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韩金英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3c0930100dnuk.html
㈢、揭开病毒的真相：
在慧性理气科学中，在道医学领域，对疾病的认识比中医和西医深刻和全面得多。时疫的甲型H1N1
猪流感，萨斯SARS疫病，爱滋病，传染性肝火等等时疫流行疾病，并不是像智能科学所断言的，只是单纯的“病毒”致病。病毒，这一个体最小，结构最精细的微生物，其实是宇宙中最典型的既具有“有质有形”物理科学的特征，同时具有“有质无形”能量科学的特点。
在性慧理气科学的慧观中，人们发现物质全都具有能量转换性，而病毒由于命体结构最简单，从而在形与质，能量与物性的转换中，成为生物中的佼佼者。任何物质在气化形的变化中，都存在一些共性。这种情况的顺逆转化，可以归纳成八类变化机制。正气化元精，元精生正气；元精生善形，善形化元精；恶气化阴精，阴精生恶气；阴精生恶形，恶形化阴精。
在这八种变化机制中，病毒即具有人类的恶气能量场和天降的一种“亚”气能量，这两种天与地的恶气能量，可以促成病毒中精细而简单的命体结构发生迅速的改变，病毒在二种恶气能量的促成下能生成阴性精微能量，也是一种恶精能量，恶精能量能够促成病毒基因的重组或者变异，而出现恶精生恶形。病毒恶形又再释放出恶精而转化成疫气。病毒的恶形所释放的恶精，最容易被人体内在的恶精所接收，使人体内的精也发生相似改变而同化其质仍至其形。在传染病变过程中，是一种精与气同步作用的结果。这些特点在智能的微观科学中，已经大量发现其中的隐显共性特征，只是由于智能科学在观念上和理性上，还未能跨出极其重要的一步，未能找到这个结合点和共性区而已。恶气化恶精，恶气恶精共同生成病毒的恶形，这也就是各种病毒能够生成产生的根本原因。
病毒它的体内和身外，载有“恶”性能量的识别机制，能自动寻找“恶”的对应者，而产生生物作用，既破坏人体有质无形的气和精，同时也毁损人体有质有形生理组织器官。智能科学的医学，只是在试图治疗病毒生物有质有形的这一个侧面。并不是清除病毒本身还同时存的恶性精气能量。治其白，而不能治其黑，只是把握了太极模式的一半。
甲型病毒的外观呈球形，表面有许多柱状突起，活像一个水雷，直径约为0.0001毫米。看到智能科学对病毒的画像，也就自然想起黄老思想中的形名学说。中国的祖先中，承传着上一人纪光明文明科学的余绪，他们在道光德中修之身，而诞生了众多的大慧大智者，他们在慧性科学高度发达的这个人纪前期，是否也同样认识这种“水雷”呢？是否同样也替病毒画过肖像呢？回答是肯定的，甲骨文，作为一种慧性理气文化中的图画文理基因，其中就仍然保存着不少图画式的慧观图画素描形象。只是这些慧性文化的图画基因，逐步蜕变成了慧与智转换期的文理基因，最后仅演变成为智能文化的字形基因。我们祖先慧观的结果，在智能文明不断展开的过程中，被后代逐步忘记和失落，并且随意扭曲了本义而已。但是，人们如果通过“修之身，其德乃真”的长期实践，开慧启智，则仍然可以从甲骨文中逆向地寻回这些远古失落的慧性文明，从文理基因中找回祖先们慧性图画记录的真义，从而进入道德根文化的井泉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使慧与智同步运行。
早在3000年以前，中国的祖先们应用慧性理气科学的慧观方法，就已经发现了病毒的形态、作用、机理。并且象形表意地创造出图形符号精炼地表达出病毒的特点与特性。中国最早期的“亚”字和后来的“恶”字就是对它最准确的“图影画形”捉拿的结果，而且这个“亚”和“恶”字图形所表达和承载的信息，远比最代智能科学对病毒的认识全面深刻得多。是一种系统全息整体认识论，而不是智能的孤立论证。
从画示中可以看出，智能科学只是抓住了这个“恶”画像的四分之一部分，而将天的因素，地的因素，人类自己的因素，完全排除在外，只是孤立地研究病毒体本身。而严重忽视了天、地、人三才的整体因素。而中国祖先们却用一个恶字，就将天地人与病毒体的全部信息，完整地图画影形，辑拿归案。
《黄帝四经》中指出：“夫地有山有泽，有黑有白，有美有亚。地俗德以静，而天正名以作。静作相养，德虐相成。两若有名，相与则成。阴阳备物，化变乃生”。“以观无恒，善之法则，力黑视象，见黑则黑，见白则白。地之所德则善，天之所刑则亚。人视则镜：人静则静，人作则作”。在这两段话中，黄帝就是一种性慧与智能的能量和物理共论。他指出地球大地由山川河泽组成，这是有形有质的外像。在其中却还有智能不可见的能量黑境，它与智能可见的物理白境共存。外在显象的美和无形有质的恶，共同存在着。大地赐予万物之德的能量是静默无声而养育，但是天却依照德正形名的大道自然法则而不断调节。大地的静默供能和天宇的不断调节，共同养育着万物。地德能量的美善与天降其恶的残酷无情能量，相辅相成地共同制约和调节。这两者顺应大道规律并且具有名号，把握了其中的互补调节能量的机制，就能成就万物。天地阴阳完整地调控万物，万物的气化形与形化气的变化才生成。“天之所刑则恶”，即是十分明晰地告诉世人，天道是运用“亚”（恶)这种能量物质来调节人间的善恶平衡。老子也指出：“天之所恶，孰知其故”。天道如何运用亚（恶)的能量，来调节改变人类的恶行，应当了解其中的道理。
《庄子》中也同样指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修善心、行为善、言语善，不可能很快就开慧而了解生命真相中的名相。心恶、行恶、言恶，也不可能很快就遭到天道规律以恶来惩罚。把握着内察自己的经络而顺着、沿着气机循环内守，就能保全肉身，可以健全生命活力，可以有益于家庭，可以尽享天年。
古代的“亚”与“恶”通用，早期可能只用“亚”字表述天道无为而运地刑罚于人。因为“亚”只包含着天体、大地、病毒三类信息。而后来为了提醒和告诫人们，是人类的心智的丑行触发亚的生成，提醒人们重视修心，重德守善。才以“恶”字表达天道是以“亚”来救治人“心”。祸福无门，唯人自招。人不为恶，则不会聚集恶气而招来“亚”这类病毒和灾祸的降临。后来随着人们性慧的丧失，智能的增长，唯智而用，也就不知亚字是慧观下对病毒形态的准确描述。将古文化中慧性科学的图文基因演变成为智能的汉字基因，丢失了大量的慧性科学元素。图蜕变为字，而仅以恶字而用，表述天道以恶罚恶，以恶惩恶，达到平衡调节。将责任完全推向无为而无不为的天道，逐步丢弃对自己的反省自律。此时，人们已经不知道古圣“亚”和“恶”的本义了。在中国文化的几千年变化中，上古这类性慧理气科学的成果，在图文基因向字形基因的蜕变中，智能文明未能较好地保存性慧文明的成果，但是这种丢失的轨迹，道医研究者常常可以在甲骨文的研究中俯拾即是。
通过以上解析古代经典中的相关“亚”与“恶”的形名以后，我们不难看出，恶这种病毒，并不单纯是智能科学所掌握的那么简单。它的本质是天人合发于人类群体或社会的恶行而产生天道无为而运的“亚”生结果。人类的一切恶行都可能直接产生这类后果。现代西医学的研究也发现，
艾滋病、肝炎、萨斯SARS等流行病，恶病毒总是能够在本来健康的身体上自主的产生、发展。而被感染者很多都是并没有接触过感染源的人。这些现象同样验证着道医学在慧观中的许多发现，就是自然的法则。人类的任何疾病，都是患者在善和德的精神系统中，有所亏损和欠缺，能量之精气不足和不全，才是导致产生各种疾病的先导原因。恶病毒这个恶，与人类本身的恶行具有同频率性、同气相求相。它们首先破坏的是人们有质无形精气，其次才开始损伤患者机体的外壳和内在的实质。
恶这种病毒，就是大道无为而为，应人类自作孽而触发，用于清理人间邪气场和一切恶行的净化剂，是人间善恶、正邪气场的平衡调节器。人的心善行善言善，体内的善因子必然丰富，五德能量的充沛，必然正气内存，卫气外护。恶的病毒疫气既使接近身场，也会被正气所净化其中的疫毒，粉碎和清除其毒性，不使其产生作用力。人类虽然可以运用各种生物能量去抗御病毒恶气的伤害，但是人类从心灵和行为上的自我矫正，以德善心智和行为从根本上预防，才是正途。
易染疫毒者，必定首先在有质无形的能量气场上存在某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卫气薄弱，局部蹋陷，局部破损等等质元和物元上的不足。而且神的不足，在其中是极其关键的原因，神不足在心理上表现的是品格和素质差，焦虑恐惧不安，内部的五种情志活动容易产生而自损内气外耗卫气，或者急剧地起伏动荡。因而造成无形的偶然性捕获性传染。神不足而因为内阴活动明显，造成心理素质差的人，即使只是病人从他身边走过，或者只是双眼对视一下，通过身体能量场的交错沟通，眼中气机的传递都可能被传染。少数人还可能仅仅是一通电话，也能同频共振，击垮其内气的稳定和卫气的防护，使被感染的可能性升高。
人类社会、民族、群体的精神，需要用德与善的品格和能量充实，善可滋养后天的心智，德能够营养先天的心神。如果不重视精神品格以德善进行培养，不加强德善能量的主动摄入。人们的精神空虚必定生恶而恶行累累，这种恶的能量级超过了地球德能调节的许可浓度时，必定会冲破天之场而触发亚的下降，形成时疫的暴发。而且，从上面慧观全息展示的象意图示中，我们不难看出，在慧观下地上人类各种不同性质行恶作恶的能量场，在聚集到一定的量级时，全都可以触发中央的无形有质的传感器，传感器的启动也就是地球能量场与高维或者中维度空间“天”的链接建立和打开。从而产生各种不同的“亚”的结果，这些结果基本上分成五大类，成为人类智能文明不可抗拒而且疲于应付的局面。因此，人类的智能文明，必须尽早尽快地摆脱智能文明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全面建立与慧性文明的重构，才能使人类科学文明真正走上健康而正确的发展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