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1月，《漢聲》雜誌正式在台灣出版。在此之前，黃永松和他的合作者們已經籌備了近一年的時間。當時，黃永松和他的同事們一邊做一邊學。從誕生到現在，《漢聲》的內容和形式變化很大，但是，從一開始就確定做民間文化的主旨卻從未改變。從有意識地介入到真正被吸引，黃永松回憶道，“我做了好幾年，碰到民間文化的採訪，才發現裏面好豐富。從老的戲曲、廟會、古跡、手藝……裏面都有讓人驚訝的東西。”中國民間文化的豐富讓雜誌有無窮無盡的資源，它涵蓋了衣食住行各個方面。
這樣一本雜誌是因為什麼原因而創辦的呢？黃先生介紹了其中原委。20世紀60年代末期，黃永松從國外回來，他在國外有一個強烈的感覺，就是西方人對於中國的陌生。外國人眼中的中國是人們都梳著辮子、穿著馬褂以及來自華工的印象。當時，他覺得這是由於外國人不懂中國，所以看輕我們。因此，他就想把中國優秀的民間文化介紹給外國人。於是，就想以出版刊物的形式讓西方人了解中國民間文化的博大精深。當時出版的雜誌是英文版，主要還是想做東西文化平衡的工作，因為有一部分中國人總是覺得西方的月亮圓，出英文版的目的也是想先改變這種狀況。隨後，台灣的經濟開始起飛，產生了很多暴發戶，崇洋特別厲害，很多中國人對於自己的傳統文化一無所知，更不用說了解它的價值所在了。於是，雜誌社決定讓《漢聲》變成中文版。如果說東西平衡是橫坐標，那麼這種轉變就換成了縱坐標——在中國人中間，完成傳統與現在，古與今的銜接。就這樣，中文版的《漢聲》從1978年一直做到現在，雜誌始終堅持“傳統的、中國的、民間的、活生生的”這四個標準。從內地改革開放的初期開始，《漢聲》就進入內地採集民間文化。那個時候，從陜北一直到山東，黃河頭到黃河尾，西南、長江流域，《漢聲》有11個工作點，為雜誌採集資訊。
雜誌的高峰時期是在二十年前，那個時候有兩三萬冊的訂閱。而工作人員在1980年到1990年期間超過了1000人。可惜好景不長，後來銷售一直下滑，到現在只有五六千冊了。好在黃永松對此不在意，他認為，小一些會更靈活。但是《漢聲》雜誌的現狀決定了它只憑雜誌本身難以維持基本的運轉。於是，他們就把雜誌的內容編寫成少兒讀物。這可以說是一舉兩得，不僅使孩子們從小接觸到了民間文化，而且取得了不錯的銷售。以這種少兒讀物來養刊物的做法也一直維持到現在。
雜誌於今年9月在內地和台灣同時出版後，情況有了一些好轉。黃永松先生希望它可以維持自身的運營。以前的內容中，陜北剪紙、福建土樓、江浙的藍印花布，貴州的蠟染，這些最好的部分都是在內地採集的，但出版的書都是繁體字版，這種情況一直讓黃先生很遺憾，現在，這些圖書終於可以在內地出版了，黃永松先生非常高興。如今，《漢聲》在北京的機構有二十多人。延續民間優秀文化的發展和傳承，不讓斷裂出現是黃永松先生多年的秉持，但現實顯然不能讓他滿意，年輕的一代對於傳統文化中優秀的部分了解太少了。“搞了三十多年很累，累中還帶著沮喪。”但是，如果不做，短裂會更厲害。說到以後，黃永松先生相信，內地的出版社像他這樣來做的將會越來越多。（張弘)
来源:光明網
－－－－－－－－－－－作者：王辰龙
回到手艺精神
黄永松，台湾著名出版人，设计家，中古乡土文化遗产积极的抢救者。创办《汉声》杂志30余年，遍走中国田野乡间调查，采集“中国的”、“传统的”、“活生生的”民间手工艺文化，努力建立一座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库。编著设计《汉声》英文版60余期，中文版130余期。
手工艺是活的，你甚至可以和它‘对话’。”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民间传统手工艺调查？
黄永松：那要从70年代初《汉声》创刊说起了。最初我给它的定位就是承载民间传统文化。
记者：为什么您会对这种生活层面的文化如此的痴迷？
黄永松：这和我在台湾的成长环境有关。台湾的民间文化就像大陆母体文化的一个缩影，多元化的情况很厉害。1949年以后，很多官员、军人和他们的眷属把全国各地的风俗也一并带了过去。所以你至今都可以看到内地的民俗文化在台湾散落得到处都是。你家的邻居可能楼上是山东人，楼下就是宁波人，旁边又是陕西人。一过年，宁波年糕、山东的
红枣大馒头、陕西的剪纸、唐山的皮影戏就全都出来了。虽然这些摆渡到台湾的民俗文化不如当地原生态的那样丰厚，但是它的精神实质是在的。我从小在这个氛围里面长大，眼睛看到的(各地艺术)、耳朵听到的(乡音)、嘴巴吃到的(食物)都是文化，所以我对这些生活层面的文化一直很有感情。
“我要建立一座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库。”
记者：您做的第一个手工艺调查是什么？
黄永松：那是1973年发表在《汉声》杂志上的油纸伞工艺调查了，70年代初，台湾的阳伞制造业世界闻名，工业制造的阳伞四处可寻，而我小时候用的那种手工油纸伞却几乎绝迹。于是我到处寻找，最后终于在台湾南部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一家做油纸伞的。
记者：老手艺人给您留下的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黄永松：他们对手艺的痴迷和他们技艺的精到。比如老艺人制作出来的每一把油纸伞，要求所有伞骨在收回来的时候都要变成一根竹筒一样光滑完美的整体。全手工削制的竹条要做到这一点对精密度的要求是很高的。在材料的选择上，油纸伞伞头和伞柄的木头用几月的、什么木头、需要阴干多长时间，都有严格的工艺规定。老手艺人们一辈子都会谨慎小心地恪守这些规定，丝毫也不会马虎。
记者：这次调查的回响怎么样？
黄永松：出乎意料的好。全台湾刮起了一阵怀旧风，很多年轻人都跑去买油纸伞来用，也救了这个油纸伞行业。后来连英国BBC电视台的制片人都找到我要合作拍摄一部关于油纸伞的纪录片。又过了几年，一个受IBM公司文化基金资助的美国年轻人拿着我的书找到我，要求拜那位油纸伞师傅为师学习咱们中国的传统制伞技术。这么好的反响让我有了把《汉声》建成一座中华传统文化基因库的打算，也是支撑我做手工艺调查30多年没停下的原因。
“超过西方，我们必须找回手艺精神。”
记者：西方人为什会对中国的手工艺这么着迷？
黄永松：我当时也很好奇地问那位美国年轻人，他告诉我，IBM公司的这项文化基金鼓励美国的年轻人到其他国家去学习各种美国本土没有的手工艺。按照基金会的规定，接受资助后他必须跟这位手工艺老师傅学习两年。两年后，他必须带着精湛的手工技艺回国，并将学到的东西写成一份翔实的手工艺调查报告交给基金会。我又问他，你们美国人为什么那么重视手艺？他回答说，一个国家的精密工业要好，它的重工业一定要好；重工业要好，轻工业一定要好；轻工业好，手工业一定要好；手工业要好，手工艺一定要好。这是一条坚实完整的系统，不能从中间断掉。
记者：也就是说，大到现代工业小到我门的生活品质其实都和手艺这东西关系紧密？
黄永松：是的！成熟的手工艺可以提炼出精神来，比如油纸伞匠人的严谨和精确；它更可以锻炼出成千上万双灵巧的手来。现代化工业缺了这些要素不行。有一次我和德国一家出版社的编辑商量出版德文版中国结图书的事情，我按照自己的编辑方法建议用图片装饰封底美化图书。可是德国人不同意，他坚持在封底这个宝贵的地方打上售卖中国结制作材料的那些小商店的地址。当时我不以为然。后来我去几个德国小镇观光时看到那里的手工艺小店一家挨着一家，不分大人和孩子都在学习手艺。那一刻，我一下就明白那位德国编辑的用意了；而且我也意识到，德国的工业这么厉害和它扎实的手工艺基础是分不开的。
记者：我们对自己的手工艺反倒不像西方人那么在意，后果是什么？
黄永松：我们的工业一直在给西方人“打工”；赚着最微薄的利润，忍受着最严重的污染，甚至没有头没有尾，只是中间一个生产环节。这和我们文化中的“轻百工”之说以及轻视手艺人的观念有很大关系。缺乏手工艺基础，工业就没有办法积累，更没法发展自己的精密高科技，也就没有自己的创新和创意，必须接过人家不愿意要的污染工业。要想超过西方，必须找回手艺精神。
“手艺是服务当地人的，离开了乡土，手艺就会死去。”
记者：在全球化语境下，文化差异性越来越模糊，传统手艺的生存是否会越来越艰难？
黄永松：这种担心其实走在前面的欧美国家已经碰到了。现代化对传统手工艺的摧残力量很大。所有产品都可以快速生产，所有人过的日子都一样。从北到南都是麦当劳，有其好处，但也非常无聊。这种进步非但没有让人更快乐，烦恼反而更多。有时候看似原始的手工艺却能给生活带来不同的色彩。所以说，我对手艺是蛮有信心的，它一定会被尊重的，剩下的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了。
记者：应该怎样保护手工艺和手工艺者，让手艺精神能够传递下去？
黄永松：全球化下的地球村里必须要多样性才好看才好玩儿，回过头来说，越是越界的就越必须是植根于本土的。一定要尊重乡土工艺的原生态，手艺是服务当地人的，离开了乡土就会死去。
图片提供／《汉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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