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文化的辉煌，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先哲们，其次还有印度。中医药学即是在那个时期跳出经验医学的窠臼而形成独具特色的医学理论体系的。如果把中医药学比作一棵硕果累累的大树，那么传统的文化与科学是基根，以《
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基础医学为其本，临床医学为其主要枝干，方药和疗效则是其花、叶与果实。几千年来中医药学不断吸收着东方文化与科学的营养，在中国这块沃土上根深叶茂，不断完善，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和日本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邻邦。自隋代起，日本就有不少学人到中国学习中医药学。753年唐代鉴真第6次东渡成功，为中医药学在日本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从公元6世纪到16世纪末叶的1千1百年里，日本汉方医学发展缓慢。尽管日本奈良时代（8世纪)的《大宝律令.医疾令》中已经“确定中医药学为其正统医学”（语出《汉方》，以下引方同)，尽管9世纪藤原佐世奉命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中已显示有167种（1309卷)中医药著作传入日本，然而束书不观等于无书。这一时期日本的汉方医学始终处于重实用、重方药，轻基础理论的经验性吸收阶段。也就是说，他们只重视中医药学的枝和叶，却忽视甚至放弃了其根和本。
比如，公元984年丹波康赖编写的在日本颇有影响的《医心方》（30卷)中“没有专论脏腑、经络、脉诊、治则的篇章，而是立足于各类病症的治疗而编纂的”。书中汇集的先秦到隋唐时期的166种中医药文献中，除7部医经类著作外，下余的则是本草、医方、针灸、养生、服食、房中等方面的著作。同期编纂的较有影响的方药类书籍还有和气广世的《药经太素》，安倍真直等人的《大同类聚方》，菅原岑嗣等人的《
金兰方》，深根辅仁的《本草和名》等。然而出云广贞的《难经开委》，小野藏根的《太素经集注》这两部基础理论方面的书却未能传世即自行亡佚。
再如，宋代的中医药学、尤其是《和剂局方》“对日本医学界的影响最为深刻”。日本镰仓时代（14世纪)的两部代表性著作，即尾原性全的《顿医抄》和《万安方》。该两书主要取材于《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济生方》、《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普济本事方》、《易简方》、《妇人大全良方》等。宝町时代前期（14世纪中叶)僧人有邻编纂的《福田方》比较重视了临床医学方面的内容，对待每一病症的论述都包括“论（原因)，外证（症候)，脉及按检（诊断)，相类病（类症鉴别)，死候（预后)，治方（疗法)”等。但从《福田方》的参考书目来看，绝大部分仍属于临床治疗或方药类著作，而汉代以前基础医学方面的著作仅有9部，占全部参考书目的1／13左右。
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反映了当时的汉方医学水平。试想在西医传入东方时，如果人们不学数学、物理学、化学，不学生理、解剖、药理、病理等，只靠着类似我国60年代的《农村医士手册》甚或以后的《赤脚医生手册》，能学出真正的西医大夫嘛！1千1百年应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作为日本“正统医学”的汉方医学发展之慢，水平之低，似乎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原因：①中医药学传入日本则离开了其赖以生存的文化与科学土壤，日本学者在接受中医药学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②医学的社会功能是防病治病，学科以外的人和急功近利者往往舍本逐末、重用轻学，容易产生忽弃基础理论的片面性。③日本文化起步晚，其医家又受汉语水平的限制，故难以理解中医药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的真谛。
溯宗与离宗两种倾向的产生
由于上述原因，从16世纪后叶起（即安土
桃山时代到江户时代)的近300年间，日本汉方医学出现了溯宗与离宗两种倾向。前者即《汉方》所称的后世派，后者即《汉方》所称的古方派。
后世派的代表人物是曲直濑道三（1507～1594年)。他“在学术思想上，以《内经》为基础，以李杲、
朱丹溪等金元医家的学说为主导，博取各家之长”；“在临床诊疗中，注重辩证论治，提出简明切要的临证诊疗原则和方法”。他通过深入研究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和辩证论治，“而知医有圣俗”，把只知方药经验者谓之俗医；主张“辩证必宗《素问》神规，配剂必祖《本草》圣矩”。他的巨著“《启迪集》是日本第一部倡导辩证论治的专书”。除《启迪集》外，曲直濑道三还编纂了20几部医论、医话及理论、临床等方面的著作。他在给门人写的《切纸》一书中，写下了“指南医工之规矩，疗养患者之隐括”的“医工宜慎持法”，共57条，对辩证论治的常规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其思想、内容与中医药经典一脉相承。
后世派的主要医家还有曲直濑玄明、长泽道寿、古林见宜、冈本玄治、冈本一抱等，他们终于超越了经验性吸收的阶段，上溯《内经》，谨守医宗，注意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为中医药学在日本的全面传播，为中医药学的日本化，发挥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古方派的先驱者是永田德本（1513～1603年)，代表人物是吉益东洞（1702～1773年)。所谓古方派，只不过主张恢复汉唐古方而已；所谓独尊张仲景《
伤寒论》，只不过提倡使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方剂罢了。平实而论，古方派即离宗派、倒退派。其一，吉益东洞为倡“实证亲试”，却“把一切中医理论，不问事非，俱斥为‘空谈虚论’……他还怀疑中医的脏象、经络、药性、诊脉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学说”，所以他的“实证亲试”无异于把已本体系的中医药学重又拉回到《内经》之前的经验医学的窠臼。与后世派相比，则显然是一大倒退。其二，吉益东洞力倡的“方证相对论”是以全盘否定张仲景所创立的辩证论治为前提的。在他看来。“只有张仲景之随证投药，不拘病因，最可推崇”，这岂不是对辩证求因的歪曲？他认为“医之学也，方焉耳”，“《伤寒论》唯方与证耳”。他讲的“证”实际是“症状”或一组症状集合的“症候群”；他讲的“方证相应”只不过依据证状的相加、相减而调换方药，根本不是中医的辩证求因，审因论治。由他所提出的腹诊，也只是给他依据的“症候群”增加了一项他自己认可的症状。其实《伤寒论》中本来就有许多腹诊内容，吉益东洞的腹诊不仅没有新意，而且与张仲景的辩证论治不属。其三，吉益东洞在否定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同时，却附会《吕氏春秋》等非医学著作的只言片语，提出“万病一毒论”。人类疾病错综复杂，岂能皆因于“一毒”？这种标新立异的说法与中医的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治则等学说相比，不仅显得幼稚，而且也颇武断。
古方派产生的根源有二。一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科学在日本的根基薄弱，日本医家对中医基础理论重视不够；二是以江户时代（17世纪)起，荷兰、德国学者先后把西医引入日本后，更动摇了日本医家对中医理论的信念。遗憾的是，以吉益东洞为代表的古方派在日本逐步发展为主流，成为被扭曲的日本化的“中医药学”。所以至今人们仍习惯将日本的中医药学称为汉方医学，而且汉方医学至今仍困守着“方证相应论”。
釜底抽薪的扼杀与文不对题的抗争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前的100多年间，西方文化与科学（包括医学)陆续传入日本。以明治维新为标志，用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话说，日本的文化与科学进入了“第二次浪潮文明”或称“工业革命阶段。”在这个文化变革时期，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日本出现了轻视、排斥传统文化的强烈倾向。尽管当时日本汉医的人数远远多于西医，占医师总数的79％，但“灭汉兴洋”运动却从此拉开序幕。1873年曾在荷兰留学西医的长与专斋任内务省卫生局局长以后，制定了一系列“灭汉兴洋”的规定。其中对汉方医学危害最深者莫过于“医师学术考试规则”。该规则要求汉方医师必须通过西医课目的物理、化学、解剖、生理、病理、内外科及药剂学7科的考试，成绩合格者方能授予开业执照。以后进一步颁发的“医师考试规则”、“医术开业考试规则”、“医师执照规则”，不断增加了西医考试课，强化了法律效力。这些法规的核心是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否定中医药学的基础理论，以西医学术为唯一标准或规范，对汉方医师进行彻底的改造。这是对汉方医学（同样也是对中医药学)采取的釜底抽薪、断根绝源的致命扼杀。
“灭汉兴洋”的本质是科学对科学的误解，是文化对文化的摧残。因此抗争的重心必须针锋相对地维护中医基础理论所确定的西医无可取代的科学规范。但是日本汉方界以哀兵之势甚至颇有武士道意味的抗争，从科学角度看则显得既苍白无力，又“文不对题”。第一，针对“医师学术考试规则”的7科考试，汉方界先后提出“汉方六科”和“汉方七科”，如森立之的究理、化学、解剖、生理、病理、药学、治疗7科之说。这种说法从形式上、理论上都明显牵强附会，甚至授人以柄，自讨无理。难怪长与专斋嘲笑说：“称《易经》为物理，称炼丹为化学，把剖割比干、斩杀翟义作解剖……纯属效仿西洋制度，以致引用古书文字章句，勉强搭配”。其二，扼杀汉方医学的矛头直逼其基础理论，而不是临床治疗经验。汉方界不少人“决心在治疗领域里，和西医争一高下”，这固然不失为抗争的一个方面，但是即使争出高下，临床经验毕竟不是基础理论本身，长与专斋也照旧以一时之经验而弃之不顾。其三，面对“灭汉兴洋”，汉方界在明治维新后的20多年里发动了数10次请愿、上书。用这种政治方式有可能唤起社会各界，从而延缓扼杀汉方医学的进程，却不能在文化、科学的主战场上缓解汉方医学面临的学术危机。所以抗争的结果，汉方医学仍无可挽回地丧失了长达1千多年的“正统医学”的地位，后世派希望造就的本质意义上的汉方医师从此将难以在日本生存。
产生这一结局的原因有四：①古方派不重视甚至排斥中医基础理论。②当时的科学方法论中还没有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未能从更高层次揭示中医基础理论的科学价值。③西医在当时的日本正处于“第二次浪潮文明”的上升阶段，在科学发展趋势和社会文化心态上都处于优势地位。④日本政府在决策上的严重失误，未能把两种医学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
由“方证相对”到“方病相对”的再倒退
明治维新以后，随着各种取缔汉医法律条文的实施，只有系统学习过西医的医师才可以使用汉方在民间治病。50年代以来，使用汉方的西医师怀着汉方与西医接轨的良好愿望作了不少验证、解释、改造的努力，至今仍没有觉察到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表面上似西似中，实质上非西非中的误区。其突出表现即由“方证相对”到“方病相对”的再倒退。
人们习惯认为，西医的特长在于辨病，中医的特长在于辨证。所谓辩证，即辨别疾病各个阶段脏腑盛衰、邪正虚实的病理演变特点－病机。在中医看来，疾病是脏腑、阴阳偏离正常状态的病理过程。如果用一句哲学性的语言来表达这一病理过程的话，那么疾病就是一个时间上无数的异时连续的因果关系和空间上无数的相互依存关系交织的无限变化的网。这个网上的无数网结，则是疾病在时间、空间上无数的不断变化的病理机制，亦即证。所以在西医来说一种病只有一种最佳治疗方法，而在中医来说，一种病的全过程都可以分解为若干种（甚至无数种)证而有若干种最佳治疗方法。这就是中医辩证论治的特长，也是西医无法取代的优势。前面已经讲过，“方证相对”的“证”是疾病过程中表现的症状或症候群，而不是阶段性病理机制；“方证相对”的遣方用药是对症治疗，是辩证论治基础上的倒退。那么，用针对疾病全过程中某一证而设的某一特定处方包治整个疾病，甚至连症状也不考虑，这不仅违背辩证论治原则，也明显违背逻辑学的最一般原则。所以“方病相对”是再倒退，是把汉方推向“非西非中”的“最后晚宴”。
下面抄录70年代的日本厚生省通过的《一般用汉方处方手册》中几则处方：
“
葛根黄连黄岑汤（《伤寒论》)[成分与剂量]葛根5-6g,黄连3g,黄岑3g,
甘草2g。[用法]汤剂。[功效]主治急性胃肠炎、口腔炎、舌炎、肩背疼痛、
失眠等热症者”。
“
桂枝加
龙骨牡蛎汤（《金匮要略》)[成分与剂量]桂枝3～4g,
芍药3～4g,
大枣3～4g，生
姜3～4g,甘草2g，龙骨2g，牡蛎3g。[用法]汤剂。[功效]主治虚弱质、易疲劳或易兴奋神经质，
失眠症、小儿
夜啼症、小儿夜尿症、眼睛疲劳。”
“
四逆散（《伤寒论》)[成分与剂量]①汤剂：
柴胡2～5g，芍药2～4g，
枳实2g，甘草1～2g。②散剂：每次2～2.5g，每日3次。[用法]①汤剂；②散剂。[功效]主治胃炎、胃痛、
腹痛并胸腹部苦满不舒者。”
以上3方，可见“方病相对”之一斑。我们谓其“非西非中”，是因为“方病相对”既不符合西医学规范，也不符合中医学规范。其一，“功效”栏所列之疾病未说明由何种致病因子及原因所致，“成分与剂量”栏亦未说明该方对该病的物理与化学意义上的有效成分，故“非西”；其二，只列成分用量而没有中药药性与配伍分析，只讲西医的病名或症状，不提中医的病理机制，也没有辩证的内容，故“非中”。然而这种非西非中的汉方却能在70年代以后继续存在，原因可能有三：①方剂虽不古方，剂量却远远小于古代，与当前我国剂量相比也不及1／3，尤其用以制成的“汉方颗粒剂”剂量更小。量小则效小，误用后的反作用也小，故往往忽略了其“毒副作用”。②当今在日本，汉方多与西药混用，难以准确评价其疗效。③汉方制剂多用于慢性病或小伤小病，成为西医治疗的辅助剂或安慰剂，故可于“无功无害”中在民间任人选择。
日本的制药设备与工艺无疑先进的，7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上普遍重视传统医学，汉方颗粒剂以其制作精良、服用方便而蜚声亚太地区。但工艺、制作掩盖不住科学和医疗实践的检验。80年代中曾有人称“日本汉方医5到10年将超过中国”，时隔未久，1994年7月日本却在酝酿把汉方制剂从“健康保险用药”中剔除出去。医存则药存，医亡则药亡。非西非中的汉方制剂恐怕不会带来汉方医学的振兴与繁荣。
除了明治维新时期外，日本汉方医学是在渐变中一步步走向衰落的；是在“独尊张仲景”、“实证亲试”、“维新”、“科学化”、“剂型改进”等等美妙的旋律
中使当事者迷、当时者迷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汉方》一书回顾和分析了日本汉方医学衰落的轨迹之后，至少有两条教训是值得我国借鉴的。第一，必须重视基础研究，必须在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框架上找到中医药学的准确位置。摆在我们面前最艰巨、最紧迫的任务是：首先要在系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学习当代系统科学方法的前提下，对中医药学进行正本清源的深入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从基础理论的每一个概念入手，用现代语言和以系统方法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对中医基础理论加以整理，使之规范化，系统化。这项工作搞不好，中医基础理论将面临被解体、被改造的危险。第二，必须杜绝“方证相对”与“方病相对”在我国的重演，始终不逾地坚持辩证论治的科学性和严肃性。近年来，“方证相对”与“方病相对”已经在蔓延，有些甚至以“科研成果”的形式在扩大，我们切切不可等闲视之。
祈望日本汉方医学的今天，不应该是中国中医药学的明天。
资料来源：《中国医药学报》黎志钟-中国中医药学会 李致重
[
本帖最后由 东华太一 于 2007/7/24 21:41 编辑 ]
－－－－－－－－－－－他们日本人走错的路我们中国人不能再走了,尤其不能眼光太窄.只见到中医界那几个人几本书.
－－－－－－－－－－－真是好文章，以前我还一直以为日本的中医研究走在我们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