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四川名医涪翁及其弟子程高、郭玉
相传宋朝时候，在四川涪城（今绵阳市)，江畔的一座山岩上，镌了“涪翁山”三个大字，当地人都知道，这是为了纪念一个受人尊敬的古代医生涪翁而镌的，因为这里是他常来垂钓的地方。明代万历年间，绵州城南延贤山建有“南山十贤堂”，祀绵州历代名贤10人，首祀者亦为涪翁。涪翁的石刻像碑，亦安置在绵州李杜祠内，与李白、杜甫同祀，直至清末。现今，“南山十贤堂”的遗迹尚存。涪翁的真名是什么?里籍、身世如何?人们都无从知道，但大家都崇敬他、怀念他，涪翁这个名字和他的事迹就一直流传下来。
西汉末期，社会动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兵戈四起，一天，涪城“渔父村”(今绵阳市郊)来了个老翁，隐姓埋名，在此定居下来。他常常垂钓于涪水之畔，自号涪翁。他乐于助人，见有疾者，不分贵贱，均予施治。他医术精湛，诊脉如神，用针奇效，在涪州一带享有很高的威望，深受人们的爱戴。
涪城附近的广汉，有一个喜爱医术，以医为志的人，名叫程高，他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到“渔父村”拜涪翁为师。涪翁经历不凡，处事谨慎，没有立刻接受程高，而是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见程高动机纯正，质朴聪敏，勤奋好学，才正式收他为弟子。涪翁著有《针经》、《诊脉法》二书，都是他研究医学的心得和实践经验的总结。程高深通其妙，尽习其术，医名日显，他处处以涪翁为表率，亦隐匿不仕，终生热心为百姓治病，得与涪翁齐名。人们将其师徒二人尊称为“涪城二隐君子”。
在广汉郡(今新都县)，有个叫做郭玉的少年，家境贫寒，生计艰难，饱经饥围忧患，因而深知劳动人民的疾苦，立志学医，为百姓造福。他敬慕程高的医德和医术，拜程高为师，得其真传，在针炙、脉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史书称他“治病多奇效”。汉和帝时召他入宫，任太医丞(朝廷的高级医官)。郭玉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治病不论贵贱尊卑，皆尽其心力，尤其是为穷苦百姓治病，不收金钱。据史料记载，郭玉为穷人治病，疗效显著，为达官贵人治病，却间或不愈。汉和帝对此感到十分奇怪，让一个郭玉曾看过病的贵人换上穷人的衣服去就医，郭玉一针下去，病即获愈。汉和帝召见郭玉责问其故，郭玉说：“医之为言意也”，就是说医生对病人必须全心全意，病人必须让医生能做到专心致意，才能把病治好。由于富贵者官高势赫，医生怀着惶恐的心情为其诊治，不能做到全心全意，所以医治效果较差。他还指出，为显贵治病有四难：“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郭玉的这番议论，指出治病时病人和医生必须密切配合，平时生活要有规律，注意运动和劳动锻炼，增强体质，就不易患病，即使患病后也容易治愈。这些至理名论，可谓深得疗疾与养生之道，至今仍为人们所重视。
郭玉尤其精于脉理。有一次，汉和帝欲试其脉法，令一手腕美如女子的宦官，与一宫女同隐蔽在帷帐中：使郭玉各诊一手，问所疾苦。郭玉诊后说：“左阴右阳，脉有男女，状若异人，臣疑其故。”和帝听了为之叹服。郭玉通过脉象就能认别男女，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厂涪翁、程高的诊脉经验。郭玉的医术，也是他们医疗经验的继承和发展。涪翁著的《诊脉法》一书，虽已亡佚，但从郭玉的诊脉中可以看出，《诊脉法》一书的内容是十分精粹的。
涪翁著《针经》对针灸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涪翁、程高，郭玉都能成为东汉时著名的针灸学家，可见《针经》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针经》一书，著于公元1世纪的东汉光武时期(公元57年以前)。在此以前，扁
鹊采用了针灸疗法，《
黄帝内经》中也有关于针炙的内容，但不是针炙的专著。另一针炙专著《黄帝针经》(简称《针经》)成书于1世纪末至2世纪初(大约汉和帝至安帝间)，较涪翁《针经》晚半个多世纪。唐代，这两种《针经》均已亡佚，涪翁《针经》的内容、卷数皆无人知晓。《黄帝针经》一书则在《隋志》中有所著录，但无具体内容。唐代流传的针炙书籍，其编次、内容与《黄帝针经》大同小异，故又称为《灵枢经》。《灵枢经》的书名，在王冰《素问注》自序中首先提出，他认为：“班固《汉书·艺文志》曰：《黄帝内经》十八卷、《素问》即其经之九卷也，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他虽然这样认为，但只注释了《素问》，而并未为《灵枢》作注。以后的医家在王冰的影响下，将《素问》、《灵枢》两书沿用《黄帝内经》的名称。所以，现存的《灵枢经》不是涪翁的《针经》，可能是《黄帝针经》转录而成的别本。皇甫谧在《黄帝甲乙经》自序中说，他是撰取题为黄帝所著的《针经》、《素问》、《明堂孔穴针灸治要》三部而成，所以他所见到的《针经》，应是《灵枢》的祖本《黄帝针经》。从上可见，涪翁的《针经》，可以称为我国最早的针灸学专著。
《华阳国志》中说：“郭玉明方术，伎妙用针，作《经方颂说》。”又云：“李助通名方，校医术，作《经方颂说》，齐名郭玉。”郭、李二人为同时代名医，又皆为涪人，所著书名全同，《经方颂说》己佚，其作者、内容均无法考证。据上书记载，李助精通名方，详校古典医籍，又云：“李助多方，以兹立称”。而郭玉则主要长于针灸和脉理方面，所以《经方颂说》一书，当非郭玉所著，而是李助所撰了。
涪翁、程高、郭玉都是在东汉时期精通方术、脉理、针灸的著名医生。华佗约生于公元136-146年间，张仲景约生于151-154年间。其时，涪翁早已著成《针经》、《诊脉法》二书。郭玉任太医丞时为公元89-105年，所以他们均早于华佗、仲景数十年。
－－－－－－－－－－－涪翁与郭玉的故事
涪翁像
出自《中国历代名医图传》
涪翁，东汉初年针灸学家。据《后汉书·郭玉传》记载，其是古代一位隐姓埋名的民间医生，喜欢游历各地行医，还经常钓鱼于涪水之上。因为人们不知道他出生于什么地方，只见他常在涪水边捕鱼钓鱼，于是就称他为涪翁。涪翁特别精于针灸，遇有疾痛患者，便随时扎针施灸，几乎都手到病除。他还撰写了《针经》、《诊脉法》等书。
一位名叫程高的年轻人非常诚心地想拜涪翁为师，但是涪翁轻易不传授医术。待程高求教多年，涪翁才把医术传授给他。程高学成之后也隐藏行踪，退居乡野给人治病而不去做官，也获得了很高的医学成就。然后，他又带了一个徒弟，名叫郭玉。郭玉年轻时便跟随程高习医，尤得涪、程二人之针灸秘诀。
郭玉，四川新都县人，生长在东汉和帝时期，做官至太医丞的官位，善于诊脉与针灸。汉和帝感到他不寻常，想考验他的医术到底如何。有一次，故意试着让手腕长得白嫩柔美的一名后宫宠臣与一位女子混杂置身在帷帐里，让郭玉分别给他们诊脉，问他帷中人的病痛是什么。郭玉很快分辨出两人的性别，汉和帝不由得连连赞叹叫好。
郭玉颇有怜悯之心，给贫穷低贱的奴仆看病一定会尽心尽力，可是给地位显要的达官贵人治病，却往往治不好。汉和帝就寻问他其中的原因。郭玉回答说：“所谓‘医’字，就是‘意’的意思。地位高贵的人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我，我怀着恐惧的心理来听从他们的命令，根本不能仔细考虑如何治疗，另外他们养尊处优，身体不强壮，经不起药物的治疗，而且他们在治疗当中又爱自作主张，不信任我，这些就是他们的病治不好的原因。”
可见，无论是涪翁，还是郭玉，均用自己精湛的医术真心诚意地为广大人民解除病痛，为古代人民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针灸医术也正因为有一代代象他们这样刻苦钻研的大夫，才得以不断传承和发展下来。
－－－－－－－－－－－据史料记载，郭玉为穷人治病，疗效显著，为达官贵人治病，却间或不愈。汉和帝对此感到十分奇怪，让一个郭玉曾看过病的贵人换上穷人的衣服去就医，郭玉一针下去，病即获愈。汉和帝召见郭玉责问其故，郭玉说：“医之为言意也”，就是说医生对病人必须全心全意，病人必须让医生能做到专心致意，才能把病治好。由于富贵者官高势赫，医生怀着惶恐的心情为其诊治，不能做到全心全意，所以医治效果较差。他还指出，为显贵治病有四难：“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难也；将身不谨，二难也；骨节不强，不能使药，三难也；好逸恶劳，四难也”。郭玉的这番议论，指出治病时病人和医生必须密切配合，平时生活要有规律，注意运动和劳动锻炼，增强体质，就不易患病，即使患病后也容易治愈。这些至理名论，可谓深得疗疾与养生之道，至今仍为人们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