斯坦很开心，他对一位瑞典记者说：“科学家们终于可以从他们的工作上获得利益，就像生意人一样。”

相对论——20世纪最伟大的两个物理理论之一——未能获奖也许稍显遗憾，但毕竟爱因斯坦还得了一次奖。女物理学家丽丝·迈特纳就没有那么幸运了。1944年的化学奖授予哈恩，授奖理由是他“发现了重核裂变反应”（这个发现使核能的利用成为可能，也导致了原子弹的诞生)。后世的历史学家发现，作为哈恩的合作者，迈特纳对这一成就的贡献尤大。悲惨的是，先是纳粹的上台迫使身为犹太人的迈特纳踏上了逃亡之路（她到达的正是瑞典)；然后“不诚实”的哈恩剥夺了她在发现“裂变”的历史中的地位。战后，正直的人们试图让迈特纳通过诺奖获得补偿，但她在瑞典的上司西格班可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她对他的计划是一个潜在的威胁”，而且“她在核物理学上比他高明，享誉海外”。最终，西格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俗话说，对真理的追求凌驾于政治和个人偏见之上，这也许对某些人可以聊以自慰，可是这些‘真理’很少是纯洁而干净的，尤其当权和钱变成追求知识的重要资源时。”弗里德曼刻薄地评论说。

诺奖何以不能完美？

在弗里德曼的笔下，诺奖的历史形象相当灰暗。“我们大致上都愿意相信，非凡的优异似乎是通过一个完美无暇的程序选出，不受任何偏好或偏见的玷污”，弗里德曼写道，但现实世界远不是这样。

哪些因素摧毁了诺奖的完美呢？简言之包括：1、规则的模糊：诺贝尔的遗嘱规定奖金颁给“在前一年中对人类的福祉做出最大贡献者”，但评定“前一年”的发现的重要性完全不可行，所谓“对人类的福祉做出最大贡献者”的描述很模糊，是指可应用的发明而不是那些“无用”的理论吗？2、对科学的偏好、偏见：早期的瑞典的评奖者流行一种“实验主义”哲学，对抽象的理论不感兴趣。3、能力的欠缺：例如相对论对于评奖者实在是太难了。4、国家利益以及战争、外交等因素的影响：先是要照顾本地科学，然后是“每个诺贝尔奖都是一面瑞典国旗”的原则，一战、二战以及冷战都影响了诺奖的流向。5、个人恩怨：这一点通过阿伦尼乌斯有最好的表现。6、奇怪的平衡原则。

中国人别太把诺奖当回事

《权谋》讲述的是诺奖的阴暗面。弗里德曼就像那种专门发掘丑闻的“该死的记者”。不过，他声明自己并非想通过给诺奖抹黑来耸人之听闻。实际上，弗里德曼通过此书对诺奖的意义和我们时代的科学文化进行了反思——

我们的文化热衷于竞争。挑选最佳令人着迷——无论是小说、电影、流行歌曲或者大学。体育本来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个人的个性，挑战自身的能力，可现在变成了“竞技”，而“竞技”变成了对奖章、记录不懈的追求。历史上和当前，对体育也有另外的看法。那么科学呢？获奖应该是从事科学的目标吗？难道自我的满足不是最终的报答吗？

我们生活在一个浮夸盛行、商业至上的社会里。在企业式“为本身目的”的科学工作中，大家必须你死我活地争夺资源，研究工作的道德基础又在何处呢？在大科学、大款项和争取声明及资源的时代里，那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理想还是可能的吗？“也许当诺贝尔奖的神秘性降低后，我们可能对科学生活的真正意义有更好的了解。”在“中文版序”中，弗里德曼说。他善意地提醒中国人别太把诺奖当回事了。他提出了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中国在未来数年发明了地震预报的先进手段，尽管地震学、地质学并不在诺奖奖励的范围内，但这个成就本身不是很有价值吗？弗里德曼说：“期望一位工作在中国的中国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如果相信它是一个国家表现科学技术水平唯一或最佳途径就错了。”

弗里德曼的意思说来很简单，就是告诉人们，对诺奖不必过于迷信。想想也是，诺奖名气固然震耳，但百余年来，因为诺奖这个光环而被人记住名字的，其实寥寥无几。今年诺奖得主的名字，过不了几天，甚至睡一觉醒来，大概也就被挤到了大脑硬盘的不知什么角落，想搜都搜不出来。

至于“权谋”二字，我也打算忘掉——偶尔看看《康熙王朝》、《大长今》什么的，实在是领教了太多的“权谋”。■本报记者王洪波
－－－－－－－－－－－马悲鸣：高行健获诺贝尔文学奖之我见  

　高行健出乎意料地获得了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网上诸人于是大开了话匣子。褒贬不一。  

　　有位仁兄认为诺贝尔文学讲基本上是一个笑话，高行健的作品基本上
没有什么中国读者，连北岛都不如，所以是个笑话。但同样是这位仁兄，
却曾不遗余力地推荐金庸获诺贝尔文学奖。  

　　看来是这位仁兄会错了意。畅销书排行榜和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一回事。金庸只上得畅销书排行榜，却实难获诺贝尔文学奖。连王朔都看不惯金庸小说里的“一言不和，拔刀相向”，哪有什么“终极人性关怀”。金庸若是严格抽取版税，早赚得钵满盆满，不知超过诺贝尔文学奖这一百万美元多少倍了，谁还在乎这点小钱。  

　　按诺贝尔文学奖的定义，就是要奖给文学造诣高的作家。而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往往文学造诣高的代价，就是难以畅销。金庸的书可算得下里巴人，和者盖众了。  

　　实际上文学是有民族性的。因文学要用文字来表达，而文字又是按民族的不同而各异的。所以文学造诣与文字有关，也因之与民族性有关。故文学造诣很难有国际统一的客观技术标准。各作家文字的质量标准端赖给该作者作品提供翻译服务者的英语或法语、德语、瑞典语的水平。用钱钟书损马悦然的话说：“你们把巴金的书翻译成那样，还怎么得诺贝尔文学奖呀”。

　　正是因为文学有民族性（这里姑且不论还有阶级性)，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不得不搞区域分配名额。这是与质量客观性相悖的。按老舍的儿子舒乙的说法，1968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分配给东亚地区，本来选定了老舍，但派人到中国寻找老舍时，发现他已自杀；所以把该年度的文学奖给了也是地处东亚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多年之后，又轮到东亚地区时，给了大江健三郎。轮到拉丁美洲时，给了智利的共产党诗人聂鲁达；等等，不一而足。所以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学造诣客观性很成问题，基本上是区域分配的指标。

　　斑行健作品的文学造诣是否真的是至少东亚第一，我因没读过他的作品而不敢造次评论。但我可以从文学之外来说此事。　我比较赞同胡平对高行健获奖的说法。胡平认为高行健获奖的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中共当局的文化专制，二是因为高行健作品的阳春白雪。但胡平是从自己所从事的反共事业的立场上来说这番话的。我却没有立场，所以我对高行健获奖的看法又与胡平不尽相同。  

　　我的看法是：这是一次政治性的文学奖，不是造诣尺度上的文学奖。因诺贝尔文学奖（当然还有和平奖)的投票人都是有立场的。他们往往会出自政治上的反对立场，故意把奖项投给一个他们不喜欢的国家出身的，又被该国政府所不喜欢的人。  

　　举例来说，“日瓦格医生”的作者，苏联作家帕斯杰尔纳克，原来是被苏共选中，准备树作样板的作家。后来由于一些奇怪的原因，树了马雅可夫斯基，而没树帕斯杰尔纳克。后来诺委会就把文学奖给了帕斯杰尔纳克。赫鲁晓夫听罢大怒，声称如果帕斯杰尔纳克出国去领奖，就不要再回来。帕斯杰尔纳克真的没去领奖。

　　我后来在实验室里问过苏联来的访问学者，究竟帕斯杰尔纳克的文学造诣如何？

　　他们回答我说，单从文学造诣上来说，帕斯杰尔纳克并非特别的出类拔萃。那次文学奖实际上是一次政治秀。  

　　我还是很喜欢帕斯杰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那内战时期白桦树林里的深雪，那无助而又因医道而侥幸的医生，使我感到一种完全陌生的异国情调。同样是描写十月革命，并不比《静静的顿河》差（该书作者肖洛霍夫也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人家来自苏联，用俄语阅读的访问学者的评价，应该比我读汉译本的更正确。我乐意接受他们的意见而不坚持我自己的主观看法。  

　　其次，诺委会经常会因为受该年度的某个突发政治事件的影响，把文学或和平奖投给该地区政治强权所不喜欢的人物，倒未必是该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以收歪打正着的奇效。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在“八九六四”当年，把和平奖投给了达赖喇嘛。  

　　其实达赖喇嘛在和平奖候选名单上已经等待好多年了，早不给，晚不给，偏偏八九年给，正是因为刚发生过“六四”的武装驱逐，打死人的恐怖镜头充斥电视画面。直气得和平奖委员会的衮衮诸公非把该年的和平奖投给达赖喇嘛不可。

　　今年的一个重要政治事件是中共一年来镇压发lun功的力度过大。这可能是文学奖偏要投给中国的流亡作家高行健的重要情绪因素。  

　　从高行健的履历上看。他在入党热时入党，出国热的87年出国，又在退党热时退党，在政治避难热时宣布再也不回到那个专制的祖国。这人并无多少独立见解和独立人格。

　　众所周知，文革是中共专制统治最严重的时期，可高行健似乎并没有失去入党的热情，据说还上了五年党校（存疑)。等中共的专制统治开始松动以后，他才越来越反中共的专制。  

　　忘了是哪位西哲说过：“西方人无可救药的毛病，就是个人对群体永无休止的反叛”。这是西方人文素养与东方截然不同的关键。中国人的反叛都是等 到有了另一个可以“良禽择木，良臣择主”的群体之后，见胜兆，才纷纷宣布反叛的。
　　这与西方完全不同。西方人是“永无休止”的反叛。刚叛完政府，又反叛抗议团体。米兰．昆德来在《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描写的那位拒绝在抗议书上签字的托马斯医生就有这种气质。这是昆德来比哈维尔高明的地方。顺便说一句，余杰就是在这一点上拼命贬昆德拉而褒哈维尔。这是真的不懂。

　　反观高行健的反叛，都是在见胜兆之后才迟到的反叛，与追时髦没太大区别。当高行健宣布不再回到专制的祖国时，正是逃到法国的“六四”街头分子乘坐敞棚汽车，受到警察摩托车队护航开道的国家元首级待遇的时候。  

　　当我听到这样一个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第一个感觉就是和高行健看涨的同时，诺贝尔文学奖的掉价。  

　　诺贝尔奖获得者都得去瑞典发表一个演讲。绝大部份文学奖获得者都是一通感激涕凌。但也有的毫不客气地宣称，这奖项“早就该给我”。高行健面临着感激涕凌太卑，“早该给我”太亢的困境。而不卑不亢，又不是中国人的习惯。  

　　让我们大家拭目以待，看这位首席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如何上得了瑞典皇家的台面吧。这回可是曹操看到孙权劝进信时的反应，要上火炉子挨烤了。  

　　以后每年高行健都要参加文学奖的投票。为防止投得太离谱，他得阅读大量非汉语的文学奖推荐作品。高行健有活干了。而一个远离母语环境太久的作家，其母语创作的源泉也会逐渐枯竭。  

　　既然今年的文学奖已经给了中国作家，那么今年的和平奖就不会再有中国人的份了。不管是魏京生、王丹，还是找赵紫阳、发lun功，今年都不要再指望了。

　　“六四”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给了达赖喇嘛。发lun功事件次年的文学奖给了借口“六四”留居海外的高行健。看来为“六四”事件再拿诺贝尔奖，不管是文学的还是和平的，都难了。
－－－－－－－－－－－本来就是个政治导向奖，不需要在意。

[ Last edited by wesleybb on 2006/10/22 at 10: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