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生死存亡关头
除了本文开头时提及的中医漏列案外，中医在历史上数次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民元中医漏列案”——1912年，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基本上是照颁日本教育体制，自然也就没有中医药方面的规定，这就是“民元中医漏列案”。之后上海神州医药总会发起“医药救亡请愿团”，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中医抗争运动。到了1913年，包括广东在内，全国共有19个省市的医学团体响应此举，并派代表参加请愿。请愿的结果是：1914年国务院下达正式复文，重申部定规程并没有“废弃中医之意”，但对于中医要求加入学系的要求，只是含糊推托，暂从缓议。同时也默许了中医的民间教育。
《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1922年5月，北洋政府颁布《医师（士)管理法令》，试图统一全国医政。该法令分中、西医学两套，西医称医师，中医称医士。中医的《医士（中医)管理暂行规则》有二十余条，涉及中医开业资格、年限和领照办法、违规惩戒办法等。规则规定，中医具备开业资格者不包括世医、师传二项，而当时来说漏列中医案在先，立案允许的中医学校少之又少，大部分中医都是师传和世家，另外一条是开业医师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上，中医药学校是为专科，毕业学生大多不足25岁，等于给毕业生领照设置了障碍。此外中医领照还要交纳20余元的费用及税项，凡此种种，无非是更为实际的取缔中医策略。规则立即受到了中医药界的群体反对。后来由于奉浙战事，加上这项规则也不能让西医界同意，因此终于被“暂缓施行”，该规则的出炉与日本废止汉医的做法几乎如出一辙，这让中医药界深深觉醒到中医批判已经升级到了废止中医的地步。
废止中医案——1929年2月23日，南京政府卫生部召开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余云岫以中华民国医药学会上海分会会长的名义参加，并抛出了《废止中医案》，包括《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统一医生登录办法》、《制定中医登记年限》、《拟请规定限制中医生及中医药材之办法》，余云岫合盘提出了他彻底消灭中医的具体计划：（1)处置现有旧医，由卫生部进行登记，登记年限为民国19年（1930年)底止。以后再不登记。（2)政府设立医事卫生训练处。凡登记的旧医必须经训练处进行培训，终结后给予证书。证书发放也有一个期限就是三年，也就是到1933年止。无此项证书即令停业。（3)旧医研究会是纯粹是学术研究性质，会员不能藉此营业。（4)旧医满50岁以上，且在国内营业20年以上者，可以免受补充教育，给特种营业执照，有效期15年。也就是最小的也只能干到65岁。（5)禁止登报介绍旧医，禁止非科学医学的宣传。（6)禁止成立旧医学校，余云岫另外专门拟了《请明令废止旧医学校》的提案送教育部。在余云岫已经不愿意再花任何精力在探讨中医上面了，他要的是通过政令让一年以后就不再有中医能够拿到中医执照，而拿到执照的在三年内全部被改造，老一些的最多给你在干十五年，没有中医教育，不准做宣传，那时中国便再也看不到任何中医了。这个议案在这次会议上获得了通过。余云岫轻松的拿到了打压中医的权力的大棒。
中医抗争运动的兴起
废止中医案如同一声炸雷在1929年炸响，立即引起了全国中医界一片哗然。3月17日，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召开，会后发表联合宣言，称废止案是“暴法横加，断难忍受”，呼吁全国中医界，“彼既借政治势力为压迫，我当以民权主义以对抗。力促全国各界彻底觉悟，国医国药灭亡之可忧，外人经济侵略之可惊，一般卖国西医阴谋之危险，急速提倡国医国药。”
大会成立了全国医药总会，形成中医药界联合阵营，并定3月7日为纪念中医药界大团结的纪念日——国医节。推选出了请愿团，并于3月20日星夜赶往南京，请愿团向教卫二部呈递了请愿书，迫于舆论压力，终于使废止中医案被暂时搁置了起来，但两部并未改变观点，8月教育部突发949号部令严令取缔中医学校，禁止各校招生。卫生部发335号令禁止中医参用西医西药；颁行“管理药商规则”，把中药和西药按照同一标准进行管理。并于10月要求全国医药总会修改章程。
全国医药总会再次召开会议组织请愿团在上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政院、立法院及教卫部门请愿，终于惊动了当时的国府主席身兼教育部长的蒋介石，下令撤消了教卫两部的命令，以示维护。但此后，教卫两部旧策仍然不改，先后又制定出了一系列打压中医的政策。
近代广东中医药组织
风起云涌的近代中医药历史中，中医药组织作为一种非常特别的形式承载了近代中医保存、抗争、发展的命脉。
戊戌变法后，停科举以办学堂成为趋势，业医者须学有出身，试行考核。但在民间，一下子成立起中医学堂还是有相当的难度，于是中医社团出现了。
1906年6月，广东出现了第一个中医社团组织——医学求益社，位于南海县横江墟。求益社很快得到了发展，1906年8月，迁入广州西关，成立了广州医学求益社，求益社联络起了包括香港、澳门在内的广东各地的同人计有383人，准备在此基础上设立广东中医学堂。社团为了促进学术，每月初一出题，每次三题，前两题出自《内》、《难》、《
伤寒》、《本草》、《金匮》等五部中医经典，后一题不拘古书，时症及西医均可，各地中医自选一题撰写论文，15号交卷，25日定出名次，前五名论文刻印为该社的课卷，前十名张贴出来供大家学习。从1906年到1912年这样的交流共举办了70多次。
1912年民国成立，广州求益社改名为广州医学卫生社，并搬到了广州南关厂后街三界庙内。同时坚持论文评选的活动，尽管时局动荡，但仍然坚持到1918年共举行了40次。
1917年，广州医学卫生社衍生出“广东中医教员养成所”，地址在广州小东门清水濠。学制一年，课程共计8门，其中除7门中医课程外还设有《解剖》。到1922年共计培养学生100多人。
广东医学实习馆是医学求益社的发起人罗熙如、黎棣初在1918年创办，地点在广州西关十八甫冼基南，实习馆课程以中说为主，旁参西学，应该是主张中西医学汇通的。学制两年，学员主要是广州市开业的医生。1927年罗熙如逝世，实习馆停办。
这些社团实际是中医学堂的雏形，为以后广东中医教育的兴起，并担负起传承中医的责任奠定了基础，准备了教材，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教师。
医院的雏形——广州九大善堂
黄花岗广州起义，七十二烈士喋血沙场，尸骨一直无人敢收，这时城西方便医院出面收殓了烈士。方便医院的原址就是今天的广州市一人民医院。是当时广州九大善堂之首，所谓善堂就是由社会捐资成立的慈善机构，方便医院是由广州南北行（中药业)、金丝行（丝绸业)、三江行（土杂货业)发起募捐建设的，事业种类包括：“留医、赠药、急赈、敛葬。”1938年以后方便医院成为了西医院。
此外还有位于广州西关第十甫的崇正善堂，广州西关蟠龙南的四庙善堂，广州西关十八甫南的爱育善堂，四善堂以内儿科出名；惠行善院以疮疡科闻名，所制丸丹膏散，很有功效，附近贫困乡民，求医甚众。另外还有广州一德路的广济医院，广州河南德兴直街赞育医社，广州大东门荣华南的润身社以及广州城西永安约的志德婴孩医院。九大善堂离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尚有差距，但他们对于中医中药在广东的发展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广州老百姓心目中留下深厚的感情。
广东中药材行对近代中医发展的重要贡献
中药材出口历来是广东重要的对外商业活动，到了1896年，仅广州就有药业八行，香港有药业三会，所谓广州药业八行，分别是南北经济行，主要批发各种药材原件；省城药材行，位于上九路，专营生熟药材市面零售；西土行，专售
桂枝、
桂皮等广西药材；丸散膏丹行，就是陈李济，创办于明万历28年，至今已经三百多年历史。幼药行，专售
牛黄、
麝香、
熊胆等名贵细药。参茸行，专营各种参茸补品。香港有药业三会，分别是南北经纪行以义堂商会；参茸幼药宝寿堂商会；香港中药联商会。
中药业是政府财税的重要来源，1933年，药材出口一项，广东就达到1776549元（银洋)，占出口土产的3%还要多，位居第四。
但随着国势的衰落，中医倍受迫害，以至于中药材业也深受影响，每况愈下。省港药材行从1913年起多次集会，对“中医衰落，中药随之”感到深深的忧虑，为了保持中医中药的不坠，他们决议投资办学和医院，并提出了“习中医以存中药”的口号。
省港药业的梁兆南在1917年夏，向粤省省长朱庆谰递交了《论中医药书》，痛陈了利害：“徒以欧风东渐，政俗慕仿他人，是不惟失吾国固有之医学药学，且年少省港药销之三千万巨金，将人不亡我而我自亡矣。”
正是在省港两地中医药界的鼎力支撑之下，1918年，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才备案，1924年建校，1933年竣工广东中医院，为中医药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广东名医传奇
陈伯坛（1863——1938)，广东新会外海人，据说他非常聪明，精通《周易》，21岁中秀才，22岁悬壶济世，31岁中了举人。1905年受聘广州陆军军医学堂任教。1924年在广州教育南路书坊街设中医夜校馆，从游者甚众。1930年举家迁往香港。陈氏用药擅用大剂，每味药皆以两计，甚至数斤，人称“陈大剂”。
陈大剂在香港的时候，遇到香港一度流行痘疹，西医误诊为疮疡一类，每从外治，十不一生。陈氏用中药，里面有一种是膨鱼腮，内服救治，活者甚众，自此名噪香江。
何竹林，（1883——1972)，南海九江人。何竹林8岁就随广州光孝寺一少林派老和尚习武学医，17岁练就一身功夫，生得体格魁梧，膂力过人。19岁离家云游四方，一路行医卖药，寻师访友，切磋医术武技。21岁开始在广州长寿路开设医馆行医。当时社会动荡，因此所医治外伤多有被枪械子弹射穿腹部或躯干贯通切裂伤危重者，亦能使之痊愈，故有“破腹穿肠能活命”之美誉。
高佬忠，本名蔡忠，原籍雷州半岛海康县，少年师从戏班武师新锦，新锦是少林弟子洪熙官的传人，因此遭清庭忌，避难躲到了fo山琼花会馆，成了戏班武师。后来由于被清庭发现，新锦便带着蔡忠逃亡到了海外，在新加坡立足。民国初年，蔡忠返回广州，在西关从秀南设立跌打骨科医馆，号名“普生园”，每日求诊者络绎不绝，他创制的
跌打万花油，在建国后由其孙献给了国家，成为临床常用的药物。
传染病与中医药
中医药与治疗传染病有着不解之源，汉代张仲景在《伤寒论》序言就提到，学习医学是因为看到自己的宗族家人多死于传染病。以后，在不断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完善，形成了温病学说。
1894年香港广州两地流行
鼠疫，病人见症一模一样，寒战高热，淋巴结肿大。省港死于鼠疫患者有十万之多，香港人口24万，有8万人走为上着，香港洋医都已束装回归英伦。但却有三位老中医视死如归，坚持每日接诊鼠疫患者，不畏瘟疫，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这三位老中医就是黄噙洲、徐午初、劳子开。难怪后人评说：“香港大鼠疫，中医当救星！”。他们三人的医德医术为人们交口称赞。
广州也有四位名医，分别是易巨荪、陈伯坛、黎庇留、谭星沅，当时称为“四大金刚”。他们认真研究鼠疫症状，并把它命名为“疫核症”。他们用
升麻鳖甲汤主治，取得了非常好的疗效，活人无数。易巨荪后来写成《集思医案》，详细记载了岭南伤寒经方家救治鼠疫病的经过。
广东近代疫毒流行，顺德钟炳深于光绪二十年（1894年)撰写《瘟毒
霍乱约辨》，专论瘟毒、霍乱、斑痧、火疔四大时疫。民国初年广州流行霍乱，俗称“肠绞痧”，症见
腹痛如绞，欲吐不能，欲泻不能泻，非常痛苦。岭南医家用蚕矢汤，往往一剂或两剂而愈。
这些例子都说明，中医在临床上有着突出的疗效，而且当新的疾病出现的时候，医家通过有效的观察和采集症状，根据中医药理论的指导，辨证论治，往往仍然能够收到奇效。
百年的波折中，中医走到了21世纪的今天，由于科学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方法论不断的创新，已经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中医的道理，开始领悟中医是完全不同于西医的两个医学体系，终于认可科学并不是单一标准的，也只有今天，回头来看中医所遭受到的各种批判，以及由于批判所导致的发展上走过的弯路，才会对历史误会发出深深的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