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中医”是我国近代中医学史上的一个独特现象，它形成于近代的上海。以当时上海的名医汇萃、流派纷纭、学术争鸣、中西汇通为特征；以产生大量的名医名著、不同流派的医疗实践、形式多样的报刊杂志、多种模式的中医教育、现代雏形的医疗机构以及繁荣兴盛的中医社团等为史实；在清末民初上海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条件下，在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西方医学的冲击、疾病谱患病模式不断变化的历史背景下，形成了既保存自身传统特色，又具极大包容性，不断变化创新的“海派中医”的特定内涵。在我国中医药学的发展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从字意诠释：“海”是海洋，汇流百川，宏大而宽阔，意味着“开放”、“容纳”；大海时而平静，时而波涛汹涌，又意味着“变化”。“派”为派别、流派，个性鲜明，意味着“独特”；“派”又有“派生”之意，意味着“变化”和“创新”。由此可见，“海派”体现的是一种“大气、兼容、变化”的特质，而“海派中医”正是指这种具有“海派”特质的医学现象。我们从字意上可将“海派中医”诠释为：具有“开放、兼容、吸纳、创新”特点的上海中医。从内涵诠释，“海派中医”的这种“开放、兼容、吸纳、创新”的特色，可以从近代上海“海派中医”的代表人物、“海派中医”的中心地位两个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从内涵诠释：近代“海派中医”的代表人物，归纳起来有四大特点。即“多种模式的中医教育、临床中西两法并举、吸纳新知之临床求变、思维活跃之敢为人先”。
在多种模式的中医教育方面 有儿科名家徐小圃幼承庭训，尽得父教的单纯家传；有伤科名家石筱山、外科名家顾伯华等人的先家传后院校教育；有名医程门雪、章次公等人的先院校教育后又拜名师；有儿科名家朱瑞群等人，本身家学渊源又上院校科班学习，毕业后再拜名师者，可谓模式不一、途径多样。既有家传、又有院校培养；既有流派的一技之长、又兼博采众长。
在中西两法并举方面 周雪樵、蔡小香、丁福保、陆渊雷、章次公、祝味菊等上海近代中西汇通大家，先后受到洋务思想、变法维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科学思想等影响。提倡“发皇古义，融合新知”的治学理念；“崇古不泥，博采众方”的临床实践；“革故鼎新，中西汇通”的创新精神。临床上，采用中西并举，中西两法兼施，疗效显著。
在吸纳新知之临床求变方面 号称“祝
附子”的祝味菊，善用虫类药的章次公等人，吸纳新知、临床求变。他们不拘泥刻板，或有异于前贤，或有悖于众说，大胆实践，勇于创新。曾一度呈现流派纷纭、学术争鸣的繁荣局面。
在思维活跃、敢为人先方面 百科相济助医发展，医文相融：既是名医，又是《小说月报》主编、任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恽铁樵；既是名医，又出版了30种著作，妙笔生花的陈存仁；既是名医，又是中医教育大家，创办了著名的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国医学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等机构的丁甘仁、陆渊雷、朱南山等，
桃李满天下，为近代中医学的发展与传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医工相济：有被誉为上海中药工业之先驱的李平书。还有医商相济、医艺相济的更是不胜枚举。他们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社、办药厂、开药店、既是临床诊疗的名医，同时活跃在教育界、出版界、文学界、美术界以及商界、政界等方方面面，客观上实现学科交融，激发了创造力。
敢为人先，出现了许多的“第一”、“首次”、“初创”。如1949年5月上海解放之初，65岁的祝味菊，草拟了“创建中医实验医院”的建议书，详细地阐述了走中医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和方法，对中医要走现代化道路的问题，倡议之早，全国第一。陈存仁编撰第一部三百多万字的《中国药学大辞典》，这部辞典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就重印了27版，其学术价值、经济和社会效益同样是国内第一。
体现其内涵的另一方面，表现为近代上海是“全国医学中心”。中国医学中心,自上古以来经历了一个从北向南的大迁移,其元代是分界线。元以前,中国医学中心一直在北方;元以后,医学中心移至江南，明代开始形成苏、浙、皖并盛的格局。温病、温补学派的出现,使新安、江浙等地方医学鼎盛与繁荣,昭示着江南医学中心的形成与日渐成熟。因此，明清时期的江南医学中心应是近代“海派中医”形成的基础。
上海元代建县，从1843年11月17日被迫开埠，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时期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具特色的历史时期。我国第一所中医医院和中西医医院诞生在上海；上海最早出现现代教育模式的雏形，由私塾进入学堂教育，诞生了第一所中医学校；第一次中医教材会议由秦伯未等人在上海组织召开；上海各类出版社云集，近代中医书籍的出版数量最多；中国医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医药研究所、神州医药学会等当时全国著名的学术团体，其总部设均在上海。近代的上海已成为全国的医学中心。可以说，元以前的中医史看北方，元以后的中医史看江南，近代中医看上海。近代的上海是中医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我们从上述字意和内涵两个方面，可以将“海派中医”的概念诠释为：“坚持开放、兼容中西医学、善于吸纳新知、不断发展变化、敢为人先、勇于创新的上海中医医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