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澹寮方》全称《澹寮集验秘方》15 卷。元·释继洪撰。
② 《御药院方》11 卷。元·许国祯撰。
③ 个顿亮只卿，日本有名汉医名家。撰有《医事启原》20 篇，在中国搜集于 《皇汉医学丛书》中。
风病，但能及时早治，也可免于一死，所以孙氏指出“斯疾（指
麻风病)虽 大，疗之于微（指初起的轻微阶段)，亦可即差（同瘥字)”（见《要方·
痔 疮·恶疾大风》)。即使其他的病，也是“感病轻微（指初期)，易于医疗”
（见《要方·序例·用药·或曰》)。
（十六)保存了许多失传的著作
“无心插柳柳成荫”，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是这样。孙思逸在写这两部《千 金方》时，决不会想到在保存亡佚书籍方面作了如此的贡献。
从西晋（265—316)、十六国（304—439 年)、南北朝（386—589 年) 而至隋皇朝（581—618 年)350 年中绵连战祸，人民颠沛流离，非但当代的 医学著作无法产生，而且已有著作也因之而散佚。直到唐代，国家统一，生 产发展，交通发达，对科学、文化和医药学的交流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孙思邈生逢盛世，他的两部《千金方》在稳定宁静环境中就得以大量地引用、 摘录、转载了许多当时尚幸存而现在宣告失传的抄本、珍本、孤本甚至残本 缺页的著作，使唐以前的医药成就不至于全部湮没毁灭而失传，或多或少保 留到后世。
所以林亿等在《校定备急千金要方·后序》中谓：“孙真人之为书也，
既备有汉志四种之事，又兼载唐令二家之学。其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 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可行之法也。”
且看两部《千金方》中摘录或转载唐前现已失传的文献，如《药对》、
《徐之才逐月养胎方》、《小品方》、《水经》、《名医别录》、《新修本 草》、《小儿方》??等，如其没有两部《千金方》的摘录或转载，则从此 即真的广陵散绝！
再看 1981 年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唐·新修本草·辑复本》、1983
年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小品方辑校》与 1986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的《名医 别录·辑校本》在恢复、整理工作中，两部《千金方》就显示及证明它在这 方面的贡献。
（十七)善于正确吸收外宋医学学说
除号称古老的中医学外，世界上还有印度医学，大约在公元前三、四千 年时上古文献《阿闼婆吠陀经》731 首诗中不少是描述疾病及其治疗方法的。 在公元前 700 多年的《苏希罗塔本集》里，就已对人体的血液循环作了朴素 的论述。
当初印度称医生为“阿优吠陀”。阿优的意思是生命、年龄和寿命。吠 陀的意思是知识。所以全文的意思是生命的知识者，也可以理解为长生之学。 后人称这种医学为“吠陀医学”。孙思邈时代，以fo学的兴旺，所以与印度 的接触频繁，因之而医学也更多的输入。故而孙氏的吸收国外学说也必然的 以印度为主。
当时印度文化的对中国影响是巨大的，它甚至能把中国的历史都可以左 之右之。人尽皆知“开天辟地”的盘古氏，是一手创造，“天、地、人”的 中国第一位圣人，但没有人知道这个盘古氏确来之于印度。中国最早的著作，
首推《山海经》①、《楚辞》等，可是在这里面都找不到盘古氏的踪迹影象。
《楚辞·夭问》中有。“女蜗有体，孰制匠之”的女蜗；《山海经》中有“雷 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的伏羲；《礼记·月令》中有“其帝炎 帝，其神祝融”的神农；《书·吕刑》中有“蚩尤惟始作乱，??黄帝请问 下民”的黄帝，而独独不见盘古氏，即使秦汉之际，也没有盘古。直到fo教 传入中国之后的三国（220—280 年)时徐整《三五历纪》中才有“天地混饨 如
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见《太 平御览①》)。所以盘古的出现在第三世纪之末，也就是fo教盛传中国之后。 那末徐整的盘古又是怎样塑造出来的呢？他是以“梵天”作摩特。梵天亦称 大梵天，在印度称“婆罗贺摩”，是婆罗教、印度教的创始人，为婆罗门教、 印度教中三大神之一。梵天出自“金胎”（即梵卵)，他把卵壳分为两片， 在上为天，在下为地。徐氏巧妙地把《易·乾凿度上》“太易者未见之气也， 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似也，太素者质之始也，气似质具而未相离， 谓之混饨”的“混饨”相结合而塑造出一个混饨世界，然后待盘古氏去开辟。 这种说学，又影响到中医中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鸡·鸡子·发明》中 也谓：“卵白象天，其气清，其性微寒。卵黄象地，其气浑，其性温。”
所谓吸收，是吸取与接收，一个学说能使另一种学说摄入其内并与之融 和或化合使之更完整提高。孙氏在这个问题上做得相当成功，而且更作为后 世之法。其所以然者，有两个十分重要而又常常被人未加注意的手段，即“百 川归海”样的善于容纳与“用夏变夷”法的不使中医变色。
1.百川归海
每个人想干什么事，必然先有思想的指导。否则必然茫然妄动，一无成 就。孙氏深深知道，要当好一位合格的大医，除了在本职内的学问深入钻研 之外，一定还要开阔视野，充实知识。这个思想早就在《要方·妇人方上·求 子第一》第二节的“至于学问，则随情逐物，堕干事业。诅肯专一推求至理， 莫不虚弃光阴，没齿无益”一言中毫不隐晦地表达出来。孙氏就在这个思想 指导下来吸收外来医学学说，那有不成功之理。
印度医学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主张对病人先“净身”。这个治法是否为
接受了fo教“净心”、“净口”、“净名”、“无垢”的影响？一如中医把 五行的进入医学，那是无法得知了。所谓净身法，绝非中国宫阉的净身，而 是先把病者身体内外荡涤得干干净净，手段不外乎取
呕吐、
泄泻和放血等等 方法。只要病体洁净之后，用药取治才有效果，所以《要方·脾脏下·热痢》 的开始九个“下之”、“急下之”、“更下之”，殊符吠陀医学这个学说。 甚至孙氏念念不忘这个净身学说，错误地加到张仲景身上，《要方·序 例·诊候》的“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 其实张仲景的用泻法，仅仅局限于“此大便已鞭也，
大承气汤主之”；“若 腹大满不通者，可与
小承气汤”??。绝对不是“先以汤药涤五脏六腑”。 而且张氏更强调“??若汗多，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微和胃气， 勿令至大泄下”（见 1955 年重庆市中医学会编注本《新辑宋本
伤寒论》第
① 《山海经》，称为夏禹、伯益所著，殊不可靠，最可能的为战国时作品，经秦汉有所增损。内容多怪异，
保存远古的神话传说和史地文献材料很多。
① 《太平御览》1000 卷，宋·李昉等 14 人奉敕编纂。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开馆，历 8 年定稿，完成于
984 年。
208 条)。张子和①的“夫病之为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 而然，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见《儒门事亲·汗下吐三法 该尽治病诠》（卷二)，可知张氏独宗汗吐下更其是吐下两法的学术思想， 是直接接受于孙氏间接接受于吠陀医学的影响。
古印度的吠陀医学还有一个由“地水火风、和合成人”的“四大”学说。 认为人体有 101 种病，“四大”各有一个 101 种，则全身即有 404 种疾病。 如：
《要方·序例·诊候》：“四气合德，四神安和，??”；
《要方·养性·道林养性》：“将知四百四病”；
《要方·养性·调气》：“计成四百四病，??冷热风气，计成四百四 病，??病有四种，一冷痹、二气疾、三邪风、四热毒”；
《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疾风有四百四种”。 以上论点，都来之于吠陀医学学说，通过孙氏用“用夏变夷”的巧妙手
法来使之国粹化，以冷来代表水，热来代表火，风来代表风，气来代表地而 使歧黄医学与吠陀医学中间的鸿沟填平了，更进一步成为歧黄医学。吠陀医 学“四气”之说，经过孙氏的引进，非但在医学上影响巨大，而且连民间都 受到它的冲击波，例如《三国志评话①》卷上的“学究用手揭起匣盖，见有文 书一卷，取出看罢，即是医治四百四病之书”，《倩女离魂②》第一析“三十 三天觑了，离恨天最高四百四病害了，想思病怎熬”，就可证实。
孙氏还十分崇拜印医耆婆，在两部《千金方》中，屡屡提到他。并引用
了他的万病丸、
消石酒方、大白膏、大黑膏??等十多首耆婆的方药。更欣 赏耆婆的“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而非药者”（见《翼方·药 录纂要·药名》)，为之记载于著作中，而且还不折不扣的照样去发掘新药。 孙氏全套引进了天竺国婆罗门法的按摩，在《要方·养性、按摩法》中 作了详细介绍，还不惜笔墨转录了 18 个全部操作过程，完整无缺。总之，孙 氏是抱“偶逢一方，岂怯千金”（见《翼方·禁经上》)，“驰百金而询经 方”（见《翼方·序》)的精神
来追求一方一药、一技一智的，包括外来医
学。
此外，零零星星散见于两部《千金方》中还不少，如“胡运迦摩罗病， 世医拱手无方”（见《翼方·万病·耆婆治恶病》)，“有天竺大医耆婆”
（见《翼方·药录纂要》)??等等。
孙氏对这样外来方药的研究、探讨、实验、总结、推广及记之于笔墨， 已经十分艰巨了，可是更困难的是用中医传统理论来溶解于实践观察、理论 检验中，使它成为中医辩证论治的武器。且看：
婆斯盐（见《要方·七窍病上》)。 匈奴露宿丸（见《要方·胃腑·
痈冷积热》)。
诃梨勒蜜丸（见《要方·
肺脏·积气》)。
戎盐（见《翼方·本草上》)。
① 张子和（1156—1228 年)，名从正，号戴人，河南考城人，金元四大家之 一。特点是擅用汗、吐、下
三法而成家。所撰《儒门事亲》15 卷，成书于 1228 年之 前。此外尚写有《治病撮要》《张氏经验方》?? 等。
① 《三国志评话》，成书于元朝，为《三国志演义》的蓝本。
② 《倩女离魂》，元代有名的杂剧剧本，作者郑光祖，取材于唐小说《离魂记》故事。
西蕃
阿魏（同上)。 婆律国膏香（见《翼方·本草中》)。 西域毗梨勒（同上)。 西戎底野迦（同上)。
除天竺医之外，在盛康之世，国内外的兄弟民族也相处得很好，所以民 族医学也得以有交流的条件。如西州（现在新疆吐鲁番县及都善县一带)的
续命汤、蛮夷酒、露宿丸??，波斯大秦（当时称罗马帝国东部为大秦，因 为该处风土人情接近中国)的悖散汤??等。
在养老食疗方面采用了北方游牧民族所喜食的乳、
酪、酥等，而且对它 的性质、作用加以探讨。但又告诫老年人在“夏至以后，秋分以前，勿进肥 浓、羹臛、
酥油酪等”（见《翼方·养性·养老食疗》)以适应长江、珠江 流域居民的体质禀赋、生活习惯。
孙氏为什么主张集思广益？他的回答就是“方今医者，学不稽古，识悟 非深。各承家技，便为洞达。自负其长，竞称彼短。由斯对执，卒不得捐其 源流”（见《翼方·禁经上·论曰》)的思想，起到了主导作用。
2，用夏变夷 孙氏肯定读过《淮南子·汇论训》的“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因而
他的研究和运用医学时就反映出这个思想。所以他没有狭隘的保守思想，对
外来学术思想不是拒绝或视而不见的态度，而是用欢迎的态度来引进、研究 和应用。但他毕竟是登孔孟之堂、入儒家之室的人，所以对孟轲的教诲，更 拳拳服膺地执行。孟子曾谓：“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见
《孟子·滕文公》)所以他把外来学说的理论探讨、临床运用，都在烙守不
逾地抱着“用夏变夷”的思想来处理。 这一时期，唐代国内民族关系增强，交往频繁密切。对外关系也采取开
放政策，史学家称为“贞观之治”到“永徽之治”达 30 年之久，孙氏一生中
黄金时代也有幸而躬逢盛世。以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为主要的两条丝绸之 路，与朝鲜、日本、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阿拉伯等许多国家和 地区发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医药上的广泛交流，使节、商贾、僧侣的往 来频繁，外来医学、药品也随之而源源不竭地输入或输出，给医学与本草学 灌注了新的血液。
当时的内外交往虽然很旺盛，但只有印度以fo与医的关系而占居首位，
对医学的影响也最大。如其孙氏而迷信“一切外来的好”、“月亮在外国更 圆”而把印度医学请进了中医堂室之内来指导、指挥、改造、统治了中医， 那末恐怕 20 世纪的今天，中医早就“无瞧类”矣，所存者唯“吠陀医学”的 中医！
我们看孙氏如何把外来医学，与中医传统学说相结合、溶化、改造成为 中医的东西，且看以下几个例子：
《要方·序例·诊候》“吠陀医学”的“地水火风”作了以下的配匹对 照：
同时还把“火”隐射为心，“风”隐射为肝，“水”隐射为肾，“地” 隐射为脾。
我们再看《要方·脾脏下·热痢》中九个“下”： 孙氏的取用净身法，是有选择的，并非不问虚实、寒热而恣意泛用。明
白的说来，他已用中医传统理论来使这个“净身法”转变为中医的“净身法”。
这就是孙氏的“用夏变夷”手段，使外来的学说为我们利用。换一句话，就 是把“吠陀医学”加以改杂郊成为中国传统医学的一个内容。
孙氏把吠陀医学“净身”作用的“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 论点，巧妙地轻轻引导纳入中医理论的轨道上来，谓：“开通诸脉，治道阴 阳，破散邪气，润泽枯朽”。
在《要方·养性·调气法》的用夏变夷手法，更是天造地设的神妙。他 解释“四百四病”，丢掉了“吠陀医学”本来的意义，新创了“百病不离五 脏，五脏各有八十一种疾”学说。的确，以 81 病乘以五脏之五，得数为 405。 虽然多了一个“一”，但中国向有“缺则积而闰之、余则舍而去之”则洽巧
为 404。这 81，从九的自乘而来，中国古代就认为“陈其九九，以为数生”
（见杨雄①《太玄经》)。甚至更认为是天数，《管子·轻重》：“作九九之 数，以合天道”。且看周代官制，就已有“天子有八十一元士”的规定。医 学经典著作《素问》、《灵枢》、《难经》也都是九九八十一篇。所以在这 里不能不感到孙氏利用、改造外来学说的苦心，更钦佩他的匠心独运、智慧 天才地来把一个外来学说在轻描淡写中改成突出中医风格的为我所用的国 粹。
“吠陀医学”的学说，原出于“四大”、“六大”。“四大”指地水火 风四者，内中又有“假四大”与“实四大”之分。“假四大”是指客观存在 的、人们所见到的土地、流水、火焰和空气流动的风。“真四大”又称“四 界”或“四大界”。内容为：
一地大，禀性坚韧，支持万物；
二水大，禀性温润，收摄万物； 三火大，性温值和，调熟万物； 四风大，性好活动，生长万物。 如其扩大一些，则成“六大”，是： 五空大，指事物的虚幻莫定； 六识大，指表示一切精神活动。 现在再对照一下《要方·养性·道林养性》的：
将知四百四病，身手自造，本非由天，及一朝病发，和缓①不救，方更诽谤医药无效， 神仙无灵。故有智之人，爱惜生命者，当自思念，深生耻媿，诫勤身心，常修善事。??
很明显地看出孙氏由“假四大”而进入“实四大”，再由“实四大”而 领会到“六大”。纵然层层深入，但终以中医传统理论来结束全文，把四大、 六大学说，充实了中医。
孙氏在《要方·养性》中全部照录了天竺国婆罗门的“迦瑜按摩”。但 巧妙地踵接着又抄录了“老子按摩法”，而且内容比“迦瑜按摩”多了一倍 以上（前者 21 行，后者 50 行)，用来把外来的按摩稀释到不居主位的位置。 孙氏尚未之为足，又加上了“调气法”一节，把已经屈居宾位的“迦瑜按摩” 更下降到宾中之宾，从而显示出还是中国的东西是主。这又是另一种“用夏
① 杨雄（公元前 53— 公元 18 年)，西汉·四川成都人，字子云，为汉代大文 豪。所撰《太玄经》，全书
分为一玄、三方·九州、27 部、81 首。用三分法把事物变 化机械地纳入以九”为基础的格式中。
① 和缓，指战国时医和、医缓两名医。
变夷”的手法。 所以孙氏的准确对待吸收外来学说态度与方法，永远是我们百世之师。
同时我们再找一个吸收外来学说工作方法来作对比。当雅片战争（1840—1842 年)打开了中国紧闭的大门之后在一片洋务声中，大家也注意到他山之石的 重要性，吸收了许多泰西医学，可惜都没有孙思逸这样思想和做法。请看光 绪十二年（1886 年)美医洪士提反的《万国药方①》，由洋务翻译局译成中 文，拟把西方新药介绍到我国来扩充中药的内容。该书是这样吸收的：
例一，下醋酸铜，旧名铜养炭轻养，结冰，绿色，味似铜。治恶疮。 例二，醋酸桂，结冰如芒针，味苦无臭，每服一至五林士，解热用。 例三，玛替哥，主治白浊，在溺管内发其力。 请看如此吸收，怎能给中医来利用？但万幸的正是没有用它而今天还有
中医的存在。
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成书于 1694 年的《本草备要①·
辛夷》也有一节吸 收西方医学，有：“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 者，脑未满也。老人
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 中。思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外 来医学学说是吸收了，但十分可惜，孤单单的一节没有消化的文章，吸而不 收，有等于无。两者（《千金方》与《本草备要》)对照，更显示出孙氏的 才能。
通过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孙氏对外来学说的利用，全凭“百川归海”、
“用夏变夷”八字诀。内中“百川归海”尚易，而“用夏变夷”实难。因之 笔者希望从事中西医结合的同道，务需学会了孙思邈一套吸收外来医学本领 与思想之后，然后再展开工作，以避免中医之学在体面而光荣中消失！
（十八)疾病与梦的问题
《要方·序例·诊候》的：
阴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盛则梦蹈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 扬，下盛则梦堕坠。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肝气盛则梦怒，肺气盛则梦恐惧哭泣，心 气盛则梦喜笑及恐畏，脾气盛则梦歌乐体重、手足不举，肾气盛则梦腰脊两解而不属。此 十二盛者，至而泻之立已。厥气客于心，则梦见丘山烟火；客于肺，则梦飞扬，见金铁之 器奇物；客于肝，则梦见山林树木；客于脾，则梦见丘陵大泽，坏屋风雨；客于肾，则梦 见临渊，设居水中；客于膀胱，则梦见游行；客于胃，则梦见饮食；客于大肠，则梦见田 野；客于小肠，则梦见聚邑街衢；客于胆，则梦见斗讼自剖；客于阴器，则梦见交接斗内； 客于项，则梦见斩首。客于脖，则梦见行走而不能前进，乃渠阱窊中居；客于股，则梦见 礼节拜跪，客于胞值，则梦见溲溺便利。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补之立己。善诊候者，亦 可深思此意，乃尽善尽美矣。
《翼方·养性禁忌》的：
① 《万国药方》8 卷，六眼线装本，现国内恐仅此一本，为作者所珍藏。
① 《本草备要》不分卷，清·汪昂许多著作中之一部，成书于 1694 年。
一体之盈虚消息，皆通于天地，应于物类。故阴气盛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盛则梦 涉大火而燔焫。阴阳俱壮，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是以浮虚为疾者则梦扬， 沈实为疾者则梦溺。藉带而寝者则梦蛇飞鸟，衔发者则梦飞。心躁者梦火，将病者梦饮酒 歌舞，将衰者梦哭。是以和之于始，治之于终，静神灭想，此养生之道备也。
孙氏的言梦，后人颇有微言，认为唯心迷信。其实病与梦的联系，肇于
《素问·方盛衰论》、《灵枢·yin邪发梦》，甚至《金匮·五脏风寒
积聚病 脉证并治》中也有“
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合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 的记述，所以孙氏不是没有根据。稍前于《要方》一些时间的《诸病源候论·虚 劳喜梦候》中更是有段文章的谈梦。而且孙氏文中不少的即从《诸病源候论》 中移植过来的。所以孙氏没有理由来承担唯心和迷信的责任，又如东晋·谢 安（320—385 年)梦鸡，自知将死。因为鸡在十二生肖中值“西”。不久果 于孝武帝·太元十年逝死，因为该年甲子是“乙酉”（见《幼学琼林①·疾病·死 丧》)；后唐（923—936 年)·刘赞，梦吞金
龟而文思大进，后梦吐出金龟 而不久即死（见《古事比②·梦寐》)；唐·李白梦见笔头生花而文思大进《见
《开元天宝遗事③·梦笔生花》)。 虽然事属离奇，但也不能一概以迷信目之。况且国外医学界也正在展开
梦与病的研究，而且还有不少新的发现和理论。
我们更应该知道，这样从病理学角度上来研究梦，与迷信唯心的“详梦 术”务必严格分清，绝不允许混为一谈。
（十九)怎样来看待两卷“禁经”
《翼方》两卷“禁经”（卷二十九、卷三十)，一直是后人更其是解放 以后指责的靶子，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大有群起而攻之之势。罪名不外乎 是唯心、迷信、谎诞、糟粕??等等。这种指责的理由是充分的、批评是准 确的。本来嘛，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探求客观真理的科学面前，不论 古人与今人都是平等的。
但我们更必需知道孙思邈毕竟是 1300 年前唐代人物，同时更要冷静地洞
悉一下“禁经”的出笼，要与当时的地位、作用和与医学的关系。 禁法的内容实质，早在“第五章·真人”中“二·孙思邈的道教思想，
（三)符篆派的入幕之宾”中谈过，而且介绍得比较详细，这里不作重复，
但已必需补充一些当时的情况。 考禁法，肇于赢泰，盛于两汉，历南北朝、隋、唐而至于赵宋。虽然之
后即告衰落，但这微弱的一息，不绝如缕地残喘苟延到明、清，直到解放之 前，尚可在民间偶而一露面目。当然，在人们的头脑里科学细胞逐渐密度增 高与无神论的占有整个
思想领域的时代里，势所必然地已无立锥之地。 在孙思邈时代，于高级知识分子队伍里，有不少人乐于此道，更妄论涉
① 《幼学琼林》4 卷，清·程允升著。初名《幼学须知》，后经邹圣脉增补，改 为今名。
② 《古事比》52 卷，275 门。清·方中德辑著，成书于 1706 年。
③ 《开元天宝遗事》4 卷，简称《开天遗事》。五代·王仁裕撰纂，采集民间传 说中的唐明皇时期遗事， 笔录而成。
猎、善谈、研究老庄学说的人。所以孙思邈而谈禁法，更在情理之中。 至于禁与医学的关系，在前论已言之详矣。这里重点谈一谈当时的医事
制度与医界大事。根据《南齐书》、《魏书》、《隋书》、《旧唐书》、《新 唐书》的“经籍志”或“职官表”或“百官志”、《唐六典①》、《唐律疏义
②》??及《历代职官志》③的记载，可以了解如下。 在医事方面，我国历来就是靠师徒、父子传授的方式，甚至今天的中医
还是如此。至刘宋·元嘉二十年（443 年)，秦承祖奏置医学博士，用以教 授医学于第二代，从此开始有了初级形式的医学教育机构，在培养人才方面 开辟了一个广阔的门道。南齐·武帝·永明九年（491 年)，吴兴①大水，疫 病因之猖狂，乃立“廨”以收养、治疗给药。所谓“廨”，是民间自发性组 织起来的以救济灾民的寒衣、粗粮及治病的慈善机构。这是在医务事业上中 国第一个私立慈善医院的最早形式。北魏·宣武帝十年（510 年)，平阳郡 的禽昌、襄陵两县大疫，帝（拓跋元恪)诏敕太常，别立一馆，使京畿内外 疾病之徒，咸令居处，严敕医署，分师疗治。这是这种慈善医疗机构，升级 为官办。十二年（512 年)，肆州②地震
陷裂，死伤甚多。遣太医、折伤医， 并颁所需药，就治之。这是在抗灾救灾中的临时性医疗机构的开始。隋文帝·开 皇元年（581 年)，诏太医署属太常寺。这是隋王朝开国之初，第一件事把 太医署的归属，隶属于专掌礼、乐、郊庙、社稷事务的太常寺领导与管理。 文教与卫生的归口可能从此开始。唐高祖·武德元年（618 年)，置尚药局、 太医署。其属有四，曰：医师、针师、按摩师、咒禁师，凡课药之州，置采 药师。这是医药界中的五个职称：专以药物治疗的为医师，针灸的为针师， 按摩的为按摩师，用符篆禁咒的为咒禁师，专事药的为药师，地位等级相同。 在此一举中，可以看出李渊一执政，入手即抓医药事业，而且具有大幅度革 新的意义：其一，规定了医师、药师的职务、职称；其二，历来医生自己采 药、制药，职业采药者也可治病，医药难以分家的局面，也因社会越发展分 工越精细的规律而两者明确的分工。武德七年（624 年)，设太医署中的教 学机构，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第一个医学院校。武德九年（626 年)，置医博 士一人，助教二人。这是在太医署内内部的调整。太宗贞观元年（627 年)， 减置医博士之助教一人，又置医师、医士佐之，掌教医生学习《本草》、《甲 乙》、《脉经》。减置按摩博士一人，又置按摩师、按摩工佐之，教按摩生 以消息导引之法，除人八疾。李世民在执政的第一年，也就是召见孙思邈入 京的那年，即大事整顿，而使医药制度，更臻善美。
当《要方》脱稿后一年的永徽四年（653 年)，国家又颁布了关于医药
法，内有：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造畜蛊毒以毒药药人，医违方 诈疗病，医合药不如方，妇人怀孕犯死罪，拷决孕妇等刑法。 在孙氏在世的时期中，医学的分科情况，大体如下：
其中咒禁一科，非但是临床上与所有医科平肩并坐的一个科目，而且在 教学中也是列入重点的培养对象。
① 《唐六典》30 卷，为《新唐书·百官志》的蓝本。
② 《唐律疏义》30 卷，唐·长孙无忌等撰。
③ 《历代职官表》63 卷，清·纪陶等奉敕编纂。
① 吴兴，今浙江省，吴兴县。
② 肆州，今山西省代县西。
所以我们打开两部《千金方》的内含科目来对照，与此完全一样。那未 试问孙思邈有什么理由来把“禁法”排之于外而不予写入。这咒禁一科是为 当时临床上需要的、教学上列入的、政府承认的和太医署规定的作为治疗手 段之一的一个项目，是不能不写入的。所以如其欲加之罪，就一如责备三宫 六院的皇帝犯了婚姻法。至于今天我们的废除它、摈弃它，这是我们的事， 与孙氏毫不相干。
此外，医学是多学科的，和它周围的事物，更不可能毫无影响。当《内 经》在撰作过程中，正是阴阳五行学说从萌芽到发展到鼎盛时代。例如《国 语·周语》“阴阳分布，震雷出滞”、“今三川实震，是阳失所而镇阴也。 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天生五材，民并用之， 废一不可”。
《国语·郑语》“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书·洪范》“水 火者，百姓之所资生，是为人用”，“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 曰从革，土爱稼稽”。在周围事物的影响和渗透下，当然《紊问·六元纪大 论》会得有“夫五运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 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的学说以感应。由之可知，我们古代任何政治、军事、 经济、文化、医学都在这个圈圈里转，即使你不转，也身不由主地大转而特 转而自己也不感到。
更其是中医学，都从《素问》、《灵框》中蕴育出来的。你抛弃了它，
你即没法来谈中医。 隋、唐初期，在农业、手工业、商贸业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技术有突破性
的进展。如隋代卢太翼①的占候算历之术，耿询②制造出水力转动的浑天仪，
裴矩③画出《西域图记》的平面地图，唐代李淳风等注释《十部算经》三次方 程的解法，魏王李泰①命萧德言②、顾胤③等撰写《括地志》④??等等，不论 在天文、地理、数算及其他实用科学方面高度成就，他的冲击波肯定要冲进 并动荡到医学领域里来的。为了适应时代要求，说得再明白而坦率的说来， 是不允许你离开当时的时代气息而作真空的星外人，所以孙氏也及时地提出 了必须“五行休王，七曜天文，并须探赜”（见《要方·大医习业》)的要 求来适合潮流。那末他有什么理由来把当时国家承认、医政规定、医生研究、 人民取用的医事各科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咒禁科”摈弃不录。我们再细读两 部《干金方》，孙氏基本上每一种疗法的章节中都附有病例来证明疗效，而 独独“禁经”中付之阙如，那末孙氏的良苦用心，我们有心人也能体会得之。 至于现在我们用不用它？那是我们的事，等于我们对待《素问·腹中论》
的“治之以鸡矢醴，一剂知，二剂已”一样。 所以徐灵胎较为客观，对于禁方的看法，是“又有古之禁方，传之已广，
载入医书中，与经方并垂，有识者自能择之也”（见《医学源流论·禁方论》)。
① 卢太翼，隋·河间人，不求荣贵，隐居五台山，善占候历算。晚年目
盲，以手摸字以读书。
② 耿询，隋·丹阳人。滑稽善辩，伎巧绝人。
③ 裴矩（？—627 年)，好学，有文藻智数。仕北齐，作有《西域图记》三篇。
① 李泰，唐太宗第四子，封邑于魏，好学能文。
② 萧德言，贞观间历任著作郎、弘文馆学士，能文。
③ 顾胤，唐、吴人，永微中历迁起居郎，兼修国史。
④ 《括地志》又称《坤元录》，550 卷，今佚。
（二十)白璧之瑕
本来世间金无足赤，玉有微瑕。评价极高、后人赞誉为质朴流畅的《陶 渊明集》①，尚且被萧统②批评为“故更加搜求，粗为区目，白壁微瑕者，虽 在闲情一赋”（见《昭明太子集·陶渊明集序》)。所以把两部《千金方》 予以爬疏，当然有他的不足之处。例如：
1.引证失实 多处引证，往往和被引者的口气不相符合，例如引张仲景：“张仲景曰，
‘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开通诸脉，治道阴阳，破散邪气，??’”
（见《序例·诊候》)等语，根本不是张氏的口气和医学思想，明明是印度 “吠陀医学净身”的说法。孙氏这里一错，也即《要方》影响了后世，之后
1232 年的陆九芝③也追随而错误，在他的《世补斋医书④·补后汉书张机传》 中把《要方》从“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脏六腑”到“无地消散，病笃 而死”一段 257 个字，一字无遗、一字不错的照录下来。使一位伤寒大家成 了“吠陀医学”派的医生。
2.过份夸张 “
芜花散，治一切风冷痰饮癥癖■瘧，万医所不治者，皆治之”（见《要
方·胆腑·万病丸散》)。按下去谈到疗效时，谓：“神物效灵，不拘常制，
至理关感，智不能知”，这种不可知论的思想，不能不搬出了“神”来解释。 不过话又说回来，中医古书中大多是过份夸张“神效”、“其效如神”
的，岂独孙氏一人。
3.自相矛盾 既谓：“原夫
霍乱之为病也，皆曰食饮，非关鬼神”（见《要方·膀胱
腑·霍乱》)，多么科学。但又称：“凡小儿所有鬾病者，是妇怀娠，有恶
神导其腹中胎。”（见《要方·少小婴孺方上·客许·小儿魁方》) 既谓：“人体平和，惟须好将养，勿妄服药，药势偏有所助，令人脏气
不平。”（见《要方·食治·序论》)揭示出对乱进药的害处。但又称“常
宜服药，辟外气和脏气也”（见《翼方·退居·论曰》)。 既反对处方用药大多而谓：“穷幽洞微，用药不过二三，灸柱不逾七八，
而疾无不愈。”（见《要方·序》)但自己处方用药（丸剂方不在内)超过
三十味者屡见不鲜，甚至
天门冬大煎有四十六味（见《要方·胆腑·胆虚实》)。 所以孙氏的思路是比较复杂的，既是“子不语怪”的儒家，又是“谈仙 说易”的道家。尽管你想如何溶合协调，终究还要龃龉枘凿。但幸而在整个 思想中所占比例还是很小很微。可以借用茅盾①的话，是“这一切小毛病，只
是白壁微瑕而已”（见《1960 年短篇小说漫评》)。
4.“房中术”问题
① 《陶渊明集》7 卷。晋·陶渊明撰。
② 萧统（501—531 年)字德施，为南朝梁武帝子。好文学，博览群书，年 31 岁卒，谥昭明太子，遗有《昭 明文集》30 卷，今本分为 60 卷。
③ 陆九芝（1815—1887 年)，名懋修，清·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喜谈五运六气之说。
④ 《世补斋医书》33 卷，分正续两集，陆九芝撰，刊于 1884 年。
① 茅盾，近代大作家，即沈雁冰。
比“禁经”指责得更严历的是一篇“房中补益”（在《要方·养性》的 第八节)。考房中补益即房中术，这是古代方士、道士用运气、逆流、采战 三个环节组成的节欲、保气、养生之道。它的作用，引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 是“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益寿。其大要 在于还精补脑一事耳”。但十分可惜，一如境界极高的艺术品素描人体画， 在俗人眼里就沦为性感的黄色画一样，终于作为剥削阶级糜烂生活中一个丑
事。
孙思邈永远也不会想到，在身后 1300 年之后，竟然为了这篇“房中补益” 闹出了一件哄动整个中医界的很不光彩新闻。事实是日本·丹波康赖氏于日 本永观二年，也即中国北宋·太宗·雍熙元年（984 年)，以两部《千金方》 作为蓝本而写成《医心方》，“房中术”当然也在取用之中。1955 年人民卫 生出版社把日本浅仓屋藏版影印发行。1958 年上海×××老中医竟然和女徒 弟也如法泡制，造成了全国中医界一片讨伐之声。于是卫生部下令收回已经 出售的《医心方》，予以焚书毁版而了事。当时发行 4500 部，除库存、未售 出及收回之外的流传在外的尚有 100 余部。这 100 余部，也如集邮一样地成 为珍本了。
笔者弱冠之年（20 岁左右，为 1931 年前后)，从浙江嘉善西塘名医钟 道生先生游，他藏书很丰，一以自娱，一以供生徒们学习。他几部《要方》 却撕去了“房中补益”一篇，今天才知他老人的用心良苦。
孙氏此篇，肯定是根据“治病、保健、延年”而作为保健养生一个内容
而搜集的。写者无心，后遗有患，毋怪乎被后人所非议指责。 或谓“房中术”无罪，乃是读者的“酒不醉人人自醉”耳。但不管如何
欲人不醉，还是无酒为上策。因为它在医学上的作用，毕竟还是一个未知数，
删之也未必可惜。虽然时历逾一个甲子，但尚未忘掉我老师的聪明。 房中术一节，的确是两部《千金方》的白璧之瑕，但对两部《千金方》
的价值，并无损害。我很同意《四部寓眼录》①的“有言房中术者，但可供检
阅而已，至其议论之佳者，则不可废也”评语。
5.转载问题 有人用柳宗元语“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见《柳先生
集·辩文子》来指责《翼方·痈疽上》中三节文字有剽窃之嫌。
“黄父相痈疽论第一”与《刘涓子鬼遗方》卷四“黄父痈疽论”雷同。 从第一句“九江黄父相痈疽论黄帝间于歧伯”起，至“不斩去者死”。两者 仅仅个别虚字有所各异之外，完全一样。
“诊知是痈疽法第四”与《刘涓子鬼遗方》“相痈疽知是非可灸法”， 也完全相同。仅仅个别虚字有些不同。
“诊痈疽有脓法第五”与《刘涓子鬼遗方》“相痈知脓可破以未”也完 全一样。在《翼方》中除了个别字同和多了一句“不尔侵入筋骨也”之外， 也是一式两份。
其实这是转载，在历代医学文献中更屡见不解，不能与剽窃同日而语。 假如《刘涓子鬼遗方》而今天已告失传，那末正是这个转载而使古代不
至于绝迹于尘环，相反的又是大功于医林了。
① 《四部寓眼录》3 卷，待查。
（二十一)在中医学术上的地位
根据《隋书·经藉志》记载医藉书目，虽有百余部之多，但能保存到唐 代，也已凤毛麟角了。除了孙氏把它转载下来而得以使我们看到读到之外， 更予以整理的医方，在《要方》有 4500 百余首，在《翼方》中有 2000 余首， 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为丰富的医学宝库遗产，更搜集了黄帝、歧伯、扁
鹊、 张仲景、华忙、陈延之①、支法存②、崔氏③、刘涓子④、范王⑤、徐嗣伯⑥、
以两部《千金方》篇幅浩繁，对普及颇为困难，但后人又不能割爱，于 是宋·郭思①把它浓缩成为《千金宝要》六卷。在宋·宣和六年（1124 年) 刻石树于华州②公署。明·正统八年（1443 年)，华州知州刘苍，以旧碑经
过 370 年的风侵雨蚀而字迹模糊，又重刻了一次。景泰六年（1455 年)，杨 胜贤以石刻不便于拓印，再刻木版。隆庆六年（1572 年)，秦王守中，又刻 石碑，树立在太玄洞前。清·嘉庆十二年（1807 年)，孙星衍（1753—1813 年)又重刻一次。民国二十六年（1937 年)，商务印书馆把它搜集于用 3111 部古籍书组成的大丛书《丛书集成初稿》中，编号为 1433 号。
历代包括以医界为主的各界人士的评价，当然是公正的，例如： 林亿：“十全可验，四种兼包，原德过于千金，遗法传于百代。”（见
《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
林亿又谓：“粹乎哉，孙真人之为书也。既备有汉志四种之事，又兼载 唐令二家之学。其术精而博，其道深而通，以今知古，由后视今，信其百世 可行之法也。”（见《校订备急千金要·后序》)
晁公武：“后世或窥其一二，未有不为名医者。”（见《郡斋读书记》)
郭思：“关百圣而不惭，贯万精而不惑。”（见《千金宝要·序》) 张学懋：“真人神化济世，全在千金一书。”（见《千金宝要补·序》) 秦王守中：“信有功于人之实用，乃珍如拱壁。”（见《重刊千金宝要·序》) 张路玉：“继长沙而起者，惟孙真人千金方，可与仲景诸 书，颉颃上下也。”又谓“伏读卅卷中，法良意美，圣漠洋洋。其辨证
之条分缕析，制方之反激逆从，非神而明之，其孰能干斯乎。”（见《千金
方衍义·自序》)
《古书经眼录》①：“医家之书，不为不多，独独真人千金方，决不可缺。”
《郑堂读书记②》：“千金方辨论精博，囊括众家，高出于前辈。犹虑或 有所遗，又撰千金翼方，以辅一家之书，可谓大备矣。”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千金翼，??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
① 陈延之，晋代名医，生世无考，所撰《小品方》12 卷，为医学界名著。
② 支法存，晋代名僧，少以聪明入道，长以医术闻世。
③ 崔氏，指北魏崔景哲。
④ 刘涓子，东晋彭城人，系南朝到宋武帝裕的从父，曾任随军医官，精于外科。
⑤ 范王，即范汪，晋·颖阳人，字元平，有著作，失传。
⑥ 徐嗣伯，南齐人，为徐叔乡子。《南齐书》作徐嗣。
① 郭思，宋人，官徽猷阁直学士，故人称郭学士。纂有《千金宝要》17 卷，附 论 1 卷。
② 华州，今陕西省华县。
① 《古书经眼录》12 卷，作者佚名。
② 《郑堂读书记》71 卷，补遗 30 卷，清·周中孚（1768—1831 年)撰。
《四部寓眼录》：“至其议论之佳者，则不可废也。” 刘毓崧③：“专以拯人为急，而非以获利为心。”（见《千金方考》) 孙星衍④：“真世间秘传之书，??书备其术，尤为济人之仁术。”（见
《嘉庆重刊千金宝要·序》) 诸家评议不少，但总不及徐大椿的客观中肯，他在《医学源流论·书论·千
金外台论》中谓： 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仲景之治病，其论藏腑经络，病情传变，悉本
内经。而其所用之方，皆古圣相传之经方，并非私心自造。间有加减，必有 所本。其分两轻重，皆有法度。其药悉本于神农本草，无一味游移假借之处。 非此方不能治此病，非此药不能成此方，精微深妙，不可思议。药味不过五 六品，而功用无不周。此乃天地之化机，圣人之妙用，与天地同不朽者也。 千金方则不然，其所论病，未尝不依内经，而不无杂以后世臆度之说。 其所用方，亦皆采择古方，不无兼取后世偏杂之法。其所用药，未必全本于 神农，兼取杂方单方及通治之品。故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 其药品有多至数十味者。其中对症者固多，不对症者亦不少。故治病亦有效 有不效，大抵所重，专在于药，而古圣制方之法不传矣。此医道一大变也。
然其用药之奇，用意之巧，亦自成一家，有不可磨灭之处。
以上徐大椿 306 个字的评议，虽然不敢谓：“后无来者”，但“前无古 人”除张仲景之外的确毋容异议了。他不论用褒的字眼或贬的口吻，都对两 部《千金方》的优点，客观、明察、求是、公正的下了断语。
徐文分三段；第一段立出一个如何才能称得上好的医学标准，以作为评
议的准绳。他的标准是要医者严守古训，而且不允许有些雷越。 第二段，入题开始对两部《千金方》的批判。但这种批判，却骨子里比
表扬的还要表扬。批评孙氏用内经学说，但杂以后世臆度，其实所谓“后世
臆度”，实质上是推陈出新。批评孙氏用古方而兼取后世偏杂之法，用药本 乎本草而兼取杂方单方之品，实质上是承认孙氏在方药方面的发展和扩大， 打破古人的局限性而适合于今天。所以徐氏指责批评的几点，正是孙氏优点 所在。因为世界上事物总是在发展而不是静止的，一直停顿在《内经》阶段 的思想是违背科学的。旁的不谈，主张守旧的徐大椿是否还在用鸡屎来治病？ 我无法得知，但徐氏所有著作中则干真万确没有见过他有鸡矢醛来治病的记 录；那末为什么忘了《素问·腹中论》的“名为鼓胀，治之以鸡矢醴，一剂 知，二剂已”？其实徐大椿也并非真正的顽固守旧者，在这里固然以卫道之 上的口气来议论孙思邈的推陈出新，但他自己在临床上也是推新人物。且看 中医第一个取用舶来的医疗
器械者就是他，他亲自这样说过“以洋刀点之， 洋刀坚利非几”（见《洄溪医案①·发背》)。200 多年前的老中医，取用西 医医械，也不可谓不“洋”了，而且还对这个舶来品赞赏不已。为什么？因 为事物是在发展与进步。
中医学精髓所在，除“整体观念”之外，只有“辨证论治”。徐氏文中 批判孙氏“有一病而立数方，亦有一方而治数病”，这正是高级的“辨证论
③ 刘毓崧（1818—1867)，清·仪征人，字伯山。所著《千金方考》12 卷。
④ 孙星衍（1753—1818 年)，字伯渊，号季述，清·江苏阳和人，乾隆进士。曾主持诂经精舍、钟山书院 讲席。藏书丰富。
① 《洄溪医案》 1 卷，徐大椿撰，这是他晚年的著作。
治”。一个医生的高明与否？关键就在对“辨证论治”的掌握得怎样。 致于批判孙氏之方“故治病亦有效有不效”。如其用这顶大帽子去套在
《伤寒论》《金匾要略》方剂头上，恐怕也不大不小地十分恰当的。徐氏既 然崇拜《内经》的，那么请看《灵枢·痈疽》，内中有 19 个外科病，生者仅
6 个，而死的却有 13 个，治愈率之低是足以惊人，孙氏方的无效程度是否这 样？第三段，属于赞美的。最后一句“不可磨灭”，的确估计出两部《千金 方》的真正价值。
徐大椿的评语，比较客观而公正的。更其是文章一开始即开门见山，一 言道破地谓：“仲景之学，至唐而一变”，这九个字字数不多份量极重。一 个人而能改变大局的局面，就伟大。
评某一部著作的价值，凭样印再版的次数来衡量，用现代语来说是发行 量，倒也是一个客观的尺度。且看两部《千金方》的版本罢。
从宋代至今讨论得很多，如《崇文总目》①《脉望馆书目②》、《医藏书 目③》、《读书敏求记校证》、《万卷堂书目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⑤》、《百宋一廛书录⑥》、《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⑦》、
《郑堂读书记》、《古书经眼录》、《百宋楼藏书志①》、《经藉访古补遗②》、
《日本访书志③》、《艺风藏书续志④》、《善本书室藏书志⑤》、《四部总录 医药篇⑥》??等等，都有记述或评议，这种情况，为历代中医著作所罕
见的。以下将现存主要的古刻版本，再作一简介：
《要方》：
1.宋·治平二年（1065 年)原版（现在日本、米泽的上杉文库)
2.明·嘉靖二十二年癸卯（1543 年)小丘山房乔世定刻本。
3.明·万历十六年戊子（1588 年)刊本。
4.明·万历三十一年癸卯（1603 年)吴氏重刻本。
5.明·刘氏慎独斋刻本。
6.清·康熙二十八年已己（1689 年)刊本。
7.《四库全书》本（1799 年)。
8.日本·天明六年（1786 年)西宫园藏版皇都西村上勘兵卫等发行。
① 《宗文总目》66 卷，宋·王尧臣等撰。
② 《脉望馆书目》，脉望馆，是明末·常熟（今江苏苏州市常熟镇)赵用贤、赵琦美父子的书斋名。将藏 书编成的目录。
③ 《医藏书目》100 卷，明代著作，作者待考。
④ 《万卷堂书目》，为明代·广东省东芫陈琏藏书楼“万卷堂”的书目。
⑤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20 卷，清·纪购等编。
⑥ 《百宋一廛书录》 1 卷，清·顾广析撰，黄丕烈注。因顾氏藏有宋刻本百卷而名其书斋。
⑦ 《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24 卷，清·瞿镛编。瞿为江苏、常熟大藏书家，且多珍本书。
① 《百宋楼藏书志》120 卷，清·浙江省归安（今猢兴)·陆心源撰。陆为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其书分 藏于“百宋楼”、“十万卷楼”、“守先楼”三处。“百宋楼”中藏有 200
百部宋版古书。
② 《经藉访古补遗》106 卷，清·阮元主编。
③ 《日本访书志》16 卷，清·杨守敬撰。今人工重民续以《补遗》。
④ 《艺风藏书续志》待查。
⑤ 《善本书室藏书志》40 卷、附录 1 卷，清·钱塘人丁丙撰。
⑥ 《四部总录医药编》不分卷，分八门（之瞩)，近人丁福保、周云青编。
9.日本·嘉永二年（1849 年)江户医学影北宋本。
《翼方》：
1.元·大德十一年丁末（1307 年)，梅溪书院刻本。
2.明·万历三十二年乙已（1605 年)，
王肯堂刊本。
3.清·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 年)，金匮华希闳刊本。
4.清·光绪四年戊寅（1878 年)，上海印日本文政版。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孙氏在中医学术上的地位，就借用北京中医学院的
《中医各家学说·孙思邈》的“这两部书是学习和研究祖国医学的重要参考 文献”，“给后代传下了丰富的遗产”，“为历代医家所重视”。
（二十二)国际影响
两部《千金方》的国际影响，主要在日本。
日本在《大宝律令》（701 年)里，从中国引进的仅有《素问》、《甲 乙》、《小品》、《集验》等书。纵然在 682 年两部《千金方》都已脱槁， 但总以手抄不易、时间太短、交通不如今日的方便而未能及时传入。在 897 年逝世的日本·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才见有《千金方》的记 载。因缺乏可靠资料，只能推测起来，很可能那年 66 岁的鉴真和尚在天宝十 二年（753 年)12 月第六次东渡成功到达日本时带来的。
之后，成书于十世纪前半叶的深江辅仁《本草和名》中就有 29 种药，取
材于《千金方》。
成书于日本·永观二年（982 年)，丹波康赖《医心方》中引用《千金 方》的有 481 条。所以丹波氏有这样一句话，“脱离了千金方，就谈不到医 心方”。
写成于日本·永保元年（1081 年)，丹波雅忠的《医略抄①》，也把《千
金方》列为 23 种日本医学重要文献之一。 丹波行长也用《千金方》作蓝本，在弘安十年（1287 年)写成《卫生秘
要抄②》。
镰仓时代（指 1192—1333 年之间)，重要医书《顿医抄》③，就是释性 全引用《千金方》中 190 方在 1304 年写成的。
到了室叮时代（指 1338—1573 年，室叮幕府时代)有了字典，饭尾永祥
的《撮壤集④》（1454 年)中，把两部《千金方》列在 30 部重要医书中的首 位。
直到现在，日本皇汉医家对这两部《千金方》在奉为圭皋而认真地在学 习、探讨、研究。1975 年 6 月 23 日，东京中央社电，题为“日本发现中国 古代医书《备急千金方》”（见（1975 年 7 月 7 日《参考消息》)，文为：
??世界最古老的一本中国的疾病药方，被发现在日本保存下来。这本 古老的中国医药书籍，名为《备急千金要方》，是由孙思邈编撰的。这位传 奇人物，据说是生于隋。初版极可能是手抄本，因为当时中国的印刷术尚未
① 《医略抄》1 卷，分 50 门，集方 232 首。
② 《卫生秘要抄》8 卷，丹波行长撰。
③ 《顿医抄》8 卷，日本性全和尚将《千金方》的方药重编而成。
④ 《撮壤集》，日本饭尾永祥撰。属于字典、词典一型的著作。
发展完全。 第一版刻印本是林亿领导的一批学者和医药专家在宋英宗治平二年（公
元 1066 年)奉诏出版的。 这本书在唐、宋年间最为流行，一般人都广为采用书中的药方。 这部第一版的《千金要方》流传到日本，目前保存在米泽的上杉文库。
它一向被日本政府视为“国宝”，咸信这是世界上仅存北宋版本。 本书和《素问经》、《灵枢经》等其他古代中国医书不同，后两本书是
理论上的探讨，一般读者都难以了解。 然而，《千金要方》搜集了 232 种疾病的 5003 种药方。
这本书在序文中指出，该书首先讨论女性病患，其次是婴儿，随后是包 括
糖尿病在内的其他一般疾病。
著名的日本学者多纪元坚在江户时代，曾重印这部中世纪的占代中国草 本药方辑要。多纪是平安时代另一位著名日本医学专家丹波康赖的后裔。丹 波是《医必要》一书作者，他自称是汉灵帝第五代后裔。
这部最古老的中药处方辑要，最近曾由中国在日本学者景嘉照相印刷重 新编辑。
每日新闻开发公司印行的 500 部 35 册有限版本，使用的是土佑制造的宣 纸。
这一套书售价是 1200 美元。这 500 部书实际上予售一空。
因之，可以知道两部《千金方》在日本的身价了。 在日本翻印的两部《千金方》，有：《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1659 年)，
万治敦贺屋久兵卫。《千金翼方》（1770 年)，明和植村藤三郎。
《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1785 年)，天明西宫园。
《重刊孙真人备急千金要方》（1799 年)，宽政村喜兵卫。《千金翼方》
（1829 年)，文政江户医学。
《千金方》真本（1832 年)，天保松本幸彦。
《少小婴孺方》（1833 年)，文政罔氏偷闲书居。
《大医习业》（1844 年)，天保喜复村学训堂。
《备急千金要方》（1848 年)，嘉永江户医学。
《大医习业》（1860 年)，万延喜多村氏活字。 还有不少把整个或部份的两部《千金方》译成日文者，因手头没有可靠
资料，不敢鲁莽错引。事实上远远不止此数。
且看人民卫生出版社在 1955 年影印的《备急千金要方》、《干金翼方》， 还是从日本反馈过来的“江户医学影北宋本”哩。
此外在朝鲜的影响也不小，朝鲜两部医学巨著《医方类聚》与《东医宝 鉴》，都是以两部《千金方》作准绳来编写的。
《医方类聚》为朝鲜金礼蒙等所编，计 265 卷，成书于
1445 年。它第一卷第一、二篇，就是把《要方》的“大医习业”“大医 精诚”全文转载，把孙思邈思想作为中心的精神。在第 199 卷（注：原书为
365 卷，后被日本丹波元坚加以整理，乃为 266 卷。这里用的，为原有的 365 卷计算，下同)索性把《要方》二十七卷中的“养性”、“道林养性”、“居 处法”、“调气法”与“房中补益”五篇原封不动地予以转录。除此之外， 全书或大段照抄，或把方剂、小论，安插在全书中者有 162 节，内《要方》
148 节，《翼方》14 节。
《东医宝鉴》25 卷，为朝鲜许浚奉敕而撰写，成书于 1611 年。一展卷 除了把《千金方》列入“历代医方”之外，还把孙思邈思想完整地贯彻其中。 卷一之首第一句就是“孙真人曰，
??”。第一篇论文“身形”中的“形气之始”、“四大成形”、“形 气定寿夭”、“四气调神”、“以道疗病”、“搬运眼食”、“按摩导引”、 “还丹内炼法”及“养性禁忌”??等句，也不折不扣地是孙氏思想的反映。 甚至“养性延年药饵”中绝大多数的方与药，是两部《千金方》的。
（二十三)小结
通过以上推敲，两部《千金方》的价值，是肯定的。在中医文献中除了 四大经典之外，可以屈指居首。“思邈以绝人之识，操慈仁恻隐之心，其叙 千金方翼，及粗工害人之祸，至为愤切。后人稍闯其藩垣，亦足以其术呜”
（见《医学正传①·医学或问》第一条)，虞氏言简意赅的指出医术和医德两 个要害之处。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予以否认者，如明·李汤卿就认为“如巢元
方之作病源书，孙思貌之作千金方，盖辞益繁而理愈昧，方弥 广而法失真”（见《心印绀珠经②·原道统道》)者，也只能代表其个人
而已。
如其用国外学者评价的话，国际科学史学院会员、日本关 西大学教授宫下三郎谓：“中国医传到日本，即形成了所谓汉方医学。
其中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唐·孙思邈的著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在
江户时代后半期的一个世纪期间（约 1767—1867 年间)，虽然也获得高度评 价，但若与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的影响相比较，可以说是昌盛一时；就 其影响的深远来讲，没有超过孙思邈的著作。”①
当然，也可以因时代关系难免有一些白壁之瑕，但也是微乎其微的不足
挂齿的。 总之，两部《千金方》是孙氏毕生心血，同时也正是这两部《千金方》
使孙氏得以千古不朽。
两部《千金方》是由精湛的医学技术、高深的道教修养和纯洁的品德思 想三者结合而成的。也可以说“技术是医学，思想是道教”，再加上崇高品 德。假如不是如此，那末为什么医界文献中有他崇高的地位。假如不是如此， 那末为什么开编于六朝（386—589 年)、杀青于明·万历（1573—1620 年) 搜集文献 5485 五部、分装五百十函的《道藏》在医书中仅仅把《
黄帝内经》 与《千金要方》搜集入编呢？假如不是如此，为什么自古以来不少不是医林 中人物的学者，来拜读它？
再一个有力证实两部《千金方》的渊博和倾侧于道教，全书中引用前人 名言也不少，如：
孔子：见《要方·养性·道林养性》的“孔子曰，??”（还有不少的 引用，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下同)。
① 《医学正传》8 卷，1515 年写成。作者虞博（1438—1517 年)，明·浙江义乌人，字天民，自号花溪恒
德老人。学宗
朱丹溪。
② 《心印绀珠经》2 卷，为明人李汤卿撰，李氏生卒年月及事迹迄无可考。书成于 1547 年。
① 见 1983 年《中华医史杂志》第 13 卷、第 1 期 56 页，宫下三郎“孙思邈在 日本”。
（以上儒家一人。) 老子：见《翼方·养性·养性禁忌》的“老子曰，??”。庄子：见《要
方·序例·大医习业》的“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 列子：见《翼方·养性·养性禁忌》的“列子曰，??”。天老：见《翼
方·养性·养性禁忌》的“天老曰，??”。淮南子：见《翼方·养性·养 老大例》的“淮南子曰，??。”
彭祖：见《要方·养性·房中补益》的“彭祖曰，??”。高阳负：见
《要方·肾脏·补肾论》的“高阳负曰，??”。稽康：见《要方·养性·养 性序》的“嵇康曰，??”。张湛：见《要方·序例·大医精诚》的“张湛 曰，??”。张天师：见《翼方·禁经·掌诀》的“张天师曰，??”。仲 长统：见《要方·养性·养性序》的“仲长统曰，??”。皇甫隆：见《要 方·养性·养性序》的“隆上疏对曰，??”。
张季伯：见《要方·伤寒下·溪毒证》的“张季伯书之，??”。 王良：见《要方·伤寒下·溪毒证》的“王良??书之”。（以上道家
14 人。) 扁鹊：见《要方·诸风·诸风》的“扁鹊曰，??”。张仲景：见《要
方·序例·治病略例》的“张仲景曰，??”。 华佗：见《要方。伤寒上·伤寒例》的“华佗曰，??”。王叔和：见
《要方·伤寒上，伤寒例》的“王叔和曰，??”。陈延之：见《要方·伤
寒上·伤寒例》的“小品曰，??”。卫讯：见《要方·食治·序论》的“河 东卫汛记曰，??”。徐嗣伯：见《要方·小肠腑·风眩》的“徐嗣伯曰，??”。 徐之才：见《要方·妇人方上·养胎》的“徐之才逐月养胎方，??”。
陈廪丘：见《要方·伤寒上·伤寒例》的“陈廪丘云，
??”。 甄权：见《要方·针灸下·取孔穴法》的“甄权曰，??”。 张笛：见《要方·伤寒下，劳复》的“医者张笛说，??”。
（以上医家 11 人。)
黄帝：见《要方·膀胱腑·膀光腑脉论》的“黄帝曰，
??”。 歧伯：见《要方·诸风·论杂风状》的“歧伯曰，??”。 伯高：见《翼方·色脉·诊色法》的“伯高曰，??”。 雷公：见《翼方·色脉·诊色法》的“雷公曰，??”。 葛洪：见《要方·养性·养性序》的“抱朴子曰，??”。
（以上亦医亦道者五人。)
以上共引先哲们的言论者 31 人，除去儒家与亦医亦道者 6 人，计 25 人。 医家仅仅 11 人，而道家则 14 人，这不是说是道家的医书是什么？
这型衷道参医的医学，可能还是在学术上、群众间是十分欢迎的、接受 的，所以步其后尘的著作也不少（详见下节“三·《千金方》不是孤芳无伴”)。 而且直到宋代，连政府都鼓励医学要与道教合参。事见《玉海①·艺文艺术》： “诏以《内经》考其常，以《天元玉册》②极其变。”考《天元玉册》虽已失 传，但都能知道，为启玄子王冰所撰，专论五运六气而接近于道家之书。
① 《玉海》200 卷，宋·王应麟撰，内容为搜罗典故，囊括旧闻，分 240 余类。
② 《天元至册)30 卷，《医籍考》作《天元玉策》，启玄子撰。
最后，还是借用元代虞山隐士、中阳老人、王珪在《泰定养生主论·自 序》中的一言，是“泄二教（指医与道)之机奥，引九流（隐射百工杂技， 意思是多学科)之绪余”来作两部《千金方》的总评语。
大医（二)
《千金方》不是孤芳无伴
“泄二教之机奥，引九流之绪余”的两部《千金方》，是否在橘井书林 中孤芳独赏吗？不，还有，而且还多哩。但终以水平不及两部《千金方》而 难以被人所侧目。
号称《小道藏》的宋·张君房①的《云笈七签》，的确是道 家文献中佼佼之作，除了高深的玄机真证道家理论之外，还有不少关于
人的生理、病理、保健、养生、长寿的章节，但毕竟难称医学著作，故不论。 但李时品的《医道还元》，凭作者自己的话“得遇钟离老祖，授以心性之学， 皈依至道，并授济世救人妙术”（见《医道还元·自序》)，是典型的积善 派道教医书。陈士铎的《百病辨证录》、《石室秘篆》①和《洞天奥旨②》， 纵然，书名早就发出了道教浓厚气息，而且“未有怪妄至此者，亦拙于作伪 矣”（《四库全书提要》)对它的批判，可是内容中毫无道教思想。现在把 道教与医学融为一炉的著作，作一介绍，证明两部《千金方》的风格，不是 孤独无伴的。
《养生必用书》，作者初虞世，宋时人，字和甫，精于医，对《素问》、
《难经》造诣极深。因未搜入《医籍考》，故无法证实“医”与“道”的比 重如何？但也因之可以看出，“道”多于“医”而不被搜入。
《泰定养生主论》十六卷。引用《庄子·庚桑楚》的“《宇泰定者，发
乎天光”而命名其书。作者元代吴郡人王珪，字均章，号中阳老人，因隐居 虞山，故人称隐君。医学方面对痰症最有成就。精于医而好丹术，故自称为 洞虚子。
有人认为《医道还元·脉理奥旨》的：“北坎命根，活五黄而通九柴。
南离神室，宰白壁、而守青松”??等句，是出于元代成宗·大德间（1297
—1307 年)玄白子的《西原正派脉诀》。同时再对照玄白子自序“悉自刘氏 我师，宗阳朱炼师脉明，最为得传者。大德辛丑（1301 年)，既从炼师得崔 刘四脉，玄又乃扩其意，为之图并歌括，以教稚子”，也颇符合。考玄白子 名张道中，可惜人与书都已无法考查。
《乾坤生意》作者朱权。生于明而殁于清。大文豪钱牧斋（1582—1664
年)对他作过这样的介绍，谓“宁献王，讳权，皇帝高十六子，??晚年深 自韬晦，益慕冲举，自号臞仙。所著有《神隐时后神枢》、《遐龄洞天志》、
《神奇秘谱》、《运化玄机》《神应经》作者陈会。本书刊行于明。洪熙乙 已（1425 年)。朱权序谓：
独宏纲乃遇信卿席真人所授之木，故其补泻折量之法，其口诀指下之妙，与世医所不 同，??更其名日《神应经》。
《四库全书提要》：
① 张君房，宋·湖北安陆人，景德间（1004—1007 年)进士，大中祥符（1008 —1016 年)从御史台谪官
至海宁。时真宗崇尚道教，又起用张氏，整理道教书籍。 主要有《道藏》及《云笈七签》等。
① 《石室秘箓》6 卷，陈士铎撰。
② 《洞天奥旨)16 卷，为外科专业书，清·陈士铎撰。
此书当在正德（1506—1521 年)前矣，所论皆针灸之法，有歌诀，有图有诀，传写 伪谬，不甚可据。前有宗脉图一页，称梓桑君席宏达九传，至席华叔十传在席信卿，十一 传至会，??。又有席宏达誓言，谓传道者，必盟天敌血，立誓以传。当于宗派图下，汪 其姓名。如或妄传非人，私相付度，阴有天刑，明有阳谴云。是道家野谈耳。
《神应经》，属针灸一类的文献，因出于道家之手，故而蒙上了一层迷 人的色彩。据说日本也有一部《神应经》，乃 1868 年日本维新之后，为大教 院所撰，与这里的《神应经》毫无干系。
《忽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成书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 年)， 作者熊宗立①，此书完全用道家理论来解释《八十一难经》。但后人对它的评 价不高，虞搏认为“此马宗素②无稽之术，而以世之生灵为戏玩耳”（见《医 学正传·医学或问·第三十五》)。《四库全书提要》也认为“以生克制化， 推其王相休凶而已，初无所徵验也”。
韩懋的《韩氏医通》，作者是以道家身份来参予医界的。此书开卷第一 章“绪论章”第一节、第一句就是“天地万物，气成形也。不位不育，病之 时也。人之养气践形而致中和者，医之道也。??气之冲、神之化，皆此身 之真息以踵也”。考气字，道家认为是构成万物的物质基础，因为他们接受 了《易，系辞上》的“精气为物”的思想。诚如他们所谓“阴阳精灵之气， 氤氲积而为万物”。道家求其保健延年，所以有“服气”“炼气”“食气” “行气”??等的修炼。
任何一部书，第一篇或第一节或第一句，内行称为破题，都是曝露全书
的中心思想，所以《韩氏医通》的医学思想也明之又明地归乎道教。 之后“万物负阴而抱阳”、“医之理，可比周易”??等等，以及文章
中杂以八卦学说，也都是为气字作解释与阐明。
最后“同类勿药章”殿后，也仿《翼方》的用房中补益术来作结束。
《赤水玄珠全集①》，为在孙思邈医学思想指导下撰写的许多医书中唯一 的有名巨著，作者孙一奎。孙氏在其著作中，屡屡谈到“道遣异教，家有仙 仙者”（见《赤水玄珠集·序》)，“与河、洛、周易、灵、素、洪范、黄 庭、性理诸家，合一不背”（见《赤水玄珠集·几例》)“余故采仙经要语 以示人之摄养”（见《赤水玄珠集·方外还丹》)，“元精化为交感精，元 气化为呼吸气，元神化为思虑神，此三元分泄，难复天真”（见《赤水玄珠 集·还丹秘要论》)??等不少以道教说理来解释医理。
其中更用《黄庭经》来纠正医家相火属右肾之非（见《医经绪余②·命门
图说》)。
所以后人对他的医学思想，用“融三教之说，会革于医”（见 1986 年人 民卫生出版社出版《赤水玄珠集·点校说明》)九个字作评语，的确一言中 的。
① 熊宗立，字道轩，明·福建建阳人，师刘剡，好讲阴阳医卜之术。著有《忽 听子俗解八十一难经》7 卷，
国内已佚，1983 年中医古籍出版社据日本翻刻明成 化八年壬辰（1472 年)鳌峰熊氏中和堂本影印一批。
② 马宗素有两人，一为金代平阳洪洞人，受业于刘完素，著有《伤寒医鉴》1 卷。一为金代道士丹阳子的 本名，山东宁海（今山东牟平)人，知医精针灸。这里指 的是道士马宗素。
① 《赤水玄珠集)30 集，分 76 门，论述内、外、妇、儿各种病证。明孙一奎著。
② 《医旨绪余》2 卷，共 78 篇论文，明·孙一奎著。
岳甫嘉③的《妙一斋医学正印④》，妙的取义，是合《老子》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的妙和《庄子·大宗师》“安排而玄化，乃入于
寥天一”的一而故称“妙一”。不过作者自谓，是“先王祖忠武之用兵也， 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见《妙一斋医学正印编·序略》)，这非但可以 叨荫祖上岳飞（即先王祖忠武)的光采，而且可以把道家色彩隐晦一些。
根据本书赵志孟序文，一开始即提到“昔孙思邈摄生太白山中”，最后 以“阴调元化，则孙、陈两先生不得专席于古矣。天下之颂公者，宁止衡山 燮理玉铉，炳光青史乎哉”来结尾。考所谓孙、陈两先生，孙指孙思邈，陈 指陈搏①，公指作者岳甫嘉。
在《种子编》中的“先天灵气”、“养精有道”、“炼精有诀”“胎始 从乾”、“脉息和平”??等篇，都属于道教说理。
像这样一型“技术是医学，思想是道教”的医学著作，事实上还不止以 上几种。所以两部《千金方》模式，的确不是孤芳独赏。 此外，还有不少道家的医或医而崇道者，有：
汉：？——壶公 三国：？——负局先生 晋：葛洪——抱扑子 六朝：陶弘景——华阳真人 宋：王冰——启玄子
朱肱——无求子
崔嘉彦——紫虚真人 郑荣——自清道人 杨大钩——道士
元：？——西方子
王珪——中阳老人 刘开——复真道人 明：韩愗——飞霞道人
祁嗣箓——肖虚道士
孙一奎——生生子 熊宗立——勿听子 清：陈士铎——朱华子 叶其秦——抱乙子
袁仁贤——悟真山人
这样看来道之与医的关系，远远超过了fo之与医。
－－－－－－－－－－－唐代孙思邈为中国历代大名医之一，他在中医事业上作出无与伦比的承 上启下的贡献。而且善于吸收外来医学的营养充实、发展中医本身，使中医 继后汉之后的唐代又登上一个新的高峰。两部《千金方》中留下了丰富的宝 贵遗产，他提倡的综合疗法、重视的卫生保健等等，对后世中医学甚至在国 际上影响很大。
缘于他的思想的准确、医德的高尚、贡献的巨大，于是敬仰、崇拜过了 头而予以“神化”了。本书实事求是地介绍他、分析他，又把他从“神仙”、 “真人”席上，拉回到“名医”的位置上。
前 言
以奇特、神异、智慧、博学、薄名利、鄙富贵、享高龄以及名医名儒、亦僧亦道的孙 思邈来说，在上下古今两千年中中医界里是罕见的传奇式人物。所以一提“孙真人”三字， 谁都知道。
“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道合古今，学 殚数术，高谈正一”，“韶年知道”（引《旧唐书·孙思邈传》)，“阴阳推步医学，无 不善”（引《唐书·孙思邈传》)，龙王献方（见《西阳杂俎》)，龙王推荐，“白日冲 天”（见《独异志》)，“死经月余，颜色不变，举尸就木如空衣”（引《谭宾录》)， 昆明池老龙被扼于胡僧、乃求救于真人（见《尚友录》)以及“生而神灵”（见清·嘉庆 三十七年《孙真人祀殿记》碑)、“降龙伏虎”（见金·大定癸卯《唐太宗赐真人颂》碑)、 “治龙治虎，救苦救难”（见清·同治十一年《孙氏墓碑》)等，无不神异。
还有三次坚决拒绝了高官厚禄，即：杨坚为周静帝辅政时的礼遇；唐太宗召诣京师， 授以爵位；唐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都是一般人所难以理解的。
但他毕竟不是“神仙”而是“凡人”，惟他的思想和一般庸夫俗子有所不同而已。其 所以然者，他有三省四箴的高尚品德，白云苍狗的鄙视荣华，乐天知命的安于贫贱，
鸥闲 鹤静的善于养生，五车三筐的博学多能，横锦散珠的写作能力，换心移树的医学水平，折 短剖圆的数术天才，妙理玄机的卜易绝技。再加上了天悟神聪的禀质独厚，难老长生的期 颐高寿等等，哪一件事无不使人们所倾倒崇拜。崇拜达到了疯狂，“神仙”也就出现了， 事实上也不足为奇。
在儒家方面对贤希圣的重望，道家方面含元抱一的归真和释家方面面壁传衣的三皈， 更在奇人身上增添特殊的面纱。
所以对孙氏的认识，不能停留在现象上作依据，必需在实质上——也就是思想上分析 探讨。笔者写此评传，就是这样。
孙氏的思想纵然是错综复杂、万绪千头，有时甚至“大德”、“小德”之间矛盾构凿， 但总的说来却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所以笔者此作，一方面固然出于景仰他、 纪念他，但主要的另一方面还是总结出他的思想，为今后不论在伦理学领域或医药学领域 里找到了学习踵随的标本。
笔者以一介龙钟老中医，幼年困读了十多年私塾；青年时株守家园、奔波垅陌，朝夕 周旋于采薪者之间；壮年则带徒、教学、临床，更碌碌终朝；暮年则未予退休，仍然伏枥 于绛帐杏林。对外则鲜问世事，对内则无闲读书，寡闻陋见，视听之野狭隘，冒昧挥毫， 故而错误必多，希读者指正及厚谅。
承蒙弟子陈国丰鼎力协助，在此致谢！
1991 年初夏 云间干祖望时年八十于金陵茧斋
孙思邈评传
第一章 生卒之谜
一、可以怀疑的史料
关于孙思邈的生卒时间，史料所载，说法不一，其间先后差距竟达百年。 纵然至今还在研讨争议，但仍无真正的定论。
自《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①、《十七史商榷》②提出孙氏生卒质疑之后， 就引起了人们考证的兴趣。在这两百多年中（指 1781 年《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1789 年《十七史商榷》粹行到现在)见仁见智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
《旧唐书①·孙思邀本传》：“永淳元年（682 年)，卒”的记载，已被 史学家、医学家、药学家及有关科技工作者所同意。虽
然还有什么“永淳二年（岁次癸未，683 年，本年十二月改元为弘道， 在正史上并无永淳二年)者②”、有“永徽三年（652 年)者③，但都已否定 了。至于还有永淳九年”④者，考永淳仅有一年，并无九年，恐“九”为“元” 字之误。
诞生日期，聚讼纷坛，尽管现在似乎以隋·开皇元年（581 年)诞生享
年 101 岁作为“定论”，但内中破绽，还是俯拾即是。 此外，还有从记载、碑铭、推算、考证出来的如：梁·天监十年（511
年)左右⑤;梁·天监十七年⑥（518 年)；梁·大同三年（537 年)⑦梁·大同
七年（541 年)⑧；周·宣帝时（578579 年)⑨；隋·仁寿元年（601 年)⑩。 与隋·皇泰元年（618 年)(11)??等。所以他的享年也除了现在“公认”
的 101 岁之
外，还有 171 岁左右，164 岁、145 岁、141 岁、一百零四、五岁、80 岁及 64 岁。至于其中上下一岁者，乃虚龄与实龄之差。纵然这样多的差额， 还是比较接近 141 岁的事实。其所以然者，因素固然很多，但误于原始史料 者，应置首位。因之，我们不能不先把记载孙氏事迹的文献、碑志，予以讨
论。
（一)新旧《唐书》的破绽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200 卷，清·纪陶（1724—1805 年)总纂。刊于 1782 年。
② 《十七史商榷》99 卷，清·王鸣盛纂，刊于 1787 年。
① 《旧唐书》200 卷，后晋·刘晌等撰，945 年完稿。原名《唐书》，因与宋·欧阳修等所撰《新唐书》相 区别而冠以“旧”字。
② 见陕西省、耀县、孙家源的清·同治十一年“唐代敕封妙应真人之光茔碑”。
③ 见《续仙传》。
④ 见《玄品录》。
⑤ 根据《旧唐书》推算。
⑥ 见《四部总录医药编》转引《通义堂文集》。
⑦ 根据《大唐新语》推算。
⑧ 根据《旧唐书》。
⑨ 见“唐代敕封妙应真人之先茔碑”。
⑩ 见《旧唐书》。(11)某学者推算。
考《旧唐书》成书于后晋（936—940 年)。天福六年（941 年)开馆展 卷，至开运二年（945 年)脱稿。此时正值建都洛阳①的后唐（923—936 年)、 建都扬州②的吴（892—937 年)亡国不久，建都成都③的后蜀（934—965 年)、 南昌④的南唐（937—975 年)、广州⑤的南汉（905—971 年)、长沙⑥的楚（896
—951 年)、福州⑦的闵（893—945 年)及江陵⑧的南平（907—965)等国， 群雄称霸，割据中原的乱世，根本不是坐定下来修史撰志的时候。加之本史 仅仅用四、五年间来草率完成。而且正当本书杀青之日，也就是后晋巢覆之 时，完成后墨迹未干而江山易主。所以后人对本书的评价是“仓促成书”， “语多支蔓”，信非虚语。它虽有唐皇朝历代“实录”及史馆“国史”可资 采摘，但总以战祸连绵，丧乱无法征集而没有过多足以充实利用的正确素材。 乃不能不旁采杂说、稗官、传记以补充。更有一个写史惯例，往往专重于国 家大事、天灾人祸、君主王室、功臣大将，对目为九流三教的医人医事，视 为无挂齿之必要而未加关注着墨。
当然，也还有它有利的一面，如唐之亡（907 年)距后晋之兴（936 年)， 时逾不过 30 年之近。唐都长安①至后晋都沛梁②路不到六百公里之遥，各种文 件不至于全付荡然。所以撰史者尚有一鳞半爪资料可据。不足之处当然再乞 灵于稗官小说。唐人的街谈巷语小说本来谎诞不经的特色早就在文坛上享有 “盛名”。所以《西阳杂俎》③、《宣室志》④、《大唐新语》⑤、《谭宾录》
⑥、《独异志》⑦、《前定录》⑧、《定命录》⑨??等有孙氏记载的都是借鉴
对象。这样而要求很高的准确性，是很困难的。
《新唐书》⑩是宋·仁宗赵侦（1023—1063 年在位)认为《旧唐书》浅 而陋，乃使宋祁（998—1061 年)、欧阳修（1007—1072 年)重撰唐史。宋、 欧两公俱为一代文豪，而且自庆历四年（1044 年)开馆动笔，至嘉祐五年（1060 年)历 16 年之久而书成。诚如《二十二史札记》①评谓：“五代纷乱之时，
① 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
② 扬州，今江苏省，扬州市为中心的一大片地区。
③ 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
④ 南昌，今江西省、南昌市。
⑤ 广州，今广东省、广州市。
⑥ 长沙，今湖南省、长沙市。
⑦ 福州，今福建省、福州市。
⑧ 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
① 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
② 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
③ 《西阳杂俎》20 卷，唐·段成式撰。
④ 《宣室志》10 卷，唐·张读撰。
⑤ 《大唐新语》13 卷，唐·刘肃撰。
⑥ 《谭宾录》8 卷，唐·胡璩撰。
⑦ 《独异志》10 卷，唐·李亢撰。
⑧ 《前定录》10 卷，唐·钟籁撰。
⑨ 《定命录》10 卷，唐·赵自勤原著，吕道生增定。
⑩ 《新唐书》225 卷，余见正文。
① 《二十二史札记》36 卷，清·赵翼撰。
唐之遗闻往事，既无人记述，残篇故籍，亦无人收藏，虽恳诏购求，而所得 无多，故；日唐书根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则太平已久，文事正兴，人间记 载旧事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较多。”但十分遗憾，对孙思邈的史料，非 但没有增添，而且反把几处落笔明确的《；日唐书》搞成模棱两可，朦胧其 辞。例如《旧唐书》的“太宗即位”，显然是指贞观元年（627 年)，而《新 唐书》改为“太宗初”；《旧唐书》的“显庆四年（659 年)”改为“显庆 中”；《旧唐书》的“永淳元年（680 年)卒”改为“永淳初卒”。其所以 然者，显然为难以自圆的乖误柄凿之处，留以斡旋余地。
如《旧唐书》：“癸酉之岁，??思逸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考开皇二 十年（581—600 年)中，根本没有“辛酉”之岁。
又如《旧唐书》：“周宣帝时，思逸以王室多故，??。”考北周宣帝 字文赟，在戊戍年（578 年)六月在位，已亥年（579 年)二月，即传位于其 子字文阐，也即在陈·宣帝陈硕·太建十年、十一年间。根据史书纪年惯例， 应用正统年号，所以该书“陈·太建”才合于理，不该写“周宣帝时”。
（二)稗官小说制造的紊乱
自古以来，稗官小说，都强调趣味性而忽视真实性的细散之言，尤其是 唐代文风，小说家更趋向于神仙鬼怪，诚如《备急千金要方·后序》叹谓： “世俗妄人，??以附致为奇。”
1.《大唐新语》
“高宗拜（孙氏)谏议大夫，又固辞。时年九十余而视听不衰。”这里 的时日，在《旧唐书》中早就指出是“贞观元年（627 年)”，在事实上这 年孙氏为 86 岁。如以《大唐新语》推算，则孙氏当生于梁·大同三年（537 年)之际。
又谓“永徽初卒”，则又把逝卒日期，提早了 30 多年。
2.《独异志》
“唐·天后朝（684—704 年)，处士孙思逸居于嵩山①修道”。其实此 时，孙氏早已逝世。事实上孙氏也未见隐居过嵩山的记载，很可能将“太白②” 误作“太室③”之故。
“于是思逸归蜀青山城，撰千金方三十卷，既成而白日升天。”根据此
说，则《千金翼方》在何时撰写的？而且四川省无青山城一地名。
3.《续仙传》④《续仙传·隐化》：“孙思逸，??永徽三年二月十五日， 晨起，??谓子孙曰，我为世人所逼，隐于洞府修炼，将升无何之乡，臣于 金闷，不能应召来往，俄气绝。”
根据此说，孙氏如诞生于梁。大同七年（541 年)者，则享年 111 岁。 如于隋·开皇元年（581 年)者，仅仅 71 岁，怎能自圆其说？4.《玄品录》
①《玄品录·道品》：“永淳九年卒”。历史上永淳根本没有九年。
① 嵩山，俗称中岳。今河南省，登封县北。山之东半称太室，山之西半称少室。
② 太白，即终南山，在陕西省，盩厔县南。以冬夏积雪，故称太白。
③ 太室，即嵩山，在河南登丰县北。
④ 《续仙传》3 卷，唐·沈汾撰。记有学道成仙、飞升或隐化的传主 36 人。
① 《玄品录》5 卷，元·张天雨辑。
（三)碑铭制造的紊乱
树立在陕西省、耀县、孙家源孙氏故居的真人祠中两碑。1.清·顺治十 八年（1661 年)的“重修真人词记”碑“（孙氏)宣帝时以王室多故，遂隐 于蜀之峨嵋山②四十年。隋文帝征为博士而弗就，恐征书复至，又隐于秦之太 白山十一栽??”。
考周宣帝在位自戊戍（578 年)年六月至已亥年（579 年)二月。而隋文 帝征为博士十一事，根据《旧唐书》是在已亥（579 年、至庚子年（580 年) 问，中间仅仅一两年之久，那里有四十年。也可能这里的“隋文帝征为博士” 不是《旧唐书》的一回事，那未隋文帝卒于甲子年（604 年)7 月，578 年到
604 年，也只有 27 年，何来 40 年？还有隋文帝征为博士一事在已亥、庚子 间（579—580 年)到贞观元年（627 年)奉诏入京一段时间，长达 47 年，今 也反而为“十二载”，紊乱得从何说起！
2.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的“唐代敕封妙应真人之先茔碑”“（孙 氏)生于周宣帝时（578—579 年)”、“殁于永淳二年”。考年号上永淳仅 有元年，无二年。
（四)文学札记制造的紊乱
《通义堂文集》①：“上溯二十年前，为北魏神龟元年（518 年)，徽君 之生，当在此两年之内（518—519 年)。”又：“则千金翼方之成，当在永 隆元年（680 年)，徽君时年百六十二三岁。又阅（越)二年，乃为永淳元 年（682 年)，徽君得年一百六十四五岁。”（见《四部总录医药编》②)
（五)医学文献的误引
1.《名医类证医书大会》③“药上真人孙思逸，??永徽三年（652 年) 二月十五日，晨起沐浴，俨其衣冠，端坐而化”。
2.《本草蒙签》④也是为永徽三年逝世，文章内容与前者相同。
二、谁说的合理
剔除毫无讨论价值的诸说之外，筛选以下几份分析较为合理或同意较多 者，再加以商兑。
（一)粱·天监十年（511 年)左右
② 峨嵋山：在四川省，峨嵋县西南。
① 《通义堂文集》待考，此处引于《四部总录医药编》。
② 《四部总录医药编》不分卷，近入丁福保、周云青编。
③ 《名医类证医书大全》24 卷，明·熊宗立撰，成书于 1565 年。
④ 《本草蒙荃》12 卷，明·陈嘉漠撰，成书于 1565 年。
根据两部《唐书》，洛州总管独孤信曾见（孙氏)而叹曰“此圣童也”。 考独孤氏，原名如颐，后为北周重臣。在魏·正统（520—524 年)未， 与贺拔度等同斩卫可形而由此知名。西魏·大统（535—551 年)中为陇右① 十一州大都督②、秦州③刺史，当时以其“公私富实，信着遐迩”而赐名为信。 所以独孤信见到孙思邈时，当在初露头角之际，孙氏也适在 13 至 14 岁之间， 所以确是典型的童子。陇右、秦州和孙氏的华原④，地连一片，两人的相遇，
机会极多。
（二)梁·天监十七年（518 年)
《四部总录医药编》转载《通义堂文集》的文章：
孙徽君作千金前方时，已百余岁。后三十年作千金翼，其说必有所据。核以千金本书 自述之词，有言贞观四年旨，有言贞观七年者，有言贞观中者，就贞观中一语绎之，显系 追叙之词，此书告成，至早亦在永徽元年，徽君年已百三十二三岁。??若自永徽元年此 后，更数三十年，则千金翼方之成，当在永徽元年，徽君时年百六十二三岁。又阅二年， 乃为永淳元年，徽君得年百六十四五岁。以享寿之岁推成书之年，亦相符合。
所以以公元 518，加享年 164，为公元 682 年，恰恰是永淳元年。
（三)粱·大同七年（541 年)
根据《旧唐书》：“思逸自云，开皇辛酉岁生。” 有人认为孙氏所谓的“开皇”，是隋文帝杨坚（581—604 年)的同义词。
犹之呼“顺治”即指清世祖爱新觉罗福临而言；呼“康熙”即指清圣祖爱新
觉罗玄烨而言一样。所以孙氏所称的“开皇”，可以指隋文帝从生到死而言。 那未隋文帝从梁·大同七年（541 年)的出生到仁寿四年（604 年)的逝世
63 年中有两个“辛酉”。前者在梁·大同七年，后者在隋·仁寿元年。以后
者而言，孙氏卒年 91 岁，那末对《新唐书》的“卒年百余岁”如何统一？只 能提前的了。
独孤信自正光（520—524 年)未才发迹，经历西魏文帝·大统（535—
551 年)中的煊赫时期到北周·字文觉，孝憋时（557 年)进封卫国公。当年 即因坐赵贵谋反案而被字文获逼至自杀。以此推算，与孙氏会晤而叹称圣童 时，独孤信已接近死期。当时孙氏尚在 14 至 16 岁间，称为圣童也十分得体。 如为开皇元年诞生，则商未升而参已没①，两人是无法有见面之缘的。
此说一成立，则孙氏享年为 141 岁。既和“隋文帝辅政，??称疾不起”、 “周宣帝时，??隐居太白山”十分符合，盖此时孙氏适在 30 到 39 岁之间。 更和晚年与两部《千金方》的关系也衔接得天衣无缝。更可证之于叶梦得《避
① 陇右：指陕西省、六盘山以西至黄河以东一带区域。
② 大都督：相当于现代的军区司令员。
③ 秦州：今陕西省，南郑县。
④ 华原：今在陕西省、耀县东南。
① 商、参、两垦名，参在西升于凌晨，商在东升于黄昏，两垦永不相遇，故称 参商。
暑录话》②：“思逸为千金前方，时已百余岁。后三十年作千金翼方”而益信。
（四)隋·开皇元年（581 年)
根据《新唐书》：“永淳初，卒，年百余岁。”考永淳只有一年（682 年)，上推一百年，则为隋文帝·开皇二年（580 年)，在“余”字上再加 一些即开皇元年了。而且与《旧唐书》的“开皇辛酉岁生”的“辛酉”，许 多史学家认为是“辛丑”之误。辛丑适为开皇元年岁次，于是合拍得天衣无 缝。
再则孙氏 93 岁时遇卢照邻③于长安光德坊的鄱阳公主官舍时，为癸酉年
（673 年)，更是如持左券。
照此说法，孙氏享年为 101 岁。在晚年的撰写两部《千金方》方面即有 问题了。这样则完成《千金要方》时为 71 岁而非百余岁。完成《千金翼方》 时为 101 岁，那未他的研究《伤寒杂病论》是在写成《千金翼方》之后，讲 得通吗？再以年岁推算，独孤信早于孙氏出生之前 24 年就死去，怎样来解
释？
（五)隋·仁寿元年（601 年)
《旧唐书》“思逸自云，开皇辛酉岁生”。有些学者，把“辛酉”之生 的辛酉，退后一个花甲。理由是隋文帝·杨坚在位执政二十四年，一至二十 年（581—600 年)称开皇，二十一至二十四年（601—604 年)改元为仁寿。 仁寿的元年恰恰是辛酉。从古以来凡年号的更换，多数是在位者的驾崩、禅 让或被篡而更易新主之际才改新年号的。现在开皇改元为仁寿，文帝杨坚健 在安康，所以未被世人注意，因之容易把第 21 年的新年号仁寿惯性地顺口仍 称开皇。因之，孙氏是仁寿元年诞生了。这些理由似乎也充足，但惜乎《旧 唐书》紧接下去一句“今年九十三矣”不能视而不见。如确系仁寿元年，则 仅仅 72 岁。即使有人容貌苍老一些，但绝对不至于“询之乡里，咸云数百岁
人，话周齐问事，历历如眼见，以此参之，不啻百岁人矣”。
三、比较合理的诞生之日
统观上述，对孙氏诞生于梁·天监十年（511 年)左右与隋·仁寿元年
（601 年)之说，以享年方面前者太长、后者太短而赞同者乏人。可以使人 接受者，厥唯梁·大同七年（541 年)与隋·开皇元年（581 年)。但内以隋·开 皇元年的赞同者占有绝大多数，现在所有的辞书、教材、医史等都是采用隋·开 皇元年。
但笔者始终感到诞生于梁·大同七年要比隋·开皇元年的说法，更具有 充份理由。
且看解放之后各种纪念孙思逸活动，都是用“纪念孙思逸逝世×××× 周年”的名称。唯 1960 年 12 月 7 日在北京市召开的由北京市中医学会、医
② 叶梦得（1077—1148 年)，字少蕴，宋·吴县人，绍兴进士。著有《避 暑录话》2 卷。
③ 卢照邻，唐·范阳人，字升之。与王勃、杨炯、骆宾王称为初唐四杰。以病 手足孪废而自沉于颍水。
史学会主持的“纪念孙思邈诞生一千三百八十年系统报告会”用诞生的。但 同时在会上提出“不涉及于孙思逸生卒岁月的争论①”，作为肯定后有人反对 而注射预防针，也即证明主张 101 岁的主持人自己也没有过硬的信心。
拥护开皇元年诞生者，纵然人数占绝对优势，但最大的破绽是“隋文帝 征为国子博士”、“周宣帝时隐居太白山”和“独孤信见而叹曰”三大事的 年代，都在孙氏出生之前，又作何解释。
这一点张路玉②在《干金方衍义》中提出过“如果生于隋，周宣帝时便以 王室多故，隐居太白山那”。
孙氏亲笔写的“治蚊龙病，开皇六年三月八日，有人食芹得之，其人病 发似
癫痫，面色青黄。因食寒食锡过多，便吐出蚊龙，有头及尾。从兹有人 患此疾，令服寒食餳三斗，大验”（见《千金要方·肝脏·坚症积聚》)。 假定为隋·开皇元年诞生，孙氏此时仅五岁，怎能临床治病？
这样天大的漏洞，尽管用再多的细纱细丝去织补，也无济干事。 现在将笔者认为诞生于梁·大同七年（541 年)的史据旁证，作一番客
观的分析：
考隋·文帝杨坚出生于梁·大同七年（541 年)六月癸丑夜间，恰为辛 酉，与《旧唐书》引证卢照邻《病梨树赋·序》的“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 生，至今年九十三矣”，完全符合。
陈·永定元年（557 年)之前，为孙氏 15、16 岁，正是这个时期。此时
也正值独孤信位极人间、权倾朝野的黄金时代。以一个大人物而遇到聪明的 孩子，当然脱口而出地“叹曰，此圣童也”。时间如果提早些，则孙氏仅仅 为黄发垂髻，天资也不可能显示出来，如果退后一些，则独孤信也从地球上 消失。
接下去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独孤信又谓“但恨其器大难为用也”一语。考
自《老子·四十一》①的“大方无偶，大器晚成”之后，《吕氏春秋·乐成》
②也有“大智不形，大器晚成”，直到三百年后的王充《论衡·状留》③还在 说“大器晚成，宝货难售也”。同时古人文章更有一个惯例，对某人说的每 一句预言，都要在以后配上后果来证实其灵验。《旧唐书》此言，也正是为 孙氏 86 岁奉诏入京、百岁以后写成两部《千金方》的鸿运与才能脱颖而出作 的伏笔。
《新唐书》：“隋文帝辅政，以国子博士召，不拜。密语人曰，后五十
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考隋文帝辅政，是指杨坚仕于北周，位至相国， 袭封隋国公的一个短暂时期。在静帝·字文阐·大定元年（581 年)，杨坚 废静帝而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改年号为开皇元年（581 年)的前数年。 此时孙氏在三十七、八岁左右，正是出仕的适当年龄。“不拜”，是描写孙 氏的傲慢骨气，不屑为官，正淋漓尽致地烘托出孙氏的个性高尚。《旧唐书》 写作“称疾不起”的“起”乃“赴”字之讹。盖病而致死，才称不起，君不
① 见胡昭衡“纪念孙思邀、开拓新局面”《中华医史杂志》第 13 卷，第 1 期， 1983 年。
② 张路玉（1617—1698 年)，名璐，号顽石老人，清·吴江人。著有《千金方
① 老子：即老聃，春秋战国时·苦县·万乡曲仁里人。姓李名耳，字伯阳。所著之书也称《老子》，又称
《道德经》，上下两篇，为道教经典著作之一。
②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26 卷，战国时吕不韦使门客各著所闻，集论而成。
③ 《论衡)30 卷，汉·王充（约 27—97 年)撰。
见《战国策·秦策一》①有“孝公行之八年，疾且不起”乎。当时孙氏正隐居 太白山②，故称“不赴”。此时年未四十，无法言老，所以只能称疾。“密语 人曰，后五十年有圣人出，吾且助之”，也和“但为其器大而难为用也”一 样，是为 50 年之后孙氏 86 岁时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元年（627 年)入京 作伏笔。
《旧唐书》：“周宣帝时，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新唐书》： “及长，居太白山。“其实当时有陈、北周、北齐三国并存，而且书史习惯 应以陈为正统，为何独言周宣帝？因为孙氏为北周子民，属北周人，家乡在 华原，隐居之处在太白山，都在北周京畿长安附近，所以唯有北周对孙氏有 直接的影响。考周宣帝字文资在位仅从戊戌 6 月到已亥 2 月的半年中，恰为 孙氏三十七、八岁。在此前后数年中，周家王室本身的确纷坛多事；例如癸 已年（573 年)，扩充军备，征及夏人；甲午年（574 年)五月，清洗道教fo 教，在宗教界中造成一片紊乱，和尚道士纷纷勒令还俗遣散；七月份大铸五 行大布钱，以一当十来冲击市场；文宣太后卒；乙未年（575 年)2 月 1 日出 现了当时认为国家灾难的日蚀；七月又禁止五行大布钱的通用而又在市场
上引起了（第二度)紊乱；八月份出兵侵略北齐，失败而归；九月再度 侵犯北齐，攻克 30 余城；丙申年（576 年)3 月，周宣帝出征吐谷浑①：10 月又侵略北齐的平阳②：12 月再攻打晋阳③丁酉年（577 年)元月，北周灭北 齐，得 50 个州、162 个郡、380 个县，并没收了北齐境内所有寺庙观院以赏 给王公们为宅第，僧道 300 万人勒令解散还俗；戊戌年（578 年)2 月，攻伐
彭
城④；4 月份突厥⑤入侵，字文岂负伤，6 月份字文巨死；11 月突厥再度 入侵，大事杀掠；已亥年（579 年)2 月，以洛阳为东京，强逼 4 万多民工来 建造宫殿；6 月份，征役山东人民来修
筑长城；12 月，侵略江北⑥、淮南⑦；庚子年（580 年)2 月，周宣帝字
文赟传位于其子静帝·字文阐，五月字文赟卒，于是杨坚拔扈专政；10 月 1 日又一次认为国难家灾的日蚀。
至于宫闱琐事，尚未列入其内。从陈·大建五年至大建十二年间（573
—580 年)八年中，的确是“王室多难”。当时孙氏在 32 岁到 39 岁之间。 如其为隋·开皇元年诞生，则根本不可能遇到。
根据思邈自称 93 岁那年与卢照邻会晤于部阳公主废宅的癸酉之岁，似乎
铁笔铸案无疑了。但是如其出生于梁·大同七年的话，那未 93 岁与卢照邻会 晤，当在贞观七年（633 年)，但岁次不是癸酉而是癸已。既然可以怀疑《旧 唐书》的辛酉为辛丑之误，那未更有理由来认为癸酉为癸已之误。而且这两
① 《战国策》又称《国策》，共 33 篇，述当时十二国大事。汉·刘向编撰。
② 大白山，即陕西省终南山，为秦岭主峰。
① 吐谷浑，为鲜卑族所建立的王朝。今在青海省北部与新缰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地区。
② 平阳，今山西省·临汾市。
③ 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
④ 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以西与铜山县以东一带地区。
⑤ 实厥，为阿尔泰山一带的游牧民族，后为蒙古所灭。
⑥ 江北，长江以北的总称。
⑦ 淮南，今湖北大江的北汉水以东，及江苏、安徽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
个“误”，是无法避免去其其中之一的，如其是“辛酉为辛丑”之误，则前 前后后的事情都无法吻合。只有“癸酉为癸已之误”，才能完全符合。
但问题又来了，这位“约”生于 635 年的卢照邻，尚未出世，作何讲？ 其实卢氏的生卒时日至今还没有考证出来，这 635 年出生，事难可靠。考卢 照邻和王勃（648—675 年)、杨炯（650—？年)、骆宾王（640—？年)四 人称为初唐四杰，因之有人认为贞观七年（633 年)王、杨、骆三人都没有 出生，卢氏当然也未必入世。其实这个简单的想法也未必符合实际情况，例 如汉未竹林七贤的阮籍（210—263 年)、稽康（224—262 年)、山涛（205
—283 年)、向秀（227—272 年)、王戎（234—305 年)、阮咸（？)和刘 伶（？)七人，他们年龄山涛与王戎之间就相距 29 年，山涛与阮籍也有 24 岁。再看明代吴门四家的沈周（1427—1509 年)、文征明（1470—1559 年)、 唐寅（1470—1552 年)和仇英（？—1552 年)四人，沈周和文、唐两人年龄 高出 43 岁之多。而且七贤、四家还是聚集在一起，而初唐四杰则分处幽州范 阳①（卢)、绛州龙门②（王)、婺州义乌③（骆)和华阴①（杨)四地，他们 之间是否相聚过一堂尚且难说。所以卢照邻的出生日，可以尽量上移 30 年。 如此则在鄱阳公主废宅晤孙氏时，为年 30 多岁。与三杰中年龄相差最大的杨
炯也仅 45 岁，与沈周和文、唐之差相等。 也有人认为，孙氏寓鄱阳公主生前官邪是在上元元年（674 年)特赐的，
而早在 40 年前，就在这里会晤卢照邻，作何解释？其实道理很简单，“赐”
与“住”根本是两回事，《旧唐书》不云乎“有孙思逸处士居之”。“居之” 是寄寓，是谁都可以寄寓的，只要主人允许，不一定要“赐”，卢照邻不是 也寄寓了吗？所以是孙氏早就居住在此，上元元年，疾辞请归之际，唐高宗·李 治才明确地追赐于他。
再一个有力证明，孙氏在 76 岁之前，处在隋王朝时代，过他的隐居生涯，
主要是修道、炼丹、读书、行医，还书撰包括疏注《老子》、《庄子》②在内 的许多道家著作，都是这个时期里完成的。77 岁之后己步入唐朝，从此即活 跃于临床医务。且看《千金要方》中注明日期的医事活动，都在武德、贞观
（有时作正观)时代，只有一例为“开皇六年”（见《千金要方·肝脏·坚
疮积聚》)在隋朝。这又是提供了一个是梁·大同七年诞生而非隋·开皇元 年诞生的铁证。
《旧唐书》：“太宗即位，召诣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考太宗即位于
贞观元年（627 年)，当时孙氏为 86 岁，如其诞生于开皇元年，则仅仅四十 六岁，理应“容色甚少”而何“嗟”之有。《新唐书》：“大宗初，召诣京 师，年已老而听聪视瞭。”其当时为 46 岁的话，则怎能说“年已老而听聪视 瞭”？只有 86 岁的老者，才是应该耳不听聪而目不视瞭。
《旧唐书》：“初，魏征等受诏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有遗 漏，屡访之。思邈口以传授，有如目睹。”《新唐书》：“魏征等修齐、梁、
① 范阳，今河北省·涿县。
② 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
③ 义乌，今浙江省，义乌县。
① 华阴，今陕西省·华阴县。
② 庄子，即庄周，战国蒙人，曾为漆园吏。其所著之书也称《庄子》，唐代天宝元年，诏号其书为《南华 真经》，凡 33 篇，与《道德经》同列为道家经典。
陈、周、隋等五家史，屡咨所遗，其传最详。”考魏征（580—643 年)修的 是《隋书》，并非五代。参与共事撰写者还有颜师古（581—645 年)、孔颖 达（574—648 年)、许敬宗（592—672 年)??等人。考贞观三年（629 年) 魏征等奉诏修史，于当年开馆动笔，历八年而成书，至贞观十年（636 年) 完槁杀青。所以“屡访之”、“屡咨所遗”，当在贞观三年到八年间（629
—636 年)的事。如以贞观十年（636 年)而论，孙思逸当年 95 岁，魏征 56 岁、颜师古 55 岁、孔颖达 62 岁、许敬宗 44 岁。这样年龄的一付高水平写作 班子，对前朝的遗闻佚事而“屡访”“屡咨”一位 95 岁老人，是人情合理的。 如其开皇元年诞生，则此时孙氏年龄比许敬宗大 11 岁，与颜师古同龄，比魏 征反而小一岁，比孔颖达小七岁。如其咨询医学专业方面的尚有可能，而现 在这一批高水平的文史专业者向一个年纪比他小的医家咨询文史，似乎谁都 不敢相信的。
《千金要方》于永徽三年（652 年)脱槁完成，大家都有目共睹的。孙 氏很少谈到《伤寒杂病论》，即使引用几处“张仲景曰”，也不是真正是仲 景精神（后有详论)。第九、十两卷《伤寒论上、下》里仅有“江南诸师秘 仲景要方不传”11 个无实质性的字眼（见《千金要方·伤寒上·发汗吐下后》)。 有人提出两篇“伤寒”中不是有
桂枝汤、
麻黄汤、大
小青龙汤等方吗？其实 这许多方剂并非张仲景手订的，乃当时或前些时期在临床上的常用处方（详 后第七章·思想背景的总分析)。故李梴①在《医学入门》中直言“孙思邈， 著千金方三十卷，脉经一卷，独于
伤寒不及”。为什么？用孙氏自己的回答，在《千金翼方·取孔穴法》
篇中引李袭兴转述甄权②论医“甄权曰，‘??非有圣智，孰能辨之者乎’” 之后，接下去孙氏即谓“吾十有八而志学于医，今年过百岁，研综经文，推 研孔穴，所疑更多矣”。原来孙氏研究仲景学说，是在 100 岁以后才开始的， 此言出于《千金翼方》。可知在写成于永徽三年（652 年)的《千金要方》 后，也就是 110 岁之后。如其为开皇年诞生，则此时不过 71 岁，怎能自称“今 年过百岁”？退一步讲，生于开皇元年，则到永淳元年（682 年)恰巧也是 “今年过百岁”，但他 101 岁即羽化，如何有时间来研综经文？如何有时间 来撰写研综经文之后的《千金翼方》？《避暑录话》早就说得很清楚，谓： “思邈为千金前方，时已百余岁。因此妙尽古今方书之要，独伤寒未之尽， 似未尽通仲景之言，故不敢深论。后三十年，作千金翼，论伤寒者居半，盖 始得之。其用志精审不苟如此。”
最后，还是系铃人再作解铃人，再去乞灵于《旧唐书》：
??照邻留在其宅，时庭前有病梨树，照邻为赋，其序日，癸酉之岁，余卧疾长安光 德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郑阳公主邑司，昔公主未
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孙思邈处士居 之。??思邈自云，开皇辛酉岁生，至今年九十三矣。
考开皇中无辛酉，惟在它之前的梁·大同七年（541 年)和在它之后一 年的仁寿元年（601 年)。所以孙氏应生于梁·大同七年。
① 李梴，明·江右南丰人，字文清，号健斋，因病而致力于医。撰有《医学人门》9 卷。体裁仿刘纯的《医
经小学》，以韵语写成，加以注解，成书于 1575 年。
② 甄权（约 540—643 年)，唐代大名医，许州扶沟人。与弟甄立言，齐名于世。
在梁·大同七年时，中原有三国骄存，尚有孙氏出生之处的西魏文帝·元 宝炬·大统七年（后为北周)与东魏孝静帝·元善见·兴和二年。在卢照邻 面前很可能孙氏是说“文帝辛酉”，而纪史执笔者把西魏的文帝误为隋·杨 坚的文帝，所以未写“大统辛酉”而写“开皇辛酉”。那未当时三国并立， 孙氏为什么不言梁武帝或东魏孝静帝而独独言西魏文帝？理由也很简单，梁 建都于金陵①、东魏建都于邺②、西魏建都于长安，所以孙氏故乡属于西魏， 系西魏子民。而且长安与华原近在咫尺，孙氏心中当然只有西魏，也应该是 西魏。
孙氏既然诞生于西魏·大统辛酉，92 岁的那年适在唐·贞观七年（633 年)。孙氏之所谓“九十三”者，古人习惯上取用 虚龄计算的剪刀差。至于 该年岁次应为“癸已”而《旧唐书》书“癸酉”者，当然为“癸已”之误。 总之，孙氏诞生，以梁·大同七年，即西魏·大统七年（541 年)最为 合情入理，所以享年为 141 岁（虚龄 142 岁)。但不少学者，认为人生寿命，
不可能有这样的高龄逻寿。其实高出百岁以上者尽多哩。如：
《史记·老庄申韩列传》：“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两百余岁。”
《汉书·艺文志·注》：“魏文侯最为好古，??窦公年百八十岁。”
《后汉书·甘始东郭延年传》：“凡此数人，皆百余岁及二百岁也。”
《后汉书·冷寿光传》：“寿光年可百五六十岁。”
《后汉书·郡国志·注》：“荆州记曰，县北八里有菊水，其源旁悉芳 菊，水极甘馨，又中有三十家，不复穿井，即饮此水。上寿百二十，中寿百 余，七十者犹以为夭。”
《魏书·明帝纪·注》：“度辽
将军范明友鲜卑奴，年三百五十岁，言
语饮食如常人。”
《辽史·圣宗本纪》：“霸州民李在有，年百三十有三。赐束帛锦袍银 带，月给羊酒。”
除了正史之外，还有可靠的如：
《论衡》：“老子二百余岁，邵公百八十，??。” 唐诗人白居易九友中的李元爽，享年一百三十六岁。
《偃曝谈余》①：“赵文监，平凉人，言共家去崆峒山四十里，言山中王
道人者，河南人，年一百四十岁，发白返黑，齿落复生。”
《洞微志》②“太平兴国李守忠，为丞旨奉使南方，至琼③。道逢一翁， 自称杨震举，年八十一。邀守忠诣其所居，见其父，曰叔达，年一百二十二 岁。又见其祖，曰宋卿，年一百九十五。”
1982 年 8 月 8 日《参考消息》报道“一百五十岁老人达乌德逝世”。
1989 年 8 月 25 日南京《扬子晚报》转载《中国妇女报》谓：“一百五 十二岁的老寿星含笑而逝”，题下有“夏菊英，一千八百三十六年五月五日 生，今年六月十五日十时正，寿终内寝，享年一百五十三岁。”
就以《千金要方》来说，书中就有两位百岁以上的老人；其一“魏武与
① 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东郊、江宁县西部。
② 螂，今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西。
① 《偃曝谈余》12 卷，明·陈继儒撰。
② 《侗微志》6 卷，明·钱希白撰。
③ 琼，今海南岛。
皇甫隆令曰，闻卿年出百岁而体力不衰，耳目聪明，颜色和悦”。其二“道 人蒯京，已年一百七十八，而甚丁壮”（俱见《千金要方·养性·养性序》)。 还有一个有趣而无人注意的旁证，凡人言语写作，往往在无意中把自己 的内心毫无遮盖地反映出来，如穷啊、病啊、失意啊、含冤啊、丧失亲人啊?? 等等。那未再读《千金要方·七窍病上·目病》的“恣一时之浮意，为百年 之瘤疾”，以一般而论，寿都不及百年，那有病缠百年之理。《又》：“神 鞠丸，主明目，百岁可读注书方”，一般常人早就一如韩文正公的“年未四 十，而视茫茫”了。从以上两个“百年”、“百岁”来体会，作者定已百岁 以上的人了。况且孙氏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懂得修道养生者，享年 141 岁，事
在情理之中，毫无足怪。
四、小 结
以上种种，诞生于梁·大同七年（541 年)比隋·开皇元年（581 年)， 要合理得多。1982 年 12 月 30 日第 1841 期的《健康报》也是同意这个看法。 当然，细小的破绽，还是难免的。
所以笔者颇欣赏余嘉锡“思逸究生于何时？卢照邻且不敢质言之，后人 亦惟付之存疑，无庸考辨矣”（见《四库提要辨证》①)的主张。可是写这样 一部书，殿后的年谱是不可缺少的。为了订制年谱，则又不允许把这个问题 回避过去，因之不能不选择一个比较数据充分一些的说法来定框架，最低限 度也要精选一个自己认为最理想的时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