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枢纽
“
草果二”，最市井的绰号给了最深刻的记忆
解放前，西关街头流传着一个关于“草果二”的故事：一个叫“草果二”的老婆婆，常担着一担草药在街上卖，人们有什么不舒服，就找到她，说明病情，她就会从草药中，选出一些，让病人回家煎服，效果神奇。
实际上，“草果二”不是故事所指的某个具体的人，而是广州市民对一个中医世家的独特称谓。
20世纪初，因生活贫困，花县人王照南来到广州谋生，在西华路一带做搬运工，他常上山砍柴、挑到集市上去卖。因缘际会，王照南遇到了一位草药中医，这位中医不仅教会了王照南辨认草药、用药，还亲自指点他给人看病。
多年以后，王照南和妻子用
甘草等中草药和
橄榄混在一起，制成甘草榄等凉果，在西关售卖。这就是“草果二”在西关街头卖凉果的故事。因王照南妻子排行第二，当时人们把王照南夫妇称为“草果二”。
20世纪的前三十年，由于当时卫生条件奇差，市民皮肤易遭细菌感染，长疮流脓，而擅长医治疮疡外科杂症的王照南面对种种恶臭，为人解除病痛，很快就名扬四乡。
到了1930年代，王照南患了青光眼，目不能视物，夫妻俩便回到花县养老。而从小跟着王照南上山砍柴、采药的儿子王威继承了“草果二”的名号，他在西华路自己家中开办了“草果二”王威诊所，狭小的客厅里，病人很多，即便到了中午时分，还是没有时间做饭。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是王威所持的做人处世原则。对于病者，不论其地位高低贵贱、家境贫裕、关系亲疏，均一视同仁，一些患者在找到王威看病后，没有回家路费，王知道后，不但不收诊金、药费，还解囊相助。有时，有些病人乘小船从珠三角各水乡来到王的住处，往往已半夜三更，但王威都是热情接待，从不拒人于门外。很快，王威和他父母一样，成了一位闻名四乡的中医。
在王威的7个子女中，也有不少行医的，儿子王定远曾在一卫生院行医，20多年前已移居巴拿马，据说已转而经商了。女儿王艳珠则一直从事内儿科治疗，她有丰富的诊疗经验，对不少疑难杂病有自己独特的良方。
尽管王艳珠没有全部继承父亲在外科方面的医术秘方，但耳濡目染也学会了不少。常有患
带状疱疹的病人找到王艳珠，她就开一张药方，让病人自己去拿药。王艳珠说，父母对自己的影响主要在用药上，“便宜一点，不一定要用好药。药不分贵贱，能治好病就好”。有时候，病人开玩笑地对王艳珠说，“王医生，我的挂号费还贵过你的药费呢”。
如今的王艳珠已经退休，但每周还会在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和西关国医馆坐诊。为了让中医药事业后继有人，荔湾区卫生局和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让年轻的
主治医师邓建华拜王艳珠为师，学习其宝贵的中医理论和诊疗经验。现在，邓建华的中医诊疗技术得到很大提高。
王艳珠说，在她刚当医生那阵子，父亲王威就告诫她：“你一定要记住，不管是什么病人，你的对象是治病，你要把他当作自己人，做医生好不好不是你自己说的，而是病人和群众说了算的”。诚挚朴实的几句话，成为了一个中医世家行医用药的准则，这样的家训，折射出的是一个中医世家宽广的济世胸怀。
后世访谈
王艳珠，王威之女，62岁，主治中医师，擅长内儿科。曾长期在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现退休返聘，继续在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和西关国医馆坐诊。王艳珠擅长治疗外感热病、
慢性支气管炎、胃病、
高血压、
水痘等。2000年，荔湾区政府授予王艳珠“荔湾区名中医”称号。
1 爷爷的医术是上山打柴时跟一位草药中医学的
记者：你爷爷王照南的医术是跟谁学的？
王艳珠：我们祖辈是住花县，因为家里较穷，我爷爷来到广州打散工，做一些搬运之类的活。爷爷也常去白云山砍柴。听爸爸讲，他小时候就常跟爷爷上山砍柴。砍柴的时候，爷爷认识了一位老草药医生，这位中医就教爷爷如何辨认草药，什么药治什么病。爷爷记性很好，他就记住了。慢慢的，爷爷也自己开始看病，那位中医也过来看着爷爷，并给一些指导。后来，爷爷就能自己独立看病了。爷爷慢慢在实践中摸索，他也看了《
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一些中医的书，把老师讲过的、自己总结的看病的经验方法专门抄写下来，留给我们一箱子这种手抄书，可惜在文革期间被我妈妈烧掉了。
记者：“草果二”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
王艳珠：我爷爷刚开始看病的时候，是一边看病，一边打散工。他把中草药的有关知识用在制作凉果上，用橄榄、
山楂、甘草等放在一起熬，然后晒干，做成一个一个的青榄、甘草榄之类的凉果，不但清香爽口，还有清热润喉的作用。买凉果的人就叫我爷爷“草果佬”。我奶奶罗坤元，在家里排行第二，和爷爷一起卖凉果，因为她人缘好，别人都叫她二婶，叫我爷爷二叔。后来人们就叫我爷爷奶奶为“草果二”。
当时，奶奶也会看病，不过她没有文化，都是凭经验。一开始爷爷看病时，都是自己去白云山、帽峰山采药，回来把一部分药材制成凉果，后来看病的人多了，就不去上山采药了，去药粉店买。那时，我们家里生活很艰难，父亲很小就跟爷爷上山采药，当童工，做各种事情，很辛苦。
2 爷爷有本手抄秘方，可惜烧了
记者：你印象中爷爷是什么样子？
王艳珠：我们都叫他老好人，没脾气，街坊邻居找他看病，他很耐心，有时会说找我爸爸。1938年，日本人炸掉海珠桥，那一年我爷爷回到老家花县，当时他已经患了青光眼，看不见了，1960年代初期我爷爷过世，活了80多岁。在乡下看不见什么，他就念一些fo经打发时光。
记者：你爷爷留下了一些书？
王艳珠：那是他平时积累抄写的治疗秘方、医案经验，写在草纸上，用线订好的。爷爷的字写得也很好。听爸爸说，我爷爷深度近视，戴的眼镜很厚的，晚上爷爷就写东西、抄书，可能是把眼睛累坏了。老中医给他的书，他就抄下来了，都是他心血，很可惜。文革期间破四旧，我妈妈担心这些旧书会引来麻烦，于是没有和爸爸商量就烧了。后来，我爸爸找这些书才知道被烧掉。爸爸说，“这些书很好的，很多在临床都是很好的，很可惜。你妈妈没文化就烧了。我爷爷还在书上画了图”。
记者：你小时候看过那些书么？
王艳珠，我小时候根本不关心那些书的。
3 爸妈一天接待上百病人，中午都没时间做饭
记者：当年你爸妈就在家里看病？
王艳珠：我们家在西华路彩虹桥新华里15号。1934年爸爸开设“草果二”王威诊所。我们家总共才39平方米大，就在厅里开诊所，很小的地方，而且在小巷最里面。爸妈看病很忙，每天有100多病人。中午都没时间做饭，给我零钱，自己去外面吃。1毛钱可以买5条
猪肠粉，用
酱油一捞，就这样吃。
记者：晚饭怎么办？
王艳珠：我们晚上八九点才吃饭，晚上爸妈下班后，赶紧去菜市场买点菜回来做。病人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看病。有时半夜有人敲门，住番禺的病人坐船趁涨潮时来看病，看完赶紧走。所以我那时不想当医生。
记者：你爸和谁来往比较多？
王艳珠：和钟玉池、古淑庄、杜蔚文、罗广荫、何汝湛、吴粤昌等人。他们常聊天。我爸爸喜欢抽烟，没有其他爱好，一直很忙，也没有时间带我们出去玩。记得有一次，我央求爸爸带我和弟弟去河南玩，爸爸说，河南有什么好玩，房子和河北的还不一样。我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爸爸带我们去过一次海幢公园，这好像是唯一一次带我们出去玩。
4 你给我报名可以，但我不干你这外科杂症，太脏了
记者：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学医的？
王艳珠：我上中学的时候，我爸爸就叫我写单，说中学生没用的，你要学习看病。我就给他抄处方单写单。后来搞联合诊所的时候，家里就不做诊所了，病人来了就给开单子，让他去买药，我爸爸让我写，然后去外面拿药。后来爸爸说，你要学习看病，不是治别人，而是要会给自己看。我说，以后再说。后来荔湾区开了中医班，专门教中医的子弟。有关领导问我父亲，王医生你有没有子女来学习啊，他说，我有个女儿，就替我报了名。我心里还不情愿，说你给我报名可以，但我不干你这外科杂症，太脏了。我爸爸说，你不干可以，那就学内科吧。我比较喜欢内科儿科。后来，荔湾区为了抢救老中医的医术，让我跟着爸爸学了一年。
在那一年，下班后，我从头洗到脚，那个药粉味道很大的。我说，以后打死也不干了，太脏了。后来，卫生局把我弟弟王定远从农村中召回来，跟我父亲学习中医。
5 爸妈晚上常讨论患者病情，用药如何
记者：其他孩子不学吗？他们在做什么呢？
王艳珠：我姐姐在林业厅做统计工作。我妹妹在道路公司，后来去了照相馆。我二妹在珠江航道局工作。我小妹在巴拿马。
记者：当时你妈妈也看病？
王艳珠：我妈妈也看病，但是她不认字，就让我写处方单。我很佩服我妈妈，她知道什么药治什么病，她记忆力强，变通也好，经验也好。比如我妈看病比较细心，
湿疹病发炎的时候，皮肤肿得比较胖的，药要加重一点，我爸爸就按老规矩，用药小一点，效果就没有那么好。他们晚上经常讨论的，那个病人如何，用药如何。有时我爸爸看书，对妈妈说，你想的真周到。我做了医生才体会到，互相交流很重要。
记者：你爸爸有没有给你讲过如何当医生？
王艳珠：他主要讲要熟悉病情有什么特点，是如何引起的，了解病因才能下药。内科、外科都是这样，要吃透这个病。当我做医生的时候，爸爸说，你一定要记住，不管是什么病人，你的对象是治病，你一定要把他当作自己人，一定体贴病人，要有医德，不能乱来。你做医生好不好，不是自己说的，而是病人群众说的。
记者：找你爸爸看病的人都是什么人？
王艳珠：一般四乡比较多，比如番禺、黄埔的人等，还有来自香港、澳门、新加坡的，由病人家属带着来看的。以前有香港的病人对我说，我小时候啊，你爸爸给我看病的。那时你很小的。还有个病人给我讲了很多父亲的事情。他说我爸爸人很好的，别人没钱了，会贴车费给别人。这个我父亲没有讲过。
记者：你爸爸的药方传给你了吗？
王艳珠：我没有干，我小弟会。
记者：草药能辨认么？
王艳珠：我不用辨认草药，自己也不太喜欢。文革时要采草药，当时我正怀孕，没有上山，我爸爸给我讲，我说不喜欢听。
记者：听说你父亲带了两个徒弟？
王艳珠：是有两个人跟父亲学过，但不能算正式的徒弟。一个男徒弟跟我爸爸学习过，上的是学徒班，卫生部门对学员要求很严格。好像是这个徒弟在班上谈恋爱，领导劝他退学了。还有一个女的，帮我爸爸挂号，后来说是我爸爸的女儿、媳妇啊。爸爸死后，某卫生院把她扶起来，打着我爸爸的旗号。我后来找到卫生局说，我爸爸没有这样的徒弟。实际上这两个都不是正式的徒弟。曾经有病人讲给我爸爸听这个学生的事情，他说，这样的徒弟我不要的，败坏我名声。这是我听别人说的，我爸爸在家里没说。
6 药不一定要贵，能治好病就好
记者：你觉得你爸爸治病的特色在哪里？
王艳珠：他用药的特点就是少花钱，治好病，先用便宜药，治好就好，治不好的就用好点的药，比如
犀角等。中草药比较便宜。那时看一次只要五毛钱、三毛钱，后来五毛钱、一块钱。治疗带状疱疹就要用
大黄花粉、芙蓉粉、
银花粉、
黄连粉、
薄荷粉等混合在一起，然后用浓茶做成薄饼一样，放在油纸上，敷在伤口处。生蛆了可以用陈醋开药，他用最简单的方法治病，如用白醋、白开水治疗皮肤病，当时卫生条件不好，患皮肤病的人很多，涂药很辛苦，好大的味道，如醋，大黄，把药粉打开，味道很大。
这个影响到我，药不一定要贵，能治好病就好。有时候病人的父母说，王医生，我的挂号费还贵过你的药费呢。
记者：每天找你爸爸看病的人多吗？
王艳珠：多。爸爸很开朗的，也不会抱怨。后来我当医生了，说干这行很辛苦，他说，有什么辛苦的，我一边看病还要一边抓药，你拿一支笔还辛苦？！他体格比较健壮，生活也比较节俭，上班一般只穿木屐，很随便，如果去开会，见什么人的时候，就会穿得正式一点。
7 积攒的金银被政府收购
记者：你爸爸看病赚钱多不多？
王艳珠：不多。他比较俭省，积攒了一点
黄金和
白银，打算为以后养老做储备。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的时候，我爸爸被扣以搞私藏之名送进了学习班，在里面吃不好、睡不好。经过审问，我爸爸承认了自己藏有黄金白银，随后就去我们家抄家，没收了105两黄金和白银，说是上交国库。爸爸在学习班待了10余天，出来后脸都浮肿了，很惨的样子。两个月后，区里还举办了“一打三反”成果展览。此事对我爸爸打击很大，他想不通，身体一落千丈。1974年落实政策，按照有关文件，以90元一两的价格进行补偿，本来应补偿我们家1.1万多元，但后来被扣除私诊费2600多元，最后只给了我们8600元。
记者：当时爸爸有没有在别的事情上教导过你们？
王艳珠：我爸爸很简单的，说死后要火葬，你妈要土葬，她最怕烧，最后按照这样做。我爸爸过世后100天妈妈也去了，他们感情很好。
家族故事
医技免去病人截肢之苦
一位新加坡华侨，患了“鹤膝疽”，到处求医，当地医院认为，要截肢才有希望。这位华侨不忍就此失去双腿，他抱着一试的心情找到王威，王威仔细察看后，采用药疗与食疗相结合的方法治愈了他的病，免除了他的截肢之苦。
医德侠义心胸轻钱财
有一中年男子背上长了个大疮，为治病花尽家财，背上的疮反而越来越大。患者家属听说“草果二”能医各种奇难杂症，于是把家中惟一值钱的猪卖掉，把患者送到“草果二”家中。
王威揭开患者染满脓血的衣服，背上露出一个碗口大的脓疮，血液外流，臭味难闻，里面还有白色小虫。王威先点燃一把香，靠近患者背部，把小虫熏出，后不避恶臭，为病人洗伤口敷药膏。病人家属要付钱，王威坚决不收，还叮嘱家属给病人买些营养品补身。
族谱辞典
王照南，广东花县人，1960年代初期过世，享年80多岁。擅长中医疮疡外科杂症，名闻四乡，因用草药、橄榄等制作凉果卖，被人们称为“草果二”。
王威(1909－1986)，王照南之子，继承王照南医术。1934年，在西华路开办了“草果二”王威诊所，后一直在荔湾区担任医生。王威注重临床实践，认为“熟读王叔和，不如临症多”；用药审慎，力求“简、廉”；医术精湛，1979年被评为广州市名老中医。
王艳珠，王威之女，1945年生，长期在荔湾区第二人民医院工作，现已退休返聘。擅长内儿科、慢性支气管炎、胃病、高血压、水痘等。2000年，被荔湾区政府授予“荔湾区名中医”称号。
王威全家福。摄于1980年代初。第二排，左起王威的儿子王定安、王威的夫人刘印、王威、王威的儿子王定远；第三排，左起王威的女儿王惠群，王惠新、王惠莲、王艳珠、王艳芳、王定远夫人。 图由王艳珠提供
家族大视野
吃过见过
近读杨联陞先生《侈靡论》，其中讲到一个“倒吃
甘蔗”的故事。故事引自《世说新语》“排调”篇：“顾长康噉甘蔗，先食尾。问所以，云：‘渐至佳境。’”顾长康即东晋时期名画家顾恺之。说当顾恺之吃甘蔗的时候，通常由尾部向中间嚼起，对于他这么做的道理，人们总是大惑不解，而他却说：“渐入佳境”。杨先生将其解读为一个用来贬斥奢侈与浮华的心理方面的个人事件，“提高一个人的生活水准是很容易的，而降低则甚痛苦，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因此倒吃甘蔗是较为人偏爱的，尤其是人的一生如果就只能够吃这么一根甘蔗的话。”
我从这则小故事中没看出与节俭和奢靡有何关系，倒联想到一个人的出身问题。大凡出身贫寒，童年时衣食匮乏者，长大后吃好东西时常会战战兢兢，倍加珍惜。吃
苹果先从青的一面吃起，吃饭把肉留在碗底最后享用。此是经验之谈。本人出身贫寒，兄弟又多，常觉食物匮乏，每得美食，
猫狗护食一般，衔至一边，由苦至甘，慢慢享用。此等上不得台面的独食方式，至今犹保留着，常遭人嘲笑。我只能以“出身论”相搪塞，找不到更好的理由。古人将顾长康此例列入“排调”，大概也有排遣调笑之意。想那顾家祖辈都是晋朝官吏、书香人家，顾还曾为桓温及殷仲堪参军，义熙初任通直散骑常侍，应是吃过见过之人，竟还有如此“由俭入奢”之本能，实堪排调。
什么叫吃过见过？曹雪芹写得出《红楼梦》，赵树理就不可能写得出，他只能写他的李有才和小二黑。你连大观园都没进过，连贾府里的那些甜食都没尝过，怎么可能写得出？看那刘姥姥进大观园，待贾母领着她领略了大观园的庭院流水，见过了元妃的省亲别墅，品过了栊翠庵尼姑妙玉亲手泡的清茶，听过了大观园专用艺人文官演奏的戏，欣赏了众女子们漂亮装扮和才艺，享用了大观园的无数美食之后，刘姥姥已经彻底晕掉了，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连声默念“阿弥陀fo”。
什么叫吃过见过？西方贵族之家，做衣服都有最高级的私人裁缝。若做男裤，裁缝会问：先生是左边还是右边？啥意思？那是问你的生殖器自然垂落在左裤管还是右裤管。这点些微的细节都要照顾到。这叫品位。贵族。我们小民的衣服是不尊重你是左倾还是右倾的，一律标准化服务。
一个人的出身对其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四十年前，因“家庭出身问题”而屡屡被拒于大学门外的青年学徒工遇罗克，愤而写出雄文《出身论》，坚信人生而平等，人的权利和地位应由个人行为而非血统决定，坚信基于家庭出身的歧视是不正义的，“我们呼吁：一切受反动势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泽东思想旗帜下，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你们受资产阶级压迫最深，反抗应该更坚决。”四十年前的那个“出身论”被狭隘地理解，成为区分敌友的政治的棍子，自然应予反驳。而不承认“出身”对一个人的巨大影响，也是不客观的。出身代表一个人的成长背景，尤其在我们这个城乡二元结构的国家，出身的影响更加明显。出身农家，很多机会、资源、背景均与城里人相差霄壤，一个农村孩子首先想的是如何变作一个“城里人”，这是第一步。而城里的孩子因起步高，视野开阔，心态也自不一样，对世界的看法、对人生的认识全然不同。每每看到王朔、阿城那帮大院子弟侃侃而谈，高谈阔论，只能自叹弗如。人家那境界，那做派，那格调，那是“大院”才能培养出来的。巴尔扎克说三百年才能造就一个贵族，我们这里是“三代才能培养个贵族”。依我看，三代也只能是培养个真正的“城里人”。 □朵渔
本版撰文(除署名外)：本报记者 宋金绪
本版摄影／翻拍(除署名外)：本报记者邹卫
感谢荔湾区卫生局中医科毕清提供帮助。
来源:南方都市报
－－－－－－－－－－－很赞同阁下说的那种出身与见地相关的说法。气派什么的不是有钱就能打造的，要长久地熏陶，要自己地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