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今天为什么要读中医
中国的传统文人似乎没把中医当作专门的学问，他们都觉得自己具备对这个领域发言的资格，在他们的著作里几乎都能找到几卷医论。尤其令今天的人们吃惊的是，大部分的中国文人认为通过阅读书籍来了解并掌握中医是可能的。比如马一浮通读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碰到医书也像读经史一样一卷卷啃掉，据说后来生病也自己开方子，居然还吃好了。金庸笔下的黄裳为了给宋徽宗编《道藏》，通读后无师自通领悟绝世武功写出《九阴真经》，看来马一浮也不遑多让。
在我看来，无论是写医论还是开方子，都不大高明。钻到经史里的文人，有几个真有本事写出《傅青主女科》来？无非是发些自以为是的空论而已。医学的功夫不是在脑袋里想出来的，凭纸面上得来的知识写医论，自娱就罢了，在行家面前显出鄙陋也是小事，就怕误了后学。至于开方子，不管治人还是治己，都是人命关天的事，草率为之，不仁亦不智。这些事还是留给专门的大夫去做吧。
国学大师尚且如此，那么到今天，我们普通读者又有什么理由来读中医呢？
在为日常保健考虑之外，我以为了解一些医学史无疑是比自个儿摸索怎么开方子更有意义的。至少它能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生老病死是人生最重要的部分，一部医学史讲的正是如何看待与对待这四个字。在医学史里可以看到人类如何逐渐认识自己的身体，以及对生命和灵魂的看法，这个过程甚至是惊心动魄的。由于古代中国人信守的是与西医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体系，这种看法则是与西方人迥然有别的，即使在已经向西方医学体系靠拢的现代中国人看来，也有其奇异之处。
另外，医学的出现是为了减轻人的痛苦，而非为了满足包括求知欲在内的人的欲望。在这个意义上，它与别的科学不同，它求的是“善”而非“美”或“真”。阅读它的历史，可以让我们重新认识那些可能已经失落的仁慈之心。
□ 桥东里
－－－－－－－－－－－仇鹿鸣
□在读博士生，上海
不知为何，中医突然成了时下热门的话题，去年网络上一场宣称要废除中医的争论一直延续至今尚余波未平，而转眼之间一系列打着思考中医、发现中医幌子的图书又成就了图书市场上的异军突起。不过，扪心自问，中医虽然带着一个“中”字，但生为中国人的我辈对此能有多少了解，倒是颇成疑问。余自幼体弱，可算是颇吃过几天中药，不过除了知道中药没有副作用之外，所能剩下的大概也就是每天要被迫喝下一大碗苦药的童年记忆。
或许太阳底下真的没有什么新鲜事，关于中医的存废之争在民国时代，便早已喧嚣一时。当时随着西医的引进和现代卫生体制的建立，中医的地位日趋于边缘化，加之其调和阴阳的施治原则在科学上无法加以验证，要求废止中医的声音陡然升高。而中医的从业者也不甘示弱，极力摆脱“江湖郎中”的形象，争取与西医平等的“医师”地位，并试图将中医抬升到“国医”的高度与西医抗衡。如此看来，去年关于中医那场风波只是民国时代那场争论在新世纪的镜像而已，了无新意。在民国时代中西医之争中，有两件轶事颇有意味。梁启超在协和医院因医生误诊，而被错误地割去左肾，但梁启超担心因此影响国人对于西医的信心，特地为之隐瞒。胡适曾患有肾炎，西医医治无效，经著名中医陆仲安的治疗得以痊愈，但胡适对此事却不愿声张，生怕国人生出中医胜过西医的想法。梁、胡二公皆是民国知识界的巨擘，其言行对于当时社会的风尚影响甚巨，两人皆采取如此立场，并非是对于中医有所成见，实因为中医之道虽时有奇效，却并无“科学性”可供依凭，二公皆宗奉进步、科学之理念，生怕国人因中医的眼前之效，而生出轻视科学之心来。二公的态度也折射出近百年来中医在中国社会中的微妙处境，夹杂于科学与效用二马分殊之中。贬之者斥之为伪科学，视其与巫术相类；赞之者取其效用，奉之为中国古代的生命科学，甚至将中医的疗效“神迹化”。但无论是贬之或是赞之，却皆是借着西方科学的标准来审视中医，很少有人能够循着中医的理路来解说中医与古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
中国素来有修史的传统，可惜一部二十四史更多充斥着帝王将相的故事，对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却往往是语焉不详。历史上做过皇帝的不过是几百人，但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更何况，天高皇帝远，对于历史上无数的底层民众而言，眼皮底下的生死之事大概要比千里之外的皇帝重要多了。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离开了精密的科学仪器，医学治疗该如何展开。如此看来，尽管我们和中医共用着一个“中”字，其间却横亘着古代与现代的鸿沟。坦率地说，我们距离中医的世界已经很远了。不可否认，中医依然在当下中国的医疗体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建国之后，对于中医的一系列规范、整理工作可谓成绩斐然，但这些工作皆是以科学化为目标的，强调中医的用，往往采取化验的方法来验证中医方剂中的化学成分及其疗效，而对于中医理论中阴阳、数术、方技的传统则避而不谈。这就导致了当代中医重药轻医的特点，甚至存在着“废医存药”的主张，保存中药是因为其存在着实际的效用，其药效能为科学研究所证明，废除中医则由于中医法天象地、阴阳五行的学说无法在科学上得到验证，绕来绕去，依然在科学主义的窠臼中打转。但在古人的医学世界中，这两者是浑然一体，不可区分的。例如，中医有
一味药叫
兔脑催生丸，在现代的中医中依然得到使用，因为其化学成分中含有催生素，但是在中医的思想世界中，选用这味药的理论依据是腊月
兔脑中浓缩有冬天死亡的兔子身上的初始的阴中之阳的力量。相信科学理性力量的我们可以很轻蔑地斥之为迷信，但是如果我们放下这种现代性下的自负与优越感，就可以发现历史中很多有意思的细节，中医对于古代中国人而言远不只是一种治疗方式，而是古人思想世界与信仰体系的一部分。
医学史研究按照现今的学科分类往往被归为科技史的分支，所以过去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古代医学发展过程中科学性的那一面，其他不登科学殿堂的部分则往往被视为迷信而扬弃掉了，这种生硬的割裂一方面无视古代学术本身的内在理路，另一方面更错过了许多研究“一般人思想史”的绝好材料。李建民《发现古脉：中国古典医学与数术身体观》一书是台湾新史学浪潮中的代表著作，作者在社会文化史的视野下展开对于古代脉学形成的研究。作者提到中医的经典理论著作在公元三世纪以前皆已成型，而这些著作直到今天依然是指导中医施治的宝训，我们无法想象现代的西医依然会将盖伦的体液说奉为佳臬，这便是中医的特殊性所在，它不但属于历史，也指向现在。中医理论形成的周秦汉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学术一个大转折的时期，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儒、道、墨等精英的诸子思想，却对于通过房中、巫术等形式表现出来的数术传统关注无多，其实在《七略》之中数术、方技占其二，其对于普通人的影响恐尚在儒、道之上。而古代医学的形成则依托于这一传统，深受五行阴阳思想影响。六脉、十一脉、十二脉的演进并非是一个由简至繁的科学历程，其中更多是受到当时的天文、数术观念影响，进行选择性记忆的结果。中医经典的典范化的过程，并非全是医学发展的驱动，其中多有思想、信仰的痕迹。从这本书中，我们了解到的中医，不是冬令进补的十全补膏，也不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却与古代中国人的思想、生活息息相关，透过中医的映射，我们多少可以穿过时空的界限，看看我们祖先的灵魂与心。
－－－－－－－－－－－萧敢
□自由撰稿人，上海
杏林古谚曰，宁治十男子，莫治一妇人。医之术难，医妇人尤难，医产中数证，则又险而难。故而此书光看名字，就已振奋人心了。但我很诧异费侠莉起的书名，阳生阴长，阳杀阴藏，孤阴不生，孤阳不长，“阴”本来就是藏的，怎么可以繁盛起来呢？而这本“女性主义中医史”经典著作又从宋代写起，则更添我一分困惑。儒学之转折在于宋，医学之转折在于金元。我一直以为，宋代实在无甚医学可观。
转念一想，毕竟我喜欢读的是医理。从实践来看，特别是药理、经络和分科思想来看，宋代从某种角度上已然开始一种转折。印刷术在宋代才发扬光大，也许宋人都还忙着刻印古代医书，还没来得及发展自己的理论吧。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看病和生育从来没有中断过。
中医的第一次高潮发生的汉代，在《
黄帝内经》的基础上产生了《
伤寒论》，至今仍是中医的最高经典。盛唐的时候，中医体制转入国家垄断，建立太医署，倾全国之力修订了《神农本草经》，甚至还建立了医学考试制度，影响远及海外。这个时期，民间的孙思邈《千金方》和御医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成为妇科和儿科的真正发轫。
费侠莉把古代中医概括为“黄帝身体模型”，这实在是迁就西方人理解的简易模型，如此深入中医并不可靠。在《内经》里，黄帝与岐伯一问一答，费侠莉将这阐释成依据完美健康的“黄帝身体模型”来描述人体规律。但是，黄帝到底不是孔子。孔子是“圣人”，黄帝却是“上古天真之人”。孔子犹可学，黄帝不可学。《内经》特别是《素问》并非要我们效仿黄帝，只有道法上天、遵循天理、天人合一的“真人”才有可能健康长寿。
从两仪来看，女子属阴。坤者，厚德载物也。女子的身体就弱，脉也弱，性格更弱，诊断与治疗困难，甚至还有很多制度性困难。女子容易受环境的影响，受时令节气的影响，也更多受到家庭的影响。但女子气血的衰弱不像热病一样散发出来，只是暗暗亏损，面色越来越白，身体越来越弱，表面上却几乎没有差别。女子的身体比男人隐藏得好，疾病多半也是如此。
黄帝还把疾病分成外感和内生，有伤寒有
疟疾，有南方的病和北方的病，有富贵的病和贫苦的病，可月经、妊娠和分娩这种“病”却是女子难逃的宿命，无论什么环境，这些都是免不了的。妇科等不及相关指导理论的发展，它自身要求在实践中摸索。
宋代官方医学宝典《太平圣惠方》成为妇科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尽管它的思想多半因袭《诸病源候论》，但它以分科和传方的形式把中医表达出来，普及开来，成为可以直接操作、照方抓药的技术。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更是妇科最早的“万宝全书”，它的目的也是让普通百姓根据书本来治理和处理妇科的一些基本问题。陈自明以后，妇科以及儿科不再委屈地算做“杂病”、“别病”，变成值得医生一本正经来关注的东西了。陈自明的理论贡献很难说，但妇科临床实践的贡献是别人远不能及的。
中医理论的大转折终于在金元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最终使得明代成为医学又一个高峰。金元时期出现刘河间、张子河、李东垣和
朱丹溪这四大家。朱丹溪出世最晚，影响却最大，他这一路温补养阴派认为，提高妇女体质，保障生育安全，其关键就在于养阴。
同时，宋代理学的发展大大扩展了“气”这个概念，周濂溪、邵康节特别是张横渠把气与人、理联系一起，气不再只是身外之物，而成为万物的根本。返回到中医里，则为补气、补血、温凉降火大补元气的治理办法奠定理论基础。
于是在明代万历年间，妇科医学迎来了自己的大师，万密斋、孙一奎、
王肯堂和武之望。万密斋的《广嗣纪要》和《万氏女科》直接针对临床，记录了大量实践药方和具体问题的处理方法，简单明了，流布极广。孙一奎与之类似。他们都没有做官，万密斋宗理学，孙一奎则从道家习医，两人的民间底色是他们医书得以传播的基础。
王肯堂和武之望是万历年间妇科医学的另两座高峰。两人同年的进士，都做官，但也都做得不怎么成功。王肯堂进过翰林院，还曾与郭谵论数纬，与董其昌论书画，与利玛窦论历算，与紫柏大师参禅理，编录《郁冈斋法帖》，但影响最大当属他的《女科证治准绳》。以妇科而论，王肯堂善于调经、血崩和
带下，但无论如何牢牢抓住寒热虚实这四个字。他研究《伤寒论》三十年，有这基础再钻研温补理论，自然是虚实互济、相得益彰了。武之望的《济阴纲目》有一部分来自王肯堂的《女科证治准绳》，但更多的是自己体会，同样调和伤寒温补之别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之“是书所分门目，与《证治准绳》之女科相同，文亦全相因袭，非别有所发明。盖即王肯堂书加以评释圈点，以便检阅耳”，言之未免太过。武之望引证丰富，资料翔实，此书不愧是明代中医妇女的最高著作。值得注意的是，武之望还著有《济阳纲目》。他与王肯堂的最大发明即在于澄清男女治法同一，阴阳本为一体，不得在《伤寒论》外别立门户专治女子之病，终结了陈自明以来临床和理论分裂的现实。从现代的眼光来看，黄帝固然是“男子”，从《内经》到各种经络图都充满了男权色彩，但深入体会和发展《内经》，也许会像王肯堂和武之望一样地恍然大悟，黄帝不是什么男人女人，只是“天真之人”罢了。
费氏此书后半本转向与“房中术”和道家“内丹”有关的修炼方式，在此不多赘述，只是就中医妇科略做总结。我偶尔翻阅当下的中医妇科教材，推荐的书目里最早的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较近的也只是清初的《傅青主女科》，数百年来再没有什么分量超越前人的妇科专著，与其他外科甚至小儿科比起来也相差甚远。中医妇科在最近几百年来没有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有社会原因，一方面也是中医妇科本身的逻辑。妇科在中医里兴起最晚，终结却是最早的，这是否如武之望所暗示的，阴阳本是一体，不得割裂为二，妇科自武之望以后就再不必别立门户了？
王夫之说，阴阳之始本一也，而因动静分而为两，追其成又合阴阳于一也。如此看来，妇科成，则又合伤寒杂病为一也。
－－－－－－－－－－－萧敢
□自由撰稿人，上海
关注各大论坛上的中医争论已有数年。似乎从去年开始，矛盾开始转到地面，矛盾都摆了出来。刘力红的《思考中医》卖到脱销，又出增订本；另一方面，目前攻击中医最强硬的方舟子也推出了《科学成就健康》和《批评中医》。同时，还有“刘太医”的后人谈养生。一时间热闹非凡。
刘太医的东西一看便可归入污染信息的行列。最简单的办法，凡是看到包含了“癌症、补钙、
艾滋病、临床实验”之类信息的“中医书”，都不妨绕道而行。在这个纷乱时代，汉语语境中，只有两种医疗体系值得我们重视：基于阴阳五行、六经八法的中医，和基于解剖实验完全反对中医的科学。
各种中西医结合、存药废医、民间偏方、巫术以及刘太医，都只会扰乱我们的思考和判断。我们必须在中医和科学(西医)两种对抗的体系中选择自己的立场。前者，我推荐刘力红的《思考中医》和唐云的《走近中医》，他们最大程度地遵循典籍，保留传统，对《内经》和《伤寒论》的智慧毫不怀疑；后者是我们从小接触的思想体系，无须推荐什么著作，只需要坚定、冷静。
我理解中医的核心是“辨证施治”这四个字，甚至只要前面两个字就够了。只要能准确地诊断，如何下药治疗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各类医书上也都有明确记载。但“辨证”这两个字，却是很多中医一辈子都不能做好的事。
辨证，不是辨症，这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分歧。症是表症，是外部比较明显的特征，从症入手，中医就认为沦入“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行列。这就是中医不去分辨什么肝炎、癌症、艾滋病的原因，那只是“症”，中医不看这个，不用化验，也不用拍片，还是从最基本的望闻问切做起。只要是人，就有阴阳寒热表里虚实这八个方面。还可能推广一下，鸡、兔之类牲畜也逃不脱这“八纲辨证”。所以中医抓住人的本质，抓住平衡的特点，看六经、看八纲。看人体怎样失衡，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则补之，实则泻之。无论外在什么毛病，只要六经八纲恢复平衡，一切症状必定随之消失。
中医不治病，只治人。外部的病菌无法计数，可能致病的原因也千奇百怪，但有一点，它们必须作用于人才可能致病。人体情况虽也变化无穷，但终究有一些脉络可寻。古代医书上的经方不针对特定疾病，只是用于调整某一类型的失衡，证而非症。但方子很容易留下来，便于推广，而方子所针对的身体状况的辨证方法却渐渐为人所淡忘了。
从目前的医学水平来看，中西医相攻击的病症可分几类。一类是西医已经明确机理的病症，比如结核病。中医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赶上。一类是西医束手无策的病症，比如艾滋病或者癌症。中医在这方面并无优势可言，各类吹嘘广告中可信的极少。第三类是西医很难确诊和根治的病，比如
感冒，比如一些慢性病，这是目前中西医争夺最激烈的领地。很多人从心理上认为，中医即使不能很快见效，也总有些慢慢调理的作用吧。
中医只能治小病，慢性病，不会死人的病，这种歧视对中医影响极大，“起死回生”似乎与当代中医绝缘了。就在这时候，刘力红《思考中医》和网络上以
三七生为代表的可称为“原教旨主义”的中医开始崛起，必有物极必反的规律。
偶尔在网上查书，顺手搜索一下中医书籍的销售排行。除了《人体使用手册》这样的书以外，前五名倒有三本属于“火神派”的书。火神派这个西南中医流派，近年来隐隐有变成全国中医爱好者研习的主流学派，郑钦安也被捧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火神派，简而言之，就是秉持伤寒论基本理念，注重人体内真火。投药多用大剂量的
姜、附、桂，大辛大热，多有起逆回阳的例证。一般来说，其他流派都认为，
附子有毒，与
乌头并称(《
黄金甲》即用乌头)，万不可大剂量使用。可火神派往往冒险一搏，用大量热药抢救，有很成功的例子，背后也有很大风险。三七生在网上毁誉参半，即是这个原因。
这种冒险的态度与过去的中医颇有不同。自朱丹溪以后，温补成为中医的主要治疗手段，只敢补，不敢攻。在用药方面，则越来越多使用凉药，所谓清火，而不重提阳。从实践来看，用凉药是更保险的。因为阳胜于阴，俗称上火，那么嘴角起泡、脸上出痘，流血，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而阴盛阳衰，一个人只会脸色苍白，食欲不振，日渐消瘦。庸医可以把这些缓慢显现的症状推到其他方面，进一步下补药，无损自己的声誉。在这样的情况下，无法判决阴阳的时候，用凉药总是更占便宜一些。
可是在中医面临困境的今天，打着“火神”大旗的原教旨伤寒派兴起，就是要与西医一搏。中医亦可以抢救危急病人，中医亦可以在几小时内见效，中医不完全排除西医外科，但要彻底治好病，坚持基本的伤寒论理念是不可变动的。
中医并不是治不好人也治不死人的医学。相反，中医就是要治好人，但一旦弄错就会杀人，中医也有副作用，而且副作用不比西医小。中医把健康看做一个平衡的状态，治好病，就是调节阴阳，把人体恢复到平衡的水平，这不是一劳永逸的事，但也不是十天半个月都做不到的事。
毫不奇怪，中医较少被人理解，所以出现大量的仿冒、庸医。人们追求健康，以安全为第一考虑要务，故而因为安全远离中医，又因为安全而无法抛弃中医。很多基本的阴阳虚实的常识已经融入大家日常生活，但背后的机理一般人并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用西方理念来阐释这些常识，就如“刘太医”所做的那样，必定漏洞百出，惨不忍睹。
中医是个自洽的体系，以《内经》和《伤寒论》为核心，以中药为依托，以数百年医典实例为证明(确实只有数百年)，从外部攻是攻不破的。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也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中医从来不是被打败的，只是被消灭的而已。刘力红突出奇兵，能否反败为胜？
－－－－－－－－－－－延伸阅读
《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杨念群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36.80元。
即便是在中国医疗史的狭小领域中，我们也很难认为《再造“病人”》是一部在具体问题上有极大突破的作品。然而，像《再造“病人”》这样将新颖、成熟、完整、庞大等几大要素集于一身而又能与当代话题相契合的中国社会史专著，毕竟还是前所未有的。2006年，中医中药的科学性与合法性问题居然变成街谈巷议的话头，使得《再造“病人”》在其受容过程中得以体验到“空间政治”的独特况味。
□ 刘铮
《中医图画通说》，白云峰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26.00元。
中国文化中有一系列原理性的图画，从无极太极图，到九宫八卦图，到河图洛书……极衍阴阳之变。这些图画所蕴含的原理，也是中医精神的本质所在。
本书从中医角度，对这些图画进行征引申说，并在深入理解基础上，多所创绘，使人睹图知义，便于宏观上把握中医思维。
《病与证的对峙——反思18世纪的医学》，甄橙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版，18.00元。
这是一部中西比较医学史专著。作者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运用史学的比较方法和内外史相结合的科学史研究方法，以18世纪的医学为切入点，以病与证的对峙为线索，对中西医学做了系统的介绍和全面的比较研究，为正确认识传统中医学，客观评价西医学，正确对待中西医结合医学提供一个可资借鉴的角度。
－－－－－－－－－－－不错,收了
－－－－－－－－－－－普通人读点儿医书也不无裨益。虽然说医乃小道，致远恐泥，圣人不为。但医人医国有相通处，都是对一个复杂动态非线性系统的治理嘛，大的原则上一样。班固在汉书里对医的总结到现在看来也值得借鉴，还能给大家留一个千年古谚: "有病不医，乃得中医".不是么？历代大师，包括咱民间中医的大师们，不都没忘警告大家"非死于病而死于医"么？沈括在梦溪笔谈里用非常多的篇幅谈论医理医药医事，还创造性地用五运六气预测了一把降雨，在最高领导面前很是显摆了一把。至于后世的儒医大师们，象黄元御，陈修园，则大都得益于医书。
国学，得有中医，少一个也不行。
－－－－－－－－－－－已受教不少,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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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黎明之夜 于 2007/8/21 17:37 编辑 www.lindalemus.com/Article/]
－－－－－－－－－－－应该来说这些评论很多是比较客观的，虽然其中有些作者不是医生，未曾治过病，体验过中西医的特长，体验过中西医诊疗过程中的辛酸苦辣。但看得出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不像是某些人别有用心，一意孤行。
－－－－－－－－－－－精辟。。。谢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