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耀
医学问题，小则与个人的身体健康息息相关，大则人命关天，更大则事关民族的存亡。也正因为这样，作为科学问题的中医问题，是不需要太多讨论的。中医这种不科学的东西一定要被不断进步的科学医学（我国习惯称“西医”)所淘汰。这个过程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尽管目前我国还有一些身体进入了现代，思想却一直食古不化的人，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但这个淘汰过程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而且已经接近尾声。
这个论断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认识。
据2005年的全国医疗统计，全国西医医院诊疗病人人数为10.56亿，其中非营利诊疗10.17亿，营利诊疗0.39亿。同一统计时期，中医医院全国诊疗人数只有2.14亿，为西医的1/5；其中大部分属于非营利诊疗，为2.11亿，占98.6%；营利诊疗人数只有0.03亿，只占1.4%。就是说，西医营利诊疗人数是中医营利诊疗人数的13倍。我们可以想像，那些中医非营利性的诊疗，大部分可能是“有病治病，无病防病”的所谓“食疗”。如果人们废除这个观念（这对大家有好处)，中医的状况会更糟。另据我国现有的医疗机构设置数而言，2005年全国西医医疗机构为12982所，其中政府兴办的5995所，占46.18%，企业兴办的4290所，占33.04%。同比，中医医疗机构2005年统计是2620，约相当于西医医疗机构的1/5。其中绝大部分中医医疗机构是政府办的，为2258所，占总数的86.18%，企业兴办的只有16所，占0.61%。如果没有政府扶持，单靠企业来办，中医的衰落状况可想而知。
中医衰落的具体表现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医学院培养的学生就业困难。中医教育和研究的建制化，本身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制造并累积了许多社会问题。尽管我国政府对中医高等教育非常重视，毕业生的学历层次在不断增加，人数也与其它大学一样在不断扩招。可是，中医从业人员的人数却一直呈现锐减趋势。如果不是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强迫三甲以上的西医医院非设中医科不可，则中医学院学生（包括博士生)的就业状况将更加严峻。二是中医专科医院的经济效益普遍不好。大部分中医医院只能靠西医项目来维持其经营。即使这样，仍有一些中医医院连40%的工资都发不出。第三，即使在那些偏远的农村，稍微有些西医条件的，农民看病也是首选西医。只是因为我国医疗行业乱收费现象严重，家庭经济困难的农户才把治病的希望寄托于中医或当地的民间草医。由此可以断言，即使中医学院的学生下农村去“创业”，都已经难以为继。
在国外，中医的确已经取得在欧洲和北美洲立脚的权力，但它不属于普通意义上的医学，而是以“东方医生”（oriental medical doctor)的名义执业的。正如中国的洗脚和按摩是合法的一样，在北美洲和欧洲，东方医生执业也是合法的。但是，正如中国的洗脚师和按摩师不算医生一样，在国际上谋生的东方医生也不算医生。
由于国际上承认了东方医生的合法性，于是中医和中药就有了一个可以进入国际市场的机遇。这就是被国内一些大众媒体过分渲染的“中医中药已经打入国际市场”的真相。但是，由于许多中药和中成药包含有害成分，不符合所在国食品和药品管理的规定，遭到禁止和起诉的“中药”和“中成药”与日俱增。那些在中药当中掺入西药的“中西医结合”成药，由于侵犯了西药发明人的知识产权，以及西药成分不能按照标准份量均匀分布于成药之中而造成对消费者的侵害，也频频遭到了所在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医药卫生当局的禁止。当然，在这之外，也有部分中药通过了所在国的食品和药品安全认证。但，这些有如凤毛麟角，而且已经通过认证的“中药”，只能供东方医生使用，不能供正儿八经的医院使用。东方医生的国际生存环境大致就是这样。它与我国国内某些不负责任的大众媒体的过分渲染大相径庭。
可见，告别中医中药问题，从科学的角度说，几乎不需要讨论。尽管有人反对，但至今反对派人士还没有提出任何跨越不了的科学障碍，所存在的问题仅仅是情感问题。林语堂先生在1936年就曾经批评过，中华民族是一个相信“情感真理”的民族，不善于用理性战胜情感，而是经常把情感凌驾于理性之上。但是，在告别中医中药方面，只要科学上不存在严重问题，情感问题终究是可以解决的。当我们第一次剪头发的时候，情感问题不是照样很严重吗？可是现在怎样，大家不都接受了蓄短发，而不愿意留长辫了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告别中医中药的根本意义在于反思传统。在我国，反思传统，需要一个恰当的文化氛围。其中最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国家充分强大，不会因为反思传统而觉得自己事事不如人，使国人缺乏前进的信心；二是人民的民族心理趋于成熟，不会因为反思传统而表现出民族心理的脆弱，丧失走向世界的勇气。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为我们大胆反思过去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国际国内环境，创造了理直气壮地反思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大好时机。
反思传统的目的不在于批评过去，而在于走向未来。要走向未来，就必须努力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不但中国的医学不会有大的进步，中国的一切改革都将是沙上建塔，根基不固。从这个意义上说，反思和改造传统文化的直接目的，就是为我国的改革开放重建其文化基础。
那么，何以反思中医可以进一步地反思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呢？
众所周知，中医的概念体系和中医的辨症施治方式，一直都是在缺乏确定性的思维框架下进行的。于是，对于同样的“风”，你可以这样解释，他可以那样解释。对于同样的病症，你可以这样辨症施治，他也可以那样辨症施治。100个医生出现100种诊断，100种施治方案，在中医中是常见的。
可是，这样的思维习惯并不是只有中医才有的。中国古代遗留下来的所有文化传统都是如此，就连确定性的逻辑要求很高的数学也是如此。
笔者即将在年内出版一本新著《文艺复兴史·科学技术卷》。它是经由国家立项的“文艺复兴史研究”系列成果之一。目前，这本书已经通过了丛书编写组的终审和出版社的终审。就在几天前，出版社要我对它的一些插图做最后定稿，我碰到了一个“难题”。原来写书时，我画的是草稿，这个“难题”没有表现出来。现在要正式出版了，“难题”也表现出来了。这个“难题”其实很简单：用圆规和直尺（不用任何其它作图工具)求作一个正五边形。
这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再次使我想起我们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方式。我们不禁要问：这个问题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框架下，可以找到答案吗？
熟悉中国数学史的读者知道，放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框架里边，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包含关于思维的确定性的任何内容。不用说求作一个正五边形，就是求作一个圆和一根直线都没有可供一致性接受的判断标准。《墨子》说，“圆者，一中同长也”。可是，怎样才能确定这个“一中”（圆心)，怎样才能确定“同长”（半径)，不用说在《墨子》中没有答案，在整个中国数学史上，也都没有更进一步的方法。比如说，任意给定一段圆弧，它的“一中”在什么地方？它的“同长”是多少？这些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内是不可能解决的。与之不同，古希腊的哲学家从一开始就追求对外部世界的确定性的理解。于是，外部世界之对于希腊哲学家，要么不能论证，要么具有高度的确定性。熟悉欧几里得几何学的读者也许知道，本文所提到的“利用直尺和圆规求作一正五边形”的问题，早在公元前4世纪就被欧几里得无可置疑的解决了。
但是，中国古代没有达到确定性思维的水平，并不意味着古中国人不需要解决思维的确定性问题。那么，中国古代怎样解决“思维的确定性问题”呢？熟悉中国历史的也许知道，在欧洲人用逻辑和实验解决争端的地方，中国人由于逻辑学和实验科学落后而不得不选择了强权、名人名言和群众情感（合群)。目前网络上发表的所有反对告别中医中药的言论悉出于情感，而不是出于科学，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遗患。我们不难发现，思维问题在中国古代连带引起了许多的社会问题。思维的不确定性，必然导致少数人的独断。这种通过少数人的独断来解决确定性的方式表现在医学领域，就是宫廷御医和名医排斥乡村郎中。事实上，思维上的不确定性，除了以上走向强权和独断之外，还会引起文化欺骗，迷信权威，不思进取，明哲保身等社会后果。
在有些领域，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不会引起大的灾难性后果。但是，在事关人的健康和生命的医学领域，如果一再满足于不确定性的思维方式，就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毕竟在人的“生”与“死”之间是不存在可逆变化的。现代医学还证明，人体如果发生重金属中毒，也是不可逆的。可见，思维方式问题并不是一个“反正不会死人”的哲学问题。恰恰相反，思维方式不正确会导致许多本不应该死的人死去，本不应该出现的社会混乱走向混乱。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充分透视出改造我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如果我们仅仅为了把中医驱逐出科学殿堂，撕去它“仁术”的外衣，揭露其“有意或无意的骗子”的面目，那是非常容易的，而且，几乎我们已经完成了。但是，如果我们要从告别中医中药开始，进而改造我们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改造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是非观念，则我们还有更多的理论工作要做。因此，告别中医中药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以此为出发点，改造我国的传统文化，从而为我国走向未来奠定一个强有力的新文化基础。这个新文化基础建设的核心就是：“告别随意性，走向确定性。”
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历史上新一轮的新文化运动。不过，这新一轮的新文化运动还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