岐黄密室:追怀先父陈伯坛

陈坤华口述袁衍翠整理

读过伤寒论

陈伯坛的处方，左上角是代替签名的符号

麻痘炙言

   先父陈伯坛（1863－1938年)，字英畦，广东新会县外海乡人，是近代岭南著名的伤寒派医学家，列为广东近代四大名医之一。父亲去世已四十多年了，但他的医学成就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一　一代名医　学术成就卓著

　　父亲生于清同治二年，祖父见他禀赋独厚，聪颖过人，所以家境虽不富裕，也供他读书，一心希望儿子考取功名，也好光宗耀祖。父亲刻苦求学，通经史、精《周易》，光绪甲午科，考取广东第七名举人。后因祖父去世，有服在身，故没有赴京闱会考。不久，科举制度便废除了。

　　父亲不求仕进，而是专心致力于研究医学。早在青年时代，他在书院念书时，就自学中医。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时有一位同窗学友，每晚必读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这同学既不爱好医学，盲目遵从父命而背诵，故觉索然无味。父亲却向这同学借阅《伤寒论》，阅后，深为书中精辟的医学理论所吸引，爱不释手，叹为“天书”，激发了强烈的研究医学的欲望。自此以后，他废寝忘餐，钻研医学。当时书院内有一颗玉兰树，父亲经常在玉兰树旁苦苦思索，探求医学奥秘，在不知不觉中，顺手扯下枝叶，日子一长，玉兰树的茂盛枝叶竟被他折得零落殆尽。

   父亲立志学医，祖父见他态度坚决，也就不再争持了。他节衣缩食，购买医书，一时买不到的则四出求借转抄。他日夜攻读古典医学书籍，尤其专心致力于研究仲景的学说。他曾说：“余读仲景书几乎揽卷死活过去。”可见其好学深思，刻苦探求的精神。他就是这样，以顽强的毅力累月积年，自学成才，而渐登堂入室，终于成为一代名医。

   父亲的学术思想是继承了仲景的理论体系，他对《伤寒论》的研究，着重于三阴三阳相互的关系；对《金匮》的研究，着重于五行生克的规律，主张读《伤寒》应与《金匮》合璧而观，参照学习。他用“以经解经”〔注〕的方法研究仲景的学说。指出应从原著入手，而不要被注家杂说所束缚。尝谓“读仲景书，当从原文上探讨，勿以注家先入为主所囿。”他的著作以“读过”命题，意谓需将其从头读过。

   父亲既是临床家，又是理论家，不但医术高明，而且理论出众，他以儒入医，才思敏捷，能写能讲，所以他在广州行医期间，曾兼任陆军军医学堂总教习，主任中医。人们出于对他的推崇，尤其欣赏他的著作，不断请求他讲授医学，所以父亲到晚年，在香港设伯坛中医专校，他亲自讲课，以《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为教材，其学生多是已行医多年的中医。也有在医院任职的医生，还有西医学中医的。名医程祖培本是西医，由于仰慕父亲的大名，投其门下，在伯坛医校听课，后来以中医问世，有“程阔斧”之称。解放后，被请到广州中医学院任教。其后，父亲不少学生成为伤寒派的临床家，在省、港、澳一带颇有影响。

　　我于师范毕业后，在伯坛中医专校学医，父亲见我来听课，高兴地拈须微笑，并鼓励我要“青出于蓝胜于蓝。”他讲

　　注：“以经解经”就是用《内经》、《难经》等经典医籍的理论去领会阐发仲景学说的精神。课时，广征博引，剖析精微，又结合临床实践经验，深入浅出，十分动听。课余，我亦常随父亲诊病，见其临床辨症，凡历六载，无间风雨寒暑，自觉所学确有所获，且益知父亲的医术精湛，祖国医学之渊宏。我自行医以来，匆匆已四十余年，常于辨症决疑之际，反复研究父亲的著作，更感到父亲的学术堪以济世，而可惜其流布之不广。每念及此，为之慨然！作为女儿，未能很好地继承和发展父亲的医学，深为内疚。

　　父亲二十二岁即以医术问世，从事临床，其后著书、教学，经历凡五十余年。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他博览历代医书，返本穷源。最后专心致力于研究仲景的学说，对仲景所著《伤寒论》、《金匮》均有极深造诣，形成了独特的医学理论。他临症之余，苦心著述，经过多年呕心沥血，凡三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读过伤寒论》（一九二九年出版)、《读过金匮》及《麻痘蠡言》（一九三九年出版)，共计八十万言。他的著作以阐发仲景学说为主旨，由于父亲治学精勤，见识广博，故能阐幽探奥，融会贯通，自成一家之言。可惜的是，其雕版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广州被日寇所毁，为此我时常耿耿于怀，忧虑父亲的遗作湮没，使后人无从研究参考，屡欲重刊而未能实现。

　　解放后，毛主席号召重视中国医学的丰富遗产，卫生部李德全、贺诚、傅连暲部长，指示中西医药工作者应团结互助，协力发展中国医学，并且嘱父亲的学生，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彭泽民先生，出父亲所著《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重刊发行，以供世人研究。我既庆幸父亲的学术得以流传，尤其为中国医学灿烂发展之前途而欢欣鼓舞。

   父亲二十二岁开始在广州行医，医馆设在广州书坊街，后来医馆因马路扩建拆迁，加上当时广州社会治安混乱，父亲决意迁往香港。行医五十余年，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别具心得，形成了独特的临症风格。他的临床特点，以善用经方见长，故常有一剂投之，其病若失之妙。

　　父亲行医不久，医名渐起。有两广总督谭制军患外感，缠绵一月不愈，谭的友人推荐父亲为之诊治，并叮嘱父亲说：“谭曾经服过三分桂枝便流鼻血了，你切切不可用桂枝。”及至父亲到诊，时值初夏季节，谭却穿着棉衣，汗则涔涔出而不自觉。切脉浮弱，父亲诊断为伤寒桂枝汤症，于是大胆处方以桂枝汤原方、主药桂枝重用九钱，在场的人都认为谭必不敢服此九钱桂枝的重剂，于是父亲当即写脉论，根据经旨，洋洋千言，谭看完脉论，甚为信服，并说：“此公下笔千言，定有真知灼见。”于是煎服此剂一饮而尽，次日全愈。

　　男子吴君，四十多岁，睡至半夜，忽然昏迷不知人事，经一、二小时后才渐渐苏醒，如是者屡次发作，四处求医，却日渐加重，后请父亲治疗，切脉弦大，父亲说：“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为罢极之本，魂之居也。睡时发动，乃肝不藏魂。”于是处方吴茱萸汤，服十剂便痊愈了。

　　政界名流唐绍仪的外侄孙陈国创，得两足强直病，多日卧床不起。父亲经过详细诊察，发现患者是病以外尚有阵发性头痛、失眠、食不下，数日未解大便，小便短少。父亲指出：“诸暴强直皆属于风，伸而不屈者病在骨，风寒湿三气之邪稽留两足，是不容怀疑的了；其头痛可见元首诸阳受邪；食不下失眠，由于胃不和则卧不安。”此症该从何处入手？父亲抓住主要矛盾，以通利二便为先着，于是处方重剂四逆散加云苓，并嘱咐患者吃热粥取汗，还断言：“此病可治，明日将有转机。”果然，服药后小便通利清长，并解大便一次，遍身微似有汗，两膝亦能屈伸，而且能吃又能睡，第二天，再进前方去云苓，病情继续好转，第三天用括蒌桂枝汤，并说：“得喷嚏者解。”次晨，病者一连打五个喷嚏，顿觉头脑清爽，精神康复。父亲再处方甘草附子汤，甘草干姜汤便痊愈了。唐绍仪为此事特地撰文登报，文章的标题是：《恭颂陈伯坛先生以经方愈病之神速》。

   郭某之妹，怀孕七个月，患发热咳喘，由于误治症变，乳房水肿，腹部膨隆却减少，气喘、面赤、发热、大汗不止，手足厥冷，目斜视，危在顷刻。急请父亲前往诊视，切脉沉微，父亲诊断为胎气引水上逆，指出急则治其标，先回阳止汗为急务，及收胎气上逆之水。果断地借用真武汤治疗，一剂好转，热退汗止手足温，乳房水肿略消，再服第二剂，气顺，乳房水肿全消，精神恢复，很快便痊愈了。两个月后，生下一男孩，颇雄壮，母子平安。

　　以上仅举数例，以见一斑。

　　由于父亲医术高明，疗效显著，不少疑难重症，经他施治，多有转危为安，元气很快得到恢复，所以医名远播，为社会群众所推崇。省港澳报纸亦经常有报道父亲的消息，记得他从广州迁往香港时，到港的第二天，新闻界即以头版新闻报道。

　　父亲擅用大剂，故人们又称他为“陈大剂”，甚至误传他开的中药要用牛头煲来煎煮（即广东人煲粥的大型粥煲)，这是讹传，事实上他的处方味数不多，药简效专，对加减掌握十分严谨，方剂分量，应重则重，应轻则轻。有些病症，由于他判断精确，故重剂投之，取效神速。例如有一妇人，年四十岁，一日呕吐十余次，父亲以重剂山半夏加苓汤，一剂而愈。（处方：生姜二两、法半夏两半、云茯苓三两)药仅三味，合起来也不大包，只是各味的剂量大而矣。又有一男子陈某，体胖，面红如醉，患头眩心悸多年，以前为他治病的医生，都误认为是实热症，处方以凉药，服后病情加重，后请父亲治疗，父亲指出：此乃真寒假热，诊断为寒水泛滥，用重剂真武汤很快便痊愈了。

　　又例如他使用小柴胡汤，由于功夫到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小柴胡汤中的主药柴胡重用八钱（成人量)，这就大大超出一般的医生用量，故此药店曾经不敢配药，后来父亲就在处方的左上角写一特殊符号代替签名，药店见符号，知道是“陈大剂”的处方，就不再怀疑，大胆配药了，父亲书写的处方，字体流丽，是一幅好书法，直到今天，每当我翻看父亲昔日的亲笔处方，在赞叹他高明医术的同时又欣赏他的书法（见插图)。

　　父亲的名声越来越大，经常参加中西医的会诊，不少西医感到束手无策的病人，父亲几剂中药便救治过来。有些病人，父亲判断为不治之症，必死无疑，结果又应验了。大量的病例在三十年代的香港，成了医学界的传奇，连当时港英卫生当局也深深钦佩他的医术，派人用其处方，执了很多包中药，进行化验研究，可惜的是，受当时水平所限，未能化验出结果。后来，港英卫生局向父亲要相片，说是寄到伦敦去，要宣传中国有一位了不起的中医师。

   父亲由于名气大，慕名前来求诊的病人很多，他全心全意对待病人，不论贫富贵贱，他都一样认真地进行诊断治疗。在广州行医时，医馆没有规定诊金，当父亲知道一些病人经济困难，封钱很少时也毫不介意。他为了方便危重的病人，每天下午都出诊，当时一般轿子都是两名轿夫，最多三名，而父亲为了急病人之急，宁愿多付工钱，雇请四名轿夫，那时候，我经常听见轿夫喝路之声：“唏呵、唏呵……”好象现在急救车的铃声，要求出诊的病人不少，我们经常等候他回来吃饭，有时等到很晚，甚至等到二、三更。

　　曾有一友人，筹办药局，欲借“陈伯坛”的大名，以招徕生意，愿给回一份红股，送一部小汽车，但父亲拒绝了。他说：“我行医以济世活人为宗旨，拿我作招牌做生意，断断使不得。”

　　父亲虽然是清朝的举人，但并不守旧，思想开明。记得我十五岁时看小说《红楼梦》，父亲知道后对我说：“好书！应该看，读书人的案头应该有一套《红楼梦》。”他宽宏大量，很有修养，我几十年都未见过他发火骂人。对我母亲体贴入微，每逢翻风下雨，他总是叮嘱母亲加衣，从未反脸粗言责骂一句。对我爱如掌上明珠，从不打骂。有一次，我着实太调皮，他只用纸条打我几下。对佣人态度温和宽容。有一次，两个佣人口角，误将湿淋淋的抹桌布摔在他的面上，他也不发怒，一笑置之。

　　父亲一生不务名利，不重钱财。他虽然是鼎鼎大名的医生，入息可观，但为人慷慨，故无积蓄，不置田产。家族中的孤儿寡妇，他都照顾，亲朋中因经济困难而求助于他的，父亲都慷慨解囊相助。我有两个姑母，大姑姑的夫家待她不好，小姑姑的丈夫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夫妻不和，他们都回到哥哥家居住。我的三婶青年守寡、带着两个女儿，其生活费也是父亲长期供给的。每逢年关，就有亲戚向父亲求借，父亲有时亦会周转不过来，他宁可向别人借贷，准备一笔钱，以免求借的亲友失望。

　　他为人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有一同乡操着乡音称他二叔公，要求借钱，父亲说：“我排行最大，并不是二叔公，我与你不熟悉，但你有困难，也可以帮助你的。”有位亲戚因经济拮据，愿把田产卖给父亲，父亲说：“你急需的钱，我给你，但田不可卖，田契暂时代你保管，以免你贱卖与他人。”日后这位亲戚每提起此事，都不禁热泪盈眶，称赞父亲的为人。

　　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九日，父亲不幸在香港病逝，终年七十五岁。在弥留之际，他还记挂着一个重病人，他断断续续地说：“唉！这个病人，我可以医好的，可惜我不能继续为他治疗了……”。医务界失去了一位成就卓著的名医，我失去了慈爱的父亲和老师。为纪念他的功绩，各界人士联合在香港孔圣会礼堂，隆重举行追悼会，出殡时沿途不少路祭，以表哀思。
－－－－－－－－－－－真心敬佩老中医的人品、医德和艺术！
－－－－－－－－－－－看到一个好父亲好医生一生写照。
看别人的生平，反思自己。。。
－－－－－－－－－－－我发现书店有陈的书卖,内容是"读过伤寒论,读过金匮",但有康熙字典那么厚,要八十多元,不知该不该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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