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主持人 刘国恩 尹佳 郑法雷 王仲
让医疗、药物各得其所 医保改革最最关键
王仲:老百姓要看病、要看好病,有一个很严峻的现实——现在的医生有几个愿意让他们的学生学医?几个大学毕业生愿意当医生?四千块钱能招一个协和医院的医生到德国来做一个业务代表,企业感觉非常莫名其妙。十年以后还有多少好医生在北大协和看病?
我们需求的是什么?医生给老百姓全心全意服务,不能要求用低廉的价格换取优质的服务,这跟经济原则是违背的,低廉就是低廉,优质就是优质。
医改的框架大家想的比较理想,但是回避了一些细节,这个不知道要走多少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要想让老百姓得到好的医疗回报的话,医生的价值得体现出来。
而提高挂号费或者医疗服务价格的问题,突破点应该在医保上。要先让老百姓放心,让医保承诺给患者付费。医疗服务的公益性应该体现在买单这边,不体现生产这边。
体现医生的工作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老百姓是有利的,我们不能单纯讲看病难看病贵,也要想怎么看病好,合理的价值、优质的服务。但没有人愿意多花钱,我给病人看病的时候要让他并不考虑到看病贵的问题,加大医保力度是第一件事,提高医疗服务费必须是医保先行。
尹佳:没有医保的情况下,我们不能高呼提高挂号费或者是提高手术费,这样的话就更增加老百姓的看病负担了。
任何国家的管理体制下,医生都不直接面对老百姓,而是由医保跟老百姓打交道,医保跟医生打交道。由医保监督医院监督医生,如果开大处方,医保不给报销,如果做了错事,医保取消你的行医资格。由医保来监督医院监督医生,由医保去跟病人解释,医生要做的就是努力提高业务水平,为患者看好病。
在医保改革中,为病人报销挂号费、手术费等医疗服务费应该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报销药费。首先要把支付给医生的这部分服务费报销,首先使医生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医生才有动力去减少药费,少开大处方,才能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只是付了药费,医生还可以开更贵的药,还可以开更大的处方和更没必要的药,而把医生的劳动支付了,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一块钱”支付了,他就不会再产生那不必要的“七块钱”,阻断了开大处方的动力。
刘国恩:不能靠强行的医药分家,现在医疗服务的费用不提高上去,再把开药的收入强行压制下来,等于把医院唯一的生路灭掉了,那医院全都关门了,老百姓也没有地方看病了。
郑法雷:政府出多少钱,病人出多少钱,又涉及到医保的问题,涉及到医院怎么按劳分配的政策,调动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很多人回避这个问题,认为只要国家使劲压价就算为人民服务了,想得太简单幼稚了。要总体上来调节,要把配套的做好。医疗服务费涨了,但一定要把技术服务费和药费比例结构做一个宏观的政策调整。技术服务费在提高的基础上占60%占70%,逐步专家论证测算才更合理。
刘国恩:必须找出服务和药品支付合理的比例,也只能是医院和医保来对等谈判,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科学评估判断才能做出来,如果让病人自己掏腰包来支付药费也好劳务费也好住院费也好,这个矛盾永远在病人和医院之间,并且没有体现国家关注国民的意愿。
王仲:不仅没有体现,而且损害别人的利益,很多较少用到的药物、抢救药根本就不生产。因为价格很低,这次医改方案里面提了一句,对于少用药物及抢救药物的价格要给予特殊处理。
搜狐健康:总结一下,解决医疗服务方面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提高医疗服务的价值回报,并且强调医保买单;一个是促进医生的自由执业。
刘国恩:在医保上怎么强调公益性都不过分,医疗服务生产过程当中必须讲究经济规律,不能靠计划的那套管制压价,那样只能使问题越来越严重。
尹佳:我们的初衷就是希望国家和人民能够得到最大的好处,国家、病人、医生三方都能得到各自满意的平衡,怎么实现平衡?合理支付医生劳动报酬已成为整个医改当中最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医改的最终执行者——医生抵触,医改不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