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环保高压线
2015年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和之后实施的《水污染的防治行动计划》及一年前推出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是三条政策红线，从此禁养区成为具体明确可衡量的指标被纳入规划。
截至目前，84已有20多个省份执行了禁养、限养的区域划定规划，使现有的大量养猪场被迫关停清拆。据农业部预计，仅2015年即有近500万散养户退出畜禽养殖业。
在各地给出的清理整治养猪场规划中，禁养区内的拆迁关停将在2017年完成，广东、广西和山东等养殖大省都将禁养大限设定在2017年。在政策的推进过程中，小养殖户还将进一步出清，留在圈子内的“玩家”将进一步减少。
根据招商证券的统计，2017年是84关闭或搬迁禁养区的最后期限，需要完成调控的省份数量是2016年的3倍。据统计，2016年因环保而削减的生猪产量为3600万头，2017年环境因素的考核首次置于比GDP更重要的位置，而这一年正是国务院要求禁养区关闭或搬迁的最后期限。
相比2016年只有7个省份基本完成禁养区清退，2017年将会有多达20个省份完成禁养区的清退，其中包括河南、山东、广东和广西等几个主要生猪出栏省份。也就是说，在供给侧，养殖户的退出还没有完成，供给端能预期的仍将是低位徘徊。农业部公布的月度数据也说明，猪周期还在进行中。
海通证券认为，此次在猪价持续高位的情况下，母猪存栏不升反降，生猪存栏恢复速度屡屡低于市场预期，折射的是行业产能在环保压力下的持续去化。
此外，规模化猪场养殖规模加速扩张的投产周期较长，因此，即使多家养殖链上的企业加快布局养猪业务，但进入行业的速度仍落后于大量散户退出速度。
本轮猪周期超出了市场的预期，并且在行政干预下正在人为地拉长，那么困扰养殖户的猪周期是否就此消失了呢?剩余“玩家”能够从此摆脱这个周期的困扰吗?
周期减弱
猪周期的形成在于生猪供给有着行业的生理周期。
猪周期传导路径在于：猪价上涨-母猪存栏增加-生猪供给大增-猪价下跌-母猪存栏下降-生猪供应减少-猪肉价格上涨。养殖户在亏损时退出，在高景气时进入的“追涨杀跌”式波动是造成猪周期形成的根本原因。
而养殖户的这种频繁进入与退出在于其规模小，84目前年生猪出栏基本稳定在7亿头，市场规模最大的温氏股份其2016年的销量不过1700余万头，市场占有率还不到3%.
温氏股份采取的还是“公司+农户”的养殖模式，上市公司中自繁自养规模最大的牧原股份2016年生猪销售规模也只有311万头。
农业部发布的生猪生产“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2020年出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比例要从2014年的42%提升至52%，这是因为目前养猪业仍是散户主导的市场。
根据统计，年生猪出栏500头以下与以上的养殖规模占比基本在6：4左右，年出栏在1000头以上的占比更是不足10%，这还是规模以上养殖户占比持续提高下的结果;退回数年前，几十头的养殖户是中国养猪业的主流。
正因为如此，在上一轮猪周期过后，部分小养殖户因深度亏损而永久性退出，在行政政策推升起本轮猪周期后，由于新“玩家”无法进入，在行业盈利最好的阶段，却出现了产能的加剧淘汰。
这样的行政去产能化带来的直接效应就是产业规模化和集中化，但由于规模企业的产能扩张无法跟上小养殖户退出的速度，因此，供给端始终处于低位，在2017年行业供给端加速出清已定的局面下，供应紧张仍是常态。
在行业供给端出清、规模养殖户有效供给提高后，本轮猪周期或许才能看见平稳向下的走势。在新的供需平衡之后，规模化养殖企业有望主导市场走向，而规模化有助于衰减猪周期的影响。
海通证券指出，未来周期的波动对生猪养殖企业业绩的影响将逐步减弱，养殖企业的业绩有望更加体现成长性。长江证券对此持同样的观点，当能繁母猪的弹性因为政府因素而逐步减弱的时候，也意味着猪周期的弹性减弱。
但是这并不能消除猪周期的影响。海通证券指出，国内生猪养殖规模化比例的提高将部分缓解补栏的“追涨杀跌”现象，但可能不会从根本上改变猪周期规律，周期持续时间可能从3-4年延长至5年以上，周期波动幅度则会减弱;同时，外部偶发性因素对周期运行的扰动作用可能将更为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