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中医学术对北京御医群的学术影响
徐江雁
由于宫廷御医群体的来源为宫廷自身培养和征诏民间名医两种途径,民间中医学术的发展对宫廷医学有着直接的影响,关于这一点,从金代至清代的史料中均有明确记载。因此,考察民间中医学术发展对宫廷医学的影响,对探讨北京宫廷医学学术的渊源有着重要意义。
1 金代河间、易水学派学术思想对宫廷医学的渗透
据《中国医学通史·古代卷》载:“刘完素(约1110-1200年),……金章宗曾三次征聘,坚辞不就;章宗爱其淳素,特赐号为‘高尚先生’。”[1]张从正则“兴定(1217-1221年)中,被征召入太医院,”“所以他主张‘治病当论药攻,养生当论食补’的思想及河间派寒凉理论也由之传于宫廷。”“罗天益(1220-1290年),……李杲晚年(1244年以后),欲传医道于后世,友人周都运(德甫)特向他推荐罗天益,并偕罗前往拜谒,东垣问他学医目的,答以传道为愿。东垣很满意,使其随以学医数年,尽得其术。……李杲身后,他整理刊出了多部李杲的医学著作,对传播‘东垣之学’起到了重要作用。1251年后,他自师门回乡行医,以善治
疔疮而显名,为元太医。……晚年诊务之余,他以《内经》理论及洁古、东垣之说为宗,旁搜博采众家,结合自己的体会,于1281年撰写了《卫生宝鉴》24卷。”“罗天益生活于金末元初,他的学术思想遥承于洁古,授受于东垣,又突出脏腑辨证、脾胃理论、药性药理的运用的易水学派特色,成为易水学派理论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位重要医家。”[2]罗之高徒
朱丹溪以著《局方发挥》“矫救《局方》刚燥弊病”而闻名,而丹溪之徒戴思恭虽得朱震亨的心法,更善用河间、子和、东垣之长。戴思恭曾为明代太医院使。以上数人将河间易水之学播扬宫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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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寒学派的争鸣成果对宫廷学术的充实宋金以前伤寒诸家各善其长而无争鸣,明代方有执倡言错简,实施重订,启后世伤寒学术争鸣之端。至清代诸家各张其说,由争鸣而渐次形成伤寒内部不同的学术流派,有:错简重订派、维护旧论派和辨证论治派。[3]明清两朝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同时,“明代沿袭元朝分定职业和地位的有关规定,又制订了一套更加严格的分行分户、子袭父业的行户世袭制度。”《大明会典·卷一○三·礼六一》明文规定:“凡医药之人,礼部务必备知,以凭取用。”此外,还实行访取保举制度,如《明史·外国安南传第209》载:“又诏访求……阴阳术数医药方脉之人,悉以礼敦致送京备用。”明清两朝均将伤寒为独立一科。这些举措既充实了中医学术队伍,也促进了宫廷对民间学术成果的吸纳。《清史稿·喻昌传第289》载,错简重订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喻昌于“明崇祯中(公元1628～1643)以副榜贡生入都”,《清史稿·张璐传第289》有“璐子柔(张璐之三子张以柔,笔者注)进呈遗书(系指《张氏医通》,笔者注),温旨留览焉。”错简重订派另一重要医家黄元御也“曾考授御医,乾隆帝南巡时奉诏侍从”,“著《伤寒悬解》,侈言错简尤甚。兼采方喻之说,而阐发五运六气见长。”[4]维护旧论派的中坚人物,也是辨证论治派的代表医家陈念祖,于“乾隆五十一年(1786)补诸生。此后曾随泉州名医蔡茗庄(宗玉)学。乾隆五十七年(1792)中举人,宴寓京师……嘉庆二十四年(1819)63岁,以老病乞归,讲医学于长乐嵩山井上草堂,徒甚众。”辨证论治派另一代表医家徐大椿于“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大学士蒋溥病,高宗命征海内名医,以荐召入都,大椿奏傅病不可治,上嘉其朴诚,命入太医院供奉,寻乞归。后二十年复诏征,年七十九,遂卒于京,赐金治丧。”此举无疑给学术沉闷的宫廷医苑带来了发展的生机。
3 温病学说对宫廷学术的补充明清两朝是温病学派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以明末
吴有性的《
温疫论》和戴天章的《广温疫论》为温病学派诞生的标志,经过叶天士、薛雪、余霖、吴瑭等众多医家的不懈探索和逐步充实,至王孟英著《温热经纬》,对温病学进行全面总结和深入阐发为止,温热学说与温疫学说均日臻完善,温病学派发展到鼎盛时期。此间,薛雪晚年曾以山林隐逸征入京师。遥承叶天士之学,也为温病四大家之一的吴瑭,“乾隆癸卯(1783)秋,赴京师,参与抄写检校《四库全书》,得读吴又可《温疫论》,顿开茅塞,并读诸家之论,潜心研究10余年,……著成《温病条辨》,前后花了6年时间,方于疫病又一次将到来之前付于欹(疑为剞之误,笔者注)劂。”由此可知,薛、吴二人已将民间创新的温病学说传播于宫廷。
4 临证各科的成就对宫廷学术的丰富明朝将医学细分为十三科,为中医临证医学的分化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历经900余年宫廷与民间众多医家的实践与总结,临证各科取得了丰硕成果。由明至清,朝廷征召民间医生参与宫廷医疗的人数渐次增加。据不完全统计,明清两朝参与宫廷医疗的医生人数之和为387人,较秦代以前至辽、金、元的共计280人多出107人,足见民间医疗成就和对宫廷医疗充实之显著。
4 1 诊断学方面 明代李时珍撰于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的《濒湖脉学》,在系统总结前贤脉诊经验的基础上,以歌诀的形式介绍了27种脉象,方便学习者理解、诵读和记忆,流传甚广;清代张璐之子张登成书于公元1668年的舌苔专书《伤寒舌鉴》,将所收录的120种舌苔划分为9类,重点论述伤寒舌象,兼及温病、杂病舌象,经后人辑入《张氏医通》之中。
4 2 内科学方面 薛己著于公元1448～1558年间的《内科摘要》,为中国医学史上第一本以“内科”命名的医籍,书中体现了肾与脾胃并重的二本论思想和温补脾肾的治疗学思想,并使其成为温补学派的代表医家;龚廷贤于万历乙卯(公元1587年)撰成《万病回春》,记载了40余种内科与传染病证之诊治,是对祖传和自己临证经验的总结。另外,龚廷贤还编撰了综合性医著———《寿世保元》,刊于公元1615年,对虚损之证论述独到,提出了气、血、精、神、胃气和七情忧郁的“六因致病说”;亦官亦医的王纶、
王肯堂父子分别编撰《明医杂著》、《证治准绳》,后者包括杂病、类方、伤寒、疡医、幼科、女科,故又称《六科准绳》。前者虽兼及妇、儿、眼耳鼻齿等病证,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的辨证论治。此外,名噪京师的清代名医王清任,锐意革新,所著《医林改错》则“主要强调医家正确了解人体脏腑解剖与生理学之重要性。同时着重阐述了作者重视气血病机的学术观点。”
4 3 外科与伤科方面 薛己的外科著作有《外科发挥》、《外科枢要》,伤科著述有《正体类要》。其中以《正体类要》影响最大,清朝御纂《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诀》主要以该书为基础补充编纂而成。薛己于公元1554年撰成《疠疡机要》,为论述
麻风病的专书,记载了
麻风病的本症、兼症和变症的治法。陈实功于公元1617年撰著《外科正宗》,总结出外科疾病的内外结合的治疗方法,书中有乳癌与其他外科疾病的插图;公元1665年,祁坤编撰成《外科大成》一书。70年后,吴谦受清政府之诏主编《医宗金鉴》,其中《外科心法要诀》十六卷系出身于外科世医的祁宏源(祁坤之孙)具体负责纂修,其内容与体例主要是在《外科大成》的基础上修改补充而成。
4 4 妇产科方面 《女科证治准绳》由王肯堂编撰于公元1607年,书中除辑录由薛己注的陈自明《妇人大全良方》的内容外,还收集了50位医家有关论述与方药,集明以前妇产科之大成。
4 5 儿科方面 薛铠、薛己父子合撰《保婴撮要》,书中论述了小儿养护、发育、内科、外科、五官科和传染病等各种病症200余种,重视乳母对婴儿身体健康的影响;明代龚信编撰的《古今医鉴》一书中,最早出现了
麻疹病名,并详细论述了麻疹的症状、并发症、治法与预后,还从证候上同痘疹作了鉴别。
4 6 眼科方面 明代傅仁宇编撰《审视瑶函》,书稿完成后,由其在南京太医院任职的儿子傅国栋和女婿张文凯补充和校编,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刊行,书中绘图说明了多种眼科手术
器械和眼科针灸要穴。
4 7 口齿与喉科方面 薛己撰著的《口齿类要》一书,刊于1529年,是以口齿命名的一部专书,也是现存最早的中医口腔咽喉科专著,书中介绍了医治口齿咽喉诸疾的方剂60余首,并附有医案。
4 8 针灸科方面 杨继洲于公元1601年编撰的《
针灸大成》,是将其祖父纂修的《集验医方》与各家医籍中有关针灸的论述会同考异,并参合自己多年研习心得编纂而成,药物与针灸配合运用的思想和平补平泻等手法、所载各种灸法对后世影响颇深。由于该书“汇集《内经》、《难经》、《医经小学》、《针灸大全》、《针灸聚英》等20余种文献资料”[6]而在针灸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4 9 推拿按摩科方面 明代出现了以推拿命名的专著《小儿推拿秘旨》,由龚廷贤所著,刊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确为“养育之家,开卷了然,随用之效”。
4 10 养生方面 龚廷贤编撰的《寿世保元》一书中阐发了衰老机理,强调摄生养性,提出了辨治老年病多从脾肾入手的原则。
此外,明朝徐春甫于公元1556年编撰成《古今医统大全》辑录了230余部医籍;陈梦雷、蒋廷锡等受命编纂的医学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辑录了自《内经》至清初100余种医学文献;吴谦等宫廷医官为便于编撰《医宗金鉴》,奏请清政府“命下京省除书坊现行医书外,有旧医书无版者,新医书未刻者并家藏秘书及世传经验良方,著地方官婉谕购买,或借抄录,或本人愿意自献者,集送太医院”对广泛汲取民间的学术成果起到了积极而有效的用。
由上可见,金元河间、易水学派的创新,明清伤寒、温病学派的学术争鸣,临床医学的新成就等虽然肇启、形成于民间,但是通过征召民间名医和征集民间医方的方式则直接将各派的学术成果不断向宫廷输送,日久则逐渐内化为宫廷医学学术的有机部分。所以,从源流而论,民间诸派各家的学术成果是宫廷医学的重要学术泉源。
－－－－－－－－－－－的确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