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本草经》研究述评
【本文转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10-1-1及稍后几期。皇甫谧在《针灸甲乙经序》中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并谓：“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可见《神农本草经》、《汤液经法》、《伤寒论》一脉相承。本经可以视作一味药的药证，而伤寒则是方证，研究药证亦有助于研究方证。惜古时战乱纷扰，现难以窥得本经之原貌。现转载此文，希望对大家研读本经有所帮助。】---------林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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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的由来
□ 张登本 孙理军 汪丹
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神农本草经》是中医药理论体系形成的四大标志之一，奠定了中药学基础，中药理论体系便由此发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分支学科。
《神农本草经》历来又被简称为《本草经》，之所以将其冠以“神农”，是因为在西汉及其此前，“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讬之神农、黄帝而后始能入说”（《淮南子·修务训》)。显然，这是当时的学风使然、文化背景使然。对于该书而言，托名“神农”不仅仅是一种托辞，而且既有相当长的历史渊源，又有相关的史料为依据。
据现存史料记载，早先是将农耕活动与神农发生联系的，将三皇中的炎帝称为“神农”就是明证，认为他就是最早的农业专家并教人稼穑。《孟子·滕文公》中就有相关的记述。据班固整理上古的文献之中，有关“神农”治农内容的资料就有20篇之多，并认为“六国时，诸子疾时怠于农业，道耕农事，托之神农”（《汉书·艺文志·农家类》)。在《吕氏春秋》中早已有类似的记载，认为“神农身亲耕，妻亲绩”。班固对此补注曰：“古之人民皆食禽兽之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汉书·艺文志·农家类》)。这里不但将“神农”与古代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还诠释了为何将炎帝尊为“神农”的理由。
本草类中药属于古代农事活动乃至现代的大农业范围，这是人所共知之事，这也是古人将本草乃至中药学知识与“神农”挂钩的理由之一。加之人类为了生存，要与饥饿、要与疾病作斗争，这都与本草无法分开。植物类食物绝大多数都是药、食两用的，古人在将炎帝与农业联系，以及对本草类药物深刻认识的同时，也就自然而然地将药物、本草与其联系并托附于他。因此，西汉陆贾就持这一观点，认为上古时代，“民人食肉饮血，衣皮毛，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
求可食之物，尝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四库备要·子部·新语卷上》，中华书局，1955年)。西汉刘安对这一说法有进一步的分析，认为“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蛂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润，肥饶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四库备要·子部·淮南子·修务训》，中华书局，1955年)。司马迁将古人对炎帝与医药密切联系的认识作了总结，明确地指出，“神农，以赭鞭（鞭通‘辨’)草本，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神农和药济人”（《史记·补三皇本纪》)之后，世人便毫无争议地将本草、将医药创始之功归之于神农。因而汉晋以降，人们将传载古代有关药物知识的专著托名神农，便是在情理之中的事了。
汉晋以后乃至今日，医药界之所以将传载治病疗伤的药物知识著作命名为“本草”，五代时期韩保升虽然有“药有
玉石、草木、虫兽，而直云本草者，为诸药中草类最众”（《蜀本草》序)的解释，此解虽然不乏道理，但未畅明其旨，未能洞彻为何要用“本”字冠“草”的理由。复习古代相关文献之后可以这样认为：一是“本草”一辞在汉代已是zhengfu的官方用语，并将专司“本草”的官职称为“本草待诏”（《汉书》的《平帝纪》、《郊祀志》、《游侠传》等)。二是汉代已将“本草”作为书名（《汉书·楼护传》)，而且楼护还阅读过书名为“本草”的文献，这在当时其他医学文献中已将“本草”作为医用药物的专用词。如《汉书·艺文志·经方类序》就有“本草石之寒温”之语即是例证。三是因神农开创农耕以后，为人类生存提供了可靠、稳定的饮食和药食两用的原料来源，无论是天然野生或者人工经过驯化栽培的植物，均是民众用以果腹乃至治病除疾之根本，因而以“本”字冠“草”。可见，“本草”作为药物专著不但由来已久，而且其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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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本草经》的成书
□ 张登本 孙理军 汪丹 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根据目前能检阅到的文献，《神农本草经》之名最早见于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序。认为其成书于汉代的理由是充足的，不过称为《神农本草经》的时间稍晚。因为，一是三国东吴名医吴普著有《吴普本草》，这应当是从文献名录考据中为最早专载本草的著作了。若据《汉书·游侠传》中记述楼护在长安贵族亲戚家读“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的文献史料可知，汉代已有“本草”专著，而且早于三国医家的《吴普本草》，说明《吴普本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事件。
二是西晋文学家张华（公元232～300年)撰著的《博物志》将《神农经》与《山海经》相提并论。张华参阅的《神农经》与《神农本草经》有何关系？是否就是《神农本草经》的简称？只要我们运用比较学的目光审视《博物志》引用《神农经》的内容就可看出端倪。如《太平御览》引用《博物志》的内容云：“《神农经》曰……上药养命，为五石之练形，六芝之延年也。中药养性，合欢蠲忿，
萱草忘忧。下药治病，谓
大黄除实，
当归止痛。夫命之所以延，性之所以利，痛之所以止，当其药应止痛也。违其药，失其应，即怨天忧人。”“药有大毒，不可入口、鼻、耳、目者，入即杀人。一曰
钩吻。卢氏曰：阴也，
黄精不相连，根、苗独生者也。二曰鸱，状如雌鸡，生三川。三曰阴命，赤色，著木，悬其子，生海中。四曰内童，状如鹅，亦生海中。五曰鸩羽，如
雀，墨头赤喙。六曰，生海中，雄曰，雌曰也。”“药毒有五物：一曰
狼毒，占蟖解之；二曰
巴豆，霍汁解之；三曰
藜芦，汤解之；四曰
天雄、
乌头，大豆解之；五曰
斑茅，
戎盐解之。毒菜害小儿，乳汁解，先食饮二升。”至于《神农经》是否与《山海经》同代，目前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评价，虽然不能断定这些内容就一定是后来的《神农本草经》所载，但可以肯定《神农经》和《神农本草经》是内容十分相近，都是传载药物学知识的古代文献，都是梁齐陶弘景、初唐苏敬、宋代唐慎微编撰本草的文献史料和依据。
三是班固《汉书·艺文志》中不曾著录《神农本草经》，但决不能否认班固未检阅有关本草类文献的史实。其一，《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将所著录的文献分为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类，而且“经方类”的小序内容正是对西汉时期“本草”内容的介绍，“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至水火之齐（通‘剂’)，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及失其宜者，以热益热，以寒增寒，精气内伤，不见于外，是所独失也”。此序文不但运用了“本草”之辞，而且论及了药物的性质和作用。不仅谈到了方药的制备，药物的功效，而且论及了药物应用不当给人体造成的伤害。另外，班固还在《郊祀志》、《平帝纪》、《游侠传》等多处使用“本草”词语。其二，班固将“本草”文献归并到“经方”类中。因为在《方技略》中辑录的“经方”十一家，其中有九家是言方剂的，一家言各类剂型的制备，名曰《汤液经法》，有一家讲食物禁忌，名曰《神农黄帝食禁》。《汉书·艺文志》将此三类文献合称“经方”，显然是将“药”（本草)纳入“方”中。因为“方”因“药”（本草)而成，有“药”（本草)才能成“方”。这与表述楼护在长安贵戚家读“医经，本草数十万言”（《汉书·楼护传》)时只言“医经、本草”而不言“经方”的表达方法相仿fo。其三，据尚志钧考证，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是根据当时“石渠天禄阁”藏书编撰而成，未能穷录阁中所藏之书，所以清代姚振宗又撰《汉书艺文志拾补》“方技略”就辑录散佚的“本草”文献有《神农本草经》三卷、桐君《药录》二卷、雷公《药对》二卷、子仪《本草经》一卷四种。这四本有关本草的文献可以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卷一序录中得到印证。因此，南朝梁齐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以当时流传的《神农本草经》和其他版本的《本草经》为底本整理编著而成。
综上所述，汉代及其此前，已经有了《本草》专著，并有专司本草的官职官衔，即“本草待诏”。汉代及其此前，已经将“本草”“医药”与“神农”联系在一起，不但认为炎帝是教化民众稼穑的“神农”，而且是医药（主要是药物，即本草)的创始人。《神农本草经》作为书名最早见于西晋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西晋张华《博物志》中认为与《山海经》齐名的《神农经》虽不能断然肯定就是世传的《神农本草经》，但两者传载的内容如出一辙。南朝梁齐陶弘景（公元456-536年)的《本草经集注》是以《神农本草经》及当时流行的其他《本草经》传本为底本编辑而成的。根据《本草经集注·序》对当时所见古本《神农本草经》混乱状态的评价所云：“此书（注：指《神农本草经》)应与《素问》同类，但后人更修饰之耳。”“魏晋以来，吴普、李当之等更复损益，或五百九十五，或四百四十一，或三百一十九，或三品混糅，冷热舛错，草石不分，虫树无辨”以及“三品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的立场可知，该书载药365味之数由此确定。
－－－－－－－－－－－《神农本草经》的流传变更
□ 张登本 孙理军 汪丹 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自从西晋皇甫谧《针灸甲乙经·序》第一次提到《神农本草经》书名之后，张华《博物志》将其简言之为《神农经》，其中传载药物的内容经南朝齐梁陶弘景对当时载药分别为“595种、441种、319种”，至少三种不同传本的《神农本草经》进行整合，从中选定了365味药物及其内容，又从《名医别录》中选择了365味药物及其内容，共计730种，在保留上、中、下三品分类的基础上，根据药物的自然状态及临床所用，创造性地将药物分为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食及有名无用七大类。陶氏为了区分两种底本不同资料源的内容，采用“朱文”和“墨文”两色书写方式予以标记，这为后世识别《神农本草经》的原貌有十分重要的文献学价值。这就是他所说的“苞综诸经，研括烦省，以《神农本草经》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为主”(《本草经集注·序》)，此乃“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神农本草经·序》)。显然，“三百六十五种”之数是陶弘景确定的，《神农本草经·序》文中的“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也应当是出于陶氏之笔，只要认真研读两书之序，是不难得出这一结论的。
《隋书·经籍志》虽然转引了梁国阮孝绪《七录》中的五种《神农本草经》和9种《本草经》书名，但却无法知晓这14种古“本草”文献的具体内容。唐初经苏敬等人在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基础上，补充了隋唐时期所增的药物，修编了世界上第一部由zhengfu颁行的药典——《新修本草》（公元659年)，又称为《唐本草》，共54卷，收载850种药物，并将陶氏的七类分法调整为玉、石、草、木、禽兽、虫鱼、果、菜、米谷和有名无用9类。在此同时，苏敬等人又亲自绘制和征集了相应的药图，编著了第一部药物图谱，这就是世传的《本草图经》。作为独立传本的《神农本草经》在《唐书·艺文志》中仍著录有3卷本和署名雷公集注的4卷本两种。为何从隋代至唐代著录的《神农本草经》传本数目减少了呢？最主要的个中原因是经过陶弘景和苏敬等人的精心整理修订，使本草的内容趋于全面、详尽、适用、规范，未经过整治的古本《神农本草经》也就失去了存世的价值。这可能是著录数量减少的最主要因素。其次，因战乱丢失，以及唐以前的各类文献书籍均为手抄本而不便于收藏等，也是十分可能的原因。
北宋初期，经刘翰等人，取《新修本草》、《蜀本草》校订，又参以《本草拾遗》内容，修编成《开元本草》（公元973年)。次年李昉予以重新修订，名曰《重订开元本草》，据其序言称：镂版时“以白字为‘神农’（注：指《神农本草经》)所说，以黑字为‘名医’（注：指《名医别录》)所传，‘唐’（注：指《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附。今附（注：指《重订天宝本草》所增)，各加显注，详其解释”，全书共收载药物983种，此书已佚，但其内容被收录于唐慎微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可见，《重订开元本草》收录《神农本草经》内容可能有三个途径：一是此书作者在修编时还见到《唐书·艺文志》注录中的《神农本草经》原著，因为在李昉编撰的《太平御览》（公元976年~983年)所载《经史》图书纲目中还有《神农本草经》的书名。李昉对《重订开元本草》重新修订时参阅了该书内容，其“序”言之“以‘白’字为‘神农’所说”亦可为此判断之佐证。二是凭借《新修本草》中传载的相关内容。三是依据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
之所以认为《重订开元本草》中有关《神农本草经》的内容取材于《本草经集注》的判断有两点理由：其一，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从《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中各选365种药物集注而成，而《重订开元本草》所载的983种药物内容也是以这两书为主。其二，李昉等人借鉴了陶氏以朱、黑两色区别不同资料源的做法，让当时及后来者能识别《神农本草经》的古朴风貌。虽然《神农本草经》在北宋初期还尚存于世，但在天圣年间编撰的《崇文总目》（公元1023年~1031年)以及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掌禹锡编著的《嘉祐补注本草》所引《书传》中均无其书名，说明在北宋中期，此书已经亡佚，这也就是《宋史·艺文志》中没有著录的缘由了。
《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是蜀地出生于祖传医家唐慎微编撰而成（公元1056年~1093年)，后来在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和绍兴二十九年（公元1159年)三次大的修定，更名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年影印本。以下简称《证类本草》)。这也是当今人们能阅读到的《证类本草》。本书是以《嘉祐补注本草》为基础，总结了宋代以前药物学成就，共收载药物1746种，仍以“白文”与“黑文”区别《神农本草经》的古文献与别本文献。
《证类本草》在中国药物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里程碑地位，无论是对后来在海内外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本草纲目》诞生，还是对后人辑录《神农本草经》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若仅就后世多个辑录《神农本草经》版本言之，
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是文献取材的源头，人们无法从现存文献中觅寻比其更早的完整文献了。唐初《新修本草》和《证类本草》则是取材的重要依据，尤其是后者。根据尚志钧先生考证，明代的卢复、清代的孙星衍和孙冯翼、黄奭、王闿运、
姜国伊以及日本国的狩谷望之志和森立之等人所辑录的《神农本草经》本，悉以《证类本草》的“白文”为主，参以别本所载“本草”内容的文献（如《太平御览》等)整理而成。正因为各种辑录本中三品365种药物的主体内容源于《证类本草》的“白文”，而诸如药物的产地、生长环境、别名等相关文献参考了别的文献资料源，加之流传转抄的原因，这就使得诸家《神农本草经》辑录本之内容出现了大同小异的缘故。
－－－－－－－－－－－从《神农本草经》到《证类本草》
□ 张登本 孙理军 汪丹 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神农本草经》是后世公认的现存最早药物学专著，是汉代以前人类与疾病作斗争过程中有关药物学知识的总结。是书分为总论和各论两部分，总论概括地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性)五味等药物理论，以及药物的采收、炮制、贮藏和用药方法等。
各论部分介绍了每种药物的具体内容，全书收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并按药物的功效和主治，分为上、中、下三品。上品药120种，多属补养药，除矿物药外，毒性小或无毒，可以多服或久服。中品药120种，多为祛邪治病兼有补养作用，有的有毒，有的无毒。下品药125种，多属攻邪治病之药，毒性较大，适用于寒热、
积聚、
癥瘕等病证。
全书药物主治病证名约170余种，其中内科病证名如中风、痹、痿、
水肿、疟、肠澼、下痢，各种
血证等。外科病证如
痈疽、鼠漏、恶疮、漆疮、
痔等。妇科病证如崩中、漏下、乳难、月闭等。五官科病证如目赤肿痛、青
盲、目翳、衄血、
鼻息肉、耳中流脓、
耳鸣、
耳聋等。口腔咽喉病如
喉痹、口疮等。寄生虫病如三虫、疥虫等。
南朝齐梁时代的陶弘景沿用《神农本草经》原有分总论、各论的体例，把总论部分增补并加以注释，为成《本草经集注》卷一序例。各论部分除了将《神农本草经》不同版本的药物种类确定为365味，从《名医别录》中也选用药物365味，合计730味，并按他自己的见解予以注解，这就是《本草经集注》后6卷的内容。730味药物按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及有名无用分为七类，除后者外，前六类均尊古法分为上、中、下三品。可见药物的资料源是由古本《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及陶弘景的注释三部分构成。陶弘景为了让读者和后人能区分两个不同资料源的内容，特地采用朱、墨杂书的方法，以红字朱文书写《神农本草经》，以黑字墨文书写《名医别录》。这对保存、标记、识别《神农本草经》原来面目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也是唐代《新修本草》、宋代《证类本草》得以见到《神农本草经》内容真目并为之仿效(《证类本草》缘镂版印刷而变通为“白文”和“黑文”)。
唐初苏敬《新修本草》是由《本草经集注》和《药图》、《图经》三部分组成，《神农本草经》的内容是正文、是主体，《药图》是当时全国各地选送的药物标本绘画而成，《图经》是药图的文字说明，其主体内容沿用了陶弘景的体例和方法。在药物数量上增加了114种，由于将《神农本草经》中的数味药物(如“由拨”与“
鸢尾”)进行了分条，所以其中所载药物为850种。在药物分类上，将原有的“草木”“虫兽”分解为“草、木、兽禽、虫鱼”而成为九类分法，极个别药物在原有类别中作了调整。《新修本草》对药物资料来源也仿照陶弘景的思路而采用大、小号字的办法予以标记。凡陶弘景注文用小字书写，而新增注文不但用小号字书写还冠以“谨案”予以区别。
北宋马志等人在《新修本草》的基础上，经过两次修订，著成《开宝重定本草》(即《开宝本草》)(公元974年)，沿用苏敬的9类分法，新增药物133种，载药为983味。《开宝本草》的正文用大字单行，注文小字双行。正文出于《神农本草经》者印成白文，出于《名医别录》印成黑文，出于《新修本草》则在文末加注“唐附”，出于《开宝本草》新增者于文尾加注“今附”。
《开宝本草》问世数十年后，掌禹锡等完成了《嘉祐补注神农本草经》，简称《嘉祐本草》(公元1057～1061年)。其分卷、药物分类、编写体例、文献出典等，完全依照《开宝本草》，共21卷，载药1082种。其中983种承袭《开宝本草》所载的全部药物及内容，新增99种，唯文献来源的标记方式略有区别。凡正文出于《神农本草经》者印成“白文”，出于《名医别录》者印成黑字，出于《新修本草》补充的内容用“唐本先附”标记，出于《开宝本草》者用“今附”标记，若为掌禹锡等人新增内容则用“新补”、“新定”标记。标记为“新补”者为择引的文献，标记为“新定”者是取于当时。以上方法均指“正文”。若是“注文”，皆沿袭《开宝本草》之旧，唯《嘉祐本草》新增者，冠以“臣掌禹锡等谨案”字样。
《嘉祐本草》新增的注文很多，内容也很丰富，引用的文献约50余种，相当广泛。与此同时，宋朝zhengfu于公元1058年下令全国征集药物产地的实图，由苏颂等人整理，于1061年编辑成《本草图经》20卷，另有目录1卷。
《嘉祐本草》和《本草图经》问世后，由于分刊不便于检阅，由陈承将两部分合为一书，于1092年编成23卷的合刊本，名曰《重广补注神农本草并图经》。
蜀地世医唐慎微也将二者合而为一，增加的内容更多，举凡经、史、子、集中有关药物学知识，一概收入书中，定名为《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公元1097～1100年)，载药1746种，析为32卷，在分类和文献来源及标记方面，悉依《嘉祐本草》之旧，唯唐氏所增补的资料，皆冠以黑色鱼尾括号。他将所增加的资料分为“药物”和“注文”两部分。“药物”新增628种，“注文”新增的更多，特别是方论和单验方，几乎全是新增内容，约有3000余首，征引经、史、子、集和方书近250家。《经史证类备急本草》除序例上、下两卷同于《嘉祐本草》外，主体内容由18卷扩充为29卷，使本草的研究在宋代达到了巅峰。后来虽在1108年稍作修定改为《大观经史证类备急本草》，1116年由曹孝忠校刊更名为《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但其基本内容未作变更。南宋时期虽对《政和新修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数次翻刻、校刊，唯1249年张存惠的翻刻不但重新校刊，更将寇宗奭的《本草衍义》附入其中，书名也改为《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简称《证类本草》)。
总之，从《神农本草经》至《证类本草》的发展历程是：《神农本草经》→《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开宝本草》→《嘉祐本草》→《证类本草》。
这些本草专著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在卷数、药物数量、注释及相关内容方面历代都有发展和增加，但在总的体例、分类、编排方式等，仍与《神农本草经》相同。可以说后世有关本草著作都是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序文”发展为后世本草的“叙例”，三品药物发展成为后世本草的各类及分卷，药物条文保留在《证类本草》及各本草书中。今日所见《证类本草》的“白文”，既是《神农本草经》的古文献，也是陶弘景的“朱文”。
－－－－－－－－－－－《神农本草经》的学术贡献
□ 张登本 孙理军 汪丹 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神农本草经》的问世，不但是中医药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四个最显著标志之一，而且在总结汉以前药物学成就的基础上，为中药学的学科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就其学术成就而言，结合历代中药学家及现代诸如尚志钧等人的研究，可以从以下诸方面予以述评。
《神农本草经》传载药物资料是真实可靠的
虽然《神农本草经》成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由于其中传载的365种药物来自于人类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实录，因而药物及其主治功效基本是真实可靠的，绝大部分为目前仍然在应用的药物，如
茯苓利小便，
猪苓利水道，
远志治咳逆、强志，
人参补五脏、安精神，
牛膝治寒湿痿痹，大黄荡涤肠胃、推陈致新，
款冬治咳逆上气善喘，
海藻治瘿气颈下核，
黄连治肠澼下痢，
茵陈蒿治热结
黄疸，
青蒿(即草蒿)治热在骨节间(骨蒸劳热)，
恒山(即
常山)治
疟疾，
雷丸驱虫，
水银灭疥，
通草利尿，
麻黄治喘，
柴胡退热，凡此等等，这都是世界药物史上最早记载的特效药，充分说明其中所记载药物疗效的真实可靠。
《神农本草经》开创了药物分类之先河
《神农本草经》将传载的365味药物按其功用分为上、中、下三品，将《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提出药物三品分类的理论付诸于实践。其分类依据主要是根据药物的性能特点和不同的应用目的：“上(品)药一百二十种为君，主养命以应天，无毒，多服、久服不伤人。欲轻身益气，不老延年者，本上经”；“中(品)药一百二十种为臣，主养性以应人，有毒、无毒，斟酌其宜。欲遏病补虚羸者，本中经”；“下(品)药一百二十五种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疾者，本下经”。其笔墨不多，聊聊数语，就将365种药物分为上、中、下三品的分类主旨表达的明晰透彻。简言之，一是三类药物在当时组方中担当着不同角色，或为君，或为臣，或为佐使。二是根据药物“主养命”“主养性”、“主治病”之不同应用目的分类。三是依据不同类别药物“无毒”、“有毒(或)无毒”、“有毒”之毒性大小有无进行分类的。四是根据药物的功用进行分类，凡有“轻身益气，不老延年”功用者，归之于上品；凡有“遇病补虚羸”功效者，归于中品；凡有“除寒热邪气，破积聚愈病”作用者，归于下品。可见，其分类依据明晰，为后世药物分类研究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神农本草经》首先记载了药物疗效与其产地、采集时间、加工方法
中药的产地、采收、贮存，尤其是炮制加工是否适宜，是影响药材质量的重要因素。
其一，中药产地。《神农本草经》中首次记载了药物生长环境，也就是说，首次告诫人们药物的功用与其生长环境有关。如大黄生河西，
甘遂出中山，
藜芦生太山，乌头生朗陵，款冬生山谷，柳华生川泽等。后世将某地区生长的药材质量最优者称之为“道地药材”，将能产生优质药材的地区作为“药出道地”。实践证明，中药的质量与产地的关系十分密切。《神农本草经》的这一认识源于实践，因而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验证。
其二，中药采集。“阴干暴干，采造时月，生熟土地所出，真伪陈新，显各有法”。这是《神农本草经·序录》通过药物应时采集实例践行了《素问·至真大论》“司岁备物”的理念。在众多的中药种类中，植物药所占比例最大，生长发育不同阶段中的植物药，其药用价值有很大差异。
其三，中药炮制。炮制是药物在使用前进行必要的加工处理，包括各种剂型。《神农本草经》所说的“阴干暴(注：暴，通‘曝’，日晒)干”以及“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皆含炮制。
－－－－－－－－－－－《神农本草经》的学术贡献（下)
□ 张登本 孙理军 汪丹 陕西中医学院基础医学院
《神农本草经》规定了药物的剂型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者，宜膏煎者，亦有一物兼主者，亦有不可入汤、酒者，并随药性，不得违越。”此处一方面体现了在2000年前中药剂型已有的成就，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药物剂型工艺以及对哪些药宜用哪种剂型的研究经验，如
消石“炼之如膏”，术“作煎饵”，
茺蔚子“可作浴汤”(外用洗剂)，
葡萄“可作酒”，
白芷“可作面脂”，
牛角、(牛)“胆可丸药”，蝟皮“酒煮杀之”，
露蜂房“火熬之良”，当归治“金创煮饮之”，雷丸“作膏摩，除小儿百病”，
蛇蜕“火熬之良”，
贝子“烧用之良”等等。此处既讲了药物炮制加工方法，同时也说明了不同药物在具体应用时要适宜于不同的剂型，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其治疗效果。
《神农本草经》对药物治病取效的客观评价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凡“欲治病，先察其源，先候病机，五脏未虚，六府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此处首先告诫人们，有病必须早治；其次强调了疾病的痊愈与否，不能完全依赖药物的作用，主要是机体的防御机能和在药物干预下机体驱邪愈病的内在能力。
《神农本草经》强调辨证施药
《神农本草经·序录》提出“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饮食不消，以吐下药，鬼疰蛊毒以毒药，痈肿疮疡以疮药，风湿以风湿药，各随其所宜。”此语不但突出了辨证施治用药的主旨，还提示在辨证施治用药的前提下，务必要辨别疾病的性质(寒、热)用药，辨别病因而审因论治(如“饮食不消”、“风湿”)，辨别病情轻重并根据病情轻重而施以用药(如“鬼疰蛊毒”均为重危病证)，还要辨别躯体病(如“痈肿疮疡”、“风湿症”)与内脏病(如“鬼疰蛊毒”)的差异而用药。前者用“疮药”、“风湿药”，后者用“毒药”。若通览365味药物之主治和功效，还可以发现，书中根据内科疾病、妇科疾病、外科疾病、五官科疾病、皮肤病等等不同病种而施以不同药物予以治疗，这些内容都体现其重视辨证施治的用药思想。
《神农本草经》重视服药时间与疗效的关系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病在胸膈以上者，先食后服药；病在腹以下者，先服药而后食；病在四肢血脉者，宜空腹而在旦；病在骨髓者，宜饱满而在夜。”这说明本书作者在认真总结前人用药经验的基础上，认识到服药时间与药物疗效之间的密切关系。
《神农本草经》践行“药有阴阳”理论的价值
《内经》是“药有阴阳”理论的创立者，《神农本草经》对这一理论予以践行。所谓“药有阴阳”，其含义甚广。若仅从植物药与矿物药分阴阳，矿物药质地沉重而主降，属性为阴，植物药质地轻清而属阳。若就植物药而言，凡药用其花、其叶、其枝者多属阳，若用其根、其干者多为阴。如若对药物深层的内涵分阴阳，则“阳为气，阴为味……阴味出下窍，阳气出上窍。味厚者为阴，薄为阴之阳。气厚者为阳，薄为阳之阴。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
发热。”又说，“气味辛苦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四气，又称“四性”，药物之寒、热、温、凉是也，四气之中又有阴阳属性之分，具有温、热之性者为阳，具有寒、凉之性者属阴等等，皆属于经文所言“药有阴阳”之意及其意义。
《神农本草经》“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的意义
《神农本草经·序例》所谓“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其本义是指人们可以品尝到的药物真实滋味。药物真实滋味不止五种，由于受事物五行属性归类理论的影响，于是自古至今，将药物之滋味统统纳之于五味之中，并将涩味附之于酸，淡味附之于甘，以合药物五味的五行属性归类。
《神农本草经》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的价值述评
《神农本草经》所言药物有“寒热温凉四气”。四气，即四性，是药物或食物的寒热温凉四种性质，与人们味觉可感知的“有形”五味对言，四气属阳，五味属阴，此即“阳为气，阴为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之意。而事物之阴阳属性是可分的，“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故属阳的药物寒热温凉之性还可再分阴阳。温性、热性为阳，凉性、寒性属阴。热甚于温，寒甚于凉，其中只是程度的差异。就温热而言，常又有微温、温、热、大热的不同量级；寒凉又有凉、微寒、寒、大寒的不同量级，如果在性质上没有寒热温凉明显的性质差异，于是就用“平”标定其性质。
《神农本草经》认为药“有毒无毒，斟酌其宜”
“有毒无毒，斟酌其宜”(《神农本草经·序录》)是指临证用药时，务必要先知道哪些药物有毒，哪些药物无毒。有毒之药，其毒性之大小及程度何如等等，然后再根据临证实际情况，斟酌用药。
《神农本草经》认为药有“七情和合”
《神农本草经·序录》认为：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这就是药物配伍理论中“七情和合”的源头。“七情和合”是指药物配伍中的特殊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