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1916年生，山东省平原县人。1934年考入
北京大学哲学系，1942年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毕业后，一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1964年筹建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任所长、教授。1987年至2005年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兼任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等。现为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
“那是真正的学者。是大儒。”在京采访学界中人，每每提及任继愈的名字，几乎都会听到这样的由衷之言。
任老今年已是91岁的高龄，但依然笔耕不辍。尤为让人崇敬的是，任老虽然现在埋首古籍整理工作，心中却一直装着国事天下事，而且每每论事都鞭辟入里，入木三分，令人惊叹。
记者几度赴京采访任老，他的谈吐之睿智，观点之前卫，思考之深邃，每一次都给记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与任老交谈，你不会感觉到任何年龄的隔阂。因为，他的心，始终在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现在的教育不全面
任老曾在北京大学执教22年，后来调到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现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带硕士生博士生，也有23年，
桃李满天下。但谈起眼下的教育状况，他却充满了忧虑。
任老认为，现在的教育是不全面的，概括起来，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缺乏做人的教育，二是缺乏传统历史的爱国教育，三是缺乏创造力的教育。
任老表示，教育的一个根本原则是育人，不能只看知识传授。育人，就是教人怎么做人，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在这方面，我们的欠缺是很多的。现在，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北京到处都在倡导上公交车排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我们以往教育的不足。中国公民赴海外旅游所表现出的一些恶习，同样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上学阶段打不好这个底子，就只能以后再来补课。
至于传统历史爱国主义的教育，是我中华民族教书育人的基础。一个人最重要的品格是爱国。不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爱国主义就会是一句空洞口号；不了解五千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今天的爱国教育就会缺少内容。
任老表示，爱国主义要有一个根，传统文化的教育对于唤醒民族自觉、激发民族自豪感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现在，不少大学生学到毕业，历史知识还是很贫乏，知道的一鳞半爪可能还是通过小说、电视和电影。历史知识不足，对祖国就难以建立起真正的感情。爱国主义是促进一个国家进步的最强大力量。如当年日本人打过来，无论多么困苦，必须把日本侵略者打出去，不能当亡国奴。“灭人之国先去其史”，因此，当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以后，马上重编历史书，完全不讲中国历史；
鸦片战争在中国、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大事，但在英国统治香港的一百多年里，他们的中学教材上这一段历来轻描淡写，只说曾发生一次商业纠纷，更不提掠夺香港等侵略中国的事实。
任老说，我们的历史很长，优秀事迹很多，可历史教学时间很短，这对于爱国主义教育不利。因此，我们应该花功夫让学生去了解我们民族有多么优秀的历史文化。现在不光是课时、内容的问题，历史课怎么上更是问题。其实历史有故事，有人物，是最能够生动起来、让学生喜闻乐见的课程。中小学生教材不需要讲多少大道理，但现在学校里不知怎么把学生教得很烦。
说到这里，任老表示：“这就是教育的第三个问题了，那就是我们的教学过程过于死板，一味讲求按照标准答案去死记硬背，差一点儿都不行，即使学生本来有创造性的才能，也被淹没了。前些年参加北大百年校庆、清华九十年校庆，为什么大家列举的足以引人自豪的人物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培养出来的？这值得我们深思。在这方面，国外的一些教育方式就值得我们借鉴。像有一个加拿大的初中生给我写信讨论他的寒假作业，是关于加拿大的渔业问题的，这样联系实际的假期作业对我们的中学师生来说有点不可想像，我们的中学假期作业绝不会给学生出这类题目。”
应当鼓励自学成才
在去年接受央视采访的时候，任老曾发惊人之语：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恢复科举制度。他还提出仿效旧时科举形式，设立“国家博士”选拔制度。这两个提议，立即在社会上激起反响。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任老解释，主要出于两个目的：前一个提议，是为了恢复考试制度的严肃性；后一个提议，是想在现行的高考这个“独木桥”之外，为更多的人创造自学成才的机会。考大学以外，还有多种充实能力、扩展知识、改善自我生存条件的途径。
任老说，古代的科举制度是很隆重、很严格的。舞弊当然也有，而且可能还不少，但一经发现，重的处死刑，轻的充军，处罚起来是非常厉害的。像鲁迅的父亲，就是因为受考试舞弊案的牵连，搞得倾家荡产。那个时候的清朝，事实上已经非常腐败了，但教育还是抓得很严。新中国成立前，考大学也是这样的，像胡适是北京大学的文学院长，但他的儿子考了三次都没考上；还有创办西南联大的蒋梦麟，他的女儿也同样没有考上西南联大。这在那个时候，都是很正常的。看看现在，有些人的子女，如果没有格外照顾，他们是能进北大的？
关于设立“国家博士”选拔制度，任老表示，当今的教育体制，过于强调统一性，从幼儿园开始就一个劲地灌输灌输，没有学生自己的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爱好，跟蒸包子一样一屉一屉的，出来都一个模样。这样只能收获大量规格整齐的中等人才，无法得到灵异秀敏的尖端性人才。即使有这样的人，恐怕也会埋没掉了。新中国成立快60年了，拔尖的人才为什么很少？就与这种培养模式有直接关系。而能在高考这个“独木桥”之外，为那些特别有专长，又不想受到现行教育制度约束的人，提供一个通过自学而成才的通道，就非常有必要。国家在教育经费分配时不能只倾向于大学，也应考虑到更广大的知识青年，他们肯自学，有上进心，但没有自学成才的机会，比如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全国各省、市、县都应设立一些科技馆，完善现有的县、市图书馆，为自学者提供科技实验的场所，馆员的水平应该不低于中学教师，能够为自学者提供必要的指导。这样的机制建立起来，就会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也就用不着所有人都往高考升大学一条路上挤了。
中国人要读两本书
复兴国学，是近些年颇为流行的一个口号。对于这个问题，任老表示，国学的概念很宽泛，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史哲等各个方面。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论如何博大精深，总是历史遗产，不可能已达顶峰而不被超越。正确的态度，是扬其精华，弃其糟粕。说到继承，儒家是很重要，是主流，但国学绝不限于儒学一家，其他如道家、墨家、法家等，也都不能忽视。就现在的年轻人来说，要想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知道自己的根，有两本书不能不读，一本是《论语》，一本是《老子》。
任老说，《论语》最有价值的一个观点，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在今天也是不过时的。如果当官的能够明了这一点，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像交通拥挤、工人工作条件差等，领导如能身临其境，切实体会一下，事情就会好得多。
任老曾经四度校注《老子》，由此也不难看出他对这本书的偏爱。“《老子》反映的是弱势群体的声音，它最早也最系统地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要求。”任老说，“老子和孔子一样，都是入世的。老子也讲‘治天下’，他也有一个蓝图——‘治大国若烹小鲜’，只是治世的角度和孔子不一样。孔子学说的社会基础是中央集权、上层社会；老子反映的是下层老百姓的呼声，是农民的代言人。农民为什么穷困？老子认为，那是上边抽税太多，因此，他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孔子也关怀老百姓，那是恩赐怜悯、仁政，是悲天悯人。与墨子、老子的思想不是一个观察问题的角度。”
任老说，老子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另一种视角。如果说，孔子主张的是为政者可以做什么的话，老子则告诉为政者哪些不可以做。放眼中国历史就不难看出，凡太平盛世，都是下情上达、上下沟通比较顺畅，也就是孔子学说和老子学说结合得比较好的时候。可惜历代统治者很少认识到这一点，只有等到老百姓起来造反了，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才会稍稍考虑一点老百姓的利益。今天，对于正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我们来说，老子所提出的为政不要过多干扰、乱出点子的思想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因此，对于老子学说，有必要引起进一步的重视。
中医需要深入挖掘
自近代西方科学进入中国以来，“否定中医”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其中，流传最广的，要算鲁迅的一句话：“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鲁迅自己多次说过，他父亲的病没治好是中医不科学。而像中药煎服时，用药引子要蟋蟀一对（要原配的)，更是不可思议。不过，任老认为，像鲁迅遇到的中医在中医界也是少有的，应该是庸医。这样的庸医根本不能代表中医。中医的疗效及其理论的科学价值，越来越被世界各国人民所认识和接受。最近美国也承认中医中药可以纳入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中医治病可以报销。由此也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说中医不科学，这是不对的。
任老说，中医理论本身就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部分。像《
黄帝内经》，就是写入中国哲学史教科书的。中医讲究的是整体的观念，整体的看法，这与西医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有着本质区别，两者观察问题的角度不一样。当然，中医有其局限性，像过于注重经验，对于症状的描述过于笼统等。但不能因此就全盘否定中医。出现这种情况，与我们对于中医的重视不够，总结和挖掘不够有很大关系。现在，已经有不少西方人都越来越认识到中医的重要性，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医已经走向全世界，还是具有生命力的，我们不能妄自菲薄。
任老强调，研究中医，我们守土有责，绝不能放弃。这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有一个了解西医、吸收西医长处的问题，我们的祖先一直是以我为主，及时吸收外来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华文化也是这么发展起来的，现在我们还应继续这么做。
记者： 杨国胜 来源：大众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