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岂能在，调方最近情，存诚慎药性，仁术尽生平。”这首概括医生德才境界的论医诗是清代皇帝康熙赐给太医院院判黄远的，太医院将这20字作为院训悬挂在大堂上，大堂以此又称为“诚慎堂”。除这首诗外，康熙还为太医院后院的先医庙题了“永济群生”的匾额。同期，在苏州有一慈善家陈鉴雄，以自己的积蓄在虎丘山创立“普济院”，专事救疗无力治养的僧人，康熙闻之，题写了“香岩普济”四个大字，悬匾于院，由此，很多达官富人向普济院捐款赠物，普济院有了持续的经济支持。
题诗书匾足以说明康熙对医学事业的重视。不仅如此，康熙还把医药作为一门经常研究的学问，其范围不限于中医、西医，从解剖到药物，从临床到预防，在实践中每有创获。康熙幼年患过
天花，愈后麻面，这段经历使得他对医学兴趣颇浓。
据他写的《庭训格言》记载，康熙幼时已经读过多种医书，并能背诵，有些“后世托古人之名而作者”，也能鉴其真伪。他深知医学实践的重要，在研究中讲求医理，更重视医德，他在《庭训格言》中指出：“审究详明，推导备细，立方切证，用药通神。”他指出良医“必先洞察病源，方可对症施治。近世之人，多有自称家传方可治某病，病家草率，遂求而服之，往往药不对症，以致误事不小。”他常以医者自命，经常为臣下看病处方，如康熙49年，曹雪芹祖父曹寅患疥卧床，两月不愈，他先用六味
地黄汤补虚，之后用土
茯苓治之而愈。曹寅中年以后，曾患过
疟疾、唇瘤、
心悸等病，都为外国传教士治愈，康熙32年他患疟疾，洪若翰和刘应献金鸡纳（即
奎宁)，服之愈。罗德先和安泰分别用西药和手术治愈了他的心悸和唇瘤，康熙封他为“扈从医生”，又封精通外科的传教士罗怀中为内廷行走。他令法国人巴多明把法国皮理的《人体解剖学》译成满文，供他学习，他学解剖时从御库中取出明代嘉靖年所制铜人为对照。可见他学的非常认真。他在宫中设立实验场，专供传教士们研究西药。他还特制一些专盛西药的旅行药壶、药瓶以供出巡或随时赐给病人之用。
康熙尤恶吸烟。他传旨禁天下吸烟。为此，大学士蒋陈锡作诗曰：“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先已戒深杯，瑶池宴罢云屏敞，不许人间烟火来。”明末清初，天花流行甚是猖獗，为推广种痘，他亲自操作，他在《庭训格言》中说：“国初，人多畏出痘。至朕得种痘方，诸子女及尔等子女皆以种痘无羌。今边外四十九旗及喀尔喀诸藩俱命种痘。凡种痘皆得善愈。尝记初种时，老年人尚以为怪。朕坚意为之，遂全此千万人之生者，岂偶然也。”他用行政命令在旗下藩属中推广，这也是中国医学史上首次大范围的免疫活动，也是当时世界之首举。但由于民族歧视，没有在全国范围普及推广，即便如此，他实行的这一法令也是对医学的有益实践。中国古代常以治医喻治国，称颂上医医国，康熙皇帝正是治医治国皆高明的上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