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杂病:“张仲景方”方族研究

文章作者：北京中医药大学医学博士 中华（台湾)中医内科医学会秘书长 郑全雄

前 言
　　《伤寒论》、《金匮要略》合称《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临床医学巨著，为后世医家倍加尊崇，赞其书为“方书之祖”，誉其方为“医方之祖”，一直是历代医家潜心学习的重要医学典籍。直至今日，《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仍然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真古人所谓“历千载而不坠于地”。纵观中医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举凡名医大家，无不服膺仲景之学，精研仲景之书，善用仲景之方。
　　对《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中所载方剂的研究，历来是仲景学说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前贤名医，或发微探幽，以明方剂之理；或应用临床，以验方剂之效。自柯琴、徐大椿运用类方之法研究仲景方剂，打乱《伤寒论》原有以六经为纲的编次顺序，改为以方剂为中心的分类形式；从逐条解释原文，转向归纳分析方证药证之后，一大批以方类证的著作相继问世，形成了《伤寒论》研究中引人注目的“类方派”。例如，王旭高的《退思集类方歌诀》、左季云的《伤寒论类方汇参》、江苏省中医研究所的《伤寒论方解》，以及近年来出版的《新编伤寒论类方》、《伤寒论方证研究》、《伤寒论汤证新编》、《中医名方应用大全》、《中医类方辞典》等，均是采用类方的研究形式。目前对仲景方剂的研究也大多采用类方之法，但尚且无人应用方族的观念来研究仲景方剂，对仲景方族的研究尚无先例。
　　“方族”与“类方”不同，族有家族、宗族的意思。方族除了表明方剂得类别以外，还表达了方剂出现的时间先后。所以，“方族”较之“类方”更好，它充分体现出了仲景方剂的系统性、整体性、延续性。因此，应用方族的观念来研究仲景方剂，对仲景方剂进行系统的整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是此，为了更好地总结经方效验，窥见经方发展源流，发掘后世应用经方的临床经验，在借鉴前人对仲景方剂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我们以继承发扬仲景之学为己任，以指导临床应用为目的，不揣固陋，致力于仲景方族的编写工作。于今完成了这本《张仲景方方族》，倘若对广大中医工作者有所助益，是为大幸。
　　仲景方剂发展源流
方剂，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们的祖先发现药物、使用药物治病，并在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几种药物配合用于医疗时开始形成的。关于方剂书籍见于史书记载的，最早当推《汉书·艺文志》，计有经方十一家，274卷。《汉书·艺文志》说：“经方者，本草木之寒温，量疾病之深浅，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剂，通闭解结，反之于平。”这是对方剂的最早解释，也是后世称汉以前方剂为“经方”的来源。
时至东汉，医圣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而成炳耀千古之巨著。是书继承并发展了汉以前汤液疗法的经验，是仲景以前几千年医学经验的结晶，是中医典籍中之最有价值者，古今中外历代医家无不盛赞这二部著作，如成无己说：“自古诸方，难可考评，唯仲景之方，最为医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医帙之中，最为枢要。”仲景之方“最为枢要”，这不仅在于它们是中医临床医学的渊源，是医方之祖，更主要的乃在于其理法方药的有效性，是十分可靠的临床经验。晋·皇甫谧曰：“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宋·孙奇等说：“仲景之书，尚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如神。”《四库书目提要》曰：“仲景之书，得其一知半解，皆可以起死回生。”
　　自此，后世医家本仲景之旨，师仲景之法，宗仲景之方，创制了众多传世名方，使方剂学得以进一步发展、完善、成熟。正如明·徐熔所说：“《金匮玉函要略》、《伤寒论》皆仲景祖神农、法伊尹、体箕子而作也。唐宋以来，如孙思邈、葛稚川、朱奉仪、王朝奉辈，其余名医虽多，皆不出仲景书。又汤液本草，于孙、葛、朱、王外，添王叔和、范汪、胡洽、钱仲阳、成无己、陈无择云，其议论方定，增减变易，千状万态，无有一豪不出于仲景者。洁古张元素、其子张璧、东垣李明之，皆祖张仲景汤液。”“仲景广汤液为大法，晋宋以来，号名医者，皆出于此。”及至清代温病学家如叶天士、吴鞠通等，均是服膺仲景之学，精研仲景之书，善用仲景之方者。
　　由此观之，仲景之作承源启流，继往圣之学，开后世之法。穷源竞流，溯本逐末，对仲景方剂发展源流有一清晰的认识，一则，可明了方剂来源，通晓方剂变化，对方剂的组成结构、功效主治及药物的性能功用加深认识；二则，更好的指导临床处方用药，提高临床诊治水平；三则，可使我们深入了解方剂的发展历程；四则，从方剂的发展过程亦可得以窥见中医理论体系的发展过程，更好的掌握中医理论精髓。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仲景方剂的发展源流作一整理阐述。
　　仲景方剂之源
　　1．仲景以前的中医药学发展，为其提供了丰富的医学文献。
　　方剂之始，由来久矣。刘恕《通鉴外纪》云：“民有疾病，未知药石，炎帝始尝草木之滋味，曾一日而遇十二毒，神而化之，遂作方书。”罗泌《路史》则有：“黄帝初命巫彭与桐君共作处方。”的记载。这些记述都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方剂是在发现药物、应用药物治病之后，由许多从事医疗实践的人们发明的。我们从《礼记》所说：“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所载“长沙君亲授禁方与扁鹊”、“扁鹊治虢太子尸厥，……以八减之剂和煮之……”，以及《五十二病方》来看，周代已经通行将药物配合成方剂，煎煮成汤液用来治病了。
　　而从先秦至东汉时期，药学和临床医学都有了很快得发展。武威汉简《治百病方》中已能灵活运用异病同治和同病异治的方法。该书所录30余个方剂中，几乎全为复方，且剂型多样，包括汤、丸、膏、散、醴、栓等。并载药物近百种，其中半数为《伤寒杂病论》所用。《神农本草经》则对战国以来至东汉时期的用药经验和药学知识作了全面总结。至于处方用药，在应用单味药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复方配伍理论。《内经》载方13首，而《五十二病方》则收录方剂280余首，大部分为复方，所治病种包括内、外、妇、儿各科疾病100余种。从《汉书·艺文志》所列“经方十一家”来看，不仅有按病归类方剂的专著，而且有了方剂理论的专著《汤液经法》32卷。有研究表明，伊尹所撰《汤液经》即为《汉书·艺文志》所载之《汤液经法》。
　　至此，因医经和医方的大量涌现而积累了丰富的医学文献，也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这种历史背景为《伤寒杂病论》的问世提供了成熟的时机和充分的条件，使仲景有古训可求，有众方可采。仲景汲取了前人的丰富经验，阅读了大量的医学文献，继承并发扬了汉以前的中医药理论，并凝聚了个人丰富的实践知识，才创作完成了《伤寒杂病论》一书。故其书中所载诸方，绝非仲景一人独创，其书中所载部分方剂，即为直接继承古人成果，如大黄黄连泻心汤，其组成与火齐汤（伊尹三黄汤)相同；青龙、白虎、真武等方名，则带有浓厚的道家色彩，与麻黄、桂枝、葛根等方命名原则不同；而炙甘草汤，其方后注：一名复脉汤，说明此方也是前人所创，因仲景收录而传世。故而仲景之方是博采众家之长而成。
　　2．《汤液经法》是仲景师承的主要典籍。
　　首先，根据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序》：“医之道源自歧黄，以至神之妙，始兴经方；继而伊尹以元圣之才，撰成汤液，俾黎庶之疾疚，咸遂蠲除，使万代之生灵，普蒙拯济；后汉张仲景，又广汤液为《伤寒卒病论》十数卷，然后医方大备。”皇甫谧《甲乙经·序》：“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之说，及宋代林亿在《宋刻伤寒论序》中所言：“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我们有理由相信，《汤液经法》是仲景师承的主要典籍，与之构成直接之渊源关系。
　　再者，近年来发现敦煌卷子本《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据考证此书可能是陶弘景所撰，抄写年代当在宋代以前。该书有关内容为仲景直接继承《汤液经法》提供了佐证。其曰：“陶弘景云：商有圣相伊尹，撰《汤液经法》三□，为方亦三百六十首。……实万代医家之规范，苍生护命之大宝也。”“今检录常情需用者六十首，备山中预防灾疾之用耳。”表明该书为《汤液经法》之节略本。书中明言：“汉晋以还，诸名医辈，张机、卫汜……咸师式此《汤液经法》，悯民疾苦，造福含灵。”而此书所录之方，如小青龙汤即《伤寒论》之麻黄汤，大青龙汤即《伤寒论》之小青龙汤，小阳旦汤即《伤寒论》之桂枝汤等。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仲景之书是秦汉医学巨大成就的继承和总结，仲景之方则与《汤液经法》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而仲景亲自创制的许多方剂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发挥创造。
仲景方剂
　　张仲景撰写了《伤寒杂病论》，后经西晋太医令王叔和整理、重新编次，而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共收载方剂314首，药214味（其中《伤寒论》113方，药93味，《金匮要略》方238首，药207味，附方未计入。两书相合，去其重复者，得上述数字)，这与中医历代积累流传的数十万首方剂相比，只不过沧海一粟。但是，仲景所博采或创制的方剂，首首精当，方方奇妙。自古而今，无人出其左右，后人尊张仲景为“医圣”，称其书为“方书之祖”，洵非过誉之词。仲景方剂为方剂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方剂学贡献，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1．组方精简，配伍严密。
　　方剂的组成，必须遵循一定的组方原则，否则，组合杂乱无章，难以收到卓越的疗效。仲景对方剂组成、以及药物的加减化裁等，均作了严格的规定。如桂枝汤，全方药虽5味，却充分体现了君、臣、佐、使相合的组方原则，使其层次分明，配伍协调，功效明确。组方虽有原则，证象更多变化，一方不能治百病，然一方加减化裁则可变通用治多种疾病。故临证处方用药，须在遵循原则的基础上，药随证转，灵活加减。仲景于兹，刻意以求，而有卓绝之造诣。如太阳中风兼项背强几几者，在主方桂枝汤的基础上，加升津舒经之葛根；若兼表阳虚汗漏不止者，则加温经扶阳之附子；邪气欲陷而胸满脉促者，则去酸敛之芍药；太阳表邪内陷太阴，而见腹满时痛者，则倍加芍药以和络止痛。由此可知，其组方既有严格之原则性，亦有变通之灵活性。
　　2．治疗八法，方药体现。
　　仲景之方具体体现了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种治疗大法。汗者，麻桂之属；吐者，瓜蒂之剂；下者，承气诸汤；和者，柴胡之类；温者，四逆之辈；清者，白虎三黄；消者，半夏泻心；补者，炙草复脉。方剂之用，扶正以攻邪，祛邪以扶正，总求邪去正复，阴阳平衡。上述诸方，为仲景运用八法之典型。更有从治反治、寒温同用、升降共进、攻补兼施、敛散并投者，此又乃八法灵活运用之实例也。
　　3．传承古方，创制新方。
　　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古为今用。在继承前人治验的基础上，又创制了不少名方。在《伤寒杂病论》所载诸方中，虽然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方剂是古方，哪些方剂是仲景自创，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其所录之方，大多疗效可靠，颇切实用。如白虎汤清热，五苓散利尿，十枣汤攻逐水饮，麻黄汤发散表寒，苓桂术甘汤健运脾阳以化饮，半夏泻心汤辛开苦降而消痞等，均历经千年临床检验而不爽，为后世所喜用，且其应用范围不断得以扩展。
　　4．剂型多样，煎服科学。
　　仲景之方，剂型丰富多样，大大超越了前期医方成就。据《伤寒杂病论》所载，有汤、散、丸、栓、酒、洗、浴、熏剂，以及滴耳、灌鼻、软膏剂等不同类型。另外，仲景于药物之煎煮，要求甚严。对溶媒之选择及用量之多寡、煎煮时间的长短、药物入煎先后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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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桂枝加桂汤、桂枝加芍药汤，四逆汤与通脉四逆汤等，皆是剂量比例上的变化决定方药的功效变异。另外，服药次数的多少，亦反映了方药剂量的轻重。
仲景方剂之流
　　后世对仲景方剂的发挥运用大致可分为二大类：一者是对仲景方剂的立方之则、组方之理、用药之规、煎服事宜等方面作进一步阐述论证、发微探幽；一者是在仲景之方的基础上，根据临床实际进行加减化裁，衍化创制了其他方剂，扩展了仲景之方的应用范围，推动了方剂学的发展，故而更显重要。
　　1．理论阐发
　　对仲景之方进行阐述发挥者，自古以来，代不乏人，这其中则当首推金人成无己。在《伤寒明理论》中，成无己选取桂枝汤、麻黄汤等二十首常用方，详为阐释，释方论药，颇多发挥，其于药之寒温，证之虚实，方之君臣佐使、大小奇偶、及身之远近等，都作了十分精辟的阐述，其间不乏独到之见，此书是方论专著之首创者。
　　其后李时珍著《本草纲目》，以药为主，因药附方，在论理方面颇多卓识，如在麻黄条下论析麻黄汤与桂枝汤的方义，极为精辟。余如吴昆之《医方考》、王晋三之《绛雪园古方选注》、罗东逸之《名医方论》、吴谦等编纂《删补名医方论》、吴仪洛之《成方切用》等等，都对仲景之方在论理方面有所发挥。
　　诚然，这些发微探幽之作一方面对仲景方剂在组方、用药层次上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另一方面推动了方剂理论的发展。但纵观历代医家对仲景之方的理论阐发，一些论述言理精辟，符合临床实际。然而也有一些论述崇尚格物致知，甚则故作虚玄，已背仲景朴素严谨的临证医学之旨。由此，我们应该认识到，千人解方则有千意，其中谁得仲景之意，谁失仲景之意，既难证实，又难证伪，实是“月印百川”。故而，对于仲景之方，更重要的是运用于临床，检验于实践，若仅从理论探讨，则有纸上谈兵、束之高阁之虞。
　　2．临床应用
　　后世诸家秉承原方，创制新方，由古至今，层出不穷。观历代名医，无不精研仲景之学，善用仲景之方。如金元四大家之张元素，他认为“运气不齐，古今异轨，古方新病，不相能也。”所以治病不当拘泥古方，而应吸取古方之长，化裁新方。例如，他鉴于伤寒太阳病用麻黄汤、桂枝汤法度严谨，偶有差迟，便生坏证，故仿麻、桂汤法制“九味羌活汤”于辛温发散之中，佐以生地、黄芩，为四时发散通剂。又如变张仲景治水气结于心下的“枳术汤”为健脾消食而治痞的“枳术丸”。余如陶华，精于治伤寒，善用仲景方而有发挥，其中如“再造散、黄龙汤、回阳救急汤”等，遣药组方都有独到之处。
　　现从具体方剂的临床应用角度，以大承气汤、五苓散为例，探讨说明仲景方剂的发展衍化过程。
　　⑴大承气汤
　　自仲景创制大承气汤后，经后世医家的临床实践，使其治疗范围不断扩展，衍化出不少具有通下作用的有效方剂，以应病变之百端，既继承了仲景之学，又自出新意，可法可师，颇切临床实际。例如：大承气汤→承气丸（晋《肘后方》)、大黄汤（晋《刘涓子鬼遗方》)→三黄汤（唐《备急千金要方》)→三黄丸（元《脉因证治》)、三一承气汤（金《宣明论方》)→六乙顺气汤（明《伤寒六书》)、黄龙汤（明《伤寒六书》)→新加黄龙汤（清《温病条辨》)。
　　这些衍化方从组成来看，各承气汤均离不开大黄、芒硝，并在此基础上配伍行气散结、消痞除满、清热解毒、泻火凉血、气血双补、滋阴增液、行气活血等药物，形成各具特点的承气汤。由此可见，各方虽均以大承气汤为基础加减化裁，但配伍不同，功效、主治就有了发展。功效由原来的峻下热结，发展到泻热解毒、凉血活血、清气攻下、补养气血攻下、增液攻下等方面。主治由单纯治疗阳明腑实证扩大到阳明腑实兼气分热毒证、热毒蕴蒸肌肤而发痈疽之表里同病、热结肠胃气分波及血分的气血同病、邪实正虚之虚实挟杂证等等。然而变化虽多，其中总不离基本药物（大黄、芒硝)，制方大法（荡涤肠胃热结)和病证主因（实热与积滞结于肠胃)。
　　⑵五苓散
　　五苓散是治疗水湿内停之证的代表方剂，具有利水渗湿，温阳化气之功。《伤寒论》中用本方治疗太阳蓄水证，在《金匮要略》中治癫眩之水气病。《千金方》用其主治时行热病，狂言烦躁不安者；《和剂局方》用以治伤寒温热病，霍乱吐利；《三因方》用以治伏暑饮热，壅溢发衄；《此事难知》用治酒毒，小便赤涩。
仲景及后世医家又以本方为基础，化裁出茵陈五苓散，治湿热发黄；胃苓汤治伤湿食滞，脘腹胀痛泄泻，小便短少；四苓散治湿伤脾胃，便溏尿少；桂苓甘露饮，治湿热壅结，小便不利，烦热而渴等证。这些方剂都为临床医家所习用。它如《温病条辨》中焦篇寒湿的论治，皆以五苓散去桂加厚朴、秦皮，或加木瓜、草果等作为起手之法，亦皆源于本方。这些衍化可谓师古不泥，不落窠臼，新意自出。
　　由此可见仲景方剂源流化裁之一斑，在此仅是举例说明，而仲景之方加减变化系列比比皆是。总而言之，后世对仲景方剂的发展运用不外有二，一者，秉承原方，但用其治疗不同病证；二者，对原方加减化裁，以应病证之变端。凡此种种，都对仲景方剂的继承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仲景方剂，上溯歧黄，下逮百世，垂范后人，源远流长。我们只是对其发展源流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通过这一回顾，我们对仲景方剂的来源、特点、发展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和深入的了解。但同时又摆在我们面前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仲景方剂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众多与之相关的方剂，那么面对如此众多的方剂，该如何理顺其与仲景之方的关系，怎么更好的学习运用呢？于此，我们提出了“方族”的概念，并在此思路上，对后世之方加以归纳整理，以示学者。
　　张仲景方方族
　　《伤寒论》、《金匮要略》两书共收载方剂314首（其中《伤寒论》113方，《金匮要略》238方，附方未计入。两书相合，去其重复者，得上述数字)，是后世“医方之源”，更是后世“医方之母”，为历代医家所习用。这些方剂不仅为整个中医学在辨证论治上树立了规矩和原则，也给了后世医家们留下了灵巧和权变。在临床上，后世医家们或直接用这些方剂，或对这些方剂进行加减化裁使用，或“师其法而不用其方”。正是在这样的应用中，在仲景方剂的基础上创造和发明了大量的新的成方。
　　如果我们将仲景方剂称为“母方”的话，那么这些在母方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方剂就可以称为“子方”。这些方剂有新的结构，有新的功效和新的适应症，对仲景方剂是重要的发展和补充。母方和子方形成了若干个规模庞大的“方族”，可以统称为“张仲景方方族”。
方族的概念
　　金人成无己曾言：“唯仲景之方，最为医方之祖。”这句话有两层含义。其一，祖者，始也。仲景方是医方之始，是医方之祖。其二，仲景方是医方之母，后世方由仲景方派生而出。也就是说，仲景方是“母方”，而后世方是“子方”。
　　据此，傅延龄教授提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概念，即“方族”。所谓方族，乃指某个基础方及其衍生方系列。其中基础方可以称为“母方”，而在母方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所有方剂都可以称为“子方”。“方族”与“类方”不同，族有家族、宗族的意思。方族除了表明方剂得类别以外，还表达了方剂出现的时间先后。所以，“方族”较之“类方”更好，它充分体现出了仲景方剂的系统性、整体性、延续性。
　　子方的确认标准有三：①在母方基础上进行加减化裁，母方的整体结构没有发生较大的改变。如“三拗汤”、“四苓汤”、“六味地黄丸”等。在这种情况下，母方的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其方义可能与母方保持基本一致，但也可能有较大的改变。②方剂名称表明它是由仲景方剂衍化而来，如“附子理中汤”、“柴胡六合汤”、“三一承气汤”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子方对母方加味很多，它也是该母方的子方。如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母方小柴胡汤药有7味，在此基础上加桂枝、茯苓、龙骨、牡蛎、铅丹、大黄6味，无论从绝对数还是从相对数来讲，加味都已经很多。③方剂的创制人已经说明该方是由仲景方剂化裁而得，或是根据仲景立方之意而制。如“代麻黄汤”、“代抵挡丸”、“从龙汤”、“犹龙汤”，等。在这种情况下，子方与母方在药味组成和结构上有较大的变化。
　　方族的研究现状
　　对于方剂源流的研究，古已有之。早在明代，著名医家施沛所撰《祖剂》，堪称最早研究方源的方书。该书以《灵枢》、《素问》之方为宗，仲景之方为祖，后世之方为流，而分附于后，把组成结构相似之方归属一类，溯本求源，以探求祖方衍化之道。并且指出：“方者，仿也；医者，意也。自仲景而本之伊尹、繇伊尹而上溯轩农，其于方剂之道庶几焉近之矣。”认为方剂是后人仿照古人之意衍绎而成的。
　　及至清代张璐《张氏医通·祖方》指出：“字有字母，方有方祖”，并以桂枝汤、麻黄汤、续命汤、升麻汤、小柴胡汤、术附汤、四逆汤、理中汤等36方为祖方，加减化裁之方390首，根据药物组成相似者归属36类，使类方的基本结构形式及证治变化规律较为明晰。
　　清·徐大椿博学广识，对伤寒造诣颇深。他认为仲景之书，乃救误之书。当时随证立方，本为定序，于是消除阴阳六经门目，但使方以类从，证随方列，使人按证以求方，而不必循经以求证。因此，提出了不类经而类方的整理方法，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写出了《伤寒论类方》一书，该书融张璐、柯琴之说为一体，将《伤寒论》113方以12首主方为纲，加减衍化方为目，分为桂枝汤类方、麻黄汤类方、柴胡汤类方等十二类，使《伤寒论》类方说渐成定论，对《伤寒论》的研究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世广徐氏之说，习而用之。如王旭高所著之《退思集类方歌注》。然至今尚未有完整专门研究方源之著。
　　仲景方族的子方是散在的，在刘完素《伤寒标本心法类萃》、童养学《伤寒六书纂要辨疑》、黄元御《四圣心源》、吴鞠通《温病条辨》、何廉臣《重订通俗伤寒论》、刘渡舟《伤寒论十四讲》等论著中，都载有不少作者创制的子方，但是缺乏搜集整理。也有一些论著对散在于各书的子方进行了搜集整理，这些编著包括丹波元坚《伤寒论辑义》、李文瑞《伤寒论汤症汇编》、聂惠民《伤寒论与临证》、傅延龄《伤寒论研究大辞典》、吕志杰《仲景方药古今应用》等。此外，《中医大词典》、《中医方剂大词典》、《中医类方辞典》，等辞书也收录有大量的子方。
　　在现代的中医药杂志上也发表了一些有关类方的学术论文，但都不是用方族的观念在研究仲景方剂。目前尚且无人应用方族的观念来研究仲景方剂，对子方的收集缺乏全面，遗漏甚多；对子方的加减变化规律未进行总结，大多数只是搜集整理，而对其加减变化的理由缺少细致的探讨和说明；对方剂的结构缺乏必要的解析。因此，应用方族的观念来研究仲景方剂，对仲景方剂进行系统的整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方族的研究意义
　　自《伤寒论》、《金匮要略》问世以后，对仲景方剂研究者，名医贤士，代有人出。自孙思邈至柯琴，从施沛到徐大椿，都是其中较为突出者。由古而今，研究仲景方剂使用最多的方法就是采用类方的方法，或以证类方，或以药类方。而对仲景方族的研究尚无涉猎，亦无先例。因此，对张仲景方方族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1．利于临床应用
　　古今医方，浩如烟海，自歧黄创制方之理，仲景立辨治之道，汉唐以降，代有传人，历尽两千多年的医疗实践，不断丰富和发展了祖国医学的制方理论和辨证论治体系，由于历史的变迁，古今医家的治疗经验，大多以方剂的形式流传下来，载入史册的医学典籍汗牛充栋，创制的古今秘验效方更难以计数，仅我国现存方书就达两千余种，占祖国医学典籍的60％左右，辑录之古今医方达数十万之巨。方中凝聚着历代医家丰富的治疗经验，充分体现了中医各种学术流派独特的制方理论和用药风格。
　　然而如此众多的方剂，要想一一研习运用是十分困难的，惟有寻求一种科学有效的方法，使之系统化，规范化，才能更好的应用于临床，使临床辨证用方既有章则大法可循，又能根据疾病的千变万化而灵活化裁。仲景之方是方剂的根源，研究方族，便能从源到流，执简驭繁，曲尽变化。这是提高临床诊治水平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也是掌握中医理论精髓的重要途径。
　　再者，仲景方剂数量有限，远远不能满足临床实际需要。而子方的出现大大的扩展了仲景之方的应用范围，更好的满足临床需要。对仲景方族进行研究整理，解析说明，就有利于临床医生的选择应用。
　　2．揭示方剂配伍和演变的原则及巧妙。
　　病无定体，治无常法，一方不能治百病。疾病虽然千变万化，但必有规律可循，同类疾病必有其主证主治之方，亦有兼证兼治之法，变证变治之剂。拘泥于一法一方，则有刻舟求剑之虞，往往收不到预期效果。因而在确定主证主方的同时，要根据疾病的变化，随证加减，变通运用，才能做到应手取效。正如徐大椿所说：“盖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无爽，此从流溯源之法，病无遁形矣！”
　　古代医家根据疾病变化规律，总结出一套又一套较为规范的组方衍化定式，蕴含着方剂配伍和演变的原则和巧妙，形成了若干个加减衍化方系列，并且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发展。因此，对仲景方族进行整理研究，溯本求源，以族纳方，探求母方的组方配伍原理和证治特点，寻找其子方的衍化过程，研究子方的证治变化规律，加减化裁变化的技巧，则可做到正本清源，纲举目张，知常达变。临证只要掌握母方，通晓子方，就能根据疾病的需要随证加减化裁，举一反三，触类旁通，以不变应万变，从一方推出数方、数法，真正是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亦不失为识方用方之捷径。
　　在此举理中汤为例以作说明，江南名医曹仁伯说：“理中是足太阴极妙之方，……设脾家当用理中，而胃家有火，则古人早定连理一方矣。设气机壅滞，古人早定治中一方矣。设脾家当用理中，而其人真阴亏者，景岳早有理阴煎矣。其肾中真阳衰者，加附子固然矣；其衰之甚者，古人又有启峻汤一方矣。此外，加木瓜则名和中，必兼肝气；加枳实、茯苓，治胃虚挟实。古人成方，苟能方方如此用法，何患不成名医哉。”（见《增评柳选四家医案》)
　　3．揭示相关方症（汤症)的实质
　　《伤寒论》方症是《伤寒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所谓“方症”是与一首成方相对应的一种病症，即对这首成方的治疗作用有良好反应性的病症，如小柴胡汤症、桂枝汤症，等。辨证论治经过层层剖析，最终还是落实到方症上，方症是辨证论治最深层次的辨析结果，一方只能对应一症。古代医家经过长期医疗实践，对常见病症的基本病理变化有了规律性的认识，并确定了相应行之有效的治法，通过临床实践反复验证，从而确定了治疗各种病症的主方，即方症相应。方族研究将能对一些子方方症的实质从传统方法角度加以说明，更有助于对母方方症的认识。方族研究可使辨证论治深入到辨方症这一更精确的层次，使方得确用，症得明辨，是提高辨证论治精确度的重要方法。
　　4．开拓《伤寒论》研究的新途径
　　自仲景之书问世以来，《伤寒论》的研究经久不衰，一直是中医研究的热点，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绩。传统研究状况表明，能够用传统方法解决的《伤寒论》问题，大都早已获得解决；而至今尚未解决的一些疑难问题，很可能仍将是极难解决的。如果仍然沿用传统的注释、分类、补充方法去研究《伤寒论》，那么是很难取得古人业已取得的那样高的成就的，而且也很难克服古人未能克服的缺点。有鉴于此，我们对仲景方族进行研究整理，以传统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文献为依托，以指导临床实践为目的，溯本求源，以族纳方，以方别症，以症辨方，使研究的立足点基于文献而不脱离临床，为《伤寒论》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这不能不说是《伤寒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关于<朱雀汤>的思考:现在,由于<辅行诀臟腑用药法要>的出现,很多人都认为朱雀汤是黄连阿胶鸡子黄汤,但是,有一次我看了一本关于古代战阵排列的书,我有所怀疑,因为古代战阵,按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排列.朱雀应为前锋,张仲景以堂堂之阵,以击除疾病,那有以黄连阿胶为前锋之理,那么谁是朱雀呢?我想;应是阳旦汤乎?阳旦汤,就是桂枝汤加黄芩,一说即桂枝汤.何况,太阳之精为朱雀也.不知我的想法对不对?请明哲指教.
－－－－－－－－－－－先生所言确实是研究经方的一个不错的思路，把一个经方推而广之，可有数方甚至数十百方，可以扩大临床的应用，我本人基本是按先生所说的方法学习中医，可谓不谋而合，但目前的中医界有两个问题没有解决，其一，目前中国的中医有几个会使用仲景原方？原方尚且不会用还谈什么加减，什么以此演变的众多方剂？其二以经方为母方我同意，但如此众多的母方，那个临床却有效用，那个是骗人的，是不是必须试验才能确定？至少目前还没有人能说清楚。我个人认为目前中医最大的问题应该是先学会经方的使用，然后才是拓展，母方都不会用，只能陷于空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