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前有很多关于中医药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1958年的一次讲话中，首次把中国医药学比喻为“伟大宝库”，这次讲话体现了毛泽东对中医药工作的思想核心，也是他对自己历次中医药工作所做的讲话和指示的高度概括，形成了毛泽东的“中医药宝库论”（以下简称“宝库论”)，对推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为什么要把中医药学比喻为“宝库”
毛泽东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大家都知道，中医药学和其他古代文化在同一理论范畴———古代唯物主义的规范下，构成了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
首先，中医药学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集当时的天象、物候、地舆、兵法等领域的成果而大成，具有相对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它的天人观、整体观、恒动观及辨证论治法则至今惠泽后人。其次，中医药学具有几千年的实践经验，发明和发现了许多行之有效的医疗方法和具体的药物方剂，有许多现代医学认为难治的疾病，往往经过中医药学的方法治疗后能收到奇效；推拿、食疗药膳、气功、针灸等至今仍效果不减，是人们乐于接受的主要养生方法。更重要的是，这种实践给中医药学的理论奠定了更为坚实可靠的基础。第三，在中医药学的宝库里，就有许多伟大的医学科学家遗留下来的丰富典藏，不少书籍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医界的范畴。第四，由于中医药学在传授方式上的特殊性，使许多治病绝招、专门技术仍然散失在中医药人员的个体之中。因此，中医药队伍本身就是一个亟待开发的“卧龙岗”。
学过古代自然科技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科技在许多领域里都曾取得很大成就，但是很多学科后来发展停滞衰落了，在西方科技传入后，逐步为其所代替。中医药学却是个例外，在西方医学传入后，它凭借其深邃的科学内涵，保持着自己强大的生命力。毛泽东正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高度，深刻地洞悉到了这些特点和优势，他把中医药学比喻为“伟大宝库”也就非常自然了。
“宝库论”的形成背景
早在建国之初，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就制定了“团结中西医，正确地发挥中医的力量为人民健康事业服务”的方针。但是在当时，国民党中央卫生委员会颁行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所产生的流毒，在卫生部门还相当广泛，使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没有得到认真贯彻执行，在很多方面对中医仍采取了限制和排挤的态度：实行公费医疗制度完全没有考虑中医的作用，吃中药不报销；大医院不吸收中医参加工作；办中医进修学校主要讲授简单的中医诊疗技术；片面地鼓励中医改学西医，各高等医学院校没有考虑讲授中医药课程；中华医学会不吸收中医会员；对中药产、供、销无人管理，
盲目取缔一些深受群众欢迎又确能治病的中成药；个别人甚至公开声称中医是“封建医”，鼓吹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中医也应被取缔。
针对当时卫生部门的错误做法，毛泽东在1954年7月一针见血地指出：“几年来，卫生部门排挤中医的行为是很错误的。中央和各地卫生部门领导对中医的态度和政策是错误的，对中医中药抱着严重的粗暴的宗派主义态度，这是一种极端卑鄙的、恶劣的资产阶级心理表现。”同年，党中央也指出：“这一状况如不加以彻底改变，不但将使我国人民的保健事业继续受到重大损失，长此以往，我国这一部分文化遗产就有散失的危险，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今后“要大力号召组织西医学习中医，鼓励那些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西医，采取适当的态度同中医合作，向中医学习，整理祖国的医学遗产”。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如果不采取有力措施，中医药学将有消亡的危险。在这以后，他针对中医药工作在各个时期出现的问题，作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批示，建构起了他著名的“宝库论”。
“宝库论”的基本内容及意义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组织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总结报告》作批示时指出：“中医国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这次批示可以认为是毛泽东“宝库论”最后的系统形成。其基本内容是：
肯定中医药学的历史功绩———中华民族之所以能繁衍昌盛，中医药所起的作用必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历史证明，中医对我国人民有很大贡献。
承认中医药学的科学价值———中医药学经得起几千年的实践考验，在历史长河过程中承担起了中华民族的医疗、保健重任，有许多宝贵的经验，必须加以继承和发扬。
敦促各级领导务必重视中医药工作———卫生部门排挤中医的行为是很错误的。今后哪一级卫生行政部门如做不好这个工作，就将被撤职。
改善中医医疗、科研条件———试办中医医院、成立中医研究机构。
提高中医药人员社会地位———对旧艺人等有了扶助，有了地位，对中医却没有扶持。医院可以请中医看病，把有经验的中医吸收进来。
研究中医药学的重要性———研究中医药不仅对中国人民有利，而且对世界人民有利。
中医药学基本研究方法———用近（现)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来整理和研究我国的中医和中药。
建立新的医药学门类———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宝库论”的重要意义在于首次把中医药学用“伟大宝库”来加以界定，从而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医药学难登大雅之堂的局面，为党和政府制定各个时期的中医药工作政策指明了方向。
“宝库论”对中医药事业产生的影响
在“宝库论”的形成过程中，中医药工作就开始有了明显的转机。从1954年至“文革”初的十年间，卫生部设置了专管中医工作的职能局；有28万名中医工作者参加了全民或集体所有制医院的工作，中医社会和学术地位有了根本变化；建立了中医研究院和一批中医研究所。
在“文革”期间，医药卫生工作虽然受到严重摧残，但是在“宝库论”的庇佑下，中医药学会免遭了灭顶之灾，还使以“一根针，一把草”为主要治疗工具的“赤脚医生”红遍大江南北，担负起了为农村人民群众施药治病的重任，产生出了针刺麻醉、小夹板治疗
骨折、
青蒿素等一些很有影响的中医药科技成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政府制定的一系列中医药工作方针、政策，无不受“宝库论”的影响，使中医药走向了欣欣向荣之路。目前，全国有中医医疗机构3792所，中医药从业人员近40万，高等中医药院校和民族医药院校30余所。中医药学已传播到世界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学习自然科学的留学生中，学习中医的人数位居第一。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宝库论”在中医药学的发展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不仅是现在，而且在将
来仍然是党和政府制定各个时期中医药工作政策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