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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法精微:中医历代名家录

摘自 临床医学资料网 www。linchuangyixue。com。cn






,是战国时勃海郡郑地的人,原名秦越人。“扁鹊”一词原本为古代传说中能为人解除病痛的一种鸟,秦越人医术高超,百姓敬他为神医,便说他是“扁鹊”,渐渐地,就把这个名字用在秦越人的身上了。




伏羲氏是上古的一位睿智的首领,也是上古的“三皇”之一,他在我国古代医疗的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伏羲氏,姓风氏,传说中,他为人民作了许多有意义的事情。他指导臣民制造工具,结网打鱼,投矛狩猎,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通过劳动主动获取食物的新纪元。
他带领人们用兽皮缝制衣服,抵御寒冷,而狩猎活动的展开又使得动物类食物日益增加,很大程度上增强了当时的人们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动物类药物的认识也从此开始了。
他带领人们围着篝火跳舞,以驱寒取暖,强健身体。却发现通过这种运动,可以祛除身上的一些病痛,这便是传统体育活动及导引术的雏形。
他还观天文、察地理,通晓日月阴阳的道理,创始了八卦,成为后世中医学理论哲学思想的主要文化根源之一。


孙思邈,京兆华原(即今陕西省耀县)人,生于581年,卒于682年,享年102岁。我国隋唐时期伟大的医药学家。孙思邈因病学医,热爱医学,淡薄名利,隋文帝、唐太宗、唐高宗在位期间,曾多次邀请他入朝作官,都被他婉言谢绝。
他一边行医,一边采药,曾先后到过陕西的太白山、终南山,山西的太行山,河南的嵩山以及四川的峨嵋山等地。广泛搜集单方、验方和药物的使用知识,在药物学研究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所以人们尊称他为“药王”。著有《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
孙思邈一生非常注重医学道德的修养,在他的《千金要方》一书中,首列“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二篇,这是我国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医德文献专论,是高尚的医德与高超的医技两相结合的医德规范。他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他的这种浓厚而朴素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
在药物学研究方面,孙思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能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孙思邈参考前人的医药文献,并结合自已数十年的临证心得,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载方5000多首,书中内容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可谓是对唐代以前中医学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总结。而《千金翼方》载方近3000首,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对《千金要方》作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书中收载的800余种药物当中,有200余种详细介绍了有关药物的采集和炮制等相关知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晋唐时期已经散失到民间的《伤寒论》条文收录其中,单独构成九、十两卷,竟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对于《伤寒论》条文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华佗,字元化,是东汉时杰出的医家。他曾到过很多地方为人治病,方法简单有效,受到了百姓的爱戴。
华佗是一位精通医术的著名医生,尤其出名的是他在外科方面的成就。他到了哪里,都会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他不但精通方药,而且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也十分令人钦佩。他每次在使用灸法的时候,不过取一两个穴位,灸上七八壮,病就好了。用针刺治疗时,也是只针一两个穴位,告诉病人针感会达到什么地方,然后针感到了他说过的地方后,病人就说“已到”,他就拔出针来,病也就立即好了。如果有病邪郁结在体内,针药都不能直接达到,他就采用外科手术的方法祛除病患。他所使用的“麻沸散”是世界是最早的麻醉剂。在手术前让病人服下麻沸散,他不久便会昏睡过去,不省人事了,直到手术后才会醒来,痛苦很小。而手术之后,他在缝合的伤口处抹上一种药膏,四五天就能好转,也不痛了,一月之内伤口便能愈合,医术十分高明。


葛洪,字稚川,自号抱扑子,是丹阳句容(今江苏省句容县)人。他的父亲曾在东吴做官,担任会稽太守。东吴被晋消灭之后,他又作了晋朝的郡陵太守。祖父葛云,也曾做过东吴的大官,以炼丹著名,人称葛仙公。葛仙公的弟子是郑隐,葛洪就是从郑隐处学习了炼丹术。后来葛洪又从师鲍玄,鲍玄见他年轻有为又聪慧上进,就把他女儿给了他,就是著名的女灸法家鲍姑。
葛洪自幼十分好学,13岁时,父亲去世了,家境败落,十分贫苦,他靠上山砍柴换取文具,用来学习。他经常写字,常抄书直到深夜。也从不与别人嬉戏,沉着稳重,又十分好学。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医学家、道家、炼丹家和药物学家。


李时珍,字东璧,号濒湖,湖北蕲(今湖北省蕲春县)人,生于明武宗正德十三年(公元一五一八年),卒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公元一五九三年)。他家世代业医,祖父是“铃医”。父亲名闻,号月池,是当地名医。那时,民间医生地位很低。李家常受官绅的欺侮。因此,父亲决定让二儿子李时珍读书应考,以便一朝功成,出人头地。李时珍自小体弱多病,然而性格刚直纯真,对那些空洞乏味的八股文,怎么也学不进去。自十四岁中了秀才后九年,三次到武昌考举人,都落第了。于是,他放弃了科举作官的打算,专心学医,于是向父亲表示了这样的决心:“身如逆流船,心比铁石坚。望父全儿志,至死不怕难。” 父亲无奈,只好答应了他的请求。经十余年的刻苦钻研,李时珍三十多岁时便成为当地很有名望的医生。据说当时常随父亲在当地的玄炒观内为病人诊治。


陈莲舫,名秉钧,清末上海名医。生于1840年,卒于1914年。陈家世代业医,至莲舫已第十九代。陈氏精通内、外、妇、儿各科,光绪中叶悬壶于清浦珠溪镇(今上海市朱家角镇)。因医术高超,四方求治者甚众。光绪年间,曾五次奉诏入京为皇帝和太后诊病,疗效颇佳,被封为御医。老年辞官设诊于上海,曾任上海广仁堂医务总裁及各善堂施诊所懂事等职。期间,积极参与创办“上海医会”,举办中医学校,并编写教材。对于秘制丹药,他必须亲手修合,以致积年药毒感染,于1914年不幸去世,享年74岁。著有《陈莲舫先生医案秘钞》、《十二经分寸歌》、《御医请脉详志》、《莲舫秘旨》、《医案拾遗》、《女科秘诀大全》、《加批时病论》、《加批校正金匮心典》等。
陈氏擅长治疗内、外、妇、儿各科及各种疑难杂症。治病以辨证明理,审病详细,用药轻灵著称。治疗时,考虑周到全面,细致入微,往往“煎方”、“膏方”同用,“轻方”、“重方”搭配,“汤剂”、“丸剂”同服。此外,还有大方、小方、轻方、重方、祛病方、调理方、先服方、后服方、备急方、发病方等种种不同。他使用大方,能一剂兼治数症。陈氏用药不拘一格,常常能出奇制胜,用药轻灵是他一贯的原则。擅用人参,对风湿、痰浊、冬温、嗳症、 呃逆眩晕、不寐、腹痛、癣疾、足肿、疝气、痰饮、痰湿、咳嗽心悸、肝厥、多怒、腰痛、调经、积聚等多种疾病,都选用人参治疗。所用人参,包括吉林参、西洋参,也使用党参。其祖父治病“专于内而精于外”,以疡科著称。陈氏秉承家学,对外证、急症治疗尤具特色。如他对瘟疫外证的治疗甚为详细,仅于咽喉部位的外证就列有4种治法。此外,对于妇科强调养血和血。特别在治疗产后病时,更重视血的调养。如他认为,新产恶露,属养胎余血、杂浊浆水。胎儿娩出,如气血旺者,恶露可随之而下。如气血弱者,则阻碍小腹为病,上攻则血晕闷绝,蓄淤则头痛、心腹痛,在治疗方面强调理气活血。


徐右丞,名树弼,湖南省长沙人。生于1864年,卒于1956年,享年92岁。徐氏出身中医世家,幼承家学,刻苦钻研歧黄,精通医术。早年曾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并被聘为大元帅府医药顾问。民国初期来京,经政府考试,获得中医第一名。最初开业于城南半截胡同,后迁到绒线胡同,“七七事变”后迁至安福胡同。
徐氏为人正直,医道精深。自悬壶以后,每日诊治人数颇多。许多患者专程从外地前来就诊。有的病人为了早日得到诊治,整夜守候门外。徐氏特意开设贫民号,对经济条件较差的患者,不仅不收取诊费,而且送其药物。劳苦大众无不感恩戴德,交口称赞。徐氏是北京中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为中医学会顾问、文史馆馆员。徐氏为发展我国传统中医学术,作出了卓越贡献。
徐氏临床擅长治疗肿瘤及各科杂病。对于肿瘤辨证施治,分清虚实,辨明部位,认清早晚,攻补兼施,疗效颇佳。实者采用清热解毒、化腐消痈;虚者采用益气扶阳、滋阴养血,同时佐以化痰软坚,往往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疗效。对于其他各科杂病的治疗,徐氏亦以辨证施治为准则,临证应用灵活变通,师古而不泥古,真正做到了活学活用。徐氏临床处方多用温病方,兼采伤寒方。既用汤剂,也用成药,内服、外用兼施。对于某些皮肤病、关节疾病,常常一剂药煎取三次,头两遍内服,第三遍煎得的药液外洗。徐氏处方简洁明了,功效显著,深受患者信赖和好评。
对于肿瘤的治疗,徐氏善用成药,如化癥回生丹、龙马自来丹、渴江奔龙丹、一粒止痛丹西黄丸醒消丸蟾酥锭、梅花点舌丹等,与汤药配合恰当,常常效如桴鼓,药到病除。经徐氏诊治恢复健康的病人,有个别的至今还存活。徐氏治疗肺癌常选千金苇茎汤,重用鲜苇茎(当时称活水芦根)。治疗子宫肿瘤以《温病条辨》化癥回生丹为主化裁,汤丸并进。治疗肺痈,注重理肺肃肺,解毒消炎,还着重调理脾胃、注重后天之本。恢复期常以香砂六君子汤收功。治疗冠心病着重解郁通达,化瘀行气,扶正培本。除常用瓜蒌薤白等剂外,还常用菖蒲郁金汤开窍解郁、行气化痰。并善用通达之品如枳壳桔梗茜草红花牛膝之属。后期应用生脉散玉屏风散等方巩固。治缠腰龙(带状疱疹),除用汤剂清热凉血、养血散风、活血通络、解毒消炎外,还喜用成药“紫金锭”研磨成粉后加入少量麝香冰片外敷,既可消肿防止蔓延,又可减少溃破泛滥。
治疗妇科疾病常以四物汤为主加减变化。如对于阴虚血脱型,选用四物汤加人参、黄芪;对于气虚血亏型,选用四物汤加黄芪、肉桂、炙甘草;对于气血俱虚型,选用四物汤去川芎,加黄芪、肉桂、远志五味子;对于肝虚发热型,选用四物汤加地骨皮牡丹皮,或用四物汤加阿胶艾叶黄芩,或用四物汤加黄芪、地骨皮,或用荆芩四物汤,或用芩术四物汤;对于肝虚火旺型,选用芩连四物汤,或知柏四物汤;对于肝血虚寒型,选用胶艾四物汤,或艾附四物汤;对于 胞宫虚寒型,选用艾附暖宫丸;对于肝虚火衰型,选用桂附四物汤;对于肝气郁结型,选用逍遥散;对于血络瘀滞型,选用红四物汤等。







关月波,北京人,生于1873年,卒于1940年,享年67岁,是清末民初北京著名中医。关氏年轻时熟读古文,曾创办私塾,自任教师并自学中医。在北京行医40余年,擅长内、外、妇、儿及针灸各科,尤精内科、妇科。其诊所名为“乐道堂”。关氏对肝硬变腹水有独到疗效,并擅长治疗天花麻疹猩红热等时疫急症。关月波在北京行医40余年,擅长内科及妇科,提倡气血辨证。他认为人之一身,无非气血。而疾病的发生演变,不外表里出入、上升下降的变化;疾病的性质和发展,不外寒热进退的相互转化,正虚邪实的相互交错,气血阴阳的相互失调等。从病理变化的总体来看,不外邪正的消长与阴阳的失调。而邪正消长、阴阳失调的关键,又离不开气与血。气属阳,血(包括阴、津液)属阴。气与血互为其根,维持人体的健康平衡。气血失调,则阴阳不和而疾病蜂起。总结气血失调的病机,不外乎气虚、气滞、气逆、血虚、血瘀、出血等。这既是疾病的产物,又是再致病的原因。且气病可伤血,血病可及气,气血失调都会造成人体各脏器的功能失调。因此,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都离不开气血这个主题。关月波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不仅把人体脏腑经络分属气分、血分,还把各种病因、疾病、症状划分为“气分受病”和“血分受病”。比如肿痛一症,如肿胀重,属气分受病;如疼痛重且固定不移,属血分受病。由于人体的整体性,气血相互为用,所以有发于气而受病于血,有发于血而受病于气,以及气血同病等情况。因此,辨证时要分清是以气分为主,还是以血分为主;是气分先受病,还是血分先受病。治疗时,他也多从气血两个方面考虑。气病求之于血,血病求之于气。治气时照顾到血,治血时照顾到气。这里,他所讲的气血辨证与温病学中的卫、气、营、血辨证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后者气分病、血分病只反映了温病发展的不同层次和证候类型,前者则是疾病归属的两大范畴。他曾说:“临床辨证,初求于六yin八纲、卫气营血、三焦脏腑,而深求于气血,不能浅学辄止”。他所讲的气血辨证,是在继承前人辨证方法的基础上,又深入了一层。

丁德恩,一名庆三,回族,北京市人。生于1854年,卒于1917年,享年63岁。丁氏少年时期曾在德胜门外马甸牧羊、读书,成年后在崇文门外某羊肉案掌案。他崇尚医道,喜欢疡科,制学刻苦,狠下功夫,对明代陈实功的《外科正宗》能背读成诵,自制白降丹、红升丹等药粉。义务为附近回民治病,疗效颇佳。后在北羊市口开设“德善医室”以行医为业,擅治各种皮科及外科疾病。著有《德善医室疡科效方》。丁氏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医德高尚。他在北京花市大街北羊市口一座小木楼内开设“德善医室”后,就诊者络绎而来,人称其为“外科小楼丁”。不论是发背、肿、毒痈,还是疔毒、恶疮、缠腰火丹等,经他几次治疗均可痊愈。北羊市口内花市头条、二条、三条、四条胡同,历来手工制作业颇为发达。回民中不乏从事手工艺品制作者,尤其是玉器一行。附近青山居茶馆又为玉器交易场所,各省商家云集,其中经常有顺便求医问药者。丁德恩医名很快就传播京外,其收入也日渐丰裕。然而,对于穷苦患者,他不但不收医药费,有时还掏钱资助,使其得以尽快痊愈,以便谋生。遇到患疮疡需要手术治疗而又无钱糊口者,常常补助其饭费,待患者吃过饭后再行手术。遇到开刀时脓液排出不畅的患者,丁德恩就用口吸吮脓液,促其排净,患者无不感恩戴德。
他有一件马褂,若到有人经济困难需要资助,而自已手头又一时钱紧,就让人将此马褂送到关帝庙街天兴当铺,用换来的钱救济别人。等到自己日后手头略为宽松,再到当铺将马褂赎出。天长日久,当铺的人也就都认得这件马褂了。
光绪末年的一天清晨,他正在街上行走,突然看见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小男孩,正在烧饼炉旁借余热取暖。他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小孩是孤儿,已经好几天没吃饱饭了。于是,他赶紧将小男孩领到自已的诊所,取出饭菜让其充饥。言谈话语之间,丁德恩觉得这个小孩颇有几分才气,于是便将其留在家中收为门人,悉心传授。这个小孩日后果然没有辜负他的希望,他就是后来大家所熟悉的著名皮肤科专家赵炳南。
由于丁德恩为人和霭可亲,乐善好施,时人多恭敬之,尊称为“丁三巴”(“巴”就是“爷”的意思)。至今,提起丁三巴,一些老年人仍津津乐道。可见,其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何等受人尊重。
韩一斋,名善长,晚号梦新,北京人。生于1874年,卒于1953年,享年79岁。韩氏少年考入太医院医学馆学习,并拜太医院院判李子余为师。4年后毕业,供职于太医院,任恩粮。辛亥革命后,于府右街石板房胡同寓所悬壶济世,每日患者盈门,门庭若市,在京行医50余年颇负盛名。韩氏治病重视肝郁,治虚损分五脏,治血证降逆化瘀,治呕吐重升降补泻。他主张治虚损要结合脏腑生克关系,全面分析。在治疗过程中,总以稳妥轻灵为务,切不可急速求功,用药过猛,顾此失彼,反而有害。韩氏认为,治病必须详审病情。凡标本皆虚者则当补,标本皆实者宜当泻。有标实而本虚,或本实而标虚,有舍本从标,有舍标从本。他说:“凡降者必先升,但升者不使过高,降者宜求其缓。降其蕴邪,驱其滞热,升其不足,以补其正,斯为得之。”治病欲想降(攻),必先考虑升(补)。用升法宜当求其适合,不可升之太过。久病或虚弱者,使用通降法时,尤宜缓和稳妥,不可过急过猛,恐其病去正伤。所用通降之法,是指内有蕴热停滞,故当驱之。所云升其不足,指正虚清阳不能上升,故当补之。对于久病重病,邪实正虚之人,攻补两难,必须审察标本虚实,采用兼顾并筹之法,灵活运用,多能取效。
韩氏认为,肝气横逆,克犯脾胃,治宜疏肝理气,采用柴胡香附苏梗、青陈皮、郁金等。肝气郁久化火,火性上炎,治宜泄肝折热,采用龙胆草、黄芩、夏枯草芦荟青黛知母山栀连翘等。肝阳上亢,治以平肝镇逆,采用紫贝齿、瓦楞子代赭石、生牡蛎旋复花、白蒺羊角钩藤、炒蚕砂、炒僵蚕、灵磁石茯神等。阴虚肝热,治以清肝育阴,采用生地、杭芍、女贞子旱莲草丹皮、阿胶珠等。
对虚损的治疗,认为当先分阴阳、别五脏、论气血。结合母子生克,顾及脾肾二脏。心阴不足,药用丹参元参麦冬、阿胶;心阳不足,药用人参、黄芪、当归桂枝茯苓、菖蒲。肝阴不足,药用杭芍、生地、茺蔚子、女贞子、阿胶;肝阳不足,药用山萸肉、枸杞子、楮实子。脾阴不足,药用生山药、生杭芍、生薏米、白扁豆莲子肉;脾阳不足,药用人参、茯苓、苍术于术升麻藿香、陈皮。肺阴不足,药用百合、阿胶、北沙参、麦冬、天冬;肺阳不足,药用人参、黄芪、升麻、蛤蚧、五味子、益智仁。肾阴不足,药用熟地、潼蒺藜、枸杞子、杜仲桑寄生金樱子补骨脂、川续断、黑桑椹;肾阳不足,药用熟附子、肉桂、巴戟天、锁阳、山萸肉
对于血证,他认为寒则涩而不流,温则消而去之。常用药物,如苏子降香沉香、旋复花、生代赭石、左牡蛎、杏仁、川贝母等。治血症重视化瘀,常选醋制花蕊石三七桃仁、红花、牛膝、醋炒大黄黄、蒲黄、炒灵脂等。总之,对于血证主张降逆以缓其急,化瘀以防留邪。
对于呕吐,他认为皆属升降不能平衡所致。临证时先审病因,辨明属表闭,属内热,属湿郁,属暑邪秽浊,对证治疗,恢复升降。若属肝胃郁热,则用竹茹川连、陈皮、黄芩、法半夏吴萸砂仁等肝胃同调。若属命门火衰,脾胃气虚,则选附子、肉桂、干姜硫黄、吴萸、荜茇等。



魏舒和,字长熙,河北省蔚县人,生于1891年,卒于1965年。祖上业医,少时随伯父学医,青年时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肄业后继续随伯父在太原行医,并得到太原名医沈佩琦的指点,约28岁在太原挂牌应诊。上世纪30年代初,由太原到北京,先在西单同乐堂坐堂,后经亲友介绍拜施今墨为师,深得真传。1936年,于西单辟才胡同挂牌行医。1949年后,曾在西鹤年堂坐诊。1956年,受聘于北京中医医院。1958年,受中苏友谊医院专家门诊部特邀,每日半天为国际友人诊治。
魏舒和临证非常重视调肝理胃(脾)、宣肺利窍,其中宣肺利窍医耳病是其学术特长。他见临床上肝胃(脾)不和病变最多,采用舒肝和胃法治疗颇有心得,故以“舒和”为号。宣肺利窍医耳病是魏舒和“耳聋治肺”观点的体现。他以此法治疗耳聋重听效果显著,常用药物如杏仁、桔梗、蝉衣、菖蒲等。
魏舒和常用治疗肝胃(脾)不和的药物,如舒肝调气,用杭白芍、醋柴胡、香附炭、醋青皮、黛黛花等;理气和中,用台乌药、炒枳壳、陈香橼、砂蔻壳、厚朴花等;化滞消食,用建曲炭、炒山楂、炒谷芽、炒稻芽、采云曲霞天曲、范志曲、六神曲等;活血止痛,用川郁金、紫丹参、酒元胡川楝子娑罗子、制没药等;温中散寒,用淡吴萸、高良姜、鲜生姜、川荜菝、煨生姜、山奈等;清热和胃,用酒条芩、青竹茹、青连翘、川黄连、川石斛等;收敛溃疡,用乌贼骨川贝母、生牡蛎等。
魏舒和临床还擅长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如治一年逾古稀的女性患者,喘咳痰多,黄白相兼,病十余日,夜重昼轻,不能平卧,喉中痰鸣,脉象弦滑,舌质淡红,苔白滑而腻。使用宣肺化痰、平喘降逆法,取葶苈大枣汤、小青龙汤、生脉饮三方加减,药用葶苈子一钱、大枣五枚、杏仁泥三钱、苦桔梗一钱半、嫩射干一钱半、炙麻黄三分、五味子一钱、细辛三分同打,生石膏五钱、酒条芩三钱、浙川贝母各一钱半、桔红络各一钱半、旋覆花二钱(包)、鹅管石一钱、苏子霜一钱半、海浮石黛蛤散各三钱布包,冬瓜子五钱、北沙参五钱、炙甘草一钱,二剂喘平,五剂诸症皆消。用药泛围较广而宽是魏舒和的治病特点,对于临床错综复杂的病证,他用药多而不乱,往往疗效显著。



刘道信,字义臣,山东邹平人。生于1872年,卒于1968年,享年96岁。刘氏祖传正骨,自明朝开始,即袭传少林武技和正骨医术,传至刘道信已有数代。他自幼随父刘兑峰,叔刘仙峰日习武技,夜学正骨,颇受熏陶。1908年于北京“会友镖局”供职,后受聘于瑞趺祥绸缎庄守护西交民巷库房,兼疗跌打损伤及教授武术。1940年经北平市卫生局批准,在西城和平门内翠花街正式悬壶行医,专治跌打损伤。1941年受北京四大名医之一孔伯华先生邀请,应聘为“北平国医学院”讲授正骨课程,1947年被卫生局聘为正骨科考试委员。1956年被聘为中国中医研究院筹备处特聘医师,1960年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骨科工作。1961年被聘为中华医学会顾问。刘氏为山东邹平正骨流派的代表人物。刘氏正骨流派从明朝开始,是在少林伤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跌打损伤和疮疡为主要治疗范围。手法讲求刚劲猛快,按穴治伤,指功点穴,同时配合用药。尤长于上肢骨折的整复,对错骨缝有独到的辨证论治方法,对运动伤筋、舞台损伤的治疗也有很好的疗效。“手摸心会,有的放矢,灵活轻巧,对症而施”是刘氏正骨治法的主要学术思想。刘氏传统的治疗手法分:捏、提、按、拨、点、颤、鼓、拿、压、挤、牵、揉、推、端、续、整等16种。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混合使用,随症灵活掌握变通。对于接骨,刘氏注重功能及外形,而不苛求断端的解剖对位。他对无明显移位的撕裂性骨折、缘枝骨折、四肢末梢的粉碎性骨折等,不用固定方法治疗,这样可以减少因长期捆扎固定而引起的关节变形、强直及肌肉萎缩等现象。同时,还便于经常对患处施以按摩或熏洗,使骨折周边组织能够照常进行物质代谢,为损伤处的机能修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还可以缩短骨折部位的愈合时间。对内伤杂证,刘氏自制丸、散、膏、丹,如正骨紫金丹、跌打丸、麝香接骨膏、接骨散、金刀铁扇散、红衣洗药等内服或外用。由于刘道信医技高超,在骨伤科界享有盛誉。其弟子崔粹贤、鹿焕文、田纪钧等继承其学,将刘氏骨伤科技术予以推广。



赵树屏,名维翰,江苏省武进县人,生于1891年,卒于1957年。为清太医院医官赵云卿之长子。宣统元年(1908年),年仅18岁即获得“贡生”。1914年毕业于顺天高等师范(即今师大前身)英文系。课业之余,随父侍诊,精研医理,秉承家家,后又师从萧龙友先生。1950 年任北京中医学会主任委员,并创办《中医杂志》。1952年参加政府工作,任卫生部医政处“技正”兼中医科科长。1954年成立中医司,任副司长,同时还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北京市卫协副主任委员等。著有《中国医学史纲要》、《中医系统学概要》、《肝病论》等。
赵树屏不仅精通中医经典,尤重医史的研究。他认为如果不明医史,则不明学术的发展进退,则不足以启迪后学。因此,对于如何系统地整理中国医学,非常重视。他从浩瀚的医籍中,选择先秦至清代各个历史时期的医学梗概和系统源流进行整理,对古代医学的发展及其渊源有较系统地总结。同时,他很擅长肝病治疗,认为需在审明病因的基础上,分清是血虚阳亢,还是脾病传肝,还是肝的经脉之病等。治疗用药主张性味平和,剂量轻微,中病即止。
赵树屏认为临床治病若不明《内经》之理,则对于审症似是而非,绝无实际。认为凡治病必审其源,然后认证方有把握。对于肝病的辨治强调辨证求因,旁及六经。认为肝为风木之脏赖血以养,血足则盈而木气盛,血亏则热而木气亢。因此,多可由悲怒气逆和水不涵木而引起血虚阳亢的肝经病候;或因其它脏腑移寒、移热而伤损肝脏;对于肝经经脉循行所过之处的病候,认为包括胁腹疼痛、手足拘急等。
赵树屏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工作40余年,呕心沥血,为继承发扬祖国医学和培养中医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其传人有祝伯权、阎润茗、宗修英、郭士魁等。


时逸人,江苏省无锡人,生于1896年,卒于1966年。少时习儒,1912年授业于同邑名医汪允恭,悉得其术。1916年悬壶开业。1928年在上海创设江左国医讲习所,并受聘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中国医学院等校任教。1929年任山西中医改进研究会常务理事。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辗转武汉、重庆、昆明等地业医,后返回上海。先后在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上海中医专科学校等校任教授、教务长。后又与施今墨、张赞臣、俞慎初等创办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并主办《复兴中医杂志》。抗战胜利后,先后在南京创办首都中医院、中医专修班等,并在江苏中医学校(南京中医学院前身)高级师资培训班任教。1955年秋调至北京,应聘为中医研究院附属医院内科主任。1961年5月赴宁夏支边,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医院中医科主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医药卫生学会副理事长,后因病返回南京。著有《时氏生理学》、《时氏病理学》、《时氏诊断学》、《时氏处方学》、《中国药物学》、《中国内科病学》、《中国妇科病学》、《中国儿科病学》、《中国传染病学》、《温病全书》、《中医伤寒与温病》、《时氏内经学》等。时逸人主张中西医相互结合,他将中西医病证分别类比归纳,用中西医两种术语描述症状,用中医理论阐释病机,用西医理论解释病理,中西医双重诊断,再根据不同疾病,或专以中药治疗,或以中药为主辅以西药,或中西药并重。注重实效,强调结合,形成了近现代中西医临床各科结合的雏形。他所论言之结合,具有中西医互弥不足之意。虽然,他的一些做法,在现在看来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毕竟为中西医结合做了有益的尝试。
在外感热病辨治规律的探讨方面,时逸人突破历代医家已有的成见,将伤寒与温病中非传染性病证进行了整和,提出了“时令病学”的新命题。他认为“伤寒与温病原属同一性质之病症,惟有单属风寒感冒及兼有伏热之不同,无门户之争执,此其一。初、中期之病情传变,不出三阳经范围,末期间有三阴经之症状。伤寒温病,莫不如是,此其二。温病系属感冒性病症兼有伏热者,如发现肺系病状,则为肺系温病,发现胃系病状,则为胃系温病。在经过上言之,初期多发现肺系病状,失治或误治,方始发现胃系病状,是肺胃之争。在病机上仅属先后之分,此其三。古医皆以伤寒为新感,温病多伏邪,或疑温病有伏邪,又有新感;余则以为新感、伏邪二项,为四时六气所同具,正不必以伤寒温病限之,此其四。”


在治疗上,他认为“伤寒以辛温发散为主,温病以辛凉发散为主,暑温以清暑宣达为主,伏暑以清透伏热为主,秋燥以润燥宣肺化痰为主,冬温以利咽通便为主。滋阴生津之方法为温病所必需,但须斟酌病情适宜用之可也。”临证之际,对各种疾病的治疗灵活加减运用成方,师古而不泥古。对危急病人的诊治,认为变化倾刻,故审病辨证必须深入分析。对慢性疾病,多强调脾胃为后天之本,如有肾阴虚损服滋腻过久碍及脾胃者,认为务必先调脾胃,后再补肾缓图。
萧龙友,名方骏,号“息翁”,解放后改号为“不息翁”,四川省三台县人。生于1870年2月13日,卒于1960年10月20日,享年90岁。萧氏自幼诵习诗书,打下了牢固的文、史、哲基础。后入成都书院学习,得以涉猎中医书籍。1892年,萧龙友同陈蕴生用中草药救治川中霍乱,疗效很好,声誉起。27岁时考中丁酉科拔贡,入北京充任八旗教习。后被分发山东,先后任淄川、济阳两县知县。1914年奉调入京,历任财政、农商两部秘书及府院参事、农商部有奖实业债券局总办等职,并由执政府内务部聘为顾问。从官之余行医治病,颇受患者欢迎。1928年萧龙友毅然弃官行医,正式开业,自署为“医隐”,号为“息翁”。1930年与孔伯华共同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解放后,任中国中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名誉院长、顾问,中央卫生部第一次全国卫生会议华北区特邀代表,北京市中医师考试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2届代表,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中西医交流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院生物地学部委员,中央人民医院顾问,北京中医学会耆宿顾问等。萧氏一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仅留《现代医案选》、《整理中国医药学意见书》、《息园医隐记》、《天病论》等文。萧龙友认为中医、西医都属生命科学,本为救人而设,不应存有门户之见。对于中医,提倡古为今用,敏学精思。重视辨证论治,主张四诊合参,不可偏废。尤其反对以切脉故弄玄虚,主张脉、症相参,互补不足。在四诊当中,尤重问诊。包括主症、兼症、局部变化、全身情况、禀赋强弱、习惯性情、籍贯嗜好等。认为这样才能洞察病情之新旧、浅深、隐显变化,再参照望、闻、切诊作出诊断,故奏效者居多,误治者甚少。萧氏通晓内、妇、儿各科,尤对老年慢性疾病更为擅长。认为调理虚证,一应育阴培本,二要疏理气机。临证处方精益求精,强调中药炮制对药性、归经及临床应用的影响。处方常可见酒炒元胡、盐炒元参心、泔浸于潜术等。萧氏还擅长选用鲜药。萧龙友认为治病要重视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如对于老年与少年患者,在治疗方法上就要有所区别。对于老年病,应慎用攻伐,避免汗吐下,注重调理清养,且往往使用一、二鲜品,取其生发之气有益老人。萧龙友治疗虚损,尤重于脾。补脾常选用党参、山药、白术莲肉,健脾常选用扁豆、薏苡仁,开胃选用谷芽、麦芽,益胃则选石斛、麦冬、金樱子等。

孔伯华,名繁棣,别号不手庐主人,山东省曲阜县人。生于1885年,卒于1955年。少时随祖父宦游,不慕荣利。14岁时,因母病医药无效,决心专攻医学,志在济人。16岁时,移居易州,从学于蔡秋堂、梁纯仁。1908年在易州行医。1910年受京师之邀至京,在外城官医院任职。1917~1918年两次在缙绥及廊坊一带参加防疫工作。此后辞官悬壶,名噪京师,为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1929年率领“联合赴京请愿团”要求政府取消废止中医的政策。1930年,与萧龙友合力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并任院长。解放后一直从事医疗及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曾任全国政协第一、二届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顾问,医学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医学会顾问等。曾参与编写《八种传染病证治析疑》,晚年有《时斋医话》、《脏腑发挥》、《诊断经验》、《中风说》等,由后人整理为《孔伯华医集》出版。孔伯华治学主张学有所本,灵活运用。对《内经》运气学说非常重视,认为疾病虽然变化多端,但其变化机理均可用五运六气加以说明。同时,他认为不论外感、内伤,因于湿热致病者颇为多见。对于湿热致病的病理机转,孔伯华很重视肝、脾二脏,认为湿热致病虽症状复杂,但均可以“热者清之,湿者化之”为原则。如湿邪在表可芳香宣透,开逐化湿;湿邪在里、湿重于热可化气渗湿,佐以清热;若热重于湿则清热为主,佐以化湿。湿热并重者,则清热化湿同时兼顾。唯不可养阴生津,恐甘寒有伤脾胃又助湿邪;亦不可妄汗,恐阴阳俱伤,湿邪不去,反致气血两虚;亦不可妄下,恐更伤脾阳,而致洞泻,或致便血。”

由于孔伯华擅长治疗温病,喜用石膏,故人称“石膏孔”。他认为石膏是清凉退热、解肌透表的专药,一般皆谓其味辛凉,实则石膏是咸而兼涩;一般皆认为其性大寒,实则石膏之性是凉而微寒。凡内伤、外感,病确属热,投无不宜。在治疗杂病方面,他注重辨证,常说:“医司人命,生死攸关,必须若同而异者明之,似是而非者辨之,愈辨愈明,才能使病无遁形,药不虚发。”他在临床及学术方面造诣很深,擅治外感温热时病,认为“夫外感温热病者,必先赖于体内之郁热伏气而后感之于天地疠气yin邪而成”,提出了“郁热伏气轻”、“郁热伏气盛”、“邪为湿固”等三类证治方法。临床长于使用鲜药,取其轻清效捷;湿热为病时用之,热病津亏时用之,杂病痰浊时亦用之。所用鲜药,如鲜菖蒲、鲜薄荷等,皆取芳香透达,轻灵通窍之意。

施今墨,字奖生,原名施毓黔,浙江省萧山人,生于1881年,卒于1969年享年88岁。13岁时随舅父李可亭学习中医。1902年考入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学习,后转入山西法政学堂。1906年,因成绩优秀被保送至京师法政学堂。其间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国民革命。辛亥革命成功后,以山西代表身份参加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而后留陆军部协助黄兴拟定陆军军法,黄兴病故后他应邀出任湖南教育厅长。1917年出任北京香山慈幼院副院长。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施毓黔深感失望。1921年,他弃政从医,更名“今墨”,矢志医学革新而为墨绳。1929年,组织华北中医请愿团,赴宁抗议政府取缔中医的反动行动。1930年,同萧龙友、孔伯华等人创办北平国医学院,任副院长。1931年出任中央国医馆副馆长。1932年,筹办华北国医学院,并任院长。1936年创办《北平文医半月刊》,担任主编,弘扬中国文化,发展中医。1941年任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董事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北京医院中医顾问等。1969年,病逝于北京。门人弟子编著有《施今墨临床经验集》、《施今墨对药》等。

施今墨是中西医结合的先驱者和倡导者。他大力提倡革新中医,主张中医与西医并存,二者互相结合,取长补短。对于古代各家学术,他能够融会贯通。重视气血阴阳的调和,发展了八纲辨证理论。对外感热病,采取清解并举、表里兼治;对内伤杂病,多用复方多法,以专病专方为常规。处方用药,每两两并书,或同物分部而施,或同类相聚而用,或性味合化而治,或相反相成而佐,总以气血升降、四气五味为要旨,后世称为“施氏对药”。施今墨临证十分重视调理脾胃功能,总结归纳出治疗脾胃病十法,温、清、补、消、通、泻、涩、降、和、生等。
施今墨临证多“数法并合”,如在运用补法时,着重调理肝、脾、肾之间的关系。他还善用调补脾胃法治疗糖尿病,认为在糖尿病的治疗中,健脾补气实为关键,并创制了黄芪伍山药、苍术配元参两组对药以降低血糖、尿糖。此外,他还认为百病之生,多由气血。因此,临证非常重视气血辨证,并提出了“阴阳为总纲,表里、寒热、虚实、气血为八要”的观点。对于外感病,施氏认为应“着重辨别气血、虚实和表里”,并注重驱邪外出,给邪以出路。施氏临证常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即以病分证、循病求方、病证结合,处方用药不落俗套,既能用有常规,又善出奇制胜。如用绿豆衣治消渴绿豆芽配大豆卷治黄疸五倍子治蛋白尿、自汗月经过多柿蒂、香茹伍木瓜治尿频、尿失禁血余炭治尿结石及痢疾,连皮花生米消尿蛋白或下乳汁,黑芥穗治产褥热,麝香、樟脑乳香阳痿及男女性欲冷淡,海浮石佐鱼枕骨治癃闭等,用药奇特,效如桴鼓。

汪逢春,原名朝甲,字凤椿,悬壶北京时改用“逢春”,江苏吴县人,生于1884年,卒于1949年。为当时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氏出身望族,先世以儒为业。汪逢春行六,自幼随诸兄习举子业,兼从吴中名医艾步蟾先生学医。光绪末年(1906年)自苏州进京,拜著名御医力轩举为师,尽得其传。1911年后,设诊于北京前门外西河沿五斗斋,后迁至西河沿江苏会馆,斋名泊庐。1929年担任北京中医考试委员。1938年,当选北京国医职业分会会长。1939年创办《北京医药月刊》,自任主编,后因经费不足被迫停刊。1942年创办“北京医学讲习会”、“中药讲习所”,并设有中医临床讨论会、诊所。之后,一直在京应诊。门人弟子著有《泊庐医案》。汪逢春擅治时令病及胃肠病。治疗湿温,在化湿清热的同时,注重宣透、疏郁、淡渗、缓泻等法分解病势,尤擅以辛香宣透、芳香清解之法取效。临证强调脉舌色症互参,依据脉舌色症辨识湿、热之邪的轻重和所在部位,长于三焦辨证指导临床用药。处方时时顾护脾胃,认为化源足、气血充,体质自能增强。在学术上主张取长补短,博采众家。他同意中西医结合,认为可以用西医之长来补中医之短。平时应诊,遇有疑难杂证,亦请中西同道会诊。汪氏认为学医既要明医理,又要明药理,这样临证才能得心应手。他学有渊源,师古不泥,临证注重整体观念,强调辨证施治,在京悬壶,颇有医名。

汪逢春非常注重调理脾胃,常用药物有以下几类:醒脾开胃化滞类,如生熟稻芽、生熟谷芽、生熟麦芽、内金、焦三仙以及各种曲类药物;益气健脾类,如党参、黄芪、白术、茯苓、大枣、北秫米等;滋养胃阴类,如玉竹、沙参、麦冬、鲜石斛等;健脾利湿类,如白术、苍术、薏苡仁、建泽泻、料豆衣、扁豆衣等;理气类,如陈皮、木香、厚朴、香附等。汪逢春还非常重视人体的气机升降,常选荷叶、旋复花、沉香、枇杷叶等调节人体气机。在注重调节中焦脾胃的同时,他也重视下焦肝肾的滋补,常选当归、白芍、生熟地、首乌、杜仲、续断、金狗脊、怀牛膝等。对于某些慢性疾患迁延日久者,汪逢春常选丝瓜络、桑枝威灵仙络石藤海风藤橘络橘核荔枝核等通经活络。对于湿温重症,认为不宜过用苦寒之品,尤不主张用生石膏,恐有“冰伏凉遏”之弊。对于“三宝”,认为可酌情选用,借“三宝”芳香醒脑开窍之力,救治重症时昏时昧者。汪逢春于1939年1月创办《北京医药月刊》,也即后来《北京中医》的前身。作为主编,他的贡献不可估量。其门人弟子众多,不少人后来都成为中医界的骨干,如赵绍琴为当代名医,李鼎铭、秦厚生等亦为知名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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